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

龟兹是古代塔里木盆地诸国中的一个大国，位于天山南麓，当汉通西域的北道线上。魏、晋以后兼有汉时姑墨、温宿、尉头三国之地。领地以今库车为中心，包括轮台、沙雅、新和、拜城、阿克苏、乌什等县，为当时西域五大国之一。

一

《汉书》所说的龟兹民族“大率土著”，现在在考古上得到相应的证明：我们在库车哈拉墩发现了紧压在后期文化层之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龟兹人已定居此土，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并有简单的手工业。待至汉通西域时，龟兹已发展为城郭之邦，有人口8万多，胜兵2万余。生产水平的发展亦有可观，能铸冶，所产铁器行销西域各地。

龟兹与汉朝的交通始于武帝时，但直接往还则自宣帝时龟兹绛宾王朝始。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乌孙公主女过龟兹，龟兹王绛宾留女不遣，即与联姻，汉亦以主女比于宗室，号称公主。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主女与绛宾俱入朝，倍受宣帝宠爱，赠送甚厚，绛宾亦乐于亲汉。绛宾回国后，史称“乐汉衣服制度，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可见绛宾已深受汉文化的感染。绛宾死，其子丞德立，自谓汉外孙，仍保持亲密关系，终西汉之世，往来不绝。东汉初，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西域诸国自相攻伐兼并。明帝虽一度进取，而章帝仍复退守，“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至和帝永元间，方乘匈奴之敝，出兵伊吾，击走匈奴，而班超借之再定西域，西域诸国再度统属于汉。此时西域都护府转设于龟兹，龟兹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政治中心。魏、晋以后，虽中原多故，但与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仍保持了联系。隋、唐继起，中原复归统一，有余力从事于西域，时突厥在其北，吐蕃在其南，不仅西域诸国受到侵陵，中原亦受到威胁。唐朝为了保障西域诸国安全，巩固边防，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灭高昌，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灭西突厥。西域诸国统属于唐，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辖4镇，统16府72州之地。政治势力西达波斯，两汉之盛，莫与伦比。由上所述，汉、唐两朝皆以龟兹为经营西域的据点，这是由于龟兹居西域之中，土地肥沃，物产丰盈，又适当东西交通之孔道，汉、唐为了控制西域，维护通道安全，不能不以龟兹为依据也。至10世纪后，中原扰攘，无暇顾及西域。而吐蕃乘机北上，回鹘继之西迁，契丹人、蒙古人复迭相侵据，直至18世纪中叶清平准噶尔，新疆的行政建制同于内地。此时新疆政治中心已转移至北疆伊犁、乌鲁木齐为中心，库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非昔比了。

龟兹在历史上既占有一定的地位，那末作为龟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龟兹都城问题，在研究龟兹历史上就有其重要意义了。

二

龟兹都城首见于《汉书·西域传》，称“龟兹王治延城”，但未说明位置。《魏书·西域传》称：“王都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魏书·西域传》久佚，后人抄自《北史》作于唐初。《水经注》称“故延城”；《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所作，在北魏时称“故”，则当时已不都延城。然则汉代延城在何处？汉以后龟兹又都于何处？下面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水经注》卷二《河水篇》：“龟兹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其水南流径赤沙山，又出山东南流，枝水左派焉。又东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东南流注北河，东川水出龟兹东北，历赤沙积黎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音屈茨），故延城矣。……其水又东南流右会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东流径龟兹城南合为一水。”

根据《水经注》所述，龟兹城称故延城，正可理解为汉延城，其位置当在东川枝水右出处。今库车皮朗旧城，即其遗址。试以《水经注》所述东西川水形势，结合我们的实地考察，解说于下：现库车有两大河，西为木扎提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麓，东南流至克孜尔千佛洞，有克孜尔河来汇。克孜尔河发源于库车东北大山，南流于克孜尔山之西，入木扎提河，出雀尔塔格山口库木土拉为渭干河。水分三支，一支左派东东南流于库车县城之南，入渭干河，而渭干河本身东南流，分一支水南流于沙雅之西，入塔里木河，而本身折东流于沙雅县北，东流入轮台草湖。按木扎提河即《水经注》之西源，亦即西川水。出山口后之鄂根河即《水经注》西川枝水左派。不过现鄂根河为新河，西川支水之旧河床尚在稍南与渭干河骈比东趋，至轮台而合。然皆流于库车城南，与《水经注》所说径于龟兹城南完全相合。且沿线古城遗址甚多，是西川支水左派北之龟兹城亦即现库车东郊之皮朗旧城矣（参考《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24—27页及附图5）。库车东为铜厂河，源于库车北山，南流于克孜尔塔格之东，出雀尔塔格山口苏巴什，分为三支南流：一为叶苏巴什色依，在东，水流不大，灌苏巴什及附近农田即无余水；一为乌恰色依，南南西流于库车城东郊，径入龟兹故城，南流入沁色依。沁色依流于乌恰色依之西，入库车巴杂，南流与乌恰色依合。乌恰色依河水不大，南流灌胡木利克村农田即止，故入龟兹古城者为一干河床。沁色依流量较长，疑沁色依为新河，乌恰色依为旧河，沿河两岸古迹甚多。叶苏巴什河现虽为干河，但在古时河流较大，中游河床宽达1公里。如以《水经注》东川水的主流是叶苏巴什河，则乌恰河亦即东川水之枝水右出者。因此，乌恰河所经之古城，亦即《水经注》中龟兹城“故延城矣”。现哈拉墩正在乌恰河东岸，乌恰河由北城经行城中出南城；而南海墩，皮朗土拉均分布在乌恰河沿岸，从东川右出枝水所经行的形势说，亦可证明皮朗旧城即《水经注》之龟兹城，亦即《汉书·西域传》所述龟兹王所治之延城矣。

下面再述唐代龟兹都城。《新唐书·西域传》：“龟兹一曰屈支，王姓白氏，居伊罗卢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又《通典·边防》龟兹“王理延城，今名伊罗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又云：“今安西都护所理则龟兹城也。”《通典》是唐杜佑作于8世纪后期，西域诸条根据杜环《经行记》，杜环随高仙芝使西域，一切皆亲历，所言必不虚，所云延城今名伊罗卢城，是唐时龟兹王所居，即汉之延城。盖唐时龟兹王在汉延城遗址上重新修筑，改名伊罗卢城耳。这从考古发掘也得到了相应的证明。1958年，我们在库车东郊皮朗旧城哈拉墩遗址作过一次试掘。哈拉墩文化层明显地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后期遗存，可能到金石并用时期。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彩陶片、粗砂红陶，同时也有少许铜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陶缸下面的灰土层中，发现一枚汉五铢钱。其时代下限可能推迟到公元前后相当于汉；压在早期文化层上面的是晚期文化层，出土物有成组的大陶缸，以及莲纹铺地花砖、篮纹砖、筒瓦等物，尤其砖的纹饰形制与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的铺地砖大致相同；同出的还有建中钱、中字钱、大历元宝和开元通宝等，可以证明为唐代遗址（关于哈拉墩工作经过及出土遗物详情另见《新疆考古报告》）。虽然我们发掘面不广，但唐代遗址建立在汉代遗址上面的线索，已经很清楚了。再从城的规模看，《新唐书》未言城的大小。《大唐西域记》称“大城周十七八里”，虽未指明为伊罗卢城，但说是王都；而《新唐书》云：“王居伊罗卢城”，则大城正可理解为伊罗卢城。现就皮朗古城遗址的实地查勘，周约7公里左右，折合唐里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规模出入不大。则皮朗旧城为汉之延城、唐之伊罗卢城得到更进一步之认识。

三

其次再述汉以后、唐以前龟兹都城所在地。《魏书》所记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周书》、《隋书》与《魏书》所记相同；《通典》则云都白山南二百里。今皮朗旧城遗址在库车城东郊，北距雀维尔塔格不过20余公里，与《魏书》所记不合，我疑《魏书》所记延城是另一地。由于《水经注》称“故延城”，这是因为龟兹在北魏时已不都汉延城，故称“故”。则龟兹新都必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史书作者不辨新旧，往往以新地而沿用旧名，在新疆此例甚多，如鄯善已迁都伊循，但《汉书》仍言其都衘泥城，衘泥城是楼兰旧都；焉耆的员渠城也同此情形。《晋书·四夷传》云：“龟兹国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隋书》云：“都白山南一百七十里，都城方六里，胜兵数千。”其城郭规模均不同于汉延城，亦足证明是另一地。我们试查库车、沙雅、新和境内旧城遗址中有三重城墙及位置相当者，即不难确定新都所在。

一为新和县之于什格提，在新和县西偏南18公里，城三重，城墙已毁，但在南部尚有夯土所筑墙的遗迹，高5米，厚5米。城中全为碱地，很少遗物，此次我们只捡到一块彩陶片及很少的红陶片。新和县政府还保存一大陶瓮，据说是城中出土，疑为5世纪前后之物。我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曾推断此城为《大唐西域记》中之荒城，并由此而推论库木土拉为《大唐西域记》中之昭怙谿。此次又来复查。觉得第一次推论不确。因为旧城在新和县西偏南18公里，库木土拉在新和西北15公里，由旧城到库木土拉山口共33公里，不惟方位不合，距离也不一致。且玄奘路线是由东而西入龟兹境，先过荒城再到大城（即都城），现我们已肯定库车皮朗旧城即龟兹都城，则荒城不应在西。且于什格提之西再无大城可当龟兹都城者，因此，我们认为于什格提不是荒城。一说于什格提是龟兹王都，我认为若于什格提为唐以前旧都，当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此则为33公里，偏在西方，位置里数都不合。如为唐都，则又与《新唐书》所云“北倚阿羯田山”不合，且城中不见唐代遗迹、遗物。因此，于什格提只能是龟兹国几大城之一，与克拉马克沁相同，虽为三重城，而不是王都。

另一城为沙雅北英尔默里北10公里羊达克沁大城，城亦为三重。我在1928年前往考察时，城墙已圮。现仅存城基，全为夯土所筑，残高约1米，北墙略存痕迹，大外城周约3351米，内城周约510米，中有高低土阜一线，想为当时建筑物倾圮之堆积，内城与外城中间尚有一城，北墙基址不明显，城中沙堆累累，地面全已盐碱化，检视无一遗物，连陶片亦不可得。本地人传说：“此为鞑子城，已二千年了，穆罕默德出世前即已有此城。”言虽无稽，然就此城的构筑特点，应早在3至5世纪。据《魏书》延城在白山南一百七十里，现此城在沙雅北30公里，而沙雅距库车白山110公里，减去至沙雅里数，则此城距白山为80公里，与《魏书》所记延城里数大致相合；又《晋书》说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此城中间一线高地可能为当时塔庙区域。《隋书》说都城方六里，现此城周约3公里余，范围亦大体相当。因此《晋书》、《魏书》、《周书》、《隋书》所记龟兹国都可能即指此城，与《大唐西域记》所记龟兹大城显非一地，彼为唐时新都，此为北魏时旧都也。

至于何时迁至此地？何时又返回库车？我们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据《水经注》称故延城，则北魏时已不都库车；《晋书》称其城三重，则到晋时已迁都此地；而皮朗旧城中不见魏、晋以后遗物，是必在魏、晋时已他迁了。现查新和沙雅西部古城遗址甚多：从雀尔达格以南直到沙雅附近渭干河沿岸，大小古城和遗址无虑数十，而出土物从汉到唐各代都有。可能这一带在魏、晋以后，是龟兹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这些古城经考查可以证明，是唐代的，均是小城，而城郭均完好。例如通古巴什是其一例；而大城如于什格提、羊达克沁大城均不见唐代遗物城，为土筑而墙壁无存，显然为唐以前者。故龟兹王都迁回库车，可能在隋、唐之际。

龟兹都城由汉时延城到唐时伊罗卢城几经变迁，我们从东西交通路线上亦可得到旁证。西汉时通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起自“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即由今日的若羌、且末经和田而至莎车；北道起“自车师前王庭傍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由今日吐鲁番经焉耆、库车而至喀什。故当时和田居南道之中心，库车居北道之中心。不仅如此，龟兹又当汉通乌孙的枢纽，如常惠自乌孙返，乌孙公主女由长安返乌孙均过龟兹。今库车皮朗旧城，正当这一通道线上。魏、晋以后重开中道，据鱼豢《魏略》，“中道”由玉门关西出，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故楼兰即今罗布泊西北“楼兰故址”。由此至龟兹，必是沿塔里木河西进，转循渭干河而至龟兹。羊达克沁大城适在此一线上。中道至此与北道合，仍沿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而至疏勒，这是汉通西域捷径。后汉班勇所谓“西当焉耆、龟兹径路”是也。故当时龟兹与疏勒、于阗交往常密，晋释法显往印度取经“由乌夷转西南行至于阗”，可能经过了龟兹。隋、唐之际，北道复开，贞观初高昌内属，往西域者转取道伊吾，经高昌、焉耆而至龟兹，即玄奘所行之路。从玄奘路过荒城，距北山仅四十里；看来，当时龟兹王都必已复返至库车，是时龟兹北与突厥为邻，东与焉耆接壤，而库车复居北道之冲，东西交往频繁，不久安西都护府亦移至库车。而龟兹都城即皮朗旧城遂又为西域政治经济之中心地。宋、元以后政治中心北移，库车昔时之地位遂失。

以上所述，仅是对龟兹都城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俟将来地下有更多的材料出现，我们再作最后的修正或补充。

（本文作于1962年6月1日，原载《文物》1962年第7、8期）

汉文写本残纸简释

（一）李明达借粮契残纸

出通古斯巴什旧城中。长27.7、宽17厘米。起“大历”讫“为限不”。文云：

大历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李明为無（无）粮用

遂于蔡明义边使青麦一石七升（斗）

粟一石六升其麦限八月内□□□

付其粟限至十月……

□麦一取上好……

……如取麦已……

如为限不……

按大历为唐代宗年号。大历仅十四年，十五年为德宗建中元年，是时西域人尚不知，故仍用大历年号。盖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后，声闻隔绝不通者十余年，至建中二年，安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遣使间道奉表，声闻方达。李明达、蔡明义皆为汉人，由内地迁往龟兹，以耕种为业，此纸述李明达向蔡明义借麦粟，四月出借，八月、十月分别偿还。按四月青黄不接故出借，八月、十月秋熟，故分别还偿，情形与内地同。其借贷方式如立契款式等，均同于内地。与此纸同时出土者尚有鞋履及裐之类，皆汉人服饰用品，故此城为唐代汉人所驻之城也。

（二）白苏毕梨领屯米状

出土地同上。长25.5、宽8厘米。起“历十”讫“五ND242”。文云：

□历十四年米□□（数）三月二十三日白苏毕梨领得

□屯米四斗NB272（面）壹硕捌斗NB271壹

□油叁滕 酱□滕酢五滕

按“历”字上半缺笔，可能是“历”字。则“历”上应是“大”字，唐代年号有十四年者，唯以大历年号为近似。在年月之间又中缀“米□数”三字，不知何义。白苏毕梨当为人名，首冠白字。据《新唐书》云，“龟兹百姓白”，则白苏毕梨当龟兹国人。“领得屯米……”疑白苏毕梨亦为屯田戍卒。据《资治通鉴》云：“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西、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卷二百二十三）按自武周长寿元年王孝杰恢复四镇后，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三万镇守，则糗粮供给必赖屯垦。现在渭干河旧河床沿岸，尚可见唐时屯垦遗迹。不过自安禄山之乱后，边兵被征入援，广德后，吐蕃取河陇，中外隔绝不通，屯田戍卒乃用本地人充之，由此残纸可得一证明也。

（三）将军妣闰奴烽子钱残纸

出土地同上。长22.5、宽4.2厘米。起“将军”讫“□抄”。文云：

将军妣闰奴丙午年烽子钱五佰文支付……

大铺丙午年三月十一日王（？）思□抄……

按此文称丙午年，以干支纪年而无年号，必唐在西域已失统治势力，故此纸当在唐末或五代时所写。时回鹘人已入新疆，龟兹亦已属于回鹘，文书虽仍用汉文，但不奉内地正朔，故以干支纪年，回鹘、蒙古均如此。妣闰奴亦非汉人名字，“烽子钱”疑为供给烽卒之柴草费。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帅、烽副、烽子，盖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举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辞转牒。”（《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页八，胡注）据此，“烽子钱”为拟派给烽子之柴草费，大铺当是烽子，王思□疑为烽卒，而将军妣闰奴或即其烽帅也。回鹘制度，多取法于唐，此其一例。

（四）杨思礼残牒

出拜城克孜尔明屋佛洞。长14.2、宽11.4厘米。起“碛行”讫“被问依”。

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

阗镇军库讫被问依……

更问

按此残纸为押官杨思礼赴于阗镇军库文书，惜多残破，仅存两行，然亦足够珍贵。第一行首“碛”字旁，有一“V”，为倒字记号，则“碛”上当有一字，仍著向下记号。然碛上何字？我以为是“西”字，盖指碛西行军，且亦因沿碛西节度使而得名。《唐六典·兵部》云：“其西曰碛西节度使。其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卷五，页八）又据《唐会要》：“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使，或称四镇节度使。至二十一年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遂为定额。”（卷七十八，页十三）按《资治通鉴》称：“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以后赵颐贞、盖嘉运均领斯职。开元二十七年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斯可汗吐火仙，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褼与拔汗那王阿羌烂达干，潜引兵入恒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威镇西陲。”（《资治通鉴》卷二一四，页二一、二二）由此知开元二十七年安西都护仍兼碛西节度使之号。此纸“碛”上如为“西”字，则碛西行军押官必指开元间安西都护与突骑施相攻时之行军押官。唐制一军分若干队，每队有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火长五人（《通典》卷一四八，页六）。而杨思礼即碛西行军中之押官派往于阗镇军库取械，并已办讫呈报之文书，观下文“于阗镇军库讫被问依”之语可证。是此纸当为唐开元时所写。其次，此纸“阗”上缺字，按阗上当为“于”字。于阗镇为安西四镇之一。《新唐书·地理志》云：“咸亨元年，吐蕃陷安西，因罢四镇。长寿二年复置。”（卷三三下）按四镇即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初设都督府。龟兹为龟兹都督府，于阗为毗沙都督府，焉耆为焉耆都督府（后移置碎叶），疏勒为疏勒都督府，统属于安西都护，并以唐兵三万戍之（《通鉴》天宝元年作二万四千）。开元中复置碛西节度使，统摄四镇。所以南备吐蕃，北防突骑施。每镇设有镇守使一人，戍卒若干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略云：“又从葱岭步入一月至疏勒，外国自呼名伽师ND032离国，此亦汉军马守促。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多集处。又安西南去于阗国二千里，亦是汉军马领押。又从安西东行至乌耆图（即焉耆国），是汉兵马领押。”（《敦煌石室遗书》第一册）按慧超往五天竺国，返过四镇，为开元十五年，据称：“于时节度大使赵君”（同上书引）盖指赵颐贞。称四镇均有汉军马领押，可证四镇均有戍兵。又贞元四年悟空由天竺返唐过四镇，时疏勒镇守使鲁阳、于阗镇守使郑据、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焉耆镇守使杨日祐（见圆照《新译十地等经记十力经》序）。据此是唐代四镇制度，自开元至贞元其制不变。此纸称于阗镇军库，必为于阗镇储藏军械之所。不过于阗镇遗址尚未发现。

（五）杨□亨课程钱残纸

出库木土拉佛洞中。长18、宽34厘米。现存下半段。汉文字两行，蒙文字三行。第一行为汉文“……十年二月吏杨□（道）亨廷”；第二行为新蒙文；第三行为汉文“……分课程NDC23（钱）”；四行、五行仍为新蒙文，皆用活字排印。新蒙文为元至元六年八思巴依据藏文字母制成，除钱币及文书应用外，民间并不通行。此纸与古维文土尔迷失的斤卖地契同出库木土拉佛洞中，必为同一时代之物。自成吉思汗灭西辽后，此地已属于元朝，故一切公文程式悉遵元式也。

（以上节录自《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释刘平国治关城诵

出拜城东北约100公里，喀拉塔格山麓、博者克塔格沟口岩石上。凿字者凡二处：北为题识，有字处长18.3、宽16.6厘米。三行，第一、二行各四字。第三行三字，隶体，每字4.2厘米见方；南为诵文，有字处长48.3、宽40厘米。隶体，每字约3.4厘米见方，凡八行，行十二字至十六字不等，镂刻颇工。按此碑为清光绪三年刘锦棠部将徐万福所发现，并椎拓若干纸，传播于世。叶昌炽、王仁俊均有释文（见王树蒧《访古录》），王树蒧《访古录》及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并录其文。但诸先生未亲至其地，又字迹漶漫，因多推测之辞。现碑文又损毁若干字，原拓本更为模糊。余于1928年亲至该处，考察形势，并手拓数纸。知前人颇多误解，例如叶昌炽作“刘平国开道记”、《访古录》作“汉乌垒摩岩石刻”皆不真确。今据余之实地调查，参合旧拓，重释如下：

题辞

京兆长□

淳于伯隗

作此诵

按叶昌炽释文第一行“京兆长”，第二行“淳于伯隗”，第三行“作此诵”。王仁俊释文第一行“京□□”，第二行“淳于□”，第三行“作此诵”。按现拓本第一行四字，长下尚有一字；第二行四字，淳于下当有二字，王误。《访古录》释：“首行第一字似‘乌’，第二字当是‘垒’，第三字缺，当是官名”，完全错误。按题辞第一行“京兆”二字甚明晰，为何误解为“乌垒”二字。第三字我疑为“长”字，第四字剥蚀不可识，可能是“安”字，或“陵”字。因长安长陵后汉皆属京兆郡，言淳于伯隗为京兆郡长安县或长陵县人也。《西陲石刻录》直释为“安”字，未知何据。又第二行，《访古录》释为：第一字是“淳”，第二字“诵于”，第三字缺，当是人名，或云即诵文忠建字，此又大谬。“淳于”为姓，二字相联，极为清楚，为何中间夹一“诵”字？此云作诵，即后人作名之义，为何误为诵文忠耶？又题名在诵文北首，相距约1.6米，乃作诵人自题名，并非造关城之人，而《访古录》称为额文，非是。

诵释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

从□人孟伯山狄瞤瞣赵□瞡□羌

（石）□□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

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扣日

□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

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

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

将军所作也□披□

此碑自发现后，各家解释颇多臆测。今按实地勘查及新旧拓本作一辨订。第一行“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各家及新旧拓本皆同。“以七月”新拓本模糊。“廿六日发家”各家所释不同，叶昌炽作“二十九日发家”，王仁俊作“廿六日发”，“‘从’下叶昌炽、王仁俊均作‘秦’字，今石本剥落，毫无形似”（《访古录》引），除此字模糊外，余八字尚可辨识。“赵”下四字均模糊，叶作“当卑车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州亭得”；《访古录》作“□□□程何□□六人共来升□□□”。按据新旧拓“程阿□等六人共作”九字，尚可辨识，余均不清晰。《访古录》“阿”作“何”，“孔”作“升”均误，新旧拓本此二字颇明晰。第四行叶作“寸谷关八月一日始斫（一作凿）岩作比（一作孔）至八日”；王作“旨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访古录》作“□□□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西陲石刻录》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至十日”。按据新旧拓本，只有“关八月一日始斫岩作孔”十字尚可辨识，余字均不清楚。“关”上“谷”字不确，“孔”下“至”字不类，下一字缺，“日”字疑为“皆”字下半，各家所释均臆测。叶作“斫岩作比”，王作“作山石”均误。现“斫岩作孔”四字颇清楚。我于1928年前往调查时，在西岩刻字附近，发现一石孔，圆径周约1.6、深约1.3米；又沟东半山岩，亦凿有石孔，岩下碎石甚多，必为凿岩遗屑。古人在此建关，在岩石上凿孔，以安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御外敌，若非亲见，竟不识碑文中凿孔之义也。第五行叶、王均作“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十三字，按现拓及旧拓“万”字可见其仿佛，“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尚清晰可辨，余均模糊。《访古录》“宜”字下无字，第六行叶、王均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十四字；《访古录》作“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二日”十三字。按现拓及旧拓“孙”上似有一字，可能是“子”字，“宜子孙”为句。“十二日”各家均同，按现拓“十二”二字不清晰。第七行“酉”上亦缺一字，按碑文八月甲戌朔，则十二日为乙酉，酉上当是“乙”字，二上当是“十”字。如碑文八日一日开始凿孔，十二日完工，按此是凿孔设关，并非凿山开道，《访古录》误也。第七行叶作“乙酉直建纪此东乌垒关城□”；王作“乙酉直建纪屯乌累关城比”，按现拓作“”，王作“比”，《西陲石刻录》及《访古录》均缺。按新旧拓“城”下为“皆”字，甚清楚，与下文“皆将军所作也”为句。第八行叶作“将军所作也披”；王作“将军所作也从掖”。按现拓本“也”字下不全，“披”字尚清楚，“□披”疑为刻字工人。在设关住处往南约30公里，克衣巴杂附近，有古城遗址，以城中所出陶片证之，为公元2世纪所遗。与东乌累、关城修建年代相当，必为同时所建。若然，则刘平国既建乌垒又建关城。故碑文云：“皆将军所作也”，各家释此，均略去“城”字，似未允当。

又碑文中有“东乌累关城”字样，《访古录》遂谓刘平国所治之关城，即乌累国之关城，又谓其国属地当北至今拜属之明布拉克山，而建关于此。按乌垒国在轮台之东策特尔南，决不能至龟兹北境建关。又此关在龟兹国东、乌垒西北，此若是乌垒国之关，当云西乌垒关，不得云东，《访古录》误也。

又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云：“盖治关之诵本至‘纪此’二字而止。东乌累以下因此关而旁记前作他关事，非此关又名东乌累也。”（《观堂集林》卷二十，页十一）。按王国维以“纪此”断句，文义虽可通，但不如以“纪”字断句，“此”字属下文，文义较妥。碑文云：“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处纪字虽可解作记事，但不如解作纪纲或次序较妥。汉历每日之下纪建除并所值神杀，“历家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十二日，周而复始，观所值以定吉凶。”（《协纪辨方》引《历书》《流沙坠简》释一，页八转引）此言“直建纪”言十二日正轮次“建日”也。《淮南子·天文训》言：“建除满平主生”是“建日”为吉日，利于修建，故碑文言之。至是文义已完。“此”字当属下文，与“皆”字相应。“此东”为一逗点，言此关之东，尚有乌累与关城，皆为将军所作，乌累疑指博者克拉格沟水畔之石垒，以其色黑故称乌累，与“白屋”、“紫塞”、“黑城”以建筑物之颜色而得名者，同一意义，并非此关之名称，与西汉时轮台东之乌垒国为汉都护驻所毫无关系。关城当即指克衣巴杂附近之旧城，名黑太克尔，义谓汉人城，城距建关处约30公里，在关之南偏东，均旁博者克拉格沟水，沿岸之石垒亦在此线上，因沟旁均为石碛，不适宜于建城，故建关于沟口，而建城于平野。我又根据城中陶片，断为公元2世纪之遗物，是城与关修建时代约略相当（设关在永寿四年，公元158年）。因此，则此城与关及沿岸之石累，必为同时所建。如关为刘平国所建，则此累及城亦必为刘平国所建。碑文“皆将军所作也”，用一皆字，可证刘平国不仅作关，还作城与累，故用“皆”字以统之。王氏未见原拓本，认为城下缺字当是“亦左”或“并左”二字，今据旧拓，“皆”字甚明晰，王氏误也。

其次谈到乌累与乌垒国问题。《新疆访古录》及王国维均以乌累由乌垒国而得名。《访古录》谓此地即西汉乌垒国所建之关，当然错误，已见前条。王国维谓东汉时莎车王贤分龟兹为乌垒国，乌垒仍属龟兹，故仍有建关之事，但未说明东汉时刘平国所建之东乌垒国究在何地，今以时考之，似不相及。莎车王贤灭龟兹，分龟兹为乌垒国，是建武二十二年事（公元46年），刘平国建关，为永寿四年事（公元158年），相距112年，如刘平国在莎车王贤时曾为之建关，则刘平国当时至少有30至40岁，至建博者克拉格沟之关时，刘平国当已有150岁左右，恐刘平国无此长寿也。今不从。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据我国传记所载，于阗都城之名，《汉书》及《后汉书》作“西城”，《魏书》及《唐书》作“西山城”。《汉书》落“山”字乎？抑《唐书》多“山”字乎？现已无可考。但据其所述都城四周之形势，盖为一地，且均为于阗之都城也。故今讨论，仍以西城为题，欲求西城位置，当仍以地形即河水为讨论之中心也。

《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中略）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一名计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会，俱北流。”

按《魏书》虽为北齐魏收所撰，至宋时已残缺不全。后人多取《北史》补辑而成。今《西域传》之文多与《北史》相合，是亦必取自《北史》。但《北史》城西之达利水作“十五里”，不知是否“十”字上落“五”字。又，《北史》与《周书》均作于唐初，而《周书·异域传》于阗条，无首拔河之记载。其文曰：“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水俱北流，同会计戍。”

今参合《北史》、《周书》、《魏书》之文，各有歧异之点。其城西之水，《魏书》作五十五里，《周书》、《北史》均作十五里。《魏书》、《北史》记城东有首拔河，而《周书》则无之，已见上文所述。而《北史》、《魏书》均云树枝水一名计式水，与《周书》所称达利水，与树枝水俱北流，同会计戍，显有差异。《周书》之计戍，当即《北史》之计式，而《北史》以树枝与计式为一河，《周书》则为两河，必有一误。据《通典·边防》于阗条小注云：

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树枝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原误海）七百里，入计戍水，一名计首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

按《周书》、《北史》作于唐初，时西域之情形尚不明，记载或有乖讹。至杜佑作《通典》，杜为唐玄宗、肃宗时人，唐朝势力正拓展西陲，而杜佑族子杜环又佐高仙芝西征，见闻自确。而当时游方僧侣，率有记载，材料益富。故《通典》所述，当比较可据。若此，则《北史》城东三十里之首拔河，亦即城东二十里之树枝河，“枝”必为“拔”字之误，而“三”又为“二”字之讹。据《通典》所云，是城东只有一河，计式水当别为一河，即《通典》所称之葱岭南河也。《北史·龟兹传》云：“其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与《通典》所称“北流七百里，入计戍水”，以距离言之，相差不远。则树枝河北流所入之计戍水，亦即龟兹南三百里之计戍水，即今之塔里木河，与树枝河即和田河不可混为一河也。上述古代之水路既明，则转述近今之河流。在现和田城东，有玉龙喀什河，西有喀拉喀什河。据《新疆图志》，现和田城，名伊里齐城，距玉龙喀什河八里，西距喀拉喀什河五十里。又二十里渡杂瓦河，至杂瓦驿。是由和田城东之玉龙喀什，至和田城西之喀拉喀什，共五十八里。若较《周书》城西水，与城东水距离，为三十五里，太少。若较《魏书》城西水五十五里，合城东水三十里，则为八十五里，太多。若以“三”为“二”字之误，亦七十五里，亦超出今之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相距之数。若吾人以现和田城之位置，即古于阗都城，形势虽相合，而两河之距离则不符约二十里，是必有为吾人所宜研究之点者在也。

近某些欧洲人及日本人，研究于阗都城问题，均自现有两河之距离起算，而白井长助君，依据桑原骘藏氏意见注58，根据《新疆识略》所载喀拉喀什城，至伊里齐城之距离七十里，以求合《魏书》五十五里，与二十里之合。于是，遂以喀拉喀什河，为《魏书》城西之达利水，以玉龙喀什河为城东之树枝河，在其中间求于阗国都城。实则此项推算，是错误的。喀拉喀什城，即今墨玉县城，在和田城之西北，不当孔道。据《新疆图志》，和田城西北七十里，喀拉喀什城，为和田支路，且在两河骈行中间，不能以东南西北为斜对之计算也。故白井长助之推算，实不合理。

斯坦因氏，在和田西约3公里姚头冈处，发现古址。于是基于《高居诲行记》所见河水与都城之距离数字，以姚头冈比测为于阗国之古代都城注59。按斯氏之引《高居诲行记》，系引自《图书集成·边裔典》所记。文云：

晋天福中，高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纪其探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源出昆山，西流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

斯坦因氏推测白玉河为玉龙喀什河，乌玉河为喀拉喀什河。以绿玉河为今新河，由此而勘定于阗国都之位置，为即今姚头冈所在地。日本人白井长助亦赞成其说。但细察之，亦不免有矛盾之处。《图书集成》所述高居诲之记载，与《新五代史》及《文献通考》所引河之名称虽同，但《新五代史》无里数，则《图书集成》所引高居诲载三河之里数，是否可据，为一问题。且与《魏书》所载两河相距之里数不符。盖《魏书》两河相距，为七十五里，而此则五十七里。白井长助疑为明、清人据今地形添增而成，不无可能。今据河水里数之推测，以定姚头冈为古代于阗国都，证据殊嫌薄弱。白氏质疑其称引，而赞成其都城者何耶？且姚头冈周围亦不过二三里，亦无城墙遗址可寻。今以所出古物证之，以陶器为最多，皆墓中之物。据当地人云，从前曾出大量人骨。据此，姚头冈为古时坟地，并非古城遗址。且于阗为大国，《新唐书·西域传》亦明言城方八九里，今地实不足以当之。故就考古学上说以姚头冈为都城，亦无根据。因此，吾人对于于阗国都，不能不另求他地以实之。

以河流为依据，研究国都，其方法不能谓不善；但河流可时而变更，若以现在之河流所经行者，指即古代之河流，殊嫌疏略。在西域各地，流沙漫衍，水道倏改，今之所见者一揆之于古，往往不合。故吾人研究于阗国都，若以河流为依据，则古时河流情形，有无变迁，亦必须加以研究也。

次述我之踏查经过。我于1929年夏，到达和田。初闻此地有古城二，一在和田城南15公里，名什斯比尔。一在城北20公里，名阿克斯比尔，墙基犹存。我先访阿克斯比尔。于6月12日下午，由和田出发，东渡玉龙喀什河，至玉龙八杂。转北行，约12.5公里，至吉牙八杂。北东行，约5公里至下吉牙。休息数日，继续向东北行。旁有干河川，北行入沙，流沙开处，瓦砾遍地。复东北行，瓦砾益多，街衢巷陌，尚可辨识。约行10公里，过一土墩，墩巅尚留房屋遗址，中夹炭渣，显被焚毁者。在北有一大干河川东北流。复逆干河北东行，两旁胡桐密织，古瓦砾甚多，表示为古时河流所经过。傍晚住于可可达坂。次日，由达坂西行，约10公里，至姚瓦克，为一庙基。有塔高约33米，中空，上圆下方，为土坯所砌。东西有角门可入，外绕以围墙，围墙高1米许。在北遗存泥塑残件甚多。为今春被德国人椿克尔所盗掘者也。转东南行，至苏牙小路，复沿干河，沙碛重叠，时断时续，转东南，至阿克斯比尔。西北距姚瓦克，不过15公里，行7小时，盖跋涉沙碛之难也。阿克斯比尔，原在沙碛之中间，瓦砾遍地，城西北之街衢巷陌，尚可辨识，现城墙只余北段，长约33米，高3米许，半为沙所掩。因天气热甚，未及工作。但此一带瓦砾面积之广，可以证明为古时最重要之一地。而所有古址，皆在干河两岸，南北散布，约10公里以上，如阿克斯比尔、特特尔以及沙碛中之瓦砾场，皆在干河东。姚瓦克可可达坂瓦砾场，以及北30公里之准博尔古址，皆在干河西。若此，则此干河与阿克斯比尔必有连带之关系，而为吾人研究于阗都城之注意点也。又在阿克斯比尔东南约10公里处，为大库木提，为当地人掘玉石之所，旁有干河川一道。由锁洛洼庄分出，东偏北流于项格尔巴杂西，阿克斯比尔东，直东北流。河床高约7米，宽约0.5公里，两旁沙碛迤逦，断续不一。现水已干，惟有泉水南流。当地人即在河中掘取玉石，最佳丽者为白玉带皮者，俗称羊脂玉，以言白润如脂也。现不多见，亦无开采者。据云，此干河直通旦当，沿干河中，均有玉石。在干河两岸，瓦砾地正多，颓垣遍野，为当地人在此一带拾金子之处，由库马提干河，距阿克斯比尔西之干河，约10公里，本地人相传云在千年前，玉龙喀什河由吉牙分出，流于阿克斯比尔之西，转北东流入河，此干河即其故道也。后水北流，此河遂涸。

今据我之踏查经过及传说，是玉龙喀什河，已西徙10余公里。则推测古时于阗城东之树枝河，宜以此二干河为标准，不能以现行河流为标准也。据《魏书》及《周书》，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今假定以阿克斯比尔为于阗故都，则库马提之干河，即古时之树枝水，亦即《高居诲行纪》中之白玉河。以距离言之，亦颇相合。盖库马提，距阿克斯比尔约近10公里也。树枝水确定，则城西之达利水，亦可同时确定。现喀拉喀什河，距现玉龙喀什河约15公里。若计至玉龙河旧道，适25公里许，与《魏书》所云城西五十五里之大水名达利水，亦颇吻合。则喀拉喀什河为古达利水，亦即《高居诲行纪》中之乌玉河。喀拉喀什亦即墨玉之意。因此，则喀拉喀什河，为《魏书》之达利水，亦可确定。至于吉牙北分出之干河，疑即《高居诲行纪》中之城西绿玉河，因此二干河，本为一河，即玉龙喀什河，初流经库马提，后又由吉牙分出北流。故至唐末，形成三河。而在唐以前，则仍为两河。故吾计算两河距离，仍以库马提干河，与喀拉喀什河计算。今以库马提与阿克斯比尔横断至喀拉喀什河，其距离适为37.5公里。与《魏书》中之树枝水与达利水之间之距离相合。因此，则阿克斯比尔，由两水之证明，即北魏与唐时于阗之西城或西山城，谅无可訾议之处。在阿克斯比尔附近数十公里内之古址，即瓦砾场，亦可表明此一带为当时于阗文化政治之中心区也。

既以河流为中心，叙述国都问题，次则附述与河流有关之方位问题。古传记中关于于田河流之方位有不可解者。例如，《水经注》卷二云：

（于田河）南源导于田南山，俗谓之仇摩置。自置北流，径于阗国西，……又西北流，注于河。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云：

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国人利之，用以溉田。

按据《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有甚难解之方位名词。一为于田河之南源。按南与北对，据《水经注》例所叙水源，皆以枝派流经之方位而言，则南源者，应即和田河上流之南枝也。必尚有西源或东源，而《水经注》均无记述。又事实上和田河，实为两源。一为喀拉喀什河，源于帕米尔东流入于阗境，转东北流。一为玉龙喀什河，源于于田南山。北流，至托洼克，与喀什河会为和田河。则《水经注》之南源者，指树枝水也。一为《水经注》之和田河西北流，注于河。及《大唐西域记》之王城东南百余里，有大河西北流。按如以阿克斯比尔为王城，则阿克斯比尔之东南50公里，并无大河，且均为西北流之河水。近《新疆图志》以于田河（即克里雅河）当之，距离太远，且与于阗无关系。而玉龙喀什与喀拉喀什，均为北流水，旧时为东北流之水。然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究何所指也。今两书所述均同，谅非误字，亦非抄袭，是必别有原因也。至此，则应注意和田人关于方位之观念。

我由库车经沙碛之和田极北地，往托洼克，先问道于牧羊人。牧羊人云，沿河东行，即是。实则托洼克在其南，我们整一日均沿河南行也。又如我住河之东岸，彼等则云：“你等住在北岸。”又如彼等云：“由伙什拉什往东，至托洼克，东南至额瓦提。”实则为南至托洼克，西南至额瓦提。初以为当地人言之偶误，续因所询皆如此，乃询问其究竟。据说，此地分方位，以河流为主。河阴为北，河阳为南，此河皆南北流。因此，遂以南为东，以东为北，以北为西，以西为南。非以指南针之所指定方位也。

如上所举者，为当地人对方位之一般习惯称呼，且相沿已久。据此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河流之方位，盖本于当地人之称呼习惯，或得之于本地人之所传说，如现今和田人之方位观念也。故称河水为西北流，实则东北流也。而所谓南源者，实则西源也。所谓王城东南者，实则为王城西南也。设此推定不误，则《水经注》与《大唐西域记》之难解的水流方位问题，皆可得一解决矣。又以一事证之。我在前面说本地人称托洼克在和田河之东后，检民国五年参谋部出版之新疆五十万分之一的舆图，绘托洼克于麻札塔哈之东，而实则托洼克在麻札塔哈之南。初不知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之如何错误，后方知新疆修志，是据本地人所言而绘，并非实地测量，而本地人以南为东，遂以致误也。再举一故事，《大唐西域记》述于阗建国之传说，称东土弟子，流徙居此东界，印度无忧王迁其豪族，出雪山北，至此西界注60。而《西藏传》亦记述于阗建国类似之传说，称：“中国之王子，瞿萨旦那，率一万人赴西方，来至和田之Me-Skar，当时印度达摩阿输迦王之宰相耶舍率七千人来自于田河之下流。后瞿萨旦那之从者于南方访见宰相耶舍之幕帐，于是瞿萨旦那乃率从者，来至于田河南，Hang-gu-jo地方，与耶舍会见。”注61其所称之王名，与《大唐西域记》所述之同异问题，暂置不论。现就其所述方位言之，则彼此互歧。《大唐西域记》之东土帝子，无疑即是《西藏传》所述之中国王子瞿萨旦那。《西藏传》记述之印度达摩阿输迦王宰相耶舍，无疑即《大唐西域记》中无忧王所迁出之豪族。《西藏传》又云：“瞿萨旦那与耶舍和睦之后，瞿萨旦那之中国从者，居于于田河下流及Mdo meskar与Skamshed之上部。宰相耶舍之印度从者，则居于于田河之上流，与Rgya及Kongdzeng之下部。两地中间，为中国人与印度人杂居。后乃共筑一城。”观此节所述，亦是以和田河之上流为南，下流为北。而共筑之都城，即在河流之中间。然则《西藏传》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有异乎？非也。《西藏传》之下流（北方），即《大唐西域记》之东。《西藏传》之上流（南方），即《大唐西域记》之西。盖《大唐西域记》本指南针之方向而言，而《西藏传》本地人以河水分方位而言也。若此解释不误，则《水经注》及《大唐西域记》之大河西北流，可以得其解释。即所谓西北流者，实即东北流也。同时，在《大唐西域记》中所举者，尚有二庙：一为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昆卢折那阿罗汉建也。一为王城西南二十余里，有瞿室褾伽山，于崖谷间建一伽蓝。今若以阿克斯比尔为国都，向南或西南10—20公里以内，寻觅庙基及山丘，均不可能。若以西南或南作当地人之水位方向解，则在阿克斯比尔西北有二古庙基。一为姚瓦克，一为可可达坂之古址，均距阿克斯比尔约5公里，或10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述之里数相符。惟《大唐西域记》之瞿室褾伽山，在和田西北一带，实无此山。故斯坦因乃转求之乌杂提对面之山注62。我意当时于阗人所称之山，非必石与土方称之为山，即沙堆阜亦可称之为山。若是，则可可达坂之沙阜，亦可谓之为山也。例如《大唐西域记》所述之葛劳落迦城故事，其实为一大沙堆阜，但因其形势，亦称为山。故我疑瞿室褾迦山，亦是类此之沙堆阜也。

以上所述，皆以本地人水流辨方位之说，推测古传记中所记方位之与今地方位之不合者，若此说可立，则我之以阿克斯比尔为于阗国都，得不少佐证也。总之，真实之地形方位，有与记载不符且互歧者，如《后汉书》称葱岭以东，惟于阗、鄯善最为强大，是于阗在葱岭以东也。然《魏书》则云：于阗在葱岭之北二百里，谁是而谁非耶？《汉书》于阗南与婼羌接，《魏书》则云：于阗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将谁是谁非耶？至此，若以本地人称呼之方位，以南为东、以东为北而解释之，则不能不疑为《魏书》之所本，实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均同也。

按《大唐西域记》所述瞿室褾伽山（唐言牛角山），斯坦因氏指乌杂提对面Kohmarimazar山，为其地。但此地并无寺庙遗迹，不如玉龙喀什河畔小库马提之山为瞿室褾伽山，其寺庙遗址，即当时所建之伽蓝，较为合理。但此地在姚头冈之东南，与《大唐西域记》所述在王城西南之语不合，里数亦不符。白井长助君致欲迁移王城位置，以就斯坦因氏所云，亦非得计。要之，《大唐西域记》所述王城四周之伽蓝，其方位不必尽与指南针之方位相合，而多从土语。例如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今由斯坦因氏在旦当鄂利克，发现鼠显神之画版，知鼠壤坟在北而不在西，是其例也。故斯坦因氏强指姚头冈为于阗王城，而在王城西南觅瞿室褾伽山，又在山之西北觅王城，实有未妥也。

（原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

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

一、焉耆国都问题

焉耆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首见于《汉书·西域传》。法显《佛国记》作乌夷，《大唐西域记》作阿耆尼，皆指古之焉耆。清朝及民国仍名为焉耆县，现属巴音郭楞自治州，州治设库尔勒，县治设喀拉沙尔，但古时国都并不在此。《汉书·西域传》：“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后汉书·西域传》称王居南河城；《后汉纪》作河南城。疑南河城或河南城指城的位置言，或汉人所命名，其本名当仍为员渠城。《魏书》万度归讨焉耆进军向员渠，是在后魏时国都仍名员渠也。问题是焉耆员渠城今在何地。徐松《西域水道记》指四十里城市东之旧城为古员渠城。我在1928年7月曾前往查勘，旧城遗址在四十里城市东约20公里许，位于一草滩中，名博格达沁。城基尚存，周约3公里，似为土坯所砌。城已荒芜，苇草丛生，除间有粉红陶片外，无其他遗物可寻。城西南隅有一大土墩，高丈余，我在土墩上曾拾得开元钱半枚，铜片数块。由遗物及城墙建筑来说，显为唐代遗址。员渠城为汉代遗址，时代不相及，徐松之言似不可据。然则员渠城究在何地耶？解决焉耆都城所在地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根据遗物；其次当求之地形。试以河流为中心探员渠城之所在。《水经注·河水篇》叙海都河与员渠城之关系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导。西源东流分为二水，左水西南流，出于焉耆之西，径流焉耆之野，屈而东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东南流，又分为二，左右焉耆之国，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治员渠城，西去乌垒四百里，南会两水，同注敦薨之浦。”按《水经注》所叙河流，校以今形，略有变化。按左水疑即今小珠勒都斯河，右水疑即今大裕勒都斯河，两河在山中会流后，出山称为海都河。东流于喀拉沙尔城西，转至城东，又东南流入海，与《水经注》称“右水东南流，分为二水，左右焉耆之国”之语不合。现就实地考察的情况来叙述这一问题。先是我在霍拉山工作时，一蒙古人称河南岸有故城，愿导我往观。乃于1928年6月尾前往，由霍拉山口向北行，经过两道干沟，越一沙岭而至锡科沁大渠。复北行二十分钟即至一沙岭，西北南三面皆大山环峙，中为一平原，沙岭即突起于平原的中部，海都河流行此岭之北，锡科沁大渠经流于此岭之南。有二旧城遗址即建立于沙梁上。一建于岭之西，作矩形，北墙滨干河边，已颓圮。南墙东墙尚存约1米多高，南墙长约113米，东墙长约90米，城内满布石子，不见任何遗物。其东一遗址建在沙岭北麓沿干河南岸，为一横长椭圆形，北墙遗址尚存，长468米，中宽48米，两头及中间断断续续尚有若干土堆和房址，形成一线，间有红陶片，显然为古人居住聚落。此外在海都河南岸另有一旧城遗址，墙基尚存，基础用石累砌而成，南北长约121.2米，东北约90米，城中已开垦成熟地。城西南隅有一土墩屹立，城中间有房屋遗址，在此掘出泥塑佛像残件。城之东面另有一围墙，墙高1米，南北长约37.2米，东西约84米，另有墙壁以石为基。两城中陶片皆作红色，与沙岭北遗址中之陶片同。北距海都河约2.5公里地，可望及之。与沙岭旧城斜对，相隔约2.3公里。北望河北岸旧城历历如画，很显然这些遗址在古代焉耆国历史上必有其重要意义。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此作较大规模的发掘。没有地下遗物来作为推断此遗址性质和时代的根据，现仅能就其周围形势作一初步探索。现在沙岭北遗址旁之干河，据本地人说，此干河上自海都河分出，东南流入海，又博罗海有一沙河亦自海都河分出，流于城西转东南流，绕沙岭之西南，下流经锡科沁转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如此，是海都河自出山口后，分出左右二支水，环绕此城。左水即沙岭北麓之干河，流于城北转东南流者，现查墩渠即为古时水道之标识。右水流于城西，即博罗海之沙河，现锡科沁大渠为古时水道之标识。我在明屋考察时，发现明屋旁有一旧河道，据说即博罗海之沙河由锡科沁西南流至紫泥泉子入海者也。是两河至锡科沁已合为一河，经明屋西南流入海。此河沿岸遗址如锡科沁旧城及明屋佛寺皆其较巨者。现左右二水均竭，只存海都河本支东流入海矣。由这河流的形势及遗址位置，与《水经注》所云“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州”情形完全相合，可能即是古员渠城遗址。当然就现有遗址来说是很零碎，断断续续不能得出古城的全部面貌。但时期距今两千年，河流迁徙冲刷，加以人为的挖渠掘土，古城建筑遭受破坏，事实上不会有一完整古城如高昌旧城也。

除此城外，在河北岸尚有一古城。距河岸约2公里，有内外两城；外城周1140米，内城周360米。城墙只余基址，高1米左右，城内外为水冲刷，地面布满小石块，街衢巷陌已不可见，间有红陶片，与曲惠及阿拉癸沟中相同。时代当较早，本地人名城为唐王城，可能至唐代尚存在也。城北2.5公里处有土阜四处，疑为古代房屋或庙宇遗址，吾人掘其土阜之一，发现残佛像，盖亦废寺也。此城与河南岸旧城遥遥相对，相距不过5公里，疑同属于焉耆国都。《后汉书·西域传》称其王居南河城，有海水出入四山之内，周围其城三十余里。《新唐书·西域传》焉耆条：“焉耆所都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缭其外。”如焉耆国都范围为三十里，当不是指一城，而是包括海都河南北两岸所有遗址而言。如所推论不误，是焉耆占据博斯腾湖西北平原上，适与《通典·西戎传》所谓斗绝一隅者是也。

二、尉犁、危须国都问题

其次再谈尉犁、危须国都所在地问题。如《大唐西域记》所云，焉耆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里，当指以兼并尉犁、危须二国而言。在汉时尉犁、危须各自有国，据《汉书·西域传》云“焉耆南至尉犁百里”，是尉犁在焉耆之南。又危须条云西至焉耆百里，是危须在焉耆之东。先谈危须。仍引《水经注》所叙敦薨水校以今形势，来说明古危须国位置。《水经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二源俱导。……东源东南流分为二水，涧澜双引，洪湍浚发，俱东南流，径出焉耆之东，导于危须国西。国治危须城，西去焉耆百里。又东南流注于敦薨之薮。……东北隔大山与车师接。”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称：“今哈布齐垓河东南流，当喀拉沙尔东北，分为二水，合海都河。”董祐诚以现哈布齐垓河当东源是也。但分为二水均入海都河与我所考察者微有出入。当我由哈拉木登往游巴龙台。巴龙台为蒙古喇嘛教圣地。于7月11日发自哈拉木登，向北行约30公里，驻哈布齐垓山口，有哈布齐垓水自山口流出。12日沿哈布齐垓河北行，约35公里抵巴龙台后沟驻焉。此地为三水总汇之区。盖哈布齐垓有三源，东源为巴龙台水，亦称巴龙哈布齐垓水，蒙古寺庙及王府建于此水之旁；西源为乃任哈布齐垓水，“乃任”蒙古语西也；正源为乌拉斯太水，出自大山，南流至巴龙台，三水会合南流。出沟口后分为二支，一支东流经何腾苏木地至六十户入海。当我由吐鲁番赴焉耆途中，路过清水河之西约10公里，有水积为小海子，本地人修二桥以渡行人，即其东支也。不过在秋冬水小，仅能灌地，无余水入海。一支东南流。在喀拉沙尔附近入海都河，与《水经注》二水俱入湖之情形略异。但以哈布齐垓水为《水经注》中敦薨水之东源，则无可疑。如然，则现清水河为两国分界线，以东属危须国地，以西属焉耆国地也。再征之遗址，在曲惠西北0.25公里许，有古城遗址。墙基犹存，东西98米，南北75.5米，墙高3.3米。城为红土所筑，顶为土坯所砌。城中红泥陶片甚多，且有红底黑花之彩陶片，并曾觅得小铜片及铁块，亦不见其他遗物。然就红陶片来说，当为公元前后遗物，疑即汉时危须国都城所在地。除此城外，再无其他遗址可以相当。在北魏时称为左回，《魏书·西域传》云：“太平真君七年诏万度归讨焉耆，入焉耆东界，击其边守左回、尉犁二城拔之，进围员渠。”左回即曲惠，为一声之转。万度归由东来，先至左回城，时危须已并入焉耆为左回县，故万度归据之。如然，是危须在焉耆之东，据博斯腾淖尔东北面平原。但《汉书》称危须西至焉耆百里，现由曲惠至哈拉木登约二百里，所记里数不合。但如由六十户即哈布齐垓河（敦薨水东源）南入海处起算，则距离约略相当，但此一带无古迹。疑《汉书》所称之百里，指达其国境所言也。

其次再谈尉犁国地。古代尉犁国究在何地？是一哑谜。《水经注图说残稿》称：“尉犁正当今布古尔地。”民国年初在库尔勒南设尉犁县，皆以尉犁在库鲁克山和天山之南，均与汉时尉犁位置不符。现仍根据《水经注》来探讨。《水经注·河水篇》云：“敦薨之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径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据《水经注》所云，校以今形势，是尉犁在湖之西，沙山之北。现海都河自入博斯腾湖后，复由湖西南隅溢出为孔雀河，西流至哈满沟入库鲁克山即沙山，转南流经铁门关出山口，流于库尔勒之西，复转东南流，折东流为库鲁克河，入罗布泊。《水经注》叙敦薨水“自西海径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海当即指由西海溢出之孔雀河。是尉犁城应在由博斯腾湖溢出西流之孔雀河水以北，即紫泥泉子一带。沙山即今库鲁克山；铁关谷即铁门关，因山中出煤出铁，旧设有铁厂，故有铁门关之称。再征之历史，《晋书·西戎传》称，张骏疆理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败熙于贲仑城，进屯铁门关。未至，熙要之于遮留谷，植击败之，进据尉犁。贲仑城当即库尔勒附近之旧城。遮留谷当即哈满沟中之狭谷。铁门关疑即沟之狭口处，现称为铁关口，竖立一牌坊，上书“古铁门关”四字。是张植自南来，故先败熙于哈满沟，再进至尉犁。是尉犁在哈满沟以北也。然则尉犁今在何地？试再征之古迹。

我由哈拉木登考查完后，返四十里城市驻处。7月初，本地以拾金子为业之猎户那卡，愿导我往观附近之遗址。由此地往南偏西有大道至库尔勒，沿大道南行约二三公里之地，即遍地沙丘，上生红柳。在这红柳冢中时现红土阜及泥滩，滩上满布古陶片。土阜有用土块累成，本地人称为炮台，实即古烽墩之倾圮者；亦有露出墙壁者，必为古代房屋之遗址，均与沙阜及红柳冢相间杂。自此地往南至紫泥泉子，西至明屋，东至盐池，东北至白土墩子，即海边周约15公里皆为此种沙阜及土堆所散布。本地人每于大风后即往红泥滩上拾金子及古铜件，多有所获。我等来此亦随手拾碎铜片、古钱、蛤贝、石矢镞、残瓦鬲、红陶片等。陶片色红而粗厚，石矢镞打制颇细，与罗布泊北岸所拾者同。瓦鬲仅得一足。由于这些遗物出现，可断定此地确为公元前后之遗址。或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此地已有居民。又在沙丘之旁，时露出磨石残块，及汉“大泉五十”与唐“开元通宝”，是此地自汉至唐代均有居民。由于陶器及磨石出现，及紫泥泉子尚存旧渠道及阡陌遗迹，可证此地古时又为垦殖区。在此址之南偏东约5公里，地名土子诺克，发掘一古坟，死者埋葬于一宽长之土垣中，并无棺椁，与罗布泊北岸墓葬形式相同。吾人在死者身旁发现铜镜一、帽饰一及陶器等，皆为公元前后之故物。此遗址邻于盐池之旁。由此往东南，地势低洼，形成一小海子，在湖之西，现已干涸。疑即《水经注》中所称之西海，在古时此海与东海相联。在盐池西北面有土墩七座，皆用土坯所砌，现已倾圮，然本地人仍在此一带拾金子及碎铜片等。这些遗址均在盐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虽然零星散漫，没有有规模的古城或建筑物；但由其区域之大，散布之广，必为古时一国之重要聚住区。然则属于何国？徐松等据四十里城市之旧城，定为焉耆之员渠城。我当初也曾一度同意其说。后在盐池发掘时，于附近发现一小海子，证明博斯腾湖古为东西两海。现西海已涸，东海且向北移，当然这是由于海都河改道的原故。所以根据《水经注》，西海近尉犁国，国治尉犁城之语，及历史事实，可假定盐池以西紫泥泉子以北之广大遗址群为古尉犁国也。一者《汉书·西域传》称尉犁在焉耆之南百里。如以哈拉木登为焉耆之员渠城，则四十里城市适在其南，距离亦略相当。二者据《三国志·魏志》注，尉犁在三国时已并入焉耆。北魏太平真君时万度归讨焉耆先据左回、尉犁二城，进围员渠。则左回即曲惠，左回在东，尉犁在南，而员渠在西，故万度归采取了包围的战略。三者如以四十里城市东之遗址当焉耆员渠城，则尉犁势必推之库鲁克山以南，今库尔勒一带。当然库尔勒附近是有二古城，如狭尔乱旦旧城、玉子千旧城，但不能证明为古尉犁城，或许是熙被植所败之贲仑城，故以尉犁在山南，是与当时情形不合，且亦与历史事实不符。故不采徐松之说而另行推定。当然真确判断，必须有待于考古学上之发现，以及地下遗物之印证，吾人今日所论者不过一比较合理之假定而已。

以上是专就汉、魏、南北朝情形作研究，隋、唐以后如何，我想提出几点矛盾，来作研究这一问题的线索。

国都大小问题。《魏书·西域传》云：“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国小人贫。……”《周书》、《隋书》焉耆传均与《魏书》同。《魏书》虽为魏收所作，但多散遗，后人采《北史》补之。但《北史》亦为唐初所作，所引用者必为旧材料，仍然可信。但《大唐西域记》称：“焉耆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众流交带，引水为田……。”《大唐西域记》根据玄奘亲历而作，所言当不谬。然则一称国小都城方二里；一说国大都城周六七里，究竟谁是？据慧琳《一切经音义》所云：“阿耆尼国……汉时楼兰、鄯善、危须、尉犁等城皆此地也。或迁都改邑，或居此城，或随主立名，或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或丘墟。”（卷八十二）按慧琳为疏勒国人，称本土形势当有所据。惟将楼兰、鄯善亦并于焉耆恐误。《通典·边防》西戎条云：“焉耆今其王龙姓，即突骑（支）之后，尽并有汉时尉犁、危须、山国三国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卷一九二）是在唐初除尉犁、危须早已并入焉耆外，又并有墨山国，而与鄯善接壤矣。疆域既扩大，则国都势必需要建立在适中之地以便控制全境，不可能仍居斗绝一隅之员渠城也。今以焉耆至龟兹之距离论证，据《汉书·西域传》，龟兹至乌垒三百五十里，焉耆至乌垒四百里，《水经注》所云亦同。是焉耆至龟兹七百五十里，若由尉犁至龟兹，当为六百五十里。按《汉书·西域传》渠犁条：“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此条自武帝初通西域以后，均言龟兹事，当为龟兹传原文；后人移至渠犁传内。若然，则龟兹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与焉耆、龟兹各传均合。再以唐人记焉耆至龟兹里数来说，贾耽《道里记》云：“由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共六百三十里。”又慧琳《一切经音义》云：“焉耆即安西四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根据此两则，虽所谈距离有差异，但已不是汉员渠到龟兹里数，而与尉犁到龟兹里数相接近，则唐时焉耆国都必已向南移至汉尉犁国境内。或今四十里城市东2.5公里之旧城，为唐时焉耆国之都城也。现由库车至四十里城市为311公里，合六百二十二里，与唐贾耽所记里数仅差八里，则以四十里城市东之旧城为唐时国都，谅无不合。现四十里旧城周约3公里，与《大唐西域记》所记相合，且有开元钱，亦可证明其为重城也。但《大唐西域记》称：“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是从焉耆到屈支有九百里。但玄奘此记不甚清楚，二百余里到何处，西行平川七百里自何处开始，颇为模糊。渡二大河是哪两河，颇觉费猜。如丁谦所云以苦水河为界，则到库车不过四百余里，也不是大河。我想渡二大河必是指古之海都河及铜厂河。海都河出山后向西流于库尔勒之西，至渠犁之西即今库尔楚之南折东南流入塔里木河。铜厂河与渭干河会合后，东流至乌垒城里（今策特尔南），东南流入塔里木河，如渡最后一道河处，当在乌垒之西，即今策特尔南。据《汉书·西域传》由乌垒到龟兹也只三百五十里，就如徐松所云：以三字为五字之讹，改为五百五十里，仍没有七百里。因此我疑《大唐西域记》之七百里，乃指焉耆至龟兹之总数，或七字为五字之讹，不然决不至相差如此之大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一、罗布淖尔名称及位置

罗布淖尔为蒙古语。蒙古呼海为“淖尔”，“罗布”是地名。源于唐之“纳缚波”。《大唐西域记》云：

由且末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

据此是“纳缚波”为国名，在唐初已灭亡矣，故称“故”。英国斯坦因（A.Stein）于公元1907年，在密远古堡中发现藏文残纸甚多；内著录不少地名，中有名大纳布城（Castle of Great Nob）、小纳布城（Castle of Little Nob）者。“纳布”与玄奘之“纳缚波”（Na-fu-pa）译音相近，显然为中古及近古时用于罗布全区之名注63。按“纳缚”据法国伯希和说：为梵语（Sanscrit）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注64。是藏文中之“纳布”与梵文中之“纳缚”不能谓无关系。但近世之“罗布”及元初马可波罗所经过之“罗不”，是否与“纳缚”同一义意，为一问题矣注65。又罗布淖尔在中国古代传记中，其名略异。首见于《山海经》者，称为“ND836泽”。《西山经》云：

东望泑泽，河水之所潜也。

又《北山经》云：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

按敦薨之水，即今焉耆河，下流为孔雀河，流入罗布淖尔，是罗布淖尔古名ND836泽也。ND836音黝，黑色之义。郭注《西山经》云：“ND836，水色黑也。”据此，是ND836泽以水之色言。《史记》则称为“盐泽”，《汉书》则名“蒲昌海”。《史记·大宛传》云：

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又云：

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按《史记·大宛传》，作于汉武帝时，所称于田东流之水，即今塔里木河及车尔臣河，均东入罗布淖尔。古代相传塔里木河为黄河初源，至罗布淖尔后即潜行地下，其南出积石山为黄河云。是罗布淖尔在汉武帝时名为盐泽也。后汉班固作《汉书》时，则又颇异其名。《汉书·西域传》云：

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至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

《水经注》则又有牢兰海之名。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田于东（编者按：原作东于，据赵一清校改）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ND836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牢兰海，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是罗布淖尔在唐以前异名甚多。据《水经注》解释盐泽之义曰：“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是盐泽因其水含盐质而得名。其解释牢兰海之义曰：“楼兰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海为牢兰海也。”据此是牢兰海以事言。我意此乃《水经注》附益之辞。牢兰当为楼兰之转音。因泽在楼兰国北，故以国名名海；并非因迎送汉使之故也。蒲昌海、辅日海、临海未知其取名之由，疑皆以地名名海也。惟汉之“楼兰”或“牢兰”，与唐之“纳缚波”，元之“罗不”诸名称，是否有因袭关系，其变化程序若何，伯希和氏尝提此问题而未加解释。但据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及密远废墟所发现之文献，楼兰在罗布淖尔北部，为魏、晋以前之地名。纳缚在罗布淖尔之南，疑为后期之地名，虽同一国之地，而地点不同，时代亦异，其名称当不能一致。伯希和释纳缚梵语为新，极可注意。新与故对，必在形势转变之后，另立一新名也。

罗布淖尔本为海水之专名，今则以之名地。凡库鲁克山以南，阿尔金山以北，古玉门、阳关以西，铁干里克以东，在三面山丘围绕之中，有一片低地，完全为盐壳所覆盖。据斯坦因氏测量，自西南至东北257.5公里，最宽处为145公里左右注66；即吾人所称之罗布区域。在史前时代，本为一咸水海，当中亚气候尚未干燥时，容纳塔里木河水流；后渐干涸，仅存一小部分之咸水湖，其余均变成盐层地带或沙漠。

二、水道变迁探查之经过

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间有一大河名塔里木河东流。在公元1921年前与由博斯腾湖泄出东南流之孔雀河会合南流，经铁干里克，又南流会车尔臣河东流入罗布淖尔，形成两湖：东曰喀拉库顺，西曰喀拉布郎库尔；在今若羌之北，罗布庄之东。但中国旧地图，则绘罗布海子于北岸，即在库鲁克山南麓注67。清光绪间（公元1876—1877年）俄人蒲里兹瓦尔斯基（Prejevalski）发现此湖在罗布区域南部，与中国旧地图所绘海之位置，纬度整有一度之差，遂谓中国旧地图上大误。德国地学家李希荷芬（Richthofen）不然其说，谓中国旧地图曾经调查，必非臆造，或另有一支流入罗布区域北部，而为蒲氏所未见也，遂引起地学上不少之争论。如英国斯坦因、美国亨亭登（Huntington）等均对于湖水有所推拟。1900年斯文赫定博士赴罗布淖尔考察，自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测量水准，在楼兰故墟附近发见有一片洼地，推论海水将来有恢复故道之可能。1927年我到新疆考察时，在1930年春于吐鲁番工作完后，向罗布淖尔前进。4月2日，发自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6日至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罗布淖尔已水云相接。极目无际，知海水已返北矣。复南行，累过土阜地带，约15公里，即遇溢水，即库鲁克河之末流入海处也。时河未归道，溢水四出，形成若干小池，枯桐、柽柳仍倒置水中，尚未复苏，而芦苇已有新生之象矣。循水东行，水势渐大，累阻行程；终乃达一较宽阔之水面，当地人称为大老坝。坝东北两岸剥蚀之土丘，重叠起伏若城郭，皆作东北、西南向，必为剧烈之东北风剥蚀所成无疑也。绕过大老坝，最后到达一三角洲，三面环海；一洲伸入海之中央，即我所发现之“烽火台遗址”，定名为“土垠”（Tuken）者是也注68。东南望，海水无涯际。盖已至海之北端矣。土垣峙立于海中，鱼凫翱翔于水上，洵为海景奇观。又绕海东岸南行，得一古烽敦。五铢钱散布极广。因食粮缺乏，未及再沿海东行，为一遗憾耳。及1934年我第二次复往探查，出库鲁克山之鲁戈斯特，直南行，抵孔雀河岸。河宽近70米，两岸柽柳丛生。水深可以行舟。复沿河东行，达我第一次所踏查之地，则水已入河故道；无前次泛溢之患。而河岸之柽柳已欣欣向荣。前之剥蚀土丘渐已溶解于水中，化为泥滩。此第二次发见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也。我两次考察，均困于经济与粮食，未能充分工作，作沿海之测绘。当我第一次考察完后，1930年秋返平；即以发见罗布海水恢复故道之经过，及考察路线略图，报告于北平学术界。复经雷兴教授（Prof.T.Lessing）译为德文，转告于欧洲学林。1931年春，郝勒（Dr.Hörner）及陈宗器君根据我之报告，重往查勘；并确定我所发见遗址之经纬度（图一）。1934年，赫定博士又往测绘地形，罗布淖尔新海之地形图遂益臻精密。

图一 最近水复故道之罗布淖尔

三、水道变迁时代之推拟

古海恢复故道已如上述；但何时在北岸，又何时南迁，诚为研究罗布淖尔之切要问题。试检查中国古籍如《山海经》、《史记》、《汉书》所载，甚可相信古海确在北岸。现以地文学上之证据，亦相信涸海沿岸之泥层，为古海水之沉淀物。但古海何时在北岸，其位置若何？在吾人发见水复故道以前，尚未得一真确之解答。自斯文赫定博士发见楼兰故址，并在附近发见一大片低地，较喀拉库顺为低（喀拉库顺海拔815米，楼兰附近海拔810至777米）注69。推论从前曾有湖泊，楼兰城在其北岸，证明中国旧地图绘海子于北岸为非误。以后美国亨亭登、英国斯坦因均在楼兰故墟有所考察，据其所发见之文书，皆在公元263—267年，相当于晋武帝时。又赫定所获文书中有“水大波深必泛”之语注70，是在楼兰兴盛时，孔雀河中尚有水，经流楼兰城附近入海也。又日人橘瑞超氏亦于1910年在所获文书中有“海头”二字。由以上古物之证明，则海水在1600年前，即公元3世纪时，积于楼兰遗址附近，可以确定。但在汉初，即公元前后，水积何处？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所得古物中，均不足以证明此点。盖楼兰遗址为纪元3世纪所遗留，无一汉物。则汉时此地是否有居民，及河水是否经行楼兰以入海？未可定也。我在1930年除见海水复故道之外，又在海北岸发见古烽火台遗址，并掘获木简多枚，有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及成帝元延五年（即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号，是在罗布古址中所得最早之文书，距今已1960余年矣。而此遗址适在海北头一三角洲之海湾中。不唯可以证明此地在西汉时之繁荣，而且可以证明在西汉时海水之位置。又由其附近之大道，更可窥见当时道路绕海北岸及沿河西行之情形。自有此古物之发现，则现所见海水之复故道，可以说所复者为2000年前后之故道，即《汉书·西域传》所称之古蒲昌海之故道也。是不惟赫定所推论海水积北岸之假定实现，且提早400余年，而其位置亦偏向东北矣。并足以证明《史记》、《汉书》及《水经注》所记真确无误。

至海水何时南迁，其移徙之情形若何？因未赴罗布南部考察，未能得一真确解答。但钩稽中国古籍所述，提出一些意见，以供读者参考。按以古物学上之证明，检查我所发现之文书，终于汉成帝元延五年。时成帝仅元延四年，五年已改元为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由此可知我所发现之遗址在公元后似已被放弃。赫定所发现之遗址其文书止于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据斯坦因所述，文书上有作“建武十四年”者注71。建武为东晋元帝年号，仅一年，即位后，改元大兴。照推应为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乃前凉张氏仍奉元帝年号也。虽石虎亦改元建武，但张氏并不援用后赵年号。如此，则楼兰遗址之放弃，应在公元330年或以后也。此两地放弃之原因，是否由于水道之变迁，固不能确定。但居民必与水有密切之关系。盖水道变迁：一方面由于自然之变化，或河流改道；但间接关于人为之力最多。如有居民之地，则人民谋水利之引导开淤启塞，多有裨益于水道之流通。且植树平沙，亦可以阻风沙之壅塞，而致影响水流。反之，若有水无居民，或有居民无水，均足以引起地理上之变化，使水道变方向或干涸。是遗址被放弃以后，直接间接均可促使水道变迁或改道，此事理之必然也。据此，此海水之移徙，必与遗址之放弃同时，或在后，可以推知。然则移徙于何处，其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按罗布淖尔所受水：在北者为孔雀河，即海都河之下流；在南者为塔里木河与车尔臣河合流之水。在1921年以前，孔雀河至铁干里克南流入塔里木河会车尔臣河后，东流入罗布淖尔。故淖尔在南，而北部干涸。1921年以后，孔雀河水复故道，至铁干里克附近德门堡转东流入涸海。水既返北，故南部干涸，此最近时事也。在汉、魏时，水积罗布北岸，是当时孔雀河水亦必径向东行。然则自晋、宋以后，河流之情形若何？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也。考《汉书》所云：罗布入海之口，仅为一河。《西域传》云：

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

据此是和田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海。海都河与车尔臣河虽未述及，疑亦与葱岭河会流东逝也。及《水经注》卷二所述，则分南北两河入海。其叙北河云：

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北河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

又述南河云：

河出葱岭自歧沙谷分流。南河又东与于田河合，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

又引《释氏西域记》曰：

南河自于田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

综合郦道元所述，显示塔里木盆地有二大河东流入罗布淖尔：一为北河，一为南河。北河则称：“径楼兰城南，东注于ND836泽，即经所谓蒲昌海。”南河则称：“径流鄯善国北，东注泽。”叙北河所入之海，则曰：“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叙南河所入之海，则曰：“牢兰海”，“泽在楼兰国北。”其所称之蒲昌海与牢兰海，是否同为一海，或为两海因地而异名，道元均未加以诠释，但如道元所述，罗布淖尔所受水，确系二道入海：一在北，即楼兰城南；一在南，即鄯善国北（图二）。其情形甚为显然。郦道元为北魏时人，所据材料必为当时之著述。如《释氏西域记》，我亦疑为晋、宋间作品；则所论之罗布淖尔情形，必为道元当时之情形无疑。由是言之，是罗布淖尔自东晋以后至北魏之末（公元330—528年），水分两道入海：南道之海在楼兰东故城之北，即在今密远县北；北道之海在龙城西南，若南北同注一海也。则北魏时之海水较汉时已南徙。北岸始于赫定所发现楼兰遗址之东南，南岸伸张于密远之北矣。其形势当亦为南北纵长也。

图二 魏晋以后蒲昌海之推测 （据《水经注·河水篇》拟绘）

但由其受流海口之不同，影响于海水之伸缩与变迁至大。当其水大时，固可联为一海；及其干涸，或为风沙所阻塞，有截为两海之可能。如道元所述，是否能保持一海之原状，永久不变，固为一大问题也。故自隋、唐以后，罗布淖尔情形如何，次当论及。

过去旅行家之著述，多详于神怪而略于环境。晋释法显由敦煌至鄯善，记沙河中之情形，不言有海。唐释玄奘由西域取经，回程经纳缚波故国，太宗使敦煌官司迎于流沙，亦不言有海。岂讳之而不言欤，抑实未尝见欤？实使吾人苦索不得之问题也。但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则罗布淖尔又有著矣。《地理志》附载贾耽《道里记》云：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当据《沙州图经》作“一百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

按七屯城据《新疆图志·道路志》密远注云：“此处有古城，周三里，北距罗布淖尔一百里。疑即汉鄯善国之伊循城也。”至于石城镇，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沙州都督府图经》断片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城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据此是密远即汉之伊循城。唐之屯城又称小鄯善，石城镇又称大鄯善；康艳典所据者也。由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是海之南岸在今密远东北，但又称石城镇在蒲昌海南三百里。是海水又在卡尔克里克以北三百里也。据其所述，若非所指者为两海，则隋、唐时罗布淖尔之情形又大变矣。盖此时海之北岸达阿拉竿驿附近，而南岸将及于喀拉库顺矣。其形势则为西北向东南扩展之斜长也（图三）。至如何造成此种形势，贾耽虽未加解释，但亦必与河流有关。若使所推拟形势不误，则当时北岸之孔雀河，至铁干里克时，必已不复东入涸海，而转东南流与塔里木河会流入新海也。车尔臣河则东北流入新海之南岸。水大则两海合而为一。《辛卯侍行记》营盘海子注云：“周约三十余里，西南平沙宽广。相传此处原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疑古时此海与蒲昌海合也。”虽所述为清中叶情形，然甚可以之解释隋、唐时之罗布淖尔也。据此，是隋、唐时（即公元7世纪至9世纪之末）罗布淖尔水道较汉时不惟形势变异，亦且东西逆转矣。

图三 唐蒲昌海之推测 （据《新唐书·地理志》拟绘）

宋、元以来罗布形势如何，有无变迁，记载缺乏，无可稽考。但马可波罗旅行西域，经过罗布镇以至沙州，并未提及有海子事，其《行纪》第五六章云：“罗布是一大城，在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须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然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饮……。渡沙漠之时，至少有二十八处得此甘水。”按罗布大城，疑即今之卡尔克里克附近旧城，或在其北之罗布村。据此，是元时卡尔克里克之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并无海水；则海水必仍在北岸如隋、唐时之地位，尚未南迁。由沙漠中之甘水区可供五十人或一百人饮料之语，必指干河中之余水；而沿岸之“沙山沙谷”，表示为古河床，现已干涸，变为沙谷矣。据此，是宋、元以来之车尔臣河仍东北流，不入喀拉布朗库尔，可以推知也。

明、清之际，碛路闭。罗布淖尔情形如何，已无可稽考。清初康、乾间，因军事之进展，罗布淖尔复见记述。《河源纪略》卷九云：

罗布淖尔为西域巨泽，在西域近东偏北，合受西偏众山水，共六大支。绵地五千里，经流四千五百里。其余沙碛限隔，潜伏不见者无算。以山势揆之，回环纡折，无不趋归淖尔。淖尔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冬夏不盈不缩。极四十度至五分，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北有圆池三，无名；南方有椭池四：为鄂尔沟海图、巴哈噶逊弩奇图色钦、弩奇图杭阿、塔里木池，错列环拱。登山远眺，亦如星宿海。

按《河源纪略》为清乾隆四十七年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后所记，皆所亲历，想非臆造。据其所述，根据其经纬度，则当时罗布淖尔确在北边；相当今阿拉竿以北以东，以阿拉克库尔、达雅克库尔、喀拉库尔、阿瓦鲁库尔及赤威里克库尔为中心。经度87°30′—88°40′—，纬度40°05′——40°40′—（民国初年参谋部百万分之一地图），东西浸漫，北岸达营盘西南小海子。今以《河源纪略》附图参以今地，可见也。又据《河源纪略》卷二图说二附图，在罗布淖尔东南又绘一海，名噶顺淖尔。据《纪略》卷十一云：“噶斯淖尔（图说二作噶顺淖尔）周广三百余里。有三源，自西境碛中流出来注之。噶斯淖尔极三十九度六分，西二十六度五分。去罗布淖尔东南二百里。”今据其所述之经纬度，相当于今之喀拉库顺。在其西又绘有一不知名之圆池。推其位置比率，相当于今之喀拉布郎库尔。据此，是在清乾隆时罗布淖尔已南北分流：在北者水积于阿拉竿附近，疑仍为隋、唐时之旧道；在南者水积于密远之北及罗布村附近，盖为新海。其移徙之时代，虽不可确知，疑当在明、清之际也。但当时因南北河流之情形尚不清晰，故以后地图家多不注意喀拉库顺，并将南部东西两湖删除，仅将罗布淖尔绘于北部；如《大清一统图》、《西域图志》、《西域水道记附图》皆如此。及清之末叶，左宗棠驻新后，改省置县。光绪初，巡抚刘锦棠、魏光焘先后派刘清和、郝永刚探敦煌古道，而清末之罗布淖尔情形始大白。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陶保廉据刘清和等探查图说，述其大概云：“自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约一千二百七十里，至黑泥海子。”注云：“西北二十里咸滩，有废屋基。导者云：‘咸丰时此地亦为水，回民渔于此，今淤为咸地。’又西南三十里，黑泥海子，即罗布淖尔东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马难近；水咸有芦苇。四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据其所述，是刘清和等所经行者正当罗布淖尔之南。“黑泥海子”疑即喀拉库顺湖之义译。“芦花海子”皆为喀拉库顺西之小海子。由引导者所云：“咸丰时有水，后淤为咸地”之语观之，是在咸丰以前水势较大，至同、光以后遂渐干涸耳。又陶氏转录刘清和云：“罗布淖尔水涨时东西长八九十里，南北宽二三里或一二里不等。”据此是较清乾隆间噶顺淖尔周三百里其情形已有不同。陶保廉又记由托克逊至若羌道云：“……九十里和儿罕渡塔里木河，四十里七克里克庄，庄南涉水。（注云：于田东之卡墙河[即车尔臣河]东北流，至此会塔里木河。）四十里罗布村。四境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称牢兰海，今回语曰喀喇布朗库尔（言黑风海子也），蒙古语曰罗布淖尔。”据其所述，是塔里木河水南流会车尔臣河水，南积于若羌之北，分为东、西两湖。陶氏记之甚详，并不因袭于西人之发见也注72。自陶氏之说出后，《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本此绘罗布淖尔于若羌之北；民国初年参谋部之地图亦如此；北部仍绘一小海子名孔雀海，我尚未查出其根据，想为臆造。此清代及民国初年关于罗布淖尔记录及绘图变迁之大略也。盖当清人作《河源纪略》时，塔里木河水与孔雀河水俱东流，入北岸之罗布淖尔，即《纪略》所称“六大支水入淖尔”者是也。而南部之噶顺淖尔则称西碛之水注之，虽不言车尔臣河，而车尔臣河亦当注入其中。故当时形成南北两海。此清乾隆以前事也。及刘清和前往调查时，则水道又变矣。时塔里木河与孔雀河水在阿拉竿会合后，不复东行；折而南流，又会车尔臣河，会流东逝，形成两湖，如1921年以前之形势。水既南行，故北部之淖尔遂日形干涸，又经风沙之侵袭，当时北部之淖尔，不得不截为一些小湖，即上文所举之喀拉库尔、阿拉克库尔，以及营盘西南之小海子，皆旧时罗布淖尔干涸后仅存之小积水池也。当地人相传“营盘西南宽广之平沙，本在泽中，为浣溪河即孔雀河淤沙所堙”，此语极可玩味。吾人检查中国旧图自阿拉竿之东北，营盘之西南，铁干里克之东，表见一大块东西横长之咸壳低地，尚保存有残余之积水池若干个（参考民国五年参谋部地图），或可拟为旧时罗布淖尔之遗迹也。近者营盘海子已完全干涸，虽阿拉竿附近亦有积水，但不南行，亦渐干涸。而所谓喀拉库顺、喀拉布朗库尔者，将来或亦有干涸之虞矣。据此，是清代之罗布淖尔其地位与形势颇类唐时（图四）。不过唐时或为一海，而清代则为两海耳。

图四 清初罗布淖尔形势图（参考《大清一统图》及赫定《楼兰》附图摹绘） 综上所述，是罗布淖尔此次变迁，乃自隋、唐以后之大变迁，不惟海水恢复两千年前之故道，而河流亦恢复两千年之旧河床矣。沧海桑田，不其然欤。总之，吾人现时所述，半由推拟；对于罗布淖尔之研究，为长远工作，有待探查之处甚多，现在之所述，其真确如何，有待将来之考察，必可得到证明或修正。

四、罗布沙漠之移徙

关于罗布沙漠问题，中国古籍数有记述，近代东西人士赴罗布考察者，对于罗布沙漠记载亦详。但吾人检查古记载所述沙漠之位置与现在情形，颇不一致。故拟本古记载所述，推测其移转之情形，藉为研究海水迁移之旁证。兹缕述于下，以作参考。

吾人试检查英国斯坦因《考古报告》及其附图，在楼兰遗址之西南，铁干里克以东，罗布村以北，一大片沙漠地带。据其所述，沿途为荒寂不毛之沙山沙谷。但同时在沙漠中间散布陶片铜钱及石器之类，显然古时为人类居住之地，而且干涸河渠纵横，则当时必有河水流行其间。试检查记载，此一带为汉人屯田楼兰之区，且为孔雀河、塔里木河入海之孔道，不闻有沙碛。然则此沙碛何时移转于此，当为吾人研究之问题。

吾人试检《史记·大宛传》：“（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宛贵人所称之“盐水”，当即今之罗布淖尔，汉时称为盐泽，又称为蒲昌海。由上面所述，汉时盐泽之位置，即在今楼兰遗址之东北，土垠遗址之南。即在今罗布低地北部，库鲁克山南麓。时匈奴右部，在今哈密、镇西一带。吐鲁番为古车师国，时役属于匈奴，而均在罗布淖尔之北，故云“出其北有胡寇”。又罗布淖尔之南，正为南道所经行，虽“贵人”不云有沙碛，只云“乏水草”，但吾人甚可解释：因有沙碛，所以乏水草。在塞外风沙弥漫地带，凡无水草之区，可能即为沙漠之区。况鄯善东与三陇沙相接，则其南部之沙漠，可能与三陇沙一致。又我于1930年发掘罗布淖尔北部，在古烽火台遗址中掘拾汉简若干枚。有一简云：“敦煌去渠犁一千八百里，更沙版，绝水草，不能致。”同时拾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木简，则所述为西汉时情形可知。时汉代南北两道均须经过楼兰。楼兰以西为汉代屯田之所。则所指之“沙版”，应在楼兰东南。即在敦煌之西，过三陇沙，直至鄯善之伊循城，即今密远，皆为沙漠。由是言之，是汉、魏时之沙漠在罗布盆地东南部。1921年前之喀拉库顺湖当时疑亦在沙漠之中。故当时南道虽开，但通行者甚少，或因此也。至罗布洼地东北部如何，疑均为盐壳地带，古与今同。《水经注》云：“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隘矣。”现根据斯坦因地图及吾人所踏查者，在涸海即今新海之东及东北，皆为盐壳地带，与《水经注》所述之龙城情形无殊。所述龙城，并非实有其城，皆指淖尔东北部被风剥蚀之土丘而言；当地人称为“雅尔当”。土丘鳞比，如城郭宫阙，蜿蜒迤逦于涸海之东北边缘。其形如龙，其状如城，故名龙城。《水经注》释龙城曰：“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浍其崖岸，余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则所述龙城即指剥蚀之土丘，在海之东北面，无可疑也。但若干土丘邻近山边者，固多属黄泥土层。但逼近海边，以我所见者，类分三层：上层为黄泥沙土，厚约6米至9米不等，中为沙粒层，外表僵结，内含流沙；下为盐层，《水经注》所谓“有大盐方如巨枕”是也。是由于古海之沉淀物与沙泥僵结而成，或即冰河时期所遗留。至于最上层之黄土层，疑为后期之新沉淀物。由于吾人尝在土丘之平顶上检拾带绳纹之陶片及石器，且有若干墓穴，皆在黄土层与沙粒层之间。由遗物之证明，皆为两千年前所遗留，则土丘最上之黄土层在两千年前尚表现其活力，从可知也。及进入其后时期，因风水剥蚀而黄土层遂变为“余溜风吹”之龙城矣。此两汉以前之情形也。至于魏、晋以后，地形当无较大变化。吾人根据历史所记及近来遗物之发现，楼兰故墟在魏、晋时代，尚称繁荣。楼兰海虽渐南移，但亦无多大变迁。故其沙漠，当亦无迁移之迹，吾人根据法显所述可以知也。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据此，是自玉门、阳关以西至鄯善即今密远，皆为沙碛之地，与两汉无殊。至隋、唐以后，则罗布情形有一剧烈之转变矣。今次述之。

吾人根据上文所述，罗布海水在隋、唐时当移转于罗布西部，北岸在铁干里克之西南，阿拉竿驿附近，南岸达喀拉库顺边缘，是海水已西南移矣。然则楼兰涸海情形如何，无疑已变为沙漠。吾人根据塞外经验，沙漠河流与居民尝有相互之关系：凡有居民之地，必有水草；凡无居民之地，此地必为戈壁或沙卤不毛之地。反之，地无水草，或成沙卤，人民亦必迁徙而去，此定例也。楼兰遗址在公元376年被放弃以后，迄今尚未恢复其繁荣。放弃之原因为何，吾人虽未获明文记载，但必与人为之关系及自然环境之变迁有关。盖自沮渠氏占据西域，北魏、隋、唐继之，其至西域通途，均行南道，而以鄯善与车师为中心。且鄯善与车师之交通线，疑亦由营盘、辛地横断库鲁克山而至车师。鄯善与龟兹之交通线，则疑循塔里木河向西北行，至库尔勒，转西行至龟兹。因此，汉、魏以来以楼兰为中心之交通线久已不存在。则楼兰由北魏至隋、唐是否有居民，成一问题。反之，鄯善、尉犁间则为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末流之所汇。则当时鄯善居民为水利之运用，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南流溉地，因此而使两河水道改变其方向，转东南流，停积于阿拉竿附近之低地，其势极可能。水既不复东流入楼兰海，则楼兰故海及其西南部变为沙漠，此必然之结果也。《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云：“盐泽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并沙碛之地，绝水草难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记。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驼马粪为标验。”据此，则隋、唐时蒲昌海东及东南即楼兰遗址附近，完全为沙碛之地，与现情形相同。至13世纪时，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经行西域，由罗布至沙州，其《行纪》第五、六章记罗布沙漠情形，本文第三节已引及。马可波罗为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人，所记当为宋、元时事。罗布城据斯坦因推论，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则自若羌以东及东北完全为沙漠矣；较隋、唐时沙漠又向西南漫延也。故在宋、元之际，不特汉蒲昌海沦于沙漠，即唐之蒲昌海亦有一部沦入沙漠，迫而使海水改变其形势。故至明、清之际，罗布淖尔截为南北两海，而南部复被截为两湖，迫向南徙。故海水之变迁虽一因于河流之改道，而沙漠之向西及西南移徙亦有重大原因焉。总之现在罗布西部之沙漠，决为后起之情形，两千年来已经过几许变迁矣。现海水既复两千年故道，汉代罗布东部景物，吾人睹其地形，尚能领略于万一。但鄯善之白屋，楼兰之屯地，以及注宾河河床，尚淹埋于西部之流沙中，均有待于考古上之探寻也。

五、附论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按黄河流贯中国，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发展，关系极巨。但源始于何山，流经何地，因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为古代学人及旅行者考索焦思之问题。虽近因地形学之进步，交通之开辟，对于前人思考之悬案，早已判明其是非。但由于探索河源之历史关涉罗布淖尔水道问题。故略述梗概，以为读者之助焉。

1.西域初源说

按黄河初源之说，首见于《禹本纪》及《山海经》。《史记·大宛传赞》引《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按《禹本纪》，其书不传，今但见《史记·大宛传赞》所引数语而已，未能窥其全貌。《山海经·海内西经》云：

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又《西山经》云：

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

按《山海经》，经后人假合窜益，故不尽可据。但河水出昆仑，潜入积石，为汉初普遍之传说。《淮南子·坠形训》亦言：“河水出昆仑东北隅，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则与《山海经》所述，大致相同。但考《史记》、《汉书》所记，均言河水注ND836泽，不云贯渤海。《山海经·西山经》又云：“ND836泽为河水之所潜”，与《海内西经》不无矛盾，则其所记必有一误。故述黄河初源，当以《史记》、《汉书》为主也。《史记·大宛传》云：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按《大宛传》所述，为张骞使大夏还，具言于汉武帝者，今推张骞还汉路线，盖由大夏，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而为匈奴所得。大夏在今阿姆河南巴尔克一带，由此东行，必沿阿姆河上溯，过葱岭，经衘NCB2B、于田，而至罗布淖尔，不及青海，即为匈奴所获。则骞之所言，皆为及身所亲历者，当较可据。《大宛传》又云：“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虽不言为张骞语，然以河源出于田南山，《史》、《汉》所言，皆相同。虽后人有訾议张骞“于田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之语。但由实地考察所得，印度河与于田河均发源喀喇昆仑山。于田河出于其北，东北流。印度河出于其西，西南流。与张骞所言暗相符合。盖张骞使大夏还，过葱岭，传闻身毒等国，必已悉闻印度河源，与于田河源之同出一山矣。故张骞使西域，虽非专为穷河源，而黄河初源之探查，则自张骞始也。及李广利伐大宛，郑吉破车师，匈奴受挫，西域服从。宣帝为之设都护，元帝更置戊己校尉，西域之土地山川，道里远近，益近翔实。班固作《汉书》，为西域立专传，其叙述河源，亦较《史记》为精密。其说云：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千三百余里（原无千字，依王念孙说补），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按其所述，以较《史记》，则翔实多矣。班氏承中原、西域交通大开之后，又亲至私渠海，其弟班超久留西域，记其闻见，参以档册，故能言之确凿可据也。盖新疆南部，有一大河，曰塔里木河。会合南北支水，东流入罗布泊。在北者，为喀什噶尔河，出于葱岭，东流。阿克苏河、库车河、海都河，均入焉。在南者，为叶尔羌河，出于昆仑山，东北流。和田河、且末河，均入焉。班氏虽仅举两源，一为葱岭河，一为和田河。盖举葱岭河，则北路诸水皆属之；举和田河，则南路诸水皆属之。揭其大纲，去其枝叶，疑非有意遗漏。惟河水“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一语，颇启后人訾议。但说“皆以为”三字，则班氏不过略述当时一般人之推测而已，非班氏私意也。自班氏之说出，而后人之言河源者悉宗之。虽王肃、郑玄注《尚书》，均以河水出昆仑为言。而邓展注《史记》，不信河源出昆仑，而本《禹贡》“导河自积石”语，以为河源出于金城、河关，即今河州之积石山。但《说文》、《风俗通》、《广雅》，皆云：“河出昆仑。”而高诱注《淮南子》，郭璞注《山海经》，所述皆同于《汉书》。以及应ND84D《灵河赋》，成公子绥《大河赋》，所述亦同。是黄河初源在西域之说，已普及于一般注释家及文人矣。自魏、晋以来，中原和西域交通时断时续，而商贾贩运，僧侣往来，仍不绝于途。关于西域地形，耳闻目验，记载亦富。至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囊括群书，征引详瞻，其述西域河流，核以现势，直同目验。盖郦氏所取者精，故所用亦宏也。然推其所本，亦不出《史记》、《汉书》与《山海经》所述之范围，而更加详密耳。故西域河源之说，在南北朝以前，均无异词也。

2.青海河源说

自隋、唐以后，吐谷浑、吐蕃迭据青、藏，势力及于西域，两地交通，地理上之情形，渐趋明晰。隋大业中，平吐谷浑置郡设县，据《隋书·地理志》“隋大业二年，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积石山。”又河源郡下云：“积石山河源所出。”是隋时已知河源在青海，但尚不知黄河之远源，而以河州之积石山，为河所自出矣。至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诏李靖、侯君集讨吐谷浑，据《新唐书·吐谷浑传》云：“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登汉哭山，战乌海，行空荒二千里。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柏海，据清人考证，谓即今之札凌、鄂凌两淖尔，丁谦并实指即今札凌湖。札，白也。凌，长也。柏，即白之转音。今云侯君集在札凌淖尔观河源，则黄河远源之发现，固始于侯君集也。又据《新唐书·吐蕃传》“唐贞观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弄赞，弄赞率兵至柏海亲迎归国，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唐会要》云：“弄赞至柏海，亲迎于河源。”其所述方位与地形，大致与《吐谷浑传》略同。是黄河真源，出于札凌、鄂凌两淖尔东北之星宿海，唐初人已知之矣。故杜佑作《通典》取河源在吐蕃，力非西域初源之说，职是故也。但当时仅有口头之记述，而无河流经行之详记载。故当时一般学人，犹持两端之见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一方面承认黄河经行大积石山，而以河州之山为小积石，但仍持由蒲昌海潜行地下之说。至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穆宗遣薛元鼎使吐蕃盟会，并探河源，而黄河上源始得较详明之观念矣。《新唐书·吐蕃传》云：

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夏秋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寝狭，故称碛尾。……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

据《河源纪略》考证，紫山，即闷摩黎山，当为今之枯尔坤山；乃巴颜喀喇山、阿克塔齐沁、巴尔布哈山，三山并峙之总名。按枯尔坤，即昆仑之转音。明僧宗泐《望河源诗》，以为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自记云：“番人呼黄河曰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之水，是为河源。”按宗泐之抹必力赤巴山，当即闷摩黎山，摩黎即抹必力之对音，为河源之所自出。又称紫山者，疑为汉人所命名，指山色言也。与回人因山色黑，而呼为喀喇昆仑山，用义相同。据此，是唐薛元鼎所见之河源，已知出于巴颜喀喇山矣。此中国第二次所探之河源也。自薛元鼎之说出后，一般人之说河源者，情形大变。若欧阳NC124《舆地广记》，及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踵随杜佑之说，皆主吐蕃之河源，而非西域之河源。历宋至元，其说未变。信如《元史·地理志》所云，世之言河源者，皆推本二家之说也。但唐、宋以来，道路未尽通达，信使所过，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探其究竟。宋代幅员褊狭，凡河源经流之处，皆远隔西夏，非使节之所能通。故宋三百余年中，儒者所说河源，皆依据传闻，及唐人旧说，无所发挥。至元有中国，开道置驿，使骑往来，交通方便。自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令笃实往穷河源，而黄河上源，遂臻详实矣。《宋史·河渠志》云：

元至元二十七年，令学士蒲察笃实西穷河源，河源在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间，有泉近百泓，汇而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复潴，曰哈剌海。东出，曰赤宾河，合忽兰、也里术二河，东北流，为九度河。其水犹清，贯山中行，出西戎之都会，合纳怜河，所谓细黄河也。水流已浊，绕昆仑之南，折而东注，复绕昆仑之北，自贵德西宁之境，至积石，经河州，入中国。

按此中国第三次所探之河源也。《宋史·河渠志》及《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皆出于潘昂霄《河源志》。盖自笃实穷河源后，潘昂霄从其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故潘氏《河源志》，乃记笃实穷河源之实录也。《宋史》修于元顺帝时，在笃实穷河源后，故其所述《河渠志》乃一循潘氏《河源志》，及朱思本《图说》而著录也。据其所述，星宿海，即《河源志》之火敦腊儿，清人译作鄂登他腊。哈喇海，即《河源志》之阿剌脑儿，清人译作哈勒罕，谓即今鄂楞淖尔。赤宾河，清人指呼兰河（即《河渠志》之忽兰河），额德凌特淖尔诸水，皆为元之赤宾河。《河渠志》之九度河，《河源志》称歧裂八、九股水，名也孙斡伦，译言九度之意。清人指八九股水，即海尔吉入河之处，言有八九股水入河，并非一股为八九支也。《河渠志》之昆仑山，《河源志》称为亦耳麻不莫剌山，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故又云大雪山。在朵甘思之东北，清人改译为伊拉玛博罗，即清人所称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即唐人所述之大积石山也。虽如清人之批评，止知有星宿海之河源，而不知星宿海以上始发之河源。但其叙述河源之所经行，已较唐人所记，更为翔实矣。明代势力不及西陲，虽有一二僧侣关于河源之记载，然语不赅实，未可即据为典要。满清入主中夏，抚有西疆，及平准部，西北西南，悉归版图，乃又有第四次探河源之举。据《河源纪略》卷头语所云：

清康熙四十三年，命侍卫拉锡等，往穷河源，但至星宿海而止。及乾隆四十七年，后命阿弥达往青海穷河源。据称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实系黄河上源。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始名黄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数十丈，名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噶达素，北星极也。齐老，石也。其崖石黄赤色，壁上为天池，池中流泉喷涌，酾为百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则真黄河之上源也。

据此所述，是较元人所探之河源，又上溯三百余里，而得其源之所出矣。清貇复令朝臣编为《河源纪略》一书，详记其事，而以御制诗文冠于篇首，历史上言青海河源者，至清人而极矣。此中国第四次探河源所得之结果也。

综观以上诸说，摄举大纲，不出二类。一以河源在新疆，塔里木河为其上源，至罗布淖尔，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此说出于《禹本纪》；《山海经》、《史记》、《汉书》及《水经注》等所述皆同，六朝以前人悉主之。一以为河源在青海，源于巴颜喀喇山，穿星宿海，至积石。唐、宋、元、明以来人悉主之。但如《汉书》所述，潜行地下，其潜行之迹何如，《汉书》亦未详加解释。而元人之以星宿海为河源也，对于与西域河源有无关系，亦未加以料简。是皆元、明以前人研究河源之疏略也。至清中叶，乘极盛之势，累遣专使探寻河源，乃于两者极端不同之中，觅出调和之法。以为河有两源。一为初源，在西域，出昆仑山。一为重源，在青海，出巴颜喀喇山之噶达素齐老峰。两者之如何联络，乃本《史记》、《汉书》“潜行地下”一语，而求其经行之迹，其说俱详于《河源纪略·质实篇》所记。又罗布淖尔《东南方伏流沙碛图说》，叙述亦颇简明。今参酌其说，举其大要云：

河水自罗布淖尔伏流，以至阿勒坦郭勒重发之处，测其径度，约一千五百里，若以伏流，随山曲折，东南激荡，当不止二千而羸。昔人言盐泽之水，散入沙碛。盖东以诸山，导以诸沙，凝荟潜流，似散而非散也。故自噶顺淖尔、察罕得勒苏水、察罕托辉水，以至库库塞水，诸泉仰发，不一而足。其最大者，达布逊淖尔一支（以上《图说》语），西北望盐泽，八、九百里，无连山之隔，东南窜入，直至拉布拉克岭，与青海相去，仅三十余里。此亦南山中断，大河伏地，从此流入之明证。前人仅知蒲昌海伏流入中国，而不知所以伏流者，为众沙之故，又不知其伏而仍行者，亦以连山中断为沙碛，故河水得以潜入其间也。（并上《质实篇》按语）

据上所述，其解释罗布淖尔水潜行入青海之迹，颇为详明。尤其提出以沙碛伏流，证河流潜行之迹，比之前人纠缠于字纸堆中者，其方法较为进步矣。

自近五十年以来，世界交通日辟，新疆、青海并入内地，东西学者前往旅行颇不乏人。据其探测之结果，罗布泊高出海面约850米。札凌海高出海面4270米。河源之噶达素齐老峰，当然更高。故欧洲地学家，遂谓两者绝无相通之可能。但察清人叙述河流潜行之迹时，每谓“诸泉仰发”，是已知青海河源之高于罗布泊也。不过清人仍主张泉水可以仰流耳。盖清人所指黄河初源者，谓塔里木河源于昆仑山。据斯坦因1906年之探察叶尔羌河及支流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其通道之河谷，海拔在5500米以上。和田河发源于昆仑主脉之最北部，海拔几达6100米。昆仑山向东南绵延，平均高度为4570米至4880米。由是言之，是昆仑中支分出之巴颜喀喇山即为青海河源之所出者，仍较塔里木河河源之所出者为低。清人认塔里木河与青海河源有关，又须中经罗布低地，不明物理现象，故有仰发之说也。我于1929年赴新疆南路考察，历循塔里木河诸支水，由北道之海都河、库车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以至南道之叶尔羌河、和田河，探源竟委，咸入塔里木河，而归于罗布淖尔。尤其探叶尔羌河源之所出，深入山中，寻其原委，当地人名山为喀拉塔格。又有地名库尔伦，想为昆仑之转音。崖岸耸峙，壁成文理。或奇石接空，中通行人。或高峰围绕，内显平野，奇石怪木，非可言宣。阆风玄圃，不过状其山形景色而已。现喀什噶尔河水流中断，和田河水，与克里雅河水，中入流沙，而大河之主流，现仅恃叶尔羌河，及海都河而已。阿克苏河与库车河，虽间有余水灌入大河，但非主流也。在1921年以前，塔里木河水南流，与车尔臣河水会东流入罗布泊，形成喀拉布朗库尔、喀拉库顺两湖，《河源纪略·质实篇》称：“罗布淖尔之南有噶斯淖尔，周广三百余里，为大河潜流伏见之第一迹。”按噶斯淖尔，《图说》作噶顺淖尔，当即今喀拉库顺之异名，实指一海。现海都河会塔里木河东流入涸海，不复南流。车尔臣河水流亦不长，故旧时之喀拉库顺，现已成涸湖。是噶顺淖尔之水，由于塔里木河流之浸入。河流改道，湖水即涸。是河流影响于水道，形迹至为显然。清人不察河流之所经行，讹言和田以东，无一河流，故以噶顺淖尔水，为罗布海水之伏见，何其诬也。达布逊湖，我虽未亲往查勘，但达布逊湖所受之水，中隔峻岭，实与罗布淖尔所受之水无关。札凌、鄂凌两淖尔，更无论矣。河出西域说、重源说虽然都是错误的；但所反映出来的祖国山河相连的观念却是可贵的。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一、楼兰史略

楼兰国创始于何时，记载缺乏，无可征信。但其名称之初见于古籍记载者，以汉司马迁《史记》为首。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遗汉文帝书云：“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按二当作三），皆以为匈奴。”此为记录楼兰名称之始。然此时汉朝对西域诸国情形，尚不明晰。汉朝认识西域诸国，始于张骞。张骞在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奉使西域，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俱以所过及传闻西域各国情形，还言于武帝。司马迁著《史记》，据之以作《大宛传》。如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是为记录楼兰国之始，汉朝之知有楼兰国，亦自张骞始也。在《史记》以前，若《山海经》，虽述河水入ND836泽事，然未提及楼兰。《水经注》述姜赖国之传说，语多虚诞，未足取信。故论罗布区域历史，当以《史记》所述楼兰为始。但“张骞凿空”，记文简略。及武帝以后，宣、元之际，中原、西域交涉频繁，西域各国情形益臻翔实。后汉班固作《汉书》，西域各国别为一卷。而鄯善国即楼兰，特立专传，以志其事迹，后之作史者，均相沿不改，而楼兰国历史，差可考述。今本近世出土文书，参稽古籍，述其历史如下：

（一）鄯善国之初起及其最盛时期

秦朝开创统一局面后，在北方，东有东胡，西有月氏，北为匈奴，为三大相邻势力。时匈奴在阴山以北，今内蒙一带，而月氏居于敦煌祁连间，最为强大，乌孙等民族，均为其役属。楼兰僻处蒲昌海西岸，与月氏为邻，是否服属月氏，或有亲属关系，确无明文可考，然当与月氏有交往。月氏西迁，疑亦假道于楼兰国境。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为单于，势渐雄强，北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役属西域三十六国。据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顿所遗文帝之书，称“楼兰、乌孙……为匈奴”。则当时匈奴势力已达到西域各国，即今新疆之南北矣。时月氏、乌孙已相继西迁，匈奴疆域，右方直至盐泽以东注73。时楼兰居盐泽以西，国小兵弱，为匈奴役属，此必然之势。故在西汉初年，即自汉文帝前元四年至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76—108年），楼兰为匈奴属国时期。

西汉之初，匈奴奄有西北，置左右贤王，以左王将居东方，直上谷；右王将居西方，直上郡。又与氐、羌相往。故汉时西北两面，均被迫于匈奴，与氐、羌累为边境之患。自汉元狩中，汉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空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断绝。初张骞奉使西域还，言联络乌孙、大宛之利。武帝从其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然汉由白龙堆，过楼兰，至乌孙、大宛，必须经过极长之险道。时匈奴虽已西北徙，然与西域诸国相接。车师服事匈奴，共为寇钞。又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尝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汉使至西域，必经过楼兰、尉犁，沿塔里木河西行，过龟兹，以至乌孙，西通大宛。时楼兰与姑师均临盐泽，当汉道之冲。楼兰最在东陲近汉，当白龙堆。“常主发导，送迎汉使”，苦之。数为匈奴耳目，攻劫汉使王恢等。故武帝欲达到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之目的，则非取得楼兰为根据地不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人，击姑师；王恢将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楼兰降服，纳质子于汉，汉亦列亭障至玉门矣。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贰师将军西行，得以渡过盐泽，平行至大宛，皆由已取得楼兰，无后顾之忧故也。楼兰虽服属于奴，但同时又被迫于匈奴，与汉时离时合。例如楼兰常遣一子质汉，一子质匈奴，又尝为匈奴反间以苦汉使。昭帝时因楼兰王不睦于汉，遣傅介子刺杀之，更立尉屠耆为王。迁都伊循城，置伊循都尉以镇抚之，更其国名为鄯善，是为鄯善得名之始。《汉书·西域传》立鄯善传，而无楼兰传，盖从其后称也。伊循在罗布泊之南，当南道之冲。楼兰在今罗布泊之北，当北道之冲（详下第二节）。楼兰既已南迁伊循，则楼兰故地，汉得因之以为军事运输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际，设都护，置军侯，开井渠，屯田积谷，由盐泽以至渠犁，亭燧相望，皆为布置军事及运输之重要措施。由是言之，自昭、宣以后，楼兰故地遂为汉有矣。

及前汉之末，哀、平年间，内政不修，汉朝势力，未能远播。西域诸国，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倒行逆施，激起西域统治者不满；匈奴乘机役属西域。光武初定，未逞远略，西域诸国，复自相攻伐兼并。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述，明帝永平中，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葱岭以东，惟此二国最为强大。《魏略·西戎传》所述，与此略同。惟戎卢属于阗，别有楼兰国属鄯善为异耳。是当后汉时，鄯善疆域，西达今之尼雅矣。1906年，斯坦因考古西域，在尼雅北废墟中，发现有芉卢文书（Kharosthi）及汉文封泥，上镌篆文“鄯善都尉”四字。都尉二字确否待考，鄯善二字则无可疑。又一封泥，镌有希腊式神像雅典娜（Pallas Athene），手执盾及雷电。斯坦因认为公元1世纪至3世纪之物注74。适当汉、魏之际，与《后汉书》及《魏略》所述完全符合，足征史书所载精确可信。惟《后汉书》不为鄯善立传，其胜兵户口之数，无由确知。但合并《汉书》所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户口胜兵之数，则户为二千六百七十，口为七千七百七十，兵为四千二百二十，视西汉时几加一倍矣。疑尚不仅此数也。至于罗布北部，则后汉与前汉迥殊。前汉交通，多取北路，由白龙堆取道楼兰，直诣龟兹。故宣、元之际，楼兰虽南迁，而汉朝仍设烽候以卫行旅。及至哀、平，中原和西域交通阻隔，此路遂被放弃，由吾人在罗布北岸守望台中所掘拾文书，无一哀、平以后者，可以为证。及至后汉情形，当复相同，且又为风沙所侵袭，已非如西汉时为屯田良地。故后汉通西域路线，不得不由敦煌通西域路中，别觅一安全之道，乃注意及伊吾。伊吾即今之哈密，居天山东麓，为西域诸国门户，匈奴尝资之以为暴钞。由伊吾至车师千余里，路平无险，可避白龙堆之厄。再由车师西行，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至疏勒为天赋良道。故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令窦固出兵攻取伊吾，为北路之根据地者，此也。虽章帝不能守，退出哈密与吐鲁番二地。但和帝永元之初，再令窦宪攻匈奴，取伊吾卢地，班超因之以定西域，五十余国，悉附于汉。故终后汉之时，与匈奴争伊吾、车师，而不注意楼兰，与前汉情形迥殊。故楼兰径道遂日益荒废。虽安帝元初中，据《后汉书·班超传》班超少子班勇上议：“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扦匈奴，东近敦煌。”然汉朝卒不从其计，令班勇将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即今鲁克沁地，与高昌为近。故就记载所述，终后汉之世，对于楼兰故墟，即罗布泊北岸，不见有若何之措施也。至于南道，在后汉之时，则为汉朝所注意。盖后汉既注意伊吾，但鄯善亦当南道冲要，若不取以为犄角，设鄯善与车师联合以阻汉道，亦足以威胁伊吾。故当明帝永平中，窦固攻取伊吾卢地，即令班超收抚鄯善为后援。班超率三十六人攻陷匈奴使节，鄯善遂为藩属，班超因之以镇抚南道诸国，平定西域。安帝之初，阻于羌乱，而西域诸国一度被迫于匈奴，而鄯善未几亦降。班勇上议，称“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若出屯楼兰，足以招抚其心。”据此，是鄯善自永平以来，即为汉藩属。推“鄯善王尤还为汉人外孙”一语，则鄯善前王与汉又有婚嫁之谊，故鄯善王广及尤还二世，均尝以兵助超、勇平定西域之乱。鄯善王虽服属于汉，仍拥有国土与名号，故终后汉之世，其势力与疆域特别强大。至三国时，本《魏略》所记情形，与后汉略同，惟戎卢属于阗，疆域较后汉时略小耳。又据《魏志·乌丸传》所述，称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时故事。又称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鄯善、于阗、龟兹王各遣使贡献，魏置戊己校尉以统之。是鄯善在三国时仍服属于曹魏。

（二）楼兰故地之复活与最后之放弃

研究西域历史，至魏、晋以后，颇感困难。这是由于内地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政治上对西域的影响为之削弱；文字上对西域的记载又复残缺不全，史实失载较多。现检其自魏、晋以来二百余年之间略见于史书记载者，复参考近年来在考古上之发见，概略言之。

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北区，发见楼兰遗址，采获文书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号之记载。按咸熙为曹魏最后之帝陈留王奂年号，泰始为晋武帝年号，永嘉为晋怀帝年号，是此地在公元265—310年约四十余年之间，尚在活动时期。又一年号为喜平四年，我疑为嘉平之讹，即齐王芳年号，若然，则又早十余年矣。又查文书中所述，大概关于屯田、积谷事。如云：“将城内田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可证。又其官员中，有“从掾主簿”、“仓曹”、“兵曹”等官，则此地显然如魏、晋在西域所设置之政治组织所在地。又一简云：“长史白书一封诣敦煌府，蒲书十六封，十二封诣敦煌府，二诣酒泉府，二诣王怀、阚颀。泰始六年三月十五日，楼兰从掾马厉付行书”注75。据此，是此地为西晋时西域长史所居，与敦煌太守交往不绝。按西域长史之官，初设于后汉安帝延光中，以班勇为长史，屯柳中。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置戊己校尉于高昌，晋初仍之未改，此见于史书之可据者。但设西域长史，屯田楼兰，史书均失载。由此文书之发见，可补正史之阙。又有发见嘉平、咸熙年号。是西域长史，在曹魏时即已设置，或与置戊己校尉同时，而晋初仍其旧也。如此，是楼兰故地交通之恢复，始于魏黄初中。故《魏略》记通西域道路，称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多一中路，盖即此也。

至此地放弃时期，据斯文赫定所获文书之记载，为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但斯坦因于1906年，在此地发掘得一年代最后之文书，为（东晋元帝）建武十四年，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但日人橘瑞超于1910年，又在楼兰故地，拾西域长史李柏书字样注76，按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有“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骏赦不诛”等语。是为咸和五年事（辑补作“四年”）。今以《十六国春秋》所记，与斯坦因、橘瑞超氏所得之文书核对，则橘瑞超所得之李柏文书，当即《前凉录》中之西域长史李柏。又观下文“赵贞不附骏”之语，是在咸和五年以前，高昌及西域长史，尚称晋年号，故有建武十四年之记载。自咸和六年以后，乃并于张骏，时晋已东渡，命令不及于西域，而高昌太守赵贞，尚承晋年号。故自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至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约百余年间，皆为中原势力所及之时也。至前凉张骏据有西域后，设戊己校尉，与西域都护，仍沿魏、晋旧规，分居于高昌及楼兰两地。《十六国春秋·前凉录》云：“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为沙洲。以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西域都护，疑即魏、晋时之西域长史，与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为三营。可证在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张骏假节凉王时，仅改名号，而驻地未改。故咸康元年，沙州刺史杨宣伐西域，以张植为前锋，进至流沙，疑即白龙堆之沙碛也。《前凉录》又云：“张植为西域校尉，以功拜西域都尉。”按西域都护、西域都尉与西域长史，是否为一官之异名，虽不可知，但相信其职位必相等。疑晋之称长史者，注重屯田治民，盖沿曹魏之旧。张骏改为都护，或都尉，注重治军，故称营；营，军垒之号也。若然，是咸康元年为西域长史或都尉者为张植。又据斯坦因所获文书中，有“西域长史张君座前”之语注77。是否即为咸康元年之张植，抑为天锡朝西域校尉之张颀，虽不能判定，但由咸康元年至前凉末王之张天锡，西域仍继续设长史，或都尉，似可确信。若然，是楼兰故地之放弃，当在前凉之末，即公元376年也。至苻秦灭前凉，内地与西域交通移转于鄯善、车师，而此地遂荒废矣。

（三）鄯善与中原三朝之交涉及其衰亡

自苻秦灭凉，拥有凉土，兼制西域，西域诸国亦相率朝秦。《晋书·苻坚载记》云：“〔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车师前部王弥襀、鄯善王休密驮入朝，坚引见于西堂，悉依汉法。并请置都护，若王师出关，愿为向导”云云。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以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十九年春，兵发长安，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都督西域诸军事，车师前部王弥NDC21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是为鄯善与前秦关系密切之证。及苻坚败于淝水，领土瓦解，不复能控制西域。以〔西凉李箏〕建初二年（公元406年），鄯善王一度遣使贡献方物于西凉李箏，然亦无多交涉。〔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九年（公元420年），沮渠蒙逊率众攻敦煌，灭西凉，鄯善王比龙又入朝于蒙逊，西域诸国皆相率称臣。当五凉之互据甘肃也，拓跋魏亦雄张于山陕，渐次向西北扩展。时沮渠蒙逊拥有凉土，史称北凉。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元公439年），魏太武帝破凉州，沮渠牧犍被执。其弟无讳奔敦煌。《十六国春秋》云：“真君初（宋元嘉十八年）无讳谋渡流沙，遣其弟安周西击鄯善，王比龙恐惧欲降，会魏使者至，劝令拒之，安周与战，连旬不克，退保东城。明年，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畏之，将四千余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从安周，国中大乱，无讳因据鄯善。”时鄯善之北高昌，为凉州人阚爽所据。鄯善之东敦煌，为西凉后裔李宝所据。而柔然与魏，又雄强于东北外围。鄯善当南道之冲，为谋控制西域之势力所必争。时魏已拥有凉土。势必扩展至西域，乃必然之势也。无讳与魏为敌，魏决不使无讳安据要冲，亦为必然之势也。故无讳亦谋向西北发展，因谋攻阚爽，即率众从焉耆东北趣高昌。遂留屯高昌。无讳卒，其弟安周继据之。清光绪中，德国人奈柯克在高昌故城中，发见有沮渠安周造寺碑，及所写佛经注78，可以为证。则沮渠氏之王高昌，固有若干年矣。时无讳既去鄯善，而魏遂乘机而入。据《魏书·西域传》，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鄯善王阻隔交通，魏太武帝遣万度归讨之，擒其王真达，以韩牧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民，比之郡县。鄯善遂为魏有。但魏虽平定鄯善，尚不及且末，故且末仍为鄯善王所据，及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其兄鄯善王米率众内附，而旧时鄯善领土，遂全入于魏矣。按史书记载称鄯善始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亡，共有国凡五百二十二年。

附：鄯善与楼兰国都问题

楼兰历史既如上述。至楼兰与鄯善之都城问题，因近数十年来，罗布淖尔遗址续有发见，关于国都位置问题，遂引起东西学者之注意。今据考古上之材料，参稽古籍，为之疏证如下。

1.在南说

此为斯坦因等所主张，日本人藤田丰八和之。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在1907年1月，在密远西藏堡垒工作时，发现古西藏文书所记录之地名，有大纳布城、小纳布城。按大纳布城即若羌，小纳布城即密远，可证密远遗址，即为衘泥城旧址，“中国史书称此为鄯善的古东城”注79。按斯坦因氏所述“中国史书”，即指北魏时郦道元之《水经注》。郦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云：“且末河东北流，径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衘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按且末河即今车尔臣河，东北流，与塔里木河会而东流，注宾河盖其末流也。其水由西而东，故先径鄯善国之伊循城，东至衘泥城注泽。斯坦因氏以今卡尔克里克附近之古迹，当汉之伊循城；密远旧址，当衘泥城。又以《水经注》有楼兰国北衘泥城之语，遂以衘泥城为楼兰旧都也。由是言之，是伊循城在衘泥城西，而衘泥城在东也。如此，则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不合。《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唐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敦煌写本《沙州图经》云“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本汉楼兰国。唐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亦曰典合城。”又云：“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汉遣司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镇抚之，即此城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如《图经》所述，除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外，余与《新唐书·地理志》大致相同。据上所述，是汉之伊循城，即唐之屯城，当即今之密远。唐石城镇即汉之衘泥城，当即今之卡尔克里克，若然，是伊循城在东，而衘泥城在西也。与《水经注》所述方位，完全相反。近日人藤田丰八作《鄯善国都考》，赞同斯坦因氏之主张，并引《魏书·西域传》“沮蒙安周退保东城”之语，谓即《水经注》之东故城，证明北魏时鄯善国都之伊循城，在衘泥城之西。《新唐书·地理志》及《沙州图经》颠倒东西位置也。按《沙州图经》及《新唐书·地理志》，并无石城镇为汉衘泥城之语。本楼兰国一语，乃泛指楼兰国境言。楼兰即鄯善未迁时之名，故《新唐书·地理志》有汉之楼兰国亦名鄯善之语，本非两国，故互举以言之。细审《沙州图经》之语，石城镇为唐上元二年所改，其城初置于隋，未久即废。唐贞观中，康国人康艳典重修筑，改名典合城，即今卡尔克里克附近之废墟是也。现地方人士在此城中，尝得陶器及开元钱，已证明为隋、唐时遗址。若指为楼兰国之旧都衘泥城，或为鄯善之伊循城，应有西汉遗物。今察无一见，可证非西汉遗址。且《水经注》明言泽在楼兰国北衘泥城，是城临泽旁，与《史记》“楼兰、姑师，临盐泽”之语相合。时泽在北岸，由今之地文学者，检查地形，及近今之水复故道，已可证明，则旧衘泥城亦应在此，不过尚未发见耳。若以衘泥城，当今密远，或卡尔克里克，相差数百里矣。至密远遗址，据斯坦因氏发掘报告，皆为公元后2世纪至4世纪遗物，正当鄯善隆盛时期。由上文所述鄯善历史，可以考见。《水经注》明言鄯善治伊循城，则以今之密远当古时伊循城，至为适当。据此，则《沙州图经》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述，并无不合，与《水经注》亦无违反。斯坦因欲以密远与卡尔克里克，配合汉之伊循城与衘泥城，未免武断。而藤田丰八等，又欲以《水经注》之伊循城与东故城，配合唐之屯城与石城镇，亦陷于时空不相容之谬误，两者皆非也。

2.在北说

此说初起于德人卡尔·希姆来（Herr Karl Himly）及孔拉特（A.Conrady），盖斯文赫定在公元1900年时，赴西域探险，在罗布泊涸海之北部，发见遗址一区，在经度89°40'，纬度40°30'，掘获木简及文书甚多，交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特研究，二氏据其所获文书中有楼兰字样，遂定此城为楼兰城。后斯坦因博士于1906年再往考察，又发现不少遗物，沙畹博士研究遗物，亦赞同孔拉特之说。1910年，日人橘瑞超氏至此城，获得西域长史李柏文书，又有“海头”字样，我国王静安先生合并研究，以此地非古楼兰，其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注80。我检斯文赫定所获文书，有晋泰始字样，大部分遗物，皆在晋武帝以后，并无西汉时之遗物。王先生以此非古楼兰城，其说甚是。虽文书中有“楼兰马厉”、“楼兰国主均那羡”等语，然不能据此，即指为古楼兰国所遗留。因楼兰国虽更名鄯善，而楼兰地名之称呼并未废，在史书记载中，亦常称述楼兰字样，如上文所举《水经注》、《新唐书·地理志》，皆其类也。故不能以有楼兰字样，即定为即古楼兰国都。又查此地有西域长史李柏书，李柏为前凉张骏时之西域长史，则此地为晋、宋时，中原王朝之西域长史所在地。我上文已详叙述矣。故以赫定所得之晋、宋遗址为西汉时楼兰国都，亦难凭信。然楼兰国都在何所耶？

按研究楼兰国都城，当有一先决问题。而时间与空间之配合，最为重要，盖鄯善国本名楼兰，近汉，当白龙堆。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因楼兰王不恭于汉，大将军霍光遣傅介子刺杀之，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都伊循城。故欲论楼兰之国都，当在元凤四年以前遗址求之。欲论鄯善之国都，当在元凤四年以后遗址求之。两者虽同为一国，但论其都城，不可混为一谈也。其次，汉通西域，原有二道：一为南道，一为北道。楼兰当北道之冲，由李广利出兵大宛之路线，及《史记·大宛传》之记录，可为证明。皆为未迁以前之事，鄯善当南道之冲，由前、后《汉书·西域传》及《汉书·冯奉世传》“奉世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循城”一语，可为证明。皆既迁以后之事。因此，则鄯善国都之伊循城，在南道；楼兰国都衘泥城，在北道，似无可疑。我在上文述及鄯善之伊循城，根据《沙州图经》、《新唐书·地理志》，及考古上之发见，定为即今之密远废墟，大致可以确定。若楼兰国都在今何所，今尚无适当遗址可以当之，但决在北道上。又本《史记》“楼兰、姑师，临盐泽”一语，决距罗布淖尔古海不远也。又按《水经注》叙述河水入罗布淖尔，分为两道。一为南河，注引《释氏西域记》云：“南河自于田于东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一为北河，注云：“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泽。”按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且末河，发源于阿耨达大山，流行于且末城之北，是南河当南道，东流入泽。北河最后所会之河，为敦薨水，即今焉耆河，发源于焉耆山，流行于焉耆之野，东径墨山国南，为孔雀河，东流注泽，是北河当北道。河水流行既分南北二道，则入海处亦当为南北两海口，则所径行之城市，亦必有在南北两面可知。北河流行于楼兰城南，而东注于泽，则楼兰城在北河之北可知。此由河流之经行，可以推知者也。密远既在且末河入海之南，是故以密远当伊循城，与《水经注》所述实为暗合。援例推之，则楼兰城当在北河之北，即今库鲁克河之北也。但尚未发见耳。我推测古楼兰之衘泥城，必距我在1931年所发见之古烽燧亭遗址不远，或在其西，是固待于后来者之探寻者也。

（四）吐谷浑之侵入与隋、唐之经营

约当公元5世纪之间，在中国西北部有一突起之民族，先吐蕃而进入西域者，曰吐谷浑。后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宋云往西域取经，过鄯善，称其城主为吐谷浑王第二子，则鄯善此时，已为吐谷浑王所并无疑。又考《梁书·西北诸戎传》，有吐谷浑者，弟嗣位，避之西徙。“西上陇，度襂罕，出凉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则张掖之南，陇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因姓吐谷浑，亦为国号。”按鄯善在于阗之东，高昌之南。今称北接高昌，西邻于阗，则鄯善、且末已属吐谷浑领土可知。又《梁书·高昌传》亦有南接河南之语，河南为吐谷浑王号，是与《西北诸戎传》所述相合。但吐谷浑自何时始侵入鄯善，则史无明文。《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太武时击吐谷浑，慕利延驱其部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据《魏书·世祖纪》为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事。《宋书》亦有同样记载。《吐谷浑传》云：“宋元嘉十六年，改封慕利延为河南王。十九年，为拓跋焘所破，西奔白兰，因攻破于阗。”宋元嘉十九年，即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虽其年代微有差异，然必同记一事。按于阗在鄯善之西，白兰据丁谦考证，即今柴达木盆地，正当鄯善之南。与柴达木隔阿尔金山。然由柴达木至卡尔克里克，有大路可通行，谅古与今同。若然，则慕利延攻于阗时，必取道鄯善、且末，而西至于阗。《魏书》传中有“渡流沙”一语，其形迹至为显然。若然，则鄯善、且末之并入吐谷浑，始于慕利延，即（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事也。又按《魏书》（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平凉，（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公元441年），沮渠无讳谋渡流沙，三年至鄯善，袭据高昌，六年魏遣万度归伐鄯善，擒其王真达，以其地为郡县。如慕利延在太平真君三年过鄯善伐于阗，则适当无讳据鄯善，时无讳势力尚强，拥有鄯善、且末、高昌，未必让吐谷浑通过。如过鄯善在六年，则适当万度归伐鄯善时，吐谷浑亦不敢经过。故慕利延之攻于阗，必不在太平真君三年或六年之间。鄯善之并入吐谷浑，决不在此时。又按《魏书》称，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拾寅始居伏罗川，时太武被弑，国内乱，无暇顾及西陲。故吐谷浑得乘机扩充其势力。是吐谷浑之兼并鄯善、且末，疑在魏文成帝兴安元年以后也。以后，魏与吐谷浑虽迭有攻战，然均不足以制吐谷浑之发展。至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伏连筹之子夸吕立，渐强盛。魏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始称可汗，居伏俟城。史称夸吕所据，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故夸吕时为吐谷浑最盛时期，而鄯善、且末为其服役久矣，故宋云至鄯善时，为吐谷浑王第二子所统也。历周至隋，其境宇均未有变更。《隋书·吐谷浑传》云：“隋炀帝时，伏允为铁勒所败，帝出兵掩之，伏允南遁，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大业末，天下乱，伏允复其故地。……”按此为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事也。是大业四年以前，鄯善仍为吐谷浑所有，炀帝灭吐谷浑，置鄯善郡，统显武、济远二县，且末郡统肃宁、伏戎二县，与西海郡、河源郡，同隶雍州，此炀帝大业五年事也。隋并筑鄯善镇以镇抚之，所筑之城，即今所见卡尔克里克之遗址。是鄯善在隋时，一度为隋所并，及大业末，隋乱，而伏允仍居故土，鄯善仍为吐谷浑所统。至唐初灭吐谷浑，而鄯善遂内属于唐矣。《新唐书·吐谷浑传》云：“隋末慕容伏允寇边，郡县不能御。太宗初，屡侵掠，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之，伏允西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会追及，伏允遂自杀。”可以为证。是吐谷浑拥有鄯善、且末，始于魏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灭于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约一百八十余年。藤田丰八以鄯善属吐谷浑，自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凡七十二年，实不止此数也。

（五）康艳典东来与吐蕃之侵入

据《新唐书·地理志》附贾耽《西域道里记》云：“石城镇，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新唐书》四十三下）有认为康艳典为康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搜获敦煌千佛洞写经，得唐时《沙州志书》一卷，卷中有开元年号，盖为公元8世纪前半期所写。罗振玉影印入《鸣沙石室遗书》中，定名为《沙州图经》。后伯希和氏又得一写本，卷末附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并附有永昌元年所录歌谣诸事。《图经》所记，为7世纪至8世纪时事，其中所记，大概为水道、堤防、驿站、学校、寺观、城隍、怪异等事，并附有蒲昌海石城镇将康拂耽延之弟地舍拨所上之申请书，其申请书所记之年号，为唐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伯希和氏作《蒲昌海之康居聚落》，推论康拂耽延为伊朗种人，姓康，盖古康居之简称，即今之撒马尔罕。与天宝二年入朝中国之石国王婿康染颠必有亲属关系。并推论蒲昌海之南，当时有一康居聚落居其地注81。按伯希和氏据《新唐书》中之康国即汉之康居，近人多有怀疑（参考白鸟库吉《粟特国考》）。至推论康国为伊朗种人，乃沿于康国即康居之后而来。但据《隋书·西域传》所述，称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蒙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其服饰多与突厥同。又其王名代失毕，乃突厥语石王之义。代失读Tas，乃突厥语石也。毕读若Bi，乃突厥语王也。据此，是撒马尔罕之康国乃突厥人，而非伊朗人也。至少，其君主当为突厥人也。其后，斯坦因氏于1906年，又搜获敦煌千佛洞遗书，又得《沙州图经》断片。有云：“石城镇本汉楼兰国，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此本跋尾，记唐僖宗光启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元885年）是亦写于唐之后半期，据此断片与贾耽所记，大致相同。当为贾耽《道里记》所本。据此是康艳典之来，始于唐之初年。写本又云：“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四十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又有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又云：“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并见伯希和引）由此言之，是康艳典东来共筑四城。自且末之东，至蒲昌海，皆为康艳典所占据也。但其所居之人民，据其写本所云，有胡人，即泛指西域人。有吐蕃人，有吐谷浑人，不尽皆属康国人也。又斯坦因所获文书中，又有云：“纳职县下，大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碛，奔鄯善，至吐谷浑居住。走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既从鄯善而归，遂以为号耳。”注82按唐之纳职在今哈密附近，辟展之南，鄯伏陀疑为鄯善国之土人。又云属东突厥，则在唐初，鄯善又有东突厥人来居可知也。斯坦因又于1907年在密远西藏堡垒发见古突厥文字若干，后经汤姆生教授研究，指出有许多人名，大概是发给突厥士兵护照及通行证之类。可证突厥人曾一度在此作军事上之设施，且士兵亦多为突厥人。盖在隋、唐之际，突厥势力遍及新疆南北。高昌国曾受其官号注83。高昌与鄯善相接，则突厥势力及于鄯善，极为可能。但其统治阶级，则属于西突厥。据《新唐书·突厥传》云：“当隋大业中，曷萨那可汗降隋，国人不欲，乃共立达头孙为可汗，号射匮可汗，建庭龟兹北之三弥山，玉门以西诸国多役属之，以与东突厥抗。”按史称玉门以西，则鄯善当包括在内。是鄯善在隋、唐之际，即已役属于西突厥。又云：“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嗣，是为统叶护可汗。统叶护勇而有谋，战即胜。因并铁勒，下波斯、罽宾，控弦数十万，徙庭石国之北千泉，遂霸西域诸国，悉授以颉利发，而命一吐屯监统以督赋入。”据此，是康国必已役属于突厥，故其子咥力特勒（勤）为肆叶护可汗，乃国人迎之康国者。及咥利矢为可汗，与西部乙毗咄陆可汗相攻战，分主东西，以伊犁河为界，伊犁河以东咥利矢主之，伊犁河以西咄陆主之，及咥利矢走死拔汗那，国人迎立毕贺咄叶护为可汗，建庭虽合水北，谓之南庭。据传所述，时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隶属焉。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事也，正值康艳典东来时。《新唐书·地理志》及《沙州图经》既已明言康艳典为康国人，康国既属西突厥，与鄯善同隶一庭，则康艳典东来，或受突厥王庭之派遣，东来鄯善作监统之官，且为驻屯军之首领者，故其士兵大抵皆突厥人。唐灭突厥，鄯善乃属于唐。改鄯善为石城镇，隶沙州，此上元二年事。故不能因康艳典为康国人，有一部分康国人在此地寄居，遂谓此地属于康国，而为康国之殖民地，是不可不辨。

附：吐蕃与鄯善之关系

自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灭吐谷浑，十四年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高宗初，破突厥，西域诸国复属于唐。则鄯善亦当包括在内。而康国族人亦且归化于唐矣。但北方之突厥既去，而南方之吐蕃又来。据《新唐书·吐蕃传》所述，吐蕃本西羌属，原居河、湟、岷间，至弄赞时始强大。唐永徽初，弄赞死，钦陵当国，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残破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等讨之，为钦陵所败，遂灭吐谷浑，尽有其地。按吐谷浑在隋、唐之际，包括有汉之且末、鄯善，上文已述及。此云尽有其地，则鄯善自在其中。吐蕃之由于阗取龟兹，陷安西四镇，亦必经过鄯善、且末，方能至于阗，是鄯善、且末在咸亨中，已一度陷入吐蕃。故《新唐书·吐蕃传》，称“仪凤、永隆间，其疆域东接松茂，南接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员万余里，汉、魏诸戎所未有也。”是新疆南路古三十六国地，完全为吐蕃所有矣。至武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为总管，击吐蕃，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新疆又入于唐朝者六十余年。至天宝之末，安禄山反，哥舒翰悉拔河陇兵守潼关，边候空虚，吐蕃又乘隙暴掠边境，近迫京师。则西域故地，又完全为吐蕃所有矣。自此以后，唐失统治西域能力者，八十余年，虽会昌、咸通间，吐蕃内乱，唐朝乘机收复故地。然唐势亦衰，未久亦被放弃。斯坦因于1907年，在密远西藏堡垒发见之西藏文书，必为吐蕃据有时所遗留，无可疑也。其西藏文书中，有大罗布、小罗布诸地名，斯坦因以为原于唐初玄奘所记之纳缚波，据伯希和之解释，纳缚为梵语“Nava”之对音，犹言新也，合言新城之义。故以罗布之名名鄯善全境，必始于唐初，而为吐蕃所采用，至近世尚沿用不绝。而鄯善或楼兰，见于我国史书者，至此已归于消失。

（六）罗布区域之荒废及罗布驿站

上文已述楼兰北部之放弃，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但南部尚继续活动，如上文所述，吐蕃为见于史书最后活动之民族。《新唐书》称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北庭回鹘取西州，又斩恐热，吐蕃遂亡，其后中原多故，朝政不能播及西域。自唐末至宋，罗布区域情况如何，已不可考，或已近于荒废矣。《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于阗条云：石晋（高祖）天福三年（公元938年），遣贡俸官张匡邺等往册封于阗王，高居诲记其行程云：“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涉襃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柳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按胡卢疑即汉之伊吾卢，简称伊吾。大屯城疑即《新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七当作大，因形近而讹。陷河疑即且末河。绀州即今车尔臣，是于阗东界，抵车尔臣矣。五代时，车尔臣之东，哈密之西，为仲云领域。仲云种姓为何，史无明文。《新五代史》称为小月支遗种。但同传又云：汉小月支故地，有鹿角山沙陀，朱耶遗族也。据《新唐书·沙陀传》，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同种也。处月居金婆山之阳，蒲类海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后徙豀州东莫贺城。初沙陀臣吐蕃，吐蕃尝倚其兵力。其酋朱邪尽忠谋归唐，战败死。朱邪执宜收残部二千骑，款灵州降。部众随之，吐蕃由此益衰。按处月即朱邪；仲云与处月、朱邪，皆一声之转，突厥语沙碛之义。莫贺城当因莫贺延碛得名，在哈密之东南，哈密即汉伊吾地也。据此，是仲云牙帐所居之伊胡卢碛，正朱邪旧居之地。朱邪执宜归唐后，余众不能去者仍居故地，亦为汉时小月氏所居。故史称小月支遗种者，盖言小月支故地，朱邪之遗种也。据此，是仲云为突厥中之沙陀部也。

宋太平兴国间，王延德使高昌，由肃州经镇西，至哈密，经辟展东之十三间房而至高昌，则罗布区域之南北两道已无人行走。其时，高昌正为回鹘所据，由近来东西考古者，在吐鲁番旧城中发现回鹘文及经典甚多，可为回鹘人占据之证。于阗当五代之际，其王李圣天来贡，称同庆二十九年，则为汉族人而建号于于阗者。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已易为黑韩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封其王为“特进归忠襅鳞黑韩王”；又按据多桑《蒙古史》第81页，时西州回鹘王名毕勒哥，即假道于耶律大石以攻西域者。和田属突厥君主马合谋可汗，于阗在11世纪初期，盖已为回族统治矣。于阗在罗布之西，高昌在罗布之北，罗布居其间。今检查出土文书，无一回鹘文，则西州回鹘势力不及罗布区域可知。宋王延德使高昌，称其地南接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宋史·外国传》亦云于阗东接吐蕃，则古之且末、鄯善一带，已为于阗所统矣。宋初，于阗已属于信奉回教之族人矣。则罗布区域谅亦为其所统治，但无甚多之居民与城郭耳。

元至元中，有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兄弟，东来朝见元世祖忽必烈，由可失合儿、鸭儿看得、勿炭、培因、车尔臣，而抵罗布镇，至唐古忒州。此道自唐初玄奘返自西域，经行南道后，此为见于记载的第二次。据其所述：“罗布是一大城，为罗布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方间。此城臣属大汗，居民崇拜摩诃末。在此沙漠中，行三十日，抵一城，名曰沙州，即唐古忒州。”则自罗布镇，东至敦煌，完全为沙碛。元时之罗布镇，据斯坦因所述，即今之卡尔克里克；以为昔时卡尔克里克为罗布泊最重要之中心，与今日情形相同。且赖以生存之河流为车尔臣河，经流平原，航行之易，较塔里木河为优注84。按卡尔克里克为今若羌县城，在其东北有罗布村，即在罗布泊之旁，疑此村名源于元时之罗布城，及清人设县城于卡尔克里克，而旧罗布城遂废，仅存其名耳。若我所论不误，则元时马可波罗所经之罗布城，尚在卡尔克里克之北也。自马可波罗记述此城名以后，又无所闻。至清初属准噶尔。及乾隆平准噶尔，而罗布泊之名，遂复显于世，以至于现时。

（七）清之改县

据《河源纪略》卷二十八所述：“雍正元年二月，副将军阿喇衲奏报，罗布泊回人古尔班等，率哈喇库勒、萨达克图、哈喇和硕等处户口千余人，输诚投顺。三年诏与吐鲁番回众移居布隆吉尔、沙州、瓜州耕种。”据此，是雍正初年，罗布泊尚有千余户。但不久又为准噶尔所据。及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二月，大小和卓木之乱，户部侍郎阿里衮率师追擒巴雅尔，道经罗布泊，据回人哈什哈所述：“回民据处于此，凡数十年，有二千余户，数经迁徙，余数百人，以渔猎为生。前大兵平定吐鲁番时，曾遣使召抚，旋为准噶尔所据。”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平定准噶尔，回民献仙鹤，率其众六百余人来降，诏附于吐鲁番回王额敏和卓，凡一百八十三户，一千七十一口，岁纳哈什翎百枚，海伦九张。清同治间，南疆大乱，回民避难者多杂集罗布泊左右，流离转徙，死伤过半，至光绪初有四百余户，二千余人，始设卡尔克里克县丞以统治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升为若羌县，属新疆省。

二、楼兰及鄯善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在海道开通以前，凡东西旅行人士，从陆路者，必须经过新疆（见图）。新疆居东西交通之咽喉。罗布泊处新疆之东南，与敦煌接壤，又为东西交通上所必经之地。罗布泊历史已如前述，再按时代考察其在交通上之地位。

（一）两汉至魏、晋之南北道及新道

在远古期中，中原与西域交通，虽不无传说，但缺乏明确记载，难言究竟。故言西域交通史者，必以汉张骞为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月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返汉，以其身至之国，及传闻旁国，具为武帝言之。司马迁因其所述，录之于《史记·大宛传》中。吾人对于汉初西域各国之认识，以此为始。但骞身所至者，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而传闻之国，为奄蔡、安息、条支、犁竬、身毒，此属于葱岭以西者；葱岭以东，亦仅乌孙、衘NCB2B、于阗、楼兰、姑师五国，共为十四国。虽于葱岭东西各国之轮廓，由此可得一仿佛，而于各国之远近距离，仍乏翔实之记载。自宣、元以后，匈奴称臣，西域服从，而各国信史质子往来不绝于途。班固修《汉书》，特立《西域传》，记录西域之国，凡五十有三，在葱岭以东者凡四十有八国，在葱岭以西者五国。范蔚宗作《后汉书·西域传》又增补七国，于是里海以南，印度以北，地中海以东，东接玉门关。其各国之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更得详确之记载。故研究西域交通者，必以两《汉书》所记者为基础也。今就两《汉书》所记，推测其路线如下。

1.北道

《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据其所述，是汉通西域有二道。一为南道，自鄯善起。一为北道，自车师起。但须知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迁都伊循，改名鄯善。伊循即今密远，楼兰在罗布泊之北岸。此言从鄯善傍南山，必为自元凤四年以后之路线。然则元凤四年以前之路线为何，为一问题也。又按《西域传》所述，宣帝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未能尽并北道。至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降汉，乃使吉并护北道，号为都护。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豀。是北道自车师前王豀始，为宣、元以后事。然则宣、元以前，通西域之路线为何，又为一问题也。今按《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及《魏略》所述，其汉初西域交通情形，似不如《西域叙传》所述也。《大宛传》云：“（大宛贵人）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又云：“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又云：“贰师复行，经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又《汉书·西域传》鄯善条云：“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按盐水，即盐泽。《汉书》亦名蒲昌海，即今罗布泊也。由今东西学者考察之结果，证明在两千年前后，水积北岸。而《大宛传》又有楼兰、姑师临盐泽之语。则古楼兰在罗布北岸可知。楼兰与仑头至龟兹平行一线。贰师将军伐大宛，过盐水，至仑头，是其路线乃由罗布北岸过楼兰西行。贰师伐大宛，在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时楼兰尚未南迁，适当大道之冲，故常主发导。今由楼兰遗址之发现，及古道之获得，更可证明。是汉初通西域之路线，乃经盐泽西行也。

今据《魏略》所述，申明其路线如下。鱼豢《魏略》云：“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三国志·乌丸传》注引）按鱼豢所述，虽指魏时事，但与汉初之路线相同。因此路开于汉初，至西汉末年，遭一度之封闭，至魏、晋又复恢复。在第一节中已阐明其事，不复重述。故《魏略》所述之中道，正西汉初年之北道也。我在1930年春，考察罗布泊时，在海北岸古烽燧亭中，发见西汉木简，有黄龙元年及元延五年年号。又于1934年，距此地2.5公里，又发见古道。则此地在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正在活动时期，可以确信。又此地临罗布北岸，为孔雀河入海处。东临碱滩，自此以东为咸水，以西为淡水。故凡东行人士往来必经过此处，负水担粮备通过白龙堆险地。故此地适为北道之桥头。陈宗器君，于1931年春，由玉门关北出，至罗布泊，抵我所找到的遗址处。据其《罗布荒原》论文中所述行程，与《魏略》所载实多暗合。如云：“由玉门关西九十里，至榆树泉，疑即都护井也。由此西北行，五十四里，入绵延三十里之迈赛群（无数奇怪小岛之谓）。出迈赛群五里，有沙邱，即《魏略》中所述之三陇沙。沙堆狭长，向西北伸展三里。出沙不远有废墟，垣址可辨，即居卢仓遗迹也。十五里为五棵树，井已干涸，掘二三尺，即可得水。由此沿孔达格西边西行一百二十里，绕阳达胡都克，地原有井，但已腐朽不可饮。折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稍可得水。复西行，沿陡坡戈壁，几百里，入纯粹碱滩。转西北行一百三十里，经碱滩中之高地，作长条蜿蜒状东北走，当系汉之白龙堆也。蜿蜒如龙形，灰白色碱块则成鳞状，故有白龙堆之名。至此而达罗布泊之东岸，入古楼兰国境。”如绕海偏西北行，即至孔雀河末流，即我所找到的古烽燧亭遗址也。据陈君所述，益证我所见之遗址，确为西汉北道之要冲矣。此路自西汉末被放弃后，至曹魏又恢复，西晋时尚能通行，直至前凉之末，方复被放弃也。

2.南道

据《史记·大宛传》云：“初贰师将军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又《汉书·渠犁传》云：“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衘弥。”按衘弥东北与龟兹接，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是衘弥在南道上。李广利去时，分军两路，而自行北路，故屠仑头。还则由南道，故过衘弥也。是南道亦开于汉初。及汉昭帝以后，楼兰南迁。迄于汉、魏之际，鄯善雄强，而南道遂在西域交通上居于重要之地位矣。

但南道之路线为何，与北道相关之点何在，亦为吾人所欲探考者。《汉书·西域传》，南道起自鄯善。《后汉书》同。均不言鄯善以东之路。《魏略·西戎传》则言“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南北史·西域传》所记略同。《元和郡县志》则言出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出玉门关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是历代史书记南北两道，出发点，各自不同。《汉书》混言玉门、阳关，《魏略》、《北史》专言玉门，《元和郡县志》言北道出玉门，南道出阳关。王国维先生则谓汉时南北两道，分歧不在玉门、阳关，而当自楼兰故城始。又言二道皆出玉门，若阳关道路，止于若羌。往鄯善者，绝不取此注85。按楼兰衘泥城故址，今尚不知何在，但汉武帝时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西，即分南北两道进兵，似不始于楼兰。楼兰故址假定如上文所考在罗布北岸，则适当西诣龟兹径路，若由楼兰北至车师，再由车师南至鄯善，再西行，实绕道过甚，汉人当不出此。疑汉时玉门、阳关，相距不远。自此西行，原只一路，出玉门关者由之，出阳关者由之。至沙西井后，再分南北两路进行。故《汉书》混言玉门、阳关者，此也。若新道，则由玉门关折西北行，达车师，与南北两道不同路线。故《魏略》专言玉门关者，此也。至唐时，玉门关稍东北移，故唐时北道，由玉门关稍西，即折西北行，穿噶顺沙碛，即莫贺延碛，而至高昌。其路线，与《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南道微偏南，傍南山西行。与汉初之南北二道不同一途，故《元和郡县志》分举者此也。今王先生皆比而同之，故我以为未可。再以实地考察之路线证之。陶保廉《辛卯侍行纪》卷六，附汉玉门、阳关路考，根据清同治间郝永刚、贺焕湘、刘清和等之实地探察，述其路线云：“北道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咸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盘城（注云，汉玉门关故地也）。四十里小方盘城，三十里西湖（注云，有敦煌旧塞），七十里清水沟，折西北，七十里芦草沟，西行六十里五颗树，西南行六十里新开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沟，西南行八十里星子山，八十里土山台，西北七十里野牲泉，西九十里咸水泉，九十里蚊山，九十里土梁子，七十里沙堆，八十里黑泥海子，五十里芦花海子，九十里阿不旦，即罗布淖尔西岸也。”按陶氏所记之沙沟，疑即《魏略》之沙西井，据斯坦因氏称为Kumkuduk，即沙井之义。疑此地为南北两路分道处。从此西南行，至密远，即古鄯善，从此西北行，过涸海盐层，到孔雀河末流，即古楼兰。与《魏略》所述，不无暗合。而南北两道之分途，始于沙西井，即库穆胡图克，由此可得一确证也。

3.新道

以上所述南北两道，皆始于汉初。均须经过罗布泊低地西行，一傍南山，一傍北山而已。至后汉别有新道，直由玉门关折西北行，不经三陇沙及白龙沙，直达车师，即戊己校尉所治之高昌。《魏略·西域传》云：“从玉门关西北经横坑避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徐松补注云：“五船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长各半里许，顶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谓是五船也。”又云：“今哈密至吐鲁番，经十三间房风戈壁，即龙堆北边也。”按徐松所述，为自哈密至吐鲁番之路。唐玄奘、宋王延德之至高昌，均由此路，皆经过伊吾即哈密。今细观《魏略》所云：“出五船北，到车师界”，似不经哈密。疑《魏略》所指新道，在今哈密道之西南。又今哈密道，由安西转西北行，经马连井、星星峡、格子烟墩、南湖，而至哈密者，其出发点亦不由敦煌。疑新道，与伊吾即哈密确为两路，新道取自玉门关，即今大方盘城，折西北行，自托胡拉克布拉克穿行噶顺戈壁，即行于罗布涸海之东北，直达鲁克沁南之得格尔，即至车师界。五船疑在此一带。再西北过鲁克沁，至高昌，即今吐鲁番阿斯塔拉，此为捷径，不必东绕伊吾，西绕三陇沙，与涸海也。现得格尔尚有古土墩，疑为古道经行之迹，据得格尔猎户云，由此往敦煌，水草尚不乏，但均为乾山耳。再由得格尔转西，经库鲁克山北麓及艾丁湖畔而至库木什山。出山为乌沙他拉，即博斯腾湖之北边。转西南至焉耆，即唐之银山道也。唐郭孝恪攻焉耆，尝取道于此。现由得格尔，沿艾丁湖畔至库木什山一带之古墩，为指示古道之途径。虽土墩疑为唐代建筑，但亦有汉代土筑基址，故疑唐之银山道，即后汉新道之所由。至焉耆后，转西南行，过哈满沟而至库尔勒，转南，至尉犁，与中道相合。盖中道到楼兰后，沿孔雀河西北行，即傍库鲁克山南麓西行，与北道会于尉犁，即古渠犁也。现由沿孔雀河畔之古墩，可为指示古道行进路线之迹。由是言之，是中道行于噶顺戈壁西麓。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南麓。北道行于噶顺戈壁之东边转西，行于库鲁克山之北麓。因北道，须绕库木什山，取道焉耆，方至尉犁，微曲，不如中道之直至尉犁。故中道又称为径道者此也。西汉时，新道未开，虽在元始中，戊己校尉徐普欲开新道，终为车师王所阻，故当时之北道，即指《魏略》所述之中道，所谓径道也。及后汉明帝时，窦固破呼衍王，取得伊吾，重开新道。经由车师西行，故以新道为北道，即《汉书》所记者是也。而中道转废。自魏至晋，径道复开，故以径道为中道，以唐银山道为新道，实即后汉班固所记之北道也。

综上所述三道，除新道不经罗布泊外，南北两道均经罗布泊之南北两面，而楼兰与鄯善，适当两道之冲。故当汉初，尝与匈奴争楼兰者，此也。自楼兰南迁，鄯善转强，故后汉之世，又以北攻伊吾，南服鄯善为其国策。盖两地为西域之门户，居交通之咽喉。如不控制，即不能巩固后方，谋行旅之安全故也。其详见拙作《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文中，兹不具述。

（二）北魏至隋、唐之吐谷浑道

以上所述三道，均开于两汉，历魏至两晋，均未有变迁。尤其自曹魏以后，匈奴远遁，西域服从，高昌内属，比于郡县。西晋及前凉，尝置太守以统之。故中原和西域交通线得以畅通无阻。但上述路线，均须经过敦煌，取道玉门、阳关前进，故当时敦煌与鄯善，实握交通之枢纽。自北魏道武帝扩展势力于西北，而当时又有一游牧民族吐谷浑突起西陲，兼向北进。故通西域路线，自北魏至唐，除上所举三道外，又有吐谷浑道，即吐谷浑人出入西域之道也。

关于吐谷浑历史，在第一节中已述及。唯其疆域若何，则与交通有关，故拟重述，以资参考。《梁书·西戎传》略云：河南王者，其先出鲜卑慕容氏，有吐谷浑者，避弟西徙，西上陇，度襂罕，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为号。其界东至叠州，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疑衍北字）通秦岭。方千余里，以吐谷浑为国号。按刘宋封吐谷浑王慕利延为河南王，则此所述，盖慕利延时事也。于阗今和田。高昌今吐鲁番。赤水即今发源于巴颜喀喇山之乌兰穆伦河。如其所述，是当时吐谷浑疆域，已有今青海全境，及新疆之东南部。罗布泊自在其领域中。故《魏书》有“太武帝伐慕利延，慕利延驱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阗，杀其王，死者甚众”之语，虽其时代我在第一节中颇致怀疑，但于阗以东为吐谷浑领域确为事实也。然吐谷浑人由青海从何路入新疆，当为吾人所研究之问题。宋云《求经记》略云：“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又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途中甚寒，多风雪，沙砾满目，唯吐谷浑城稍缓。从此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国，城主吐谷浑王第二子也。又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云云。按宋云原书久佚，今仅见《洛阳伽蓝记》中，无年月日，但记中有神龟二年（公元519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则当初发京师，当在魏孝明帝神龟元年也。吐谷浑城当为其国都所在。据《魏书·吐谷浑传》言，其王夸吕，建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丁谦考证以为伏俟城在今布喀河南，和硕特北前旗境。按赤岭即今日月山，伏俟城当即今之都兰。宋云发自京师，时魏已迁都洛阳，则宋云所经行，必自洛阳，经陕西西北行，过天水、陇西，上西倾山，西北绕青海之西，至都兰。自天水以西，皆山地，西倾山积雪，终年不消，故云途中甚寒，多风雪。又云沙砾满目者，此也。据此，是夸吕时吐谷浑牙帐，又由赤水东北徙矣。由都兰西行至鄯善，鄯善即今罗布泊南岸密远地。由此西行，必经柴达木盆地之北边，穿行沙碛，经阿尔金山，而至罗布泊南岸密远也。柴达木北之沙碛，与白龙堆之沙碛，隔岭相接。唐人称为碛尾，即莫贺延碛之尾也。《魏书》称慕利延驱所部渡流沙，西入于阗，亦指此沙碛言耳。昆仑山北阪，自和田东北行，山势渐低落，至罗布低地南部之阿尔金山，山势已不高峻，而与祈漫达格交错，中显一隘口，清人称为噶斯口（《河源纪略》卷二十八），为由柴达木盆地通若羌之孔道。现新疆、蒙古人赴西藏者率由此道行。唐时吐蕃之出入新疆，亦行经此路。清朝征准噶尔，尝驻军于噶斯口，故历来均视此地为青海与新疆交通之要冲矣。而其路线，则由吐谷浑人始开之。至隋、唐之际，其道犹通行。《隋书·地理志》称大业初，平吐谷浑，置鄯善镇，即今卡尔克里克。则隋大业以前，罗布区域仍为吐谷浑所有。虽中经隋炀帝一度收复，及大业末，仍为伏允所据。是在隋、唐之际，青海与新疆交通孔道，未尝断绝也。故唐贞观初，征吐谷浑，仍由青海进兵，直西至且末。《新唐书·西域上·吐谷浑传》略云：隋末，吐谷浑王慕容伏允，屡寇边，郡县不能御。太宗贞观九年，诏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之，破贼库山，伏允西走。靖分兵为二，自与李大亮、薛万钧趋北路，出其右。君集与任城王道宗趋南路，出其左。靖率诸将战曼都山、牛心堆、赤水源、赤海，皆破之。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会追及，又破之，伏允遂自杀。丁谦考证云：“曼都山在和硕特南右后旗境；牛心堆今丹噶尔厅西南；赤水源即乌兰乌苏河发源处，赤海即达布逊泊，此泊为红水河所归，故曰赤海。”又云：“青海要路有二：一、西北行，经青海，溯布喀河，至沙尔泊，再西顺乌兰乌苏河，至达布逊泊，再西北，经噶斯口，迤逦至罗布泊，此由西宁赴新疆之道。二、西南行，至西宁边外，二百余里，过雅玛图河，南行，经都勒泊，折西至扎陵泊，再西即河源，此由西宁赴西藏之道。李靖分军为二，即遵此二道行也。”（《〈新唐书·西域传〉考证》）按如丁谦所考证之古今地名，不尽可据，例如以达布逊泊为乌兰乌苏河所归，故为赤海。按乌兰乌苏河，为金沙江上源，出端木乌拉山，与达布逊泊相去甚远。且李靖军北出应在吐谷浑城之北，决不南行于吐谷浑城之南，与侯君集同道也。我颇赞同李靖分南北二道，即现青海通新疆及西藏二路之说。但现青海通新疆道，行于柴达木盆地之南。疑李靖出于柴达木盆地之北。由都兰西北行，沿阿尔金山南麓出噶斯口，而达新疆之若羌县。与慕利延入于阗之路相同。侯君集则行于柴达木盆地之南，故能过星宿川，达柏海，观河源，与李靖军中隔柴达木盆地也。至唐咸亨间，吐蕃灭吐谷浑，尽有其地。又由于阗攻取安西四镇，则吐谷浑道，又为吐蕃所有矣。斯坦因在新疆密远西藏古堡中，掘拾西藏文书甚多，皆记军事及屯驻事注86。则当时吐蕃之出入新疆，仍由青海经密远可以确定也，及至唐懿宗咸通间，北貇回鹘进取西州，斩恐热，吐蕃遂亡。而吐谷浑道至是亦淹没矣。

以上专就吐谷浑道论述其原委，因此道开于北魏时之吐谷浑人，历隋、唐数百年间未有荒弃，而与西域之文化、民族关系甚大，故详述之。两汉时之南北二道，由魏至唐，始终不绝者，唯南道，即由敦煌至鄯善达于阗之道。北道即伊吾道，亦通行。唐灭高昌，西州内属，其交通之便利，更无论矣。唯《魏略》所述之中道，则自苻秦灭前凉以后，即已荒废。至最近仍未恢复，仅少数旅行家与猎户通行而已。

（三）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与南道

自唐之末叶，中原混乱，势力不能达西域，中原和西域交通情形如何，难考其详，史书所载，不过根据一二使臣所经行以见其一端而已。当五代之时，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称石晋天福中，遣供奉官张匡邺往于阗册封，副使高居诲为记其行程，略云：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沙。又东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来候晋使者。自仲云界西，始涉襃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柳置水中乃渡。乃西至绀州，于阗所置也，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我在第一节中关于此记地名，略有考证。胡卢碛即莫贺延碛，大屯城即《唐书·地理志》之七屯城，陷河为且末河。今仍保持上说。如所说不误，是张匡邺所经行，仍为古阳关大道也。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引Huber译《匡邺行纪》，称“匡邺偕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经时，未遵此道。其由沙州赴于阗，系取道伊吾、高昌、焉耆，而至于阗，亦即波斯某著作家所言百日程之长道也”注87，与我所见相左。盖Huber误认仲云牙帐居胡卢碛，即谓匡邺经伊吾。今按下文明云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乃经行仲云境域，并非行经仲云牙帐。疑当时仲云疆域，直达且末以东也。下文又云，自仲云界西，始涉咸碛，明指罗布泊附近之沙碛，由《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及《马可波罗行纪》，均可证明。若由伊吾至高昌，虽如玄奘所记涉南碛，然既至高昌，转西南至焉耆，似可由焉耆直达于阗，如法显所行者。不必又东南行，绕道且末即绀州，方至于阗。故我不取Huber之说，而仍以为匡邺所行，即阳关古道。

至宋室继兴，远隔辽、夏，虽史载于阗、回鹘，尝遣使贡献，实则为商人之往来而已。路程所经，无可准记。今所得考见者，仅宋太宗雍熙间王延德使高昌一事而已。据宋史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略云：

初自夏州，历黄羊平，渡沙碛，凡二日，至都罗罗族。次茅女子族，族临黄河，以皮筏为囊而渡。次茅女王子开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马不能行。次楼子山，无居人，行沙碛中。次卧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鹘之地。次大虫太子族，族接契丹界。次屋地因族。次达于于越王子族。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次阿墩族，经马鬃山，望乡岭。次历格罗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次托边城亦名李仆射城。次小石川。次伊州。次益都。次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凡八日，至泽田寺。次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即西州也。

按王延德所记诸地名，多不可考。兹举其可知者，夏州即陕北之东胜，茅女ND24C子族当即今宁夏一带。楼子山疑即阿拉善北之沙碛。达于于越王子族疑在今甘州境。合罗川疑即张掖河。马鬃山在酒泉县北，今名同。格罗美源，丁谦谓即巴里坤，或是。托边城疑即今镇西。小石川，丁谦谓即今昭莫多河。伊州今哈密。纳职今托和齐。避风驿即今十三间房。泽田寺即今七克腾木。六种即今鲁克沁。高昌即今吐鲁番之哈拉和卓，汉名三堡也。据其所述，似由陕北东胜，即古夏州，西行。经宁夏，过阿拉善沙碛，而至甘州，转西北，渡张掖河，过马鬃山，直达巴里坤，即镇西。转南，至哈密，即本文所谓伊州也。再由哈密西北行，经十三间房风戈壁，至鲁克沁，达吐鲁番，即高昌也。据此，是北宋通西域道路，不特不经行南北朝之吐谷浑道，且汉、唐之南北二道，亦不经过，而绕道于甘肃边外西行。故当时之南北二道，是否通行，为一问题也。盖当时西夏据有宁夏及甘肃西北部，王延德所行，均属西夏境域，亦即西夏与西域交通之道也。

元太祖崛起朔漠，兼并西疆，东西通途，至是复开。但其路线所经，则又以蒙古为起点矣。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云：

二月八日起行，宿翠帡口北，过抚州明昌，入大沙陀。出陀至鱼儿泺。起向东北，凡二十二日，至陆局河。并河南岸西行，凡十六日。河绕西北流，改行西南驿路，凡十四日程，达平野。山水秀丽，水草丰美，东西有故城基，或云契丹所建。六月十三日至长松岭，十七日宿岭西，朝暮有冰，霜已三降，冷如严冬。山路盘曲。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东渡河，河水东北流，入营驻车。窝里朵，汉言行宫也。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屡见山上有雪。又二、三日，历一山，南出峡，一水西流。又五、六日，逾岭而南，迤逦南山，望之有雪，邮人告曰：“此雪山北也。”次至阿不罕山北，八月八日傍大山西行，复东南过大山，经大峡，中秋抵金山东北。复南行，其山高大，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悬辕而上，缚轮而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渡河而下，经白骨甸，涉大沙陀，至回纥城。酋长设葡萄酒及果饼，乃曰：“此阴山前三百里即和州也。”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具威仪迎，曰：“此大唐时北瞞端府。”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县东，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并随山而西，约十五日，宿阴山北，转南行，山中过一大池，名曰天池。沿池南下，入峡，过四十八桥，出峡，九月廿日至阿力马城。（下略）

按关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地名考证，以王国维氏《西游记注》为最精详，不复具举。约其行程，似由克鲁伦河，经土拉河，过杭爱山南麓，西南过阿尔泰山，而达天山北麓之鳖思马大城，即今孚远北护堡子之旧城，即大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又傍天山北麓西行，过伊犁即阿力马城而达撒马尔罕。此路为长春所过；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均由此路，是元初与西域交通，又取大北道矣。时辽、金、西夏，据有北方，南宋僻处江左，与西域交通阻隔已久。至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置驿于途，与西域之交通，至是畅通。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述，东西交通略可知其梗概。其所经路程，由波斯至可失合儿、鸭儿看州、忽炭州、培因州、车尔臣州、罗不城、唐古忒州、哈密州、欣斤塔剌思州、肃州、甘州、亦集乃城、哈拉和林城。由其所述路线，沙州以西，完全经行汉之南道。盖可失合儿即汉之疏勒。鸭儿看州即汉莎车。忽炭即于田。皆经东西学者之考证，确实无疑。唯培因，汉无确地可指。斯坦因、玉耳均以为即玄奘之媲摩城，今策勒一带。唯沙海昂以为培因，即《新唐书·地理志》之播仙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所述之安得烈也。培因、播仙皆一声之转注88。唯过去考据家则以播仙镇即汉且末国，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新疆图志·道路志》，均持此说。盖《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明云“播仙镇故且末城也”。现车尔臣西北有古城遗址。周十余里，疑即播仙镇遗址也。又安得烈，《图志》作安得悦，一名安多罗，即《大唐西域记》之睹货逻，《新唐书》作故都逻，与安得逻音近而变也。据此，是播仙不得谓即安得烈也。又培因州后，又有车尔臣州，车尔臣即古且末，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车尔臣既为且末，应即唐之播仙镇，故马可波罗所记之培因，当另是一地。我颇赞成斯坦因等以培因为唐玄奘媲摩城之说。斯坦因并指策勒北之兀宗塔迪遗址，即其故地。按媲摩城，与媲摩川有关。媲摩川应即今达摩戈之干河，在旧达摩戈北，约5公里，有古城遗址，街衢巷陌可辨，疑即唐之媲摩城。我曾在此，掘拾汉五铢钱一枚，或汉之衘弥城亦即其地。兀宗塔迪尚在其西，陶片散布极广，皆宋、元间物。又拾西域古钱币一枚，本地人言为回教初来时所通用者。南有古坟，当地人称为力济阿特麻札，为回族初来时之始祖，战死即葬于此。旁卜拉克干河附近有城基遗址，即元之培因城也。唯马可波罗称河中产碧玉及玉髓甚丰，今虽不见河中有玉，但于田山中出玉石，俗称岔子石，青玉亦出其中。古时由山上冲至河中，今仍埋于沙中，亦可能也。今由我与斯坦因实地所见，类皆一一吻合，似可无疑。唯我以媲摩城尚在其东北，与培因州城非一地，为异耳。又关于忽炭至培因路程，沙海昂以为培因至忽炭八日程，距车尔臣五日程。今按《新疆图志·道路志》，克里雅至和田五日程。尼雅至克里雅三日程。安得悦至尼雅四日程。车尔臣至安得悦五日程。沙海昂以里程计算，故不取斯坦因兀宗塔迪之说，而以安得悦当之。但安得悦距和田十六日程，亦与马可波罗所述不合。如以里程计算，不如以尼雅为培因州较合。因尼雅至和田适八日程也。但细审冯承钧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称培因州广五日程，忽炭广八日程，乃指培因疆域言，并非言马可波罗所经行之里程也。故忽炭疆域，虽为八日程，培因虽为五日程，而由培因州城至忽炭都城，并不须八日程也。以上专就培因一地，加以考证。其次马可波罗所经行之地，如车尔臣即汉且末，罗不城即汉鄯善，唐古忒州即古沙州，亦为一般人所认可。哈密即汉之伊吾。欣斤塔剌思，汉无其名。De Guignes《匈奴全史》，以为即今鄯善（辟展），非也。或以为即肃州西之赤金卫，亦疑不然。我以为即哈密东之塔剌纳沁城，简称沁城。若肃州，当即今肃州，亦集乃当即今额济纳，即汉居延地，哈拉和林即蒙古汗都也。按据其所经行之路线，自沙州以西，虽与汉阳关古道同，但自沙州以后，折北行，过额济纳，而达和林，此又由蒙古至甘肃之南北路线也。盖自元世祖建都和林，而往西域交通路线，较其初又变矣。

（四）明清时之嘉峪关道

顾炎武云：

明初革元命，统一寰宇，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兵至河西，驱逐元守臣，置嘉峪关，及甘肃等卫。洪武永乐中，因关外诸番内附，置沙州、哈密、赤斤、罕东、阿端、曲先、安定、苦砦等卫，授以指挥等官，俱给金印，羁縻不绝，使为甘肃之藩蔽。后因入关者众，皆取道哈密，乃即其地，封元之遗裔脱脱者，为忠顺王，赐以金印，使为西域锁钥。凡夷使入贡者，悉令哈密译语以闻。（《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十七）

据此，是明时以哈密为东西交通之咽喉也。自元灭西夏，兼并西域，太宗初于敦煌故地置沙州路总管府，而以瓜州隶焉。西北诸地如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设置新站三十。及元拔都平钦察，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又于吉利吉思、谦谦州、盖兰州等处设断事官，修仓库，置传舍，东西交通如行郡邑。明承元后，虽势力远不及元，但交通路线，犹存旧规。满清因之。昔日阳关古道，荒废也久矣。今就明人所述出嘉峪关路线，参考今道，述之如下，以征古今交通之变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七十引《西域土地人物略》，记嘉峪关以西道路甚详。如云：

嘉峪关西八十里为大草滩。滩西四十里为回回墓。墓西二十里为扇马城。城西三里为三颗树。树西三十里为赤斤城。赤斤西四百五十里为苦峪城。苦峪西二十里为古墩子。墩西六十里为阿丹城。阿丹西南三十里为哈剌兀速城。哈剌兀速西南百里为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为西阿丹城。西阿丹西二百里为沙州城。沙州西三百里为哈密城。

按《西域土地人物略》，不知作者姓氏。陶保廉云：盖前明人所记，地名多与今异。方向里数，尤不足据。而传写脱误，搀杂失序，几难卒读。按我所见，与陶保廉略同。自哈密以西诸地名，尤为难读。蒙古地名与汉名，搀杂其间，疑为本于来往商人之传述，好事者为之记也。故所述路程里数，多不可据。我颇疑此记出于元人之手，转相抄录，遂错讹滋多耳。但哈密以东里程，校以今道，颇多吻合。例如赤斤城以东，与《明史·西域传》相合。赤斤城以西各地，与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所述嘉峪关至哈密里程，地名虽异，而路线大略相同。至赤金峡后微异耳。例如回回墓，《辛卯侍行记》作惠回驿。扇马城，陶书同，扇作骟。三颗树，陶作滋泥泉。赤斤城，陶作赤金峡驿，则明时与今地同也。出赤金峡，今道由玉门县西偏北至布隆吉尔城，达安西州，为明之沙州卫地。转西北，过马连井、星星峡、格子烟墩、南湖，而至哈密。但故道则由赤金峡直西行，经苦峪、阿丹即罕东，而至瓜州，即安西州西南三十里新瓜州。转西而至敦煌，即沙州。再西北行而至哈密。较今道微偏南。

综上所述，历来东西交通，自汉至唐，均以玉门、阳关为门户，而鄯善、楼兰扼其枢要。虽唐人东移玉门关于疏勒河上，然亦不废阳关大道。自宋至清，则以北道为主，而哈密握其枢机。阳关古道遂废。所谓楼兰者，久已沦于沙漠，徒为吾人考古之资料而已。沧海桑田，不其然欤。

（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

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若论楼兰土著民族为何种型，此为一最艰窘之问题。一者古时本土居民之记载缺乏；二者汉文传记所载亦不明晰；且古时东西民族交互往来，迁徙无常，至为复杂。虽近今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就地下出土遗物及人类遗骸，作有种种之推论注89，但亦不能有一真确之断语。故兹篇所述，即欲避免此种烦难问题，专就楼兰民族之生活状况，加以推测；研究其为何等民族，其文化若何？至于种族来源问题，则非此文所论之范围也。

近五十年来，东西考古学者赴罗布区域考察，有一共同而显著之事实，即在罗布泊海水周围沙漠滩中，采拾不少石器。就我所采集石器种类言，大件者有石斧、石刀、捶石、砺石等类。小件者有石刃片及各种石矢镞等类，大概均为打制。尚有带彩陶片同出土，共约百余件。其详均具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器物图说中，兹不赘述。在我之前，尚有斯文赫定、斯坦因，均采获不少石器，在其报告书中印出；后我者有柏格曼、陈宗器，亦采集少许，其形式与制作，大致相同。有时尚能拾得磨制极精，以玉为质之精美石器，间杂以金属物。凡此石器所分布之区域，大概在涸海沿岸及盐层地带，即古楼兰国故地。因此凡旅行罗布沙漠之人，均有同一之感觉：即在金属文化输入楼兰以前，楼兰有一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至楼兰人应用此石器之时代，我赞同斯坦因之说。斯坦因在其名著《亚洲腹部》（Innermost Asia）第266页叙述在L.F.高冈上之采获，觅得许多零铜件及石器，还有一件磨制甚精之玉质石斧（L.F.025）。斯坦因并为之综合论述云：“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汉通西域大路有关连。”据此，是在汉通西域以前，楼兰为新石器时期，大致可以确定。斯坦因又在L.F.高冈附近发现多冢古墓中死者尸体，干腊未腐，服装颇完整。据称：“头戴棕色毡帽，帽有护耳翼作尖角状，帽左边装饰羽毛五枝，有啮齿动物之皮围绕于帽上。周身以毛织物包裹，衣襟交合处，系一小口袋如球状，中盛碎细枝；腰际围一羊毛织裾带，露体不着衣裳；足穿红色鹿靴。死者之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又云：“如其面貌，暗示在兴都库什和帕米尔，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在其殉葬物中，有三只草编织篮子，上织出之字形条纹。除此外，尚有L.F.4古坟中死者及少女坟，其死者形貌、装饰与殉葬物，大抵相同。其棺木构成，皆以两块木板掬空扣合，上覆以皮，则所有古冢皆同注90。我于1930年，在罗布泊湖畔L.H.地发见一古冢，死者埋葬方法，其服装大致与斯坦因之L.F.冢相同。死者为女人，额窄颧高，眉际画绿线三道，帽具缨络，惟身裹毛织物，不见盛细枝口袋为异耳。1934年，柏格曼在阿德克地发见同样古冢多起注91。死者服饰形貌及埋葬方式，与我及斯坦因所见，大致相同，不再赘述。惟在墓中除草篮外，尚有木制筹箭甚多。据柏格曼云：箭在腰际，现已被盗掘的人散露于坟外。斯坦因根据死者形貌服饰，以为与《汉书》所记楼兰国人相似，而认为楼兰本地人，兼营牧畜渔猎，而度其半游牧生活。虽汉人已踏进西域，而本地人尚仍保存其原始文化，尚未改变其生活方式。至墓中死者，是否与上面所述用石器之民族有无关系？但在古坟中确未发见石器，如认为两者同一时期，实无地层上之根据。但据斯坦因在L.F.古堡附近所采拾之石器与铜器，与古坟距离甚近，其意义甚为重大。据其所述，是坟中死者与用石器之人，虽不能确定为同一时期，但暗示二者确有不可分离之关连，或前后相承，表现其生活进展之程序也。我于1934年在罗布泊L.T.地发见一故址，内有泥杯、泥纺车、束草纺豂、草编蓑衣、泥棒状物及骨器多件。由其草制物，可以表明其为游牧人所居之故址。尤其束草为纺豂，外缠毛索，与柏格曼在阿德克古墓中所掘拾束红柳枝之纺豂，外缠毛索，其用义相同。从死者可以看出生者的同一生活方式。又由其骨器中之骨具及骨刀，与L.H.所拾之玉刀及石镞，形式多相同。据此，是用石器之楼兰人与用骨器之楼兰人，以及墓中死者，似有因袭之迹，不能谓其绝无关系也。若然，是楼兰土人由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生活，到汉通西域时，其生活习惯皆为一贯之方式，表示其生活之简陋与文化之低落而已。若如日人羽田亨氏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所述，称：“住在鄯善附近地方及吐鲁番地方，依西域人骨胳，是属于伊兰人种型。经营其城郭生活，开展农工商业，而成为有意义之文化生活，自汉初直至唐代。”我不是人类学家，未尝研究其骨胳。但就生活方式言，我与斯坦因、柏格曼所发见者，与羽田亨所述适相反也。

至于楼兰人种型问题，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中，已明显表示楼兰人非雅利安人种，亦非蒙古利亚种；根据人种测量学，检查其头盖骨，是属于阿尔品种（Homo Alpinus），并与现居兴都库什山及帕米尔人民相似。在吾人尚未觅得其他新证据以前，可以赞同斯坦因之说。但为引起读者研究兴趣起见，再就楼兰人生活与服饰，略赘一词。吾人在罗布泊古坟中发见之死者，有同样情形：即无论男女皆戴尖状毡帽，足穿皮鞋是也。柏格曼由库尔哦巴（Kul-oba）古坟中出土花瓶上所绘之西提亚人（Scythian）作短靴尖顶便帽，与罗布古坟中死者装饰相似，但西提亚人帽上无羽毛饰。又明斯所著《西提亚人和希腊人》（Minns：Scythians and Greeks）一书中，图十二至十四，有许多亚洲游牧人，是戴尖顶便帽，帽上常有护耳翼，帽缨垂颔下，可以系著注92。我由柏格曼所述，联想及塞种人之习俗。据希罗多德（Herodotus）《上古史》记录中，叙述塞种民族情形颇详。第七卷第六十四节云：

巴克特里亚人赴战时，每依其习俗，执着藤弓及短枪。塞种人（Saka）即斯克泰人（Skythen）穿裤，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是名为Amyrgiol的斯克泰人（Skythen），波斯人呼之为Saka。（白鸟库吉《塞民族考》引）

又据白鸟库吉《塞民族考》载，大流士（Darius）碑文中列举各民族，有一塞种民族，为Saka Tigra Khanda。据土马显克氏（Tomaschek）解释称：Khanda是古波斯语，指用羊皮所制之高帽。Tigra是尖锐之义。合之即指“戴尖顶高帽之塞种”。游牧于药杀河之北，以迄里海北岸。

据此，是希罗多德《史记》所记塞种人之习俗，与大流士碑文中所列举之一塞种人，情形相同。以之与古楼兰人相较，其生活方式与习惯由古坟中所见者，疑同出一源。我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又梁荀济《论佛教表》云：

《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广弘明集》卷七引）

按此说不见今《汉书·西域传》，疑梁荀济别有所本。又按允姓之戎，又称姜戎，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及昭公九年传。如荀济“塞种即允姓之戎”其言为可信，则塞种人西奔，必经过楼兰、且末，沿昆仑山西徙。《水经注》曾记一传说云：

蒲昌海在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

按古蒲昌海，即今罗布泊。古时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或即涸海东部之土丘。由于地面时可检拾石器及彩陶片，或即为姜戎氏西迁时所遗留，故称姜赖之墟。若推论不误，则楼兰土人必有一部或全部为姜戎即塞种人之裔胄也。

（原载《边疆研究论丛》，1944年）

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

一、佛教之传入

佛教何时传人鄯善，史籍无考。其首见称述者，为晋释法显之《佛国记》。记云：

由敦煌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僧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此。

按据法显所记，始于弘始元年，发迹长安。弘始为后秦年号，即东晋隆安三年也（公元399年）。但据斯文赫定博士在其楼兰古址所发现之佛教遗迹，有嘉平注93、泰始年号之汉文，是在魏、晋之际，此地佛教已属殷盛，皆在法显至鄯善以前也。然则佛教究自何时始传入鄯善？欲讨论此问题，须先明佛教传播路线。试以中国僧侣往印度取经路线作证明，先以法显所经行者为例。法显由敦煌至鄯善后，复西行，到襇夷国，转于阗。襇夷据一般学者解释为即今之焉耆。如然，是由鄯善向北行，至高昌，再转西南行至于阗也。故其记中有“直进西南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之语，盖由焉耆横过大沙漠而至和田也。如由鄯善直西行，须经且末、衘弥而至和田，即北魏宋云之所经行者。到和田后，分为两路：慧景等先至竭叉国，法显经子合国南行入葱岭，到于麾国。安居已，转至竭叉国。按子合国即宋云之朱驹波国，玄奘之斫勾迦国，今莎车叶城南山谷中也。于麾国今地不详所在，疑属汉盘陀国境。宋云《求经记》称：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疑即其地，即今之蒲犁县属也。据《佛国记》：“法显至竭叉后，再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有一小国，名陀历；顺岭西南行，其道艰阻，崖岸险绝；下有水，名新头河，渡河便到乌苌国。”按此即两汉通罽宾之大道。《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云：

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渊。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

《后汉书·西域传》德若条云：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

按陀历即前、后《汉书》之悬度。若校以今地，盘陀国疑即今之塔什库尔干，汉蒲犁国地。乌裦今之乌杂特。悬度今之洪查山口。罽宾今白沙瓦。是法显由于摩国西南行，经乌杂特，过洪查山口，渡几尔几特河，西至达第斯坦，即乌苌国北境；与两《汉书》所记由子合经乌裦、难兜而至罽宾之路线相同。又竭叉国，足立喜六解为今之喀什注94。若然，是法显由子合西北行，至竭叉国，又南行至北天竺；与原文不合。故我颇疑法显之竭叉，即《汉书》之乌裦。《后汉书·西域传》德若条，唐李贤注云：“乌裦，《前书音义》云：乌音一加反，裦音直加反，合读为ND24FND250。”据此，是竭叉为乌裦之转音，疑即今之乌杂特也。且法显称“竭叉在葱岭山中，被服毡褐，不生五谷”，均与乌裦情形相同。若喀什，则在葱岭以东，即《大唐西域记》中之芉沙国。据玄奘所述，芉沙国“气候和畅，禾稼殷盛”，与法显所述竭叉国情形，迥然不同，故不能视为一地。如此，则法显路径，由子合直至竭叉，即乌裦，与慧景等合，并不取道疏勒。至北魏神龟中，宋云入印度求佛经，取道较法显略偏西。《洛阳伽蓝记》卷五录其行程记云：

神龟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驹波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西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自此以西，山路倚侧，长坂千里。……九月中旬，入钵和国。……国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结，望若玉峰。十月初，至瞝哒国，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十一月初，入波斯国境。十一月中旬，入赊弥国；渐出葱岭。十二月初，入乌场国。

据足立喜六解释：“钵盂城在小帕米尔山中。钵和城在Abipanja河沿岸。NCD2F哒国为缚襋河溪谷之强国，或名护密。”又按白鸟库吉解释：“钵和，今瓦格萨（Waxan）溪谷，NCD2F哒在巴克特里亚一带。”今据白鸟库吉所云，是宋云由汉盘陀国即今塔什库尔干，向西登葱岭，经小帕米尔，沿瓦格萨溪谷，而达NCD2F哒即巴克特里亚也。又《魏书·西域传》云：“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从莎车西南五百里至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又钵和国条云：“在襌盘陀西有二道：一道西行向NCD2F哒；一道西南趋乌苌，亦为NCD2F哒所统。”两条合并观察，是北魏时在葱岭西有二道：一道从莎车经塔什库尔干，即蒲犁，向西经瓦格萨溪谷而至巴克特里亚；一道由塔什库尔干西南行，经几尔几特河谷而达犍陀罗，即趋乌苌之路，前者为宋云所行，后者为法显所行也。以后玄奘由印度之回程，以及慧超往五天竺之回程，皆同于宋云之去程。其东面皆以莎车西之塔什库尔干，即蒲犁为起点也。皆在《汉书》所述之南道上。然《汉书》尚有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由我之推论，北道亦有二道：一由喀什沿克孜勒河至伊克斯塔木，北上达剌克岭至大宛，为北道中之北路，即大宛道也；一由伊克斯塔木西上阿赖高原，经喀喇提金，西南入苏儿格卜溪谷至巴克特里亚，为北道中之西路，即大月氏道也。是北道以疏勒西之伊克斯塔木为起点也。西域胡商多经行北道，而至塔里木盆地。故《汉书》称疏勒有列市，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是也。据此，是大月氏又为南北道总汇之地矣（参阅《西域交通路线图》）。

然则鄯善佛教，遵何路线而传入耶？欲解答此问题，应先明于阗佛教之来源如何。盖鄯善西与于阗接，同在南道上；佛教传入，由西而东，必先至于阗，再由于阗至鄯善，播及内地，此必然之形势也。但于阗佛教之传入，初有种种传说。试举《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佛教最初传入于阗故事云：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阿罗汉所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至此林中习定。王往观其容止，罗汉语王曰：“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法，建伽蓝，召僧众。”王曰：“既云大圣，为我现形，既得瞻仰，当为建立。”罗汉曰：“王建伽蓝，成功感应。”王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敬，宏扬佛教。

按此传说，又见于宋云惠生《行记》（《洛阳伽蓝记》卷五引），惟毗卢折那作毗卢旃，当为一人。又据罗克西耳所译《西藏传》，谓毗卢折那阿罗汉来于阗传佛教之时，在于阗建国以后百六十五年，即于阗王尉迟散婆跋（Vijayasambhava）治世之第五年也注95。据羽溪了谛氏考证，称于阗建国，由《西藏传》及玄奘所传，当为阿育王时代，即公元前242年顷。此云建国后百六十五年，则佛教传入于阗，当为公元前74年之际。来传教之高僧，即毗卢折那。又据阿育王石碑及善见律所述，阿育王即位之第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间（公元前259—258年），曾遣派僧侣至四方传播佛教；入迦湿弥罗及犍陀罗者，为末阐提（Madhyantika，并引见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41—43页）。如上所述，是在公元前一世纪顷，于阗即有佛教。此时当前汉昭、宣之际，西域内属，交通大开，中国汉朝与罽宾交涉，自武帝以至元、成间，往来不绝。迦湿弥罗即今之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在罽宾之东南，同在汉通西域之南道上，盖由巴达克山经扬伽（Jangam）南下，越大雪山（Hindu-kush）而达克什米尔，其起点皆自莎车西之塔什库尔干也。于阗在莎车之东，亦在南道上，为汉通罽宾所必经之地。罽宾既与中国有交通，伽湿弥罗较罽宾为近，则由克什米尔到于阗，极为可能（参阅《西域交通路线图》南道线）。由此以言，则在公元前迦湿弥罗人，遵南道来于阗传教，非不可能之事也。但吾人细检中西载记，有足供吾人注意者，即《西藏传》称于阗最初建立之寺院，为赞摩寺。以后七代之间，绝未再建一伽蓝。据此，是前汉昭、宣以后，二百余年之间，于阗王皆无传播佛教之事。又据挪威科诺夫（Konow）著《东伊兰语考》称：“据《西藏传》首来于阗传佛教之毗卢旃，即毗卢折那；适当于阗王尉迟散婆跋时代。散婆跋即《汉书·西域传》之于阗将反莎车自立之休莫霸。”（方壮猷译文，见女师大《季刊》）按休莫霸约当汉明帝永平时，即公元58—75年；距毗卢折那入于阗之岁，相差一百三十余年。故由年代之考证，与《西藏传》显有出入。又据《汉书·班超传》，当汉明帝至和帝时，班超均在西域。称于阗国俗信巫，并有遣使向汉使求马祭神之事。时虽休莫霸已死，广德嗣位，但相距亦不甚久。又《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条，曾记鼠壤坟故事，称：

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至鼠坟侧。……其马鞍、人服、弓弦、甲瞜、带系，鼠皆啮断。兵寇既临，面缚受辱。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祭祀，以求福祐。或衣服弓矢，或香华肴膳，亦既输诚，多蒙福利。

按此故事虽无稽，但匈奴伐于阗，据《后汉书·西域传》记，实有其事。莎车国条云：“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阗，广德乞降，以太子为质。”时后汉章帝元和间也（公元84—86年）。今以两书所记合并观察，必同记一事。但可注意者：瞿萨旦那王建祠设祭，祭以弓矢肴膳之事，此皆非佛教所宜有。综上诸例证，是自前汉昭、宣以后，至后汉章帝之末（公元前74—公元88年），于阗无流行佛教之事。又在此期间，汉朝势力扩展至西域，使臣来往，不绝于途。虽中间有一时期，政治上与西域断绝关系，而交通大道并未废弛。然汉朝之使西域者，从无一人提及佛教事。和帝以后，西域复内属，班超父子驻屯西域时间最久，而甘英且西至波斯海湾，亦无一语道及。则后汉明帝至安帝之初，佛教在西域为一般人所漠视，从可知矣。虽鱼豢《魏略》有“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之记载；然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所云。其对佛教观念之不明确，由此可知。《后汉书·西域传》亦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天竺，问佛道法”；但范蔚宗首称“世传”，结论谓“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是明明暗示中国佛教之流行，始于桓帝以后也。故其《西域传赞论》云：

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意未译，而但神明之耶。

是当时以佛教列于鬼神之俦，僧侣比于方士之林，未尝认为特立之宗教，并含有高深之哲理；由蔚宗所云，概可知也。内地之情形既如此，则西域情形当亦相类。据此以言，则玄奘所记，西藏所传：毗卢旃始到于阗传佛教之事，无论其年代如何，然皆为一种传说。即令有一、二外方僧侣，寄居于阗，信奉佛教，并未足以改变其风俗，影响于社会，而为于阗国人所崇奉，则可断言也。鄯善与于阗相接，于阗既如此，则鄯善亦可知矣。

然则于阗及鄯善国人自何时始信奉佛教；我按佛教传播历史，疑自贵霜王朝之迦腻色迦王始也。按《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郤攻灭四翎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卻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

据羽溪了谛《大月氏诸王之年代表》称：丘就NB42F即位于公元40年，在位三十五年。阎膏珍即位于公元75年，在位二十余年，约当后汉光武建武十六年，至和帝永元七年。据史书所记，在光武及明、章两帝时，匈奴国势尚强，尝控驭西域诸国。及和帝之初，窦宪破匈奴，匈奴远遁，而西域诸国又为汉朝所有。在班超为西域都护时，势力扩展至葱岭迄于县度（《后汉书·班超传》）。由是言之，在和帝以前，大月氏势力东迄罽宾而止，并未及葱岭以东也。丘就NB42F时代，据其货币，尝刻佛像于其上。又记有Sachad harmathida等字，译言正法之保护者（《西域之佛教》第100页，引堪林干氏语）。则丘就NB42F确为佛教徒，疑此时或安息高附，罽宾之佛教，由丘就NB42F时传入。但并不传播至葱岭以东，阎膏珍货币，刻湿婆神像，根本非佛教徒，更无传播佛教事。故我疑汉和帝以前，西域人不奉佛教，盖以此也。及安帝以后，朝威稍减，虽延光中一度恢复，但势力不能遍及西域。而当时贵霜王朝之势力，则反是。盖自迦腻色迦王继位以后，声威远播，影响达到葱岭以东。《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条云：

闻诸先志曰，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

此说与《后汉书·西域传》疏勒条称“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支，月支王亲爱之”之语，隐相符合，必同记一事。时安帝元初中也。下文又云：

月支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磐，又畏惮月氏，即共……迎臣磐，立为王。……后莎车亦叛于阗，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阗为敌国焉。

据上所述，如月氏王，即为迦腻色迦王。则此时塔里木盆地，疏勒、莎车皆为其影响所及，且东及于阗、龟兹也。佛教之隆兴，始于迦腻色迦王。在此以前，虽有阿育王传播佛教之事，而兵威不及，未能推动远播。迦腻色迦王袭祖父之余荫，拥有庞大之领土，兵马强盛，国内殷富。而公元前希腊之文明，与印度之文明，移植于阿姆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者，孕育滋长，至此时亦已成熟，故当迦腻色迦王时，名贤辈出。若乾陀罗国、迦湿弥罗国，已成为佛教文化之中心。而迦腻色迦王，复笃信佛教，宏扬佛法。在内为第四次佛教之大集结，赞研佛理。佛教中有名之《大毗婆沙论》，即于此时纂成。对外，则派遣僧侣赴四方，推行佛教。班勇在西域时，当已悉闻其事，故称“身毒奉浮屠道，不杀伐，因以成俗”。身毒，《史记索隐》音乾笃，即乾陀罗之转音也。据此，是迦腻色迦王之影响，已及于塔里木盆地，则其佛教之传播，亦必随之推进于塔里木盆地也。在安帝元初时，疏勒、莎车，既已为其影响所及，则与疏勒、莎车为邻之诸国，即北道上之龟兹，南道上之于阗，次当受其影响，当可比推而知也。而汉朝自顺帝阳嘉以后至永和间，内困于羌乱，无暇顾及西域。《后汉书·西域传》亦称：

阳嘉以后，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阗所没，曾莫惩辜。

据此，则月氏影响，由疏勒、莎车以入于阗，必在是时。而佛教之传入，亦当于其时矣，时公元132—152年也。鄯善与于阗国境相接，《后汉书·西域传》称贤死之后，诸国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卢、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统。是在明帝永平时，鄯善疆域，西包精绝，与于阗东之渠勒接界，疑以今之克里雅河为分界地也。又斯坦因氏在尼雅古址中发见大量芉卢文文书，据斯坦因解释，此项文书，多属于各种公文和命令及地方官之报告，以及书函、账簿、护照、申诉书之类。其国王敕令所用称号及年代，完全为印度式。与公元1世纪统治印度极西北边阿富汗一带贵霜朝诸王之官称，异常符合。其中人名，并显示与贵霜朝之关系（《西域考古记》第63—66页）。按尼雅遗址，斯坦因根据文书中地名，以为此遗址，即汉之精绝国地。又云，曾在其地发见许多古钱，皆为后汉之物。按据《后汉书》精绝在后汉明帝时，已为鄯善所并。斯坦因氏同时又发见一中式封泥，上刻篆文“鄯国都尉”四字，则此地此时已属鄯善可知。据此，是公元1世纪至2世纪之间，贵霜王朝的影响已由于阗东渐，而及于尼雅，即鄯善之西界。斯坦因氏又于安得悦遗址中，亦发见少许芉卢文字之木牍。安得悦在尼雅之东，《大唐西域记》所称睹货逻故国地。然用芉卢文字时，亦即大月氏最盛时也。斯坦因氏又于1906年，在罗布泊之南岸，密远遗址中，发见一彩幡，上书芉卢文字，与尼雅遗址中之木版，及羊皮上所写之文书相似。又于一寺院护墙壁上，绘画两尊人像，旁书芉卢文字，同印度语，由此可证明此寺院及壁画，为公元后初几世纪之遗物。按密远为鄯善之伊循城，我已为证明。今于此地亦发见芉卢文字，及佛教寺院，则贵霜王朝影响，由鄯善西边，即尼雅，向东渐及鄯善王国都也。斯坦因氏又于楼兰遗址中，发见木版，及绢上所书之芉卢文字，由拉普孙（Rapson）教授研究考出，有Kroraina一词，皆可表示与尼雅为同一时期之物。不过楼兰有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年号之木简，为公元后第三世纪之遗物。由此言之，是贵霜王朝影响之东渐，与佛教之传播，始于公元后第2世纪之中期，至第4世纪之初期，亘二百余年矣。据此，是鄯善佛教非得之迦湿弥罗，而为由大月氏人所传入，似可肯定，时月氏势力北达里海、地中海，南及印度，居葱岭南北两路之中枢。月氏人之东来，亦必遵南北两路而入，可以推知。则安息人、康居人、印度人，随月氏路线东来，亦属可信。而最初来中国译《佛经》之安清，为安息国人。支谶为月氏国人，亦可为证。

二、西方文化之输入

关于佛教之传播，已如上述。则随佛教输入之文化，亦必因之增长。但关于西域文明，主要由本地固有文化以及汉文化与印度、波斯、罗马、希腊文化参合而成者。在罗布区域，此例尤为显明。乃近一般人多谓西域佛教文明，完全属于由印度、希腊混合之犍陀罗艺术系统，而忽略其他。我颇不谓然。今就罗布泊及尼雅所发见之遗物，概略言之：

1.文具类

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中，所发见之芉卢文木牍及函封甚多。其芉卢文为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印度西北部，及阿富汗一带之古文字。换言之，即贵霜王朝在其领地内所通用之文字。因贵霜王势力东渐，故其文字亦随之而东行。上文已略述及，但其书记制度，则颇可注意。据《史记》、《汉书》所述，安息等国之文字，皆“画革旁行为书记”（《汉书》作书革，今从《史记》）。据此，是葱岭西域诸国，以皮质为书写之资料也。斯坦因在尼雅遗址破屋中，发见芉卢文体之羊皮书（《西域考古记》第42页）显然尚保持葱岭以西原来式样。但大多数文字，均书于木牍上。其木牍之形式，及函封之状况（同书第三八、三九、四四各图），毫无疑问，来自内地。自汉武开边以后，即流传于西域也。其作函封之封泥，一方为中文篆书，同时又有数方作西方图像（同书第四四图）。据斯坦因氏解释，一方为雅典娜之像（Pallas Athene）,执盾与雷电。又一方作希腊神像，如或立或坐之伊洛斯（Eros）、赫拉克里斯（Heracles）及其他之雅典娜，皆与希腊或罗马作品风格极相似。按以雅典娜神像作装饰，刻于玛瑙及铜戒子上，在库车、和田沙漠中，不少发见，皆为西方文物之输入品，毫不足怪。惟以此神像印于中国式函封之封泥上，则颇有意义。盖表示内地之函封制度，早已通行于鄯善及和田。及贵霜王朝影响东渐，遂构成中西混合之现象。但西方之羊皮书，除斯坦因在尼雅发见少数外，余均不见矣。斯坦因氏又于楼兰遗址之垃圾堆中，发见在木版纸片以及绢上之芉卢文书。又有一残纸片书写窣利语文（Sogdian，同书第98页）。芉卢文书，已如上述，窣利语文，据斯坦因解释为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撒马尔罕、布哈拉一带，即古康居国地也。由此可证明在公元后之康居国人，贸易东来，亦习用中国公元后所使用之纸，书写文字。与月氏人以绢及纸，书写芉卢文字，皆表见对于汉文明，不惟无排斥之意，且尽量吸收也。能说汉文明不影响于西域乎？其次关于楼兰织品亦饶中西混合之趣味。

2.织品

斯坦因氏1907年，在楼兰古墓中，发见织品残片。据其所摹印之一部分，一为丝织品，花纹作云气奔兽之状，并有“韩仁绣宜子孙”题识，与云气奔兽相间杂（同书第六四图A）。由其风格与技术上之观察，完全为中国传统作风，吾人以之与战国铜器中之狩猎纹样比较，几无二致。其有角兽，与中国铜器中所称为夔龙者，似有因袭之迹。其边缘之三角纹，为战国至秦、汉铜器上普遍之图案，汉石刻上应用尤广，其为中国所固有无疑。不特其题识与中国漆器及砖刻上题识，用意相同，而为中国之传统习俗也。虽关于铜器上之狩猎纹，吾人尝推论与西伯利亚及高加索出品多相类似，疑其由早期之斯克泰人介绍至中国者。但至中国后，加以改造运用，故至秦、汉时，又变为中国艺术中之主要题材矣。其他一块，为毛织品之地毯残片，两边缘作希腊、罗马式之图案，中有翼马，左右对称（同书第六四图B）。据斯坦因解释有翼马，为汉代雕刻中所常见者，故称此为中西混合作品。但我则以此出于波斯萨珊朝之作品也。盖当公元3世纪之初期（公元227年）约当中国三国时（即魏明帝太和元年），安息王国为阿尔达西尔（Ardoshir）所灭，建立波斯萨珊王朝，势力西达地中海，北包美索不达米亚，与东罗马帝国为邻。故其艺术，实含有古代亚述及波斯之因素。又因安息而承继希腊、罗马式艺术系统。凭其艺术天才，而创造萨珊朝之新兴式样。以翼兽为题材中心之作风，为萨珊朝艺术之特点。故萨珊王朝之建筑雕刻及织物文样等等，皆称工巧。而狩猎纹尤为所常用者。其后又由波斯西传至东罗马，为拜占庭艺术基础。又东传至新疆及我国内地。时楼兰遗址，于魏黄初间恢复繁荣后，东西交通再开辟。直至公元403年后凉为苻秦所灭，此地遂被放弃。但在放弃之前，又正值萨珊王朝强盛，势力向东西发展之时，则萨珊朝之毛织物东入中国内地及楼兰，为极可能之事也。在此以前，中国雕刻上虽已有翼兽作品，如河南宗资墓，四川雅州高颐阙，皆有翼兽，为墓前之饰物，但皆在后汉之末季，手法拙劣，线条不匀。及萧梁墓前之翼兽，姿势雄俊，线纹匀称，但近来一般学者均以为出于波斯作风。中国人称石翼兽为“天禄辟邪”，“辟邪”为Parthia之对音，即波斯安息朝之本名，因其艺匠来自波斯，故举以为名也。在秦、汉以前，中国艺术无有以翼兽为雕刻题材者，可证翼兽为受外来影响，非中国所固有也。斯坦因氏又同时发见一毛织物，据云，上有赫密士（Hermes）头部残片，则完全出于希腊、罗马作风矣。以上各件，据斯坦因所述，均出于距楼兰遗址6.5公里左右之古墓中，同时尚有带花纹之铜镜、木制兵器模型、家具、木版及纸上所书之汉文字等等（同书第108页及六五图）。今据其各殉葬物品观之，如铜镜及汉文书，本为中国所固有，以及有汉文题识之丝织品，与上述各件同时并出于一墓中，楼兰文化之中西混交状态，不难由此窥其大略也。

3.建筑及雕饰

在楼兰强烈风蚀之下，当然无完整建筑物供吾人研究之资料。但自斯坦因氏、斯文赫定氏，由考古上所发见之残余物件，由雕刻纹样上风格，亦不难窥见艺术之一二。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密远古废寺院遗址中，发见隐埋墙中柱子，柱头作旋云对称式。据斯坦因称，谓有百泄波里城（Persepolitan）作风。又在柱旁墙壁龛中，有几件泥塑佛头及残坐像，其头部雕刻及衣褶之配置，完全同于希腊式。同时在坐像底部，发见用婆罗谜文字体写梵文贝叶书（同书第83页，又第五一图）。据斯坦因作年代观察，最后不能出公元4世纪。其他有木雕各种之装饰品，其艺术上之风格，几全为罗马、希腊式艺术系统，又参杂波斯固有之风格，由月氏人或波斯人，输入至新疆，再进而至内地者也。试举数例以明其然。一为卷草纹。日本人称为忍冬唐草。斯坦因氏于1906年冬，在楼兰遗址一小佛寺中，发见若干木刻残片，有一件为浮雕连续不断之卷草纹，由中间之连环发卷，左右对称，其三叶花，适填满其空际，下部边缘略隆起，刻斜纹方格，两端作直角锐角形，似为四方镶边之一边（同书第101页第六二图9）。按斯文赫定氏于1900年，在楼兰遗址，亦发见同样之木雕卷草作风，及边缘隆起之刻纹，完全与斯坦因相同。惟为直行连续回旋，不作左右对卷为异耳（柏格曼《楼兰》图版一、第一图）注96。后柏格曼根据斯坦因及赫定所获遗物，由其两端之薄梢，绘镶边全形于《楼兰》著述中（同书第80页插图一），并谓此乃由科伊（Koi）所得犍陀罗石浮雕所摹来。按卷草纹样原出于希腊，以三瓣为中心，屈折回环，变化无穷。后由希腊传至东罗马及伊朗，故在波斯、罗马艺术中，亦尝引用为装饰纹样之主干。在中国西汉，自汉武通西域后，亦随葡萄纹样同时输入中国。例如汉代铜镜背面，间有雕镂卷草纹样，杂以异兽者。又我于1941年春在陕西城固汉墓中发见之铜盘，边亦作卷草纹。是在佛教入中国以前，中国艺术上，即已有与希腊式类似之卷草纹样，不必借助于犍陀罗之浮雕也。及至佛教传入，卷草纹又运用于佛教艺术中，例如北魏时之若干石造像，多用连续不断之卷草纹作图案，又如云岗石窟中部诸窟，如第二窟、第四窟、第六窟，均有卷草纹之装饰图案，而第六窟之卷草连续中间，且饰以走兽。为唐碑碑侧图样之先河。及至隋、唐以后又遍用于一切石刻及绘画中矣。然最初则疑为罗马人或波斯人所传来者也。楼兰之木刻，其情形谅亦相同。其次为连环纹，及八瓣花纹。斯坦因又在上述之小寺院中，发见之小木雕中，有作连续之环状，中填八瓣花，花以八瓣共一蕊为一朵，填入环中，环与环间用索缠结，成一垂直平行线。又二分其花，填环间之空隙，分配颇为匀称，其一端又有斜十字纹样，有二分其花填于空际。斯坦因谓此为横墙上之装饰物，装饰于门楣较低处（《西域考古记》第101页第六二图）。斯文赫定氏在楼兰遗址中亦发见同样之木雕（见柏格曼《楼兰》PL.11）。柏格曼氏合并各件，摹拟原形，插于原书第83页第四图。据其解释，谓与斯坦因在尼雅故墟中所发见之彩画卷形花纹，极为类似。在犍陀罗美术中，更可得类似之物品。例如南俄罗斯里萨诺夫加（Ryzhanovka）斯克泰人墓中之金链，及克里米亚（Crimea）之金项链，均有与佛教雕刻之基本花纹相同者（同上由柏格曼《楼兰》第81页附注三转引），斯坦因在其报告中，则以“希腊式作风”一语概括言之。但我尝以之推比中国初期之佛教艺术，实鲜其例。云岗中部石窟中，亦有连续之环圈，作横条之装饰画，如第二窟、第五窟、第六窟皆然。自其环与环相连结之点言，意匠颇与楼兰之连环纹相近。惟其引用之题材，则各有主题，云岗石窟之连环纹，完全由卷草纹组织而成环状。环中由卷草之三叶填满，惟有繁简之别，如第五窟、第六窟，较第二窟为简是也。但其环与环之组织法，均由两端曲结向内卷，环与叶不可分离则一也注97。至于楼兰之连环纹，是以每一环为单位，中填八瓣花，其作风与题材，根本与云岗不同。盖楼兰连环纹，是由于连环及八瓣花两种题材混合组织而成。例如斯坦因又同时在楼兰发见一方木版，作莲花瓣，疑为房屋上之天花板，是环与花为两种题材，经过楼兰匠人之分合运用，可以确知也。至于论到两种题材之来源，为吾人最感兴趣之问题。有人以八瓣花解作莲花，实不然。莲花出自印度，但希腊有一种水草叶与莲花近似。及佛教北传至犍陀罗、大夏及安息后，又与希腊之水草叶混合，而成“印度、希腊式”之莲花瓣纹。但在初期佛教艺术中，八瓣花与莲花各自分别引用。例如楼兰木刻中，连环内之八瓣花与方形天花板之莲瓣纹，及尼雅所发见木雕椅上所刻莲瓣纹（《西域考古记》第四十一图），皆各自为题材。其作风各别，虽有时两种同在一物上，如尼雅故址中之木雕托架梁，一端雕四瓣莲花，一端于四瓣莲花之中心，又生八瓣花（同书第四十三图）。但其两种混合之迹，至为显明，盖莲瓣作四瓣散开，上端尖锐，中部洼入，双层，确表示印度式之莲花形。天花板上者，虽叶片较多，而上端亦尖锐，与木雕椅所刻作风相同，故我名此为“莲瓣纹”，出于印度之莲花。至八瓣花为椭圆形，上不尖锐，由八瓣合组而成圆形，瓣与瓣紧接，而不散开，我名此为“八瓣花”，颇类似蔷薇花，中国旧时称为宝相花。出于伊朗，在伊朗艺术中，应用颇广，尤其在宫殿建筑上甚见引用。传至新疆，除木刻外，又应用方砖上。如焉耆、吐鲁番古寺庙中铺地方砖，甚多具此花纹，瓣作椭圆形。又传至内地，铺地之方砖，其纹亦同。例如敦煌千佛洞中其地多铺八瓣花之方砖可证。惟北魏石造像台座间有作四片之花瓣耳。设我所论不误，连环中之八瓣花，出于伊朗式之佛教美术，益可信也。至于连环纹之来源，我颇疑为受斯克泰人艺术之影响。例如赫定氏在楼兰所拾遗物中，有一四环相连之残铜件（《楼兰》图版四十四），及一铜质平扣，在宽边缘中，满布乳点十二粒（同书图版四十五）。关于此类铜器，又发见于内蒙长城一带，及西伯利亚南部，与俄罗斯南部，均认为与斯克泰人，或鄂都克铜器艺术有关。完整之铜连环，虽无发见，但赫定氏又在楼兰遗址中，发见一铁连环（同书图版十六第八图），作二环相连，虽已残缺，但由其环与环之结合作风，与斯坦因在楼兰所得之木雕连环纹作风相同。因此我疑木刻上连环纹，系受金属连环之影响而来，此铁连环与铜轮状物及铜扣，皆同出一地，上件既与斯克泰或鄂都克有关，则此件当亦同例，而受斯克泰艺术之影响者。据此，是横梁上八瓣花纹及连环纹，一出“伊朗式”，一出与伊朗艺术有关之“斯克泰式”，由两种题材混合而成者。吾人须知斯克泰人之艺术，在伊朗艺术中，如铜器及建筑雕刻上，时占重要地位。且帕提亚人即安息人，原居里海东南，与斯克泰人有亲属之关系，当然对于固有艺术，不能遗忘。波斯萨珊王朝，又继承帕提亚，西与东罗马为邻。希腊艺术，早已由东罗马输入波斯，故波斯人得因沿旧有，参酌新知，而造成伊朗式之特有作风。东传至楼兰，而为楼兰艺术家所采用也。其次为异兽纹。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尼雅遗址破屋中，发见若干木雕托架梁，在架梁上左右两部雕奔兽相向，中雕一花瓶，花草生出，分披左右（《西域考古记》第四十三图）。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中，亦发见若干残木雕，据柏格曼氏《楼兰》图版二，中作花瓶，生出卷草，分披左右，与尼雅托梁所雕两兽中间之花瓶形式相同。惟尼雅所出，系浮雕于木梁上，楼兰所出，为透雕于方形镶版上为异耳。据柏格曼解释，谓此种纹样，与印度及犍陀罗浮雕上之莲花盆，极为类似。又引弗彻尔（Foucher）说，或与“佛陀诞生图”有连带关系（柏格曼：《楼兰》第84页）。又赫定氏，同时发见木透雕镶版，为一动物像之残部后腿之弯曲状，及头部之啮腿状，尚可窥见（见同书摹图二）。又斯坦因在楼兰遗址亦得残镶版四片，作同样雕纹。如此则啮腿动物之镶版，当不止一个，同时必另有一个啮腿动物镶版，向花瓶左右相对。如此则必与上引尼雅发见二兽向花瓶对驰之托梁同一组织法也。按以动物作中心题材之装饰画，尤其如奔兽啮腿等纹样，在犍陀罗美术中不常见，而在伊朗美术中则为习见之品。尤其在俄罗斯南部及高加索出土之斯克泰铜器用翼兽作装饰纹样者，为例甚多。在中国战国以后铜器，尤其狩猎纹铜器，亦常用以为镂刻之主要题材。故此种作风，决非“印度式”，亦非“希腊式”，而为“伊朗式”。在上文及走兽纹毛织品中，已详为叙述矣。但中间又加入类似“佛陀诞生图”之花草瓶，此种题材，据柏格曼及弗彻尔所论述，或系出于印度。今此两种不同来源之纹饰，同见于一木雕上，显示印度与波斯艺术上之混合性，实可玩味之问题也。及传至中国，则又变其形态矣。例如北魏正光六年（公元525年），曹望襍造像上层左右刻两狮子相对，狮子作张牙舞爪状，中间刻一“佛陀诞生图”。佛陀立莲花盆中，头顶汉代最通行之“博山炉式”，两旁以朱雀及莲瓣补空隙。又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比丘惠隽造弥勒像，设计与此相同。惟“诞生图”两旁加比丘像为异耳。又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五百人造像”，中间所刻之“诞生图”，略异于曹望襍，“博山炉”易以佛塔状之花瓶，瓶下柱作莲花，以莲盘承之。下有两人像，分背而立，无莲盆。两旁狮子，仍作张牙舞爪状，与曹望襍造像同。狮子上面刻两僧像。一题“禅师慧训供养佛时”，一题“邑师慧刚供养佛时”。据上所述，由其组织方法，或皆脱胎于所谓“佛陀诞生图”者。但曹望襍造像，佛顶博山炉，两旁缀以朱雀，显然以之代替中间之花瓶，及分披左右之花草。“博山炉”及“朱雀”，为中国固有之艺术题材。今与印度之莲盆，合组为一图像。中国、印度艺术之混合性，可以充分表露。而佛家庄严光明之情态，亦由此可见矣。至“五百人造像”中间之花瓶形式，与我在吐鲁番木头沟所采壁画中之花瓶相同。惟吐鲁番花瓶，分披花草，“五百人造像”无花草，另加中国式华盖为异耳。此又一混合之方式也。总之东方艺术，以中国、印度、伊朗为三大中心区。自佛教产生后，东传至中国，即与中国艺术混合。西传至伊朗，又与波斯艺术混合。而希腊、罗马之艺术，亦同时渗入。新疆适居中央，楼兰又当中西要冲，为各方艺术所交凑丛集之地。所谓“中国式”、“伊朗式”“希腊罗马式”不难于楼兰遗物中找到它们的来源。

4.壁画

壁画为佛教美术中之主要题材，今在此篇仅为楼兰壁画中与文化之来源有关者，概略述之。斯坦因氏于1906年，在密远废院中发见从不经见之壁画数处，可为佛教美术来源之说明，特为举出，加以推论。

一为着翼天使。据斯坦因报告，一在小圆拱塔内部，距地面1.2米左右之护墙壁上，一在塔旁过道墙上，距前地约66米左右。又在一圆屋形过道墙壁上，又绘有带西方色彩之俗人。据斯坦因解释，“谓有翼天使，是‘犍陀罗派’‘希腊式’佛教雕刻中，从有翼的爱罗神（Eror）抄袭而来。用以代表佛教中印度之传说。普通称此为犍达婆（Gandharvas）像，一称为‘飞天’，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西部寺院中亦所常见。”注98按据斯坦因发见天使之位置，或在墙之下部护墙壁上，或在过道中与供养人像同位置，是与佛教中位置飞天之习惯不同。盖普通飞天，均在佛像后面背光上，作飞舞翱翔姿态，手中或承日月、宝珠，或持乐器，均不见有翼。何如印度Aianta第十七洞，及Elura第六洞，均作婴儿状，不着翼，可证也（见《云岗石窟所表见之北魏建筑》插图三十七）。再如中国之云岗、龙门石窟寺所刻之“飞天”，无一着翼者。是着翼人像，为另一来源，与印度佛教中之飞天，毫无关系。且此处天使像皆作半身像，置于墙壁之不紧要处，明显以之作装饰画，并非如佛家所述善财天像之重要也。至于着翼人之来源，据斯坦因解释，谓：“由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罗神变化而来。”又云：“在基督教兴起以前，西亚一切宗教系统中，以天使为天上有翼之使者，故护墙壁上之有翼使者，或系受古基督教派中天使之暗示，发生亲属关系。”（《西域考古记》第85页）我对于斯坦因见解，在未获其他证据以前，不敢有所可否。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引中国有翼人像以作参考。例如《武梁祠石室画像》中刻许多有翼人像，翼着腰际下身作卷云式，或不露足。又有画古帝王像，手执规矩，而两胁着翼者，相传为中国远古帝王伏羲、女娲神像。武梁祠虽建于后汉，但其所描写之题材，必因沿于古代神话或传说，则可断言。此其一。又战国式铜器中，如“狩猎纹壶”亦有作有翼人像者。例如“蟠螭纹画像壶”，其纹样皆作人与兽抟斗之状。人或持盾矛，或持弓矢。兽像或作斑鹿及野牛之状，姿态生动飞跃。惟人像皆折腰，挂弓剑，小袖衣，长筒皮靴。间有胁间附翼者，亦有作鸟兽身首者（《战国式铜器》图版九二）。吾人由其人像姿态与服饰，充分表现其为游牧民族之情状，或出于古之斯克泰人。而人皆折腰或着翼，又为伊朗艺术中受希腊艺术之激荡而成者。后由斯克泰人传至中国，又与中国传统之蟠螭纹混合，造成中国战国式之艺术也。但吾人所应注意者，即“斯克泰式”铜器中之着翼人，与汉武梁祠中之着翼人，是否同出一源，而与希腊、罗马神话中之“爱罗神”，及西亚古宗教中之“天使”，是否有因倚，或亲属之关系，均为吾人所不可忽视之问题。然此问题，过于繁难，详为解答，请留以俟之异日。吾人总觉伊朗艺术中，尤其波斯萨珊王朝之艺术，每喜以怪异动物作题材，如上文所举之毛织品、木雕刻，皆可为例。斯坦因亦于密远废寺中发见半狮半鹰之壁画（Serindia L Fis 133），皆以为属于“伊朗式”作风。故我谓此有翼人像，亦与同例。

其次为佛本身故事画。斯坦因氏在同地圆屋形佛寺，西边弓形弄道入口处，发见墙壁下层之护墙版上，绘一连续不断成山谷状之宽条花带。据斯坦因所述，第一持花带之青年菩提像，戴“佛里家”（Phrygian）帽，显然模仿波斯之太阳神（Mithra）神像。又当中空处，交互绘男女头部及半身像。其中女像盛饰香花，手挈酒樽酒杯，亦有弹琵琶者。据斯坦因解释，女像在“希腊式”面容中，杂有地中海东部（Levantine）或赛卡兴（Circassian）式的美。其首饰又表示近东或伊朗风味。其他青年男半身像，据斯坦因解释，头部姿势，十分像罗马人，右手高举，左手屈指不一，类似希腊、罗马人作猜拳游戏。其他半身像，浓髯、厚发，衣饰富丽，当然描写从北方，或东方来之蛮族。又与此风度相反者，在花带中间，绘一印度王子半身像。珍宝装饰全身，颇为华丽，面貌清洁，眼膜半垂，表示柔和情态，头戴峰峦形头巾，显为“希腊式”佛教美术雕刻中，表示乔达摩王子未成佛前形式。又在东南面残余墙壁上，绘皮珊多罗王子（Prince Vessnatara）本生故事行列。从进门左方起，绘王子出宫门像，至以白象送给四婆罗门为止。又在白象膈窝上，发现一段芉卢文题记，经研究为画家Tita名字，及所得报酬数目。据斯坦因所述，Tita名词，在公元初几世纪，通行于罗马东陲，当时一位装饰画家亦取此名（《西域考古记》第83—89页，插图五四、五六、五七）。据上所述，由其人像作风及题词，是此壁画完全出于波斯西部，或东罗马一派艺术家之手，已勿庸吾人多言。自其白象膈窝中之题识观之，显然与修建密远寺院之工程师及画师有关系。疑当时或有安息人，或东罗马人东来，传播佛教，或表现其艺术，因题东罗马画师之名，证明壁画模仿之所自出也。吾人又检查古籍记载，《汉书·西域传》称“安息以黎竬善眩人献于汉”。黎竬（Reken）即指今叙里亚地，后汉时属于东罗马，中国史书称之为大秦。善眩，即幻术也。又孝堂山石室所刻幻人形状，皆作西方人姿态，或即描写黎竬之幻人。由大眉眼之表情，与壁画上持花带人像略同。《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黎竬县，据颜师古注，因居黎竬人而得名。是汉时东罗马人来汉者必多。至安息与中国交往最早，最初来中国传译佛教经典者，为安息人。如后汉桓帝时之安世高、安玄，是其例也。罗布泊居西域交通之咽喉，凡由西东来者，必过此地。则伊朗人或罗马人来中国之艺术家及传教士，因即逗留楼兰，表现其巧妙之艺术手腕，极为可能也。据此，则此一带寺院之壁画，或即为波斯人或罗马人所作。最少其作风亦必模仿伊朗或罗马也。

综上所述，是佛教最初传入新疆及我国内地者，为月氏人及安息人。而佛教文明，由上所述，亦以受波斯或月氏人之影响为最多。月氏、安息均临妫水，即阿姆河。故中国内地及新疆之佛教文明最初确遵妫水大路而来。即上述西域交通大道之北道中路，或南道之北路。所谓月氏道者是也。及逾葱岭，又分两支传播，一支至库车、焉耆、吐鲁番，一支至和田、且末、鄯善。路虽有二，而佛教文明之来源则一也。至印度河文明之流入，疑起于东晋以后。中国僧侣直至印度求经，而印度僧侣亦频东来。“犍陀罗派”艺术，从是流入。由以上所述及新疆其他之佛教遗物，可以证明也。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伊犁为历来游牧民族活动之地，首先见于《汉书》者，有塞人及大月氏人，均以伊犁为驻足点。接踵而至者，则有匈奴人及乌孙人。乌孙人活动时期较长，与汉朝关系亦较密切，然其史迹被发现者甚少，乌孙赤谷城至今还是一个哑谜。稍后者为突厥人、契丹人及蒙古人。尤其是西突厥的贺鲁部及突骑施部，在7、8世纪前后约当唐代，在此地活动频繁。据《新唐书·贺鲁传》所载，其东方建牙之地是在伊犁河边，但其真确地点，言人人殊。以后至蒙古察合台汗国时，伊犁——即阿力麻里，始终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然其建庭之所，清代学人专门研究西北史地卓有成绩者，如徐松等，曾亲履其地，已感“陵谷变迁，莫知其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重视文物工作，对于自治区北疆尤为注意。195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于南疆工作完后，又到伊犁作了专门调查。发现古城和遗址多处，北疆考古序幕从此揭开了。在多座古城中，尤其以吐鲁番吁子古城、霍城阿力麻里古城、绥定磨河古城、察布查尔海努克古城的发现颇为重要。我在1960年已将这几座古城的情况作了介绍注99，但未作进一步研究，今根据实地考查所得，结合文献，除吐鲁番吁子旧城拟另文论述外，现以阿力麻里古城为中心，探讨其地理位置及历史关系，其他二城亦并涉及。兹述说如下。

一、阿力麻里古城位置

近人对于阿力麻里古城位置每多臆测，或不知其所在。我们为了正确了解这个古城的位置，拟援引长春真人的游行记，结合遗迹遗物作一阐明。先引《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说明：长春以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西行，1222年东返，去来均经过阿力麻里古城，所记必较真实。其述过塔勒奇山峡到阿力麻里一节云：“……又五日宿阴山北，诘朝南行，长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又无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按《西游录》作周围七、八十里注100）。沿池正南下，左右峰峦峭拔，松桦阴森……众流入峡，奔腾汹涌，曲折弯环，可六七十里。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薄暮宿峡中。翌日方出，入东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气似春，稍有桑枣。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注101综观长春旅程，自入峡至出峡，与现行公路大致相同（图一）。阴山北麓宿地，可能即今之五台。现由五台到三台海边61公里，公路较曲，故里程较长春为多。由三台到新二台33公里，若由松树头到新二台约23公里，疑长春沟中宿地或在新二台南10公里地。以上大家解释均同。所不同者，在出峡后向何方走。《新疆图志·道路志》认为现由芦草沟南行到塔勒奇城约六七十里，与长春次及一程之说相合，因而塔勒奇城北之磨河旧城，即阿力麻里城。但细查长春所经行沿途情况，出峡后是入东西大川，水草丰盈，并有枣桑树。《西游记》亦云：“附郭皆林檎园”，是出峡后向西行一平川，水草甚优，现由果子沟到塔勒奇城是南行，多是戈壁，既无林檎，也无桑枣，与长春所见不合。塔勒奇城北之磨河旧城，徐松曾亲至其地，不云是阿力麻里城，而谓阿力麻里城应在阿力马图河滨求之注102，必有根据。因此我认为长春出峡后入东西平川向西行，必经阿力马图河、小玛扎，方至阿力麻里城。程春庐云：由果子沟到阿力马图河一百里注103，现阿力麻里城距阿力马图河二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路程不算大。又据本地人说：“现果子沟是后来的，从前的果子沟即今大西沟。”现大西沟口外即是东西大平川，水草丰盈，树木阴翳，尤其小玛扎一带，果树成林，并有桑枣。小玛扎就是个果园，有枣树多株。本地人又说：“此地在六百五十年前，地名阿力麻里，从前是一个大平川，果树甚多。”根据以上所述，我认为长春出峡后所经行之大平川，即小玛扎一带之东西平川，所到之阿力马城西果园，即现距霍城东13公里之阿尔泰遗址（此是哈萨克语，维名阿脱诺克，都是出金子之义，现订为阿力麻里城）。事实上阿力马图河及小玛扎一带，已是阿力麻里城近邻了，故亦有阿力麻里之称。徐松、程春庐谓当于阿力马图河求之，并无大误。洪钧驳之，可谓胶柱鼓瑟矣。

现在克干山南麓有古城遗址，名阿力麻里，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西距霍城13公里。其范围甚大，北抵克尔干山南麓，南至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据本地人说：“此城规模甚大，周约五十华里。”有克干河经行城的东部及南部，无城墙，城中建筑已被摧毁无存，城中有一条石子铺地路面，本地人说是前些年的公路，因为路面窄且杂砖块，我疑是古时街道。刘郁《西使记》云：“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说明城中有衢道，并有河流交贯市区，与现在情况实相吻合。因此克尔干山南阿力麻里遗址即长春所到之阿力麻里城，无可置疑也。

再以出土物言之，我们虽在城中未作发掘工作，但由于农民锄地亦不断出土金、银、铜钱币，石刻及陶器等。我们曾搜集有银钱四枚、石刻三块及玛瑙饰物等。银钱均无孔甚薄，有三枚直径约3厘米，厚0.1厘米，两面均印有类似阿拉伯文字及圆线圈或点圈花瓣等，俱无轮廓。据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1327年）所造。另一枚更薄小，直径约2厘米，与高昌城所出及斯坦因在库车所拾者相同，被定为14世纪钱币注104，与此地所出者先后同一时期。据布哇《帖木儿帝国》云：在回历721年（公元1321年），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两部，一为河中汗国，一为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君临现在准噶尔，同东西突厥斯坦一大部分，一直到回历771年（公元1370年），被帖木耳所灭注105。张星NFEC4认为：“14世纪初半，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西部都撒马耳干，治阿姆河以北诸地，东部仍都于阿力麻里”注106，与布哇所述大致相同。此钱币铸造正在汗国分裂以后，又出于阿力麻里旧城中，可能是者台汗国遗物。

我们又在城中获得三块石刻，上均刻有叙利亚文字，有的上刻有十字架纹。新疆博物馆亦获得数方，情况相同。皆在霍城附近阿力麻里城中出土，显然为基督教徒死后所树立之墓碑。在瓦丁所著《圣方济各教会史》第七册中，曾述有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在1338年派赴阿力麻里城传教被害事。又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所著《圣徒传》中，亦详记阿力麻里城中传教僧人死难情形云：在1340年契丹牧师管理区阿力麻里城，有主教僧李嘉德，僧人佛兰锡斯、巴斯喀尔、雷曼德，及修道士基督教徒被阿梨算端杀害（《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50—254页）。现此石刻是否即是死难基督教徒的墓志，尚须进一研究。但在14世纪阿力麻里城中有基督教徒传教，则系事实，而阿尔泰遗址亦即阿力麻里城，由于基督教徒墓碑的出现，亦可得到证明也。

其次关于遗迹方面。在旧城东北隅有一玛扎，维族称为穹玛扎（大玛扎之义），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传说玛扎是旧城中主人，死即葬于城东，距现在已600年矣。又说玛扎生于回历730年（公元1330年），为成吉思汗后裔，当他二十四岁时信奉伊斯兰教，三十一岁与敌人战争，三十四岁（按即回历765年，公元1364年）病死，一说战死注107，与布哇《帖木耳帝国》引阿不哈即《蒙古史》所记者台汗国秃忽鲁帖木耳遗事，大致相同。据称：“……此汗生于（回历）730年（公元1329—1330年），其父也里火者，即以也先不花名而显于世者，是成吉思汗子察合台的后裔，君临不花剌，所属诸异密拓地抵于可失合儿、鸭儿看、阿剂塔黑、蒙古等地。其妻撒忒迷失可敦无所出，其蒙古妾明里生秃忽鲁帖木儿汗，撒忒迷失可敦出其母子于外。也先不花死，诸异密将他迎归，他即位之时，年十八岁（公元1348年），后至二十四岁时……遂归向回教，并传布回教于人民。762年（公元1361年）他引兵略取撒马尔罕，765年（公元1364年）死。”（见《帖木耳帝国》第30—31页）所述生卒年月，与本地传说相同，所指必是一人。但阿不哈即所记也先不花君临不花剌，吐呼鲁即位似乎在不花剌，但布哇引思克邻书称：“者台诸汗君临准噶尔，即阿力麻里之地。”现本地人又传说：“吐呼鲁是旧城中主人”，而他的玛扎又在旧城旁，即阿力麻里必同时又为者台汗国之政治中心区也。

根据以上所述，是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即今克尔干山南阿尔泰遗址（现订为阿力麻里），已得到多方面证明，无可怀疑。现虽无城墙，可能在元至元后，西北诸宗王战乱相寻，城墙早被摧毁也。阿力麻里城位置既定，则阿力麻里城南之磨河旧城，亦即刘郁《西使记》中之赤木耳城（王国维《古行记校录》第7页），更可不烦言而解矣。

以上所述，是关于阿力麻里城的地理位置。下面再谈阿力麻里有关史事。

二、阿力麻里有关史事

据多桑《蒙古史》所载，阿力麻里王初见于历史的，是斡匝儿。多桑《蒙古史》云：“1211年春，成吉思汗三征唐兀儿还其斡耳朵时，畏吾儿王已奉珍宝来觐。同时哈拉契丹古儿汗之别二藩臣亦入朝。其一人是突厥哈拉鲁部长海押立王阿儿思兰汗（Arslankhan），其一人是阿力麻里王斡匝儿（Ozar）。已而斡匝儿出猎，为屈出律所执杀。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纳克的斤（Siknaktékin）袭父位。以长子术赤之女妻之。”（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三章第6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又云：“屈出律既据哈拉契丹大位，欲服阿力麻里汗斡匝儿，数以军讨之。终乘其出猎，袭擒杀之。合失合儿（今喀什）、兀丹（今和田）两地亦先后被征服。”（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章第81页）按屈出律袭夺哈拉契丹古儿汗大位，是在1212年，1218年即为成吉思汗所灭，则擒杀斡匝儿必在1213—1218年之间，而昔克纳克的斤袭父位，必在屈出律灭后，或同时受成吉思汗之命及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花剌子模时，昔克纳克的斤即同畏兀儿王及哈拉鲁汗阿儿思兰以军来会（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95页）。当1220年庚辰九月，长春过阿力麻里大城时，有铺速满国王领诸人来迎。王国维谓此王即多桑《蒙古史》书中之昔克纳克的斤注108，甚是。此时畏兀儿在新疆东部，而以哈剌火者为中心，包括别失巴里注109。阿力麻里在新疆西部伊犁一带，而以阿力麻里城为中心。哈拉鲁即唐时葛罗禄部，在新疆西北额敏、塔城至巴勒哈什湖一带。三部首领既已脱离哈拉契丹控制，服属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又命哲别收服喀什、和田，自是哈拉契丹在西域所控制的全部区域，包括新疆在内，完全为成吉思汗所有。这就使成吉思汗得以放心西进，而无后顾之忧了。成吉思汗攻占花剌子模后，即从花剌子模及西辽领地分封其次子察合台。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之封地东起畏吾儿之地及海押立注110，西抵只浑河（阿姆河）两岸。”（第二卷第一章第181页）包括新疆全部及突厥斯坦一部分，而以阿力麻里为其政治中心地之一。多桑《蒙古史》称：“察合台常驻夏于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阔克（Gueuk）诸高山及忽惕山（Cout）之附近。”（第二卷第二章第210页）按阔克，克干一声之转。根据上文所述，则克尔干山南麓之遗址，必为察合台汗驻夏之地，且为其政治中心区也。

自1241年窝阔台与察合台相继死亡后，诸王因争夺汗位，内乱迭起。在1262年阿里不哥称号和林时，命察合台后人拜达尔子阿鲁忽主持察合台汗国事，时哈拉旭烈兀已死，由其王妃斡儿合纳权摄国事，居别失巴里。按别失巴里，为畏兀儿北庭，统属察合台汗国封地，故阿鲁忽赴别失巴里收取政权。但史称其统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达于只浑河岸”。只浑河即阿姆河，不提畏兀儿，是畏兀儿自阿鲁忽后，已自立国，不属于察合台汗所辖。是察合台领地至阿鲁忽时已较前缩小了。不特此也，其建庭之地亦移至伊犁河畔阿力麻里之地。兹据多桑《蒙古史》所述：阿里不哥之前锋将哈拉不花与阿鲁忽遇于普剌城及速惕湖附近之地，兵败，哈拉不花战死，阿鲁忽退还其伊犁河驻所，遣散其军队。无何，阿速台率第二军继至，逾名称铁门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阿鲁忽退至忽炭（今和田）、合失合儿（今喀什）两城。其后不久阿里不哥率余军进至阿力麻里境内，驻冬于伊犁河畔，阿鲁忽率残众退走撒马儿罕（见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291页）。

由上所述，可证阿鲁忽领地，东自阿力麻里，西抵撒马儿罕，包括天山南路和田及喀什等地，与初受封时无殊。但史称“退还其河畔驻所”，是必阿鲁忽牙帐在伊犁河边，现伊犁河南北两岸，均有旧城遗址，在南岸者为海努克旧城，在北岸者为磨河旧城。何者为阿鲁忽河畔驻所，洪钧及《新元史·阿里不哥补传》记文简略，惟多桑《蒙古史》中有“阿速台……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之语，则阿鲁忽所驻河边之城，必为海努克旧城。阿鲁忽败退至忽炭、合失合儿亦必是自海努克逾天山至阿克苏、和田、喀什，与清代由伊犁到阿克苏驿站大致相同。是忽炭（今和田）为阿鲁忽退兵时临时驻地，未久即西行。《蒙兀儿史记》察阿歹（察合台）汗诸子世系表，称阿鲁忽建牙兀丹注111，恐非是。但现阿速台所取之阿力麻里，是在伊犁河南，与上文所谈阿力麻里在伊犁河北、克干山南不同。何故，我认为若干史书所记，阿力麻里有二义：一为城名，即今阿尔泰遗址，已如上述，一为地名，如斡匝儿领地，察合台及阿鲁忽等之领地，皆泛指阿力麻里区域，举凡塔勒奇山、克干山以南，汗腾格里山以北，包括现在伊犁专区，皆属于阿力麻里范围。例如上文所引阿力不哥率兵进至阿力麻里境内，驻冬于伊犁河畔，是阿里不哥在伊犁河畔驻地属于阿力麻里境内，语义甚为明显。至与阿鲁忽驻地是否一地，史无明文，可能是一地，因为海努克旧城是在一广大草原上，距河岸约3公里，南接昭苏，为历来游牧民族优良牧地，气候温和，适于驻冬。故我疑阿里不哥所驻者为南岸，与阿鲁忽同为一地。阿鲁忽死后嗣位宗王亦多驻此。元至元间，海都并在此地设立行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阿力麻里下注云：“诸王海都行营于阿力麻里等处，盖其分地也。”阿力麻里为察合台领地，宗王笃哇为海都所立，附属海都，联合作战，故海都得在阿力麻里等处设立行营，其行营驻地我亦疑设在海努克旧城。据《马可波罗行纪》玉尔注称：“1227年海都与忽必烈军队在伊犁河附近阿力马里克作战”，当亦是此处（《马可波罗行纪》玉注第二册第462页），但非海都分地。海都分地在海押立，在今巴勒哈什湖东南一带，阿力麻里在伊犁，属察合台领地，不可混同，徐松讥之甚是。但徐松谓阿力麻里亦曰叶密里（《西域水道记》卷四第32页），亦非。叶密里即额敏，原为贵由领地，现有旧城在额敏县附近。阿力麻里在伊犁克干山南麓，相隔数百里，不能认为是一地也。

以上所述是察合台汗国有关阿力麻里史料。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初叶又分裂为河中汗国及者台汗国即蒙古汗国两部，而蒙古汗国亦以阿力麻里为政治中心地，已见上文所述。总之，我们对于察合台汗国及者台汗国历史所知甚少，有关阿力麻里者则更少。仍希望城中将来有更多实物出现，再作订正和补充。

（原载《考古》196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