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研究中国乡约制度的进展，一定先要了解整个农村组织的进展；我们要研究乡约制度在中国乡治里面的地位，在中国乡治里面的贡献，尤其要了解整个农村组织的进展。中国农村数目那么多，历史那么久，自然不容易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了解。不过从大体上说起来，我们可以把中国农村组织，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周以前的传说时期，第二是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第三是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周以前的农村组织，据《周礼》《管子》各书所载，非常完整，非常严密，不特中国后代不能恢复旧观，就是东西后进也无可比拟。这就使我们怀疑周以前的制度是后人假造，至少是纸上空谈；不然我们就得承认中国文化是倒退的，中国农村是下降的。秦汉以后，那种“五家为比，五比为闾”的精密组织，事实上是没有了，剩下来的只有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乡亭制度。东晋南渡以后，户口版籍完全丧失，农村组织根本推翻；虽然元魏、北齐、隋唐都曾按照古法，稍为有一点规定，然而为的是征收赋税，执行法律，和乡治实在没有多少关系。宋初也是依照唐制，因循苟且，没有什么发展；一直到了熙宁年间，王安石的保甲青苗，吕和叔的乡约乡仪先后成立，才展开中国近代乡治局面。至于熙宁以后的进展情形，自然是十分复杂；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简单叙述。因为本章的目的，不是讨论中国农村组织的自身；而是从中国农村组织的进展，去观察中国乡约制度的地位、贡献和进展。
周以前的农村组织，最滑稽的是关于黄帝时候的记载：“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泻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于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七为州。夫始分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文献通考》卷十二首段。殷以前的民族，多半是游牧民族，殷以前的社会，也多半是游牧社会，哪里会有这样严密的乡里制度，这样整齐的井田制度。何况黄帝只是传说里面的人物；黄帝的乡里制度和井田制度，自然也只是传说里面的制度。
《周礼》里面所记载的农村组织，比较黄帝时代的传说更加严密；然而可靠的程度还不很高。当然《周礼》不是周公的手笔，也不是周公的政书，而是后人所编辑；不过里面的东西，或者有一部分是事实，或者有一部分是法规。从北欧古代农村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原始农村社会的组织和田制，是比较完备的；封建农村社会的组织和田制，尤其是十分完备，简直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乡里制度，井田制度。(1) 因为原始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是食粮，封建农村社会的主要根据是土地，所以田制自然成了中心问题；土地分配的平均，尤其为社会所注意。周家是一个农业民族，周朝是一个封建国家，或者真正实行过井田制度，以及类似井田制度的土地平均分配制度，也是可能的事件。就是《周礼》里面的制度，完全是子虚乌有，《周礼》在中国农村进展的影响，还是不可漠视。因为元魏以后的里制，以及什么保甲乡约，都是依照古法——《周礼》里面的法制——所以不是古制复活，便是理想实现。《周礼》的最小贡献，可以相当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我们本来没有工夫讨论《周礼》的真伪问题，周制的真伪问题；我们也不必讨论《周礼》的真伪问题，周制的真伪问题。因为周制在秦汉以后，早已不复存在，失去历史上，文化上的继续性。《周礼》却在后来学者的思想里面，占有一个最大的地位，在后来社会的制度里面，也有不少的贡献。真的《周礼》固然可以显示过去民族的光荣，假的《周礼》还能引起后世农村的改善。理想国，乌托邦可以受尽国人的膜拜；难道比理想国还理想，乌托邦还乌托的《周礼》，便一钱不值吗？
依照《周礼》的记载，六乡的农村组织，和六遂稍为有一点不同；六乡是指王城百里以内，六遂是指王城百里到二百里的地方。六乡的组织，是“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周礼·地官·大司徒》。上面的组织，除了族以四闾构成，凑成百家整数以外，其他阶级都是以五进位，真是十分整齐，十分严密。每一级组织，有一个乡官，主持一切调查，教化，军旅的事情，把政治和教育，文事和武事打成一片，完成所谓“政教合一”，“文武合一”的理想。乡的乡官叫作乡大夫，州的乡官叫作州长，党的乡官叫作党正，族有族师，闾有闾胥，比有比长，都由本他人民充当，所以叫作乡官。秦汉郡县长吏皆为地方官吏，只有三老，孝弟，力田仍是乡官；秦汉以后便只有官吏而无乡官，只有差役而无乡老，乡村自治永远没有跑到县的那个阶级。
六遂的农村组织，和六乡相差不远；不过名称不同，官阶也要稍为低一点。六乡是五家为比，六遂便是五家为邻；六乡是五比为闾，六遂便是五邻为里；六乡是四闾为族，六遂便是四里为酂；六乡是五族为党，六遂便是五酂为鄙；六乡是五党为州，六遂便是五鄙为县；六乡是五州为乡，六遂便是五县为遂。然而每阶级所包含的户口，是完全一样。六乡乡大夫每乡一人，官阶为卿；六遂则只有遂大夫每遂一人，官阶为中大夫。六乡的州长为中大夫，六遂的县正为下大夫；六乡的党正为下大夫，六遂的鄙师为上士；六乡的族师为上士，六遂的酂长为中士；六乡的闾胥为中士，六遂的里宰为下士；六乡的比长为下士，六遂的邻长便没有官阶。所以六乡乡官的官阶，总是比六遂乡官的官阶高一级《周礼·地官·遂人》。
除了普通户籍组织以外，还有卒伍组织，也是农村组织的一部分；因为那个时代兵农不分，农民就是兵士，兵士就是农民，一方保护乡里，一方捍卫国家，不像现在的募兵制度，兵士受农民供给，农民反被兵士骚扰。《周礼》里面所记载的卒伍制度，和普通组织并行，不惟阶级相同，进位的数字也是相同的。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每伍五人，每两二十五人，每卒百人，每旅五百人，每师二千五百人，每军万二千五百人，都由同级的乡官统率《周礼·地官·小司徒》。
周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盛行的时代，《周礼》似乎是王畿里面的法制；诸侯采邑里面的情形，不见得和王畿一样。现在我们找出的材料，只有《管子》立政，乘马，小匡各篇的记载，或者可以代表齐国的情形。(2) 《管子》这书自然也靠不住，不过关于农村组织这一点记载，似乎还有一点可靠。小匡篇用的是谈话口吻，合乎齐国实情，或者实际曾经办理也未可知。齐国共有二十一乡，管子按照职业分离原理，要划成工商六乡，士农十五乡；又按照高国势力支配，要划成公家十一乡，高子五乡，国子五乡。谈话以后并且注有“于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表示这种制度是曾经实行过的。
小匡篇所载的组织阶级，是“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不过那是指三国里面（公家，高子，国子）的组织阶级；五鄙里面的组织阶级，又要稍为不同一点。五鄙虽然也是五家为轨，轨有长。不过是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名称有一点改变，户数也稍为少一点。《管子》所载的制度，和《周礼》所载的制度一样，也是主张兵农合一的政策，在普通组织的旁边，又加上一个军旅组织。一方是五家为轨，一方是五人为伍，由轨长统率；一方是十轨为里，一方是五十人为小戎，由里有司统率；一方是四里为连，一方是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统率；一方是十连为乡，一方是二千人为旅，由乡良人统率。
立政篇所载的制度，和小匡篇所载的相差颇远；谁真谁假，我们也无法判断，只好引在这里作为参考。按照立政篇的制度，一国分为五乡，每乡有乡师一人；一乡分为五州，每州有州长一人；一州分为十里，每里有里尉一人；一里分为十游，每游有游宗一人。游宗下面有什长，管理十家；什长的下面有伍长，管理五家。不过多少家为一游，立政篇也没有明白记载；大约不是五十家，便是一百家，我们也不必去追求了。
除了这两种基本组织以外，乘马篇里的士农工商段，又有几个特别的组织，也可以引在这里作为参考。在官制的下面，六里为暴，五暴为部，五部为聚，五聚为乡，四乡为方，这大约是指区域的划分。至于户口的编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连，五连为暴（同官制的暴不同），五暴为乡，四乡为都，称为邑制。最难了解的莫如事制，事制同官制、邑制是互相连串而成的，所以官成而立邑，邑成而制事。不过那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的制度，便难以解释，或者竟指当时的田制也未可知。
上面讲的都是春秋以前的可能组织，战国社会经过那种急剧的变化，农村组织自然也会有相当的更改。我们可以推论的，只有商鞅变法那一点，在上面废了封建，立了郡县；在下面废了井田，立了阡陌。但是战国农村组织改变到怎么一个程度，我们一点没法知道。一直到了秦末汉初，我们才有了一点证据。秦末的农村组织，大约是乡亭制度——五里一邮，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只拿地方作标准，而不拿家数作标准。井田制度在战国渐次毁灭以后，人民的居处不像从前的固定，人民的数目不像从前的清楚，所以五五进位的农村组织，便不容易实行。这个乡亭制度，大约是创始于战国，完成于秦代，到了西汉时代，已经是十分普遍，并且有统计的证据。按照历史的记载，西汉时代共有二万九千六百二十五亭，六千六百二十二乡，一千六百八十七县或和县相等的道（蛮夷曰道）、国（列侯所食曰国）、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文献通考》卷十二。平均计算起来每县（或是道、国、邑）约有四乡，每乡约有四亭半，并不是真正的十亭一乡，十乡一县。里邮的名称虽然存在，里邮的统计却是没有，大约不是一个重要的单位。秦汉乡治的主要单位自然是乡，乡有三老，啬夫，游徼等领袖；亭只有亭长，邮只有邮长，里也许连领袖都没有的。
乡三老是秦汉以后乡治里面的最高领袖，他的年龄要在五十以上，他的人格要为民众所敬仰，才能被选为乡三老，才有感化民众的能力。假使《周礼》的德化主义是真的，乡三老可以说是德化主义的最后余波；假使《周礼》的德化主义是假的，乡三老可以说是德化主义的最先试验。乡有乡三老，县亦有县三老，由乡三老中选任，帮同县令丞尉办理县政。三老不惟下可教化民众，并且上可直达朝廷，把人民的乡治和政府的专制打成一片；假使因而发展，中国民治的进程，一定不会像唐宋时代那样衰颓的。汉王违约出关，新城三老遮说汉王，汉王乃举哀发义帝丧，邀同诸侯讨伐项羽。戾太子发兵诛乱，谣传以为谋反，壶关三老竟能上奏天子，挽回帝意。王尊是一个贤明的京兆尹，政府无故免职，三老竟可奏闻天子，复任徐州。三老的魄力真是不小！以上俱见《文献通考》卷十二。
同三老相仿佛的德化领袖是孝弟，农业领袖是力田，高后时代才有的。孝弟力田，秩高至二千石，恐怕不能每乡都有，只和县三老一样，每县一人。三老、孝弟、力田的功用，都是乡治的正面；至于乡治的反面，便寄托在啬夫，游徼和亭长手里。乡三老、啬夫、游徼是乡制里面的三角领袖，亭长便是亭制里面的单头领袖。啬夫的职责，是听讼和收税两种，游徼便要巡行乡里，查禁盗贼；照现在的官吏比起来，啬夫是一个法吏兼税吏，游徼便是一个巡官。亭长的功用，和游徼相差不多，要演习武艺，捉拿盗贼，汉高祖微时便是这样一位乡治领袖。《文献通考》卷十二。
东汉的乡治制度，仍然和西汉一样；不过乡小的县，每县只有啬夫一人，因为诉讼赋税比较清简，一个人便足应付。亭长的制度和功用，还是和从前一样；不过亭长下面的邮长没有了，另外增加里魁、什长、伍长之类。里魁管理百家，什长十家，伍长五家。西晋虽然经过三国的变乱，还可寻出一点衔接的痕迹——啬夫照旧存在，里魁改成里吏；不过德化中心的三老便从此和中国乡治永别了。因为人口稀疏，五百户也可成为一县；不过一县只有一乡，所以实际县就是乡。三千户以上的县有二乡，五千户以上的县有三乡，万户以上便有四乡。最小的乡只有五百户，最大的乡或有五千户；不管户口多少，每乡都有啬夫一人。千户以下的乡有治书吏一人；千户以上的乡有史一人，佐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户以上的乡，佐增至二人。乡的下面，大约是百户为一里，有里吏一人；不到百户的地方，也可成为一里，不过至少不得低于五十户。《文献通考》卷十二。
自从东晋南渡以后，农村组织大受摧残，北方的人民固然是流离失所，南方的农村也主客错杂，组织不易。加以苏峻作乱，把南方的户口版籍一齐焚化，户籍尚且弄不清楚，哪里谈到组织。大约南朝在这二三百年的中间，仍然保存着一种有名无实的里制，而事实上都是杂乱无章。范宁上孝武的表，颇能证明户口杂乱，闾伍不修情形：“……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狭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邱陇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刘裕上安帝的表，也说“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文献通考》卷十二。
北朝元魏对于农村组织，稍为有过一点工作，不像南朝各代专门注意土断户籍问题。太和十年（公历四八六年）的时候，距拓跋珪开国的时候，已经有百年光景，还是没有乡里组织。所以给事中（或称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宜依照古法，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疆谨者任之，谓之三长制度。经过几次的反对和辩论，他的主张卒经采用；最初因手续烦难，人民多不欢迎，后来渐次相习，也还满意。北齐农村组织，规定十家为邻比，有邻长一人；五十家为闾，有闾正一人；百家为族党，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隋文帝受禅后，改为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皆有正；畿外稍为不同一点，有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等名称。开皇九年（公历五八九年）依苏威的奏呈改定百家为里，长一人，为唐宋里长名称原始；五百家为乡，正一人，处理本乡讼诉争议。开皇十年虞庆奏称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于民，并且有党与爱憎，公行货贿的事实，所以就把乡正拿来废了。以上俱见《文献通考》卷十二。
唐代虽然号称政治修明的一个黄金时代，然而乡治制度，还是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新的设施。组织方面大约是依照隋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不过里的下面，又有“四家为邻，三家为保”的说法，不知道怎么样凑成百户的里。每里有里正一人，职责是“按比人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说得也还冠冕堂皇，不过实际恐怕是专管“催驱赋役”。除了里正以外，又有坊正和村正的设立；坊正设在市镇，村正设在乡村，专“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百家以上的大村，除了里正一人，村正一人以外，另外可添加村正一人；十家以上的小村，便并入邻近大村，不另置村正。《文献通考》卷十二。
五代时候又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变乱，农村组织的破碎，我们可以想见。从历史的记录，我们只知道周显德五年（公历九五八年）曾令各地归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团的下面还有什么组织，团的上面还有什么组织，并没有明白规定。耆长的职务倒还十分重要；一种是普通的查察奸盗，一种是特别的平均地权。察盗自然是日常工作，均地便是每三年实行一次《文献通考》卷十二。宋代的基本组织，仍然是唐时遗留的里制，里的上面有乡；城市仍然是唐时遗留的坊，坊的上面有厢。譬如江阴城关在宋时有南北两厢：南厢统善政、永安二坊；北乡统升俊、北布政、南布政、钦贤、应和、北能仁、南能仁等七坊。乡村共有顺化、来春、昭闻等十七乡；迁莺、千秋（属顺化），怀仁、守节、遵大、青山（属来春）等五十五里。《江阴县志》卷二，疆域篇页二至三。
自黄帝至周末是一个传说时期，传说的制度虽然是十分精密，然而究不可靠。秦汉至唐宋是一个混乱时期，农村组织屡次更改，乡治精神根本丧失。一直到了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才逐渐推行，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都有改善的趋势。保甲组织最初为程颢所创，曾经在晋城县实行过，成绩极佳。当时叫作保伍法而不叫作保甲法，“度乡里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管残疾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疾病皆有所养”。(3) 王荆公大约是看见晋城的实例，想起《周礼》的兵农制度，便订了一种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五百家为都保的新法，先在开封附近试行，然后在各路推行。王荆公的保甲制度里面，并没有甲的名种，不知何以叫作保甲法？甲的名称恐怕是明代里甲制度里面才开头采用的。(4)
保甲制度并不是一个基本的农村组织，只是一个兵农混合组织，所以保甲行使的地方，里制也还可以照旧存在。荆公以政府的力量，极力推行保甲，然而上受朝廷大臣的反对，下受地方官吏的蒙蔽，结果还是不能普遍。荆公下台以后，自然无人维持；到了哲宗时代，便连旧有的也渐渐放弃，保甲制度并不是怎么一个坏制度，不晓得当时的大臣，为什么要死力反对？当时的官吏，为什么不实心奉行？大约前者是荆公求功太切，以致触怒旧臣；后者是荆公用人不当，以致敷衍了事。南宋以后，保甲制度渐为学人所称道，成为《周礼》比闾族党的副本，有名的政治家，都是奉为金科玉律。朱熹、真德秀在学术上，在政治上的地位何等显著，他们都是提倡保甲的；明代的王阳明、吕新吾、刘蕺山、陆桴亭都是提倡保甲的学者。明末和清代简直列入宪章，成为重要国法之一；现代的自卫组织，又何尝不是王荆公保甲制度的遗意；时代真是冤人！
农村自卫的保甲组织，是在熙宁三年（公历一〇七〇年）实行，谁知六年以后的熙宁九年，又发现了一个新奇的乡约组织。乡约是一种乡里公约的意思，不过也附带有相当的组织，相当的事业；因为空洞的约文，是不易实行，也不易持久的。乡约的发明，大约是汲郡吕大钧（字和叔）的手泽；在他的本乡蓝田实行，普通叫作“吕氏乡约”，也有人称为“蓝田乡约”。乡约的条目，只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款，我们以后自然会有详细的解释。乡约组织颇为简单，每约有约正一人或二人，由大家推举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仿佛秦汉的三老。除了约正以外，还有直月一人，由全约人士按照年龄大小轮流充任。每月有月会一次，公同聚餐，公举善行恶行，记之于籍，以示劝勉或警戒。第三四两章有详细讨论，及材料来源。
吕氏乡约在北宋自然是名重一时；不过怀疑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不少。康王南渡以后，关中文化根本消失，乡约制度自然也是扫地无余。假使没有朱子出来大事整理，恐怕以后的发展也是没有的。朱子把吕氏乡约乡仪，从支离错误的材料，编辑成为一个完善的原本；又因原本的根基加以修改，成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吕氏乡约，多半是朱子增损的吕氏乡约，而不是朱子编辑的吕氏原约，这是谈乡约的人所不可不知的。朱子不惟提倡乡约，并且对于保甲、社仓、小学的工作，也分别提倡——尤其是对于社仓和小学方面贡献尤大。仓库制度和学校制度发达已久；不过农村自立的社仓，儿童基础的小学，恐怕朱子是首创的人，至少是提倡最力，功绩最大的人。可惜朱子没有看出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相互的关系，主客的关系，虚实的关系，没有把它们打成一片，完成农村的组织，实现《周礼》的制度。第五章有详细讨论及材料来源。
中国农村组织的进展，一直到了朱子手里，才有一点相当的把握。吕氏乡约不用说只是一种空洞的制度，只是一种地方的试验，在朱子以前并没有多大实力。何况金人入主中原，关中文物完全消灭，这个前程远大的乡约制度，也就随着时代的潮流，无形中牺牲了。保甲的实行，因为有政府的后盾，自然比较普遍；不过也从没成为一个全国的制度，实际的制度。荆公罢相以后，各种新法渐次取消，保甲也是其中之一，所以熙宁年间虽然有保甲，乡约两个新的农村组织出现，熙宁以后便又恢复以前的状况，并无所谓真正农村组织。不过保甲自卫的组织虽然取消，保甲自卫的功用虽然剥削，而保甲的名义在南北宋都是若断若续的存在着；只是领袖变成差役，工作变成催赋。两汉以后赋役尚轻，弊端尚少，虽经过南北两朝的连年变乱，民间尚不见得十分困苦。唐代初称小康，人民颇能安居乐业；玄宗天宝以后，连年征战，赋役问题日趋严重，居乡的困于赋，外出的困于役。一直到南北两宋，赋役问题更闹得天昏地黑，没有法子解决。农村社会里面，没有旁的事件，也没有旁的问题——穷民一天到晚应付租赋，富民一天到晚应付催役；在这种环境的下面去提倡保甲，提倡乡约，提倡社仓，提倡社学，没有极贤明的守令，没有极能干的领袖，是不会有伟大的成效，是不易维持长久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农村组织，并不是流行的组织，而只是特出的组织——并不是保甲乡约的推行，而只是保甲乡约的试办。
元代的基本农村组织，大约没有重大的变动；里正的名称，尝见于正史，厢坊乡里的区划，也散见各种县志。譬如江阴县志说元代南北两厢增淳和、太平、耆德三坊，其余乡里都是照旧存立；然而新昌县志说元时改厢为隅，改乡为都，改里为图，不用名词而以一二次序，似乎近代的都图制度是从元代开始的《新昌县志》卷一，页二。此外元代还有一个特出的社制，和乡里制度是并存的。每社五十家，无论何色人等，都要加入；五十家以上，百家以下只有一社，百家以上可另行组织，五十家以下附属邻社。社长是由人民公举，一要年高，二要通晓农事，三要有兼丁，才能被举为社长《元典章》卷二三，页三。社长的职务很多，除了赋役归里正催办以外，其余的地方自治事业，像农事、水利、社仓、救恤，都归社长管理。不过后来里正常有规避差役的事情，以致赋役也弄到社长身上，虽经三令五申，结果还是不能满意。
元代的社制是秦汉以后最完整的农村组织；虽然对于保甲、乡约没有特别提倡，然而乡约、保甲的根本精神，也都包含在里面。社长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不听劝诫的惰民，社长可以用书面报告提点官处罚。当然不敬父兄及凶恶的人民，也要报呈处罚。犯法的农民，社长在他们门上，大书所犯事项，以示羞辱，俟其改过自新，乃毁之；其不改者，罚充本社夫役，颇有乡约劝善惩恶的意思《续文献通考》卷十六。可以谋求水利的地方，由社长率领农民自动办理，由政府加以补助；蝗虫的防除，也是由社长率领农民办理。虫旱成灾，社长可以呈请政府验明，减免赋役。乃至开辟荒地，保护禾稼，都由社长主持，农民合办。社学附设本社，聘请通晓经书者一人为学师，在农闲的时候，教授本社子弟的孝经、小学、大学、论孟、经史之类。社仓又叫义仓，也是每社一所，在丰年每家按口一斗，存储仓中，歉年又可按口领用，以备荒灾。
明代所立的粮长和里甲制度，纯粹是为赋役而设，和乡治没有什么关系。基本农村组织，恐怕还是依照宋元的旧制；不过乡里日少而都图日多。譬如《平阳县志》所载明时共有一隅，二镇，五十五都；隅指县城，镇指市镇，都指乡村。他们的等级相同，他们的下层组织都叫作图，全县共有二百五十二图。每图的下面又分为甲，每甲辖地三百亩。有充里一名，而没有粮长和里长的名称。《江阴县志》所载明时组织，仍是南北两厢，厢下仍是坊，坊下却新添了图的一级；乡村仍是十七乡，旧有五十五里改为五十都，都下又有三百六十五图。又引旧日蔡志，说每图分为十甲，每甲实田二百七十亩，和平阳情形相差极少。《象山县志》所载，也是乡都图三级；政实乡有八都二十一图，归仁乡有九都十二图，游仙乡有七都十二图。粮长制度是在洪武四年（公历一三七一年）颁行的；以万石为率，设长副各一人，以督其乡之税粮。一直到了洪武十四年（公历一三八一年）才诏天下编赋役黄册。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有里长；十户为甲，甲有甲首；一年一周，轮流应役。
此外农村各种事业组织，自从经过明太祖，王阳明君臣的提倡，在明代也逐渐发达。到了嘉靖年间，乡约、保甲、社仓、社学都经政府的提倡，都有正式的规条，几乎成为一个整个乡治系统。洪武开国不久，天下太平，人民丰富，明太祖对于保甲，社仓没有什么设施。社学是教化子弟最重要的工具，明太祖对于儒家教化主张，尤其是十分相信，洪武八年的时候，即已下诏天下，设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乡约在吕氏和朱子手里，还只是人民的公约，人民的友助，所以没有正式采用。不过明太祖对于民众教育，也有两种新的设施，后来竟和乡约打成一片。这两种设施：一个是圣训六谕，和吕氏四条差不多的规条；一个是申明旌善亭子，和朱子善簿恶簿差不远的办法。六谕：一曰孝顺父母，二曰尊敬长上，三曰和睦乡里，四曰教训子孙，五曰各安生理，六曰无作非为。自从嘉靖正式采入乡约宣讲以后，一直传到满清康熙年间，还是乡约的根本。不过洪武六谕初颁的时候，并没有乡约的名称，也没有宣讲的办法，只在每里选一耆老，手持木铎，巡行乡里，且击且诵，以警悟民众。申明亭为的是宣布恶行，使恶者有所儆；旌善亭为的是宣布善行，使善者有所劝；后世的乡约亭所，便是由这个制度出发的。此外还有一种里社制度，一种乡厉制度，是关于乡村宗教方面的设施。里社乡厉是一个自然的宗教，在中国乡村通行已久；不过洪武又加入什么“抑强扶弱之誓”，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完全是神道设教的意思。参考第六章。
王阳明巡抚南赣，正是兵荒人乱的年头，所以提倡一种十家牌的保甲法，来维持地方的治安。不过他对于乡约和社学，也忘不了儒家教化的政策，在那里极力提倡。可惜他没有提倡社仓，也可惜没有把乡约、保甲、社学打成一片，完成元代那种整个乡村组织。他的南赣乡约是吕氏乡约和洪武六谕的一种混合产品，约文采取圣训六谕，组织采取吕氏乡约，洪武六谕才正式加入乡约，乡约名称才正式采入乡治。不过阳明所提倡的南赣乡约，比起和叔主持的吕氏乡约来，又是一种精神。吕氏乡约是人民主持，南赣乡约是政府提倡；吕氏乡约是根据约言，南赣乡约是根据圣训。乡约效力或者因为官府的提倡可以增加，乡约精神也许因为官府的提倡愈加丧失，所以官府提倡并不是乡约之福。他在南赣所提倡的十家牌法，是寓教化于保甲之中，和王荆公的纯粹保甲法，颇有一点不同。所以十家牌法除了清理户口，查察奸宄以外，也还能从积极方面尽一点劝导的职责。此外他对于社学也十分留意，起初颁布“兴举社学牌”，后来又颁行“社学教条”，令府县官吏极力提倡，以谋儿童教化的普及。《王文成全书》卷十六、卷十七。
至于明代社仓的设立，不知始于何时。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嘉靖八年（公历一五二九年，在阳明提倡社学和乡约以后十一年）政府曾有明文规定，每二三十家为一社，择家道殷实而有行义者一人为社首，处事公平者一人为社长，能书算者一人为社副。每朔望会集，列户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加耗五合。命令虽然说得很好，不过实际上每二三十家办理社仓的很少，一县里面多半是由县令设法建造几个，点缀风景而已。见《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和《平阳县志》卷十三食货志。
明代农村组织的发展，社学、里社、乡厉最早，在洪武年间已经有了。乡约的基础，虽然也在洪武年间立定，然而乡约名称正式的采用，王阳明的南赣乡约还是第一次。保甲社仓起初大约是没有；保甲到阳明手里才有，社仓到嘉靖年间才有。他们演进的秩序虽然不一致，然而到了嘉靖年间，都已有了相当的基础；不但有相当的基础，并且已经有了正式的规条，成了国家的功令了。《图书编》里面的保甲规条、乡约规条、社仓规条、社学规条，便是在这个时代颁布的。从前提倡乡约的时候，只提倡乡约；提倡保甲的时候，只提倡保甲；提倡社仓的时候，只有社仓；提倡社学的时候，只有社学；完全是个别提倡，局部工作。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一套整个的规条，才有一个整个的系统，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贡献。他们四个的关系，《图书编》已经说得很好：“是故保甲之法，人知足以弭盗贼也，而不知比闾族党之籍定，则民自不敢以为非；乡约之法，人知足以息争讼也，而不知孝顺忠敬之教行，则民自相率以为善；由是社仓兴焉，其所以厚民生者为益用；由是社学兴焉，其所以正民德者为有素；可见四者之法，实相须也”《图书编》卷九十二。嘉靖时代不但乡约保甲成为中央法令，成为地方要政，并且风声所及，连藩属的朝鲜，也在那里提倡，也在那里仿行。(5)
嘉靖时代的农村组织，是四位一体制度，四而一，一而四的制度。不过这四个东西，并不是一样的性质，一样的重要，乡保根本而社仓社学枝叶，乡保主要而社仓社学次要，所以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二正二副的理论，二正二副的制度。乡约保甲互相表里的理论，可以说是明末乡治主要的理论；乡约保甲打成一片的办法，也可以说是明末乡治主要的制度。吕新吾的乡甲约，便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他以为“乡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但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惩恶，以宄诘为重，议将乡精保甲总一条编”。所以他的乡甲约制度，便拿乡约为主，保甲为辅；社仓社学，在名称上，在实际上都只占一个小小的地位。刘蕺山的“保民训要”，“乡保事宜”，也是一个乡约保甲为主，社仓社学为副的制度。“保民训要”又以保甲为主，所以里面分成“保甲之籍”，“保甲之政”，“保甲之教”，“保甲之礼”“保甲之养”，“保甲之备”各条。“乡保事宜”是以乡约为主，所以里面分成“约典”，“约诫”，“约礼”，“约制”，“约备”，乡约渐次变成主体，保甲渐次变成附属。后来刘蕺山隐居田园，因为捍卫乡里，图谋恢复，又草成了《乡书》，《广乡书》各篇；内容大约和“保民训要”，“乡保事宜”相差不远，可惜没有机会实行。至于吕新吾和刘蕺山他们两位先生的详细办法，实际效果，我们将来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自然不必多说了。
除了乡约保甲混合组织以外，乡约制度在明末还有一特殊的组合，那就是高忠宪（名攀龙，为东林主角之一，在刘蕺山之先）的同善会。高忠宪的同善会，并不是现在的同善会，现在的同善会是宗教和慈善的联合，高忠宪的同善会只是乡约和慈善的联合。同善会的意思，只是大家共同为善，共同行善；为善是勉励自己，行善是扶助他人。在高忠宪原有同善会规例里面，只能看见行善的办法，而没有为善的举动；在高忠宪自己的“同善会讲话”里面，才把劝善的意思弄得清楚，乡约的旗帜弄得分明。同善会规例，每季仲月望日有会，每会有人主讲劝善。会齑（即捐纳）每人自九分至九钱，各依经济高下量力捐助。捐得的款项，普通分作三分，二分助贫，一分给棺，完全是慈善的工作，同乡约没有什么关系。“同善会讲话”是高忠宪在仲月望日讲演的底稿，里面讲到“善是决当为，恶是决不当为”的道理，并且提到洪武六谕，以为“若是人人肯向善，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便成了极好的风俗”。其他“为子弟者，愈孝亲敬长，为父兄者，愈思教子训孙；各思勤俭生理，各戒非为浪费”，还是洪武六谕的底子。“人人有父母，人人随分孝顺他；人人有长上，人人随分尊敬他；人人有乡里，大家要和气些；人人有子孙，大家要教训他；生理是该做的，人人做自己该做的事，各有过活；非为是不该做的，若做不该做的事，各有罪名”，岂不是在那里替洪武六谕作注解吗？高忠宪是同善会的祖宗，他的徒弟陈几亭先生（名龙正，字惕龙）也是十分热心，大有当仁不让于概，所以提倡同善会的人们，往往并称高陈，可见几亭在同善会里面的地位。他不惟在各处提倡，在各处讲演，并且亲自建筑同善会馆，同善社仓，以立定同善会将来的基础。《得一录》卷六。
嘉靖年间的乡治系统是四而一、一而四的均等制度；他们内部的关系，他们各个的地位，一点没有说明。吕新吾的乡甲约以乡约保甲为主，社仓社学为辅；乡约保甲之中，又以乡约为主，保甲为辅；他们彼此的地位，彼此的关系，还是不大清楚。一直到了陆桴亭手里，才把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弄得清清楚楚。他直截了当以为乡约是乡治的纲领，可以包含保甲、社仓、社学，所以他说“夫何以谓之乡约也？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也。四者之中，乡约为纲而虚；社学、保甲、社仓为目而实”。他的治乡三约系统，更能充分表现他的主张：一个约长的下面，有教长、保长、恤长三个约副，受约长的指挥，去办理一切乡里的事业。可惜桴亭先生没有机会试验他的主张，所以治乡三约不能见诸实行；更可惜清代诸帝支离破碎的去提倡乡村建设，所以连明末那一点基本理论，也埋殁在故纸堆里，永久没有实现的可能。
清代各帝对于乡约、保甲、社仓、社学的提倡，都是十分努力。不过单有称孤道寡的皇帝提倡，而没有名高德重的疆吏提倡，在社会里面的效果，自然又不如王阳明、吕新吾他们的工作了。并且清代各种农村组织，各有专部分别提倡，整个的乡治，便从此分而不合，系统破碎，精神颓丧，真是清代各帝始料所不及的。基本农村组织在顺治元年（公历一六四四年）曾颁行一种村甲制度，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有逃人奸宄窃盗事件，邻佑以报甲长，甲长转报总甲，颇有一种保甲的意味。顺治十七年（公历一六六〇年）又覆准设立里社，令民或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聚居，每遇农时，有死丧疾病者，协力耕助，又有一点乡约友助的意思。此外顺治五年（公历一六四八年）因为攒造黄册，曾编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有甲长，里有里长。
不过清代各县乡村的名称，实际上是复杂已极，毫无统一办法。我们只消举出几县的乡村名称作为代表，便可想见一斑：
一、江阴县——镇下为保
二、平阳县——都或镇下为庄
三、象山县——乡下为都，都下为村
四、通县（南通州）——乡下为都，都下为里
五、宝山县——乡下为都，都下为图
六、忻州——乡下为都，都下为村或庄
七、淮宁县——里下为甲
八、尉氏县——甲下为村
九、县——社下有庄或村
十、临颍县——保下为里
十一、定州——约下为村
（以上参考各该县志）
我们只都看了这几个例子，便可找出十几个名称来——镇、保、都、庄、乡、村、里、图、甲、社、约；此外长城一带的县分，还有什么堡、寨之类。可惜我们这里篇幅有限，不能作一个详细的分析。乡约在明末清初交替的时候，还是照旧存在；不过正式的提倡，恐怕是从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颁行六谕卧碑文起。这六谕卧碑文，就是明太祖的洪武六谕，不知清世祖何以不加更改？所以后世还有人以为是清世祖的六谕。一直到了康熙九年（公历一六七〇年），清圣祖才新颁上谕十六条；后来转辗发达，康熙十六谕便代替了洪武六谕，而成为清代的乡约宣讲主文。这个十六谕在康熙十八年（公历一六七九年）浙抚某曾经有过一种直解，二十年（公历一六八一年）梁延年有一种像解，雍正二年（公历一七二四年），清世宗有一种广训，嘉庆二十年（公历一八一五年），又出来了一种广训直解。不过这都是为讲约用的，而讲约又多限于县城及大镇，所以达到乡民的影响是很少的。当然小规模的地方乡约，乃是自动乡约，在清代也可找得出来；然而宣讲圣谕到底是清代乡约的主要工作。详见清代乡约章。
顺治元年的甲长总甲，虽然也有一点保甲的意味，然而不是真正的保甲。保甲法律在户部有户部则例，在刑部有刑部条例，不过不知是什么时代颁行的。我们知道于成龙在康熙十三年（公历一六七四年）便已实行保甲见于清《端公政书》。康熙三十三年黄六鸿所编的《福惠全书》，里面还有保甲一部；可见至少在康熙时代已经有了。此后屡朝都有上谕，或令地方官吏斟酌办理，或令地方官吏切实施行。大约清代实行保甲的人比乡约多，清代保甲的效果也比乡约大；行乡约的人没有不行保甲的，行保甲的人便不一定行乡约。尤其是咸同各朝，保甲的需要十分迫切，保甲的功效十分明确，所以保甲的声势也十分伟大。除了户部、刑部的保甲法规以外，各省常有各省的单行法规，甚至一县都有一县的保甲章程，内部情形十分复杂，我们无从讨论。大约徐栋的《保甲书》，对于保甲的议论和办法，可以代表当时的情状，我们只消稍为翻阅一下，便可得其大概。(6)
清代社学的提倡颇早，顺治九年（公历一六五二年）便已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廩饩养赡。后来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有一两道上谕，专门提倡社学。尤其是土司苗民设学，政府非常重视，希望从社学下手，可以同化苗人。不过实际上一县里面的社学，实在是不多的：好的地方市镇都有社学，坏的地方只有县城一二所，乡村儿童的教育，当然是谈不到了。譬如《祥符县志》在顺治初年共有社学十九区，六区在城，十三区在乡，似乎也还普遍。后来渐次废弃，只有新建三所，还有什么普及乡村的可能。不过乾隆二年（公历一七三七年）又有一种“社会”的组织，因学立社，每县五社，每社约八十人，有社长上下两名，斋长若干名，倒是一个新奇的组织。见《祥符县志》。
清代社仓在康熙十八年（公历一六七九年）便已下令设立；在乡村叫作社仓，在市镇叫作义仓，由官绅士民捐输，由本地善良管理。康熙四十二年（公历一七〇三年）又重申前令，注重村庄社仓；大约是从前多重市镇义仓，而不管乡村社仓，所以才特别提倡。乾隆十八年（公历一七五三年）编成的畿辅义仓图，合若干村庄为一仓，并且叫作义仓而不叫社仓，便是表示义仓的普遍，社仓的稀少。不过村庄距离义仓还不算远，所以虽然设在市镇，乡村也有相当利益。共计畿辅一百四十四州县里面，有三十三县附仓村庄，都在十五里以内，七十三州县在二十里以内，三十三州县约二十余里，虽然不是真正的乡村组织，也还比乡约社学普遍一点。
清初各帝颇能励精图治，所以乡约、保甲、社仓、社学都能积极提倡；虽然是各自为政，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毛病，然而也有相当的成绩。咸同以后，朝局日非，保甲或者因为匪患的原故，又有一番振作，其余的都是因循苟且，敷衍了事。到了满清末年，乡约空有宣讲，保甲空有门牌，社仓少而无谷，社学少而无人，中国乡村组织，几乎是退化到一个无组织的状况。好在华南的家族组织，还十分健全，可以替代正式的乡治；华北也有种种自然的组织产生——青苗会、义坡会、大社、小社、公会、官会，以及其他种种水利组织、仓库组织、自卫组织、宗教组织、娱乐组织，勉强渡过了这个过渡时代的难关。(7) 从满清末年，民国初年的乡村自治运动看起来，似乎外国的制度不一定可以实行于中国，中国的制度也许还可以存在于中国——社学成了小学，保甲成自卫，社仓在调节粮食提倡合作一方面，似乎有复生的可能，乡约在教育民众，振作精神一方面，也似乎有复生的可用。我们自然不愿意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我们要用历史的方法，分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去看一切的中国乡治制度；我们更要用历史的方法，分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去看乡治基本的乡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