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者，民族文化之所系，国魂之所寄；故灭人之国者，必先毁其文化而亡其国魂，国魂之不存，则其亡也奄然。大哉史乎！安可不重视之乎？余杭章君之赞《春秋》也，曰：“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以讫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潸者也。”（《国故论衡·原经》。）今也蹙国数千里，岛夷之鞭挞甚于胡羯，将求削而不可得焉。是在吾族之善自保其国性，以待将来而已。
《汉志》无史家之目，而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系之“《春秋》家”。其叙论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与此不同。）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尚书》、《春秋》皆史也，后世史部之书皆其苗裔也。我国史学之盛，即历代建置史官之故。至于周则天子有之，诸侯亦有之，故其时有周之《春秋》，燕、宋、齐、楚、晋之《春秋》（见《国语》及《墨子·明鬼》篇）。且有百国《春秋》（见《史通·六家》篇引）。是则三代之史莫备于周矣。
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凡三十卷，号曰《左氏传》。故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御览》六百十。）《史记·二十诸侯年表序》详著其作《传》之故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志》云：“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班氏《艺文志》从此说，而其自注则又谓左丘明鲁太史。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本之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刘知幾《史通·申左》篇论《左氏》之三长，亦主丘明躬为太史之说。而孔氏《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诸家之说，递相祖述，虽微有不同，要其谓左丘明之作《春秋传》，及《经》、《传》之密切相关，则咸无异辞。后儒好为异论，纷纷揣测，不可信也。故《四库书目提要》辩之曰：“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越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今按《提要》之言最为通达，纷纷异说，皆可不攻自破。而啖助、赵匡辈并疑成十三年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及十二年有庶长鲍、庶长武、庶长无地，以不更庶长之官商鞅时始有，遂谓《左氏》为秦人，在战国之后。项安世又以闵元年《传》言毕万之后必大，昭二十八年独详魏事，故疑为魏人。朱子又谓《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后，故《左传》说楚事为详。皆疑所不当疑者矣。至后人呶呶于左邱明姓氏之争，及是否列孔氏弟子籍，皆可置而勿论。
《左传》一书，先秦周末之世盖尝盛行，断非战国时人所能造，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称《春秋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云云，此全依《左氏传》也。《十二诸侯年表序》又言铎椒、虞卿、吕不韦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是战国诸子莫不钻研窥望其学矣。《史记·吴世家赞》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亦指《左氏传》而言。据此，不可谓史公未睹其书也。徒以厄于西汉博士，遂使春秋文献之宝典，横被疑虑于后人，可慨矣夫！
司马迁但云鲁君子左丘明，班固则谓丘明鲁太史，杜预、刘知幾并从班说，后人因此断断争辩。然观其文，博综群书，每事皆详；乃至广包他国，《耬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莫不毕睹，确非躬为国史者不能为。汪中《左氏春秋释疑》辨之曰：“《左氏春秋》，典策之遗，本乎周公；笔削之意，依乎孔子。圣人之道莫备于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古者左史记事，动则书之，是为‘春秋’；而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其失也，巫斯之谓与？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司其事而不书，则为失官。”又曰：“先王设之史，使鉴于前世之善淫祸福以知戒劝者，为中人也。苟为中人，则举其已验者可也，此史之职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此不独洞见幽隐之论，而左氏之为史职，且因之而益信。
杜预论《左传》三体五例，此非论其文也。（然亦与文有关。）寻左氏之文，其最擅长者有二端：一曰长于记言。春秋时，大夫行人聘问应对，固莫不善于辞令，而左氏能婉曲以达之，若吕相绝秦（成十三），子产献捷（襄二十五），臧孙谏君纳鼎（桓二），魏绛对戮杨干（襄三），烛之武之退秦师（僖三十），戎支驹之对宣子（襄十四），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此之类，难更仆数。又有文典而美，语博而奥者：如僖伯谏君观鱼（隐五），富辰谏王伐郑（僖二十四），王孙劳楚而论九鼎（宣三），季札观乐而谈国风（襄二十九），郯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昭十七），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文十八），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襄四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昭十二），皆是也。（《史通·申左》谓此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盖当时国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二曰长于叙事，而于叙战事为尤胜。举其著者，若僖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又三十二、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宣十二年晋楚耾之战，成六年晋楚鄢陵之战，定四年、五年吴楚柏举之战，皆是也。又如僖二十三、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之亡，昭十二、十三年楚灵王乾谿之难，哀十六年叶公讨白公之乱，亦叙记中绝佳之文。盖左氏善叙事，尤善于记大事也。故刘子玄论之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聈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斯言也，洵非过情之誉，其自称幼废他书，听讲《左传》不怠者，有以哉！兹摘录左列诸例，可观览焉。
其薄在位之无能也，则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庄十）；其称强暴之无道也，则曰“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定四）；述开创，则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宣十二）；表奢侈，则曰庆氏之车，“美泽可鉴”（襄二十八）。恶詈，则曰“中寿，汝墓之木拱矣”！（襄三十二）巧譬，则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成十七，按刘子玄讥其失当，甚泥。）万之多力，则曰“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饮之酒而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并庄十二）荦之多力，则曰“能投盖于稷门”（庄三十二）。舍之多力，则曰“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于薨，以俎壶投杀人而死”。（襄二十八）“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闵二）则安集可知矣。“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十二）则咸悦可知矣。“室如悬磬，野无青草。”（僖二十六）则凋敝可知矣。“当陈隧者，井堙木刊。”（襄二十五）则残破可知矣。“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余师不能军，宵济亦终夜有声。”（并宣十二）则混乱之状可知矣。“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宣十五）则穷困之情可知矣。至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桓二）又曰：“国将亡，必多制。”（昭六）则真至理名言，历世败亡无不如此，而于今日为尤似。
左丘明又纂《国语》二十一篇，分纪周鲁齐晋郑楚吴越之事，起周穆王，终鲁悼公，为《春秋外传》。（按《国语》号《春秋外传》，始见于《论衡·案书》篇，及《汉书·律历志》。）后人或以其一事而二文不同，或以其文体与《左氏》异撰，多拟其书与《左传》非出一家；不知史迁已谓左邱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迁传且明言其籑异同为《国语》矣。其文虽不逮《左传》，然胎息固相近，今不具论之。
《汉志》有《战国策》三十三篇，今有三十三卷，无作者名氏。杂记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上继《春秋》以后，讫秦并六国，为时凡二百四十五年。其书或曰《国策》，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书中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之谋，谲诳倾夺之说也。刘氏序之曰：“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亦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筴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此真洞察当日时势，合于知人论世之义；而曾子固讥其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亦太迂矣。盖自春秋以还，诸侯力征，强者务吞并，弱者患其不能守，其从容辞命之行人，不得不变为说士；兵争之不胜，侵削之不堪，不得不轻盟誓而行诡诈。三代以来，世变之亟未有甚于此时者，亦势为之也。今观其文，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质，若苏秦合从，张仪连横，毛遂之劫盟，虞卿之论媾，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触詟之说赵后，颜斶之折齐王，范雎反问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辩丽闳肆，利口剧谈；鼓舌摇唇，变诈锋出，人持弄丸之辨，家挟飞钳之术，可谓尽炙毂雕龙之能事，极纵横短长之大观也。章学诚论之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辞令之极也。”斯言谅矣。（案章说实本《汉志》。）
晚周诸子之以文学著称者三：于儒则孟轲，于道则庄周，于法则韩非也。略论述之如次：
《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七篇者，《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并分上下）是也。《汉志》儒家有《孟子》十一篇，盖统《外书》四篇言之，今《外书》已不传（明人所得者或为伪造），仅存其目而已。（《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至七篇之书，自《史记》本传及赵岐《题辞》以下，多谓孟子自撰，然亦颇有谓出门弟子所记者：韩愈《答张籍书》及林慎思《续孟子自序》并主此说，而晁氏《郡斋读书志》述晁说之语曰：“今考其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后人追为之明矣。”而朱子独谓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辑所就也。（《困学纪闻》八引之；又朱子《语类》亦有是说。）自是说者屡有辩论。阎若璩谓孟子道不行，归而作书七篇，卒当赧王之世。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见《孟子生年卒月考》）虽又主调和之说，其言则近是。而陈伯弢师则谓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即齐湣王十三年，鲁湣公七年，魏昭王七年，则齐宣、鲁平、梁惠、襄皆已前卒矣，何俟门人为之加谥？后人私臆推测，未若汉人旧说之可信。（见师著《经学通论》）于是孟子自作七篇之论定矣。孟子之书在当时亦与晏荀等家同属诸子，自唐宋列之为经，考亭侪于四子，而其道始尊，其学益显，岂不以其辟异端之说，闳先圣之道，非五十三家之儒所可同日而语哉？若论其文，亦颇有纵横家气象。书中如论养气（《公孙丑上》），辟许行（《滕文公上》），辟杨墨（《滕文公下》），辨古史（《万章上》），赞孔圣（《万章下》，按“养气”推崇尤至），辨性善（《告子上》），述古制（《滕文公上》、《万章下》），明道统（《公孙丑下》、《尽心下》）等章，最为重要文字。言义理则广大精微，明是非则纵横反覆，尊王抑霸，禁攻寝兵。或答时人，或告弟子，其言无不开阖抑扬，明白晓鬯，取譬寓言，曲尽其妙。缀文之士，多有寝馈之者。
庄子名周，蒙人也；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楚威王闻其贤，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不应。（《经典释文序录》谓齐、楚并聘之。）其学无所不，然要其本归于老子之言。《汉志》《庄子》有五十二篇，今存者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逍遥游》至《应帝王》），外篇十五（《骈拇》至《知北游》），杂篇十一（《庚桑楚》至《天下》）。而内篇以下，多后人假托羼杂之辞，不尽周所自著；然亦不背于道家之旨，或其徒为之也。司马迁称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盖于其人其文十得八九。而《天下》篇评之曰：“庄周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以庄语。以卮言为曼衍，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王谓《天下》篇系于篇末者，犹《孟子》七篇之末举狂狷乡原之异，历述先圣至于己之渊源，及史迁序列六家之说略同。古人撰述之体然也。其浩博贯综，微言深至，非庄子莫能为。）其论庄子之学，尤为精当。惟其具此胸襟，故能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汪洋恣肆，机趣横生；辞流溢而不穷，辩纵横而无碍。读者但觉其文如清风之行水，如朗月之鉴空，信手拈来，都成妙趣；而不知其内充乎己，故能超六合而笼万态，离迹象以见天钧。其说理也，尤能剖析毫芒，出入幽渺，穷造化之本原，探神圣之秘奥，万窍怒号，众籁并作，当之者无不色授魂与，莫逆于心。真豪杰之士，绝世之奇文也。今试验诸《逍遥》之神游，《齐物》之梦觉，庖丁之解牛（《养生主》），匠石之鼻（《徐无鬼》），痀偻承蜩之妙喻（《达生》），濠上观鱼之微言（《秋水》），《德充符》、《大宗师》等篇之论忘形，《马蹄》、《胠箧》等篇之论弃智；语大，天下莫能载焉，鲲鹏是也；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蛮触是也（《则阳》）。而《说剑》一篇尤近于辞赋（如晚出之宋玉《风赋》）。古今来有此文章者乎？盖必如庄生之“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而后能之尔，是殆不可学而至者。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秦王见之，恨不得与之游。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乃遣非使秦，秦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毁之，劝秦王以过法诛之，遂下吏。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而赦之，非已死矣。（以上括《史记》列传。）《汉志》有《韩子》五十五篇，今为二十卷，篇数正同。惟其书亦多后人窜入之文，不尽可信。非之学，尚功利而任法治。排儒墨而去仁爱，信赏必罚，惨礉少恩，可以救一时之弊，而不可长用也。尝以修文学，习言谈为五蠹之一，然观其所著书，廉悍锋利、切中事情，亦时有纵横之气，则非亦文学之士、游谈之流也。又其辞排比整齐，略似六朝偶俪文体；而内、外《储说》诸篇，或以为后世“连珠”之祖云。（《说苑·说丛》篇似亦祖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