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发现墓砖记
吐鲁番在天山南路，西北距迪化六日程。城西10公里为雅尔湖，又名为雅尔果尔。旁有甚深之崖岸，崖东有一平原，泉水涌出，居民散布其上，或居崖下沟中，为吐鲁番富庶村庄之一。
在村庄之西，有古城遗址，颓垣满野，作椭圆形，位于两道甚深之河床中间，隆起平原，遗址即满布于平原上。本地居民称此城为雅尔和图，此两河床在古时本为两河，环流城之两旁，至城之南端而合，故古名此河为交河，此城为交河城。现分四沟，头、二道沟，发源于约干特勒克达克，西南流20公里，经行戈壁，分为二道：一南流为头道沟，一西南流为二道沟，约15公里，至古城之东隅而合，流于城东。三道沟起自戈壁，南流5公里，绕于城西，至城之南端而与二道沟合。四道沟亦出自戈壁，绕古坟群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南流至雅尔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均为泉水。出城北3公里地，而天山之雪水久已不至也。然据《刘土恭墓表》云：“东刚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是古时河水甚大，后渐干竭，空存河床，近因泉水涌出，遂恢复古之河流。然当古时水流于甚深之河床围绕故城时，而城上居民汲饮之方法如何？当为吾人有趣之研究也。吐鲁番有二大故城：一在吐鲁番之东南25公里阿斯塔拉，为高昌国都城故址。汉时名高昌壁，为戊己校尉所治。一在吐鲁番城西10公里雅尔湖，为汉车师前庭王所治。晋成帝时前凉张骏置交河郡，高昌国因之，唐灭高昌，置西州，始改为交河县。《旧唐书》云：“王都高昌，其交河城汉前王庭也。”《元和郡县志》亦云：“交河东南至州八十里，汉车师前王庭，河出县北天山，分流城下。”所云州，即西州，为高昌国故都。现据余所发现墓砖，在雅尔湖坟群所发现者书交河，在阿斯塔拉所发现者则书高昌，可证此二城，自古为高昌及交河二城，至唐犹相沿未改。至唐之末叶，回鹘占领西州，其名称稍异，然畏兀儿仍受辽封，治交河。余尝于高昌、交河故城中掘拾有古维吾尔文残纸，皆足为交河故城至元时尚有居民之证也。至元末分设柳城、火州、吐鲁番三部万户府达鲁花赤，而交河、高昌二城遂废。今已禾麦离离，颓垣满野，非复当日人文之盛矣。
余于1928年2月间，由吐鲁番至库车，虽一度访雅尔湖、阿斯塔拉二故址，然未及详细工作。1930年春，复由迪化南行，补充前年工作之未备。于2月24日即抵雅尔湖，次日即开始工作故城，由其填密纤维之颓垣中，在其不同建筑及发现品，寻出历代居人之地段，即其中部建筑较早，或为北魏至唐之遗址，其北段为畏兀儿人所居，因发现有畏兀儿文字，其建筑亦较近也。本地居民告余云：“城之南端有礼拜寺，为伊犁河人所居。”其言虽未可遽信，然审其建筑，当亦不甚远也。
余在北段即畏兀儿人之遗址中工作三日，乃转觅其城中之死者居室，初在其城北即干沟之北古坟区工作，我称为沟北区。此地有沙梁一道，隆起于沙漠中，沿沙梁两旁均有井穴及其死者之遗骨与殉葬品在焉。井口宽约3呎4吋，长约8呎5吋，小者宽约2呎8吋，长为6呎7吋，深亦3呎许，死者尸骨在焉。又尝于穴旁凿一副穴，位置死人。殉葬之物品亦罗列其中，或在头部与足部旁。其物品以陶器为最多，红色泥有柄，若今之把杯，又有红底黑花之陶器，类今甘肃辛店出土之物，疑均为二千年前之故物。尤使余最感兴趣者，即在一坟中，有骨制签4枚，陈于人身两旁，系剖一骨为两半者，阴面并刻划四方花纹，岂古时以此卜吉凶欤？又一冢中有骨矢镞1枚，其形尖锐，以木质为干，皆足表示其经过悠久之历史者。
余在此略掘10余冢后，又发掘沟西之大坟区，我称为沟西区。地在四道沟与三道沟之中间，显露出一平原，宽1公里许，长约3.5公里。弥望平野，古冢垒垒，隆起草阜，或方或圆，表面满布石块，宽广约13呎，高亦3呎8吋许，冢前有石块排立成一线为墓道之表示，而其石线之方向，亦即墓门之方向也。尤其使余感兴趣者，即每聚若干冢为一族，外以石线栏之，前开一门，门线长10余呎，表示其为一族一姓之冥居，非他人所能羼入者。而余在此石线栏中，由其界划之清楚，使余工作亦得按其族姓施行发掘之程序，登录亦极加以慎重与严密，深恐有违死者之意而使其疆界稍有紊乱也。当余发掘之初，初用20人，分为4组，每组5人，工作1冢，以1人为组长，作监察工作，又以2人为掘手，轮流下坑，探取古物，每组每日可得2冢，后加至30人，故日可得10冢。自3月1日起工，至17日止工，中间休息两日，整半月，而余之35箱古物，即墓砖120余方，陶器800余件，皆此十余日中之收获也。至墓室内容，更有趣味，每墓室之前，有一长廊墓道，宽约3呎，长约18呎，由浅及深，至距地平面约12呎时，即现墓门，门高约3呎，宽约2呎许，自墓门入，即现宽敞之墓室，宽者约9呎见方，小者亦7呎许，高亦3呎又半。砌土为台，高呎余，铺以芦席，死者横卧席上，外有木板栏之，无棺椁。陶器即陈于死者头旁，重叠堆聚，大小至数十件。盖余所掘古冢中，均有陶器，置头部或足部旁，或骈陈身之右侧，形成一线，为两死者之间隔，多少大小不一，要皆当时死者日用器物，死后即以此为殉。墓砖则砌入墓道墙壁中，字面向里，砖皆作方形，泥质，经火烧炼而成者。宽约1呎1吋至3吋见方。表面光平。每砖上或用朱写，或用墨写，或刻字填朱，书写死者埋葬年月日及生时官职，其字迹至现在颜色尚如新书也。又在墓内之墓砖多少，恒视墓中死者之数为差，然至多不过3方，盖一夫一妻或一夫一妻一妾也。尤其使吾人于研究方面发生兴趣者，即每冢中之陶器，皆与墓砖同穴并出。由于墓砖上之年代及死者姓名，而陶器之时代与主人，亦可互相证明也。
但有一事，而为吾人所注意者，即此若干墓室，何以保存至千余年之久，毫不崩圮，使可宝贵殉葬物品，安然无恙，不受若何之损失？欲答此问题，则当论及此一带之土质，普通沙土固易崩圮，即黑泥土或黄土，若经风水刷洗，亦易使空穴倾塌；此地之土质则不然，皆为有粘性之白土，坚硬若石。吾人工作古冢时，若不得其墓道，随意发掘，虽终日不能进一寸。故余甚佩当时凿墓人之勤劳艰苦也。
（原载《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印行，1951年）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
雅尔湖村庄西有一古城，即高昌有国时之交河城。因古有两河绕城，故名交河。当时河水甚大，人民居于城中。后河水干涸，此城遂废。空余数道甚深之河床，悬崖峭壁，颓垣满野。故此城又名为雅尔和图，今通名为雅尔崖。近数十年来，泉水自戈壁涌出，水复故道。从昔所称为两河绕城者，现已分为四沟。第一、二道沟合流于城北，绕城东，南流。第三道沟流于城西，至城南端而与一、二道沟合。四道沟流于古坟茔之西，沿土子诺克塔格东麓至沟口而与三道沟合流出口。现时雅尔湖居民均散布于头二道沟之东北原，村舍栉比，田园相望，为吐鲁番西之大村庄。沟中虽间有居民，但为数甚少。沟北与沟西、沟南均为平原，土质坚硬，或面覆黑沙，是为古时死者冥憩之所，古冢累累棋布，即余此次工作之中心地也。今分沟北、沟西、沟南三部分述之。
一、沟北
余于2月27日着手清理旧城遗迹。在城之中部大庙之旁，余之工人曾发现碑额之地，思图再发现其碑铭。四人工作一日，绝无所获。但在土台上掘出破乱经纸及红底黑花与蒲纹、印纹及水波纹之陶片。又在城之南部，亦发现同样之陶片与残砖。此事最足引起吾人之迷惑与研究兴趣。盖水波纹与蒲纹陶片，以其他物证明，皆为公元前后1世纪之故物。而红底黑花则或较远。但同时拾有唐开元与乾元所制之钱币，则为9世纪之故物。又在城北部拾蒙文残纸若干，又为13世纪之故物。故由其古物之分布，吾人可以断定此城有居民，当由公元前以至公元后14世纪之中期也。
在28日之傍晚，余工人自古城工作归来，报告一维民在沟北古墓中掘出一陶器，红底黑花。余喜极，綦购之，审其形制色彩，似为远古之遗物，且可与城中之彩色陶片互证也。
29日之清晨，除留一部分人仍清理大庙后畏兀儿人之居住地外，另派六人发掘沟北古坟，冀能获得有彩色之陶器，在接近城北之处，由头二道沟之交萦中，显一隆起之三角洲，有低沙梁一道。在此沙梁之左右，有许多井穴鳞比，显长方形，面与地平，非精细审夺其土质与倾陷迹痕，不能知其为古墓也。间有陷落较深者，则墓中或无所获，盖为前人所盗掘也。其三道沟之西及北各井穴，不隆起无标识皆与此相同。吾始信《易·系辞》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今由此而知其然也。
此一带古冢虽表面情态大抵相同，但其井口之大小及其构造与陈设亦不尽同。例如沙梁北第1冢井口作长方形，宽1米，长2米。死者直卧中间，但尸骨搅动，少遗物可求，只在腰间拾铜兽环一。沙梁东第2冢亦作长方形，但井口较小，宽0.8米，长1.9米，有铜片一，置于死者头部左边。第3冢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1米，前宽0.5米，长约1.9米。发现石斧一，置于死者腰侧，陶器则置于死者头部右边。又沙梁西第4冢作长方形，宽1米，长2.1米，陶器置于头部后。第5冢作梯形，后窄前宽，后宽0.9米，前宽1.1米，长2.1米，陶器均置于头部，及足部之左侧。最有兴趣者，即其足旁之陶器，在一大浅钵之中，置二小杯，可以表现当时使用陶器之情态及杯与钵之关系也。以上每穴中均陈死者一人。第6冢井口略近梯形，后宽1.1米，前宽1米，长2.4米。内陈死者三人，陶器均陈于死者足部。大人则为大器，小人则为小器。盖生时所习用者，死后即如式以殉焉。余在库车所得古坟中之陶器，其陈列形态，亦与此同。故冥中之用具当同于生人，为西域人一般之见解也。其第7冢则墓中构造微异，外面井口虽作后宽前窄之梯形，但其底边复穿一复穴，较原穴略小，死者直陈于其上。在其身左侧发现骨矢镞一，以木为干。第8冢形式亦与此同。死者亦位于复穴之上，在其身两旁发现骨签两副，计四枚，系一骨之剖为两半者，剖面尚刻有四方格纹。每副之一端，有半圆形之缺口，显为系绳索皮带之用。身之两侧各陈一副。但在两冢中均未发现陶器。由其墓室之构造与陈设之情形与器物，如7、8两冢所示，显然为另一种民族之特征也。盖吾人观察其墓室与死者遗物，虽未得上述红底黑花之彩色陶器与陶片，但由其粗笨红色陶器及以骨器殉葬之制，可确定与沟西出土之陶器为两时期，且沟北较沟西之时代为早也。
二、沟西
2月13日吾等工作古城北部，清理畏兀儿人居宅并发掘沟北之古坟时，余带二引导者探视四周古迹，在三道沟西，即在四道沟之东发现一狭长大平原，北枕山岗，南抵土子诺克达格沟口，古坟累累如棋布，今据墓志所云，其地理情形，由高昌立国至今，历1400余年而未尝有所变更也。例如刘土恭墓表云（上略），“褆（葬）于赤山南原礼也。东则洋洋之水，南及香香遐岸，西有赫赫□□北帝岩岩之岭。”唐複墓志云：“葬于交河县城西原礼也。”刘土恭、唐複二墓，均在今三道沟西，大平原中间。对其所枕之岗言，则为南原。对交河城言，则为西原。赤山即《魏书·高昌传》之赤石山，今名红山。东则洋洋之水，即今三道沟。当时河水甚大，故云洋洋。后已干涸，现有泉水，乃最近时事也。南及香香遐岸，则必为深沟之崖岸。北帝岩岩之岭，即指赤山南麓。综其所言，古与今同。故余取此墓铭，以为此狭长平原地形之说明也。在平原中间有一大道，经坟地北行，盖野木沁村庄人民至迪化者，为避绕道吐鲁番或托克逊计，即沿土子诺克山入沟口北行，与吐鲁番至迪化大道会，车马人夫，络绎于途中。但旅行之人与幽居地中之死者，彼此相安，故此沉静之数百墓室，历千余年从未被人扰乱，而安之若新冢也。
平原之北部，邻近红山，间隆起风蚀土层，形成白色鳞甲，刚坚若石，表覆石子和黑沙。虽高阜拟古冢，倾陷类墓道，然死者仍不以此为乐土，鲜少冥宅。其中部地势渐平，土阜较少，故大部坟宅均集中于此。绵延而南，抵于沟口，最使余感兴趣者，即每若干冢外，均用石块排设一线作栏，成为一茔。《说文》：“茔，墓地，从土营省。”盖营者币居也。合若干冢为一茔，犹兵营之币居也。类皆方形，前开一门，二线平行，长3米许，方向不一。余发掘之结果证明在每茔内之死者，皆为一族一姓之人，从无有异姓滥入之事，知立石线栏者，即界域之义也。在此等严密组织中，使吾人工作审慎，当按其种姓而施行发掘之程序也。每一茔中，冢数不一，少者一二冢，多则至数十冢，排比颇有条理。每冢隆起，或方或圆，堆砌石块于其上，宽广约4米，高约1米。冢前有石块排立一线，指示其为墓道，由此可以抵墓门。墓道之长短，与石线之长短成正比例。而墓门之方向，间不一致，有时冢向东而茔门向南，有时一茔之中，而每冢之方向，东西南不一者，盖其每冢之方向亦随意以为界划也。然其墓门与冢门无一西北向者。盖西北风冷，不足以保死者之温暖，中土风水之迷，或传播西域人之脑中，而支配其安置死者也。次分述各茔工作情形如下：
1.麹茔
3月1日之清晨开始发掘工作。由小侯带工人一名清理干沟西之NDC28家坟茔。茔内共18冢，列为5行。第一行4冢，二行2冢，三行6冢，四行2冢，五行2冢，又2小冢，附于其旁。其茔门与冢门，由石线所示，均东北向。吾开始工作，每冢分配五人为一组，以一人为组长，作监护事宜。又另派一掘手下坑取物，每日每组可工作冢二。今以10人从事，故日可得4冢也。其工作之方法，按冢前石线之指示循线发掘，百无一失。兹将已工作者述之，例如NDC28茔第二冢，其墓道初宽0.8米，掘至中途，即发现砌入墙壁中之四方形墓表二，以陶为质，一面磨光，涂以墨，朱格，朱书死者年龄、职官、籍贯及死埋年日月。审其题识为重光三年NDC28氏庆瑜，NDC28庆瑜必为墓中死者之姓名，而重光三年乃埋葬之年月也。又一方与之骈列，字迹已漫灭不可读识。再向前进展，入土较深，墓道渐宽，至长10米，深4米处，即抵墓门。盖两边为硬土，而墓道中则为浮土。墓壁上全露堑掘痕迹，显示初由人工所造之墓道，埋葬后复填入浮土也。启墓门入，即为墓室。墓门宽0.8米，高1.2米，墓室作梯形，后宽前狭，后宽3.3米，前宽2.1米，长3.2米，高1.2米。后边砌土为台，厚0.1米，横宽2.2米，直长0.8米。涂以白灰，垫以芦席，死者横陈其上。头东南，足西北，尸骨略具，衣服化为灰烬。陶器陈于死者头足之旁，及东北西北二隅，共20余件，均有彩画，惜多已失其鲜明也。复掘昨日所掘之第一冢，墓门土微陷，盖为人盗掘者。墓道宽1米，长12米，掘至距地平面4米即现墓门。墓门及室中均半塞土，尸骨已被搅乱。在室之西北隅，去其塞土，觅出破陶器三件。墓室为四方形，宽长约4米，在墓道之中间，掘出墓表2方：一为延昌二十九年NDC28怀祭妻王氏；一为延昌三十一年NDC28怀祭。吾人由此即可知其为夫妇二人之合冢也。NDC28王氏墓表为刻格刻字，并填朱色，字颇工整。NDC28怀祭则为朱格朱书，书颇潦草，想埋葬并非一时，故树碑亦必一在前一在后也。又掘第三冢，墓道宽1.2米，长7米。在墓壁中间略近墓门处，得墓表1方，亦为刻字，题延昌十七年NDC28谦友。掘至距地平面2.7米时，即现墓门。门上宽0.9米，下宽0.8米，高1.2米。启门入为墓室。室作梯形，后宽3米，前宽2.4米，两边等长。后有土台，厚0.1米，宽1.8米，长0.6米，死者横陈其上，头东南足西北。在东北西北隅，满陈陶器，约20余件，并砌土埂以为间隔，表示死者之尊严。生人贡献之物，不直陈于死者之前。最后又掘第六冢，在其墓道中得墓表一，为延昌九年NDC28延昭。墓中发现陶器6件。陶器及尸骨均不整齐，或亦是被人盗掘也。时已薄暮，即收拾返棚。余等今日初次工作古坟，即得若干古物而归，幸曷可言喻。
余除派大队工作沟西古坟外，另派工人五名，由汗木多利率领清理城北未完之畏兀儿居宅。在城北一高塔之前面，有狭长井坑一线，土微陷，必为死者入墓之路。即从事发掘，半途出大瓦缸1口，高约1.3米，围亦1米许，颈有草绳系之，无墓表及他物。复向前工作，约长6.6米，即抵墓门。启门入中显宽大之墓室，宽长2米，高1.66米，四面中凹，形同莲瓣，因顶已被水冲陷，中无一遗物可资考验。但余决相信为死者墓室。后在雅尔崖古城之南部及二堡古城中，亦有同样建筑之发现。据本地人云，此中曾发现古物甚多，汗木多利亦云然，并云有时在塔下亦曾发现类此之建筑。故余颇疑此为大僧侣或贵人死后埋藏之所。其形式或受印度佛教影响，与沟西之染汉化者不同也。至墓道中之大缸作何用耶。审其形质，为北魏末年之遗物。然决非此墓道中所固有，或由他处移藏于此者也。现此物已送吐鲁番县署保存矣。
2.史茔
3月2日至4日，为维民年节，余亦循例休息三日，5日继续工作。加至二十人仍工作沟西坟茔。一行清理NDC28茔之4、5、10、11各冢，均有少许之收获。大队人员工作史茔。史茔在NDC28茔之西北隅，有古坟5冢，集为1茔，门均东北向。其第1冢，墓道宽0.8米，长约7.3米。在墓壁之中间约有1米之距离，即发现墓表2方。均为朱书，一题延寿八年史伯悦墓表，一题唐永徽五年史伯悦妻NDC28氏墓表。两方骈立，显然为夫妇合冢。至深距地平面2.3米，即发现墓门。门高1.3米，上宽1米，下宽0.75米，入门为墓室，室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2.5米，前宽2米，长3米，室后横陈尸骨2具，头西北足东南，盖即史伯悦夫妇二人之遗骸也。陶器陈于足部者1件，余均陈于头部，自南至北骈比为一线。其第2冢之收获则甚微，除在墓道壁上所取得之墓表，表明为延昌五年史祐孝外，不见陶器。故余亦未测量其墓室，与陶器陈设之位置也。其次即继续工作NDC28茔东之NC135茔。
3.氾茔
在吾人工作NC135茔时，有本地人在NDC28茔北之令褈茔发掘，出墓表1方。墨书延昌十一年令褈天恩墓表，字体方整，书写甚佳。来以献余。余请其来与余大队共同工作NC135茔。令褈茔茔门及冢门均向西南，NC135茔则向东北，适相反。NC135茔共有9冢，列为3行，第1行4冢，第2行3冢，第3行2冢。在第2行之第1冢，发现NC135绍和及夫人张氏墓表，前为朱书，题和平二年，而夫人张氏为墨书，在砖之背面。故余疑NC135绍和先死，夫人张氏死后附葬时，取原砖续书也。又在第3冢取墓表1方，题唐永徽元年NC135朋祐。墓中取陶器3件。在NC135茔之东为赵茔。
4.赵茔
赵茔门均东南向。赵茔以西如NDC28茔、史茔、NC135茔门多东北向，自赵茔而东，门多东南向，盖以其地势渐开展故也，赵茔为8冢，分2行，第1行5冢，第2行3冢。在第1冢中得墓表1方，朱书，首二行字不清，以水透湿，识三年丙子岁赵僧胤等字，复加检考，知为义和三年。墓中得陶器20余件。在其第2冢得墓表3方。一墨书题建昌元年赵荣宗夫人韩氏，一刻格朱书延昌十三年赵荣宗，一朱书题延和三年赵荣宗妻马氏。墓中无陶器，疑已被人盗掘也。盖盗墓者多自墓门往下掘，墓表在墓道之末端，为盗墓者所不知，故能保存至今也。第4冢为朱书，题延寿九年赵充贤。第3冢得墓表二，一墨书唐仪凤三年赵贞仁，一剥蚀不明，未能审其姓字官职。墓中有陶器10件。第7冢亦得墓表2方，一为延寿九年赵悦子，一为延寿七年赵悦子妻马氏，均朱书。取陶器2件。在赵茔之东北为画茔。
5.画茔
在3月6日因余连日工作古坟之顺利，决增加多人工作。故今日参加人数为三十八人，由小侯与汗木多利领导，继续工作赵茔以东之各茔地。余在家料理队务及办理杂事，至傍午方至工作地视察。画茔共4冢，冢前石线均东南向，外无石线作栏，以各冢发掘之结果，审为画茔。在第1冢墓道中得墓表1方，为章和十六年画承墓表，方格刻字，颇整齐。尾附朱书永平二年夫人张氏。因画承死后，其夫人附葬时，就原砖追书，毫无可疑。而余作NDC28氏纪年，以永平继章和之后，亦由此表为之证明也。墓中取陶器10件。第2冢墓道中之墓表为延昌二十二年画神邕妻周氏，朱书朱格。墓中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三十一年画纂。取陶器2件。第4冢墓表为儒子，墨书延昌十九年，取陶器4件。儒子墓表不署姓名，以其附于画纂墓旁，或亦姓画，卒年二十有七，无妻子，盖其取名儒子之故欤。在画茔之东为田茔。
6.田茔
茔内共3冢，门均东南向。外亦无石线栏。在第1冢中其墓表为刻字，题永平元年田元初。取陶器2件。第2冢墓表为墨书，题建昌五年田绍贤。取陶器11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三十二年田贤文。无陶器。由画茔与田茔在排列整齐之坟墓中，审其墓表所题之年代，在最右者时代为最早，以次递后，因此吾人知当时埋葬，亦先为右边，由右而左，或者为西域人尚右之故欤。在田茔西南为曹茔。只2冢，亦无石线栏。掘其左一冢，得墓表1方为朱书，题延昌七年曹孟祐。取陶器12件。在田茔东百余步为孟茔。
7.孟茔
茔内共16冢，排列颇不整齐，略可分为5列，门均向东南。在第1冢墓表为朱书，题和平四年孟宣宗，有陶器9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一年孟孝□。有陶器5件。第3冢，亦为朱书，题延昌三年孟宣住，有陶器5件。第5冢为朱书直格，题延和八年孟子，有陶器10余件。第6冢为朱书直格，题唐贞观二十四年孟隆武，有陶器3件。第8冢其墓表字迹模糊，只识义和四年丁丑岁等字，为何人之墓及官职若何已无从考识。但其墓表原书有延昌年号，则为取旧专（砖）新书者，余由此而知义和在延昌之后。盖罗振玉氏NDC28氏年表，以延和直接延寿，今乃知延和之后尚有义和，庆幸曷极。在墓中取陶器1件，然其价值不在此也。在第16冢亦掘开，惟取陶器2件，无墓表。综上诸冢，以墓表所署之年代推其埋葬先后，亦为自右而左，与画茔田茔相同也。在孟茔之北为曹茔。
8.曹茔
曹茔邻于孟茔之旁，外无石线栏，有坟7冢，为一茔，门均东北向。在第1冢中取墓表1方，墨书延昌三十七年曹智茂。取陶器3件。第2冢以土坯作墓表，无陶器。第5冢取墓表2方，一朱书延寿九年曹武宣，一朱书延寿八年曹妻苏氏。墓中得铜饰2件，形如今之眼镜，左右隆起，密穿细孔，边缘有绢帛纹理，疑为衣帽上之装饰品。第6冢为朱书，题唐咸亨五年曹怀明妻索氏墓志铭。虽间有模糊，但以水浸湿，尚可识其大略。书写亦优，约200字，前为志，后为铭辞。在高昌有国时之墓志均称墓表，直书年月日及死者官职名氏，体尚质素。入唐乃有墓志铭以颂扬死者之德行，文词趋于繁缛。虽贫穷者亦尝抄袭他人之文以颂扬其死者。如王康师为其父作墓志铭，文与曹怀明妻索氏墓志多相同。间有更改一二字，而致陷于不伦者。如曹怀明文云：“嗟兹亡妇，秋叶雕霜。”盖夫悼其妻之词。王康师则改为“嗟兹亡父，秋叶雕霜”殊可笑也。但中国之文学传于西域，由此可见其概略，然必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后也。墓中有陶器9件。在曹茔之东为苏茔，共21冢，门均东北向。在第1冢得墓表1方，题延昌二十二年苏玄胜妻贾氏，朱书朱格，无陶器。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十五年苏□相。得陶器5件。以上诸茔地，皆在大道以北，为余等日来工作之地也。
在3月8日余为当地习称之阿亦普沁所驱使，拟前往寻觅。乃留汗木多利与小侯每日仍带领20名工人工作沟西路南之古茔地。余带毛拉及引导者，于今日正午向东南出发。下午1时出沟口，转南行，经连木沁村庄，入戈壁往南，经大庄子，住于锡兰木一维民家中。次晨又出发向西南行，渡托克逊水，发现阿萨土拉，为古时茔堡，以捍卫大道旁之行旅者。盖由鲁克沁旁库鲁克山往西，经艾丁湖之南岸，经毕占土拉、阿萨土拉，入库木什山至焉耆，为唐时之银山道。郭孝恪攻焉耆即取道于此。现有大道辙迹，维名北京邮路，由东至西，沿此大道，有古时土墩。维民呼为土拉，形成一线，以保护当时大道旁居民与屯卒。阿萨土拉即其中之一也。过此，仍为碱滩，盐硝搀泥，枯苇僵结，鳞积成波浪形。下午2时住于英儿野勒克羊厂。次晨，即骑马觅古城。传说古城在山边，及至，除白色如银之库鲁克塔格山石外，不见有何古代遗迹可寻，但由此可知古人取名银山之意也。沿山麓往东行，觅得古墓茔多处，则知古时沿艾丁湖畔而居者亦甚众多，生时牧畜于湖岸，死则葬于此山麓也。3月11日即开始返行，又经蒙古坟茔及土拉多处，发现卜柯洛克土拉。又此一带之古坟与雅尔湖不同，此处冢上虽堆砌石块，其下即为井穴，深约1.3公尺，有木料作栏，死者裹以布帛，或毛织物，疑为本地后期之游牧民族，或即畏兀儿人之墓地亦未可知。余因欲速返雅尔湖，未及工作，殊可惜也。由此向北复渡托克逊水，转西北行至大墩子，转东北行，晚8点40分抵雅尔湖住次。小侯与汗木多利急以四日之工作相告，古物累累，已盈余之床榻前后左右矣。
3月12日余即至古坟地视察彼等之工作。大道南之古坟茔均集中于中部。其西则为风蚀土阜，迤逦漫衍。再南过小道，即至四道沟。往东，地势高低不平，古坟散布亦稀。故此一带为中部，为沟西坟茔之要区，亦即余等工作之中心地也。兹将道南工作情形分述如下。
9.卫茔
此为邻近路南最西之一茔，其门均向东北，有坟6冢，分为3列，余发掘其三。在第1冢墓表为朱书朱格，题延昌三十三年卫孝恭妻袁氏。有陶器4件。第3冢为一墓志铭，字迹漫灭，不可尽辨。故死者之姓氏官职及埋葬年月均无可考。有陶器11件。第6冢无墓表，仅得骨器1件，头尖锐，疑为妇人之簪。在卫茔之东为罗茔。石栏作长方形，门亦东北向，5冢，只掘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寿十三年罗妻太景。无陶器。
10.袁茔
在罗茔之东为袁茔。冢门均东北向，共坟12冢，掘第1、第2两冢。在第1冢中有陶器5件，无墓表。第2冢中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九年袁穆寅妻和氏。无陶器。其东为唐茔。
11.唐茔
唐茔紧接大道，在袁茔之东，为吾等在大道南工作之中心地。共18冢，分4列，第1列7冢；第2列2冢；第3列7冢；第4列2冢。冢门及外之石线栏均西南向。在第1冢中得墓表2，其一为朱书朱格，题延寿八年唐耀谦。其二为朱书，题义和二年唐幼谦妻NDC28氏，墓中有陶器13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和十年唐仲谦，有陶器13件。第3冢墓表有3，二方合并，一方骈列。一朱书义和四年唐舒平；一朱书延和二年唐元护妻令褈氏；一不明。得陶器30余件。兹述其墓室之构造，与陶器陈列状况如下：其墓道长9米，宽0.8米，三墓表均在墓壁之中间。墓道深至距地平面3.6米时，即现墓门，宽0.7米，门高1.2米，与墓室等齐。启墓门入为墓室。室作梯形，前宽2.6米，后宽3.2米，直长2.1米。有尸骨3具，后2具头西北足东南。又1具在其右边，头西南足东北。陶器陈列于死者足间及身旁，形成一弧线。其中有一漏底甑，则陈于一死者头部右侧，或有重视此器之意也。第4冢墓表为朱书刻格，题延昌十三年唐忠贤妻高氏。有陶器15件。其墓室之构造与陶器亦有可言者。墓道长6.5米，宽0.7米，墓表在其中间。墓道渐后渐宽。在距地平面2.8米时即现墓门。上窄下宽，形同圭窦，上宽0.4米，下宽0.9米，高1.1米，与墓室齐。墓室为四边形，左宽右窄，左宽2.8米，右宽2.6米，后宽2.8米，前宽2.9米。右边有土台，高0.1米，宽2.2米，死者直陈其上，头西南，足东北。土台旁陈陶器10余件，尽为瓿、碗、杯之属。第5冢无墓表，有陶器6件。第6冢墓表为朱书，体同墓志铭，死者为高昌人，名唐昙海，唐龙朔三年死，四年葬。墓中得泥塑驼马等残件。盖唐以前在高昌有国期中，据余之发掘，其墓中无以泥质人马为殉葬品者，有之皆在侯君集平高昌以后，此可注意之事也。第7冢墓表为唐複墓志铭，尾书上元二年，亦唐代之墓也。文词甚优，书写亦佳。文中述其祖父两代均为伪学博士，盖以追述高昌时代之官职，故称伪耶。墓中得陶器3件，有一兽形足盆，置于头部。四周花纹隆起，堆砌兽形，里有猿猴像，伏于盆底。有三足，均作兽形，背负此盆，式样颇别致也。兹述墓室构造与陶器陈列状况如下：墓道尾宽1.1米，长6.7米，至距地平面2.8米即抵墓门。门高1.2米，上宽0.7米，下宽0.8米。墓室作梯形，后宽前窄，后宽3.3米，前宽2.3米，直长2.9米，高与门齐。后有土台作长方形，厚0.1米，宽1.2米，长2.9米，有尸骨2具横陈，头西北足东南。兽形足盆即陈于外具之头部旁。又2件则陈台下之右边。第8冢墓表为朱书，题永淳元年唐思文妻张氏。得陶器4件。第9冢无墓表。得陶器5件。第10冢为朱书，题唐贞观二十一年唐妻辛墓表，左侧墨刻唐妻辛英疆之墓表八字，墓表侧刻字者甚少见也。内述唐为交河县神山乡民，与王朋显同乡，则高昌之乡村组织由此可证明也。有陶器9件。第11冢无墓表，墓中得铜器5件，似为衣带饰之具也。第12冢无墓表，有陶器7件。第13冢墓表有二。一为朱书贞观十八年交河县民岸头府谸师唐神护。一略小，侧刻师唐神护四字。二砖皆为一人，疑刻于侧者，师上略去一字。墓中有陶器1件。第14冢，墓表有二，一为朱书朱格，题延寿十一年唐阿明；一为延寿四年张氏。有陶器23件。第15冢，墓表为朱书，题延寿四年客曹主簿，姓氏不明，但以同茔不杂他姓为例，亦当姓唐无疑。殉葬之陶器甚多，有驼蹄足盆一，瓿、ND22A、杯、盂之属，共30余件。兹将其墓室构造及陶器陈列状况述如下：墓道长6.9米，宽1.1米，在距地平面2.1米即抵墓门。门宽0.7米，高1.2米，与墓室齐，墓室作后宽前窄之梯形，后宽2.45米，前宽1.9米，长2.4米。中有死者尸骨2具，横陈后方，头西北，足东南。陶器分陈于头足两面，直陈一线，其驼蹄足盆则在死者之足旁，表示为特别贡献之物也。第16冢，墓表字不明，未能知其年月日。得陶瓿4件。第18冢无墓表，有陶器4件。
12.马茔
在唐茔之东南隅为马茔，与唐茔茔门交错，盖唐茔门向西南，而马茔向东北，正相对也。共有坟27冢，分为4列。但吾人只掘其3冢而止。第7冢得墓表1方，朱书，字迹不明，仅识延和四年等字，其死者之姓名官职亦不可知也。无陶器。第17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一年马阿卷。有陶器4件。第18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四十一年马氏，不具姓氏，书写甚佳。墓中有陶器20余件。在马茔东，有坟2冢，为一茔，门亦东北向，发掘无墓表，未审其姓氏，余订为B茔，有陶器2件。在B茔之东北有坟5冢，为一茔，门亦东北向，余订为C茔，掘第3冢，得陶器3件，亦无墓表。此二茔为余工作古坟茔之最无收获者也。在C茔之北为A茔。有坟9冢，亦无墓表。未能知其姓名，余订为A茔。掘其第1、2两冢，成绩甚佳。第1冢中发现兽形足盆1件，堆砌兽像计11形，骈绕四周，形旁间有花瓣纹，与唐複墓中之兽形足盆其形象多相同。为余发现陶器中之较佳者也。但此盆倒置于墓道之尾端，入土不深，与通常三足盆陈列墓中死者足旁或头旁者不同，未知何故？墓中复得陶器20余件。以其殉葬之丰富，必非贫贱之人，然为何无墓表以为志也。第2冢无墓表，亦得陶器9件。在A茔之旁为刘茔。
13.刘茔
在A茔之东为刘茔，有坟8冢，分为2列，门向东南。第1冢墓表为朱书，首题镇西府内主簿刘□□。其名字及死葬年月，均模糊不明，墓中有陶器10余件。第2冢墓表为朱书刻直格，题延昌二十七年追赠虎牙将军刘氏，失书其名字。得陶器3件。第3冢墓表为朱书，题重光元年刘保欢。为所得墓表中之年代最远者，今由此墓表，而NDC28嘉即位之年可以推定，快如何也。墓中得陶器4件。第5冢，墓表题唐显庆五年刘住隆妻王延台。有泥器10余件，多蚀残。有车轮二，墨画轮辐，中隆起穿一孔，疑为置轴之用。又泥器1件，疑为陶瓶之塞。第6冢为墓志铭朱书朱格，首书大唐乾封元年刘土恭，而刘字与土字书写相连致误作谹。墓中得泥人马像10余件。人像亦为残毁，致失其彩色，仅具其形貌耳。第7冢无物。第8冢仅得铜零件3枚。无墓表。
14.王茔
在刘茔之西南，B茔之南邻，有坟21冢为王茔。门均东南向。外茔石线，只有西北两面，东南二面已毁。审其遗迹，知原有石线作栏也。王茔在小道东，此道为雅尔湖人往北山之路，穿经坟区。时余谋迅速明了墓中之种姓及省减时间计，只取墓表，不开墓穴。因墓表在墓道中间，取拾甚易也。余在第1冢取王朋显墓表，朱书唐贞观二十二年。第2冢取王阇桂墓表，朱书延寿十三年。第3冢取王康师墓表，朱书唐仪凤三年。第6冢取王皮苟墓表，朱书延和十一年。第5冢取王阿和墓表，墨书延昌五年。由是而知此茔死者皆姓王也。在王茔之西为索茔。有坟3冢，门均东南向。余掘其第1冢，得墓表1方，为刻字填朱，题延昌三年记室参军妻张氏之墓，另行朱书客曹参（军）令兵将索演孙九字，当为后死附葬时续书者。但不知记室参军是否即索演孙也。无陶器。在王茔之西南为NC135茔。NC135茔有二，一在大道北，与赵茔邻。一在大道南，邻于王茔，此大道南之NC135茔也。掘第1冢，取墓表1方，为刻字填朱，题章和十八年NC135灵岳之墓表。取陶器9件。由此而西，古坟零落，间多倾圮，浮沙被之。方向亦极凌乱，有南向者，有北向者，有东向者，散布各处，又无石线为界。想非本地之主要居留人，故不予清理。在此一带乱冢之西南，有小道一，通四道沟中之居民。在小道与四道沟之中间为任茔。
15.任茔
有22冢，门均东南向。在第1冢中有墓表2方：一刻字，题建昌二年任叔达妻张掖袁氏；一墨书，题延昌元年任氏附夫人袁氏，其官职相同，则任氏当为一人。末附张掖袁氏者，盖其妻先死，后任氏附葬时又续书袁氏于其后。墓中有陶器6件。其第5冢，墓表为墨书，题延昌三年任□□，任下字模糊，不知其名为何。墓中有陶器9件。第6冢，墓表为刻字，题延昌卅年任显文。无陶器。第9冢为朱书，题延昌三十九年任氏。有陶器3件。第10冢，朱书延昌十三年任□慎妻。有陶器17件。第12冢，朱书延和十一年任谦。有陶器9件。第14冢，朱书唐贞观十五年任阿悦妻刘氏。有陶器20件。第17冢，朱书延寿十年任阿庆。有陶器13件。第20冢，墓表有二：一朱书唐显庆元年四月十六日任相住之墓表；一墨书，为墓志铭，首题唐显庆元年四月八日交河人任相住也。两砖同志一人，死葬之年月亦同，惟一作四月十六日，一作四月八日，相差仅八天，而其卒之年岁一作七十有五，一作六十有一，则相差至14年之多。决不能一人死两次，此中必有一误。后检四月八日之墓志，其任相住三字书写特劣，与全文笔迹不类，且其干支亦与长历不合，因此余疑系取他人墓表涂书任相住三字，以歌颂死者之功德也。墓中有陶器3件。在任茔之西为张茔。
16.张茔
张茔在小道之西，外无石线栏，门均东南向。第1冢墓表有2，一朱书延昌十九年张神忠墓表，一不明。有陶器19件。第2冢，墓表有2，一墨书延昌十五年张买得；一朱书延昌二十八年买得妻王氏。有陶器10件。第5冢朱书重光二年张保守。有陶器14件。第6冢，朱书延和八年张时受。有陶器3件。
17.麹茔
在张茔之西，约百余步，有坟2冢，亦无石线栏。掘第2冢，墓表为朱书，题延昌二十四年NDC28显穆。无陶器。在NDC28显穆墓之西为NB83E弹ND222，有坟10冢为一茔，以石线栏之，门均东南向。掘第1冢，有墓表2，一朱书建昌四年NDC28ND223妻白阿度及女；一墨书延昌十七年NDC28弹ND222及妻张氏。有陶器13件。在NDC28茔之旁又为张茔。在第1冢中，墓表为朱书，题延昌十二年张阿□，有陶器1件。第2冢墓表亦为朱书，题延昌□年张氏，有陶器1件。
此为余于3月9日出外考查，小侯及汗木多利等清理大道与小道中部坟墓之大略。及余于3月11日返队，继续清理小路两旁之古坟，成绩欠佳，乃减为5人，工作小路西南之各坟茔。余连日绘此地古坟分布图，至3月16日，而沟西之全部工作告竣。余等自3月1日至3月16日工作沟西坟区，除因维民年节休息三日外，每日有10余人或30人不等加入工作，在此荒僻之戈壁滩上，本地人来鬻食物者骈列成市，日昃不歇，四方之骑马驴来观者络绎于途，未始非一时之盛事。而余所得之数十箱古物，又足以证明高昌NDC28氏有国之历史。此又余所尝自引以为幸慰者也。
三、沟南
先是在沟西之东里余，当四道沟与三道沟水合流出口处，在土子诺克塔格之北麓，有高原隆起于四道沟与三道沟之间，古坟累累如棋布，本地人亟称从未有人掘过。邀余试往工作，致使余停工之意思消减，而又欲继续前往一试，以与沟西坟区作一比较。在沟西坟区东行，山势陂陀，间有一二散布古坟，但已与维民新坟相厕杂。前行里许即至其地，两边临甚深之崖岸，居民住于沟中，泉水淙淙东南流，树木荫绮，野木沁之人往迪化者，亦取道于此。余于3月17日开始工作，以18人从事，得陶器80件，墓砖2方。
18.索茔
此地有坟5茔，唯中间一茔最为整齐巍峨，超越沟西，乃试工作此茔。此茔共有坟9冢，斜线骈列为3行，外有石线栏之。门均东南向。后宽23.8米，左宽42.1米，右宽42.1米，前宽22米，门宽4.8米，门长9.4米。余即工作其中之第1、2、3冢。在第1冢墓道中取墓表3方。一为朱书朱格，题延昌三十一年索显忠；一朱书，题延昌十三年索显忠妻曹氏；一朱书延昌三十三年索显忠妻张孝英。墓中有尸骨3具，与墓表之数相符，盖为索氏夫妻无疑也。有陶器40件，均堆积于头部及身旁。有三足盆二，及ND22A、瓿、杯、盂之类。其种类颇多，三足盆则置之中间，而四周围列陶器一圈，其盂、杯之类，则累叠列陈。陶器花纹多为朱色。有一盂内涂朱，其朱色渣汁，犹沉淀于底部。厚1厘米，触之尚能染指也。又一瓿，内满覆已腐食物之渣汁，则当时必以陈食物，且即以所陈之食物殉葬也。有在陶器口缘起白沫成凌状者，或因其器中原存有盐质之物所致。又有黄泥质杯数件，无柄，口微涂黑。凡此种种皆表示当时人民生活之状况，使吾人尽量了解，千余年前西域人日用器具与食品，亦为吾人最乐之事也。第2冢，在墓道中取墓表2方，一朱书，题延昌七年索守猪妻贾氏；一朱书墨格，题延昌十二年索守猪，但无陶器。第3冢无墓表。掘此墓时，余正在沟西复查已工作之墓穴，远见余之脚夫由沟南匆匆来，彼不能汉语，余不能维语，以手指示，仿佛是请余去者，前行数武，而余之掘手汗木多利立于高阜上，以手招示，声声叫余，余知其必有贵重物发现也。即驰至，以手电灯照此黑暗之窟室，似有一彩绘男女之神像覆于死者身上，及取携，已腐朽化为灰泥矣。余下人之惊愕呼余者为现也。余乃审视墓室一周，记其情形如下：墓道宽0.7米，后宽1米，长7.2米，深距地平面1.2米时，即现墓门。有土坯数块塞门，盖陈置死者既竣，即以土坯闭塞墓门，所以防浮土倾入与野兽之扰害也。门高1米，宽0.7米。启门入为墓室，墓室作梯形。前宽2.4米，后宽2.8米，长3米。中有土台二，作长方形，相对横列。后一宽2米，长1米，厚0.1米。前一宽1.7米，长0.8米。台上垫以石灰，上布芦席，后台陈尸骨2具，头西南，足东北。后一，长1.8米，头足旁置陶器各一。足旁为一大三足盆。后二，长1.65米，头部置陶器1件，两尸之中间置碗瓿之类一线。前台陈尸骨1具，头西南，足东北，与后二同。头足均枕以草灰枕，作棱角形。身衣锦绣，覆以采绘男女之神像，虽已腐化，但其彩色质料尚可见也。尸长1.65米，头旁置陶器1件，于其右侧。在两土台之中间有洼沟，置陶器一线。余均陈列于土台之南部，自后至前累累若串珠，共40余件。举凡生人所习用之器物几具于此矣。
余今日虽得最丰美之收获，随人等均劝余继续工作，但余终不欲更改余之原订计划，明日仍然停止工作。并整理所得之古物及包裹装箱，以备长途之运输，故亦备极忙碌也。
3月20日始将采集品26箱装包完竣，移置吐鲁番气象台中。21日上午将所有事务料理完毕。下午2时率全队离开二十日勤苦工作之雅尔湖，向哈拉和卓出发。沿让布工商渠东南行，夜抵让布工商。汉名二工，为清光绪中屯垦之地。发现古城一，疑为唐之南平或安昌故址。次日由小侯、汗木多利带队直至哈拉和卓。余偕毛拉至吐鲁番城购办什物，24日晚返哈拉和卓。25日开始查视附近古迹，3月30日开始古坟之工作。在哈拉和卓附近有古坟地三区：一在古城西北里许，其面积之大，过于雅尔崖，最有名之张怀寂墓亦在此区（详王树蒧《新疆考古录》），但多为东西游历人士及本地人所盗掘，已失其地中层序，颇难清理，故余决定不工作。一在古城东北1.5公里许，当往土峪沟途中，古坟亦多，其状与西北区同。余等在此处取墓砖2方。一为朱书，题河西王通事舍人张季宗之墓表，夫人敦煌宋氏。无年号及年月日。但在高昌NDC28氏有国时无河西王名称，余查《宋书·氐胡传》沮渠无讳袭据高昌，遣使奉表于宋文帝，拜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及无讳卒，其弟安周继立，宋仍拜为河西王如故。是河西王为沮渠无讳及安周时事。无讳为宋元嘉十九年，安周为宋元嘉二十一年，在NDC28氏前，故不署高昌年号，然沮渠氏侵入高昌，由此可以证明也。一为墨书章和七年平远府录事参军张归宗夫人索氏墓表。其墓中均已被人盗掘，惟墓表在墓道之末端，故尚能保存也。此一带坟院形式与雅尔崖同，院外有石线为栏，冢前有石线，其族划区分亦颇清晰。惟西北之坟区与此略异，外栏及冢墓道均已失去痕迹，或者原即未有，其坟之周围，间有半月形之土埂，表示为坟墓之屏障。此种风俗，略同内地，若江南一带之古坟多如此。亦有在坟后起高塔者，则为佛教入西域后之遗俗。二堡旧城及雅尔崖旧城尝有此类之建筑物，而其前均为坟墓。有时外表不隆起，故不能知其墓穴何在也。一在二堡东南伯什柯恶克，距二堡旧城约5公里。此处坟院形式与雅尔崖及他地均异，每冢上有一土墩，盖为塔或房屋之已倾圮者，坟前亦有墓道，外以石线表示，与雅尔崖同。在一冢或二、三冢外，有土筑之围墙，高约2米余，四周围之，宽10米，长约90米。余于3月29日试工作此一带坟地，每日5人，工作3日，长30米，深8米，但除有死尸之嗅味及零碎铜件外，不见有显著之古物。盖此一带地湿土疏，古时遗迹致失其保存之效能。余因是遂放弃此地之工作，转寻余所希冀之两千年前罗布泊古海也。
（原载《高昌陶集》）
雅尔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余在报告中曾分沟北与沟西两地叙述。今根据遗物之形式花纹及同时出土器物作时代之研究，亦拟分为沟北与沟西两期。虽沟南与沟西相距稍远，但其遗物之形式花纹与沟西两无差异。其墓表所署之年代亦先后相若。故合并为一期，统称为沟西期。今本余考查所得，及记载所述，表示个人意见如下，以俾研究者之参考焉。
一、沟北期
沟北古坟中出土之器物，其墓室形式与陈列方法，类皆相同，皆可表为同一民族之风习，其详已见报告书。又其陶器共为两类。除单耳彩色瓶，非由余亲手掘出，另有论述外，其余各陶器其彩色与制作方法，类皆一致，亦可表现为同一时代之遗物，虽有一俯口钵，与其他器形制不同，余在遗物说明内认为可疑，然不碍于主体也。但沟北陶器均无墓表，欲推论其绝对年代如沟西所出者为不可能，故不能不求其次者，即在同时出土器物及陶器本身之花纹彩色，而推论其相对年代。盖考古者除此外，尚无别法作研究之根据也。兹先述同时出土之铜骨器具以作比较。
1.铜兽环
余在沟北沙梁北第1冢所发现之铜兽环，已在遗物说明内详述其形象。今以中国铜器上之花纹比对，亦有可为余研究时代之证者。试以《博古图》所载，其脰带间所具之兽头形作例。如彝类，商器具兽头形者9，周器兽头形者10。其分别商周，虽未必完全可据，但据铭词如父丁彝（卷八，页十一）、立戈父甲彝（卷八，页十二）确为商器。单彝（卷八，页十七）、召父彝（卷八，页二十）确为周器，则可信也。又如卣类，商器具兽头形者16，周器具兽头形者6。例如祖乙卣（卷九，页五）、祖辛卣（卷九，页十八）确为商器。周宝卣（卷十一，页三）、孙卣（卷十一，页十六）确为周器。又尊类，如商龙凤方尊（卷六，页二十六）、商三兽饕餮尊（卷七，页二十六）。又壶类，如周饕餮方壶（卷十二，页二十二）、周觚ND226壶（卷十二，页十六）。以上诸器脰带间皆着兽头之形，惟均不衔环。其衔环之象，实起于晚周。仍以《博古图》所载衔环之器举例，如ND225洗盆类，有周兽耳ND225（卷十九，页二十六）、汉双鱼洗（卷二十，页二十五）、汉兽耳盆（卷二十一，页二十六）。周只1器，余均为汉。而周ND225与汉ND225形制甚同。壶类有周百兽圜壶（卷十二，页十七）、周鹦耳雷纹壶（卷十二，页二十九）、汉细纹圜壶（卷十三，页十一）、汉兽耳方壶一、二、三、四（卷十三，页十六至十九）、汉凤鱼壶（卷十三，页二十九）、汉兽耳圜壶（卷十三，页三十）、汉兽圜壶一（卷十三，页三十），共10器。而周只2器，余均为汉。而《博古图》所称之周又无铭词为证，仅据神色实不能作判别时代之根据。今以壶中有铭词者如大官壶为建武时器。以此形类推百兽圜壶与鹦耳雷纹壶形制大概相同。故此二器，即令为周代之物，当亦为晚周，与汉器为一系统也。周兽耳ND225亦同此例。故吾据上文所述，是商周间之器，仅有兽头，尚无兽头衔环之象。虽有作牺首形，为柄把之饰，但与此意义各别。因此余断定兽象衔环，起于晚周，至汉时最为普遍，是可确信者也。此见于铜器者。至于汉代石刻，雕此形象者亦甚多。例如汉射阳聚画像（图一）、嘉祥画像第6石、南武阳画像，皆是兽头衔环状。其兽头之形象与汉兽耳方壶一、二、三、四器相同（卷二十三，页三十三）。但射阳聚环系巾带，程瑶田订为佩环。余皆饰于门扉，古谓之铺首。其制至今犹存也。又1928年，日人发掘乐浪故冢，发现漆器甚多，其漆盂之侧，亦绘兽头衔环（《乐浪》图版七六），可证汉时此形效用极为普遍。且施入绘画，非仅雕刻然也。又余在罗布泊北岸古烽燧亭遗址，发现铜兽头佩具1件（图二），形同乐浪漆盂所绘，虽无环具，其鼻端有钩，所以结环，以同时发现之木简为证，亦为西汉时故物，是汉时又施之于器物矣。今此器出于沟北，两眼大口，类兽耳方壶，又额有两乳状，虽所衔之环，不如以上诸器之圆整，而呈椭圆形，且上连结一小圈，但其取义谅无差别。故余以铜石木诸器，来证明此器，其年代当亦为晚周或汉初之故物无可疑也。
图一 汉射阳聚画像
图二 汉兽头佩具 2.骨矢镞
沟北沙梁西第7冢出土有一木矢千骨镞（图三：1）。余在器物说明内已引《尔雅·释器》订骨镞为习射之用矣。但《尔雅》不著作者姓名，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子夏等所增益，皆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详细之辨驳。1.骨矢镞（雅尔崖沟北）2.铜矢镞（罗布泊）但《尔雅》为解释群经之书，历来学者均极重视。盖《尔雅》作者时代虽不可考，要为二千年前后之古书，其称引必有所本。又《仪礼·既夕》云：猴矢一乘，骨镞短卫，志矢一乘，轩谺中亦短卫。郑注云：志犹拟也，习射之矢。书云：若射之有志ND227谻也。无镞短卫，亦示不周生时志矢骨镞。按《既夕》为记士大夫丧葬之礼，死者既殡，陈列生时之器物弓矢于旁。以示不用，谓之明器，此骨矢镞亦出于墓中，陈于死者身旁，其用义当与《既夕》所记相同，但《既夕》为礼经之一篇。礼经传为周公所作，以记周时之礼仪制度，而经孔子正订者。故所记为周时之习俗。则周时尚有骨矢镞，已可证明矣。至汉代有无骨镞，余未能发现此类遗物，但余在罗布泊北岸烽火台遗址拾铜矢镞数十枚。有三棱形者，有圆锥形者（图三：2）。其圆锥形状酷似此骨镞，且镞内空以纳NFDB9，尤与骨镞相似，今以其同时发现之汉简证明，为西汉时故物。故此器其质料虽与之不同，按其形式则其时代未能相过。又按《尔雅》骨镞不翦羽谓之志。郭注云：今之骨ND228是也。《释文》引《埤苍》云：骨镞也。按《埤苍》为张楫所著。张楫为魏时博士，郭璞为东晋元帝时人，皆以今释古。是骨镞自周迄于魏晋犹习用未绝也。
图三 矢镞 3.骨签
沟北沙梁西第8冢出土之骨签，余在遗物说明书内，由其缺口摩擦之角度，已证明其为编织之用。但在中土记载上为何物，现尚无充分之证明。故其年代若何，约当中国何时期，均不能有详审之指明也。但据墓室之形状，亦为复室。与第7冢之墓室相同，且与之邻比，则营葬必与第7冢为同一时期。故第8冢之骨签亦必与第7冢之骨矢镞同时，可断言也。
4.陶器
以上专就铜器骨器作研究，则其时代之先后已略可考见。次就陶器本身彩色纹理形式分类研究，亦可收互证之效也。试分述如下：
（1）彩色及纹理
在沟北出土之陶器，除去彩绘陶瓶之外，余均有同一之彩色。即沟北之陶器均为红地，外表涂敷薄层红泥。此类红色陶器，据余此次所采集之陶片观之约有二种：一为唐代，一为远古。唐代红陶器，胎作浅红色，外面为粉红，磨制光平。余在库车古坟中所得唐代陶罂皆如此。又在库车、沙雅、焉耆一带之唐代遗址中，所得陶片甚多，上多刻水波纹，或里印蒲纹，同时有开元、建中诸唐代钱币，可作证明。至于远古之红色陶片，质较粗笨，内含石子，为特异之现象。间有薄敷红色彩衣，但多已脱落。余在吐鲁番南艾丁湖畔及雅尔崖旧城中等地所拾红陶片皆如此（图四）。雅尔崖旧城中所拾与彩画及刻纹陶片同地。又往西焉耆道中之阿拉癸沟及博斯腾湖旁之沙碛中亦拾有同样红陶片，同时有石刀片。而博斯腾湖旁沙碛中并拾贝钱1枚。若据同地出土之石刀片及贝钱，可认为新石器时代之产物。但又在其东北2.5公里许盐湖畔古坟中，掘出汉铜镜1，同时有红陶片及残器，又为公元前后所遗留。今沟北红陶器质粗，且同时出土有铜骨等件与盐湖畔之情形相同。故红陶片虽起于远古，但在公元前后犹为当时居民习用未绝也。又其中可予吾人以注意者，即在沟北古坟中发现石斧1件，磨制甚光，与红陶器同出土，陶器置之死者头部，石斧置之腰间。与焉耆沙碛及阿拉癸沟中所发现之红陶片同时有石刀片同一情形，据此似可推论沟北出土陶器为先史时期之遗物。但沟北墓中只此石斧一件，再无其他石器，不能即认为石器时代之产物。即令作较远之推论，亦为远古石器之抛弃于后者，观于石器上之水石冲刷痕迹可证。故不能据此一件，即作全部较远之推论也。又关于陶器之纹理亦为研究时代之必要资料。沟北陶器皆为刮磨纹，余在新疆本部所拾者除此外，又在吐鲁番南艾丁湖畔戈壁中发现有刮磨纹之红色陶片。虽无同时出土之器物，可以证明其时代要皆为西纪前后之故物。又在和田沙碛中亦拾刮磨纹之红陶片，纹理作几何曲线形，意料时代较迟，其在中国北部者，则为1927年夏，余在内蒙古甲色庙发现一旧城，采拾绳纹刻纹陶片极多，同时亦有刮磨纹陶片。又黑柳图河古址亦有少许。以绳纹陶器及其他铜件之证明，皆属于汉初。故刮磨纹起源何时虽不可知，要在汉代犹流传未绝也。不过在蒙古地所发现之刮磨纹陶器片，均为青灰色，而此则为红色为独异耳。
图四 磨纹红陶片（艾丁湖畔） 沟北陶器除单耳瓶外，其形式约可分两类：一为圆底钵，一为桶状把杯。钵之中有的若盘状（图五：1），有的若杯状（图五：2），但皆圆底无足，且皆为宽口。虽有一俯口钵为薄口，但余在遗物说明中已认为可疑。其余则大抵相同。但圆底陶器如陶钵之类，中国内地尚无甚多之发现。但在波斯出土之陶器，则与沟北所出相似者甚多。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 Ⅷ，p.100）第154图之彩绘三角形花纹陶片与余之单耳彩色瓶花纹相同。又原书p.323列绘各样陶器，其与余沟北期之式样同者有736、752、753、755、759诸图。又p.272，第3号墓穴中出土之陶器亦多与沟北所出者近似，而同时尚有许多与中国古时相同之铜器如矛盾之类。若就文化一源立论，则中国古代文明将被波斯夺去不少。而此次沟北出土之瓶钵，将为一有力之介绍物也。但吾人推论时代，不能只就一类器物作根据，必综合同时出土之各种器物及形色研究所得之结果，方可为最后之断定。故与圆底陶钵同时出土之桶状把杯亦为推论沟北器物年代之重要资料也。在沟北把杯类中有作桶状形者（图六：1），有作圆底形者（图六：2）。兹先就余考查所获与此类形状相同者言之。余于1930年春在雅尔崖工作完毕后，即赴罗布泊北岸探查。曾发现一汉代烽火台遗址，获木简百余，有黄龙、元延诸年号，确为两千年故物。在烽火台西约25公里有一干河，现已有水，在此河南北均有古坟，在河北岸古坟中发现桶状漆杯二（图七：1），以木为质，质料细薄，外涂朱漆，施以彩绘，虽被剥蚀，然犹能见其美丽之色彩。柄着器腰，适容一指，以此例沟北把杯，其形式正相同。同时尚发现有玻璃耳珰、木裐之类。在河南岸古坟中亦掘有木形把杯两件（图七：2），形式与沟北圆底把杯相同。不过一为木质，一为陶质耳。罗布泊与吐鲁番壤地相接，其文化之分布与交通当较密切。今以罗布泊出土之同形器物例吐鲁番所出者，亦为甚合理之研究。如此则沟北陶器不能与罗布泊相差过远也。又日人1929年发掘乐浪古坟，发现汉代漆器甚多，其漆盘之一，有汉永平十二年年号（《乐浪》图版六〇）。又有桶形漆器一（《乐浪》图版七九），其形式大小与余在罗布泊发现者同，彼亦为木质，但较粗耳。在乐浪报告书中，又插一瓦质把杯（《乐浪》页四七），据云：此器现藏旅顺关东厅博物馆。又云：此种形式瓦器在中国内地发现甚多云云。据此，是桶状把杯在中国内地亦甚流行，且传播至极东地也。今再就墓里遗物存置之状况言之，在沟北沙梁西第5冢，墓里遗物存置之状况，有桶状把杯一，置之死者头部。旁复有一圆底钵，内陈圆底把杯二，置于足旁。既把杯与圆底钵同存一墓中，则必为同一时代之流行品。又把杯置于钵中，疑为当时日用之习俗。若然，则圆底钵与把杯不可分离。按上文桶状把杯为公元前后之遗物，则圆底钵之时代，谅亦同此。就令圆底陶器在波斯年代较远，但起源与流迁为两事。故何时流入新疆，或为本地之仿作，及绵延至何时，均为可注意之问题。故不能以波斯式出土之年代以论西域也。
图五 钵 1.圆底浅钵 2.平口小钵 （2）形式
图六 把杯 1.桶状把杯 2.圆底把杯
图七 漆杯、木杯 2.圆底木把杯（罗布泊） 1.桶状漆杯（罗布泊）
综上所述，关于沟北陶器之彩色纹理形式，及同时出土之兽头环与骨矢镞作综合时代之考订，则沟北出土之器物如上所述者，皆不出公元前1世纪至3世纪所遗留，是可确信也。
其次沟北陶器，有为吾人所最宜注意，而增加研究之兴趣者，为彩色单耳瓶（图八）。兹附论及之。
瓶之彩色花纹，均详遗物说明内，此不具述，惟以此类陶器，余只在沟北得此一件，其花纹有类于波斯出土之陶器花纹。如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en Perse，de Morgan（T.Ⅷ，p.100）第154图之彩绘三角花纹陶片与此器之花纹极同。又与中国本部河南秦王寨出土之陶片亦相似（阿恩《着色陶器》第5版第14图）。虽其彩色微异，但其画线之法则大抵相同。又甘肃出土之陶器如安特生《甘肃考古记》所述，第2版插图所示口缘部之水波纹与此器口缘部所绘同一形式。又第9版之第1、第2两图，其柄宽平，上端紧接口缘，与此器亦合。在此东西不同区域，而有同一式样及花纹之器物，固为研究东西文化开展之良好材料。若进而研究其时代殊感困难。据安特生、阿恩两博士研究河南、甘肃出土陶器之时代，根据苏萨亚诺之第12纪为断，计时为公元前2500年，殆近3000年之谱（《着色陶器》页二五、《考古记》页二二）。但吾人推论此器年代，不能完全根据安特生所拟（李济教授在小屯与仰韶文中已发生怀疑。见安阳报告第2期）。盖推论年代最上者为本身文字之证明；其次则借助于地层学及同时发现之器物作比较研究亦可得相当之验征，再次则征之于附近出土器物及历史之记载。此虽较上二法为逊，然犹较取东西悬远之物论其花纹之同异为胜也。余此器虽系假手于本地人之手，在此穴中只此一器，又无其他之证物及地层可供吾人以研究时代之资料，故研究时代之最上二法已不适用。但求其次法，既征求附近出土同似之器物作旁证，亦可得相对之年代也。
余在报告书内曾说明在雅尔崖旧城中掘拾彩色陶片若干。其花纹着色与此器相同。为吾人研究此器有力之根据。又轮台故城出土之红底黑花陶片亦当提及。按雅尔崖旧城为二千年前之车师前王庭旧址，《汉书·西域传》云：宣帝时遣卫司马破姑师未尽殄，今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又云：车师前王治交河城。按以出土之墓表作证，此城确为古之交河城，为车师前王所居之地无疑。但《史记·大宛传》称述张骞之语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姑师即车师。是张骞使西域时，当公元前126年车师已有城郭之居。则此城或更远于张骞时所筑也。此彩色陶片既在此城所拾，必为寄居此城中人所遗留。此器又在此城北1公里许之古墓中出土，则此城人生时所习用者，必与死后之殉葬者为同样器物，且可断定为同一时代也。又同时在土台上拾有压波纹、蒲纹、雷纹（俗称回纹）、黍状纹（《貔子窝》定为矢状纹）及印花纹陶片，与貔子窝高丽寨之陶片相同。彼以此属于汉式系统。此处所发现之压纹、印纹陶片，与彩色陶片同一地点，其地层虽已被本地人掘土所紊乱，但最低限度亦可说为先后相承时期。又余在轮台南一故城中亦拾有红底黑花陶片，与雅尔崖故城所拾者相同。余按此城与龟兹故城之距离方位推计，确为古轮台城遗址。又按史载轮台故城在公元前102年为李广利伐大宛时所屠。则此城之有居民当在公元前102年以前。则此城人所遗留之彩色陶片亦当为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之故物也。根据以上所述之彩色陶片，以评断沟北出土之彩色陶器，其时代当然不能有所不同。因雅尔崖古城与此器出土地为同一区域，而轮台与雅尔崖又为东西一线相承，在文化推进之路线上亦有重要之关系。既车师与轮台之同样遗物皆为公元前3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所遗留，则此器亦当先后同时，最远亦不出公元前5世纪，再不能推远，故安特生3000年之说吾人不能援用。但近据瑞典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一期中载安特生一文，题目为“Per Weguler die Steppen”，文中认内蒙一带西至甘新之铜器遗物，颇有特别之处，可以自成一区，与西伯利亚出现之斯西安（Scythian）遗物相似处甚多。又因沙井期之带彩陶器曾与此类铜器同时出现。照此类铜器在斯西安出现，以计算年代，安氏将甘肃沙井期推晚1000余年。重订为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100年（p.153，亦见安阳报告第二期小屯与仰韶所引）。据此，是安特生氏最后之改订颇与余说相近，而为吾人所赞同者也。
图八 彩色单耳瓶 又余在此处关于东西文化之推进，附带叙述，以作余上文之结论。盖新疆居此东西交通之邮，在海道未通以前，东方民族之至西方与西方民族之东来必经过新疆。
据一般学者所云，东西文化有二大策源地，一为伊兰高原，一为中国本部。此两大文化区均位于新疆之两端，如何能沟通交通为一问题。盖西域地形沙碛大半，水草缺乏，暨西荒岭旷漠，时虞盗贼，非有强大之兵力与财力，平夷道途，警卫行旅，不能为有效之交通，此为稍明西域地形者所公认。因此东西文化之活动，非藉外缘之驱使不能显其机能。故余以为军事之拓展与种族之移徙皆为推进文化之重要原因也。在有史以前，西域之情形如何，吾人不得而知。近今学者关于人种之来源与文化之发生皆有不少拟议，但均无确切之证明，不可信为必然。故东西人文之活动，溯其最先而略有依据者，略可分为二期。一为大流士远征与塞种人之移徙；一为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请先言其前者。
公元前521年，波斯王大流士第一继立。袭居鲁氏之遗业统有小亚细亚、叙利亚全部，如文化发生最早之埃及、巴比伦、亚述及赫族，均为波斯领土之一部。其疆域西及多瑙河，北与塞种为邻，东与印度相接。而雄才大略之大流士复转兵北征，与塞种人战于多瑙河岸。战虽不胜，而东西民族因此而受一极大之冲动，此在世界史上可注意之事也。盖塞种原为黑海沿岸之游牧民族，后渐次东展，向里海、阿拉海之北岸漫延。自经此次战争之后，又分为两支移徙：一支向东徙，沿伊犁河山谷以入新疆；一支向南徙，沿阿姆河以至大夏（此据法国伯希和教授对余所云）。除南徙之一支俟另文论述外，其东徙之一支究在何时入新为一问题，但按中国传记所述，亦有可资参考者。《汉书·西域传》云：乌孙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又称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是时匈奴约在今之新疆东部，奇台、阿尔泰一带。大宛即今浩罕一带。康居在北，约在今巴尔喀什湖西北之荒原锡尔河沿岸，今为哥萨克地。所谓城郭诸国，即今天山南路诸地也。汉书既云乌孙本塞地，则塞种人是时占有巴尔喀什湖以东，沿伊犁河及特克斯河诸山谷，东展至新疆中部，如绥来以西，焉耆以北皆为其领域。及大月氏受匈奴威逼西奔，塞种人遂南徙（此支系由天山向西南徙，疑与由沿阿姆河南徙之一支不同）。大月氏复追踵而南，乌孙遂居其故也。乌孙迁徙之年代，虽史无明文，但大月氏西奔，为汉文帝四年即公元前176年。则乌孙之据其故地，必在是时，据上所述，是塞种人之东移，必在公元前521年以后，公元前176年以前，考之史传，可以信其然也。至于因塞种人之移徙，其所附带之文化如何，余虽未发现指明何者为塞种人所遗留之故物，但塞种与亚述、米太、波斯血统相属，经此一度之开通，其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均有侵入新疆之可能。故在公元前5世纪至2世纪之间为东西文化推进之第一期。且此期文化乃由西北荒漠以入新疆之北部也。
其次述亚历山大东征，与张骞之通使西域。在公元前330年马其顿王东征波斯，占据其都城苏萨。又进兵至印度西北部之干达拉，希腊文化同时至此两地。并遗留士兵与波斯人婚媾而成希波之混合民族。虽马其顿王死后国土分裂，而希腊之文化仍在此处葆荏滋长。虽在公元前176年以后被东方游牧民族塞种人与大月氏人相继侵入，然终被本地优秀之文明所同化，改其故习（参考德国奈柯克氏V.L.Coq《东土耳其斯坦之希腊遗痕》）。及公元前126年张骞使月氏，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而东西之文化如两地水池之被沟通，彼此交流。故一般学者均认此时为东西文化最活动时期。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为东西文化第二期之推进。且此期文化乃由波斯越帕米尔高原以入新疆南部者也。新疆之承受东西文化亦以此期为最巨。又以后之佛教文明传至印度之西北部与希腊文明混合，而成立之犍陀罗佛教，渐次传入新疆及中国内地，虽张骞使月氏还未有提及佛教之事，但佛教之传播亦系受此期之影响跟随而入，无可疑也。
综上所述军事之拓展与人种之移徙，而东西文化早期推进之原因，由此可见。但余在沟北所掘拾之古物为受何期推动之影响，为何种民族所遗留，在未得充分证明以前暂不能有确切之推断。但于各种民族移徙之路线，考究古物之分布，比较同异，亦可使吾人发进一步之深省。则余之建立两期推进说，亦为研究东西文化交通之一重要提示也。
自此以后，东西交通频繁，文化之推动亦极活跃。如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之西移，景教、摩尼教、回教之东来。于文化之沟通上，莫不有相当之关系。因与本篇无关，故不论及。
二、沟西期
余对于沟北出土之陶器及铜骨诸器时代之研究，已如上文所述。其次当述及沟西与沟南之遗物。按沟北之遗物无文字作证明，故研究时代必根据陶器之花纹形式及同时出土遗物，作相对之推论。而沟西及沟南之陶器皆附带墓表，以墓表所署之年代判断墓里陶器之年代，故年代极为可信。盖吾人研究古器物其最要之工作即推论其时代。盖陶器有自署年代者，其真确固无论矣。其次则同时出土之遗物标明有确实之年代者，亦可以彼例此作同等之推论，在考古学上亦认为极真确之方法也。
盖沟西及沟南墓室前均有墓道以通往，死者及陶器均在墓室中，而墓道两壁则砌有墓表。故墓表上所署之人名当然即墓中之死者，而墓表上之年龄籍贯及埋葬年月当然亦为叙述死者之事。今此陶器均陈列于死者两旁，故必系与死者同时入土，则墓表上所署之埋葬年代亦系陶器入土之年代，毫无可疑也。虽陶器之制作或许较早，其形制或由早先遗传下来，但时人既以之殉葬，则陶器在当时固甚流行也。然沟西陶器有墓表同时出土者，当然以墓表所署之年代为断，但其中亦有许多无墓表而只有陶器，其陶器之时代若何，固为一问题。但沟西坟茔有一特殊现象为吾人所不可不注意者，即沟西每合若干冢为一茔，其一茔中之冢墓，类皆为一姓，外有一石线作栏。各冢在一茔之中，依次鳞比，有时尚能推出其先后埋葬之次序，则无墓表之墓室距有墓表之墓室，其时代相差当不甚远。故以有墓表之陶器，例无墓表之陶器，其时代当亦真确可据也。例如沟南索茔第1冢，墓表署明为延昌十三年至四十一年，其陶器之时代固无问题。而第3冢则无墓表，今以第3冢之陶器，比较其形式花纹竟无区别，则第3冢陶器之时代与第1冢陶器之时代当亦无甚剧之差别。本篇图版取材索茔陶器颇多，可覆按也。因此吾人研究沟西及沟南陶器之时代，即根据墓表之题示，皆以为自北魏之末以迄初唐，即自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遗物。其有无墓表者，亦此为例也。在此期间，虽经一度之国变，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唐太宗命侯君集平高昌，改隶唐朝版图。然其墓室中之遗物，据余发掘之经过，除墓志款式转遵中土，及以泥塑偶像器具殉葬，二者为高昌有国时所无外，至若陶器之形式花纹则毫无所变也。故吾人关于沟西及沟南之陶器皆认为一时代之产物，与沟北不同一时期也。
在此，进而研究其形式花纹，作系统之叙述。
（一）形式
余在沟西及沟南所采之陶器共为800余件。约其类别共有14。虽各类之形式与用途不同，但其制作之方式，加口部与底部各有其相类之系统。今先述口部式如下。
1.卷口式
余在沟北所采之陶器。如钵类口皆宽平，唇微出。把杯类则为薄口，与身等齐。而沟西及沟南之陶器则以卷口式为最多。如ND22A类、壶类、瓿类，几全部皆然。虽如瓶类其口微侈，作流灌之用。然其唇亦微曲，亦不如沟北陶钵口部之平整也。罂类口稍薄，然亦微卷（图九）。若瓿类其卷口式多类ND22A，惟图十之蒲纹瓿其口微侈，为瓿状之特异者。又在余采掘之陶器中有一特征，即凡卷口式者颈项皆短，肩腹隆起。其中虽有二辘纹瓿，肩腹微隆近于桶状，但其项颈亦短，其形式与他器不类。余以为模仿中土古制而作，其卷口亦不如他器之显著也。瓶类之颈稍长，则尤为例外矣。盖卷口式完全使用钧运法旋转而成，其口部之细擦纹犹显然可见也。又卷口式在汉代陶器中有作双卷者，即在口外缘作凹凸纹式，并有镂刻矢状花纹者，疑为时代较早之制作。隋唐以后则以单纯之卷口式为最普遍矣。
图九 汤罂 图十 蒲纹瓿 2.俯口式
此式以盂类为最多，口与身成曲线形，故肩腹均隆出，而里底深锐。虽有盂之口部不如上述之俯。而腹亦微曲作隆起状。如图十一。凡俯口式盂其口部均薄。惟图十一口唇稍厚。若纯素盂，口唇微伸出，反有类于漏底甑。但肩部隆起亦为盂状。沟北出土之俯口莲纹钵亦口薄而俯，与俯口盂同。但沟北之俯口钵为圆底，此为平底，仍非一时代之产物也。且沟北出土之俯口钵疑非中国本土所出。故余在遗物说明内已认为可疑也。至俯口式在河南出土陶器中亦偶见之。如阿恩着色陶器第八版第二九图，仰韶出土之陶钵其形式正与沟西所出大致相同。又第二版第二图秦王寨出者形式亦近似。惟沟西俯口钵缘口至肩部作曲线，而河南之口俯钵腹与口缘及底成钝角也。
图十一 碗状盂 3.平口及削口式
沟西陶器除上述之卷口俯口之外，尚有平口式。即口部平整，其肉厚与四围相等也。如三足盆，除两器略带唇外，余均为平口。若碗、杯、碟等类，口虽与围同厚，但口端微削。自制作上言，平口必用刀旋削而成。《天工开物·陶埏》云：凡手指旋成坯后，晒极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次两。小注云：过刀时手脉微振，烧出即成雀口。由此所述，反证余之图十二，其缺口处显为过刀时不慎所致。至于削口则为用手抟ND229而成，故不平整。再自其用法言之。盆类用以烹饪，ND22A瓿用盛食物，碗、杯用为饮食之具。凡烹饪必用盖，余虽未发现器盖，但拟料当时必有。或为木制，或为草制，覆蔽其上，以保温暖。故口端必平整，可以受盖也。至ND22A瓿所以为卷口者，盖盛食物后其口或以布幂之，系之以绳。余在柴俄堡掘出之陶ND22A其颈项上之绳犹存可证也。至于杯、碗则为饮食之具，接近人口，用平口卷口皆不适宜，故用削口，取其便于饮啜也。兹将口部式样列下：1.卷口式，2.俯口式，3.平口式，4.削口式（图十三）。
图十二 兽形足盆
图十三 口沿形式 1.卷口式 2.俯口式 3.平口式 4.削口式
口部形式大致不出以上四者。至于底部，可分二式。
1.三足式
在采掘之陶器中，惟盆类其底部均具三足，鼎峙而立，有作兽形者（图十一）。余皆作牛蹄或羊蹄形。其他陶器皆不具足。具三足器物，在中国铜器中惟鼎惟然。如《博古图》所载之铜鼎均有三足，其形状亦与此相类。盖鼎所以为烹饪之具，有三足所以受火，此盆谅亦同此。但鼎腹为圆形，有两耳，此为平底无耳，拟为制作时简复之分别。阿恩博士称三足陶器初发现于突罗邑第一市，相传其形如釜，有高足三，宽大之直耳一。安特生博士云：鼎器之原始形状似为一粘土之碗，下附极短之足三。初本以三石平支其下，而为烹饪之用，其后以泥易石，转成今形（《甘肃考古记》页三九、四〇）。此两位博士关于三足器原始之推论，余不能有所评论，因如阿恩博士之说，在吾人尚未发现东西文化推移之确实路线，与同样古物以前，不能认为可信。如安特生博士之说，其假想推定，吾人无法为证明其然否，且均不能据以推论余之三足器也。盖余器时代甚后，在此器千年前中国早有三足铜器，如商周之铜鼎是也。五百年前中国汉代之三足陶鼎亦甚流行。汉与高昌时代相差不甚远，且高昌最邻近中土，交通亦便，所习用此器者又为汉人，如认为此器系受东西文化之影响者，亦系受中国三足器之影响，而非受西方之影响也。
2.平底式
沟西陶器以平底式为最多。其平底有二：一有足，一无足。如ND22A、瓶、壶、瓿之类皆无足，底与四围边缘等齐。盂、碗、杯类皆有足，即底与围迎接合处略伸出，或成锐角或成钝角。然皆平底，不同于后世之圈足。惟豆类两器底下削空作圈足形。镫类一器底亦洼入，此为例外也。但在中国铜器中如尊彝之类皆有足。惟亦有无足者，例如《博古图》所载周著尊二，其图说云：明堂位商尊曰著。释者以为著地而无足。周人于朝献亦尝用两著尊（卷七，页十九）。故余意当时器物有足与无足并用，著于地者则无足，陈设几案者则有足。又如瓿所以盛醯醢之物，而周蟠虬瓿一、二则无足，饕餮瓿一、二、三、四则有足。意以为无足者备盛储之用，有足者为朝献之器。设此推理而不误，则余器之无足者如ND22A、壶、瓿皆为陈储之具；有足者如盂、碗、杯、碟皆为饮食之器。又如河南、甘肃出土之陶器，如《甘肃考古记》阿恩着色陶器所载，其大罂、瓿之类皆无足，下腹渐次消小，底与边等齐。与余之陶ND22A近似。但如《貔子窝》所载单砣子之彩色土器，一为圈足，一为高底足，均与四围成钝角。其高丽寨出土之ND22B、盂残底虽有短足，然底皆洼入。因此吾人又不能不疑中国文化之发展或有地域上之区别也。
（二）彩色与花纹
沟北陶器皆为红色，已如上文所述。而沟西陶器则均为青灰色。此显然不同之彩色与泥质及烘烧之法有无关系，姑且不论；但在沟西及沟南陶器有一普遍之现象，即所有陶器均为青灰色，外表涂抹一层黝黑色作衣，再绘红色花纹，惟两器外似涂黑色液体物，或即为黑漆，然外表均绘红色花纹。此种黑底红花余虽不能推论其来源及其取义为何。但观其外表，表现幽暗冷酷之情状，说者谓此为某种宗教之象征。但余意此时佛教已通行西域，希腊化之美术在壁画上所见已极灿烂之形势，不能兼容其他宗教艺术。且如陶器上之花纹，如莲瓣、如璎珞显然受佛教美术之影响。而惟此类陶器均以黑色作地，再绘红花，佛教美术似此者稀。是否受其他宗教之影响迄未可知。至于陶器上之刷黑地，余疑系受中国刷漆之影响。盖压纹式陶器及刷漆陶器本为中国产物。高昌与中土最为接近，其受中土之影响最为可能也。例如余在柴俄堡所发现之墨漆瓶，其形式与中国古铜瓶近似，决为中国所传入。又如上述之两陶器，其外表均为涂漆，且与涂黑色之陶器同地出土，其外表之彩绘亦同。据此则沟西之黑地陶器为受中土刷漆器之影响极有可能也。虽黑色有浅深之差，其极浅者近褐，但其意亦当为涂黑色之表现也。
至于花纹则有两种，一为剔花或压纹，一为彩绘。关于剔花或压花花纹，其器地必光平纯素，不涂抹任何彩衣，与他器之先涂黑衣，再加彩绘者不同。且其花纹与其他花纹不同，而反类于中国北部及东北出土之陶器花纹。故余疑此类花纹陶器为自东方传入，已在遗物说明内略提及。又图十一之浮砌兽像花纹亦详于遗物说明内，均不赘及。次论述彩绘之花纹。
关于彩绘花纹，余在遗物说明内每器均说明其大略，兹为研究方便计，再综述如下。
1.环圈纹
在沟西之彩绘花纹中有一共相，即每器在颈边及底部涂绘一红色弦纹，或在腹部中间涂弦纹一道或二道，或中含粉圆点或作方格形。在此弦纹上下涂绘各种花纹，或上下相切，或彼此连续如几何图案。在各种切线中得不同式样为4种：一为环圈纹，均在口与底两弦纹中间，涂绘内外双圈纹。又有数器均在腹部弦纹上涂纹一环圈，中含圆点。其圆点疑与同心圆圈同一意义。盖圆圈乃脱胎于圆点而来也。有两器其圆圈亦居两弦纹中间，但外圈中含半圆圈向下。一器在腹弦纹上，圆圈中含之半圆圈向上。一器腹弦纹上下皆含有向下之半圆圈。无论向上向下皆表现为半圆圈。故余综合各种环圈式花纹得4式如下（图十四）：
图十四 环圈式花纹 以上所举虽为四种实即两种，即一、中含圆圈；二、中含半圆圈。一友人告余云：此或即取象于自然界现象。中含圆圈或点者，乃取象于日，中含半圆圈者，乃取于月。余按中国文中日字作，《说文解字》卷七载古文明字亦作以示雷象，与回旋纹之。或有以（卷五，页九）。据此，是圆圈亦可定为雷纹。有数器其弦纹下均绘卷云状，与弦纹上之圆圈雷纹配比成彩。与中国古铜器上以云雷纹并刻之普遍习惯，其设想正同也。
2.椭圆纹
在沟西出土陶器中以椭圆纹为最普通。约其式样计有8种。列式如下（图十五）：
图十五 椭圆纹 以上诸图式可分为两组。即第4式为1、2、3式之合；第8式为5、6、7式之合，第9式虽中含串珠式之圆圈点然与第8式大致相同。又按双线纹中含圆点在中国古铜器中之豆腹或顶部有此种装饰。而在北魏至隋唐应用极为普遍，常用于墓志边缘，或墓盖上。又新疆佛寺之壁画亦常以连续之粉圆点作图案。此器亦在隋唐之际，当然受其影响，故亦援用于器物上。有一器腹部弦纹亦中含圆粉点，与椭圆纹中所含圆粉点其状相同。盖旋转于腹部则为弦纹，曲旋于腹上下则为椭圆纹，相间以成彩包。故吾人可知当时彩绘之术乃由单纯之几何线展转配合而成。有加彩者，如同心椭圆为红色，而内含之圆点则为粉白色；又同心椭圆及圆点均为粉白色，而中心填朱色，错杂以成彩。然皆以椭圆曲线与圆点相配合耳。
在此类椭圆形花纹，欲订为何种花纹，取象为何，欲得一真确见解颇感困难。余初据《博古图》所载古铜器如周ND22C父鼎、周鳞纹鼎（《博古图》卷三）。腹部所刻之鳞纹，及周仲NBB2F父鼎、周ND22D氏鼎（同上卷三）口缘横带之花纹，两相比较颇为近似。以为当时人仿中国铜器之花纹，颠倒增损以成彩。今复加研究，原意遂移。因铜鼎所刻《博古图》称为鳞纹，以其重叠鳞比如鳞甲也。倘尽如图十六：1所绘，或犹可说。但另有数器同心椭圆纹中，尚含圆点，其圆点且散布花纹内外，鳞形决不如此。故余顿弃前说，以为此类椭圆形之花纹仍取象于植物花朵，排比成图案如图十六：2，然也。《西清古鉴》卷四十所载之唐宝相花铜鉴一、二，其背面均有花朵六，每朵六瓣。其每椭圆互切之形式与此正同。又鉴一花朵之中心有连珠一圈，鉴二花朵与花朵中间有若干小圈若珠粒。取以与此图十六：3相比，虽一表现花朵之形，一为图案，然其取象则一也。至其花朵为何，《西清古鉴》称为宝相花。但余案图十六：4，椭圆形中所含舌状红点疑为莲花，盖莲瓣之中心为红色也。此时佛教已遍传西域，莲花为佛教美术中所习用，其雕刻绘画常取莲瓣为饰，试检查新疆佛教遗迹可证明其不误。则当时人在其日用之器物上仿绘其式样以为美观，甚可能也。且宝相花式据余图十六：2以与《西清古鉴》所载之唐宝莲花镜比，其瓣与瓣均作弧线之连续相。又同时高昌出土陶砖，当时以铺陈于庙宇地面上者，其宝相花瓣连续相亦同。与此器花瓣作椭圆形彼此交切者不同，故当为之辨别也。
图十六 驼蹄足盆与卷口瓿 1、2. 驼蹄足盆 3.卷口瓿 4.莲纹瓿
3.曲旋纹
在沟西陶器中花纹其圆圈式者如上所述，其次为曲旋纹。绘此花纹者计有4器，或曲盘于腹部，或曲盘腹弦纹下与腹弦纹上之花纹对应，在上文已说明其意义。即此配合之状亦饶美术上之风致也。其式如下（图十七）：
图十七 曲旋纹 按以上4式，（1）、（2）两式花纹中均含粉圆点，（3）、（4）两式只有回旋纹。又自其所画之式样观之，余在上文及遗物说明中曾提及为旋云纹，盖举中国铜器上之旋云纹为比证，而有以知其然。但铜器中所绘之云式其形式不一。据《博古图》所示，其式有2，一为旋云，象触石而出也，故古文云为，以见其回转之形；一为垂云，作将雨之势，故小篆云为ND22E，以显雨施之意（《博古图》卷五）。但又有所谓浮云者如汉浮云鼎（《博古图》卷五）所绘是也。按据《博古图》中所图之云式亦分举如下，以备参考（图十八）。
一、旋云式
《博古》五 旋云鼎
《博古》七 瓠尊
二、垂云式
《博古》五 旋云鼎
三、浮云式
图十八 曲旋纹 按如上所图，则古文云为，乃与雷纹之其式几不可辨。及至秦汉以后，雷纹多用于器物或石刻之边缘作图案，其曲转式亦变为长方形之连续相。而云纹则应用极为宽广，如石刻中所绘之神仙像及人鸟像，如孝堂山、武梁祠石刻，下绘云纹上乘一人或鸟，以明人鸟乘云气飞行之意。此形式或起于晚周，自秦汉至唐亦甚流行。在新疆佛洞中壁画绘天人供养像，下亦尝附以云彩，虽时代较晚，然或与中土所绘同出于一源也，然此皆限于浮云式或垂云式也。若旋云纹则多绘于器物作几何图案。如此处陶器上所绘是也。
4.叶纹与点纹
按叶状红纹亦有如波纹上下，皆状如柳叶如（1）式；或为斑点，如（2）、（3）式，皆以红黑色错杂点缀成彩；或为串珠式之粉圆点，如（3）式。其式形如下（图十九）：
图十九 叶纹与点纹 按此点状花纹，余器中有含于椭圆纹中，与外廓成花朵之形，而此则单纯为点状。或在一器中对比成彩，如第（1）式或为红黑点错杂点缀如第（2）式是也。第（3）式则为串珠式之圆粉点也。
以上诸式皆在沟西及沟南陶器中表现。反之在沟北陶器中绝无一见。且其绘画之法皆用红色或粉白色，且皆为黑地。其花纹之组成彼此分合错杂成彩，如上腹为太阳状圆圈，则下腹为同心椭圆纹；又上腹为圆圈，而下腹则为曲旋纹。又有单独成彩之花纹如旋云纹，同时又与太阳状花纹上下配比成彩。故沟西及沟南花纹实可表现一整个之系统，及同一时代之产物也。虽沟北亦有莲状花纹，与沟西之莲纹瓿相同，但一为浮雕，一为绘画，仍非一例也。虽沟西亦有刮磨纹陶器如瓿、盘，其纹样与沟北之纹样相似，但此可认为沟北刮纹式之延长，且一为红底，一为青底，亦可为时代差别之证也。
附陶器制作法
沟西陶器之花纹形式既如上述。其制作方法如何，今据各陶器上之遗痕，参稽纪载，分述如下。
（1）转钧法
在沟北诸陶器一为圆底如浅钵类，一为桶状，如把杯等。疑皆非钧车法所制，因圆底物器内外光平，且具刮磨纹，若第八图之彩色瓶，里底尚有草形遗痕，皆决非旋转法所能致。且亦无车旋遗纹。其次如桶状把杯，桶状本可用钧转法也。至于沟西则不然，其四围甚平，内外均有极细之擦纹。盖用木具或毛具旋转刮刷而成，故均有周转之弦纹。又如ND22A类其腹之下半间有刀削痕，乃用钧车转成器后，以刀削余泥，故下部略小者因此。又如汤罂图九其底亦用刀削成，其义同前。又如盂、碗类底外有刀削旋纹，底里有螺旋纹，其刀削旋纹显因器成后用刀旋削而成，故均成弧线，且极平整，与上述汤罂之以刀削成其底不平匀者微异也。至里底之螺纹或即为覆旋而成，故沟西及沟南除窝状镫及泥杯因内外之不平匀疑为手抟法所成外，余皆用钧车法所制也。至于钧车之起源，其方法如何，次当论及。
中国古书关于制陶器之法，其记载较实者，首推《周礼·考工记》。其述ND230人为簋云：器中膊，豆中县。郑注云：膊读如车辁之辁，既拊泥而转其均，树膊其侧，以ND231度，端其器也。县，县绳正豆之柄。孙诒让正义云：此记陶ND230范器之法也。拊泥，谓拘泥为瓦器之ND232也。膊为长方之式以度器，使无ND134曲者。郑注所谓均，即器范下圆物以便旋转者。《管子·七政篇》云：立朝夕于运钧之上。尹注云：均，陶者之轮也。《淮南子·原道训》云：钧旋毂转。高注云：陶人作瓦器法，下旋转者。《汉书·邹阳传》颜注引张晏传云：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周礼正义》卷八十一）。按《考工记》虽为后人补缀，而非周礼原书，然要在秦前遵旧典辑录，必有所本，《管子》为秦前之书，而《淮南子》则在汉初，其所云钧车法皆相同。可证钧车制陶法历周至汉皆同，乃至于隋唐迄今，其制陶法莫不同也。至其钧车之制，《天工开物》记之甚详，特录如下，以备参考。
凡造杯盘器坯，先制陶车。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凡造杯盘无有定形模式，以两手捧泥盔冒之上，旋盘使转，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即成一杯碗之形……成坯后，微晒干入水一汶，漉上盔冒，过利刀二次，然后补整碎缺，就车上旋转打圈，圈后或画或书，再喷水数口，然后过釉。（《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按《天工开物》虽为后人撰述，称引必有所本。今以校《考工记》及《管子》所记，则钧者即上下所列之圆盘以便旋转者，故《管子》称为运钧也。其用檀木刻成之盔头，疑即《考工记》所述之膊，即张晏所述之模，随钧转以范器之大小高厚者也。孙诒让谓膊为长方形之式以度器，使无NC326，盖误会郑注树膊其侧之语。如作椭圆形物，则长方式不适用也。
（2）接合法
沟西出土陶器，若单耳瓶其耳空转大，然亦就原器反卷而成，惟圆底把杯，其把似另制配合，但不能以此一器推断全体也。若沟西陶器，凡柄足之类皆另工制就合附一器，如三足盆类之足，其合附之迹甚为显然。若图十二四面之浮雕，皆另制就后随意配上，均于遗物说明内详记其事。如陶壶、汤罂肩腹所附之鼻，皆就原器雕镂，此为例外。自大部分言，皆采分工接合之制。此种方法与钧车运用有因果关系。盖柄足花纹之类，非钧车所能制，故必另制附上，此法迄今尤然。《天工开物》记造罂ND22A之法云：
凡罂缶有耳嘴者，皆另为合上，以泑水涂黏，……凡造敛口缸，旋成两截，接合处以木椎内外打紧匝口，NB064罋亦两截接合，不便用椎，预于别窑烧成瓦圈，如金刚圈形、托印，其内外以木椎打紧，土性自合。（卷中《陶埏》）
按此记为后世造瓷器之法，故合上后，再涂ND836水。但当沟西期陶器尚不知用ND836，故弥缝缺口及接合处均用泥浆，再涂抹黑色浆液，以掩其迹。又ND233ND22A之两截接合法，惟大器为然，余沟西出土之物，形器不大，无用两截之必要。但器之下部有用刀削痕迹者，如ND22A类，是以手工法补钧车制之不足也。
（原载《高昌陶集》）
兽形足盆形象考释
1930年春，我在吐鲁番雅尔崖沟西发现古冢甚多，掘拾墓表和陶器不少，陶器中有兽形足盆二：一在刘茔旁A茔出土，年号已失；一在唐茔第7冢与唐複墓表同出，上署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两器四周均浮砌兽像及花纹，特参合中国古镜上所刻，并稽考载籍，为之考释如次。
兽形足盆一
如图一：青灰地，中含石子。平口，厚同壁。里部青灰色，有由旋转而成之细揸纹。外围涂黑，在光平之泥胎上，涂敷极细青泥一层。薄处约2厘米，厚处约5厘米，浮砌各种雕塑形象。此种形象，盖先由型范制成，贴于四围，再涂敷青泥，使形象不致脱落，然后迹印团状花纹于四周。观形象隆起处与原胎颇不胶合，其堆砌之迹甚为明显。
图一 兽形足盆一 底平，外面显露细黑石子，盖未经刮磨，或涂染彩色者。
有三足，高约40厘米，均为兽之前部，耳目口鼻及前两足均备；分立成三角形，背负此盆。由足与盆之接隙处，露现团状印纹，合口处敷涂青色泥痕，则兽头足亦必先由型范制成，后再附着器底。且其底之泥色，与兽足泥色亦不一致，底为青色，足为浅灰色；底与足接合处，其人工敷砌之迹尤甚显然。
一切装置既竣，再涂抹黑色，连足及四围花纹均同。又四围花纹上间点红色，兽足、口及舌则染朱色，或亦有美观之意也。
至于四围形象之名称，欲精密考释，至为困难。盖泥质粗疏，且经千余年之剥蚀，眉目已失其鲜明；今相度形式，参稽我国古器物之刻绘，略加说明，以为识别之资料耳。今据此器之展开图（图二），自右至左为说。
图二 兽形足盆一纹饰展开图 第一形为龙。身躯横长。头额及顶有长须。颈长而曲，作昂首状。口部微缺。有四足，著地，前一足前伸，后一足后蹬。尾略垂。作行动状。据唐八卦铁镜及十二辰铁镜（《博古图》卷三十）所绘龙形，与此略同。普通画龙形有二：一作盘绕状，有鳞甲，如唐二十八宿铁镜及唐晋阳龙铁镜（同上）皆然；一作动状，纯素无鳞甲，如此器是也。
第二形为团状，中刻何物，已漫灭不可辨晰，但似为一动物形。有两足，头目作回顾状。
第三形为猿像。头目已损。两前肢扬起。一足后伸，一足前行。作舞状。唐八卦铁鉴一所绘之猴像，为十二辰中申之肖兽，次于羊与鸡之间，与此像姿态略同。一说为人像，然其姿态有异。
第四形为虎形。横身昂首，四足著地。尾伸出。作行动状。有两耳。满身镂刻条纹。与唐四神鉴二之虎形相似（《西清古鉴》卷四十）。
第五形亦为猴像。箕坐。两手抱膝。头目一面微损，但尖嘴圆眼，极类猴像。身及手足均涂红色，岂表示为其衣服耶？
第六形为马像。四足著地。作走状。长颈，俯首。有耳。尾下垂。唐凤马镜（《西清古鉴》卷四十）及唐八卦铁镜四灵铁鉴（《博古图》卷三十）所绘之马像，均与此相同。
第七形为鸾像，或朱鸟像。头有冠。两足三爪。两翮作飞状。尾长而直起。初疑为凤，但凤尾疏散，末渐细，顶毛茸丛，如唐凤龟镜皆然（《博古图》卷三十）。此则尾竖起，如雄鸡。后检唐双鸾镜（《西清古鉴》卷四十）所绘之鸾与此正同。故此像当为鸾。又朱鸟像亦与此同（见汉石刻）。
第八形亦为猴像。头损，未能明其形貌。箕坐。两手抱膝。与第五图同。全涂红色。
第九形为牛像。有两角而曲。四足著地。尾下垂。作徐走状。唐八卦铁镜及十二辰镜（《博古图》卷四十）所绘之牛像，均与此同。
第十形为狮像。头额微损，鼻口尚可见，面向前，四足著地，作徐走状，尾竖起。按中国古无狮名，《尔雅·释兽》作“狻猊”。郭注：“狻猊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ND234牛及师子。”郝懿行云：“狻猊合声为师。”是“狻猊”与“师”，为一物之异译也。
第十一形为猴像。箕坐。有尾。两手抱膝。头额微损，耳目尚可见。与第五、第八两形相同，其大小亦相若，疑为一型所出。惟此有尾，彼二形之尾或因残缺而失去；然因此而可证明以上二形皆为猴形也。
以上共十一图，环列器之四围，满布团状物。每团圈内有米粒状十一，疑为果实，如葡萄之类，或米粒之形。
三兽形足，其状相同。均为兽头，大口，舌伸出，高鼻，目深入，有两耳，疑为狮类或犬类。关于此类足形，我在库车、和阗故址中，尝拾残件，初不知为陶器之足，今由此器方知其用处。类此形式之器物，隋、唐之际在西域颇为流行。
兽形足盆二
此器形式与上图大致相同（图三）。但上图泥质为黄沙土所成，故地带浅灰色；此器为青沙土所成，故地带青灰色；由其裂缝及剥蚀处可以知也。
图三 兽形足盆二 其埏埴方法与上图相同，兹不重述。惟里底此器有如人猿状之动物一，及同心双圈花纹；彼器则纯素无纹。其形式，彼深；此略浅，口微仰，有唇，外染红衣，里面之上半围亦涂红色；与上图外涂黑色，里为纯素之灰色有异也。
至于四围图像（图四）名称：
第一形为羊。四足。两耳。尾短垂。作徐走状。为上图所无。
第二形为牛。四足。长尾下垂。头有角。作徐走状。与上图第九形相同。
第三形为猴。作箕坐状。两手抱膝。头偏视，有尾。与上图十一形相同。
第四形为鸾或朱鸟像。尾粗竖起。嘴噱翅。两翮作飞舞状。两足已缺。全形与上图第七形相同。
第五形为龙。昂首。作走状。与上图第一形同。
第六形为虎。与上图第四形同。
第七形缺。
第八形为团状。与上图第二形同。
以上计8形。每形之旁，满布镂刻之同心双圈，或为椭圆状之花瓣形，与上图为米粒状者不同。
图四 兽形足盆二纹饰展开图 其里底之猿状（图五），为两前肢扬起，一足后蹬，一足前行，作舞状，与兽形足盆一之第三形相同，大小相等，疑为一型所出者。头部旁压同心双圈一，腰部及跨下压椭圆形之花瓣状各一，浮砌于里底之中间以作装饰者也。
图五 兽形足盆二俯视图 综合一、二两器，其形象有同有异。第一器共11形：一龙，二团状物，三猿状，四虎，五猴，六马，七朱鸟，八猴，九牛，十狮，十一猴；内有猿猴类4，重形2，不同形者为9。第二器连里底亦有9形：一羊，二牛，三猴，四朱鸟，五龙，六虎，七缺，八团状物，及里底之猿状。第一器与第二器同形者7：牛、猴、朱鸟、龙、虎、团状物，及猿状。其异者，第一器有马、狮，无羊；第二器有羊无马、狮，第七形之缺处为长椭圆形，亦必为猿猴之类，决非马、狮也。其相同者，形态大小均同，每形其横者长约60至70厘米，高约30厘米；直形者高约50至60厘米，宽约30厘米。又以每形旁涂泥之痕迹，彼此互证，知各形象如马、牛、羊之类，为已经制就之原型，随陶人任意检取敷设，初非有若何意义。故第一器猿猴类至重三形之多；共计11形，而第二器则只9形。盖第一器较第二器为大，因器物之大小，故所需用之形象，亦有增损也。
按此类形象，欲直接解说其意义，颇感困难；因器物上无可以证明其名相，又无其他证物之发现。因此不能不间接取材于类似此物之图像，以为解说。盖中国古铜镜镂列之鸟兽像；若汉、唐之四神镜、十二辰镜与此颇多暗合，故在上文已本其图像考订其名称。但据镜上所镂列之铭文，其图像似均有含义。故今引其说以作比较。按《博古图》中所载铜镜，其“乾象门”中有汉十二辰镜三，四神镜二。例如汉十二辰镜一，第一层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干支；第二层列兽像七。十二辰镜二，其干支与形象同于前，惟铭辞中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语（二十八），其第二层所列之兽像，虽未备具十二肖辰，然已可以证明图像与十二干支有关；至铭辞中之“左青龙，右白虎”等语盖可以代表方位。古传记中尝以“青龙”代表东方，以“白虎”代表西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又谓之四神。但此镜虽有铭辞，而肖像并不备著。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载十二辰镜，其肖兽具全，然疑非汉镜也。故疑十二肖兽，及四神肖兽，至唐乃大备。例如《博古图》所载之唐武德镜一（六），其背面第二层列四灵像，龙、虎、朱雀与玄武；第四层即为十二肖兽像，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唐莹质镜同（同上）。由其排列之次序与方位，虽无铭辞之指明为四灵与十二肖兽，然吾人参合如上所举汉镜之铭辞及其他书之记载，可证明其确为代表四神及十二干支也，《西清古鉴》唐十二辰镜及四神镜，其形象均与《博古图》所载者同（卷四十），而本书即以十二辰与四神题其名可证。
今所欲讨论者：古时为何以四灵代表四方；以十二兽相代表十二支，即十二时间？疑起源于占验家设辞以描写天空界之自然现象也。《石氏星经》云：
东方苍龙七宿：氐胸，房腹，箕所粪也。北方玄武七宿：斗有龙蛇蟠结之像，牛蛇像，女龟像，虚危室壁皆龟蛇斗结之像。西方白虎七宿：奎象白虎，娄胃昴虎三子也，毕象虎，觜首，参身也。南方朱鸟七宿：井首、鬼目、柳喙、星颈、张嗉、翼翮、轸尾。
《汉书·律历志》云：
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凡二十八宿。
《尔雅》邢ND036疏云：
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并上均见《格致镜原》卷二引）
由是言之，龙、虎、鸟、蛇皆就二十八宿罗布天空之形象而得名。故四神之发现，必在二十八宿既发明之后也。王充《论衡·物势篇》云：
方木也，其星苍龙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鸟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
是又以四兽为天上四星之精灵所降，代表四方，复纳入金、木、水、火五行之四。故《论衡》之说乃汉时阴阳家之转变，非其本旨也。至于以十二兽相代表十二时，前人多已怀疑。顾亭林《日知录》称古无一日分十二时之说（卷二十）。赵翼《陔余丛考》谓一日十二时及十二肖兽之说均起于后汉（卷三十四）。按十二肖兽之说，初见于王充《论衡·物势篇》云：
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又云：
酉鸡也，卯兔也，申猴也。
《言毒篇》云：
辰为龙，巳为蛇，云云。
然此非创于王充，亦不始于后汉，不过后汉其说甚行，又杂入阴阳家五行生克之义，遂更为迷离耳。赵翼谓：
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陔余丛考》卷三十四）
又《宋史·吐蕃传》：
仁宗遣刘涣使其国，厮罗延使者劳问，具道旧事，亦数十二辰属，曰“兔年如此”，“马年如此”。
按十二肖兽不特中国有之，即印度、希腊、埃及均有。惟印度之肖兽有狮子无虎，余均同中土。希腊、埃及亦有狮子无虎，并有驴、蟹、鳄、红鹤、猿、鹰（详郭沫若《释支干》，《甲骨文研究》第90页）。说者谓，汉时西域诸国仿巴比伦之十二宫而制定，再向四方传播。波西尔《中国美术》亦云，中国以七政支配二十八宿及十二肖兽，其法得自西人，或者同出中亚细亚（戴箊译本第97页）。盖自汉武帝开通西域，东西文化彼此交流，则十二肖兽或即在此时输入，其说颇为可信。既入中原后，又参入汉族之旧习，遂与西域微异。赵氏谓起于北俗，盖黠戛斯位于中国之西北，十二肖兽既传自中亚，则黠戛斯为必经之地，当然受其影响也。惟波氏又谓以七政支配二十八宿，中国8世纪间始知之，则大误。盖二十八宿起源甚古，以七政支配二十八宿，始于《石氏星经》（见上引），则远在公元前矣。
上专就中国古铜镜之四神及十二肖为说。次当述全器四周所砌之形象。因全器之形象与古镜所列多有相似之处，故于说明时即援引以订其名称。今综合一、二两器所罗列均为古镜中所已有者，故亦可引为彼此参证之资。如上文说明所举，第一器共11形：一龙，二团状物，三猿，四虎，五猴，六马，七朱鸟，八猴，九狮，十一猴；第二器一羊，二牛，三猴，四朱鸟，五龙，六虎，七缺，八团状物，及里底之猿；除重形不计，连合二器同异各形，共得十类。如一器龙、团状物、猿、虎、猴、马、朱鸟、牛、狮，共九类；再加二器中之羊，共十类。按龙、虎、朱鸟，为四神镜中之灵兽；器中之团状物，已漫灭不可尽识，疑为龟、蛇纠蟠之像，与唐武德镜之玄武颇有类似。若此，则龙、虎、朱鸟、龟、蛇，乃因沿于古镜中之四灵而来也。其次为猿、猴、马、牛、羊、狮六形，除马、牛、羊、猴为中国十二辰镜中之肖兽相同外，惟中国十二辰中无猿、狮，但在印度、希腊之肖兽则备具猿、狮。故此二器之兽相乃表举本地之十二辰属，参合中西而成也。此器出于新疆之吐鲁番，为隋、唐时之高昌国，居于西域之东垂，与内地最为邻近。此器以墓表所署之年代为证，亦在隋、唐时。时佛教已盛行西域，故希腊、印度之文明亦随宗教势力而传播。其星历中之十二肖兽，为当时人民所援用，毫无可疑。又狮子出于西域，已如上所述，则此器之雕塑狮像者，当因沿于本土或外来之习俗也。猿或即《尔雅》之“猱ND235，似人善顾”，但中原均不以此列入十二生肖之中。又中原十二肖兽之中有鸡、豕等项。古传记时提及鸡之效用；且以鸡鸣定朝会。豕为祭祀之品，尊称为牺牲；在古铜器上亦尝刻写其形状。然此器又均不罗列，就其他处所发现之古物与绘画，亦不见有豕之形象。故疑西域正少此动物，故举十二生肖亦不采纳，犹中原之十二生肖不采纳狮子也。由此可知西域当时所通行之十二肖兽，乃援用印度、希腊所制定者，以此器罗列之图式可为证明也。至龙、虎、朱雀、玄武，发源于中土，远在公元前，已如上文所述。在佛教美术中以龙、虎为绘画之资料者正稀，此当为中国所固有。此器并列龙、虎、朱雀、玄武，当为受中原影响。故由此器罗列之兽相观之，实足以代表东、西文化交流之相也。
（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3号，1932年9月）
高昌史事略
高昌史事见于载记者以《史记》为始。《史记·大宛传》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又云：“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又云：“遣从鳔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元封三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掳楼兰王，遂破姑师。”云云。按徐广云：“姑师即车师也。”《汉书·西域传》云：“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旧时姑师，俺有车师前后王，及且弥、卑陆、蒲类等地。故《汉书·西域传》有车师，而不名姑师。与汉朝交涉最繁者，亦为车师。故述高昌史，以车师为始。下及高昌、西州、回鹘，至吐鲁番为止，为高昌史记略。
一、车师王有国时期
车师王分前后王庭，前王庭治交河城，今吐鲁番之西，雅尔崖地。后王庭治务涂谷，在今博格达小山谷中，或以今济木萨北25公里之古城即是，但无确据。后庭邻接匈奴，而前庭当汉北道之冲，因此汉与匈奴，尝争车师。自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赵破奴破姑师后，未能占有其地。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匈奴降者，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不利。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复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又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始服属汉。然车师以逼近匈奴之故，与汉时绝时通（宣帝时以本始二年通，车师王乌贵时绝，地节二年又通）。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又争车师，元康四年，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汉、匈车师之争初告一段落。及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罢僮仆都尉，汉始以郑吉为都护（汉以郑吉为都护，《汉书·百官公卿表》作地节二年，《传赞》同《帝纪》作神爵二年，《西域传》作神爵三年。按吉封侯在神爵三年，置都护当在神爵二年，《帝纪》是也。《通鉴目录》亦作神爵二年，《百官公卿表》及《传赞》误也），治乌垒城，兼护北道，车师遂完全为汉所有矣。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故地。及平帝时，王莽秉政，西域诸国多叛，元始二年（公元2年），车师后王姑句，及婼羌王唐兜，亡降匈奴。王莽篡位，贬易诸侯王，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车师后王须置离，欲亡降匈奴，戊己校尉刁护，械致都护但钦所，斩之，其兄狐兰支，举国亡入匈奴，与匈奴共寇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是岁史陈良、终带亦叛，杀校尉刁护，亡降匈奴。虽一度莽与匈奴和亲，未几，因莽欺单于，匈奴大击北边，西域瓦解。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焉耆复叛，杀都护但钦。虽天凤二年（公元15年），遣五威将出兵西域，又为西域所败。莽死，西域遂绝。
综记前汉时，自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与匈奴争车师起，至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止，历四十年间，车师与汉时离时合。及神爵二年，郑吉为都护，兼护北道，车师遂内属，至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车师始叛，盖内属已七十年矣。
后汉之初，西域诸国复求内属，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远事，西域诸国，亦自相攻伐，无有宁岁。永平中，北匈奴复挟持西域诸国，共扰河西郡县，城门昼闭。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乃命窦固等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而班超复籍以服鄯善，降于阗，西域自绝六十五载，至是复通。其明年（永平十七年），窦固耿秉击破白山，降车师前后王，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车师与西域诸国遂内属。及明帝死，车师屡叛，章帝乃召还戊己校尉，车师复绝。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固遣副校尉阎NB621将三千余骑，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之超为都尉，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侯居车师后部候城。是时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附汉。及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复叛，车师与匈奴屡扰河西，后汉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关以自守。延光中，安帝纳陈忠之议，以班勇为西域长史，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斩其后王军就，西域复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永建二年（公元127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七国，皆来服从。自阳嘉以后，朝政衰败，西域诸国转相陵伐。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车师后王阿罗多，围攻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亡走匈奴。敦煌太守宋亮，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阿罗多复与卑君争国。戊己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匈奴，复立阿罗多。徙卑君于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役属之。车师自此渐以疏慢矣。
后汉自明帝永平十六年，至桓帝永兴元年，计八十余年，西域时绝时通，均以车师为争夺之中心。自此以后，朝政益败，宦官弄权，至献帝之末，汉乃灭亡，其间益无暇顾及西域。
魏时赐其王一多离，守魏侍中，号大都尉。晋初置高昌郡，设太守以统之。而车师王居交河城如故也（《通典》称以交河城为高昌郡误，当从《北史》）。前凉张轨，后凉吕光，及沮渠蒙逊等，割据河西时，皆置高昌太守。其车师自为王如故。后魏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沮渠无讳西走鄯善，据有高昌，奉表于宋文帝，拜为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高昌有王，自此始。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无讳死，安周代立。十一年（公元450年），安周破车师，车师王车伊洛，收遗民奔焉耆（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车师国自是亡。
车师自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始见《史记》，至后魏太平真君十一年，计550余年，国始灭亡，可谓久矣。
二、高昌王NDC28氏有国时期
在NDC28氏有国以前，初称高昌王者，为阚伯周。时沮渠氏虽据有高昌，而柔然、高车逼邻东北，时受侵扰。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沮渠氏为柔然所并。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太和初，伯周死，子义成立，为从兄首归所杀。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高车王可至罗复杀首归，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之，立马儒为王。巩顾礼、NDC28嘉为左右长史。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马儒表求内徙，国人不欲，又杀儒，而立NDC28嘉。为NDC28氏王高昌之始。至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遣侯君集灭高昌，始亡，享国一百四十余年。据《北史·高昌传》，NDC28嘉为金城郡榆中人，金城即今之兰州。又其百姓，亦多来自内郡，其立国垂一百四十余年之久，不可谓非为中国历史上值得留意之事。惜史载残缺，语焉不详。近数十年，考古事业兴起，据实物以补历史。而高昌NDC28氏，由于考古的发现，NDC28氏有国之纪年，差可纪矣。
在清光绪年间，日人大谷光瑞考古吐鲁番，觅获墓志数方，有延昌、延和、延寿诸志，我国罗振玉氏，据以作《高昌NDC28氏年表》，然其年号尚不全。我于1930年春，至吐鲁番考古，在广安城西10公里，雅尔崖古城工作完后，即在古城西土原上，发现古冢约百余。每冢均有墓志一方或两方不等。其墓志之多寡，以墓中死者之多寡为比例，然至多不过三方，盖一夫一妻或兼妾也。墓志皆烧砖质，作方形，上书死者姓名官职，及死葬年月与葬地。共得120余方。或为朱书，或为墨书，或刻字填朱，均在每冢墓道两壁嵌砌，纳入墓中者甚少。由墓志上所书之年号，除其重复，得重光、章和、永平、和平、建昌、延昌、延和、义和、延寿九号。余本之作《高昌国NDC28氏纪年》及《高昌国官制表》（两文均载《高昌砖集》〔增订本〕，中国科学院1951年印行）。先是罗振玉氏，本日本人所获延昌、延和、延寿三号，作《高昌NDC28氏年表》刊于《辽居杂著》中，以后虽有更正，然所得之年号，亦只建昌、延昌、延和、延寿四号而已。由于我所得墓砖有九建号，方知延昌之前，除建昌外，复有重光、章和、永平、和平；延和之后，有义和，罗氏复据以改补《高昌NDC28氏年表》。我根据所获墓砖结合文献编有《高昌国NDC28氏纪年》，与罗氏表颇有出入。
三、唐代西州时期
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命侯君集讨平高昌，下其二十二城，获户八千，列其地为西州。置县五：高昌（天宝元年改为前庭县）、柳中、交河、天山、蒲昌，并置安西都护府以统之。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改置都督府，徙都护于龟兹，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复置天山军。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为西州。德宗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没于吐蕃。计属唐一百五十余年。虽唐史称大中四年，张义潮逐吐蕃守者，自撮州事（沙州）五年，遣使入朝，献瓜、沙、伊、肃、鄯、甘、河、西、兰、岷、廓11州，籍内有西州。然吐蕃首领尚恐热势力尚存。及懿忠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回鹘首领仆固俊，自北庭取西州，而西州遂为回鹘所有。自贞元七年至咸通七年属吐蕃又七十余年矣。
四、回鹘统治时期
自唐咸通中，西州为回鹘所据，唐朝势力衰微，中原扰攘，无力顾及西域。《宋史》记建隆、乾德、太平兴国，并遣使来朝贡献。宋太宗遣王延德使高昌，记其师子王避暑北庭事。是宋初仍为回鹘所占领，称为西州回鹘。邵远平《续弘简录》云：“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兀儿之地，传十三余君，至玉伦的斤，颇雄武，数与唐相攻战。玉伦的斤卒，灾异累见，民弗安居，传数世，迁于交州，统别失八里之地，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事契丹，为其属国。岁己巳（公元1209年，宋宁宗嘉定二年）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官，来附。”此事与波斯史家所记相同，又《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亦与此同。是南宋时，高昌又为畏兀儿所有，然畏兀儿与回鹘是一是二，其说不一。有谓回鹘与畏兀儿，乃音译之异，详俟再考。
畏兀儿自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附元太祖后，从太祖四出征伐，颇为尽力。阿尔忒的斤卒，玉古伦赤的斤嗣。卒，马木剌的斤嗣，从宪宗伐宋。卒，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世祖命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海都帖木儿之乱，畏兀儿民解散，次复辑。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都哇、卜思巴等围火州，亦都护徙其民于哈密力，后为北方军所败。元仁宗时，封火赤哈儿之子，纽林的斤为高昌王，尚公主，还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别以金印赐之，设王傅之官。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之境，自是称亦都护高昌王。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卒，子帖木补化嗣。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其弟钱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元末分为柳城、火州、吐鲁番三部，皆设万户府达鲁花赤。明初仍旧称万户。正统中，并于吐鲁番。其首领居安乐城，自称速檀。
高昌自唐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入回鹘后，至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附元太祖，共340余年。由阿而忒的斤附元改为畏兀儿国，至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为吐鲁番速檀所并，又239年。如畏兀儿即回鹘，可谓享国之最久者也。
五、吐鲁番时期
按据《续文献通考》云：“初吐鲁番介于阗、巴什伯里诸大国间，势甚微弱，其后侵掠火州、柳城，皆为所并，国日强。其酋额默勒和卓，遂僭称王。成化五年，其酋阿里，自称苏勒坦。弘治十七年，阿哈玛特死，长子玛克苏尔嗣。至二十四年，玛克苏尔死，长子沙嗣为苏勒坦，其弟玛哈穆特亦称苏勒坦，分据哈密。隆庆四年，玛哈穆特嗣兄职，自神宗万历后，遂无闻。清初服属准噶尔。乾隆二十四年，平准噶尔，遂内属，设辟展办事大臣统治之。”自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额默勒和卓称王起，至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止，速檀据有吐鲁番，计288年。
（原载《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
高昌疆域郡城考
欲研究高昌疆域郡城，在未发现新材料以前，只有根据我国古史的记载。但当时西域与内地时绝时通，且其疆域郡城亦时有伸缩增减，故古史记载亦不一致。此次赴新考查，留意地形与古址之分布，现结合古史所记，特为之疏叙考订于下。
（一）疆域
诸史志言高昌疆域率不一致。《魏书·高昌传》云：“东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北史》作“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周书》、《隋书》及《太平寰宇记》均作“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通典·州郡志》、《新唐书·高昌传》作“横八百里纵五百里”。《元和郡县志》作“东西八百九十五里，南北四百八十里”。其里数互歧。
兹先就东西界域言之。按《魏书》作东西二千里，《北史》作东西二百里，其长短相差为一与十之比。《北史》记载多因沿《魏书》，而何以独此相差特甚？丁谦《魏书高昌传考证》谓焉耆时为高昌所并，此盖兼指焉耆之面积言。按《新唐书·高昌传》，焉耆横六百里，再加高昌之横八百里，共计一千四百里，亦不足两千之数。疑《魏书》二千乃二百之讹。盖高昌初立，东西疆域本甚短促也。至NDC28氏有国以后，渐次扩充，疆域日广，故东西至三百里。《周书》、《隋书》及《太平寰宇记》均作东西三百里者此也。试证之地形以明其然。唐彦悰《三藏法师传》云：“法师为高昌所请，遂行，涉南碛，经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按白力疑即《魏书》中之白棘，《魏书·高昌传》云：“马儒遣顾礼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是白棘城为高昌东境之地。《通典·边防志》高昌条云，唐平高昌，以“始昌城为天山县”；《元和郡县志》：“天山东至州一百五十里”，则始昌城为高昌西境之城。今合计东西两边城之距离为三百一十里，故《周书》、《隋书》均云“三百里”，举成数也。《通典》及《新唐书》作“横八百里”，《元和郡县志》作“东西八百九十五里”，较周、隋时扩大一倍有半，盖周、隋之三百里指东西边地之城镇言，《唐书》、《通典》兼举东西边外之荒地言也。试以地理证之。按《新唐书·地理志》云：“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是由西州西南至焉耆界为三百八十里，自天山而西皆为石碛，即今库木什一带之荒山，毫无居民之处也。又据王延德《使高昌记》：“延德至鬼谷口避风驿，凡八日至泽田寺，高昌闻使至，遣人来迎次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按所云“六种”即柳中，为今鲁克沁地，宝庄疑即白棘城。则泽田寺当在白棘城之西。又据《新唐书·地理志》纳职下云：“自县西三百九十里有罗获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赤亭、泽田当为一地之转音，《新疆图志》谓齐克腾木之对音近是。根据我实地考查，齐克腾木南5公里有古庙及古房疑即古泽田寺赤亭守捉之遗址。若然则齐克腾木为高昌东境置卡伦之处，故高昌遣使迎延德至此。罗获守捉或为伊吾西境置卡伦之处。现以道里计之，由三堡至鄯善65公里，由鄯善至齐克腾木45公里，故由西州至赤亭为110公里。再西接伊吾西境之荒地，共95公里，合计205公里。而由齐克腾木以西又皆为沙碛之地，今合计东西两境里数共395公里。所以我认为《通典》、《新唐书》所云之东西八百里之数，兼包东西边外之荒地而言。
次述南北界域。诸史志所言南北里数，大抵相同，或无可议。然其界域若何，次当论及。先言南界。《通典·州郡志》交河郡下云：“南至三百五十里过荒山千余里至吐蕃界。”《元和郡县志》称：“西州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并沙碛难行。”按楼兰国为汉代古名，即今罗布泊及若羌一带。据《旧唐书·西戎传》云：“晋永嘉时吐谷浑人兼有鄯善、且末诸地，至唐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故《通典》云吐蕃者，指唐时的吐蕃族而言。《元和郡县志》云楼兰者，指古国名言。若高昌有国时，则南界当为吐谷浑。《通典》之荒山，即今库鲁克塔格，译言“童山”。过库鲁克塔格，即为罗布沙漠。故《元和郡县志》云：“沙碛难行。”过罗布沙漠方至若羌，即古楼兰或鄯善地。唐时鄯善为吐蕃所据。故唐时西州与吐蕃分界处，揆其形势，大抵荒山以南属吐蕃，荒山以北属西州。是《通典》云，南至三百五十里之数，疑即为高昌南界之里数也。现由三堡至库鲁克塔格南麓亦须六日程，与《通典》所记亦相当。
次言北境。据《通典·州郡志》交河郡下云：“北至北庭都护府四百五十里。”《元和郡县志》云：“北至北庭五百里。”按《新唐书·地理志》交河下云：“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是由交河县至北庭里数为三百七十里。又《元和郡县志》云：“交河东南至州八十里。”由西州至北庭合为四百五十里，与《通典·州郡志》所记四百五十里之数相合。但西州与北庭分界处何若，史志均不详，然北庭与西州有一天然界线为天山，即《新唐书·地理志》之金沙岭，亦称金山。所以我疑金山以南为西州，金山以北为北庭。若如此，则由西州过金沙岭准《新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所记为二百九十里，合南境之数共六百四十里，与诸史所记高昌南北里数不符。盖北庭在西州西北，故此路曲，向西北行其道路亦较长也。又《魏书》《北史·高昌传》云：“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北铁勒界也。”按赤石山即胜金口连木沁一带之红山，亦称克子尔塔格，南距高昌不过15公里。《元和郡县志》称：“天山，亦名折罗漫山，在高昌县北三十里。”按此处天山即《魏书》之赤石山，今红山也。再北35公里即雪山根，《魏书》所谓贪汗山也。是由高昌抵雪山不过50公里。按之地图，即由经42˚50′至43˚20′亦约计50公里。连南境共计225公里，合四百五十里，较诸史所记绌五十里。但此就抵雪山南根言，若过雪山北至铁勒界，当亦不止百里。铁勒在高昌之北，故诸史所记南北之里数皆本于高昌有国时北界铁勒之里数。
（二）郡城
诸史志言高昌郡城数目既殊，而名称亦杂，致读者莫能辨其原委。《魏书·高昌传》国有八城，《周书·高昌传》作十六城；《隋书》作十八城；《新唐书》作二十二城。罗叔言《NDC28氏年表》云：“《魏书》之八城本是十八城，夺去十字；《周书》之十六城，六字乃八字传写之讹也。”按城之多寡乃因户口之繁殖随时增损，并非字NFEEC。例如《汉书》之车师前国户七百，口六千五十。及北魏之末，以至隋、唐，疆域日扩，户口逐渐增加。《旧唐书·地理志》称西州旧领县五，户六千四百六十六，至天宝户为九千一十六，口四万九千四百七十六。唐平高昌时，户为八千四十六，口二万七千七百三，而《元和郡县志》称开元时户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七。所以城镇的增加与户口的增加成正比例。《通志·四夷传》云：“高昌国周时有一十六城，隋乃增其二。”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但《通典》则作有城三十二，较隋时多出十四城。以开元户籍与隋时户籍相较，几为一与二之比，则唐增至三十二城亦有可能。又《新唐书》作三州五县，而《旧唐书》、《通典》作三郡五县，一作州，一作郡。按作郡者乃高昌旧名，唐平高昌，郡改为县。我此次所得高昌墓志，凡在高昌有国时代皆云交河郡，凡在唐代皆云交河县，可以为证。盖作州者乃唐平高昌后所置，高昌时无州之名称，且云三州不知何指。今以意度之，盖谓西州、庭州、伊州三州。但唐以高昌国为西州与庭州、伊州无涉，且下云五县又仅限西州，《新唐书》之疵谬多类此。又《通典》称国内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镇。《南史·高昌传》不言国中城数，而曰置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川、横截、柳婆、ND237林、新兴、宁由、始昌、笃进、白刃等镇。交河、田地为郡城，亦称为镇，盖合大小城市而言。盖当时有城者，虽有城之名，而实无城，不过为一街市者，故皆以镇名之，并非除十八城之外另有四十六镇也。唐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以原有之五大城仍立五县，以交河城为交河县，始昌城为天山县，田地城为柳中县，东镇城为蒲昌县，高昌城为高昌县，其他小城镇不计，或亦隶属于此，而旧时高昌之郡城藉此乃可考。故今论高昌郡城仍以五大城为纲维，并附及散见各记载之城镇焉。
1.高昌城
按高昌城在今吐鲁番之东南35公里，地名阿斯塔拉，译言二堡，本汉车师国之高昌壁。后汉和帝永元中置戊己校尉，屯田于此。一说云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以地势高敞，人物昌盛，因云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按一曰高昌壁，一曰高昌垒，皆为汉代屯兵之所，实为一地，皆汉人所命之名。自后历晋、魏、周、隋、唐虽主治者迭易，而高昌之名则相沿未改。唐懿宗时，有回鹘大酋仆固俊取西州，始有“西州回鹘”之名。元设“霍州畏兀察司镇”、“和州宣慰司”。《元史·地理志》附录作合剌火者，《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作哈拉霍州，《耶律希亮传》作哈剌火州，《明史》称为火州，今为哈拉和卓。法人伯希和氏作《高昌和州火州哈剌和卓考》（见1912年《亚洲报》，冯承钧译入《史地丛刊》）本新发现之突厥文残卷中ОСО一语谓即高昌之对音，而哈剌和卓又即突厥语之译音。我对伯氏之考订虽未能直论其非，但据我的考察所得，亦有数点可供研究。
（1）据伯希和氏所谓高昌国旧城，即在今哈拉和卓附近，既同为一城，则音译之变迁即由高昌变为火州、和卓殊为可能。我到吐鲁番时询问二堡旧城之名与所在之地，据说哈剌和卓尚在其西约5公里，地名三堡；此有旧城之地名阿斯塔拉，义谓二堡。“哈拉”为“黑”，“和卓”为“圣裔”，本土耳其语。又云，此地原为蒙古人所占据，哈拉和卓到此，与蒙古人战死城中，后觅得一指，葬于城旁，遂名其地为哈拉和卓。此虽为一种传说，但必有根据，则哈拉和卓出于维语自有其历史，与高昌因汉代屯兵而得名者不同，故不能即谓“和卓”之名出于高昌。
（2）伯希和氏谓二堡旧城名“雅图库”，与“亦都护”为对音。又云“亦都护”为人名，居此城中，因以名其城。按《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云：“亦都护者高昌国主之号也，先世居畏兀儿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至玉伦的斤卒，灾异屡见，民弗安居，乃迁于交州。”又云：“元至元中，世祖命其子火赤哈的什嗣为‘亦都护’，还镇火州，仁宗时封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自是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行诸畏兀儿之地。”按《元史》此传本之虞集《高昌王世勋碑》，虞集元人，其说当较为可据。则亦都护为王号，并非人名，是可确定。我对于伯希和氏谓亦都护为人名，与雅图库为对音，不能不怀疑。
且畏兀儿迁火州后，其高昌之名仍存在，与哈剌火者并行，是“哈拉和卓”、“哈剌火者”与高昌虽同为地名，并无彼出于此之因果关系。
至于和州、火州之名，一见于《辽史》、《金史》，称和州回鹘，一见于《明史》，称火州。伯氏以为即哈剌和卓之译音。但《宋史》有西州回鹘，即在高昌之旧地，而无和州回鹘，王延德使高昌亦只称西州，且西州高昌治，与哈拉和卓相隔不及2.5公里，不应有两部落。至于《明史》之火州，据《四夷馆考》：“高昌元号畏兀儿，隶马哈木，入国朝（指明），号火州。”《明史》谓其地多山，青红如火，故曰火州。据此则火州乃汉语命名，与当时本地人所称之吐鲁番、鲁克麈、哈剌火者等处之名号并行，犹现新疆南路各城名每维、汉互称。例如鄯善官名，维名为辟展；焉耆官名，维名为喀拉沙尔；轮台官名，维名为布古尔；于阗官名，维名为克衣；和阗官名，维名为和棠。凡如此类，指不胜屈。所以火州之于和卓或火者，亦同此例。不能因其音相近，即谓为彼由此之异译。
2.田地城
《元和郡县志》云：“柳中西至州三十里。”按即今二堡东15公里鲁克沁地，汉名柳中，后汉安帝延光中班勇为西域长史，屯柳中，即此。前凉张骏立田地县属高昌郡，北魏末NDC28氏立国，仍为田地城，与交河城并称，均为王子所居，称为“田地公”、“交河公”。握有高昌政治上之实力者，如NDC28嘉时兄弟孝亮，尝为田地太守，表求内徙，可以为证。唐平高昌，复以田地城为柳中县，属西州（《通典》作田北城，误）。唐、宋之间回鹘占据西州，此地乃属回鹘。宋名此地为六种，乃柳中之对音。王延德使高昌，又历六种乃至高昌，此六种即是柳中。元为鲁克尘，《明史》称为柳城，一曰鲁陈，现名鲁克沁。今以音义释之，鲁陈、柳城，疑鲁克尘之急读。鲁克沁，维民读为鲁姑庆。凡维民读“克”“格”均以作语助词，有音无字，凡沁均读如庆，即城音之转，沁亦即城字之义。例如吐鲁番城，维民读为吐鲁番沁尔，新城读为英儿沁尔，故鲁克沁亦即鲁陈、六种、柳中之对音，因各地民族之发音有别，遂成异译。
现鲁克沁回王居处有旧城遗址，多毁圮，相其建筑与二堡旧城时代相若，疑即高昌田地城，唐柳中县之遗址。鲁克沁北15公里有红山，山石均为红沙石作红色，故古名赤石山。山之断岩涧旁，依岩凿洞，庙宇林立，如雅图沟、土峪沟皆是。再北约数十公里为雪山，即天山。相传唐薛仁贵征铁勒，“三箭定天山”即此。故《魏书》称高昌国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贪汗山，即指鲁克沁以北之山。鲁克沁之东南有大沙碛，《元和郡县志》称柳中县东南九十里有大沙海即此，沙山峰鳞，如海波涛，故名沙海。唐玄奘由伊吾涉行南碛，六日至高昌白力城。王延德使高昌，由伊吾之纳职县西北行，经大患鬼魅碛，三日至鬼谷口，八日至泽田寺，均系经行此沙碛，与玄奘断水受困之莫贺延碛有别。莫贺延碛在敦煌、伊吾途中；此则在伊吾、高昌途中，一在西北，一在东南，中有伊吾间隔其间。然此为至西域必经之地，凡通使西域者，自伊吾必经此碛至柳中，转西至焉耆、龟兹。《元和郡县志》称柳中当驿路，城极险固者即此。
3.交河城
《元和郡县志》云：“交河东南至州八十里。”按即今二堡西北40公里，吐鲁番西10公里雅尔湖地。有两河分流绕城，故名交河。为汉代车师王前庭治所，与匈奴接壤，尝服属之。时汉通西域，屯田渠犁，尝与匈奴争车师。宣帝时郑吉攻破车师前部，乃始有田卒。至元帝时置戊己校尉，居前部高昌壁。后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定西域，置戊己校尉居前部，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本《通志·四夷传》）。是高昌为两汉屯田之地，高昌壁即校尉之所居，故《旧唐书》以高昌为校尉城者因此。我此次赴罗布泊考查，采掘若干汉简，有一简云：“交河壁”，以其他同出有年号之简证明，确为汉宣帝至成帝时事。然史书不载交河壁，检《通志·四夷传》车师条称：“戊己校尉刁（刀）护遣使陈良屯恒且谷，史终带取粮食，司马丞韩元领诸壁，右NDC28侯任商领诸垒。”又云：“胁诸亭，令燔积薪，分告诸壁。”云云。是汉时屯田非仅一地，屯田高昌者为高昌壁，屯田交河者为交河壁；因校尉居高昌，故史只记高昌壁，而交河壁遂不录，今由此可补史记之阙。自晋迄于魏初，交河仍为车师王所居，然仍被统制于校尉或太守，至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车师为沮渠安周所乘，车师王车伊洛以族亡奔焉耆，车师前部至是亡。高昌有国时立为交河郡，唐平高昌改为交河县，宋属回鹘，西辽及元初属畏兀儿，元至元中畏兀儿迁火州，此城遂废。明正统间吐鲁番强盛，高昌交河均并于吐鲁番。而昔时谓为文化中枢，今则土垣满野，禾黍馥郁，乃为考古学者欣赏之地矣。
4.蒲昌城
本高昌时东镇城，《通典·边防志》车师条以东镇城为蒲昌县。《元和郡县志》：“蒲昌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贞观十四年置，本名金蒲城，车师后王置。”《旧唐书·地理志》：“蒲昌，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东南有蒲类海，胡人呼为婆悉海。”《新唐书·地理志》：“蒲昌本隶庭州，后来属。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综观诸书所云，皆未能确指蒲昌城之所在。按金蒲本金满之讹，金满属车师后庭，距西州五百里，不能以距州一百八十里之蒲昌当之，故《元和郡县志》之说为不可信。《旧唐书·地理志》以始昌城当东镇城已谬误，盖《车师传》明云：“以始昌城为天山县”也。至称县有蒲类海，按海在伊吾之北，今镇西地，去鲁克沁千余里，更为不伦。《新唐书·地理志》谓西有七屯城等。按唐时由敦煌入西域道经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又西经石城镇，均在今罗布泊南岸西至若羌一带，距吐鲁番600多公里。《新疆图志》谓：“蒲昌县初在东北，后移设西南”，乃牵合《新唐书·地理志》七屯城之说，而误以蒲昌县因蒲昌海得名之谬见。欲证古地，当本古迹之遗留，与方位之距离，校验无差，乃可信为真实。吾人断定二堡旧城为高昌王都，因有出土之古物可证；断定雅尔岩旧城为古交河城，因现有两河绕城之遗迹与古物可证；断定鲁克沁为古田地城，因有地理形势及与西州方位可证。因此，要断定蒲昌在何所，则先假定《元和郡县志》“县在州东北一百八十里”之说为可信，再按其方位与距离以求其古址。我到吐鲁番即按古书记载之方位，探问寻觅蒲昌古址。据当地人所言在二堡东北有二古址。一曰汉墩，在鄯善西北20公里，现有土城遗迹，西南有小山，山上有二墩，相传汉时所筑。今以二堡望汉墩正在东北，其方向颇相合，但由高昌故址数至汉墩，计55公里，距离远近微嫌不足。一曰柯柯雅，在山谷间，即在汉墩之北约40公里地，为通木垒河古城子间道，亦说有土墩及小土城。但又据一维民说为安集占人所筑，以防古城子敌人者。按由汉墩到柯柯雅均有居民甚多，水草亦优，为至古城子必经之地。唐时高昌东北与铁勒为邻，取名东镇城，盖亦镇守东界之义，则在此处置建城台殊为可能。可惜未及躬往探查，然相信蒲昌城必在是处矣。
5.天山城
《通典·边防志》车师条以始昌城为天山县。《元和郡县志》云：“天山东至州一百五十里，贞观十四年置。”《新唐书·地理志》：“西州西南百二十里至天山。”《旧唐书·地理志》云：“取祁连山为名。”按匈奴呼天为祁连是亦以其有天山之义，故欲求天山县故址，当然在西州之西75公里天山之南寻觅其遗迹。今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谓当在托克逊，而《西域图志》以连木齐当之。按准方向，当以托克逊为天山县之故地似颇近理。盖托克逊距哈拉和卓95公里，此指绕吐鲁番之道，若直径可减10公里。又在托克逊之东10公里有古址一，维民呼为窝额梯木，汉人名为大墩子，审其陶片及形式或为唐代建筑。在北5公里有城址一间，有城基甚古，但其倾圮之墙壁甚新，盖为后人就原址重建新城也。其南车辙道深丈余，皆为数百年前往来人所遗留。盖此处适当东西交通之衢，由高昌至焉耆或龟兹者所必经之途径。且南北均为天山，与《元和郡县志》所述之地位与距离亦相合。我认为天山城当在此。至《西域图志》之连木齐，即连木沁，在哈拉和卓之东，与《元和郡县志》所指之方向相反。今不取。
以上所述五城皆旧时高昌较大之城，且有方位里数可记者举之，至于散见于各记载之中仅有城名难以明其方位者亦录存为表以备参校。
白力城 《魏书·唐和传》。按即《北史》之白谼城，去高昌一百六十里。
横 截 《南史·高昌传》、《魏书·唐和传》。按NDC28斌碑阴有应威将军横截太守。
高 宁 《魏书·唐和传》。按《北史》作高昌。
新 兴 《NDC28斌造寺碑》、《南史·高昌传》。按NDC28斌为新兴令，造寺当在今三堡附近。
临 川 《南史·高昌传》。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云，疑在今连木沁。
柳 婆 《南史·高昌传》。《辛卯侍行记》云，疑在今吐鲁番南之勒木丕。
ND237 林 《南史·高昌传》。《辛卯侍行记》云，疑在胜金口东北之汗和罗。
宁 由 《南史·高昌传》。《梁书》作由宁。《辛卯侍行记》云，在今吐鲁番东南洋海。
笃 进 《南史·高昌传》。《辛卯侍行记》云，在今托克罗。
白 刃 《南史·高昌传》。按《梁书》作白刀，疑皆白力之讹。
南 平 《新唐书·地理志》。按在今雅尔湖东南35公里让布工商。
安 昌 《新唐书·地理志》。按在今雅尔湖南15公里柏克布拉克。
安乐城 《明史·西域传》。按《明史》谓为唐属交河县，疑即今之吐鲁番城附角之古城。
以上所举十三城，合前言五大城，适合《隋书》十八城之数。除白力城即白棘城，地址略可考见，已如上文所述者外，其余各城位置均不能确定。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所述亦属牵强，不能据为定论，且多无遗址可资考证。惟南平、安昌二城据《新唐书》称在州西南。我此次由雅尔岩东南行至哈拉和卓途中发现旧城二，一在雅尔岩南15公里，一在雅尔岩东南35公里。据其遗物及城基大概在北魏之末及隋、唐之间，其城址建筑亦与鲁克沁旧城相同。我疑此二城或即《新唐书》所述之南平、安昌二城遗址。至《明史》称交河所属之安乐城，疑在吐鲁番附近。现吐鲁番广安城东附角有一旧城，本地人称昔为蒙古王所居。吐鲁番高小校长杨重熙君云，此即火州故城。但均无确据。我验其遗物，确为元、明时所遗留，岂即元至元中畏兀儿王赤哈的什所居之故城欤？是均有待于将来之发现也。
（原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卷第1号，1932年3月）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
我于1943年赴新疆考察，路过武威，于武威县文教馆，曾见此碑的下半段。据说，原碑在武威县北15公里石碑沟，1933年前乡人发现后，县署即移置文教馆。现石碑仅存下半段，高1.8、宽1.62米，36行，行残存40字（原碑每行90字），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当时我托文教馆代拓一份。回京后又将拓本的下脚损毁数字。后闻石碑因在抗战期间避免兵火，埋藏地下，已不知去向。今因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建立高昌陈列室，特以此拓本奉赠，并复原碑文一并陈列，以为研究高昌史之参考。
此碑历来金石志著录不多。惟虞集《道园学古录》（以下简称《道园集》）载此碑全文，以后史书如《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邵远平《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皆据《道园集》碑文写史传，《元文类》录全文，大致与《道园集》同。《甘肃新通志》仅载铭文，《陇右金石录》虽全录碑文，但亦根据《道园集》任意删增。惟乾隆刊本《武威县志》所载“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文，与现存石碑下半段文字大致相同，而与《道园集》所载碑文微有出入，增加了太平奴嗣位以后事迹。因此而知《武威县志》所载直接抄自石碑。校对行款亦复一致。因此我根据《武威县志》所载碑文，补写上半段，恢复石碑原来之旧。故今复原的碑文，下半段系据石碑原文，上半段则据《武威县志》补足，中划一线作界（图一）。再参考《道园集》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互校，作校记，并稍加解释，附于后。异者旁以点为记。
图一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碑文复原图（↓以下为原存碑文） 此碑文叙述回鹘人起源和流派，较他史为详。盖得之回鹘谱系，原始朴素，为历来史家所珍视援引。例如《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续弘简录·也立安敦传》皆取材于此，确为研究回鹘史之第一手资料。但回鹘人初起没有文字及历史记载流传下来，对于祖先故事，盖得之于口耳相传。因此在传说中每保存若干神话的传说。尤其以回鹘起源与西迁二事，传说特别多。但在传说中同时仍保存有若干史实。兹举碑文中二事为例。碑文中述回鹘起源云：畏吾儿（即回鹘）地方，有秃忽剌河和薛灵哥河均发源于和林山，两河中间有一株树，产生了五个婴儿，最幼的名“卜古可罕”。当然是无稽。但西域古史家阿剌哀丁记畏吾儿起源，与此略同而较详，据说是出于和林旧城中之石碑。碑略云：在源出和林山之秃忽剌、薛灵哥二水会流处，有地名忽木兰术，有树二株，树间有一小丘，有天光烛照丘上，日渐增长，既成，忽开一门，中有五室，有类帐幕，各有一婴儿坐其中。其第五子名不古可罕，美慧有才，诸部以为天赐，奉为君长（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180页转引；又《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第231页亦有转引）。与高昌碑文所述大同小异，盖出于一源。但阿剌哀丁所述五个婴儿是坐在五个帐幕中，出现于小丘中而不是剖树瘿而出，使人们相信这小山中五个帐幕，可能是暗指当时在两河间环绕此山而居的五个部落。最初由两个部落逐渐发展为五个部落，共推不古可罕为君长。《史集》亦云：“和林诸山附近别有一山，名忽都答哈，其间有一地，十水之所经也。别有一地，九水之所经也。昔因全境皆为畏吾儿之故地，……前十水通名温斡尔寒（即十鄂尔浑河）。……有三水为九部落所居，四水为五部落所居。”（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183页）合并两则观察，则阿剌哀丁所记碑文中之忽木兰术或即《史集》之忽都答哈，而为鄂尔浑河所经流之地。五部落及九部落皆居于鄂尔浑河各支流两岸，与我们所推拟者无殊。因此再与《新唐书·回鹘传》所述对照，更相吻合了。传云：“回鹘人初居娑陵水上，至时健俟斤，众始推为君长。其子菩萨才勇有谋，南破突厥，树牙独乐水上（即土拉河）。传至骨力裴罗，尽有九姓回鹘之地，徙牙乌德裧山昆河之间，又并有拔悉密·葛逻禄总十一部落，后又灭突厥，全得古匈奴地。自称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唐代时为怀仁可汗，后又加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按“乌德裧山”疑即《史集》之“忽都答哈”。“忽都”“乌德”为对音，“答哈”突厥语“山”义（亦说“德裧”二字连读为“答哈”之转音，“乌”即“忽都”之略），可能亦即高昌碑文中之“忽的答哈”所谓“福山也”。昆河即鄂尔浑河，与薛灵哥河源于和林诸山，鄂尔浑河又为九姓回鹘所分布之地，骨力裴罗既建牙于乌德裧山，且拥有九姓回鹘所分布之地。则通过《史集》及阿剌哀丁所记与高昌碑文所述，使我们相信与《新唐书·回鹘传》所述，可能为一事；若然，则高昌碑文中与阿剌哀丁所记之若干起源神话，皆有其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其次再谈西迁一事，高昌碑文所述对于回鹘西迁，归之于唐人取和林山石所致。新、旧《唐书》及西域古史家皆不具载。按回鹘西迁，据新、旧《唐书》所载，是由于天灾及黠戛斯人之攻击，与取和林山石无关。和林为历来游牧民族建庭之地，突厥、蒙古迭据之，强盛一时，并不因山上去一块石头而致削弱。阿剌哀丁又记畏吾儿人西迁的神话亦云：“不古可罕死后，畏吾儿人闻野兽及家畜幼童皆喝曰‘改赫’、‘改赫’，以为乃上帝命迁徙也，于是举族西徙，直至别失八里，始不闻‘改赫’之声，遂留其地，分五部而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第234页）亦作建筑五城而居（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182页）。其言之荒唐无稽，不亚于上述。盖西迁已久，国人已不复记忆鄂尔浑河时事，又无文字记载，仅凭口耳相传，致失真相。每一民族对于他的起源和流迁，多有若干神话传说，不独回鹘为然。
以上系就碑文中起源与西迁略作解释，其他有关于若干史事解释及其文字差异，均详校记中，不再列举。
附：校记
一行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按石碑首上半段缺失，原碑名为何，已莫能明。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下简称《道园集》）作“高昌王世勋之碑”，《元文类》同，碑上无之字，疑抄自《道园集》。但清乾隆间张之浚所著《五凉全志》、《武威县志》（下简称《武威志》）内载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比《道园集》多“亦都护”三字。而《武威志》碑文内容及行款字数，就现存部分石碑碑文比较，大致相同，是张之浚《武威志》碑文，直接录自石碑，则石碑上段题名应与《武威志》同。故今恢复原碑，其碑名从《武威志》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按高昌王世绩，自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至火赤哈儿的斤称“亦都护”，至纽林的斤因其父战死有功，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始稽故实封为高昌王，别以金印赐之，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之印则行诸畏吾儿之境”。故自此后嗣位者均称“亦都护高昌王”，如帖睦儿补花、篯吉、太平奴等皆同。碑树立于太平奴时，则碑名亦必列全衔称“亦都护高昌王”。
二行 谽奉敕书……赵世延篆额 按此碑残上半段，谽上当有字。据《武威志》称“在武威县北三十里永昌堡有高昌王碑”，“谽谽书”，是“谽”上当再有一“谽”字。谽谽为当时大书家，元至顺间，官至礼部尚书，应有官衔，惜上段残缺，全衔如何无知。在书写人名上，应有撰文人名字，亦被残失。但据碑文有“臣集顿首受诏”之语，则撰碑文者，应为虞集。虞集《道园集》亦录此碑文，则上段残缺者应是撰文人虞集及其官衔。
同行末赵世下拓片破损，现根据其他材料及碑志通例，补“延篆额”三字（其他各行下脚缺字按县志碑文补）。赵世延在元至顺间为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大学士，官最高，故命之篆额。现石碑碑额已遗失，赵之篆文亦不可见。
三行 至顺二年九月 日 按石碑缺上段，《武威志》碑文起自“皇帝若曰”前无年月日。《道园集》及《元文类》所录碑文，均有“至顺二年九月某日某甲子”十一字。按行款及行文格式碑首应有年月日以引起下文，故据《道园集》补“至顺二年九月日”七字，删去日上“某”字，及“某甲子”三字。
四行 帖睦儿补花 《道园集》“花”作“化”，《元史·文宗纪》作“高昌王铁木儿补化”，《新元史》作“帖木儿补化”，《蒙兀儿史》作“帖木儿补花”（注云“木”碑作“睦”）。是原碑正作帖睦儿补花，与《武威志》同。今从《武威志》。
五行 世缵令德 《武威志》碑文同，《道园集》缵作绩。
同行 臣集顿首受诏 《道园集》“集”作“某”，《武威志》集上多一“虞”字。
六行 天光降于树 《武威志》、《道园集》均同。惟《元史》传“天光”作“神光”。
同行 兀单卜古可罕 此据石碑，《武威志》同。《道园集》无“兀单”二字。《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作“不可罕”，亦无“兀单”二字，“不”下无“古”字。按卜古可罕上加“兀单”二字，语义不明，一说“兀单”有“创始”之义，又说有“幸福”之义，究竟是何义，尚待进一步研究。
七行 传四十余君凡五百二十载，是为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汗，亦都护者其国主号也 按《道园集》作“传三十余君”下无“凡五百二十载”六字。“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罕”，《道园集》作“玉伦的斤”，下无“亦都护者其国主号也”九字。而移置于“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在位”下，“主”作“王”。《元史》移置于传首，作“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余同《道园集》。现石碑阙上段，今从《武威志》补。
又按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罕，《道园集》作玉伦的斤。王国维《书高昌王世勋碑后》根据《道园集》认为玉伦的斤即《唐书·回鹘传》中之“护输”，“输”为“轮”字之讹，护、玉一声之转，“护输”本作“护轮”，转为“玉伦”，其子“葛励”，即骨力裴罗，“葛励”亦即“骨力”之转音（《观堂集林》第二十卷第22页）。按王国维仅据字音相近作判断，说服力不强。现碑文不作玉伦的斤，而是作阿力秘毕立哥亦都护可汗。“毕立哥”疑是“仳伽”或“仳伽阙”之异译，“阿力秘”疑是“爱登里罗汨”之简译。因此我认为阿力秘毕立哥，即唐宪宗元和间之爱登里罗汨蜜施合毗伽保义可罕，与护输无关。而碑文中之金莲公主，亦即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嫁崇德可罕之太和公主。碑文中所称之其子葛励，疑指敬宗所立崇德之弟葛萨特勒之昭礼可罕，崇德尚太和公主，崇德死，其弟昭礼可罕继尚公主。励疑是萨字之讹。《唐书·回鹘传》称太和公主在和林自建牙，与碑文所言“居和林别力跋力答（哈）言其常所居山也”语义相合。且回纥自保义可罕后，继承者均短世，与碑文中“传位者数亡”之语亦相符，但由唐穆宗长庆元年上溯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建牙乌德鞑山时期不过七十余年，碑文云五百二十载，应在晋怀帝永嘉年间，时铁勒尚未兴起，回纥亦未形成，年代恐有错误。《道园集》及《元史》传均删去年代，甚是。
同行 可罕之子 《武威志》同，《道园集》“可罕”作“的斤”。八行同。
八行 其常所居山也 石碑缺，此从《武威志》。按《道园集》“常”作“妇”。《元史》同。
同行 胡的答哈 按《道园集》、《元史》传“的”作“力”，今从《武威志》。
同行 乃告诸可罕曰……将有求于可罕 按：此据石碑，《武威志》同。《道园集》上“可罕”作“的斤”，下“可罕”作“尔”，《元史》传同。
同行 于上国无所用之 此据石碑，《道园集》同。《武威志》“于”作“与”。可能是抄录之误。
九行 后七日可罕薨 《道园集》作“玉伦的斤薨”。《元史》传同。今从《武威志》。
同行 乃迁诸交州东别失八里居焉，统交州，交州今高昌国也按此段据石碑，《武威志》同。《道园集》及《元史》传均作“乃迁诸交州，交州今火州也。统别失八里之地”，与石碑不同。可证《武威志》碑文是抄自石碑。
又按交州即《新唐书·地理志》之“交河县”，属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城西雅尔湖尚有古城遗址，为汉时之交河壁，车师前王庭所在地，因有两河绕城故名交河。别失巴里译言五城，言大城中包括五个小城，一说这地区筑有五个城。今新疆济木萨北护堡子，有古城遗址，为车师王北庭，唐北庭都护府所在地。火州即和州，即唐之西州，原于汉之高昌壁，戊己校尉所治地。隋、唐之际，NDC28氏王高昌建都于此。唐贞观间改为西州，亦治此地。唐安西都护府初亦设于此。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此地复为西州都督府所治地。现吐鲁番县城东南45公里，哈拉和卓及阿斯塔那附近有古城废墟，即其遗址，现名为高昌城。这三座古城，一在天山北，二在天山南，各不一地。今石碑称“乃迁交州东别失巴里居焉”，而《道园集》则称“迁居交州今火州也”，究以何者为是？我根据《新唐书·回鹘传》当是先迁居别失巴里，再移居西州。《回鹘传》云：“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城。”《资治通鉴》系之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又据毗伽可罕碑叙述保义可罕恢复北庭之事，盖北庭在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为吐蕃攻陷，至保义可罕时方被收复，盖宪宗元和间（公元806—820年）事也。在贞元六年北庭沦陷时，虽史称“西州犹为唐固守”，但西州周围如北庭、安西均陷，彼孤立无援，不久亦必沦陷。在保义可罕收复北庭时，西州不闻收复。回鹘为黠戛斯所破，被迫西迁，是在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上距北庭收复约二十年，下距仆固俊取西州亦约二十年，而在西迁以后。据此是回鹘西迁必先居别失巴里，二十年后方自北庭进取西州。阿剌哀丁述畏吾儿人西迁事，亦云“直至别失巴里”，可证。自回鹘人取得西州后，政治中心移居吐鲁番称亦都护，以阿斯塔那附近旧城为王都，故阿斯塔那旧城亦名伊底库特赛里，即亦都护城之异译。但别失巴里——北庭仍为高昌王第二行都，例如王延德使高昌时，狮子王在北庭谒见延德，耶律大石西征、长春真人西行，均经过别失巴里。盖当时政治中心虽已南迁，而领地仍属于回鹘。碑文中之别失巴里统交州，《道园集》之交州统别失巴里，皆指唐懿宗咸通七年以后事。自元太祖后，以畏吾儿之地封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地。但畏吾儿人即回鹘人仍占有西州，称亦都护，而附属于元。至纽林的斤时，元仁宗又加封为高昌王。碑文中称交州今高昌国也，即指此。时畏吾儿仅有西州，不包括庭州。但现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据现在实地考查，高昌王都与唐西州同地，遗址是在今阿斯塔那附近旧城，即亦都护城城中，现城的西南隅尚保存元时建筑遗迹，可证。而交州即西州时期之交河县。据王延德使高昌所记“由高昌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之语，是交河与高昌绝然为两地。王都高昌不都交河，故王延德由高昌至金岭口必路经交河（由现吐鲁番到乌鲁木齐或孚远路线亦如此）。今碑文称“今交州即高昌国也”，《道园集》亦云今交州即火州也，是以二城混同为一，将如何解释？我认为这一错误是由新旧《唐书》所引起的。《旧唐书·高昌传》说：“高昌者汉车师前王之庭，后汉戊己校尉之故地。……王都高昌，其交河城前王庭也。”按“王都高昌，其交河城车师前王庭也”，其说本不误。但传中又说“高昌者汉车师前王之庭”，在王庭中间加了一个“之”字，使人误会高昌是前王的“庭”之所在，按前王庭是在交河，不在高昌，是又将高昌与交河混淆了。至《新唐书·高昌传》，则删去“高昌”二字，直书“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庭也”，把交河城当为高昌城。《新唐书·地理志》“西州交河郡，前庭县”下注云，“本高昌，宝应元年更名”，又把高昌变成交河。后代史学家，亦不暇分辨，彼此沿习。元虞集云：“交州即高昌国也”，或“交州即火州也”，其错误原因皆由于此。今据考古实证更正。
同行 北至阿木河 此据石碑，按《武威志》同。《道园集》“木”作“术”，《元史》传同。按现石碑木字不清楚，可能是术字。
十行 东通兀敦石哈儿 按《道园集》、《元史》传作“东至兀敦甲石哈”。惟《武威志》作兀敦石哈儿，未知孰是。现石碑缺，今据《武威志》。
同行 凡居是者百七十余载 按《道园集》、《武威志》均同。惟《元史》传作“居是者凡百七十余载”（百衲本），而以后之官刊本均作居是者九百七十余载，盖“九”乃“凡”之误。实则回鹘西迁至成吉思汗时有三百六十九年，碑文年代有误。
十一行 巴而术阿而的斤 按此行上段石碑原缺。《武威志》作“阿而的”。以行款字数求之，缺四字方与下段接。《道园集》、《元史》传均作“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是《武威志》所录非其全名，乃根据《道园集》加“巴尔述”三字，又“的斤”为官名，故又在“的”下补“斤”字。乃与行款合。全名应如《道园集》、《元史》传作“巴尔术阿而忒的斤”。
同行 上嘉之 《道园集》“上”作“太祖”，《元史》传有增补，石碑缺，今据《武威志》仍作“上”。
十二行 从太祖征你卜儿 此据《武威志》。《道园集》作“你沙卜里”，《元史》传作“从帝征你沙卜里”，《武威志》“你”下当落“沙”字。
同行 将探马军万人从 《武威志》作“探马万人从”，《道园集》作“探马赤军万人从”，《元史》传作“将探马军万人从”。现石碑上行缺，如《武威志》“探马”下接“万人”，尚空一字。今从《元史》传补“军”字，适与“万人”接。但全名应作“探马赤军”也。
十三行 宪宗皇帝围宋合州 《道园集》、《元史》传“围”作“伐”，《武威志》作“围”，今从之。
十四行 都哇卜恩巴等 此据石碑，《道园集》、《元史》传同。《武威志》“巴”误作“邑”，今从石碑。
十四、十五行 阿只吉奥鲁只诸王 原石碑缺，《武威志》作“阿吉奥鲁诸王”，《道园集》、《元史》传作“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行款字数求之，今据《道园集》增两只字，适与下段接。
十六、十七行 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 按原石碑上段缺。《武威志》作“以其女也亦迷失别”，《道园集》、《元史》传均作“也立亦黑迷失别吉”。现石碑在十六行下段“也”下有“立”字，同于《道园集》，则十七行石碑上段可能亦同于《道园集》，今从之。
十八行 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 原石碑缺。此据《武威志》。按《道园集》作“屯于南哈密力之地”，《陇右金石录》亦同于《道园集》。《元史》传作“屯于州南”，与《武威志》同。按“哈密力”即今之“哈密”，“火州”即今“吐鲁番”，哈密正在吐鲁番南，《武威志》、《元史》传是也，今从之。
十九行 吐蕃宣慰使领本部探马等军镇吐蕃 按此段《武威志》与石碑同，“本”作“奉”。《道园集》作“领本部探马赤等军万人镇吐蕃宣慰司”，《元史》传同，探马下无赤字。而《陇右金石录》作“领蕃军□□□本部探马等军万人镇吐蕃”，不知何据，今从石碑。
同行 威德明信贼用敛迹 按《道园集》、《元史》传均同石碑。惟《武威志》作“威德信明，贼因敛迹”，想系抄录之异。
同行 其民以安 《道园集》同于石碑，《武威志》“以”作“亦”，《元史》传“以”上多“赖”字。
二十二行 次曰篯吉皆八卜义公主出也，次曰太平奴兀剌真公主出也 按据《武威志》“出”上均有一“所”字。《道园集》“出”上无“所”字，又无“次曰太平奴兀剌真公主出也”十二字，原石碑缺。今据《道园集》，删去两所字，余均从《武威志》补。《元史》传“出也”作“所生也”。
二十二、二十三行 从父入觐备宿卫又事皇太后 《道园集》“入”下无“觐”字。《元史》传及《武威志》均有“觐”字，与石碑同。《武威志》“事”作“侍”。此据石碑。
二十五行 今上皇帝 《武威志》无“今”字，《道园集》作“今上皇帝”。按虞集碑文初稿作于至顺二年，正文宗在位时，故从《道园集》作“今上皇帝”。
同行 旋趋至京师戮力削平大难 按上段石碑缺，此据《武威志》。《道园集》无“旋趋至京师”以下十一字，《元史》传作“文宗召至京师佐平大难”，是碑文续有增改。
同行 乃更为申薣于上曰 石碑作“薣”。《道园集》及《武威志》均作“救”。按作“救”是也。《元史》传作“为申请曰”与救义同。
二十六行 让其弟篯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 《道园集》“让”上有“追念先王遗意”一句，石碑及《武威志》均无此句。而“篯吉嗣为亦都护高昌王”下，有“篯吉尚公主曰班进，阔端太子孙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补颜忽礼。篯吉薨，弟太平奴嗣为亦都护高昌王”，共四十一字。《道园集》无之。疑《道园集》写在篯吉为高昌王时，故文止于篯吉。但竖碑在太平奴嗣位以后，又就虞集原文补充太平奴事，故石碑与《武威志》均多出此四十一字。
二十七行 火赤哈儿亦都护 《武威志》与石碑同。《道园集》作“火赤哈儿的斤”。
二十九行 可谓社稷之臣也哉 《道园集》“可”作“所”，句下有“表其碑曰世勋为宜，敢再拜系以诗曰”十五字。《武威志》没有，现石碑缺上段，今从《武威志》。
三十行 列图率赋 《道园集》“图”作“国”，《武威志》作“图”，今从《武威志》。
三十一行 靡懈朝夕 《道园集》“懈”作“鲜”，《武威志》作“懈”。
同行 有齐季女 《道园集》作“齐”，与石碑同。《武威志》作“斋”。今从石碑，齐读作斋。
三十一、三十二行 义有绝爱 《武威志》爱作“妥”，《道园集》作爱，今从之。
三十三行 抚尔人民 《道园集》“人民”作“民人”，今从《武威志》。
同行 移节往治 《道园集》“往”作“征”，今从《武威志》作“往”。
同行 ND238尔衮服 《道园集》“衮”作“旧”，《武威志》作“衮”，今从之。
同行 刻章以庸 《武威志》“刻”误作“克”，《道园集》作“刻”，与石碑同。
同行 ND239即永昌 此据石碑，《道园集》同。《武威志》“即”作“及”。
同行 幕府斯建 《武威志》“建”作“临”，《道园集》“临”作“建”。按当以作“建”为是。
三十五行 允德允恭 《道园集》“恭”作“功”，《武威志》作“恭”，今从之。
同行 大义攸征 此据《武威志》。《道园集》“征”作“正”。按当以作正为是。
同行 民性以定 此据《武威志》。《道园集》“性”作“信”。今按作信是也。
同行 儆于无虞 《武威志》与石碑同。《道园集》“儆”作“敬”。
三十六行 岁十月上旬吉日立石 按石碑岁上缺字，《道园集》碑文首作至顺二年九月，此作十月，不符。疑至顺二年九月为虞集受诏撰文时期，时正篯吉为高昌王，故虞文初稿止于篯吉。但立石是在太平奴嗣位以后，观于文中增加有太平奴嗣位以后的事迹可证。而太平奴嗣位据《元史·文宗记》在至顺三年五月，五月即位，十月立石，时间亦有可能。据此是十月，可能是至顺三年十月。至顺三年岁在壬申，则岁上应为“壬申”二字。惜上段石残，无法取证。
（本文作于1963年7月，原载《文物》1964年第2期）
宁朔将军NB025斌造寺碑校记
此碑旧存迪化将军署后花园内，有碑亭覆文。据云：“原出吐鲁番三堡，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农人耕地得之。以碑重难运，乃断为两截，中间损失若干字。运迪化后，初置于荷花池，后移至将军署，又损失若干字。建立碑亭时，又将两边碑文镶砌壁中，又失去两行。”我于1928年到迪化时，得见是碑，时值春冻未解，勉拓数纸，并抄录碑文。及1944年第三次到新疆时，碑已不知去向矣。
碑分阴阳两面，阳面为碑文，第一行为碑亭所压，不可见。根据旧拓，知存“宁朔将军”及“寺铭”等字，中缺七字。又据碑文，有“宁朔将军绾曹郎中NDC28斌”，等字缺者或为“绾曹郎中NDC28斌造”七字。罗振玉、王国维二氏所作本碑跋文，均作《高昌宁朔将军NDC28斌造寺碑》，《新疆图志·金石志》分作两碑，阳面题《北魏宁朔将军造寺铭》，阴面另题《北魏折冲将军薪兴令造寺碑》，并云：“铭石出吐鲁番三堡，与薪兴县城西造寺碑陆沉一处，宣统三年五月，农人掘地得之，长二尺九寸，宽二尺三寸。”（《新疆图志》二，二八）查《图志》所称阴面碑名，现新旧拓本并无此文，显与事实不合。今按原石实为一石，两面刻，阳面刻碑文，共31行，行38字，唯末行已为碑亭所压，据旧拓本尚可见“玄功”等字。唯《图志》所记铭之年号，则已不可见矣。阳面碑首有造像及题识，如：NDC28贞、NDC28暄、NDC28斌、NDC28仁，及高氏、使氏、孟氏、辛氏之像等字并像，虽有缺损，大致尚可见。像下为碑文，叙述NDC28斌事迹，及造寺经过，碑首题“宁朔将军……造寺铭”，因碑文尾有铭文，故题称造寺铭。碑反面即碑阴，第一行现为碑亭所压，据旧拓为“□□元年乙亥岁，十二月廿三日”等字，检查碑文，为NDC28氏施舍寺产契约，刻于碑阴。后附题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职官，均被题名，高昌官制，由此可见一斑。共31行，行41字，与碑阳造寺铭实为一事，并非如《图志》所云别有一造寺碑，与造寺铭陆沉一处也，唯碑阳作NDC28斌，碑阴施产契作NDC28斌芝，是否一人，虽难确定，但据契约中NDC28斌芝官衔为“折冲将军新兴令”，而碑阳述NDC28斌任内事迹，亦有“折冲将军新兴令”官衔。碑阴首述“□□元年乙亥”，据雅尔湖新出高昌国《墓志》，高昌建昌元年，即西魏恭帝二年，是年正值乙亥。又据《北史·西域传》及《周书·异域传》，是年魏以田地公茂嗣为高昌王，本碑题名，首题高昌王NDC28宝茂，知元年即宝茂建昌元年也。NDC28斌为折冲将军新兴令，施产造寺，亦在此时，故斌与斌芝当为一人，斌芝或为其字也。碑阳铭词末行，现已残缺。但《图志》记录有“延昌十五年乙□岁，九月□旬刊讫”十四字，此是立碑年号。据碑文，立碑为NDC28斌嗣子NDC28亮，《图志》以延昌为北魏年号，在造寺前，实为错误。延昌为高昌王NDC28固年号，现已据写经残纸证实。延昌十五年正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是年为乙未，故“乙”下缺字，当是“未”字。今据碑阳碑阴，NDC28斌施产建寺为建昌元年乙亥，未完工而NDC28斌死，其弟NDC28暄续成之。至其嗣子亮乃竖碑，时在延昌十五年，距开始建寺之岁，已二十年矣。造寺竖碑之原委如此。
至此碑之内容及其重要性，罗、王二氏跋文中，已有详论。我在《高昌砖集》中所作的《高昌NDC28氏纪年》及《高昌官制表》，大部分取材于此碑，信如王维国氏所说，此碑为研究高昌历史第一资料。唯罗、王二氏虽见此碑拓本，书中未将原文摹出。《图志》虽录原文，亦即旧拓，但摹写错误甚多，且将一碑分题为两碑，致失真象。今据记录，及拓本，并参照旧拓，与《图志》所载，详加校谾。凡《图志》所误者，悉为改正，旁以点为记。《图志》有，而为现拓本所缺者，注于其旁。可疑者，加问号，重为影印，以为研究西北民族历史之参考焉（图一、图二）。
又《新疆图志·金石志·NDC28斌造寺碑》碑文中“新兴令”“新兴县”等词，“新”上均加草头作“薪”。据碑阳之新旧拓本，“新兴”之“薪”均无草头，字甚清楚。惟碑阴第七行，“□兴县城西”旧拓上似为“新”字有草头。二十九行“兴”上似为“薪”字，不甚清楚。行下“薪”字稍可见，但兴字模糊。按“新兴县”，为高昌国城镇之一。当据碑阳作“新兴”不作“薪兴”。《梁书·诸夷传·高昌传》列举高昌国十二镇名，其中有新兴，亦不作“薪兴”（卷五十四），《南史·高昌传》同。是新兴之“新”字不应有草头。此碑碑阴“新”字虽有带草头者，皆沿六朝别体字而为，《图志》据以改地名，实误。
（原载《吐鲁番考古记》）
张怀寂墓志铭校记
此石出吐鲁番哈拉和卓（汉名三堡）古坟中。坟在高昌旧城西北0.5公里许。《新疆访古录》云：“清宣统二年十月，巡检张清在吐鲁番之三堡掘取古迹，得张怀寂墓志……。闻张清言：‘土人掘出张怀寂，尸身尚完好，修躯大首，覆以五彩丝缎。墓室以土筑，似城门洞，深四五丈，四壁及顶密画佛像五彩斑斓。尸不用棺，下ND23B苇席，尸前泥人泥马持矛吹号。尸旁堆积衣衾常御之物。’吐鲁番厅王秉章闻之，戒土人勿妄动，仍以土覆之。仅将其石辇归省垣，途中不慎，又残毁十数字，非复原ND23C之完善矣。”我于1928年到迪化时，得抚览此碑，碑砌于江浙会馆墙上，首末行字有残缺，即运迪化时所损毁也。正文共33行，行35字。首行题大周故□□大夫，行茂州都督府司马□□□□□君墓志铭并序。文中称：“即以长寿三年，太岁甲午，二月己卯朔六日，庚申，葬于高昌县之西北旧茔礼也。”长寿为武周年号。故首称大周，而文中如天作、月作、臣作、授作封闭。但现在墓中已被盗一空，唯壁画尚存耳。
此墓志在《新疆图志·金石志》、罗振玉《西陲石刻录》均有摹录。以王树蒧先生《新疆访古录》所摹碑文首尾完整无缺，以与现拓本相校，首尾之缺字，《新疆访古录》皆有。盖《访古录》据出土时拓本，而余则据运迪化时被损毁之后所拓也。现以现拓本校《访古录》所载，大致无殊。唯有数字不同，想系《访古录》刻版时所误。例如都督NDC28湛，《访古录》“湛”作“堪”。第二十行之朝请大夫，《访古录》“请”作“散”。思蓼莪而号踊，《访古录》“踊”作“诵”，皆因刊刻而误。应按现拓本改正。兹将现拓本摹写付印（图一）。复以《新疆访古录》所载校补。现拓缺者，小字跨行写，旁加点为记。现拓模糊者，旁加点，《访古录》及现拓均缺者作□。
图一 张怀寂墓志铭摹文 （原载《吐鲁番考古记》）
绢画伏羲女娲神像图说
此画系1928年，得于吐鲁番。据当地居民云：“出哈拉和卓西北古冢中，当初发现时，此画覆盖死者身上，死者口中还衔二古钱。”一为铜质，上镌“开元通宝”四字，为唐初所铸。一为银质，无孔，上镌王者半身像，并刻有钵罗婆文字。据夏鼐考释，此币是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四年即公元593年所造。则此二钱均属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遗物。故此画年代，当在7世纪上半期以后也。
画底为绢质。高144厘米，宽102厘米。上绘二人像，左男右女，互相拥抱。两手扬起手执物，下部作两蛇相绞形。上绘一日形，日中有三足乌，下绘一月形，月中有树兔和蟾蜍。周围有大小不一的彩色圆点，或是星宿。
次说明画意。古人每于宫室或墓中，图绘古人事迹及传说。此画绘二人首蛇身交尾像，疑为一传说之摹写。盖古时传说：“伏羲、女娲为远古二皇，蛇躯人首。”《楚辞·天问篇》首记其事，如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但未提明伏羲。至西汉鲁恭王余造灵光殿，始图绘伏羲、女娲二人形貌于壁，后汉王延寿游鲁观灵光殿图画而作赋，如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卷十一，九）伏羲、女娲二人形貌见于绘画者，由此时起。但鲁灵光殿现已无存，二人形貌则可由武梁祠石刻见之。武氏祠石室内，关于人首蛇身像凡三见。一为石室一。右男像，戴方冠，衣缘领长袖。一手伸出，执曲尺向左，一手扪胸前，作授与状。左女像，戴五梁冠，衣与右同。一手伸出作接受状，皆有尾相交着，尾刻鳞纹。中有小儿双尾，两手曳其袖。旁题记云：“伏戏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金石索·石索》。下同）一为左石室四，一为后石室五，二石所刻，在结构上，繁简面背，虽互有出入，而题材内容与作风则与石室一大致相同。可决定为同一传说来源。石室一男像旁既题为“伏戏仓精”，伏戏即伏羲，则知戴方冠执曲尺之男像为伏羲。则左石室四，后石室五之男像皆为伏羲，因其冠服与手中所持皆相同故也。至于左女像是否为女娲，石室中未有题识，但三室所刻皆戴五梁冠，试查武氏祠石室所刻女人像，例如石室画像中曾子母、莱子母及妻，均戴五梁冠，由其题识，可以证明其为女像。由《灵光殿赋》以伏羲、女娲连举，其所绘男像，戴方冠者为伏羲，则与伏羲相对之女像，亦可证明其为女娲。因此，武氏祠所绘伏羲、女娲形象，与灵光殿所述者，基本相同，可能为同一传说之描写。今以灵光殿赋及武氏祠画证明此二半人半蛇两尾相交之画像，为传说中伏羲、女娲，亦可以确知矣。
但此画与武氏祠画相较，在服冠上，或不一致。此画头部残缺，而服饰方面作缘领、短袖、细腰均与武氏祠所画不同。此或受时代及地域之影响，在绘画作风上，稍有不同也。但其构图意匠，则与武氏祠相同。
次说明伏羲手中所执及四周日月星辰之象。此画男像手扬起，手中执一曲尺形物，与武梁祠石刻大致相同。今据《两汉金石记》所述，解此三角形之曲尺为矩，所以画方圆也。引张埙之说云：“曲尺，矩也，所谓圆出于方，方出于矩也。”（《两汉金石记》卷十五）根据题词“画卦结绳，以理海内”之语，是传说八卦始于伏羲，而手中所执曲尺，即其画卦之矩。《易通卦验》云：“燧人之皇没，ND23F褸氏生，本尚芒芒，开矩听八，苍灵惟精。”（《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纬书起于两汉之际，所述苍灵，即是题词之苍精，皆指伏羲。开矩听八，即以矩画八卦也。伏羲手中所持既为矩，女娲手中所持为何？尚无确证，《金石索·石索》四，题识称，“伏羲氏手执矩，女娲氏手执规”，亦有可能。
次说明四周日月星辰之象。此画上绘一日，日中有乌，三足，微残，横置。下绘一月，月中左绘一蛤蟆（古称蟾蜍），右绘一兔，持棒捣臼状，中间绘一树，均横置。四周绘有大小不一之圆点，或为星宿。盖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为古时之一传说。此传说起源于战国。《楚辞·天问》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唯何，而顾兔在腹？”又云：“羿焉褹日，乌焉解羽？”汉王逸注云：“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楚辞·天问》是屈原游观楚先王祠庙所画而作。则日月传说，在战国时即已流传，且为绘画题材。至汉时运用更为广泛，祠墓中石刻，常刻传说中日月形象。如孝堂山第三石，左上有乌作飞状，右有白兔持杵捣药状。孝堂山第八石中有一乌形作飞状向下，不见足。月中有蟾蜍，四足，作爬行状，身有斑点隆起，右旁有兔作行状，身亦有斑点。（《金石索·石索》三）是汉时日月传说均上承战国，惟月中多一蟾蜍。1939年重庆沙坪坝发现汉元兴元年石棺，在男棺前额，刻一神人擎日，日光中有乌，三足。女棺前额作神人擎月状，月中情状不明。但女棺后额，刻一灵蟾捣药状及一神人持树枝状，或系传说中之桂树。（《巴县沙坪坝出土的石棺画像研究》图二、三、四，《金陵学报》8卷1、2期）如此二神人为传说中之伏羲、女娲，则在后汉时伏羲、女娲已与日月发生联系。此画作风，是男女二人合抱，日在上，月在下，星宿罗列两旁，较沙坪坝石刻，更为匀适而美丽。其意匠可能是以日月星宿表示天体，藉以表明伏羲、女娲为古之天神。
此画，在墓中发现时覆于死者身上。但死者为何覆盖此画？今不能有一确切答语，或与古人对于灵魂崇拜有关也。
（原载《吐鲁番考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