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二义。
余杭章君曰：“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类，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此广义之文学论也。阮元《书〈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又曰：“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之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又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参阅《揅经室集·文言说》、《文韵说》、《学海堂·文笔策问》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此狭义之文学论也。
今按由前之说，则一切表谱簿录之类皆得为文，由后之说，则虽经传子史亦不得为文。（按阮氏谓三者不可专名之为文，虽若语有斟酌，实则排斥之于文外。）斯二说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皆不能无偏。请伸其义。章君论文，盖以文字为准，不以筀彰为准。以为文字者本以代言，各当其用。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故又曰：“以是为主。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文气文德皆为末务。”夫沿波讨源，其论诚为有见；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论。盖今之所谓文辞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则辞采斐然尚矣；曰章，则节奏低昂尚矣。如此，则表谱簿录之无句读者，例不得与。故今日论文，而欲尽撤辞华声音之藩，艺文学术，一切并包，则茫无畔岸，将使学者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矣。此蔽于实之过也。若夫阮氏之论，专主乎文艺声色之事，则又误信昭明率尔之言。（昭明选例多有可议，前人已有辩正。）不知《典论·论文》，已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举，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今可见者，其范围亦至不隘，陆士衡晋初作者，而《文赋》所标，亦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之目。几见其必皆沉思翰藻，非清言质说者耶？且迹诸家所列，奏议碑诔，史派也；论说之篇，子派也，又安见子史之文皆不得为文，如阮氏之所云也？刘彦和与昭明同世，其《文心》一书，自《明诗》以至《书记》，凡二十篇，所包者尤广。此又何说？且即《文选》论之，三十七类中除其可以合并者，为类犹繁。其间子史之文亦多矣：贾生《过秦》，本出《新书》；（按《史记》录其文凡三见。）魏文《典论》，宁非子派？以矛攻盾，彼已无以自解。阮氏乃从而发之曰，立意为宗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史论”“上书”，直录史传；碑志行状，亦其支流。是与所谓“旁出子史，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者”，又牴牾矣。阮氏又从而发之曰，传志记事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且如其说，入选之文，宜无有清言质说，佶屈为病者，按之实际何如乎？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音韵相和者，（按阮氏之论文韵，不限于句末。见《文韵说》）入选之文果皆然乎？夫阮氏欲自尊其说，是以标举《文言》，不知此适其所谓说经之文也。必拘有韵为文之说，则凡禅门偈喝，方技歌诀，与夫蒙童讽诵之言（古者《凡将》、《急就》一类小学之书准此），教坊优倡之语，何莫非文？况东汉以前之文，又泰半不可以有韵无韵分者乎？是知昭明之说，特六朝人一时习尚之偏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声律》、《丽辞》等篇，或张宫商之论，或畅偶俪之说。而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更合之云：“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凡此并与沉思翰藻之义相通。）本未可据为定论也。不然，则以后世学术日分，辞章日富，派别既多，决择匪易。萧氏既裒录总集，又不能不以之入选；而心或违之，遂复存其论文之见解于序中，而不觉其自相违逆者，亦势不可也。阮氏不察，遽欲执此以为衡准，不亦惑乎？此又蔽于名之过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艺论者，固亦有以。《周礼·考工记》：“画绘之事，青与赤，为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释名·释言语》云：“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夫文章以绘事乐章为本训，则其为艺事复何待言？（《易·系辞传》下亦言：“物相杂，故曰文。”）故《广雅·释诂》训文为饰；《文选·七启》“御文轩”，注亦训文为画饰；而《礼记·月令》“文绣有恒”，郑更直训为画。（《说文》别有“彣”、“彰”字，从彡。彡，毛饰画文也。义亦相类。段玉裁以为“文”、“章”其省文。）《诗大序》云“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亦云：“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又云“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谓节奏合也。”证知文章之道，通乎艺事，实兼声色二者之所有。六朝文家之好言声律与偶俪者，殆亦有见及此耳。窃尝论之：齐梁诸人之以艺事衡文，盖亦恶夫冲淡之辞，醉心华饰之语耳，本未可以厚非也。独因此而遂悍然摈诸文字之稍质朴者于文学之外，则昧于古今学术源流之过也。章学诚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文史通义·诗教》上篇）观于此，则今世之所谓文学者，莫非古者专门著述之支流遗裔，本以附庸，蔚为大国；若强为区画，使云仍与高曾分庭相抗，甚且数典而忘祖，奚可哉？
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辩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之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抑余有说焉：西汉以降，文章渐富，著作始衰；迄于萧梁，文集著录，已成定例。故由今日论之，文学者，以孽子而亢宗；著作者，虽不祧而自替者也。由斯而谈，先秦之文若“六艺”，其中如《诗》固无论矣。其《易》、《礼》、《春秋》，未可以文论也。《书》以道事，虽不以文为本，要为记言之文所自出，自当在叙述之范围。《左传》、《国语》、《国策》，虽属史家之言，而实兼文词之美，尤不可以勿道。（《公羊》、《穀梁》二传专主释经，且汉世始著竹帛，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论。）其诸子，若墨翟之书，文辞朴拙；名家之言，专在辩析；（其伪书自不必论。）杂家之文若《吕览》，虽间有可取，俱可从略。（兵家、方技准此。）惟道家则庄周绝胜，（其伪书今亦不论。）儒家则孟、荀杰出，法家则韩非为尤，与夫小说家之《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并从《四库》著录。）皆宜泯其畛域，列入文疆。盖于较大范围之中，仍寓以文辞为主之意。（《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书虽不能以文辞论，实为后世小说之祖。）非苟为调和之论也。总之，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择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乃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文学史于类为专史，古无是书；其性质稍相近者，有若唐裴孝源之《贞观公私画史》，宋米芾之《书画史》，朱长文之《琴史》，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朱谋垔之《画史会要》，清初姜绍书之《无声诗史》，或统纪列朝，或断取一代，皆专述一艺，明一事，而有史名者也。近世善化皮氏作《经学历史》，体裁章目与今日流行之文学史极相似，此又学述史中之专史也。若夫论文之书，如《诗品》、《主客图》、《诗派图》等，或评述历代，或单举一派，虽无史之名，实则文学批评史或流别史之类也。（《文章流别》、《文章缘起》等书但主文体，不依时代。蔡传《历代吟谱》又止列作者名字，并与文学史不合。）
文学史之号为专史者。盖对普通历史而言，与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同科。顾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曰文学通史，如中国文学史，日本或西洋文学史等是也。二曰断代文学史，如先秦文学史，汉魏六朝文学史，中古或近代文学史等是也。三曰分类文学史，如辞赋史，小说史，骈体文学史，词曲或戏曲史等是也。又有断代而兼分类者，如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唐诗史，明清制艺文学史之类是也。夫我国历史至长也，作家与篇章至夥也，其间文学与学术政治社会种种关系尤至复杂，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学史者，贵得其要。其要维何？如说明文学之变迁及其盛衰之状况也；推求文学变迁与盛衰之因果也；考证篇章之真伪及其时代之先后也；评断文学之价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也。苟能明其体要，观其会通，取材当而别择精，然后运其识力，提纲挈领而叙论之；虽万派奔流，而穷原竟委，读者可一览而尽也。如此，庶可以无大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