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所传《诗》三百篇，（诗本三百十一篇，其《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有声无词，实止三百有五篇。言三百者，举成数也。）果何自来耶？曰，大半皆周时朝廷之所采者也。古有采诗之官。《左氏》襄十四年《传》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谓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则其制不自周始。故《孔丛子·巡狩》篇称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扬雄谓周輶轩之使逌人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逌人即《周官》之行人。《汉书·食货志》亦谓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公羊》宣公十五年《传》注又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汉儒者言古昔采诗之事详悉如此。后世若汉武帝之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见《汉书·礼乐志》），盖古之制也。至其所以采诗之意有二：一曰考民俗。《礼记·王制》所谓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是也。二曰立诗教。《周礼》所谓太师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是也，然则今之所谓“三百篇”者，大抵成周之民间文学，妇人孺子之所讴吟，贩夫牧竖之所谣倡，莫能指其作者之主名者也。《诗序》言诗之作者，自《绿衣》至《鲁颂》，不下数十篇，多不可信。说详后。
《诗》三百篇皆可入乐。乐正即以之教国子，入学者咸肄习之，故习乐即习诗也。《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教国子以乐语乐舞；《乐记》亦谓以乐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故其时诗乐之学普及，文人学士多通音律，观于春秋时大夫类能赋诗歌诗可知矣。然则今之“三百篇”殆又最古之乐谱也欤？惟相传既久，舛误必多；春秋以还，礼崩乐坏。孔子以“六艺”教弟子，毅然以修明礼乐为己任。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厥后史迁作《孔子世家》，即据此以为孔子删诗之证，而异议自此起。其说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公此说，后儒信者颇多，而疑之者则力辟其谬。有谓孔子如果删《诗》，不应存郑卫之淫风者；有谓孔子删《诗》不容十分去九者；有谓孔子删《诗》非全篇删去，乃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者。此皆似是而非之言，殊不足以服众口。故崔述驳之曰：“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读风偶识》。）今按《论语》，孔子自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诗》三百，是古诗相传，实只三百之数，孔子固未尝删也。《论语》又记孔子告其子之言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颂’各得其所。”是二“南”“雅”“颂”之名，似亦在昔所固有，亦非孔子有所去取也。且《左氏》记季札观乐，在孔子前，所论诸“风”，无一出十五国以外者。然则今《诗》三百，原为周时旧本，孔子删诗之论，特史公误解“‘雅’‘颂’各得其所”之文，故遂为此臆说耳。不知“雅”“颂”得所，实指声乐而言，与删汰篇章无关，上云“乐正”，是其明征。《墨子·公孟》篇亦言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矣。（《郑风·子矜》引此以释诗义。孔疏云：“诵之，谓背之暗诵之；歌之，谓引声长歌之；弦之，谓以琴瑟播之；舞之；谓以手足舞之。”盖四诗所用，皆一“三百篇”而已；特其肄习之方不同，故分言之。）今亦皆指为孔氏之所删，可乎？窃意行人采诗，官非一人，世非一代，地非一域，初或不止三百之数；其后用以入乐，用以施教，始撷取英华，芟除芜秽，定著之为三百五篇。其已删者，无人诵习，久渐散亡，所谓“逸诗”是也。此非孔子删之，乃太师或史官纂辑时删之耳。其已著录者，则传者世有其人，习者人有其事，故虽遭秦火而犹得全也。余以是知孔子时诗本无阙失，三百五篇，固犹旧本真面也。
《诗》分三类，曰《风》，曰《雅》，曰《颂》。《风》之数并二《南》为十五，凡诗百六十篇。《雅》分小大，《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颂》合周鲁商为《三颂》，《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合四十篇。全诗凡三百十一篇。惟《二南》自昔列于《风》首，故以为《风》；然考其实，有不得不分者焉，故今分《南》、《风》、《雅》、《颂》四类述之。
一、《南》 《南》者，乐也，因地得名。《小雅·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传》，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见舞象箾南籥者；《礼记·文王世子》亦称胥鼓南，然则“南”之名虽不必即为《周南》、《召南》，其为古乐则无疑也。（程大昌《考古编》谓南乐即《周南》、《召南》，后儒非之者甚多，今不具论。）今按《吕览》称涂山氏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谓《周南》、《召南》即取南方国风之音以为乐歌。盖南乐者，南方之音乐，如《左传》所谓锺仪操南音是也，亦即《左传》及《礼记》所谓虞舜师旷之歌《南风》是也，非《诗序》所云化自北而南之谓也。其称为《周南》、《召南》者，盖周初之时，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召南》耳。今观其诗，如《南有樛木》、《汉广》、《汝坟》、《江有汜》诸篇，皆明著其地矣。则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诗，以地别，不以化区，殆无疑义。而旧说王者诸侯之风，亦决不可信矣。胡承珙曰：“《南》以地言者，乃采诗时编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乐时编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见《毛诗后笺》）洵笃论也。
二《南》二十五篇，自郑氏《诗谱》以来，说诗者狃于正变之说，（文武时为正风，厉宣以后为变风）。多以为文王时诗，实则非也。今按《周南》十一篇，时代虽无明征，而《召南》之《甘棠》及《何彼秾矣》二篇，则明明非文王时诗也。《甘棠》一诗，三称召伯，无论《诗》中召伯不一其人（《小雅·黍苗》、《大雅·崧高》并有召伯），即强指为召公奭，然召公称伯，在武王分陕之后，岂有文王之时，武王尚未克殷，诗人即预称召伯之理？《左传》、《孔丛子》、《韩诗外传》及《史》、《汉》、《说苑》、《法言》、《白虎通》等书并以为此诗作于召伯久没之后，西周遗民追思之词。而《竹书纪年》记召公卒于康王二十四年，则《甘棠》并非成王时诗矣。至《何彼秾矣》言“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此明为东迁以后之诗；而毛公之泥，必强训平为正，平王即文王，谓武王之女，文王之孙，适于齐侯之子，无理甚矣！故后人多斥其谬。（今不具引）。考王姬下嫁于齐，其事明见于《春秋》，（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王姬归于齐。）此诗即咏其事。王姬即周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即齐僖公之子襄公也。然则《何彼秾矣》一诗之为东迁以后所作，奚待“三家诗”之异说而后明哉？他若《周南》之《汝坟》，《召南》之《行露》，《野有死麕》，并似幽厉以降，国乱俗靡之歌，不关文王时事。而说者必指王室为对纣言，父母为文王（崔述谓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或又牵合召伯之化以实之，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崔述曰：“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后，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见《读风偶识》）由是言之，二《南》虽不必尽出东周，其非一世之时则彰彰明矣。
二《南》之诗约可分为三类：《关雎》、《卷耳》、《汉广》、《草虫》、《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十篇，属于抒情者也。《葛覃》、《桃夭》、《鹊巢》、《采蘩》、《采》、《何彼秾矣》六篇，属于叙事者也。《樛木》、《螽斯》、《兔罝》、《汝坟》、《麟趾》、《甘棠》、《羔羊》、《驺虞》八篇，属于颂赞者也。《芣苢》一篇，其义不明，第就其辞观之，极似趁韵之民歌。盖二《南》之所咏，多为夫妇室家之琐事，男女婚嫁之恒情，或思妇之念征人，或贞女之恶无礼，或述循吏之遗爱，或美猎士之多获，固不必篇篇凿指为何人何事也。
二、《风》 《诗》有六义，其一曰“风”。《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罚，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此以诗之体制言也。朱子《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此以诗之作者言也。而惠氏《诗说》则谓《风》、《雅》、《颂》当以音别之。按三说虽异，实亦相通。民俗歌谣之作，异乎《雅》、《颂》之音；或以体判，或以律分，义各有取也。《国风》旧称十五，盖合二《南》言之；今析出二《南》，令与《风》、《雅》、《颂》并立，故为十三国风。顾此十三国中尚有不能成立者，如邶鄘卫本为一国，“王”与“豳”俱不得以国称；亦论《风》之名数，实只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九国而已。
《风》之时代多不可考，惟诗序凿凿言之；每说一诗，必举一事以实之，其绝不相关者，亦必曲为之解；故后人多疑其傅会书史，依托名谥，斥为无根之谈也。顾《诗序》之说虽多不可信，然亦有极确而可据者，有虽无确据，而玩其词旨，知其说之近是者。今按《鄘风·定之方中》及《卫风·载驰》二篇，为卫文公中兴及许穆公夫人（卫宣公女）思归唁之诗，其事明见《春秋》闵公三年《左传》，盖卫亡以后之诗也。至若卫人为庄姜赋《硕人》，见隐公三年《左传》。《齐风·南山》、《敝笱》、《载驱》等篇之刺齐襄及文姜，其事并分见于桓公十八年，庄公二年、四年、五年及七年《经》、《传》中。郑人为文公赋《清人》，见闵公二年《传》。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见文公六年《传》。《陈风·株林》刺灵公通夏姬事，见宣公九年《传》。而《唐风·扬之水》诗云“从子于沃”，《序》即据以为刺晋昭侯；盖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在平王二十六年；其后曲沃强大，再传至武公，灭晋。果如《序》言，则固春秋以前诗也。至《豳风·破斧》之诗，明言周公东征，更远在周初之世矣。总之，《风》之时代逾四五百年，而东迁以后之诗居多耳。
《风》有美诗，有刺诗，有忧时愤乱之作，有离别相弃之辞，短者数十字，长者数百言，为千古文章之祖。大抵抒情之篇十之九，叙事之篇十之一，归纳之可得六类：一曰爱慕之诗。男女相悦之辞，《风》诗最多，而莫著于郑卫。如《邶风》之《静女》，《鄘风》之《桑中》，《郑风》之《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等篇，皆其类也。二曰怀思之诗。此等诗初不限于男女之燕昵而已。如《邶风·泉水》之思归宁，《鄘风·载驰》之思归唁，《唐风·葛生》之念征人，《王风·大车》及《陈风·月出》之念所私，《豳风·东山》之怀室家，《秦风·蒹葭》之思朋友，皆其类也。三曰怨恨之诗。如《邶风》之《日月》，《王风》之《葛藟》，《唐风》之《鸨羽》，皆不免怀怨恨不平之气；而《邶风》之《谷风》及《卫风》之《氓》二篇，尤其显而易见者也。四曰忧伤之诗。如《王风》之《黍离》，《魏风》之《园桃》、《柏舟》之忧谗悯乱，《绿衣》之思古无，《北门》之内外交迫，《黄鸟》之百身莫赎，《晨风》之忧心如醉，《羔裘》之劳心忉忉，《匪风》之中心伤怛，《蜉蝣》之忧心归处，所赋虽不必尽同，写忧则未尝或异。及其忘忧无术，则《苌楚》猗那，羡无知之可乐；《衡门》偃仰，借泌水以疗饥。曳衣裳，考钟鼓，以求其自得之乐者，皆此类也。五曰指斥之诗。如《鄘风》之《墙有茨》、《相鼠》、《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及《陈风》之《墓门》等篇，皆其类也。六曰赞美之诗。如《邶风》之《简兮》、《卫风》之《淇澳》。《硕人》颂庄姜之美，《缁衣》美武公之贤。《叔于田》洵美且仁，《汾沮洳》殊异公族，《猗嗟》则美目清扬，《小戎》则温其如玉，《鸤鸠》则其仪不忒，《狼跋》则德音不瑕，若此之类皆是也。至于叙事之诗，若《大叔于田》、《七月》诸篇或叙田猎，或纪农功，莫不层次井然，铺写尽致，但此等诗不多见耳。
三、《雅》 《雅》之义，说者不一。《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朱子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小大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词也。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严粲曰：“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严氏《诗缉》）章如愚曰：“《风》体语皆重复浅近，妇人女子能道之，《雅》则士君子为之也。《小雅》非复《风》之体，然亦间有重复，未至浑厚大醇，《大雅》则浑厚大醇矣。”（《山堂考索》）诸家之说，朱子于理为长，《序》则最不可信。故惠氏《诗说》驳之，谓观《乐记》师乙之言，《左传》季子之论，知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美不存乎大小也。其说甚塙。（近儒章君《小疋大疋说》又谓《雅》为秦声，亦以音乐为说。）而崔述复剧论风雅之分，分于诗体，无与天子诸侯。总之，《南》、《风》、《雅》、《颂》，皆属乐诗，各函数义；或谓之诗，或谓之乐，闳通则无害尔。
二《雅》之时代，据诗词可考者多。惟《诗序》历述各篇本事，有可据者，有不可据者。今按《大雅·大明》篇屡言文武之谥，并及牧野誓师，尚父赞戎之事。且观其辞，首言天命靡常，末言武王克殷，明为周家受命未久，追叙文武功德之作。而《文王有声》言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事，亦并及其谥号，与《大明》略同；故知皆成王时诗也。他若《文王》、《绵》、《棫朴》、《思齐》、《皇矣》、《下武》、《旱麓》、《灵台》、《生民》、《公刘》等篇，或有明文，或无明文，要皆周初之诗无疑也。至于《小雅·六月》、《采》二篇，明为宣王平定外患之诗，盖诗中止言王而不言谥，知非后人追述之辞矣。又《大雅》之《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及《小雅》之《采薇》、《出车》等篇，亦皆宣王时诗。而《序》以《采薇》、《出车》二诗属之文王，其《车攻》以下十余篇一无明文可征者，反属之宣王，皆臆说之不可信者也。乃如《小雅》之《节南山》，明言国既卒斩，《正月》明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为东迁以后之诗甚明。而《十月之交》、《小弁》、《白华》及《大雅》之《瞻卬》、《召旻》等篇，亦皆作于幽平之世，以有明文可征也。盖二《雅》自周初以迄东迁之诗皆有之，其时代几五百年矣。
《雅》异于《风》，形式较整，篇幅较长，叙事诗亦较多，大抵宴享祝颂之辞，惘时伤乱之篇，盛世之音十之二，衰世之音十之八；凡当日政治、社会、思想、礼制以及人情风俗，靡不毕见。兹请略言其大要者二端：
（一）宗教思想。我国宗教思想，以天帝祖宗为归宿，质言之。一鬼神观念而已。此等思想其起原甚古，大约支配吾族数千年来之政教学术，而操其盛衰升降之运命焉。盖古者以为天者人之始，万物之所本，其权威至大，人格至高，宰制一切而莫与抗，聪明正直而无所私，顺而昌，逆而亡，其赏罚丝毫不爽也。是故善者与之，《皇矣》所谓“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也。其不善者夺之，大明所谓“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是也。作善者降祥，《嘉乐》所谓“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是也。作不善者降殃，《节南山》所谓“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雨无正》所谓“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此饥馑，斩伐四国”是也。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为王。”（《大明》。）然而昊天孔昭，赏罚有度，其将罚者，必先之以警告；于是乎或则“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或则“百川沸腾，山冢崒崩”。（《十月之交》）惟天变虽曰可畏，而人定终可胜天。天之爱憎，本无成见也。故《正月》之诗曰：“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板》之诗曰：“敬天之怨，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主民者于此而能恐惧修省，未始不可以转祸为福，化灾为祥也。观《云汉》一诗，宣王忧旱之情，则古人之笃信天神可谓至矣。至于祖宗与天帝同，为子孙者不可以不虔奉；故《文王》之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下武》亦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又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盖子孙之于祖宗也，食其德，当继其志，述其事，夙兴夜寐，无忝所生，即为善事祖宗之至孝，而福佑亦随之矣。此其大略也。
（二）道德观念。《雅》诗中之道德观念，约可分为对己、对人、对国三种。《小宛》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戒谨恐惧之情与《小旻》同。又云：“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此贤者持躬不苟，惟恐以酒败德，故持以为戒。是又与《宾筵》“维其令仪”之意同。此古人克己之功也。惟其如此，故《小明》亦云：“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抑》亦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其律己之严可知矣。对人之道，莫先于孝弟。《蓼莪》一诗，为千古孝思之绝作。观其叙拊育顾复之怀，抱恨终天之感，悽怆沉痛，王裒之所以三复流涕也。《小宛》又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而《四牡》之“不遑将父”，《北山》之“忧我父母”，并以勤劳王事，不能养其父母为忧，则衰世之笃于亲者尚多有之。若夫《常棣》言兄弟之情，《伐木》敦朋友之谊，民德之厚，君子有取焉。至于对国之义，则有如《大田》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与今之自私自利，不知有国者迥殊矣；十月之交之“黾勉从事，不敢告劳”，及“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则与今之侈居民上，而绝无责任心者又迥殊矣。盖其平日敦行有素，故虽王事鞅掌，劳逸不均，而犹不轻弃职守也。
四、《颂》 《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子曰：“《颂》者，宗庙之乐歌。”惠氏《说诗》云：“《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雅》诗‘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左传》‘听舆人之颂’，刺亦可言‘颂’矣。《国语》‘朦诵’，谏亦可言‘颂’矣。按《礼》：‘学乐，诵诗，舞勺。’《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孟子》：‘诵其诗，读其书。’《左传》：‘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遂诵之。’以是观之，比音曰‘歌’，举其辞曰‘颂’也。”今按《颂》有数义，不可偏执。故郑《谱》既释为“容”，而其说《春官》又曰：“颂之言诵。”《诗》中之颂，本为乐歌；迄乎后世，只为韵语，不问人事鬼神，凡游扬德业者皆属之，此其变也。故刘勰曰：“容告神明谓之颂。颂王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讌飨之常咏也。”（《文心雕龙·颂赞》篇）颂既以乐为主，故《乐记》谓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诵；鲁人为季子歌《颂》，而叹为五声和，八风平。其同乎《风》、《雅》者以此，而异乎《风》、《雅》者亦以此。
《周颂》有武王时作者，有成王时作者，有康王时作者，有昭王时作者，皆按之诗词而可知也。其《昊天有成命》、《武》、《桓》、《赍》、《酌》、《般》六篇，皆成王时作，而《时迈》、《思文》二篇，则又周公之所制也，凡诗三十一篇，有祭祖考者，如《思文》、《清庙》、《维天之命》等篇是也。有祀神祇者，如《时迈》、《噫嘻》等篇是也。有舞歌，《武》、《桓》、《赍》、《酌》、《维清》等篇是也。有及农事者，如《臣工》、《丰年》等篇是也。《鲁颂》止四篇，或谓奚斯所作，或谓史克所作，不能明也。奚斯鲁僖公时人，史克则襄公时人。其《宫》一篇，章句最长，中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语，盖美僖公尝从齐桓公伐楚于召陵也。《商颂》五篇，其时代旧有三说：有谓正考父作者，有谓正考父为宋襄公作者，有谓本周太师所保存之先代乐章，而正考父得之者。然正考父为宋襄公时人，当平王东迁之际，谓为宋襄而作，似误。至谓之周以前乐章，尤不可信（前人辩者甚多，不复征引），故仍当从考父自作为是。其《那》及《烈祖》、《玄鸟》三篇为祭歌，《长发》述商之建国，《殷武》则述宋从齐桓伐楚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