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已，止也。即下文“明之不如其已”之已。大顺即太甚之意，言应做之事做得太过分，应节止之事，亦节止得太过分。顺、甚音近可通也。）。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俞樾《诸子平议》曰：名山当作名川。），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人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博按：“不与先王同”，当连下“毁古之礼乐”读，所以证墨子之“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者也。盖墨子之意，主于节用，生当先王礼明乐备之后，而“毁古之礼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此其所以“不与先王同”，岂非所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者耶？此《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之指也。“先王”，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后世”则专指周而言。《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正所谓“靡于万物”，“晖于数度”之世。《说文·日部》：“晖，光也。”《太玄经·视·次五》：“厥德晖如。”注：“晖如，文德之貌也。”墨子之嫉文德与老子同，而微有异者，盖老子欲反周之文以跻之“古始”之“朴”（《老子》第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而墨子则矫周之文胜而用夏之质。《淮南子·要略训》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庄子之称墨子曰：“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与淮南之说同。而儒者荀子则著《富国》篇以非墨子之节用，著《礼论》篇以斥墨子之短丧，著《乐论》篇以贬墨子之非乐，而最其指于《解蔽》篇，一言以蔽之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皆指此篇所称“墨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毁古之礼乐”而言。至荀子《天论》篇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其非墨子之见于《非十二子》篇者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此墨子《尚同》之指，而此篇所云“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者也。“不异”，即荀子所谓“有见于齐”；而“不异”之“异”，即荀子《非十二子》篇“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之“异”。惟荀子所谓“僈差等”者，承“上功用大俭约”而言，犹是《节用》、《节葬》之指。而庄生所云“不异”者，承“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而言，乃是《兼爱》、《非攻》之义。然则庄生云“不异”，荀子曰“僈差等”，谓墨子之“有见于齐”同；而庄以议墨之兼爱，荀以非墨之节用，所以谓墨子之“有见于齐”者则异。墨子之道多端，其书七十一篇，著有[2]《汉书·艺文志》，今存者五十三篇。《鲁问》篇：墨子之语魏越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今《墨子》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而要其归，不外《节用》、《兼爱》。其余诸端，皆由《节用》、《兼爱》推衍而出。如《节葬》、《非乐》诸义，由《节用》而出者也；《上同》、《上贤》、《非攻》诸义，皆由《兼爱》而出者也。《汉书·艺文志》论墨家者流，于胪举诸端之后，而卒之曰：“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亦要其归于节用、兼爱二者。而节用尤为墨道之第一义，一则俭于自为，乃能丰于及物，二则兼爱者不暇自爱，不暇自爱则亦不侈于自奉。此荀子所由专非其节用。庄生虽并称兼爱，而特侧重于节用。所谓开宗明义，特揭其出古之道术，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者也。然而论之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则是内不能达情遂命以通于“圣”也。又曰：“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则是外不能与物俱往以跻于“王”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此则墨子之大蔽也。墨子行事不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后附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禽滑厘，墨子弟子，见《墨子·公输》篇。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郭庆藩《庄子集释》曰：倍谲，背之借，外向之名。庄子盖喻各泥一见，二人相背耳。），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觭字不见他书，疑为畸之异文，实即奇字。《说文》云：奇，不偶也。），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博按：《韩非子·显学》篇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是即此篇所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也。而“俱诵《墨经》”之“《墨经》”有二说：一谓“《墨经》”指《墨子》书卷一之《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而言。黄震《日抄读诸子》曰：“墨子之书凡二：其后以‘论’称者多衍复，其前以‘经’称者善文法。”钱曾《读书敏求记》[3]曰：“潜溪《诸子辩》云：‘《墨子》三卷：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予藏弘治己未旧抄本，卷篇之数，恰与其言合。”毕沅《墨子注叙》曰：“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仅见此本，有乐台注，见郑樵《通志·艺文略》，今亡。”世所传十五卷本不分题经、论而三卷本上卷七篇，必于目下题经，故号曰经。此相传之古说也。一谓“《墨经》”乃指《墨子》书之《经·经说》而言。孙诒让《墨子闲诂》谓：“《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近儒梁启超、胡适皆宗焉。此挽出之新说也。自博观之，当以古说为可信。按《管子》书有《经言》九篇；《韩非子·内储说上》有“经”七篇，《内储说下》有“经”七篇，《外储说右上》有“经”三篇，《外储说右》有“经”五篇，皆以“经”冠诸篇之首，则《墨子》书之“经”亦应冠于篇首。而《经·经说》，其篇次列第四十至第四十三，如真以为《墨经》，不应后其所先，轻重倒置若此。一也。且题曰“经”者，必全书之大经大法。而《墨子》书之大经大法，不过《天志》、《尚贤》、《兼爱》、《节用》、《非乐》荦荦数大端，而此荦荦数大端，皆于卷之一七篇中发其指（张采田《史微原墨》），斯足以揭全书之纲，题之曰《经》而无愧。至《经·经说》不过“辩言正辞”而已，小辩破道，奚当于大经大法。二也。故曰：“《墨经》者，乃指《墨子》书卷之一《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而言。”曰“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者，谓相里勤、邓陵之徒，虽俱诵《墨经》，然背谲所言，有乖于墨子之大经大法，故曰“而”，“而”者，辞之反也。“相谓别墨”云者，谓人以别墨相谓，若曰“墨家之别派”云尔，不以正宗予之也。曷为不以正宗予之？以其背谲所言，相訾以“坚白同异之辩”，相应以“觭偶不仵之辞”，与《墨经》称说不同也。故不以正宗予之，而相谓曰“别墨”也。然相里勤、邓陵之徒，则不以“别墨”自居，而欲得为巨子，辩其所是以为天下宗主，而篡墨家之统焉！墨家号其道理成者为巨子，若儒家之硕儒。巨子为墨家之所宗，如儒者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也。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博按：庄生之道，在贵身任生，以无为而治，而见墨者之教，劳形勤生，以自苦为极，“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行拂乱其所为而已矣。故曰“乱之上也”。郭象注：“乱莫大于逆物而伤性也。”使用墨者之教而获有治焉？终以“逆物伤性”而不得跻无为之上治也。故曰“治之下也”。然其用心笃厚，利天下为之，“虽枯槁不舍也”。“将求之不得也”，岂非“真天下之好”也哉！好，读“许皓切”，如《诗·遵大路》“不寁好也”、《国语·晋语》“不可谓好”之“好”，美也，善也。墨翟“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其权略足以持危应变，而所学该综道艺，洞究象数之微，此庄生所以甚非其行而卒是其意，称之曰“天下之好”，媵之以“才士”之目也。故非禽滑厘之徒，所可等量齐观矣。
右论墨翟、禽滑厘。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章炳麟《庄子解》曰：苟者，苟之误。《说文》言苛之字止句，是汉时俗书，苛苟相乱。下言苛察，一本作苟，亦其例也。），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聏字不见他书。郭嵩焘据《庄子阙误》引作胹，训为烂也，熟也，软也。大概当是宋钘、尹文用软熟和合欢喜的教义，以调节海内人的情欲。“请欲”当读为“情欲”，即下文情欲寡浅之情欲也。“请”读为“情”，《墨子》书中甚多，情、请二字古通用甚明。宋钘、尹文即以此种情欲为学说基础，故曰“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章炳麟《庄子解故》曰：图当为啚之误，啚即鄙陋鄙夷之本字，啚傲犹言鄙夷耳。）！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博按：宋钘、尹文，盖墨者之支与流裔。而庄生所以明其所自出“古之道术”，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即墨子“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之意。“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即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之指。此宋钘、尹文之所为与墨同。然“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不恤牺牲自我以利天下者也。至宋钘、尹文之所为白心，则以“我”亦天下之一民，苟“天下之安宁”，不能“人”足养而遗外“我”也，愿“毕足”焉。此宋钘、尹文之所与墨子异。盖一则舍己徇人，一则人我毕足也。今观宋钘、尹文之“上说下教”，不外两事，曰：“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而“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盖非“别宥”，不知“见侮”之“不辱”；不知“见侮”之“不辱”，则不能以“禁攻寝兵”。非“别宥”，不明“为人”之“自为”；不明“为人”之“自为”，则不能以“寡浅情欲”。此实宋钘、尹文之第一义谛也。按“别宥”之说，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去宥》之章，其言曰：“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而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勿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墨，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耶。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毕沅谓“宥疑与囿同”。“囿”有“域之”之义。（《诗·灵台》“王在灵囿”传：囿，所以域养鸟兽也。《国语·楚语》“王在灵囿”注：囿，域也。）而“别囿”云者，盖别白其囿我者而不蔽于私之意。“伐梧”者疑言邻父，“攫金”者不见人操，大抵迕于接物者，罔不有囿于私利之见者存。惟“别宥”，而后知“尚同”、“兼爱”，万物交利，我亦不遗焉。故曰“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也。《尸子·广泽》篇云：“料子贵别宥。”料子行事，无闻，傥宋钘、尹文之徒耶？吾观宋钘、尹文，惟“别宥”，而后“为人”无患于“太多”，“自为”不嫌其“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惟“别宥”，而后“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盖所明而“无益于天下”，则所见者小而遗者大，宥之未能别，可知也。故曰“明之不如已”。《庄子·逍遥游》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非无所明也，然而所见者限于一官一隅之细，郭象注：“亦犹鸟之自得于一方。”此亦有所“宥”也。故“宋荣子犹然笑之”，笑其见小而遗大也。宋荣子即宋钘。《韩非子·显学》篇曰：“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与此称宋钘“见侮不辱”同。“见侮不辱”，亦“别宥”之明效大验也。惟“别宥”，而后内则“情欲寡浅”，外则“禁攻寝兵”。“以禁攻寝兵为外”，同于墨子之“非攻”；“以情欲寡浅为内”，本诸墨子之“节用”，宋钘、尹文“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此宋钘、尹文所以为墨者之支与流裔也。然而有不同者，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宋钘、尹文“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盖墨子救世而极以自苦；宋钘尹文养人而不忘足我，故以“我必得活”，“图傲乎救世之士”也。“救世之士”，即指墨者之徒而言。墨者之徒，“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故命之曰“救世之士”。所以图傲之者何？曰：“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我必得活”，不如墨者之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此所为相图傲也！然则宋钘、尹文者，傥有合于“内圣外王之道”者耶？曰：“不然。‘外王’而未能大通。‘内圣’而未臻释然。”何以言其然？观于宋钘、尹文，“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此宋钘、尹文之愿欲为“外王”也。然而“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上下见厌而强见”，则是未能任万物之自往也。曰：“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救世”而不外遗“我”，以视墨翟之“大觳”，“使人忧愁”，“以自苦为极”，差为“达情”而“遂命”者，然而“以情欲寡浅为内”，则是纯任自然之未能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由于宋钘、尹文之欲为“外王”而未能大通，欲为“内圣”而未臻释然也。此则宋钘、尹文之蔽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宋钘与墨翟同称，盖亦以为墨者之支与流裔也。宋钘著书不传，其遗说略可考见于《孟子》、《荀子》书者，亦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两义而已。《孟子·告子下》载“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说，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此“禁攻寝兵”之说也。由国家言之，则曰“禁攻寝兵”，由私人而言，则曰“见侮不辱”。《荀子·正论》篇曰：“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又曰：“子宋子曰：‘见侮不辱。’”此“见侮不辱”之教也。一言以蔽之，曰“非斗”而已！至《荀子·天论》篇曰：“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正论》篇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解蔽》篇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此言宋钘之“情欲寡浅”也。《荀子·正论》篇又曰：“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此言宋钘之“上说下教”也。《汉书·艺文志》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注曰：“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师古曰：‘刘向云：与宋钘俱游稷下。’”而世所传《尹文子》书，析题《大道上篇》、《大道下篇》，大指陈论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其言出入黄老申韩之间，与庄生所称不类，疑非其真也！其行事不可考见。《汉书·艺文志》又有《宋子》十八篇，在小说家。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或以为即宋钘书。然吾观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而宋钘“上说下教”“为人太多”，何黄老意之有！而曰“其言黄老意”者；岂以“见侮不辱”，同于道者之“卑弱以自持”，而“情欲寡浅”，亦类道者之“清虚以自守”耶？
右论宋钘、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