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不凭虚起。推原其故，则人生不堪内外之压迫实使之。何谓内？天赋情感是也。何谓外？生活环境是也。斯二者，内外相应，消息相通，非截然两事也。本此二义，则文学起原之故可得言焉。
一、情感之冲动 人类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应，应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言，而后有文辞。故《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乐起原论也，亦即文学之起原论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乐记》稍异。）此诗歌起原论也，亦即舞蹈起原论也。诗也，乐也，舞也，分流而同源，异辙而同归者也。盖感而为声，咏而为诗，（初民止有讽咏之诗，无著于竹帛者。说详下章。）动而为舞，节而为乐，而莫不由于情感之冲动，特其进展之程序微有异耳。古者诗必入乐，乐必有舞，三者相连，未尝或间，殆以此也。刘彦和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篇）又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或且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物色》篇）此以四时物候之感人者言也。锺记室亦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曰：“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此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此兼以物候与境遇之感人者言也。是故朱子《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览众说，情感实文学之源泉，诗歌又文学之先导，不亦彰明较著也哉？
二、生活之压迫 太古之世，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类与万物纷然杂处，以生以长，以繁殖其子孙，迄于今不知几何年矣。虽然，其原始生活之状况则可推而知也。姑就其衣食居住三事言之：
《诗·大雅·绵》之篇云：“民之初生，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易·系辞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淮南子·氾论训》云：“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说文》“它”部云：“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颜师古《匡谬正俗》引《风俗通》云：“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问，曰：‘无恙乎？’”）《庄子·盗跖》篇云：“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于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按《韩非子·五蠹》篇略同。）《淮南子·本经训》云：“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此上古居处之大概也。
《庄子·盗跖》篇又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春秋历命序》云：“古初之民，卉服蔽体。辰放氏作，乃教民攓木茹皮，以御风霜；绹发閐首，以去灵雨。命之曰‘衣皮之民’。”——此上古衣服之大概也。
《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按《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言中容国之人食木实，困民国之人食鸟。又《大荒南经》言张弘国、头国之人食鱼。）《韩非子·五蠹》篇又云：“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淮南子·脩务训》亦云：“古者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多疾病毒伤之害。”——此上古饮食之大概也。
由上观之，则初民之于生计也实至简陋。此征诸今日未开化之民族而益信。故《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我族文明进步早于他族之证也。大抵生民之始，莫不感于生活之压迫而思创造。此生活之压迫力与生活之创造力时时冲突，互相控制，至今日犹然。盖人类之生活，永无满足之时，欲求满足，亦绝不可能之事。然而此必不可免之缺陷又无时不思有以填补之；生活之压力愈高，创造之力亦愈强；创造之欲望愈发达，生活之缺陷亦愈多。此人类演进中无限之连锁，始卒若环，永无休止者也。当其缺陷之不克填满时，精神顿起苦闷，情感骤受戟刺，则文学创造之动机起焉。盖初民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其风霜雨雪之淫威，禽兽蛇虫之苦毒，在在皆足以制其死命，而洪水之害尤酷烈而普遍。人群艰难辛苦，营营以求遂其生者，殆无时不遭其阻碍。当夫利害纷呈，吉凶迭见，必不免惊悸骇愕而生其趋避之心；趋避之心生，则祈福之事作矣。是故祈祷之辞，其文学之权舆乎？请举例以明吾说。
《礼记·郊特牲》称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祝辞曰：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按蔡邕《独断》引此辞，末句作“丰年若上，岁取千百”二句，共五句，与此不同。）
伊耆氏不知何人。郑氏注但曰古天子号，孔颖达以为即神农氏（见《诗谱序疏》），陆德明以为帝尧（见《经典释文》）。故刘勰曰：“上皇祝文，爰在兹矣。”（《文心雕龙·祝盟》篇）今虽未能定其时代，然观其所祭八神，一先啬，二司啬，三百种，四农，五邮表畷,六猫虎（为其食田鼠田豕），七坊，八水庸，其必为古代农村最普遍之仪式可知，亦犹今乡民之有报赛也。虽其辞或出后人所记，而初民因生活迫切之需要而产生类似宗教之文学，其事理有足信者。盖人生莫重于饮食，而利害莫大乎切身。初民以耕稼托命，其所以谋水土之利而远草木昆虫之害者必周且备，求其道而弗得，则归之于神焉。舜之《祠田辞》（亦见《文心雕龙·祝盟》篇），汤之《祷雨辞》（见《荀子·大略》篇及《说苑·君道》篇），周之祭天祭地辞（并见《大戴记·公符》篇），及《雩祭辞》、《请雨祝》（并见《春秋汉含孳》，《雩祭辞》又见《穀梁传》注，《请雨祝》又见《春秋考异邮》，作鲁僖公三年《祷雨辞》，与此小异），《田者祝》（见《史记·滑稽传》）等，皆此类也。古代农业社会，人群生活毫无保障之时，此类诗歌度必不少，惜乎其流传于世者不多见耳。愿更举后例，以明斯旨：
《吕氏春秋·乐成》篇：“魏王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敬诺。……王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其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按《汉书·沟洫志》引此歌云：“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与此微异。）
《汉书·沟洫志》：“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晋书·束晳传》：“大康中，郡界大旱。晳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为晳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
凡兹所述，并小民以生计得遂，发为赞美之辞。从来此等歌谣正复不少。由此可知人类因生活环境之变化，而引触其内心之情感，实为文学导源之要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