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人民公约，所以有无上的光荣；同时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人民公约，所以也有许多的缺憾。假使没有朱子出来修改，出来提倡，不惟吕氏乡约的条文不容易完美，吕氏乡约的实行不容易推广，恐怕连吕氏乡约的原文，吕氏乡约的作者，也会葬送在故纸堆里，永远不会出头。中国民治精神的损失，中国乡治制度的损失，那是多么重大呢！所以和叔是乡约制度的第一功臣，朱子便是乡约制度的第二功臣；和叔是乡约制度的创造人，朱子便是乡约制度的继承人。因为朱子是有宋以来的大儒，也许是孔孟以后最受人崇拜，最为人信仰的一位大师，所以没有人留意他对于乡约组织的办法，他对于乡约制度的贡献。也正因为他是一个名重全国，名闻后世的大儒，乡约制度才受天下后世的重视，乡治组织才有四面八方的发展。他的重大贡献是在整个文化方面，整个学统方面，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所有思想加以分析，至少应该把他的政学思想，以及其他乡村组织加以简单的叙述。可惜他没有把乡村的整个性质，乡村的全体问题，以及各个问题中间的关系看得清楚，所以提倡乡约的时候，便只提倡乡约，提倡社仓的时候，便只提倡社仓，提倡小学的时候，便只提倡小学，而没有把他们打成一片，达到一种分工合作的地步，作成一个整个乡治的系统。
朱子著述极富，发明亦多；不过他的最大贡献，还在集解方面，他的最大声誉，也在汇解方面。我们现在通行的《四书》，在《论》《孟》后加上《学》《庸》，便是他的产品。此外各种经书，以及其他性理书籍，也都有他的品评，有他的集解。他远溯孔孟，近追周程，把一切儒家思想冶为一炉，真是集天下之大成，几乎可以同孔子比美。他自然也做过几次地方官吏，颇有相当政绩，也上过多次奏议封事，颇有远大谋画，然而他的理学名声太大，所以掩过其他一切的政治经济，而不为人所称道。他的遭际正和曾文正相反，曾文正的政绩超过他的学术，朱子的学术便超过他的政绩。假使他的机会较好一点，他的地位较高一点，也许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可以大行于当时。虽然不敢说会像曾文正的政过乎学，至少会像王阳明的政学并见，真是中国政治的不幸，也真是中国学术的大幸！
朱子作过四次地方长官，第一次同安主簿，第二次知南康军，第三次知漳州，第四次知潭州，都能以学教民，以礼化民，和横渠、古灵、天祺是一样的办法。他当同安主簿的时候，对于学校教化，兵戎守备，便已有相当的成绩，并且“参取《周礼》《仪礼》《开元礼》肄行之，身率诸生，厉以诚敬，开以义理，皆疏而尊师之”。《朱子年谱纲目》二十四岁他知南康军的时候，首下教三条：一、以役繁税重，求所以宽恤之方；二、俾人士乡老教诫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令父老选择子弟入学。年谱五十岁他离南康军的时候，并且亲载酒食，巡行乡里，劝父老教导子弟，劝子弟尊敬父老。年谱五十二岁他知漳州的时候，对于漳州土俗，多所纠正，又作劝谕榜十条，有劝谕保伍，互相劝戒，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宗姻，周恤邻里，各依本分，各修本业等语句，极似明太祖的洪武六谕。年谱六十一岁他在会稽禹穴发现一篇陈古灵的劝谕榜，所以把他刻印出来，不但分送亲朋，并且给予投讼的人民，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悔改，那是何等别致的感化方案。劝谕文见第二章他知潭州的时候，虽然修武备，戢奸民，抑豪强，而一以章教兴学为主，并措置岳麓书院，以立定教化中心。年谱六十五岁
孝宗即位不久，颇思恢复旧物，召求封事，朱子乃一上封事，三上札子，极论时政得失，和战方针。那时候的南宋，正是国家多难之秋，金人横行中原，国家根本动摇，南宋君臣反倒因循苟且，忍辱偷生，和仇事虏。朱子对于和议极力反对，主张“闭关绝约，任贤使能……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深浅，徐起而图之”。见上孝宗封事他对于井田经界也是十分留意，以为田地不得自由买卖，豪强不得多所兼并，简直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口吻。井田经界的问题，大约是从孟子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横渠是一位鼓吹井田经界的先生，和叔也是一位鼓吹井田经界的先生，朱子也是一位鼓吹井田经界的先生；所以朱子不单是乡约的继承人，并且是井田经界的继承人。朱子因为经界不行，豪富兼并土地，隐漏赋税，十分害民，十分误国，所以悉心考究丈量方法，上书请予实行，卒因豪富大户反对，不能见诸实行。他以为丈量方法十分复杂，乡民不易通晓，所以找出一个简法，“只于田段中间，先取方正步数，却计其外尖斜屈曲处，约凑成方，却自省事”。《朱子年谱纲目》六十一岁他又作了一篇井田类说，把古往今来讨论井田，限田重要意见，都包含在里面。他以为井田制度，只能施行于人民众多的时候；民少地多，豪强兼并自多，规复自然不易。人民稀少的时候，“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同上或《朱子大全》卷六十八总而言之，他的主张完全是机会平等，是拿有余去补不足，和现代社会主义根本精神相差极少。可惜朱子的际遇不好，他的计划始终不蒙采纳，他的官阶也随时浮沉，永远没有辅翼朝廷，独当一面的机会。不然，朱子的政绩，朱子的功勋，也是不可限量的。
他的礼学虽然在他整个学统里面，不是中心的系统，然而在著作上，在实际上的贡献也不比他人落后。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他作同安主簿的时候，便已酌量采用《周礼》《仪礼》《开元礼》。母丧的时候，不用俗间浮屠礼法（佛法），而实行手自编定的“家礼”。一直到了最近的过去，士大夫阶级里面，还有不用佛法，而奉行文公家礼的。后来当焕章阁待制的时候，屡次讨论丧服，山陵，祧议，并乞修三礼。他的礼仪著作，有《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仪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比起礼学著名的张横渠，都要渊博许多。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乡约制度，也是朱子所编定，朱子所增损，并且附加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和叔的乡约，是和叔整个的灵魂；朱子的乡约，不过是朱子枝叶的工作。不过和叔身体力行，朱子只是考据增损；我们不能不佩服朱子的博学多能，我们还是要佩服和叔的以身作则。
除了政事和礼学以外，朱子对于教育和经济也有相当的贡献。白鹿洞书院教条，五教之目，为举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立定书院教育的基础，是对于中等教育方面的贡献。小学集注内外二篇，共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各章，立定小学教育的基础，开创明清小学教育的先声。他的“童蒙须知”，把“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都列为规矩，仍然是以礼教民的本来面目。在乡村生活里面也有他的贡献。经界井田的制度，虽然是国家行政，然而对于农村生活，农民经济，也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上面已经略为申述朱子的见解和主张，所以用不着再来重复。最后一种重要的农村经济设备，和我们乡约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朱子所首创的社仓法。社仓最初的试验地点，是朱子居留的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社仓最初的试验时期，是乾道四年（公历一一六八年）乡民乏食的时候。社仓的提倡，自然是朱子的功劳，社仓的管理，便是刘如愚的贡献。他们从府里领到常平米六百石，夏间出借，冬间偿还，并纳息米每石二斗，不过年成不好，便酌量减免。过了一十四年以后，（淳熙八年即公历一一八一年）社仓成效大著，不惟原借常平米本早已还清，本地所积仓米竟至三千一百石之巨，并且自建仓库以备贮藏。所以朱子在淳熙八年奏请朝廷，下其法于诸路，以备人民自由采用，不得抑勒骚扰。社仓制度和小学规程，都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再加上乡约制度，便成了鼎足而三。其实保甲制度在南宋已渐渐成为乡村的流行组织，所以朱子的社仓法，也采用十家为甲，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为一社，社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的办法。后来朱子知漳州，有劝谕保伍各条，禁约保伍各条，似乎保伍的组织，在他的管辖区域，也是曾经实行的。(21) 可见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种乡村建设，都受过朱子相当的注意，都得到朱子相当的提倡。不过保甲方法是当时的流行组织，社仓方法是当时的应急方案，乡约也只是考据修订，没有特别的提倡。只有小学在朱子学术系统里面的地位，比较稳定一点，超越一点。朱子的眼光，完全在修身齐家，安内攘外，并没有看见乡村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乡村建设是一切政治的基础，所以整个的乡治，人民的自治，在朱子手里并没有丝毫的进展。
我们现在明白了朱子理学、政治、经济、教育、礼学各种思想，各种工作的背境，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朱子对于乡约的贡献。朱子对于乡约的贡献，可以分成两部分讨论；一部是朱子编考吕氏乡约的贡献，一部是朱子增损吕氏乡约的贡献。吕氏乡约署名者为大忠晋伯，吕氏乡仪名为苏氏乡仪，当时的人士固然不知吕氏乡约乡仪的真作者，后世的人士几乎不知吕氏乡约乡仪的真面目。朱子在《和叔文集》里面，找出吕氏乡约全文，并有致伯兄、仲兄、刘平叔三书，才断定乡约为和叔所定，而非大忠晋伯所定。朱子又在和叔文集里面，找出吕氏乡仪全文，里面并有苏炳季明的序，才断定乡仪亦为和叔所定。这是朱子编辑考订吕氏乡约的贡献，我们在上两章已经提过的。不过吕氏乡约事属草创，缺憾颇多，礼俗相交既不清楚，集会读约亦无定章。吕氏乡仪虽然和吕氏乡约各有心得，可以互相补救，然而究竟是两个东西，有打成一片的必要。所以朱子编成吕氏乡约乡仪以后，还以为不足，又“取其他书，及附己意，稍增损之，以通于今，而又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这就是朱子对于乡约的第二种贡献。
吕氏乡约在原约以后，本附有罚式、聚会、主事三叚，朱子完全删去罚式，改聚会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放在最后，改主事为组织簿册，放在最前。关于赏罚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有相当的讨论，觉得书籍的办法虽然不一定有多大效果，然而还可勉强施行；罚钱的办法过失轻重既不易定，钱文多少也难取决，并且这种金钱的处罚，物质的处罚，根本上违反精神感化原则。朱子大约也想到这些地方，所以在增损乡约约文里面，毅然将罚金取消，而只留书籍的办法。就是书籍的办法，也说得十分委婉，要大家“各自省察，互相规戒”；规戒的方式，是“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一定要规戒不听，才在会场中提出，提出以后还不急于书籍，先由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才书于籍以俟。可见朱子对于这个处罚的问题，也曾反复思量，才提出这样一个审慎办法。朱子和吕氏一样，承认乡约为局部私约，可以自由参加，可以自由退出；不可救药的约众，才只有采用听其出约的办法，名义上虽然没有革除，实际上同革除是一样的。
月旦集会读约之礼加在最后，我们以后再说。现在只依全文的次序，讨论增损约文的前序。前序中首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条，和吕氏原约一样。次提都约正一人，副约正二人，直月一人，较吕氏原约之“约正一人或二人”，多了一人或二人。最后提到书写善恶，出入乡约的簿册，共有三种，“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都归直月执掌，每月月终告于约正，而轮流交替给第二月的直月。这大约是吕氏原约的成法，不过吕氏原约对于出入乡约，只有启事后面的“苟以为可，愿书其诺”两句；关于劝善规恶的记载，只有“每犯皆书于籍”“遇聚会则书其善恶”两句。朱子增损约文在前序说明三种簿册的功用，以后每条约文后面，又附一点短短的说明，“右件德业……”“右件过失……”“右礼俗相交之事……”“右患难相恤之事……”，真是清清楚楚，有条有理。
约文第一条德业相劝，原文组织颇佳，所以朱子增损也不多。“能御僮仆”之下，“能事长上”之上，朱子加了一句“能肃政教”。“能救患难”的下面，朱子加了一句“能导人为善”；下面原来的“能规过失”因为和新加的“能导人为善”对仗起见，所以改成“能规人过失”。“能为人谋”也因为和下面“能为众集事”对仗起见，改为“能为人谋事”。德的后面，吕氏原约本来有“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簿以为善行”；而业的后面，吕氏原约便没有“凡有一恶，为众所指者，皆书于籍以为恶行”。所以朱子把德后面的那一段也删去，而在全条约文以下，加了这么一长段：“右件德业，同约之人，各自进修，互相劝勉！会集之日，相与推举其能者，书于籍以警励其不能者”。此外业的里面，在“营家济物”的后面，朱子又加入了“畏法令，谨租赋”两句；一面固然是可以描写乡民惧怕政府心理，一方面似乎又在那里替政府说话。吕氏兄弟是以乡民领袖的资格起草约文，朱子是以地方官吏的资格增损约文，无怪乎吕氏忘了法令租赋，而朱子偏又把他们提出来。
过失相规的犯义、犯约、不修三款，以及三款的各种细目，一点没有更改。不过小注里面字体的更改颇多，犯义之过一条小注“恃酒喧竞”，朱子作“恃酒喧竞”，“博赌财物”，朱子作“赌博财物”，“告人罪慝”，朱子作“告人罪恶”，“意在害人者”一句，朱子延长为“意在害人，诬赖争诉，得已不已者”。犯义之过二条小注“逾违多端”，朱子改成“逾礼违法”。三条小注“侮慢有德有齿者”，朱子作“侮慢齿德者”，“持人长短及恃强凌犯众人者”，朱子作“持人长短者”，“凌犯众人者”。四条小注“为人谋事”上加“或”字，“陷人于不善”改“陷人于恶”，“与人要约”上亦加“或”字，“及诬妄百端皆是”改“或妄说事端，荧惑众听者”。五条小注原本有空白二处，我们在第三章讨论徐氏影印本的时候，已由《朱子大全》本反推补正。不修之过一条小注“若与之朝夕游从”，朱子改为“而已朝夕与之游处”，“若不得已暂往还者非”，朱子更为“若不得已而书往还者非”。二条小注有空白一处，亦曾引朱子补正；“或驰马击鞠之类不赌财物者”，朱子改为“或驰马击鞠而不赌财物者”。三条小注“进退太疏野”上加“谓”字，“当言而不言者”上加“及”字，“衣冠大饰”增为“衣冠太华饰”，“不衣冠入街市者”增为“不衣冠而入街市者”。五条小注“不计家之有无”改为“谓不计有无”，“过为侈费者”改为“过为多费者”，“而非道营求者”改为“非道营求者”。原约犯义之过，不修之过后面，都没提到行罚，惟有不修之过后面，有“以上不修之过，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朱子为遍顾各款，并谋一致起见，所以删去此段，而代以“右件过失，同约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规戒！小则密规之，大则众戒之；不听则会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约正，约正以义理诲谕之。谢过请改，则书于籍以俟；其争辩不服，与终不能改者，皆听其出约”。上段不惟包括一切过失的处罚，并且连原约的罚式也包括在内，用不着重述了。
礼俗相交一条，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是吕氏原约最不完整，最不健全的一部分，所以朱子对于这一部的增损也特多。因为增损特多，所以吕氏原约的面目全非，我们几于无从比较。不过朱子增损的根据，虽不在乡约原文，而却在乡仪原文，尤其是乡仪里面的十五种宾仪。然而我们还是没有法子逐句讨论，只好把朱子增损的“礼俗相交”单独分析，单独讨论。礼俗相交分四款：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尊幼辈行凡五等：一曰尊者，谓长于己三十岁以上（一本作二十岁），在父行者；一曰长者，谓长于己十岁以上，在兄行者；一曰敌者，谓年上下不满十岁者；一曰少者，谓少于己十岁以下者；一曰幼者，谓少于己二十岁以下者。吕氏乡仪中，本有长少之名一项，列举长者，敌者，少者三种，朱子又加入尊者，幼者二种，成为全璧。造请拜揖凡三条：第一条讨论礼见的时候，和燕见的原委；第二条讨论登门拜访时候的礼节；第三条讨论道途相遇时候的礼节；大约是酌量吕氏乡仪“相见之节”“往还之数”“衣冠”“刺字”“往见进退之节”“宾主迎送之节”“拜揖”“道途相遇”各条草成。请召迎送凡四条：第一条讨论请客方式，相当于乡仪的“请召”；第二条讨论坐位高下，相当于乡仪的“齿位”；第三条讨论献酒方式，相当于乡仪的献酢；第四条讨论远出送迎，相当于乡仪的“迎劳”和“饯送”。庆吊赠遗凡四条：第一条只泛言吉事则庆，凶事则吊，颇似吕氏乡约礼俗相交第三条；第二条讨论庆吊礼仪，礼物，助力，颇似吕氏乡约礼俗相交第四条第五条；第三条只言丧家不可招待吊客，吊客亦不可受招待；第四条讨论辽远不能亲吊办法。礼俗之交后面，也像其他各条一样，附以“右礼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为之期日，当纠集者督其违慢；凡不如约者，以告于约正而诘之，且书于籍”。
患难相恤一条，原约组织最佳，朱子增损亦少。不过各项小注，经朱子缩短之处颇多。水火小注，“大则亲往”朱子作“甚则亲往”，“并吊之耳”，朱子作“且吊之”。盗贼小注，“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朱子作“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为告之官司，其家贫则为之助出募赏”。疾病小注，“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朱子删去“稍”字，“亲”字，“博”字；“贫无资者，助其养病之费”，朱子作“贫则助其养病之资”。死丧小注，“阙人干则往助其事”，朱子作“阙人则助其干办”；“阙财则赙物及与借贷吊问”，朱子作“阙财则赙赠借贷”。孤弱小注，增损颇多，我们用圆括代表原文，方括代表朱子，引载在下面，以免重复。孤遗无（所）依者，若（其家有财，可以）“能”自赡，则为之“区”处（理）。“稽其出内”，或闻于官“司”，（或择近亲与邻里可托者主之，无令人欺罔；可教者为）“或”择人教之，及为求婚姻。（无财不能自存者），“贫者”协力济之，无令失所：若（为人所欺罔）“有侵欺之者”，众人力（与）“为之”办理；若稍长而放逸不检，亦防察约束之，无令陷于不义（也）。诬枉小注，“有方略可以解”，朱子加一“救”字，作“有方略可以救解”；“众以财济之”，朱子加一“共”字，作“共以财济之”。贫乏小注，一点没有更改。
患难相恤约文背面的说明，朱子按照上面各条的样式，加入“右患难相恤之事，凡有当救恤者，其家告于约正；急则同约之近者，为之告约正，令直月遍告之，且为之纠集而程督之”一大段在前面。“皆有罚”，朱子作“论如犯约之过，书于籍”。下面的两段，相差颇多，我们只好都引载在下面。吕氏原约“凡事之急者，自遣人遍告同约；事之缓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遍告之。凡有患难，虽非同约，其所知者亦当救恤；事重则率同约者共行之”，朱子作“邻里或有缓急，虽非同约，而先闻知者，亦当救助——或不能救助，则为之告于同约而谋之；有能如此者，则亦书其善以告乡人”。
其实吕氏原约增损最多的地方，还是集会一项；在原约只是寥寥数语，说明会期、聚餐和善恶的书写、赏罚的执行，在朱子增损约文则扩为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连篇累牍说明详细的仪节。原约每月一会，朱子亦是每月一会；不过朱子注明月朔开会，原约则没有注明。假使朔日有故不能开会，可以在三日以前，别定一日。集会的时候，当然同约的人士都应该到会，不过远道者仅赴孟朔，又远者每年只赴一二次；个人有事不能到会，应该先一日告知直月请假。大约入籍的，赴会的都是为家长的父兄，“子弟虽未能入籍，亦许随众序拜，未能序拜，亦许侍立观礼”。开会的地点，应该在乡校，如无乡校，则别择一宽闲处所，并于会场之北悬挂圣先师的像，以备礼拜。约正、副正、直月先在本家行礼，次在东序互相礼拜，然后引约众礼拜尊者，长者，稍长者，最后由稍少者，少者，幼者礼拜约正。礼拜完毕，直月乃抗声读约一过，副正推说其意。不明了的人可以随时质问。乃开始作善恶的推纠，有善者众推之，有恶者直月纠之；约正遍询约众公意，没有异议的时候，才分别记录在善恶簿上。善簿的善行，由直月朗读一过，使众人闻风兴起；恶簿则仅传观，使被罚者不致无地自容。仪式既毕，乃从事聚餐，餐由直月率钱预备，每人不过一二百，孟朔则酌量增加。同约的子弟虽然可以观礼，但不得聚餐——或者略为设备点心，以资点缀。餐后约众可以自由活动，或讨论学问，或练习射箭，使身心得以发展；惟不得辄道神怪，私议朝廷，以及扬人过恶。
这个月旦集会读约之礼，自然是计划得周详审慎，不过在现代人们眼光看起来，总觉太繁一点。乡约人民生活简单，虽然颇讲礼节，而礼节也是简单的。这样繁复的礼节，除了孔门弟子的士大夫以外，在农民队里是不容易实用的。当众推善纠恶的办法，也有考虑的必要；善行由约众推举倒还可行，恶行由直月提举，恐怕流弊不少。我们知道直月是轮流充任的，一约之中有好人，有坏人，直月自然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固然会疾恶知仇，秉公办理。直月自己的过恶，他自己会提出吗？直月朋友的过恶，他会提出吗？轮流办事自然是一个劳逸均平的好法子，轮流纠恶便是一个互相标榜，互相掩护的坏法子。就是直月自己是一个好人，他也不定会提出他朋友的恶行，他亲戚的恶行；他也不一定敢提出乡绅的恶行，他也不一定敢提出地主的恶行。我们要从正面下手，防恶于未形，既已成恶便没有法子可以救济。罚钱固然不是办法，纠恶也未见得是一个好办法。行礼以后，可以自由行动，文的讨论学术，武的练习弓马，倒是一个文武并重的办法。政事也是学问的一种，也是讨论的必要；今天的言论自由，已经为天经地义，然而那时的言论不自由，也是天经地义，朱子不能说不小心。然而当时忌者，还是攻击不已，甚至目为伪学，厉行禁止；做人真是不易。
这个集会问题，我们在吕氏原约中本来就应该讨论；不过因为原约关于集会办法简略，朱子月旦集会读约之礼甚为详尽，所以我们留到这里一并讨论。集会的礼节问题，我们上面已经略为提及；现在要讨论的，有两个根本的问题：一个是集会能否持久？一个是集会有无效果？照我们现在的经验，集会结社的权利虽然不容易取得，集会结社的义务尤其是不容易担负。我们要费时间，我们要费金钱，我们要费脑力，我们要丢面子……所以第一次到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便只有百分之八十，第三次便只有百分之七十……到了十次，二十次以后，也许连一个人都没有了。我们的经验是如此，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些约众的经验如何？世界上的高调，虽然是义务过于权利，而世界上的公式，还只是义务等于权利；有权利可享的我们愿尽义务，无权利可享的我们便不愿尽义务。专尽义务，不管权利，专管栽种，不要收获的人自然是有的，然而我们不能责之一切农民，一班约众。单有仪式举行，单有善恶推举恐怕不易维持集会的长久，一定要在讨论学问，练习武艺方面多下工夫，才能引人入胜。必要的时候，音乐，游戏也得酌量加入，以维持约众的兴趣。关于集会的效果，我们更不容易讨论。乐观地说起来，集会行礼是十分有用的；规矩谨严的礼节，可以使我们幡然改容，肃然起敬，不敢因循苟且，不敢胡作妄为。德业的推举，引起我们的向上心理；过恶的纠正，打消我们的向下心理，使我们日趋善远恶而不自知。乡村人民距离较远，见面不易，每月有一次的接触，对于彼此的了解，对于彼此的感情，一定可增进不少。他们自己接人太少，闻见太狭，仿佛社会饥馑（Social Starvation）一样，对于一月一次的社会食粮（Social Diet）比较容易欣赏一点。何况他们还可讨论学术，练习弓箭，对于身心的发展也是不可限量。悲观的说起来，又似乎没有多大效果，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每月集会不一定能长久维持，不一定有多人到会。像现在的礼拜堂、纪念周一样，到会的人不过十之一二，哪里会有多大效果？就是集会可以长久维持，约众能够多数到会，表面的形式，就可代表内心的改革吗？那些长向礼拜堂、纪念周的先生们，应该个个是正人君子；那些不到礼拜堂、纪念周的先生们，应该个个是无用小人；然而谁敢那样的说呢？越是无用小人，越会投机，越要上礼拜堂，越要赴纪念周，表示我是上帝的信徒，总理的信徒。所以单行仪式的集会是非常无用的，非常危险的！一定要有话讲的会，有事做的会，使我们人人参加，我们才能人人发展。
至于实际上朱子所增损的吕氏乡约，朱子所订定的月旦会读约之礼，在当时有多大效果，在后世有多大效果，比吕氏乡约效果伟大，或是比吕氏乡约效果薄弱，更不容易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朱子年谱》从没有提过乡约，《朱子大全》关于社仓的材料很多，关于乡约的材料，只有这个增损吕氏乡约，所以朱子自身是否用过乡约，都是一个疑问。讲到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在社会里面的势力，自然也是一个疑问。因为朱子屡次上疏切谏，为宁宗所不喜，为韩侂胄所深恨；又因为赵汝愚的缘故，目为奸党，指为伪学，几至身家不保。那时儒学之士，连周程书籍都不敢看，哪里敢来亲近朱子，效法朱子，去推行乡约的组织，去提倡乡村的道德。吕氏一门德义，为当时美谈，又有微仲官居高位，所以声势比较浩大，影响也自然要比较伟大。不过朱子庆元六年（公历一二〇〇年）三月才死，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年）十月便已追复官制，嘉定二年（公历一二〇九年）十二月竟赐谥曰文公，四年四月刊朱子四书于大学，宝庆三年（公历一二二七年）正月竟追赠太师信国公，嘉熙元年（公历一二三七年）二月诏经筵兼讲朱子《通鉴纲目》，淳祐元年（公历一二四一年）正月又加封徽国公，并从祀孔子庙廷。这四十一年之中，朱子的学术日昌，地位日隆，影响日大，朱子所提倡的乡约自然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李大有才在嘉定五年（公历一二一二年）刊行朱子编辑乡约乡仪，以广流传，使“平居周旋里党，无一不中节”。见《吕氏乡约乡仪后跋》不过李大有为什么不刊行朱子增损乡约，为什么不提倡朱子增损乡约，难道是不知朱子有比吕氏原约更完美的约文？所以朱子自身所增损的乡约，在当时影响的多少，又成了一个疑问。百世以后，吕氏乡约固然是名满全国，朱子增损乡约也通国皆知；不过实际上增损约文多而吕氏原约少，吕氏声名大而朱子贡献多，不能更有彼此高下之分了。
吕氏兄弟固然是乡约的创造人，朱子固然是乡约的继承人，然而乡约的影响，在元代便已中断：假使没有明太祖、明成祖，以及王阳明、吕新吾诸人的提倡，一定不会造成明末全盘发展的形式；假使没有清代各帝的提倡，一定不会造成清代全国发展的形式。所以朱子在当时的直接影响不伟大，对于后世的直接影响也不过如此。他的最大贡献，还是一种间接的贡献，他的最大工作，还是一种整理的工作，使天下后世知道吕氏乡约乡仪的真作者，吕氏乡约乡仪的真面目，使天下后世可得比较完备的乡约乡仪，比较整齐的乡约乡仪。至于采用与否，实行与否，不和朱子发生重大关系，我们也不必去多管闲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