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者，楚人之辞赋也。其名始见于《史记·张汤传》，（《传》称朱买臣以楚辞与庄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故《汉书·地理志》遂言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再见于《汉书·朱买臣传》，三见于《王褒传》，或谓其文虽始于楚，而名则兴于汉，其然否不可知矣。自刘子政辑录屈宋以下诸人之辞赋为《楚辞》一书，遂为后世集部之祖。黄伯思《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书录解题》引其文，作《翼骚序》。）其诠释“楚辞”之义是也。后人放效之作，遂亦通有此目。而汉人又往往止称之为赋。其后更有因《离骚》之名而概称“楚辞”为“骚”或“楚骚”、“骚赋”者，非其实矣。
《楚辞》继“三百篇”而勃兴于南方，昔人咸以为《诗》之变体。虽然，奇文之郁起，岂偶然哉？请得略陈其故。
一、关于北方文学者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氏谓辞赋之起，由于聘问歌咏之事废，极为有见。考春秋时，行人往来，辞命为先，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是也。顾欲善其辞命，厥惟学《诗》，故孔子以诵《诗》专对并举。观《左传》所载诸侯聘会宴燕享之时，必借赋《诗》歌《诗》以为周旋酬酢之助者，不可胜数。其最著者，如襄公二十七年《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举座无不赋者，可谓极一时之盛事矣。又如昭公十二年《传》记宋华定来聘，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谓其必亡。而襄公十六年《传》，“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盖尔时赋《诗》歌《诗》之重要如此。楚本后起，文化较低，北方诸侯皆夷之。及其盛也，与中土交际渐繁，聘会渐多，感实用之需要，受文学之熏陶，遂不得不研习“三百篇”而同化于诸夏矣。故《左传》文公十年，楚子舟引《大雅·烝民》及《民劳》，宣十二年，叔孙引《小雅·六月》，楚子引《周颂·时迈》，成二年，申叔跪引《鄘风·桑中》，子重引《大雅·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罢如晋，赋《既醉》，昭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昭七年，芊尹无宇引《小雅·北山》，昭二十三年，沈尹戌亦引《文王》，二十四年，又引《大雅·桑柔》，而昭十二年《传》子革且引逸诗《祈招》以谏：此皆楚人通达《诗经》之证也。故骚体文中每句用一兮字，其形式亦出于《诗》，而屈子《天问》且纯为《诗》之遗体。考《诗经》泰半皆出黄河流域，然则谓《楚辞》之起原实受北方文学之影响也，何疑？
二、关于南方文学者 《诗》三百篇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汉广》、《江沱》诸诗，列于二《南》；《汝坟》在河南之南部，地与楚境相近；《野有死麕》之白茅，本亦楚产，即《左传》所谓包茅，可知亦为南方诗歌。是《诗》无楚风，而实有楚诗也。《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盖古豫州之东南，而今河南湖北及安徽一部之地。则《诗》中之《陈风》亦当属之南方。春秋末，楚灭陈而有其地，又悉兼并其附近诸小国；故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境既广，故其时南方诸国之文学亦遂占而有之。蕴蓄既久，华实斯茂；迄于战国，楚辞崛起，有由来矣。又按老子亦楚苦县人，其所著《道德经》五千言，虽不可以文论，然其中多为韵文，且其形式亦间与《楚辞》之《九歌》相同，例如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此类哲理诗极似骚体文之先驱，特其兮字之位置微有不同，遂觉音节稍促耳。此外南方诗歌之散见于古籍者，有《子文歌》，颂楚令尹子文刑其族人事，《楚人歌》，咏楚庄王纳诸御已之谏而罢筑层台事，《徐人歌》，咏吴公子挂剑事，《楚狂接舆歌》，《孺子沧浪歌》，公孙有山氏之《庚癸歌》，皆古南方诗歌之可信者，篇什虽曰不多，然其胚胎《楚辞》之功则甚著。至《说苑·善说》篇之《越人歌》，其词尤与《楚辞》无异。故就形式观之，骚体之成，固远在屈宋之先矣。（参阅第十一章。）
三、关于楚国者 《楚辞》之起兴楚地关系最深，约言之，可分为三种：《汉书·地理志》曰：“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匡衡传》谓陈夫人好巫鬼而民淫祀，《地理志》亦谓陈太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陈风》所称击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盖陈太姬之遗风也。而《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有巫门、巫里、巫山、巫城等名，则是时南方诸国巫风之盛可知。其后吴并于越，陈越又先后灭于楚，故此风遂以楚为最盛，而其影响于文学者亦最大。盖巫觋所司者祭祀，而祭祀必有祈祷，祈祷必用祝辞与歌舞，故迷信之风愈炽，文学之材料亦愈多；观《九歌》一篇专咏灵巫降神之事，可以见矣。（参阅下章论《九歌》节。）故《吕氏春秋·侈乐》篇云：“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此其关于民俗者一也。先秦之世，各国风谣不同，音乐亦异。风谣之播于声音者为土乐，土乐又影响于文学，此在诸国然，而楚为尤甚。按《左氏》成公九年《传》称，晋侯使与锺仪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又襄公十八年《传》，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夫曰南音，曰南风，又曰土风，则楚乐必异乎北方之撰也。《汉书·礼乐志》谓《房中祠乐》为楚声，即本其调以制曲耳。又按《吕览》涂山氏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是南音者，“兮猗”之音，即楚辞之滥觞也。《候人歌》既可取为乐歌。（本《吕览》高诱注。已见前。）则楚辞之起与音乐之关系亦深矣。尝疑楚辞本亦可歌，与“三百篇”同。盖谱诸管弦者为楚声，著于竹帛者为楚辞。汉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诵读云者，即以声节之之谓也。《隋书·经籍志》谓：“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可知通楚声者，隋唐时尚有人焉。此其关于音乐者二也。刘勰曰：“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又曰：“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王夫之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释·序例》）二氏论屈子文得江山之助，诚为卓识。盖所谓地理者，大之如五岳四渎，屴漂汩；小之如鸟兽鱼虫，飞起蠕动；可以拓作者之胸襟，增文学之资料。后世赋家极乐铺叙地理，凡山川形势，水陆奇珍，乃至一章一木之微，靡不描摹尽致者，乃《风》、《骚》之舆台，得其一体以自广者耳。今楚，于山则有九嶷南岳之高，于水则有江汉沅湘之大，于湖潴则有云梦洞庭之巨浸，其间崖谷洲渚，森林鱼鸟之胜，诗人讴歌之天国在焉。故《湘君》一篇，言地理者十九，而《涉江》所纪，亦绝似山水之写真，虽作者或有意铺陈，然使其不遇此等境地以为文学之资，将亦束手而无所凭借矣。此其关于地理者三也。（以上参阅拙著《楚辞概论》）
然此仅泛论其文学之渊源而已；若止就屈赋言之，其学术思想之痕迹尚有可得而述者。盖屈赋虽为辞章之祖，其文实为灵均一家之书，后人第见其文章之美，而昧其学派之源，此不思之过也。窃疑屈子之学，出于古者史官及羲和之官，易言之，即辞赋家与阴阳道家有密切之关系是也。约而论之，其征有四：
一曰宇宙观念。此等观念包括天文地理等事，以《天问》一篇为最著，《离骚》、《远游》次之。（曩辨《远游》非屈子作，未审。）如《离骚》首述其生辰，即曰“摄提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无论摄提之为星名与摄提格之为太岁在寅之名，要皆与天文之学有关。又如《哀郢》言仲春，言甲之晁。《抽思·怀沙》并言孟夏，《抽思》且言南指月与列星；而《离骚》之羲和崦嵫咸池扶桑，并关于日，天津为天河，在箕斗之间，《远游》又言九阳、大微、旬始、玄武、文昌，此并屈子晰于岁序干枝及天象之明证。他若召丰隆，驱蜚廉，过句芒，历太皓，虽曰寓言，实无一不关天事。而最可注意者，厥为《天问》中之天文地理诸端。（其例从略。）虽然，屈原奚为而好言天事也？按《汉志》称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语本《尧典》。）羲和者，重黎之后；重黎者，颛顼之后，世司天地，楚之所自出者也。（参阅《周书·吕刑》，《国语·楚语》、《郑语》，《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楚世家》。）屈子楚之同姓，为高阳之苗裔，亦即重黎之子孙，怀王时为左徒，其职略同史官。（《史记正义》谓左徒犹唐之左拾遗）古者史官兼掌天文历数之事（例证从略），屈子家学相传，博闻强志，故虽世代相去甚远，犹能历历道其概略也。至若阴阳家邹衍之书，今虽不传，《史记》称其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又谓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云云，此为邹子之理想地理学也。齐人号之为“谈天衍”者以此。今观《天问》中所问，若九州、川谷、昆仑、县圃、增城、黑水、三危，与夫冬暖夏寒之所，无论或有或无，莫不属于地理者。而石林之地，能言之兽，九首之雄虺，九衢之靡萍，吞象之蛇等等，皆所谓川谷禽兽，水土物类之珍也。不特此也，凡《离骚》之善鸟香草，《招魂》之饮食珍玩，皆是也。（后世赋家极乐铺叙山川形势，水陆珍异，亦辞赋家与阴阳家有关之一证。）乃至《远游》、《招魂》之上下四方，《离骚》之四荒四极，上下九州，皆极明白之空间观念也。白水、阆风、穷石、洧盘、流沙、赤水、不周、西海之地，并邹衍所欲推而及之人所不能睹者也。故曰，屈子之学与出于羲和之官之阴阳家同源。不然，则以战国时阴阳家言最盛，屈子或受其影响耳。
二曰神仙观念。屈子神仙之思以《远游》以最著，《骚经》次之。如云：“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又云：“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又云：“无滑而魂兮，彼将自然。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此确为道家养生之论，不仅文词同于老庄而已。至于餐六气、饮沆瀣、漱正阳、含朝霞、保神明而除粗秽等语，直为道家炼形之要道，庄子《刻意》篇所谓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鼓祖所好者也。乃至明云承赤松之遗则，美往世之登仙，羡韩众（古仙人，非秦始皇时方士）之得一，离人群而遁逸，从王侨而娱戏，留不死之旧乡，（以上诸例，并见《远游》）一若真慕出世之乐者，何哉？按《汉志》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而古者史官兼掌天文历数（说已见前），故道家与阴阳家又有息息相通之处。屈子之学既与阴阳家同源，故又有恬漠虚静，长生久视之企慕。矧老子本楚人，与之同土共国者哉？夫宇宙之寥廓无垠，而欲探讨其究竟者，阴阳家也；升天入地，以至乎旷远绵漠之乡者，神仙家也。斯二者相邻而易混。故邹子推究天地，而又有《重道延命方》（见《汉书·刘向传》）。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而不能通，止为方仙道，形解销化。（见《封禅书》）秦始皇用其《五德终始》之学，卒至信神仙，求不死之药，（见《始皇本纪》）皆其明证。而《离骚》之神游，乃在若有若无之境界者，盖亦合阴阳家之宇宙观念与道家之神仙观念而一之者也。由是言之，屈子之言神仙，又何怪焉？
三曰神怪观念。屈子之神怪观念与上述二者互为因果，而亦与阴阳家及道家有关。例如《招魂》陈四方之恶，则有长人千仞，十日代出，封狐千里，赤若象，玄蠭若壶，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豺狼从目，悬人以娱；土伯九约，参目虎首：种种幻想，如九幽十八狱，阎立本吴道玄辈未足尽其变相也。今按文人寓言之荒诞者，《庄子》书中为多：《逍遥游》之鲲鹏，《外物》之说钓，《则阳》之蛮触，《齐谐》志怪之书，谬悠荒唐之说，初不减于《招魂》、《天问》之所有；故知屈子之学与道家同其源流，决无疑义。（《庄》、《骚》之文多有同者。汉赋家亦多采《庄子》语，兹不暇举。）又按古籍中神怪之事物，莫过于《山海经》。《山海经》一书，汉儒附之禹、益，（《史记·大宛传赞》之《禹本纪》亦同。）虽不可遽信，然其所以必归之禹、益者，则以其为古地理之书，而禹、益则又最先躬自考察地理之人也。且讲地理者，必验诸生物，《周书·王会》篇备记四夷九域之国，皆附记其物产；《淮南·墬形训》主记四方水土，亦必及其动植珍异，皆其证也。邹衍侈言天地，而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及海外所不能睹，非其明征也与？《周礼疏》引《五经异义》有《古山海经邹子书》；近儒仪征刘君疑《禹本纪》亦为衍书（见《左盦集》三），尤足证言地理者必好谈神怪，而屈子之学之与阴阳家有关益信矣。
四曰历史观念。屈赋中多述古事，而以《离骚·天问》及《九章》中数篇为最著。所谓“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者也。《汉志》言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而老子即为周室之守藏史，庄子寓言虽多，亦往往好陈古事以申其说，是则谓屈子之重视历史，明于治乱者，未始非与道家有关之又一证也。若夫邹子之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以上总括《史记·孟荀列传》文。）其所谓推者，即史家寻究因果之义；至其推之之法，则本五行相胜之道以为准，（略见《吕览·应同》篇。）如虞土，夏木，殷金，周火，由兹而上，至于黄帝；由兹而下，乃于百世，皆可以是推之。故因五德之转移，而知其治各有宜也。其详虽不可得闻，要其欲明往古成败祸福之道，则与道家无二致。然则古者阴阳之学，真无所不包矣。故屈赋之好征古事以为法戒者，非偶然也。（以上参阅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三第四号鄙著《屈赋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