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事无可考。惟《史记》于《屈原传》末特缀数语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据此，宋玉之生，后于屈原，且似有官守言责者。史公语焉不详，盖其时已不可考矣。班氏《艺文志》谓其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即据《史记》为说。顾俱未确指为何时人。又按王逸《九辩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宋玉师事屈原，他书无见，叔师所言，恐未可信。《序》又言楚大夫，亦不知其何据。疑止就《史》、《汉》、《楚辞》诸书而臆度言之耳。至《韩诗外传》及《新序·杂事》篇均载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事，（《外传》上言见楚相，而下文忽称事王，当是驳文，宜从《新序》。）《新序》又有宋玉对威王问，（《文选》威王作襄王。）而《北堂书钞》三十三引《宋玉集序》又言其事楚怀王。记载纷歧，莫衷一是。惟以《史记》所言准之，似作襄王时人为是，其或言威王，或言怀王，皆非也。今观《九辩》有云：“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又云：“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是宋玉曾登仕籍，似无疑义。其他诸书所称，多后人附会之辞，未可据也。
《艺文志》载宋玉赋十六篇，《隋志》有《宋玉集》三卷。今流传者，《楚辞》有《九辩》、《招魂》二篇，《文选》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古文苑》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六篇，合计之，共得十二篇，尚不足《班志》之数。而《招魂》一篇本屈原所作；（已见前章。）《舞赋》一篇直从傅毅《舞赋序》杂钞而成；《文选》及《古文苑》所载诸篇又均出于依托。凡此大抵以楚襄王、唐勒、景差之言与事妆点成文，千篇一律，可疑滋甚。且宋玉以楚人仕楚，自言其国之君，何须冠以楚称耶？其为后人伪托无疑矣。况此种赋体，汉初尚未完成，战国时安得有之？故《高唐》、《神女》虽为词林所乐道，而西汉文人则鲜有及之者，其出世之晚可知。若是，则宋玉之文，今只存《九辩》一篇而已。（焦竑《笔乘》以《九辩》为屈子作者殊非，孙志祖《读书脞录》已辩之。若《文选补遗》又载宋玉《微咏赋》，则因宋王微咏赋而误，胡应麟、杨慎已讥其失，而陈耀文、周婴乃先后为之强辩。其彼此诘驳之言，详见《诗薮》、《正杨》、《卮林》等书，又参阅《戏瑕》。）
王逸曰：“辩者，变也；谓陈道法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此曲说耳。考《九辩》为古乐之名，一见于《离骚》，再见于《天问》，又见于《山海经》，（叔师以为禹乐，郭璞就《经》文解之，以为天帝乐。）非宋玉之所创也。辩变之云，岂其本旨哉？且如其言，《九歌》又作何解耶？故王夫之更之曰：“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楚辞通释》）《九辩》之为九遍，其义确否不可知，而谓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其悲感，则其说甚当也。又此篇本无分题，与《九歌》、《九章》不同。注家或分为十章，或分为九章，皆各以章为之。然有不可泥者，则以九为实数是也。（按此须以词意及韵调之起讫为准。如于此无害，则章数之分合亦自可以不拘。）至篇中之文多袭取屈子之语，如云：“聊逍遥以相羊。”又云：“载云旗之委蛇。”此《离骚》之文也。又云：“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险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又云：“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此《哀郢》之文也。至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圜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及“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等句，皆用《离骚》成语而略易其词。故王逸指为哀师，注家咸释为代屈为辞也。然观末章“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云云，其事则与屈子绝异：盖屈子乃遭谗见放，而宋玉殆事君不得而自请去职者耳。然则《九辩》之为宋玉自悲身世，而非为哀屈而作也审矣。大抵玉之遭遇略同于原，而又原之后辈，习见其文，故其写坎轲抑塞之怀，多取《离骚》、《九章》之语，亦自然之理也。与汉人之悼屈而多剿袭其辞者异矣。
《九辩》为《楚辞》中之上乘，形式开拓，描写入神，音节尤凄婉动人；后有拟作，蔑以加焉。录其首章，以觇一斑：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覊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癰癰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
宋玉悲秋，久为艺林所艳称。杜甫诗云：“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又云：“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又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并因《九辩》首二语而言之耳。今观其辞，参差错落，伸缩自如，已变屈子文法，绝不墨守成规，袭其面貌。而御以峻急之气，醒快生动，几令人忘其为骚体之文也。是盖《楚辞》之演变而渐近于汉赋者。李商隐诗云：“何事荆州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不虚美矣。屈宋并称，夫岂偶然？
屈原之后，与宋玉并时者，有唐勒、景差。《艺文志》载唐勒赋四篇，今并不传；然《楚辞》中无唐勒赋，是中垒已未之见，不知班氏何由著录。至景差之赋不见于《班志》，则西汉时亦已亡之矣。晚出《小言赋》称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等并造《大言赋》，盖不可信也，惟《楚辞·大招》一篇，王逸引或说以为景差所作，又云疑不能明。而朱子独谓“以宋玉大、小《言赋》考之，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以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见《楚辞集注》。）晦翁此言，未免武断。无论大、小《言赋》为后人伪托，不足据。即或不然，又安见景差之语与《大招》之辞相应耶？况《汉志》缺而不载，叔师致其疑词，渺茫无征，遽加臆断，真捕风系景之谈也。
以今考之，作《大招》者非景差，亦非屈原，盖秦汉间人模拟《招魂》之作，不必实有其所招之人也。（注家多谓《大招》为屈子所作。孙志祖《读书脞录》且谓史公所云《招魂》，即《大招》也。盖此篇本名《招魂》，后人以宋玉又有《招魂》之作，故以此为《大招》。而宋玉所作，又名《小招魂》，见张载《魏都赋注》。此则后人误信叔师之言，反取以为证，颠倒本末，绝非事实矣。要其故在不识《大招》之为拟作耳。）按《招魂》历叙服物饮食歌舞之盛，有云：“秦篝齐缕，郑绵终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吴歈蔡讴，秦大吕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而《大招》仿之云：“鲜甘鸡，和楚酪只。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蘖，和楚沥只。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羲《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观《招魂》所举七国，楚独阙如；而《大招》则七国之中，言楚者三。此又何也？是有故焉。盖《招魂》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楚人也；故其列举四方嘉肴异味，清歌妙舞，而不及于本国者，宜也。若《大招》则非楚人所作，乃出于后人之所拟；其视楚也，亦犹屈子之视秦晋郑卫也；故一则曰和楚酪，再则曰和楚沥，三则曰楚《劳商》，直视楚赵秦吴等国为一体而外之者，亦宜也。使果作于屈原或景差，或其他战国时楚人，其叙述必不如此。
又按《大招》有云：“青色直眉，美目媔只。”考《礼记·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郑康成注曰：“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礼记》汉儒所述，故谓黑为青。今《大招》亦以黑眉为青眉，若果战国时人所作，胡为作秦以后语耶？成知其必秦汉间辞人所为也。观其篇首无叙，篇末无“乱”，止效《招魂》中间一段；文辞既远弗逮，而摹拟之迹甚显。其为晚出殆无疑焉。
《楚辞》又有《卜居》、《渔父》二篇，自来咸指为屈子作。王逸之序《卜居》云：“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顺君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又序《渔父》云：“屈原放逐在江湖之间，忧愁吟叹，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叔师所言，即据二篇之文而衍说之，他无所考也。然其以《渔父》一篇为后人所记，与其序《天问》谓出楚人论述之意相同，斯则极为有见。按《史记·屈原传》于顷襄王怒迁屈子之后，即接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云云，是史公之于渔父也，固取为屈子之轶事而载之，而不目为屈子之文章明矣。叔师谓楚人叙其辞以相传者，其亦见及此乎？今考《卜居》之名，本于《离骚》，（《离骚》云：“索藑芳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又云：“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此盖《卜居》所本。）《渔父》之名，同乎《庄子》，皆后世赋家托于屈子之事而为之者也。姑以文体论之：凡屈原诸赋，惟《天问》一篇与《诗经》相似，余则俱为骚体，其句法之长短，韵脚之形式，及助词之位置，大抵皆有一定，方诸《诗经》则稍纵，比之汉赋却仍拘。盖《诗骚》汉赋，体制各殊，其演变之序极自然而合乎规律：《诗》主四言，《骚》加“兮”字，而稍稍扩张之，汉赋则全以散体行之也。（其骚体则摹古之作，不在此限。）《卜居》、《渔父》二篇，句法参差，韵式靡定，变骚赋为散文，实与汉赋相接，盖文艺之一大进步也。崔述论之曰：“周庾信为《枯树赋》，称殷仲文为东阳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马闻而叹曰……’云云，仲文为东阳时，桓温之死久矣。然则是作赋者托古人以畅其言，固不计其年世之符否也。谢惠连之赋雪也，托之相如；谢庄之赋月也，托之曹植；是知假托成文，乃词人之常事。（按顾炎武《日知录》已发此旨。）然则《卜居》、《渔父》亦必非屈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连、庄、信，其时近，其作者之名传，则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赋，其世远，其作者之名不传，则遂以为屈原宋玉之所作耳。”（见《考信录·考古续说》。）东璧此论，真达识也。（按《渔父》一篇引“新沐者必弹冠”数语，亦见《荀子·不苟》篇及《韩诗外传》一，并出屈原后。王伯厚尝以为疑。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引祝尧说，谓《卜居》乃从荀卿诸赋“者邪”“者与”等句法变化而来。果尔，则作《渔父》者或亦袭用荀子之文，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