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制度本来是人民自有的活动，人民自治的胚胎，到了王阳明吕新吾手里，渐渐变成吏治的工具，到了顺治康熙各帝手里，便成为御用的工具了。乡约制度由名臣出来提倡，贤主出来告谕，自然是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然而乡约制度的实质渐就剥夺，乡约制度的精神渐就消沉，结果提倡愈力，敷衍愈甚，完全成为纸上的空谈。王阳明吕新吾他们虽然是封疆大吏，然而和人民中间只隔守令一层，隔阂尚少，施行亦易。皇帝和人民的中间，正不知有多少层的门户，人民固然无由上达圣听，皇帝也无从下察民隐，一纸告谕，又有什么效力。这和中国普通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的论调，似乎有一点不对，因为上面虽然极力提倡，下面总不实力奉行。不过这并不是说有清一代的封疆大吏，地方守令，没有一个提倡乡约的，《清史》列传的循吏传里面，提倡乡约的官吏，数目颇为不少，列传未载的事实，或是循吏以外的官绅，也许有提倡乡约的。譬如以理学而兼名将的罗罗山（名泽南）先生，便提倡过乡约，罗山的弟子王璞山，也是一位秀才将军——儒将，也曾提倡过乡约，可惜勋名盖世的曾左胡诸人，只知提倡团练，而不提倡乡约，未免乡约含冤，为乡治短气。这个自然也难深怪他们，他们出世在洪杨称雄以后，养生救死之不暇，礼义教化自然又谈不到了。
明末乡约虽然由名臣主持，朝廷提倡，然而乡约和其他保甲、社仓、社学的关系日益亲密，虽未产生整个的乡治系统，至少已有整个的乡治理论。假使满清不能侵入关中，张李不能横行天下，少假时日，整个乡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础，成为中国民治张本，谁知将要开放的花芽，遇着疾风暴雨；一阵二阵便扫荡无余，真是乡治的不幸，中国的不幸。顺治康熙的提倡乡约，一方面固然是距离太远，不易达到下层的民众，一方面又是单独提倡，破坏整个的乡治组织。清代的君主虽然是异族，然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提倡，中国制度的推行，其努力或远过其他朝代的君主。他们对于乡约是如此，对于保甲是如此，对于社仓，社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是不提倡，而是提倡不得其法，提倡不得其法，则提倡愈甚，效果愈少，弊端愈多，结果成为乡约的致命伤。我们在上一章里面，已经屡次提到，乡村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乡治是一种整个的事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不中用的。我们要有乡约，一定也要有保甲、社仓、社学，我们要有保甲，一定也要有乡约、社仓、社学……因为乡约代表精神的一面，保甲、社仓、社学代表事功的三面，所谓一纲三目，一虚三实，互为因果，互相关连，决不能单独成功的。清代对于乡治的提倡，就是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提倡，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有主管，不生关系，又怎么能有完美的效果呢！
关于保甲、社仓、社学普通的情形，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略为叙述一点，关于保甲、社仓、社学的详细情形，因为他们同乡约分门各户，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自然也不便多说了。保甲在户部有户部则例，在刑部有《刑部条例》，《户部则例》注意在组织方面，积极方面，《刑部条例》注意在刑罚方面，消极方面。按照《户部则例》，除了“王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第宅”，各会自行查察外，其他一切人户，都要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的组织起来。按照《刑部条例》，失察如何处罚，隐匿如何处罚，豪横借名武断如何处罚，官吏苟且敷衍如何处罚，都是保甲自身的问题，并且多半是纸上空谈，无俾实际。乡约和保甲的关系，只有《刑部条例》后面附带的乡约律，“凡各处人民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问吏卒，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革退，当该官吏笞四十，若受财枉法，从重论”。社仓义仓的设立，也是由户部管辖，皇帝提倡，康熙年间只设本乡，由本乡富民捐助米谷，由本乡诚实之人经营，后来到了雍正二年，才令每社设正副社长。清代各朝对于社仓提倡不减乡约，捐助少的给予花红，多的给予匾额，最多的给予八品顶戴，所以各省成绩倒还不错，譬如乾隆四十年的时候，山西社义两仓本谷达四十八万八千五百余石，息谷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余石，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江西社仓本谷达四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一石零，息谷达卅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六石零，便可想见一斑。《大清会典》事例卷不过乡约是乡约，社仓是社仓，约正副是约正副，社正副是社正副，一点关系也找不出来。社学的设立，虽然远在顺治九年，社学的提倡，也有相当努力，不过除了宣读圣谕广训以外，和各地的乡约，也是不大发生关系。总而言之，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提倡，是以单行圣谕，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主管，又在不同各部，无怪乎乡治系统破碎支离，乡村工作因循敷衍，永久没有进步的希望。
清初乡约的采用，远在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那时清世祖入关不久，戎马仓忙，居然能顾虑到这个缓不济急的乡约，自然是可以赞美的。其实顺治的乡约，并没有什么组织，什么仪式，只将“钦定六谕卧碑文，颁行八旗直隶各省”。既云“钦定六谕卧碑文”，自然应当是清世祖所钦定，清世祖的圣谕，大约天下后世的人士，那样揣想的一定不在少数。不过我们仔细考查六谕碑文，“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和明太祖的圣训六谕一毫不差，我们才了解清初的乡约制度，完全是抄袭明末的成规，连钦定圣谕都弄不出一套新的来。顺治十六年（公历一六五九年）的告谕，才提到约正副的选举，“应会合乡人，公举六十以上，业经告给衣顶，行履无过，德业素著之生员统摄，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以上之平民统摄”，“不应以土豪仆隶奸胥蠹役充数”。乡约的办法，也只有“每遇朔望，申明诫谕，并旌别善恶实行，登记簿册，使之共相鼓舞”，不过十六年的告谕，有“从前履行申饬”字样，是乡约办法的实行，已在顺治十六年以前，顺治十六年的告谕，不过三令五申的公事而已。清代乡约制度最初的采用，应该在顺治九年以后，顺治十六年以前的一个中间时候，因为顺治九年只颁六谕碑文，顺治十六年已经屡次申饬，所以我们可以那样暂为决定。
这种抄袭的圣谕，自从顺治九年到顺治十六年，又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九年（公历一六七〇年），都是继续应用，一直到了康熙九年，才产生一个新的圣谕。康熙九年的圣谕，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告，什么“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实，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懋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并没有提到乡约，也并且没有圣谕若干条，去代替明太祖的六谕。不过康熙九年的圣谕，里面包含有下列十六条：
1.敦孝弟以重人伦
2.笃宗族以昭雍穆
3.和乡党以息争讼
4.重农桑以足衣食
5.尚节俭以惜财用
6.隆学校以端士习
7.黜异端以崇正学
8.讲律法以儆愚顽
9.明礼让以厚风俗
10.务本业以厚民志
11.训子弟以禁非为
12.息诬告以全良善
13.诫窝逃以免株连
14.完钱粮以省催科
15.联保甲以弭盗贼
16.解雠忿以重身命
至于“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官督率举行”，清世祖也没有主意，只教礼部“详察典制，定议具奏”。礼部的定议，是将康熙九年特颁上谕，“通行八旗包衣佐领，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也并没有提到乡约的宣讲，并没有提到从前的六谕。一直到了康熙十八年，浙江巡抚某某将上谕十六条衍说，辑为直解，缮册呈进。这个直解又经礼部通行直省督抚，照依奏进乡约全书刊刻各款，分拨府州县乡村，永远遵行，才和明太祖的六谕，同为乡约宣讲的底本。可惜我们没有找着浙江所进的直解，也没有找着当时的乡约全书，不知道他们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
康熙九年的圣谕，并不是专为乡约立法，更不是代替从前六谕，我们从康熙五十二年（公历一七一三年）的圣谕，便可看得十分清楚。康熙五十二年的圣谕。“谕直省老人，帝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事贤为首务，今日之会，特出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薄矣。尔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井，各晓谕邻里，须先孝弟，傥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也……”和康熙九年的圣谕相差不多，也曾通令各直省府州县及各土司地方，照例于每月朔望，同上谕十六条，通行讲解。这两个上谕的差别，一个有具体主张十六条，一个有基本原理先孝弟，不过在乡约里面的地位完全是一样的。一直到了雍正二年，清世宗御制圣谕广训万言，把康熙九年的十六条大加粉饰，这个十六条就永远成为乡约宣讲的正本，吕氏四条固然很少有人知道，洪武六谕也很少有人实用了。不过洪武六谕曾经清世祖的提倡，并且有人以为是清世祖自己钦定的圣谕，所以虽然为康熙十六谕所压倒，然而不敢公然取消，并且还有人继续应用。我们讨论洪武六谕的时候，曾经提到同治十一年出版的《宣讲拾遗》，那时距康熙十六条的颁行，已经有二百〇二年，还有人在那里应用洪武六训，可见洪武六训的势力，虽然不敌康熙十六谕，然而还是继续存在着。
《宣讲拾遗》是一部解释而兼例证的书，根本原理在蒋序中颇为说得妥当。蒋序以为“古来宣扬圣教，讲解经文，莫非令人达其词，通其义，体其理，察其情，可法者法，可戒者戒也”。这就是现代的宣讲，不过宣讲的经文，词句艰深，一班平民不容易了解，宣讲的地方，礼法森严，一班平民不容易参加。不如采用前人的故事，衍成乡里的俗说，“一宣而人皆乐闻，不讲而人亦必晓，不拘乎地，不择乎人，不限以时，不滞以礼，宣之而如歌词曲，讲之而如道家常”，比起正式的宣讲，恐怕还有效果一点。按照这个理论，似乎从前的集会读约，紧密的礼仪，高尚的约文，都有一点错误。其实也不尽然，因为精神的感化，有间接直接两种，直接方法为正式的感化，间接方法为非正式的感化。基督教的礼拜祈祷讲道，纪念周的静默遗嘱报告，以及乡约的集会行礼读约讲谕，都是直接的感化，正式的感化。吕新吾的小儿语，宗约歌，《宣讲拾遗》的故事，圣谕像解的图画，都是间接的感化，非正式的感化。他们两个各有优点，各有地位，不能硬说直接感化绝对的好，也不能说间接感化绝对的好。至于作者本人的理论，反倒十分平常。他赞成当时已有的《宣讲集要》一书，足以劝善而惩恶，不过为更新听闻，他又拿六谕作根据，另编这本《宣讲拾遗》，并不想和集要比美，尤不敢和集要竞争。他的序文里面，很称赞康熙十六条，他的规则里面，也引用康熙十六条，他又援引礼部所颁康熙上谕，然而他的本文里面，完全是应用洪武六谕，而不是应用康熙十六条。大约是因为当时已有解释十六谕的集要，他又以洪武六谕为“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所以才用洪武六谕而不用康熙十六条。
其实宣讲圣谕的规则里面，不单有“世祖章皇帝圣谕六训”，“圣祖仁皇帝圣谕广训十六条”，还有“文昌帝君蕉窗十则”“武圣帝君十二戒规”“孚佑帝君家规十则”“灶王府君训男子六戒”“灶王府君训女子六戒”“灶王府君新谕十条”“宣讲坛规十条”。虽然每种规条的内容，无非是孝弟忠信，每种规条的目的，无非是劝善规恶，然而已经从礼俗设教的乡约，渐次变成神道设教的宣讲，这个《宣讲拾遗》便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代表。我们现在先将各种规条的内容，引在下面，以便和洪武六谕，康熙十六条比较，然后再讨论宣讲拾遗的内容：
文昌帝君蕉窗十则
一 戒淫行 二 戒意恶 三 戒口过
四 戒旷功 五 戒废字 六 敦人伦
七 净心地 八 立人品 九 慎交游
十 广教化
武圣帝君十二戒规
一 戒不孝父母，轻慢先灵者同罪。
二 戒侮慢兄弟，兄不友爱弟者同罪。
三 戒道人过失，自饰己过者同罪。
四 戒好勇斗狠，包匿险心，深藏不露者同罪。
五 戒骄傲满假，固吝良言，不开愚昧者同罪。
六 戒污秽灶君，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
七 戒嫖，房欲过度，及造淫词者同罪。
八 戒赌，游手好闲，及作无益事者同罪。
九 戒打胎溺女，溺爱子女不教者同罪。
十 戒食牛犬鳅鳝等肉，并好食山禽水族洋烟者同罪。
十一 戒秽溺字纸，谤圣贤，假刀笔者同罪。
十二 戒唆人争讼，自好讼者同罪。
孚佑帝君家规十则
一 重家长 二 整礼仪 三 理家规
四 勤执业 五 节费用 六 立内正
七 教新妇 八 端蒙养 九 睦宗族
十 正己身
灶王府君训男子六戒
一 戒不孝父母 二 戒不和兄弟 三 戒嫖赌溺女
四 戒斗狠唆讼 五 戒污秽字纸 六 戒好谈闺阃
灶王府君训女子六戒
一 戒不孝父母 二 戒不敬丈夫 三 戒不和妯娌
四 戒打胎溺女 五 戒抛撒五谷 六 戒艳妆废字
灶王府君新谕十条
一 顺父母 二 戒淫恶 三 和兄弟
四 信朋友 五 忍 六 节欲
七 除骄矜 八 息争讼 九 广施济
十 培古墓
上面的许多戒条，大致和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相差不远，尤其是孝弟思想，差不多成了一种基本的，普遍的思想。不过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都是皇帝的命令，人的腔调；文昌帝君蕉窗十则，武圣帝君十二戒规……虽然也是人们作的，然而是鬼神的口气，神道的设教。尤其是武圣帝君第六戒规，“戒污秽灶君，不敬天地神明者同罪”，神道的色彩更为露骨。其实整个《宣讲拾遗》，名虽为解释洪武六谕，实际上还是神道设教的办法。譬如孝顺父母的解释，起初还用伦理纲常的大道理来分析，后来便是“生必遭王法，死必入地狱”“虚空神明，默然护佑，十分灵应”“循环报应，丝毫无差”这样一派的论调。孝顺父母的故事，第一是至孝成仙，第二是堂上活佛，第三爱女嫌媳，第四还阳自说，第五逆伦急报，除了第三例只讲因果报应以外，其余都是神鬼龙蛇，完全不足征信的神话。当时这种神道设教，对于一班“愚夫愚妇”，自然有很大的效果，不过神道设教根本是愚民，骗人，只可一天一天的少，不可一天一天的多。谁知这种神道设教的《宣讲拾遗》，慢慢引起一大套什么《宣讲大全》《宣讲汇编》《宣讲摘要》《宣讲福报》《宣讲金针》《宣讲珠玑》，都是神鬼龙蛇，乌烟瘴气的神道设教，不惟吕氏乡约礼教主张根本推翻，连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的招牌也完全摘下。伦理的教化变成宗教的教化，生人的世界变成活鬼的世界，真是乡约鼻祖始料所不及的。其实这六种宣讲底稿，并不是编辑创作，而是由五十几种神道读物里面挑选出来的，可见满清的末年，民众教育的黑暗，民众思想衰落。我们虽然不能把《宣讲大全》等书的内容分析，更不能将那五十几种“善书”的内容分析，至少也得知道他们的名称，才能推想到他们的内容：
一 一声雷 二 一德箴 三 八宝丹
四 心体乐 五 仁寿镜 六 王言报
七 化迷集 八 中流柱 九 正心集
十 正伦集 十一 青云梯 十二 阿鼻路
十三 回生丹 十四 洗心录 十五 航中帆
十六 琉璃灯 十七 培元镜 十八 清夜钟
十九 顶门针 二十 善淫报 廿一 善淫篇
廿二 善宗鉴 廿三 万年灯 廿四 敬心录
廿五 渡人丹 廿六 渡迷帆 廿七 唤迷录
廿八 敦伦集 廿九 唤天录 三十 福寿花
卅一 寿世元 卅二 善正集 卅三 醒迷丹
卅四 醒梦篇 卅五 避溺艇 卅六 宝莲舟
卅七 镜心录 卅八 一德宝珍 卅九 上之基命
四十 名教范围 四一 治平宝录 四二 宣讲集要
四三 破迷箴砭 四四 处世针砭 四五 救世保元
四六 裕后劝梁 四七 贵生集成 四八 福善祸淫
四九 遵谕集成 五十 劝世新编
五一 觉世盘铭 五二 唤迷的新录
五三 蓬莱阿鼻路各书名目皆见上述《宣讲大全》《宣讲汇编》《宣讲摘要》《宣讲福报》《宣讲金针》《宣讲珠玑》等书。
洪武六谕有神道设教的例解，康熙十六谕除了上面所提的浙江直解以外，还有一种图画故事的像解，可算得吕氏乡约以后的一个出色著作。大约在康熙二十年（公历一六八一年）的时候，有一位太平府繁昌县知县梁延年，提倡乡约素为尽力，恐怕民众不容易了解圣谕的本意，或是感觉圣谕的单调，所以在十六条圣谕下面，汇集许多对于本条有关系的事迹。尤其是“敦孝弟以重人伦一条，他所汇集的故事更多，并且另分敦孝，敦弟，重君臣之伦，重夫妇之伦，重朋友之伦五条，连同其他十五条共为二十条。每条圣谕的下面，先有一般简单的释义，然后再援引各朝史实，作为例解。我们现在就把“敦孝弟以重人伦”的浅释引一点在下面，以见一斑。
“此一条是朝廷欲汝等百姓，各亲其亲，各长其长，以臻一道同风之治也。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盖父母生我，有冈极之恩，兄长先我而生，有同气之谊，故事父母兄长者，必内尽其诚，外将其敬，显则饮食奉养之间，微则意念思虑之际，一一深爱曲礼，以求得其欢心，所谓敦也。至于人伦，则又所当重焉。何谓人伦？人于父母兄弟，皆生而有之，故谓之天伦，若夫妇则须择配婚娶，朋友则须择人定交，人主则须择人任使，各有人事在内，故谓之人伦也……”
敦孝和敦弟或者是本条的原意，然而注释的作者，从人伦两字，联想到夫妇、朋友、君臣，合成五种人伦或人事，以后例解的时候，也分成“敦孝、敦弟、重君臣之伦、重夫妇之伦、重朋友之伦”五种，三纲五常的思想，本来是一种相对的名称，所以孔子连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假使君不君，臣便会不臣，父不父，子便会不子。孟子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者也，岂不是君不君，臣不臣的解释吗？自从荀卿李斯倡王法，君统以后，始皇，汉高相继利用五伦的概念，去箝制人民的思想，遂成为历代帝主传家的秘诀。洪武六谕，康熙十六谕的开宗明义，都是孝弟当先，表面上虽然没有提到忠君死节，然而骨子里何尝不在那里制造忠臣孝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有了乖乖的孝子，自然会有乖乖的忠臣，君父双称，忠孝双全，说到孝自然跑到忠，要有忠自然先有孝。圣谕像解把“敦孝弟以重人伦”一条，由孝弟两项扩充到君臣、夫妇、朋友，恰入帝王的权舆，正合愚民的心理，而对于民治的思想，自治的思想，便连根扫除，真正可惜吕氏乡约那一点胚胎。
圣谕的例解，有的是很远的神话，有的是很近的史实，有的是很长的故事，有的是很短的故事，就是每条故事的多少，也不十分一致。敦孝一条共有二十四例，其他敦弟、君臣、夫妇、朋友四条，每条上有十四例，此外笃宗族以昭雍穆等十五条，每条便只有十二例，总计为二百六十例。最早的为虞舜至孝的神话，最近的为明末刘大夏的忠诚，最短的只有十九字，最长的却有二千八百六十八字，不过“重君臣之伦”一条，比起其他条来，无论最短，最长，平均都要超过很多，也足表示“上下相贼”的心理。我们现在把这个小小的统计载在下面以备参考：
圣谕像解例解字数分析
当然这许多例解里面，有许多很好的，也有许多很坏的，我们姑且引一段比较好的，以便讨论：
后唐明宗问宰相冯道，今岁虽丰，百姓瞻足否？道曰，农家岁凶，则死于流殍；岁丰，则伤于谷贱；丰凶皆病者，惟农家为然。臣记进士聂彝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语虽鄙俚，曲尽田家之情形。农于四时之中，最为勤苦，人生不可以不知也。上悦，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焉以上为重农业以足衣食条，剜肉医疮例。
这样一段短短的故事，把重农桑的道理，描写得何等真确。二月卖新丝的五言绝诗，当时或者还嫌其鄙俚，不过到了白话文学盛行的今日，岂不是上乘的作品吗？著者的文笔，也是十分强劲有力，不过他还怕文笔太深，平民不易了解，所以每段故事的后面，又加以一段解释，有时还加上一点自己的见解。譬如剜肉医疮的解释，关于谷贱一层，作者加入“输官税，偿私债”，以及孟子的“乐岁终身苦”，关于聂彝中的诗，作者加入“盖贫家不称贷，则无以为耕桑之本，富家巨室，非冀厚利，则又不肯称贷”等等。每段故事的前面，还有一幅图画，也还十分精美，比起现在的图画标语，总是有过无不及。《圣谕像解》全书的骨骼，自然是那二十条大纲，《圣谕像解》全书的材料，自然是那二百六十条故事，所谓浅释，所谓图画，都只是两种辅助的材料。不过从圣谕像解的名称看来，图画又似乎是中心的地位，作者的原序已经说得十分明白。“若夫山童野竖，目不识丁，与妇人女子，或未之悉也。于是放养正图解，及人镜阳秋诸集，辑为《圣谕像解》一书”，可以证明他的编辑动机。“昔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有沈阳人焦通，事亲礼阙，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孔子庙中韩伯俞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对母悲泣之像，遂感悟为善士”，可以表示他的图画信仰。江苏巡抚恩寿的序文，至“较之唐臣李袭誉之忠孝图，宋臣朱熹之小学外篇，尤为显浅易于感人”。圣解像解在乡约宣讲的地位，在民众教育的地位，自然是未可厚非。
《圣谕像解》既有典雅的故事，又有通俗的图画，按理应该在清代乡约宣讲里面，占住首要的位置。谁知雍正二年（公历一七二四年）又由清世宗的主持，产生了一种圣谕广训，按照康熙十六谕逐条推衍，每条约六百余言，共成万言。圣谕广训的内容，并不十分高明，我们只消援引一二段，便可知道广的是什么，训的又是什么。譬如“敦孝弟以重人伦”一条，广训的广训是如此：
“我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一年，法祖尊亲，孝思不匮。《钦定孝经衍义》一书，衍释经文，义理详贯，无非孝治天下之意。故圣谕十六条，首以孝弟开其端。朕丕承鸿业，追维德训，推广立教之恩，先申孝弟之义，用是与尔兵民人等宣告之。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人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
这样的广训，说他文章好不见得，说他道理深也不见得，然而居然压倒一切，成为乡约宣讲的惟一材料，皇帝的威风真是不小。不过皇帝的威风，只能撑起圣谕广训的招牌，而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仰，无怪乎清代乡约，一天一天的离开乡村，一天一天的离开乡民，而成为地方官吏的一种虚文虚礼。假使梁延年的《圣谕像解》成为乡约宣讲的主要材料，假使梁延年的《圣谕像解》能再加以改良，整个的乡治虽然没有复兴的希望，民众的教育至少会有相当的效果。清代乡约的开始，本已离开乡村组织而跑向民众教育，自从圣谕广训颁行以后，乡约完全成为民众教育的组织，宣讲完全成为民众教育的方式，乡约的致命伤也就渐次造成，结果终于不救。王阳明吕新吾虽然是封疆大吏，虽然也行使官吏威权，去提倡乡约，去教化民众；然而他们有他们的学术，人格作后盾，才能感化人民。单靠官吏的威权，单靠皇帝的威权，去谋求心理的改造，谋求人格的感化，一点用都没有的。清世祖清圣祖我们还不敢妄事批评，清世宗的不弟，是尽人皆知的，口说而不身行，谁又会相信呢！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办法，固然是历代帝王的惯技，也久为人民所看破，没有什么效果了。
至于嘉庆二十年（公历一八一五年）所完成的《圣谕广训直解》，更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对于乡约教化的效果，自然是绝无仅有。“万岁爷意思，说我圣祖仁皇帝，坐了六十一年天下，最敬重的是祖宗，因劝普天下都要孝弟，所以圣谕十六条，孝弟就是头一件”，马屁真是拍得十足。广训以孝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直解便说“这孝顺爹娘，在天地间为当然的道理，在人身上为德行的根本”。这种空空洞洞的解释，对于民众的了解，如何能及《圣谕像解》的故事，图画。到了道光年间，清宣宗因为提倡正学，罢黜异端，所以敕撰“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的四言韵文，在咸丰元年（公历一八五一年）令和州县塾师讲解。这个富有诗意的四言韵文，目的也在扩大康熙十六谕的效力，不过那只行之于学校，而不施用于乡约，同我们的关系又差一点。总而言之，雍正圣谕广训以后，清代乡约便没有什么新的更改，新的设施，只是三令五申，叫各处实力奉行。自顺治九年颁布六谕，到光绪十七年（公历一八九一年）为止，中间二百三十九年，共颁过乡约谕旨三十二道，也可见清代君主对于乡约的热心提倡。不过消极的说起来，这三十二道谕旨，也可以说是暴露清代乡约的缺点。因为清代的乡约制度，假使是一个完美的制度，不必十分提倡便可普遍全国，甚至要禁也禁不了。三番五次的谕旨提倡，表示乡约不能自动发展，而需要上面激刺；谁知提倡无力，成效愈少。道光十五年圣谕，居然承认“奉行日久，视若具文”，同治四年圣谕，以为“近来州县官藐视约章，不知讲约为何事”，光绪二年圣谕，以为“近来各地方官，往往视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件”。乡约根本不是皇帝的事情，皇帝也管不了乡村的事务，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怎么会发生效果！我们现在将清代各帝所颁的乡约谕旨汇集在下面，以见他们的毫无见解，毫无办法。
一六五二 顺治九年 颁六谕卧碑文
一六五九 顺治十六年 慎选约正副
一六七〇 康熙九年 颁圣谕十六条
一六七九 康熙十八年 圣谕直解
一六八六 康熙二五年 营伍及土司宣讲
一七一三 康熙五二年 谕直省老人
一七二四 雍正二年 圣谕广训
一七二九 雍正七年 选择及旌奖约正直月
一七三六 乾隆元年 慎选约正及刊布律条
一七三七 乾隆二年 谕实心宣讲，又饬摘律条及颁行上谕成册者。
一七三八 乾隆三年 水旱告谕约讲
一七四〇 乾隆五年 阐明教养原则，实力奉行，宣讲邪教妖言律条。
一七四四 乾隆九年 修整申明亭
一七四六 乾隆十一年 使用浅说方言，及番民宣讲。
一七五八 乾隆二三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七六九 乾隆三四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七七七 乾隆四二年 宣讲奸盗斗殴
一七八五 乾隆五〇年 回民宣讲
一七九七 嘉庆二年 广西苗民宣讲
一七九九 嘉庆四年 因教匪励行宣讲
一八〇〇 嘉庆五年 京师乡约
一八〇八 嘉庆十三年 明示劝惩及考试广训
一八〇九 嘉庆十四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八一三 嘉庆十八年 阐明教化之道
一八一四 嘉庆十九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八一五 嘉庆二十年 圣谕广训直解
一八三五 道光十五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八三九 道光十九年 令翰林院撰“黜异端以崇正学”四言韵文
一八五一 咸丰元年 颁布性理精义，广训直解，作为宣讲主文。
一八六五 同治四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八七六 光绪二年 申饬实力奉行
一八九一 光绪十七年 颁清世祖劝善要言，作为宣讲资料。
这三十二道谕旨，在我们看来或者觉得无足重轻，在当时颁行或者还是富有深意。因为一个皇帝的谕旨，不像普通的儿戏，可以随意办理，并且教化的政治，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也是清代各帝的传统主张。康熙十六谕所以能继续存在，所以为后人传诵，一方固然因为十六谕有条目可守，一方只是因为十六谕是祖宗所颁。以后的圣谕，主张相同，语意相同，不过因为拾人牙慧，所以弄得画蛇添足。愈足以见其弱点，无用，敷衍。这种官样文章，自然用不着一道一道的去分析，这许多官样文章，也不能一道一道的去分析，不过里面有一二处，或者应当稍为解释一下。雍正七年的圣谕，讲到乡约领袖，令“于举贡生员内，捡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谦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此较从前的乡约，似乎又加一种直月。乾隆九年的圣谕，又提到申明亭的修理，不过没有申明亭或亭宇破碎不堪的地方，只在通衢安设木榜。这里所谓申明亭，不知是指明代的立的申明亭，还是指清代所立的申明亭？至少在《大清会典》事例，以及《学政全书》各处，找不出申明亭的规定，或者竟指明末旧制亦未可知，其他的圣谕，除了已经解释的顺治、康熙、雍正各朝谕旨以外，并没有特别的设施，我们也不去分析了。
清代乡约制度因为皇帝的提倡，礼部的管辖，所以慢慢的离开人民自由活动的道路，乡治整个的道理，而向宣讲圣谕的方向跑，教化民众的方向跑。《大清会典》事例的里面，虽然有“乡约”“乡约正”“乡约全书”等三数名词，然而整个的标题是讲约，内部的语句，连篇累牍都是什么圣谕，宣讲。大约在清代各帝心里，在礼部各臣手里，乡约只是圣谕的宣讲，而不是什么乡民公约。劝善规过的始意，约正直月的名称虽然照例存在，然而根本的面目已经是改换过了。老实讲起来，乡民组织的乡约，已经变成了民众教育的宣讲，人民自动的规劝，变成政府钦定的规劝了。清帝以异族入主中国，要想挂上中国招牌，要想软化中国民众，明太祖的洪武六谕，正是一剂对症的药。他们不惟对于汉族如此，就是对于土司苗族，也是用这个讲约的办法，去同化他们。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居然有这样热心提倡的民众教育，有这样精心结构的宣讲材料。从乡村组织，乡村自治方面去看，我们对于清代的乡约，固然是十二分的失望。然而从民众教育去看，从通俗演讲去看，清代的乡约工作，也自有他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