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形古今谈
一、山系
1.帕米尔高原
在中国极西部有一大子午山脉，向西毗连一广阔高原，通称为帕米尔高原。北接天山，南连兴都库什山，为塔里木河及阿姆河两大水系之分水岭。最高处海拔7700余米。中国古时称之为葱岭。《汉书·西域传》序：“西则限以葱岭”，即谓此也。据《水经注》引《西河旧事》云：“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郭义恭《广志》亦曰：‘休循国居葱岭，其山多大葱。’”欧洲地理书，称之为伊摩斯，据称古时有内外两伊摩人居于葱岭东西，以此为界岭云云。
2.昆仑山脉
由帕米尔向东，为喀喇昆仑山，绵延于塔里木盆地之南，印度河发源于其西，西南流；叶尔羌河及其支流，发源于其北，东流，为塔里木河之主干。《水经注》称昆仑山为阿耨达大山，印度河为新头河，按《释氏西域记》云：“阿耨达大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阿耨达山即昆仑山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西南流，屈而东南流，经中天竺国，至南天竺国而入南海。”按新头，印度一音之转也。又《水经注·河水篇》云：“昆仑墟，在西北，其山高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按古时以塔里木河为黄河上源，叶尔羌河为塔里木河主流，故亦称为黄河也。在海拔约5550米之山道中，为由新疆至拉达克及印度河上源之通途。晋释法显尝经此道，以入印度。如云：“罽宾之境，有盘石裠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裡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悬度，险阻危害，不可胜言。”即此道也。唐玄奘由印度回程，亦经行于此，亦为现在由新疆至印度唯一之交通路线。再向东，昆仑山脉愈高，实际阻绝任何交通。和田河上源之喀喇喀什河、玉珑喀什河，即发源于其山脉之最北部，高度几达海拔6100米。《水经注》云：“河水又东与于田河合，南源导于田南山，俗谓之仇摩置”，盖印此也。当西汉之初，以于田河为黄河源。《史记·大宛传》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田。天子按古图籍，名河所出曰昆仑云。”山脉至和田，分为二支。南支主脉向东南绵延，接冈底斯山，为喜玛拉雅山北支，东南行，围绕柴达木盆地。转东北，为巴颜喀喇山，为黄河及长江上源之分水岭。一支向东行，耸立于塔里木盆地南部，为昆仑山外坂，东趋，转东北，为阿尔金山脉。车尔成河发源于其北，东北流入罗布泊。《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此也。转东趋，山势下降，没入若羌沙漠田。由若羌至拉萨约2260里，为隋、唐时西藏人进出新疆之通途，亦为现在由青海通新疆之孔道也。
3.天山山脉
与昆仑山平行，中隔一大沙漠者，为天山山脉。耸立于大沙漠之北边，东西行。山脉起自帕米尔高原北纬36.5°之乌斯伯尔，北行至喀什，西为喀苏拉特，为费尔干盆地与塔里木盆地之分水岭。喀什噶尔河发源于其东，东流入塔里木河，为汉时北道之所经行也。山脉又北转东行，绕依斯色库尔之东，有多数冰河，起而为汗腾格里山，为天山山脉之主峰，高6995米。《唐书》称为凌山，《三藏法师传》云：“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漫，与云连续，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即此山也，阿克苏河发源于其西，焉耆河及伊犁河发源于其北，木扎提河即库车河发源于其南。河谷中为库车至伊犁通途。张骞使乌孙，玄奘由龟兹至西突厥可汗庭，均经行此路。自汗腾格里山向东，有平行山脉多条，围绕于伊犁之东或北，东行集合于东经85°。东行为博格达山，海拔5445米。东北走，没入于哈密东之戈壁中。天山为塔里木盆地及准噶尔盆地之界山，因天山之阻隔，故山南山北，气候物产相差颇大。山北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山南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山北自古为游牧民族所居之地，往往侵入山南城郭诸国，而山南诸国每为其役属。
4.库鲁克山脉
在天山东部之南，与天山平行之山脉，起吐鲁番之西，向东走，为克仔尔山。其南更有库鲁克塔格岭，蜿蜒于吐鲁番与罗布泊之间，形如张弓，北与天山对峙，成吐鲁番小盆地。南与阿尔金山对峙，成罗布泊洼地。又向东绵延于疏勒河床之北，与阿尔金山蜿蜒于疏勒河床之南，东西骈行，形成东西走廊，为汉通西域要道。自汉以来通往西域，皆取道于此，所谓阳关大道也。
5.阿尔泰山脉
发源于俄境，向西东南三面漫延。其西南行者，包围于准噶尔盆地之东北两面；其东南行者，经科布多向南发展，而没于贺兰山之北；其东支，为唐努乌拉山，经唐努乌梁海入外蒙，为杭爱山。鄂尔浑河、色楞格河、土拉河，均发源于其岭。为古来游牧民族建庭之所。自匈奴以至蒙古，皆以鄂尔浑河畔为一大都会也。
二、水系
1.塔里木河
《汉书·西域传》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田。于田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按《汉书》所称之南北大山，当即昆仑山与天山。故中央之河，即指今塔里木河。惟谓河有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田，是指今之喀叶噶尔河及和田河也。今按地形，塔里木河源，殊不止此。盖自喀叶噶尔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之北喀苏拉特山，东流，入疏勒境，旧图称葱岭北河，东流有叶尔羌河自西南来会，旧图称为葱岭南河，会流东行，经阿克苏之南，有阿克苏河由北来会，和田河亦自南来会，合流东逝，称为塔里木河。又东流，经库车之南，有木扎提河，即库车河，自北来会，《水经注》称为龟兹水。又东流会焉耆河，发源于天山，西南流于焉耆之西，屈而东南流，入博斯腾湖，《山海经》称为敦薨水。如云：“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ND836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为河源者也。”是天山亦有昆仑之目矣。焉耆河复自博斯腾湖溢出为共奇河，亦称孔雀河，南流入塔里木河。又有车尔臣河，发源于阿尔金山，东北流，来入之。会流东逝，初入罗布泊之南，积为两湖，东曰库顺淖尔，西曰喀拉布朗库尔。现因河水改道，塔里木河会孔雀河后，直东行，流于库鲁克山之南，称为库鲁克河，入罗布泊之北。旧图称为孔雀河，即《汉书》所称之蒲昌海亦名盐泽是也。
附论：塔里木盆地沙漠
在塔里木河所经流之地，普通称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东端称为罗布洼地。自地图上观之，此一大片沙漠地，构成了阻隔古代交通和文明发展的壁障。盆地自东至西，直径约1450公里左右，最宽处，有530公里左右。罗布洼地东西直径约260公里。《汉书·西域传》称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汉时计里小，且指西极葱岭东至敦煌数也。面积如此广阔，而为生物可以生存者，仅限于边缘沙漠田。除有较大河流之区域，绿草葱绮称为小绿洲外，皆一望无际之沙漠。此沙漠无论散布在高峻山脉之上，或流沙推动之平原，几乎任何一处，滴水俱无，草木不生，飞鸟不至。斯坦因称此为真沙漠，所以别于熟沙漠也。地理书上称之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唐书·地理志》称之为图伦碛，“唐贞观九年李靖、侯君集率六总管讨吐谷浑，伏允西走图伦碛，自杀”，即此沙漠也。又发源于昆仑山之无数河流，除叶尔羌河、和田河外，凡离开沙漠田，及植物生长地带外，即沦入沙海之中。即和田河，仅夏季有水，亦不常至。但在有史时期，有些河流似乎北流较远，由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尚保存许多古代遗址可以证明。但古时河流何以较长，现在河流何以缩短，其缩短原因如何？据某些地理学家探查之结论，谓因冰河时代末期，化石冰河之遗存，若干年来，逐渐削减。冰河为河水水量之源，冰河削减，故河水水量减少。而昆仑山上盖掩各冰河之岩层的堆积，又与冰河缩减有关。而山谷中之岩坡，日渐风化，沙漠又时阻水源之畅行。因此河流遂日渐短少，或改道。故以前之柔土，现已变为一片荒丘也。此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可以找出不少之证据。
至于沙漠之结构，大概出柔地后，过丛林地带，即入圆锥形之红柳冢，每冢高约15米以上。再进，则入红柳林，枯桐狼藉，而堆积成岭者，高约90米。过此则为纯沙漠，一物不生矣。
因此盆地面积虽大，而可灌溉之地甚少，故在二千年前后，占领斜坡上之游牧民族，如乌孙、塞种、月氏、匈奴、突厥以及蒙古民族，常为寇抄，迫其臣属，而不放牧于岭以南也。
罗布泊，在塔里木盆地东头，与南流之孔雀河为界。西属塔里木盆地，东为罗布洼地。据斯坦因考察，自西南至东北，约260公里，最宽在45公里左右。其中低洼，均盐壳堆积之古海床，盖史前为一盐水海，故《汉书》称为盐泽也。当气候尚未干燥时，塔里木诸河流，均汇入于此，现在之塔里木河、孔雀河亦溢入于此。但大部仍为沙漠及盐壳所覆盖。尤其在河之东北隅，盐层坚结，诚如《水经注》所述龙城之语，当知今不减昔也。《水经注》云：
龙城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者也。行人所经，畜产，皆布毡卧之，掘发其下，有大盐方如枕块，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东连三沙，为海之北溢矣，故蒲昌海亦有盐泽之称也。
按《水经注》所称罗布地形，词多夸饰，但由吾人实地考察结果，反足以证明《水经注》所述之真实。龙城位置，以吾人考察，似在洼地东北一隅，即古海之低地，至于西南方面，据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又《三藏法师传》云：“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是隋、唐以前，沙漠均集于南部，至元时则沙漠移于东北。《马可波罗行纪》云：“罗布是一大城，在沙漠之边境处，东方及东北间。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须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是沙山沙谷，无食可觅。若骑行一日一夜，则见有甘水，足供五十人或百人，暨其牲畜之需。甘水为数虽不多，然全沙漠可见此类之水，至少有二十八处。”罗布村今若羌县北，据此，是元以前之沙漠，又移于东及东北方矣。是两汉时之蒲昌海，至元已变为沙漠矣。沧海桑田，不其然欤。
2.伊犁河
北路诸水，多发源于天山北麓，北流，灌地而没。如：一、昌吉河，流经昌吉，没入沙中。二、呼图壁河，北流入苇湖。三、玛纳斯河，流灌绥来，西北入阿雅尔淖尔，现亦干涸。四、奎屯河，北流经乌苏城入库尔喀拉乌苏河，西流，入博乐塔拉淖尔（今艾比湖）。五、精河，北流入博罗塔拉淖尔，以上皆发源天山，北流入淖尔。六、博尔塔拉河，上为萨尔巴克图河，发源于伊犁境之阿拉套山，东北流。博尔塔拉河，沿岸草木葱翠，土地肥沃，现为游牧之地。河旁南山，东流入淖尔。以上诸水，皆流入境内，或没入沙，或入内海。其次水量较长，流入境外者，惟额尔齐斯河及伊犁河二者而已。伊犁河有二源，西南源为特克斯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流经额鲁特旗，有空吉斯河来会；该河发源于喀拉沙尔西北鄂敦库尔岭西麓，西北流，凡300余公里，与特克斯河会。二水合流，是为伊犁河。西北流过雅玛图岭北，又西，喀什河从北来注之；始出天山，入伊犁境，酾为锡伯渠；又西，过惠远（今伊宁西）城南，又西过塔勒奇城南，乌里雅苏图水注之；又西，过拱宸城（今霍城西）南，霍尔果斯河北来注之；拱宸城，即《元史》之阿力麻里城，《长春真人西游记》云“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即此城也。又西出境，西北流，察林河自南来入之；会流入巴尔喀什湖。当空吉斯河、喀什河之东流也，自天山支脉塔尔奇依楞山、阿拉套山西北迤逦于伊犁河之北，与天山对峙，形成伊犁盆地，亦称伊犁河谷。为汉乌孙故地，为蒙古、索伦、锡伯、塔兰奇、维吾尔之牧地也。
附论：依斯色库尔
当伊犁西南300余公里，巴尔喀什湖正南750余公里，有一湖，中国名特穆尔图泊，今图名依斯色库尔。东西长200余公里，南北宽处60余公里，狭处40余公里，唐名大清池，或名热海。玄奘《大唐西域记》云：“自凌山西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周千余里，东西长，南北狭，四面负山，泉流交凑，色带青黑，味兼咸苦，洪涛浩瀚，惊波汩隐，龙鱼杂处，灵怪间起……”长春真人西游，皆经行于湖东南，以达霍占没辇，今纳林河也。还时，自湖西以至吹没辇。在湖北岸有翁仲无虑十数。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索伦营领队，福勒洪阿行边至此作诗曰：“久戍边城客似家，而今雁爪更天涯。殷勤说与残翁仲，不是前朝旧鼓笳。”徐松疑此为古勃律君长葬地，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也。又云：“淖尔南岸山中，有旧碑，前伊犁统帅松筠遣队德么访之，摹其可辨者数字。曰：‘进鸿钧于七五，远华西以八千，南接火藏，北抵大宛。’本地人名之曰张迁碑。而拓本不可得，德么年八十余，不能举其地名，余三度访之，亦未获也。”（并见徐松：《西域水道记》）
按由伊犁通南疆至疏勒，径路原取道依斯色库尔，经纳林河，行布鲁特境，凡1100余公里而至喀什。路转平坦，水草不乏。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兆文襄（兆惠）征大小和卓木，由此进兵。至光绪中，划归俄有。而南疆至伊犁之路，乃改由冰岭，虽经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之修筑，然终不如西路之平坦也。
3.额尔齐斯河
河有两源。一为华额尔齐斯河，一为喀喇额尔齐斯河。华额尔齐斯河，发源于阿尔泰山，西南流百余里，喀喇额尔齐斯河自西北来会，为额尔齐斯河。元时置驿站于河畔，元太祖西征，整军于此。长春真人西游，出金山口，憩息于此。其《西游记》云：“辛巳仲秋日，抵金山东北少驻，复南行，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三太子出军，始辟其路。乃命百骑挽绳县辕以上，缚轮以下，约行四程，连度五岭，南出山前，临河止泊。从官连幕为营。”又西北流，过布尔津，有布尔津河北来注之。过哈巴河，有哈巴河自北来注之。又西北流出境，入宰桑淖尔。淖尔椭圆形，周200余公里，准噶尔时，有二十四鄂拓克，各置宰桑领其众。凡六十二宰桑，宰桑蒙古大臣之名也，故因以名其淖尔。
自阿尔泰山以西，塔尔巴哈台山以南，天山以北，通称准噶尔盆地，为清时准噶尔人居住之所。实则盆地中，惟阿雅尔淖尔、博尔塔拉淖尔地势较低，余则为高岭。雨水丰盈，草木畅茂，为历来游牧民族盘踞之所，与南路之干燥，多沙碛，情形迥殊，故《汉书·西域传》云：“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柏”，可谓道其实也。近数十年来，汉、维吾尔、锡伯及蒙古人，率来此垦殖，昔时之牛羊牧场，现已禾麦满野矣。实则北路荒地尚多，如博尔塔拉河沿岸、额敏河沿岸，青草馥郁，绵延数百里，如开垦成地，亦不失为沃壤。额尔齐斯河，与伊犁河水大而深，均可通行汽船。伊犁河流入巴尔喀什湖。
4.巴尔库勒淖尔
在天山之北，北路之极东头，与哈密南北对直，在众山围绕之中，中显平川，广轮400余公里。其间诸水潴为巴尔库勒淖尔，今俗名巴里坤，即汉时之蒲类海，匈奴呼衍王所治之地也。其南山有关壮缪祠，祠东三十余步，有石室，庋裴岑纪功碑。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岳锺琪于石人子获得，移置于此。文云：“唯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启全师。除西域之疚，蠲四郡之害。边郡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又有姜行本纪功碑。《唐书·姜行本传》云：“其处有班超纪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颂陈国威德而去。”今碑之左侧，犹存隶迹。南山汉谓之白山。《班超传》：“命将帅击匈奴右地，破白山，临蒲类海”，即此处也。南行62.5公里，即至哈密，接南道之冲。故哈密为通南疆之冲，巴里坤即镇西为大北道之冲，均为我国西北之咽喉也。
（原载《边政公论》第11、12期合刊，1942年，篇名《新疆地形概述》）
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
一、西域诸国之分布
《汉书·西域传》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
按计数列入《西域传》之国家，连乌孙共五十三国。据《西域传》叙论，皆根据宣、元以后材料，则所立之五十三国，本分割后而言。然则汉武时之三十六国为何？说者不一。荀悦《汉纪》载西域三十六国为：婼羌、沮末、精绝、戎卢、渠勒、皮山、乌裦、西夜、蒲犁、依耐、无雷、捐毒、桃槐、休循、疏勒、尉头、乌贪、卑陵、渠类谷、隋立师、单桓、蒲类、西沮弥、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凡二十七国，小国也。衘弥、于阗、难兜、莎车、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九国，次大国也。按《汉纪》所列之三十六国，核与《汉书》所载多不合，如卑陵国，《汉书》作卑陆国，犹可云因字形相近而讹。又如渠类谷国，为卑陆后国所治之地，不当分为二国。又乌贪訾离国，在宣帝时都护分车师后王之地以处匈奴降王兹力支。又汉武时有姑师而无车师，至宣帝时郑吉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后汉书》以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为车师六国。据此，是荀悦所述汉武时之三十六国中，乌贪、卑陵、渠类谷、蒲类四国，皆武帝后所立，车师当作姑师。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以为孝武时之三十六国应为：婼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衘弥、渠勒、于阗、皮山、乌裦、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姑师、墨山、劫国、狐胡、渠犁、乌垒，共三十六国。是徐松考订荀悦所记孝武时之三十二国，再加楼兰、子合、姑墨、乌垒四国，适合三十六国之数。按《汉书》云：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是西夜子合为一国。《后汉书》云：今各自有王，是分为二国乃后汉之事，徐松据后汉时国名增入子合，实为不合。又大宛在葱岭西，又在乌孙西，与叙传所述，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者不合。故孝武三十六国，不当数大宛。故实只三十四国。又按据《史记·大宛传》，乌孙、仑头常苦汉使，是仑头在汉初亦为强国，及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攻大宛乃屠仑台；则仑台之灭在武帝太初三年以后，故数孝武时三十六国，当加入仑头也。又荀悦《汉纪》有隋立师，当从《汉书·西域传》作郁立师，在武帝时为强国，李广利为其所败，虽一度并入车师，仍复立国，故应加入，适合三十六国之数。今述各国之分布如下。
按《汉书·西域传》叙传称述西域情形，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裀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按《汉书》所称之南北大山，北即天山，南即昆仑山；中央之河，即今之塔里木河，葱岭即今之帕米尔高原也。据《西域传》所述，是自玉门、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皆为汉时三十六国分布之地。今本地形，分为五组，述之如下。
（一）塔里木盆地组
按位于塔里木盆地之南部者有七国，自东向西数：
1.楼兰
后改名鄯善，即今罗布泊一带。王治衘泥城。民随畜牧逐水草，最在东头，与汉关相接。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2.且末国
即今车尔臣一带。王治且末城。今车尔臣有其遗址。西通精绝二千里。
3.精绝国
即今克里雅之东，尼雅北沙碛中。后汉时为鄯善所并。西通衘弥四百六十里。
4.扜弥国
《史记》作衘NCB2B，《后汉书》作拘弥，在今克里雅一带。宁弥故城在今克里雅河旁。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
5.于阗国
即今和田、洛浦、墨玉三县地。王治西城，今洛浦北阿克斯比尔一带。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6.皮山国
即今皮山县境。王治皮山城。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
7.莎车国
即今叶尔羌、莎车、叶城一带，为南道之终点。
以上七国皆在塔里木盆地之南部，当汉通西域之南道。《汉书·西域传》云：“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即此也。
次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者，自西向东数：
8.疏勒国
今喀什、伽师一带。王治疏勒城。《新唐书》作“王住迦师城”，今伽师有其遗址。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有列市。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
9.温宿国
今温宿、乌什县境。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10.姑墨国
今阿克苏至哈拉玉尔滚一带。王治南城，在温宿东南。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
11.龟兹国
今库车、拜城县境。王治延城，今库车城。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12.仑头国
今轮台县南约25公里地有故城遗址。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为李广利所灭。汉屯田于此。
13.乌垒国
都护治所。今轮台县策特尔南沙碛中。
14.渠犁国
今尉犁县西境沙碛中。亦为汉之屯垦区，有田官。东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15.尉犁国
今阿满沟至紫泥泉子一带。王治尉犁城，今紫泥泉子一带。
16.危须国
今哈拉沙尔之东曲惠附近有其遗址。西至焉耆百里。
17.焉耆国
今哈拉沙尔一带，旁博斯腾湖。王治员渠城，在今哈拉沙尔北六十户一带。南至尉犁百里。
以上十国，皆在塔里木盆地之北，当北道之冲。《汉书·西域传》云：“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即此也。以上十七国，皆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地带，营田畜，有城郭之居，所谓城郭之国是也。
（二）昆仑山谷组
按昆仑山西起葱岭，东南行，位于塔里木盆地南边，为西藏与新疆之界山。散布于昆仑山谷中者，自东起为：
1.婼羌
今青海达布逊湖一带。随畜逐水草，不田作。辟在西南，不当孔道。
2.小宛
今且末南山中。王治衘零城。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孔道。
3.戎卢
在今克里雅南山谷中。王治卑品城。东与小宛接，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孔道。
4.渠勒国
今策勒县南山谷中。王治裧都城。东与戎卢接，辟南不当孔道。
5.西夜国
今叶城南山谷中，棋盘山一带。王治呼犍谷。西与蒲犁接。《汉书·西域传》云：“蒲犁、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
6.蒲犁国
今叶城西南。王治蒲犁谷，南与子合接。种俗与同。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
7.依耐国
今英吉沙南山谷中。南与子合接，俗与相同。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较蒲犁偏南。
8.无雷国
今疏勒西南山谷中。王治卢城，今塔什库尔干。南与乌裦接。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
9.乌秅国
《皇清通考》云：在今巴达克山地。王治乌裦城。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其西有悬度，石山也。
10.难兜国
《西域图考》云：今巴达克山西境，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种五谷及葡萄诸果。
以上十国，皆散布昆仑山谷中，除难兜外，皆随畜逐水草，所谓行国也。
（三）葱岭山谷组
按我国西边以帕米尔为中心，有一子午山脉，我国地理书称为葱岭。分布于葱岭山谷中诸国，据《汉书》所载有四，自近至远数：
1.捐毒国
在疏勒之西，克子尔河上源依克斯塔木一带。王治衍敦谷。东至疏勒，南属葱岭，西上葱岭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本塞种也。
2.休循国
在今阿赖高原一带。王治鸟飞谷。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3.桃槐国
地无可考，疑今阿姆河上源小帕米尔一带。在休循之南。
以上三国皆依葱岭，随畜逐水草。休循、捐毒本故塞种。民俗衣服类乌孙。桃槐国虽不言民俗与种姓，但与休循相接，其俗可能相同。依葱岭者尚有大宛国，在葱岭之西，故不数，仅举其三。
（四）天山山谷组
天山西起葱岭，蜿蜒东行于塔里木盆地之北。东止于哈密北戈壁中。分布于天山山谷之间有十八国，自西数：
1.尉头国
今乌什吐鲁番西境，伽师之北。王治尉头谷。西通捐毒，径道马行二日。田畜随水草，衣服类乌孙。
2.乌孙国
今伊犁河谷特克斯川一带。王治赤谷城。南距温宿六百一十里。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3.乌贪訾离国
初为单桓国地，属车师。后为都护所分置。王治于娄谷，在今昌吉南山谷中。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
4.劫国
按劫国东接卑陆，当在今孚远山谷中，王治天山东丹渠谷。疑在今阿拉癸沟中。
5.单桓国
《西域图考》云，在今乌鲁木齐一带。王治单桓城，不在山中。
6.卑陆国
《西域图考》云，今阜康县南山谷中。王治天山东乾当谷。疑在今博格达山一带。
7.卑陆后国
王治番渠类谷，疑在今阜康西三台一带。东与郁立师接，西接劫国，南接车师，北接匈奴。
8.郁立师国
疑在今奇台县南山谷中。王治内咄谷。东与车师后城长接，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
9.蒲类国
在今哈密北巴里坤一带。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后汉时有移支国，居蒲类故地。
10.蒲类后国
后国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之北。《汉书》缺王治所。
11.西且弥国
王治天山东于大谷。按西且弥国，疑在今焉耆北山，察汗通格一带。
12.东且弥国
王治天山东兑虚谷。
13.狐胡国
当从《后汉书》作孤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徐松曰：“《唐书·地理志》：交河县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是孤胡在前部北。”当在今吐鲁番北白杨河、达坂城一带。
14.车师前国
今吐鲁番地。王治交河城。在今吐鲁番广安城西10公里雅尔湖有古城遗址。
15.车师都尉国
汉置都尉住此，故名。亦名高昌壁。后汉设戊己校尉于此。以后为高昌国都城。今哈拉和卓地有旧城遗址。
16.车师后王国
治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南山中。
17.车师后城长国
疑即今孚远北护堡子唐北庭县地。现尚有故城遗址。
18.山国
按当从《水经注》作墨山国。在今吐鲁番南库鲁克山中。现营盘尚有古城遗址，疑为墨山国故址。
以上十八国。车师四国皆为姑师所分。东西且弥、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及乌贪訾离国皆为都护所分立。在孝武以前天山山谷中仅尉头、单桓、劫、卑陆、且弥、郁立师、孤胡、姑师、墨山九国而已。皆牧畜逐水草。
（五）葱岭以西组
葱岭为子午山脉，阻隔东西。葱岭以东各国，概如上述。次当述葱岭以西之国。据《汉书·西域传》所述葱岭以西之国凡六，除大宛外，皆不属都护。自近者始，略述于下：
1.罽宾
大国也。今阿富汗境。王治循鲜城。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2.乌弋山离国
据《后汉书》，后汉时改名排持。《西域图考》云，在今波斯国南境，给尔满、法尔斯等部地。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西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3.安息国
今伊朗北境。王治番兜城。今盘杜瓦一带。在里海南部，西与条支接，东则大月氏。
4.大月氏国
今巴克特里亚地。王治蓝氏城，今巴尔克地。北与康居接。
5.康居国
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王治卑阗城，疑今塔什干地。
6.大宛国
今费尔干盆地。王治贵山城。北至康居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以上六国，除大宛外，皆在葱岭西，不属于都护，故不在三十六国之内。共五十四国，《汉书》不著录轮台，实五十三国。《汉书·西域传》所称，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国。颜师古引司马彪《续汉书》称，至于哀、平间，有五十五国。其所指为何，虽不可知；据《后汉书》称西夜、子合各自有王，是西夜国又分子合国。又据《后汉书》子合下又有德若。故总共《汉书》和《后汉书》所著录者共五十五国，与司马彪《续汉书》相合。至《后汉书》所补葱岭西之国，如条支、大秦、天竺、高附、东离、栗弋、奄蔡，皆后汉时始通中国，不在数内也。若孝武时之三十六国，乃就未分前本葱岭以东之国而言也。
二、西域各国之种族
若欲研究西域各国之种族，乃一极困难之问题。一因关于古时居于当地人民之记载很不完全；且民族之更迭，过于繁复。故欲对于西域种族作出确切答案，目前还不可能。近五十年以来，经东西人士探检和研究，虽于古民族之言语文字方面有所收获，从而作出一些推测，然片面性很大。盖研究西域种族对于体质特征的考察十分重要，但此项工作材料太少，尚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有些学者就现有材料加以推断；因地下所发现之古代语言文字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遂谓西域住民为雅利安人，或即属于伊朗人系统（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第7页）。自国外东方学者立此说后，我国人亦有主张此说的，如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主张西域人为白种说，林惠祥亦因袭之。此种推论，实属武断。虽吾人不能说西域无雅利安人参杂其间；但在汉代西域人从其体质及分布区域，主要不是雅利安人，而为东方种族。下面略予申述。
《汉书·西域传》大宛条云：“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知晓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深目多须髯是突厥种型的显著特征。突厥种型的出现决不是突然的，而有其历史渊源。《汉书》所记为西汉时事，可以推知，是在西汉时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皆属突厥人种。换言之，葱岭以西为突厥人种型，以东而言，则非尽突厥人种可知。又查《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魏书》为北齐魏收所作，所记者为北魏时事，始于公元386，讫于534年。则所记西域人情形除于阗外，高昌（即今吐鲁番）以西，皆有突厥人种；换言之，即葱岭以东，亦有突厥人种参杂其间。从表面看，《魏书》与《汉书》所记显有出入，若就时代立言，则《汉书》所记者为西汉时情形，《魏书》所记者为南北朝时情形。在后汉顺帝阳嘉以后，大月氏、安息、印度东来传播佛教。晋、宋以后，突厥自北来伸张其势力。在此民族文化极端动荡之中，人类种型岂有不受影响之理。下面分地域略加讨论。
（一）塔里木盆地南部
就上面诸国分布为例，是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者为鄯善、且末、精绝、于阗、莎车及疏勒诸国，而以于阗为中心。但于阗人的特征据《魏书》所记，已有此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之语。说明于阗在南北朝时，已非突厥种族，而与汉族接近。但在北魏以前，种族如何，固为问题。但就言语上论之，最近地下所发见之古文字文书显非伊朗语系，而属西藏语系。据此，是和田既留有古代通行西藏语形迹，则与古和田人种族必有相当关系。又据格拉得所研究称和田之东，相当克里雅地，为唐代媲摩城，为西藏语Bye-ma之对音。其义为沙。又汉代且末，《西域记》作折摩驮那，在其国语中亦含意为沙。而驮那为tong之讹，西藏语指城市而言（Missronde Dutrenil de Rhine Ⅱ，p.54）。据上所述，由语言学上观察，则古和田一带必有西藏人散布。其次，再就其民俗言之，据晋释法显《佛国记》，自山以东，俗人被服，粗类秦土，亦以毡褐为异。按法显取经路程，径行南道。由鄯善至于阗，转竭义国，即今疏勒，则所述自山以东，当就葱岭而言。《佛国记》述鄯善国俗云：“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毡褐为异。”由此观之，在法显时，自疏勒至鄯善，俗人服被皆同于汉。按法显向天竺取经，发迹长安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所述南道诸国之风俗，可以说明东晋或晋以前情况。又《宋云行纪》云：“于阗国王头著金冠，似雉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其俗妇人蒵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ND83F面，以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又记朱驹波国之风俗，语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又记左末国云：“城旁花果似洛阳，唯土屋平头为异也。”按宋云取经在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其径行亦取道南路，则所述诸国风俗可代表北魏以前。由上所述，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初期，于阗诸国风俗虽不能决其完全与中土相同，但决非西方人风俗，而为东方人风俗，则可断言也。又按《新唐书·吐蕃传》称，吐蕃人“衣率毡韦，以赭涂面。妇人辫发而萦之。屋皆平上，高至数丈。”与宋云所记于阗、且末情形大致相同。按吐蕃入据新疆，在唐高宗永隆间，约7世纪之末，而以上所述情况皆在7世纪以前。然则在此以前占据塔里木盆地者究为何族，以我之推断，疑为古大夏族，即吐火罗族也。
我在《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一文中略云，当秦以前，大夏人原在甘肃西南部河州一带。后为秦人所迫，西迁至青海，《汉书》中之婼羌即其遗迹。又出阿尔金山入罗布泊，建立楼兰国。后西至安得悦附近，建立吐火罗国。再至于阗，作一长时期之停留。故和田至今尚有吐火罗地名之遗存。例如塔克拉玛干大沙碛，即由吐火罗人居住而得名。经与印度人战争之结果，又西迁而散布于葱岭山谷中，后夺取巴克特里亚，建立吐火罗王国者，疑即此族。我至今仍保持旧说。如果我所推论的不误，则和田及塔里木南部，有古大夏国遗民，为极可能之事。且于阗建国之传说，为由印度及中国两方面所来部族会合而成，其事见于《大唐西域记》于阗传，及西藏文于阗传，其中所述之中国部族，疑即吐火罗人，即在大夏西迁之时也。
（二）昆仑山谷组
分布于昆仑山谷间，如上文所述为婼羌以下十国。据《汉书·西域传》已标举其种族者，有下列诸国：
1.婼羌
按婼为部落之名，羌以示种族。《御览》引《说文》：“羌，西婼羌戎牧羊人，从人从羊。”今本作“羌，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盖有删削。西戎而曰婼羌，则婼羌为西戎部族之一可知。又单称婼。《汉书·赵充国传》云：“婼，月氏。”《论衡》云：“方今哀牢、鄯善、婼，降附归德也。”则婼为部族名，羌为种族名，可以推知。又按《汉书·西域传》之婼。孟康曰：婼，音儿。师古曰：音而遮反。与《说文》“婼丑略切，不顺也，从女若声”，迥然二义，可证《汉书》中之婼，为译自夷名，不同汉语。据近今东西学者之研究西藏语称盐为Tswa、Tsha、Chha,与颜注译音极为相近。又西藏语称铁为Chhya，亦与婼为对音。因此国产铁，故以名其国；又因地居盐泽之地，故取名曰婼。是称婼羌者，犹言盐地之羌也。今柴达木盆地西北阿尔金山谷一带古为羌藏人所居，似可无疑。
2.西夜、蒲犁、依耐、无雷四国
据《汉书》所指亦为羌藏种族。《汉书·西域传》西夜国条云：“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按西夜即《魏书》之朱驹波；《唐书》之朱俱波；玄奘《大唐西域记》之斫句迦。历来学者多以库车雅尔当之。近西人沙畹、斯坦因二氏考证以为即今之卡格里克（Karghalik），即叶城。按叶城在现南大道上，由《汉书·西域传》“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一语观之，似在叶城南山谷中棋盘山一带。西夜与子合是否各为一国虽不能定；但必与相连，而子合当在其西北，或即在阿子干沙尔一带。西夜子合既定，则无雷、蒲犁、依耐三国亦必在西夜子合之西，而分布于瓦克及阿子干沙尔河之间之一块高地。现已确定者，蒲犁即今塔什库尔干，今蒲犁县。无雷在蒲犁之东北，当在今英吉沙山谷中。依耐当在无雷之东北。四国方位既定，则乌裦、难兜必在蒲犁之西南。乌裦今之乌杂提，难兜在其西，疑今达吉斯坦一带。今据《汉书·西域传》所述难兜南与婼羌接。同时南山溪谷诸国称与婼羌相接者，尚有于阗南与婼羌接；渠勒西与婼羌接；戎卢南与婼羌接；小宛东与婼羌接。婼羌为小国，仅居达布逊湖一带，而云与难兜、于阗相接者，盖就其种族分布而言。《魏略》云，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芘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皆不知其道里广狭。《十三洲志》云：“婼羌国带南山，西有葱岭，或虏或羌，户口甚多，强则分种为豪酋，更相钞暴。”据此是自南山以西及葱岭，皆有羌族分布，因皆由婼羌本土而来，故均以婼羌目之。据此是自南山山谷至葱岭之西，皆有古代羌藏人分布之地。塔里木盆地南部城郭诸国亦必混杂此种族。
（三）塔里木盆地北部及葱岭西诸国
以上所述南部及昆仑山谷诸国，皆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南，与塔里木盆地北部中隔大沙漠，交通相隔，在文化方面既已差异，在民族方面亦显示区分，以近今发现之古代语言文字已可证明。但一部分学者对于盆地南北诸国统称为西胡，或均以雅利安种目之，无所区别。实则南北盆地国家，不特历史文化迥然不同，即种族亦有歧异；换言之，即南部诸国以羌藏种族为主体，而混入印度的雅利安种；北部诸国则以突厥种为主体，而混入蒙古种也。试先就语言考之。北部诸国以疏勒、温宿、姑墨、龟兹、焉耆诸国为最大。按疏勒今称喀什，汉代名疏勒，突厥语称水为“苏”，有水为苏勒克（Suluk），喀什水草优美，故得此名。又今日之乌什吐鲁番，《汉书》称为温宿，《唐书》记为于祝，突厥语谓之为“乌什”（Utch），“温宿”、“于祝”为其对音也。又阿克苏，《汉书》称为“姑墨”，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跋禄迦，即梵语Baluka之译音，其义为沙丘。突厥语谓沙为Kum与跋禄迦同义，皆为姑墨之对音（白鸟库吉：《西域史的新研究》，第126页）。又今之喀拉沙尔，汉代称为焉耆，玄奘《大唐西域记》称为阿耆尼，语音有增损，又作乌耆，当为同名异译。耆亦读为“支”，《汉书·匈奴传》：“失我焉耆山，使我妇女无顿色。”沈钦韩曰：耆与支同。是焉耆、焉支、烟脂皆为一音之异译。藤田丰八云：焉耆、燕脂，俱系突厥语es或ys及asy之对音，有染色之义。与《古今注》以染粉为面色，称为燕支粉；习凿齿与燕王书称“采取其英鲜者作烟支，妇人粉时用为颜色”之义相符合。如焉耆或阿耆尼同于《匈奴传》中之焉支，则皆自突厥语中转译而来也。按焉耆以东地接匈奴，匈奴尝置僮仆都尉于焉耆、危须间，则焉耆为匈奴语极有可能。故西域中焉耆国之命名与匈奴焉支山或同一取义也。库车汉代名为龟兹，《唐书》一曰丘兹，《大唐西域记》曰屈支，《元史》作苦义，今曰库车，皆自龟兹转变而来，突厥语有鸳井之义。又《魏书》云：龟兹国南三百里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一名计式水，亦为突厥语Kas之对音。Kas，“玉”也（《西域史的新研究》，第129页）。据上所述，是古代塔里木盆地北部即天山南麓诸国名称多可用突厥语解释，可以证明此地原为突厥人所居。再自其形貌与习俗言之，史书中记西域诸国之形貌甚不完备，唯《汉书·大宛传》称，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睦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裪，善贾市。此明显示自大宛以西人种皆深目高鼻；换言之，葱岭以西皆如此，而葱岭以东则《汉书》未尝言及，或非深目高鼻亦未可知。但《魏书·西域传》于阗条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据《魏书》所云，是塔里木盆地北部各国多深目高鼻，同于大宛以西。不过《魏书》成于北齐魏收，而所记者为北魏之事，是否可通用于两汉，为一问题。但两汉人多称西域城郭诸国为胡，如《汉书·西域传》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其所谓胡，乃指西域城郭诸国。《后汉书·西域传赞》云，逖矣西胡天之奥区。又《说文》邑部，鄯善西胡国也，皆在葱岭以东。汉人称胡皆以其深目多须之故，故胡概指容貌言也。据此是西域各国人容貌，自西汉至南北朝未尝异也。又自其习俗言之，《通典·边裔典》称焉耆国其俗丈夫剪发，妇人衣襦，著大蒵（《通典》一九二·一）。《新唐书·西域传》同。又称，龟兹国俗断发齐项，唯君不剪发（《新唐书》二二一上·十二）。疏勒国，仅言貌言如于阗，不言有断发事。但生子夹头取褊，与龟兹同。其他葱岭以西各国大多数皆断发，如康居、安息、波斯、月氏、NCD2F哒、越底延等国，丈夫皆剪发（俱见《通典》一九三）。是葱岭东西诸国民俗皆剪发，与昆仑山脉诸民族之被发者不同。《大唐西域记》序言云：“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货殖之利。”又言：“自黑岭已来莫非胡俗……死则焚骸，丧期无数，ND83F面截耳，断发裂裳。吉乃素服，凶则皂衣。”按黑岭当指葱岭；所谓宝主之乡，当指葱岭东西诸国而言。是在唐时，葱岭内外诸国断发长髭，其俗大概相同，故汉、唐典籍概以胡人称之。然此种胡人果自何方而来乎，抑自古即为土著乎，诚一问题也。
吾人写至此，当臆及大月氏西迁之事。据《史记·大宛传》及《汉书·西域传》皆称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西徙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事在西汉文帝时，由《汉书·匈奴传》冒顿遗文帝书，可以证明其西徙遵何路线。据《汉书·乌孙传》乌孙“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按乌孙在龟兹、温宿之北，焉耆之西北，是月氏西至乌孙，必经焉耆、龟兹。又据《汉书》本传称，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按大月氏经乌孙，而乌孙即有月氏种；则经焉耆、龟兹，而焉耆、龟兹亦留有大月氏种，极为可能。《后汉书·西羌传》云：“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由是言之，是月氏西徙时分散于诸国，并包括葱岭以西。按葱岭西诸国以康国为宗主国。《北史》谓康国本康居之后。又谓其王本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是康居左右诸国皆有月氏族人可以断言。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大月氏人为隆鼻多须髯之种型，与古籍中所述胡人形貌大抵相同。故后汉时月氏亦蒙胡名。则葱岭东西所指为隆鼻多须者，很可能为大月氏余种。而焉耆、龟兹读音近于月氏，更可为月氏余种之旁证。不过月氏西徙后，习染于当地文化，如风俗语言等，与初居敦煌、祁连者有别。及至魏、晋以后，转以其文化输入葱岭以东之宗国。大月氏人可以说起了东西文化交往的枢机之任。
（四）天山山谷诸国
据前述分布于天山山谷者共十八国。除乌孙居于葱岭与天山之间不计外，余十六国皆在天山东部。又车师四国及乌贪訾离皆为都护分割自姑师，实仅九国，而以车师为其宗主。《汉书》对于车师民族无所记载，不能考见汉时车师之情况。唯车师国在晋以后为高昌，据《通典》所记高昌国人之形貌云，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施之于背，女子头发辫而垂。又云，服饰丈夫从胡法，妇女略同华夏。按《通典》所记或本之《北史》，由所举丈夫从胡法，妇女同华夏一语观之，则高昌男女辫发是否为其本俗殊为疑问。由其从胡法一语，必高昌改从胡法，非其本俗。但胡法为何族之法殊欠明了。史书中所指之胡有二解，一指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一指西方城郭诸国，称为西胡，如上文所述。西胡为断发，与此不同，故我疑此指突厥族。按突厥风俗，据玄奘所记丈夫皆辫发。《三藏法师传》云：“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但突厥风俗何时传入高昌呢？按高昌附属突厥之年，我据NDC28斌造寺碑考证，高昌与突厥交好和亲在高昌和平元年，即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是岁突厥土门大破柔然，始称可汗。高昌初依柔然，及柔然破，故改属突厥，署突厥官号，其风俗多改从突厥。例如《北史·高昌传》称伯雅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俗，伯雅不从，突厥逼之，不得已，乃从。可证高昌自服属突厥后，有改俗之事，则男子辫发亦必其一。观高昌延和十二年即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下解辫发令可以知矣。《隋书·高昌传》云，伯雅下令国中曰：“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国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改辫削衽。”炀帝闻而善之。《隋书》又云，伯雅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按铁勒初附属于突厥，俗与突厥同。高昌附铁勒在隋大业初，后铁勒仍附突厥。故辫发疑非因袭于铁勒也。按高昌本地人，据《魏书·高昌传》孝明帝诏云：“彼之裫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是高昌国人多为汉族，受邻族影响而改从胡法。又据《隋书·西域传》云，高昌国者汉车师前王庭，汉武帝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汉时有高昌垒。是高昌汉人自汉武时即移居于此。但自魏、晋后东西交通大辟，佛教东来，而安息、大月氏之传教僧侣，及康居、罗马之商人亦东来贸易。高昌为往来之冲途，当然有葱岭以西之胡人。高昌国文字，据《北史》所记同于华夏，而又兼用胡书者因此也。由是言之，是高昌国人自汉、魏以来主要为来自内地的汉族，其渗杂突厥人者乃在南北朝以后事也。
其次谈天山东部山谷中诸国。以上所举高昌人乃指居住吐鲁番盆地者而言。若在天山山谷中，即西汉初年车师遗民，其种族不与高昌同。据《汉书·西域传》，车师自郑吉为都护时分裂车师为四国，又尽徙车师民于渠犁，事实上吐鲁番盆地自汉宣帝以后，已为汉人屯田之所，自汉至唐很少变化，故上文称高昌国人为汉族略渗杂胡人者此也。但在武帝以前其车师土著民族为何？我疑北魏时之敕勒，即铁勒，即古车师之遗种也。按《魏书·高车传》云，高车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按车师《史记·大宛传》作姑师，姑师与高车为一声之转。据《魏书》所云，高车乃汉人所命名，而其本名则为敕勒。敕勒与车师又为对音也。《隋书·四夷传》云：“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洛职、乙咥、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咥、於尼护等，胜兵可二万。”今按《隋书》敕勒分布于天山诸部落，可考其为汉时天山东部山谷诸国者；例如契弊，《新唐书》作契NB53C，疑即《汉书》之且弥国。且弥、契NB53C一声之转也。薄洛职疑即《汉书》之卑陆国。本传云，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番渠类即卑陆之异译，以所治地名其国。薄洛职与卑陆为对音，疑为一名演变而来。乙咥即《后汉书》之移支国。《后汉书·西域传》云，又有移支国，居蒲类故地。蒲类今巴里坤地，为《汉书》之蒲类国。乌护疑即《汉书》之孤胡（今本作狐胡，据《御览》引改）。纥骨疑即《汉书》之劫国。于民护疑即《汉书》之郁立师国。音译相近，且其分布地相同，皆在天山之东部，所谓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而居者是也。白山即《汉书》之天山。由是言之，是分布在天山山谷诸部，即隋、唐时之敕勒或为可信。敕勒据《隋书》、《唐书》均言为匈奴之苗裔。《魏书》云，其先匈奴之甥也。无论如何铁勒必与匈奴血统有关。匈奴为蒙古、突厥混合种已为一般人所承认，则天山山谷诸国密迩于匈奴右部，则其种族即使非匈奴嫡系，亦必渗杂匈奴血统。如此，则天山山谷诸国，亦可推断其为蒙古种而混入突厥种者也。又按《隋书·高昌传》云，伯雅下令国中改辫削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据此是铁勒风俗为辫发左衽。则汉时之天山山谷诸国风俗当亦为辫发左衽矣。按辫发为蒙古种人之特征。多桑《蒙古史》鞑靼人之容貌云，眼褐色，斜向鼻，而颊大颧高，鼻平唇厚，头面圆，带橄榄色。颐下少须，是其特征也。剃发作马蹄铁形，脑后发亦剃去，其余发听之生长，辫之垂于后。就风俗言之，则天山诸国人种为鞑靼种，与匈奴同式。与焉耆以西之为断发者固迥然不同矣。
（五）葱岭山谷诸国
如上文所述分布在葱岭山谷者为休循、捐毒、桃槐三国。乌孙虽居天山溪谷，但在种族问题上互有关系，今合并讨论。关于乌孙及休循、捐毒种族在《汉书·西域传》中已有显明之记载，《西域传》乌孙条云：乌孙“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又《汉书·西域传》罽宾条所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据上所述，是乌孙、休循、捐毒等地皆原为塞种人所居。塞种人之种族为何诚一问题。东西学者对于塞之族属众说纷纭，有斯拉夫种、伊兰种、突厥种等。有的仅根据个别语汇相同而立论。我以为推测一民族之人种，徒持言语之有相同点，论证仍嫌不足，盖各族相互接触，即会产生语言的混杂，故言语之相似者不必种族相同。故欲推论种族问题，形貌仍居重要部分。吾人试于塞种故地国家人民之形貌，根据古籍所载作一些推测。颜师古《汉书》注云：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发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又查玄奘《大唐西域记》，达摩悉铁帝国在两山间，人性犷暴，形貌鄙陋，衣服毡裬，眼多碧绿，异于诸国。又芉沙国条云：人性犷暴，容貌粗鄙，文身绿睛。按芉沙即汉之疏勒；达摩悉铁帝国即魏时之护密，今小帕米尔一带，汉之休循国地。据《汉书·西域传》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今按唐时乌孙、疏勒、护密诸国之民族是否已有变迁，虽很难说，但其民族最少必有一部分自汉时遗留而来。《汉书》已明记乌孙有塞种人、大月氏人。休循、捐毒皆故塞种。大月氏为突厥人种已为一般人所承认，则大月氏人眼非碧绿已可证明。则颜师古所指乌孙人之赤发绿眼，系指乌孙中之塞种人似无可疑。由是而推测疏勒、护密人之绿睛皆为塞种人之特征。据此是塞种可能为雅利安种。但塞种人其种类不一，散布于黑海及药杀河一带，漫延于天山山谷者，杂斯拉夫种。唐时之黠戛斯尚有其遗种渗入。故《唐书·黠戛斯传》称其人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与乌孙之塞种人相同，其散布于阿姆河及印度河之上源葱岭山谷者，则杂伊朗种。即今塔吉克人为其遗族。要之皆以雅利安种为其主要成分也。至乌孙本族之人种为何为一问题，就其与大月氏居于祁连山者言之，则除白鸟库吉所论者外，我尚无新颖见解。白氏在其《乌孙考》中谓乌孙国王名昆莫，贵人之名又多称靡，例如难兜靡、猎桥靡、泥靡、翁归靡、元贵靡、星靡、雌栗靡、安犁靡等，即突厥语bi，犹言君长也。又此国始祖昆莫有受狼抚育之传说，与后世突厥民族狼之传说最为类似。且乌孙名称为突厥语Usan之对音，其意义为长，亦可为乌孙为突厥民族之一证。我对此尚无他见。乌孙原与大月氏居祁连山一带，后大月氏与乌孙又先后移徙于天山山谷。现大月氏为突厥种族已为一部分学者所共认，则与大月氏相邻之乌孙推测其为突厥民族未始没有可能；不过白鸟库吉氏忘记乌孙中之塞种人为别一民族，而否认唐颜师古之说则过矣。
总之西域为各民族交凑之地，古代即有汉人、羌藏人、突厥人、蒙古人、雅利安人、印度人迭居其地。大略言之，羌藏人居于昆仑山脉一带，而塔里木盆地南部诸国即杂羌藏人；突厥人居于天山西北吉里吉思原野，故塔里木盆地北部诸国杂突厥种；蒙古人居于天山东北阿尔泰山一带，故天山东部山谷诸族杂蒙古种；葱岭山谷邻于印度，故杂印欧种；吐鲁番盆地则汉人较多。
整理者按：此文为《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西域诸国之种族问题》两篇文章组合而成。前一篇文章曾在1944年发表于《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八期；后一篇文章未发表过，按原稿整理。根据作者生前编排合为一文。又婼羌位置据《汉书·西域传》应在阳关以西，今新疆东南昆仑山、阿尔金山一带。作者在文中云在今青海达布逊湖一带，似系指婼羌族人的原根据地。婼羌人的分布似有由东而西的迹象。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张骞使西域，前后共二次，第一次为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使大月氏，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还，居外凡十三年；第二次为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使乌孙，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还，去来凡五年。
第一次经行路线，据《史记·大宛传》所述，骞与堂邑父俱出陇西，经匈奴，留十余岁，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按是时，甘肃西部及天山北部，均属匈奴，自冒顿单于攻走大月氏，匈奴西部南与羌接，西接乌孙，而康居安息俱近匈奴，为其役属。时骞既为匈奴所得，传诣单于，时单于庭治外蒙古鄂尔浑河一带，如由此西走，必西南出阿尔泰山，经准噶尔盆地，过乌孙国北境，西南行至大宛。一说骞出陇西，必为浑邪王所得，浑邪王领地，即今酒泉、敦煌一带。北为呼衍王领地，今天山东部哈密、镇西一带。骞虽传诣单于，然史称居匈奴中益宽，故其逃亡之地，不必发自单于庭，必游荡于浑邪、呼衍之间，乘隙沿天山北麓，出乌孙国南境而至大宛。按《史记》称汉使至乌孙，或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可证。今从后说。
又史称骞至大宛后，大宛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时大月氏已臣大夏，而居妫水北为王庭，骞又从月氏至大夏。按康居在大宛西北，大月氏在大宛西，骞至月氏，何故绕道康居，是不可不求之当时各国形势。按大宛国以今费尔干盆地为中心，南阻大山，王治贵山城，即今纳林河北岸之喀山，喀山、贵山，一声之转。康居在今锡尔河北岸，以塔什干为中心，即康居王冬日游牧之越匿。卑田城在其北，为康居王都，实不常住。一说康居国境西南拓展至撒马尔干一带，为康居小王附墨苏薤领地，南与大月氏之都密翎侯领地相接。大月氏以阿姆河为中心，击臣大夏而居蓝氏城。故骞欲自大宛至大月氏，西南阻于丛山，路不可通，必沿纳林河西行，经康居越匿境，而至撒马尔干，又南行经康居小王苏薤领地而至大月氏之都密，达蓝氏城。一说张骞使西域时，康居国境尚小，仅以锡尔河北岸为限。大月氏过大宛西行，初未尽南迁，一部分尚游牧于撒马尔干一带，康居为其役属。及大月氏南臣大夏，徙都蓝氏城，康居国境西南遂拓展至撒马尔干，此是后事。故骞从大宛径西行，经康居境，即直抵大月氏。时大夏在其南，故骞又从月氏至大夏，此为路线所必经，并非绕道苏薤也。按《史记·大宛传》，称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若如前说，则大月氏在大宛西南，与《史记》不合。故从后说。
次述归途。据《史记·大宛传》所述，骞留月氏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与胡妻堂邑父俱亡归汉。按《汉书·西域传》，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时骞已至大夏。由大夏东归，必遵循南道，过帕米尔，出莎车，傍昆仑山北麓，经和阗、于阗、鄯善。羌今青海地；盖骞欲自鄯善，过阿尔金山至青海归，后为匈奴所得。观张骞为武帝言衘NCB2B、于阗事可证。如云：“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若非身至其地，不克详明如此。故从之。
第二次使乌孙路线，史无明文。但出使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史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降汉，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空无匈奴。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于是河西之地，始属于汉，无复为行旅之患。故骞使乌孙，必由敦煌西行，过盐泽而至楼兰，沿孔雀河及塔里木河西北行，而至龟兹，即今库车。一说由库车西行至乌什，西北过木素尔岭之西，即《新唐书·地理志》之拔达岭，而至乌孙，乌孙治赤谷城，即在今依斯色库尔之南岸。一说乌孙故牧地，当以今伊犁河谷为中心，赤谷城当在今特克斯川或伊犁一带。骞至乌孙，即由龟兹西北行绕木素尔岭之东，西至伊犁河谷，并不绕道乌什。按据《汉书》所述，汉遣常惠使乌孙，合五万人攻龟兹。又乌孙公主遣女来京师，过龟兹。是汉时通乌孙道，以龟兹为中心。故从之。《魏书》云：乌孙治赤谷城，后西徙葱岭中。则由乌什出拔达岭至乌孙道，或为汉以后之道也。今不从。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按两汉通西域道路，原有南北二道。《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言词甚为简约。以我研究的结果，疑《汉书》所述为后汉通西域路线。与西汉通西域之路线，则有差异。按《魏略·西戎传》云：“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由《魏略》所述，以校《汉书》，除南道以婼羌易鄯善外，余均同。惟所述之新道，实即《汉书》之北道。而中道转为《汉书》所不记。今以考察所得，参合《史记》、《汉书》所记，知《魏略》之中道，即西汉时之北道。后汉时之北道，即《魏略》之新道。班固以后汉之道路，系之于前汉，误矣。论述如下。
《史记·大宛传》：“宛国饶汉财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颜师古注《汉书》曰，绝邑，言近道之处，无城郭之居也）又云：“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又云：“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按《史记》之盐水，即《汉书》之盐泽。时楼兰在泽之西，匈奴在泽之北，数为行旅之患。故《汉书·西域传》称：“贰师将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路绝无通。”故云北有胡寇，盖指匈奴。在盐泽之东，玉门关以西，为白龙堆沙地，地无水草居民。由今罗布泊东北盐壳地带，可以证明其然。故《汉书·西域传》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与《史记》“出其南，乏水草”“绝邑乏食”正同。由此言之，是李广利伐大宛所行之路，即由玉门关西北行，过龙堆，经罗布泊北岸，直西经楼兰，至龟兹，与《魏略》所述之中道相合。李广利伐大宛，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还京师，皆西汉时事也。
再以我所考察者证之：我在1930年春赴罗布泊考察，在湖北岸之一三角洲中，觅得古烽燧亭遗址一区。墙基犹存，亭上有竿五，南北骈列，盖为当时举烽火之具。亭东北隅，有房屋遗址，疑为官长所居，以芦苇为墙，间以咸块。发掘其下，发现木简漆器、服履之属甚多。木简长八寸，宽三分。墨书隶字，有黄龙、永和、元延诸年号，洵为西汉故物，器物时代亦颇相当。自元延以后，即不见有何文字。故疑此遗址，在西汉时为最活跃时期。自王莽以后，势力浸微矣。
我第二次去新疆，复至罗布泊古烽燧亭工作，又发现木简数枚，有记行人来往之词。在亭北五里许，有古道一；东西向行，盐层开处，中现通途，蜿蜒湖畔，有若游龙。在道两旁，时拾得五铢钱，及碎铜件之类，想必为行人所遗。以遗物证之，当与烽火亭有关系，且为同一时代所遗留也。
时楼兰与龟兹、仑头为直线。李广利出师大宛，虽分南北两道，而其北道必由此路行，故有屠仑头之举。且须经过此地。盖由此往东为盐水，有白龙堆沙碛；由此往西，有库鲁克河，为淡水，可溯河而西。故武帝诏书，有“从溯河山，涉流沙”之语，盖为此也。自李广利破大宛后，“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见《史记·大宛传》）是此亭或即为武帝破大宛后所设，亦未可知也。据此，则汉初之北道，即《魏略》由玉门关西北过龙堆，到楼兰，直诣龟兹之径道。时车师在北，与匈奴为邻，不当孔道。虽宣帝时日逐王降汉，郑吉攻破车师，兼护北道；然由玉门关出五船北，至车师之新道，仍未通行。《西域传》云：“元始中车师后王国，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门关，往来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避白龙堆之厄。车师后王姑句，以道当为拄置，心不便也。”按《太平寰宇记》述元始中之三道，其述新道云：“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转西与中道合，至龟兹，为新道。”与《魏略》所载之新道同。其述中南两道，亦复一致。是《魏略》中之三道，乃元始中之三道。但其新道终厄于车师后王姑句之阻，未见通行。及王莽之乱，西域复绝。故终西汉之世，其通西域只有南中两道也。及后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命将北征，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后复为匈奴所据。至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三年，班超遂因之以定西域。和帝死，西域又叛。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安帝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田柳中，如永元故事。置伊吾司马一人以静守伊吾，而西域之道复通。但此道为《魏略》中所述之新道，即由伊吾以至车师者，与西汉之径道有异也。《后汉书·西域传》云：“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门户也。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据其所述，与《魏略》所载出五船北之新道相合。伊吾即今之哈密地，五船虽不详其地址所在，但必在伊吾附近，即今哈密一带也。是后汉通西域之路，只有南北二道。而北道即《魏略》中所述之新道，中道在后汉已渐近衰微矣。虽安帝元初中，班勇请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经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衘匈奴，东近敦煌。但终不见用于安帝，而于延光中出屯柳中矣。柳中即由伊吾至高昌所必经之地，亦即玉门关西北出五船至车师所必经之地也。据上所述，则后汉之北道，即《魏略》之新道，而西汉之北道，即《魏略》之中道，无可疑也。至斯文赫定所发现楼兰遗址，所得木简为晋太始以后事，与汉通西域道路无涉。斯坦因以此为汉通西域古道所必经之地，误矣。
次所欲论者，西汉初何以择此险道，后汉又何以改道？欲答此问题，须先明匈奴在当时之形势。
匈奴自冒顿为单于后，势渐强大，尽灭北方诸胡，与汉接壤。置左右贤王，以左王居东方，直上谷；右王居西方，直上郡。右贤王地又与氐羌相通往，氐羌在长安之西，即今甘肃、青海等地。故汉初西北两面，均被迫于匈奴与氐羌。匈奴屡为边境之患，致高祖被困于平城。武帝之初，虽屡遣大将军攻击匈奴，匈奴渐次西北徙；然西域诸国，亦与匈奴接壤，服属匈奴，如乌孙、车师，是其例也。故武帝欲保汉土之安全，必须行下二策：即一、隔绝羌、胡交通；二、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及汉元狩中，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空其地，以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益西北徙。羌、胡交通，自是断绝。故武帝第一策，已完全达到。再说第二策。初张骞奉使西域，还言联络乌孙、大宛之利，武帝从其言。元封中，遣使与乌孙和亲，以公主妻乌孙王，俾与乌孙夹击匈奴。又派贰师将军击大宛，围车师，以威西国。西域诸国，亦遣使来贡献。轮台、渠犁，置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是皆为武帝第二策之表观。然汉由白龙堆过楼兰至乌孙、大宛，必须经过极长之险道。时匈奴虽已西北徙，然与西域诸国相接，车师服事匈奴，共为寇钞。又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尝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汉使至西域，必经过车师、尉犁、焉耆之南境，即沿塔里木河旁之沙地，过龟兹以至乌孙。楼兰与车师南北相值，当汉道冲。设车师与楼兰联络为一，以阻汉道，则汉与西域交通立时断绝。故保障通道安全，当为汉代之急务，楼兰即其重要之地也。又西域诸国，虽一时服属于汉，而又被迫于匈奴，时离时合。故汉代欲通西域，非取得楼兰为据点不可。武帝死后，昭帝因楼兰王为匈奴反间，即立遣傅介子刺杀之，并屯田于伊循城。而以故楼兰为军事与运输之重地。例如宣、元之际，设都护，置军候，开井渠，积食谷。由盐泽以至渠犁，亭燧相望，皆为布置军事与运输之重要政策。而汉亦得以安稳渡过艰险之长廊沙地，无复后顾之忧。武帝之第二策即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至是乃完全成功。《水经注》称楼兰王迁伊循城，乃尉屠耆惧为前王子所害，自请于天子者，并非真实原因。
及前汉之末，哀、平年间，内政不修，中原和西域交通断绝，西域诸国自相分裂为五十五国。及王莽篡立，贬易诸侯王，西域怨叛，与汉绝，而役属于匈奴。光武初定，亦不遑远事。时西域诸国，复自相攻伐，匈奴复胁诸国，共寇河西诸郡县，边境骚然。汉为巩固边防起见，不得不重振旗鼓，恢复交通西域政策。然西汉通西域之路线，取直线，经过荒寂不毛的沙碛地带，复沿塔里木河前进，供给困难。且鄯善已南迁，而楼兰故墟又时为风沙所侵袭，究非屯军之良地。故后汉不得不在由敦煌通西域路中间，另觅一安全之道，藉以为屯军之地。故注意及伊吾。伊吾居天山之东麓，为西域诸国门户，匈奴尝资之以为暴钞。又由伊吾至高昌（即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至疏勒，为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道路。故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命窦固出兵攻取伊吾，取之为北路据点。一面派班超慑服鄯善，收之为南路据点。然伊吾为军事要区，匈奴在所必争。而车师、焉耆、龟兹，又时与都护为敌。明帝虽取之，而章帝终不能长久保守，卒退出吐鲁番、哈密二地，致班超时陷于孤立地位。及和帝之初，窦宪再破匈奴，取伊吾，屯田车师。班超又藉之以破焉耆，西域五十余国又悉附汉，南北两路之天赋良道，遂完全为汉有矣。而经龙堆至故楼兰之径道，遂不复为汉人所注意也。
（本文约作于1937年，原载《西北史地季刊》第1卷第1期，1938年2月）
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
我于1928—1929年赴新疆南部围绕塔里木盆地诸绿洲考查。在1929年曾由沙雅横穿大沙漠到达于田，对于塔里木河及其支流作过了一些探查。1933年又到罗布泊考察，发现海水复故道，找到了东西交通大道与台站。但当时仅到北岸，故我写《罗布淖尔考古记》时，对于海水移徙叙述较详，而不及河流。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对于河流变迁亦尝提及，但未作有系统的叙述注31。解放后于1958年，我又到南疆作过一次考察，看了一下尉犁、若羌及塔里木河下游一带。此次踏查距初次考查已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些年中间，新疆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在解放后的十余年间，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昔日戈壁沙漠人迹罕到之区，现已建筑成群，禾苗遍野，显出一派繁荣昌盛景象。
塔里木河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塔里木地区的历史；因此对古代塔里木河的变迁作一番研究，对理解新疆的一些历史现象是很有意义的。
一、现在塔里木河的情况
塔里木河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唯一的一条大河，全长1400余公里，上源由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四河交汇而成，因流经沙雅塔里木牧地，故名塔里木河。现喀什噶尔河流至巴楚即断流，无余水入塔里木河，和田河亦变为季节河，在6、7月间山洪暴发时方有余水入大河，故和田河经常是一条干河。现塔里木河河流全持叶尔羌河水及阿克苏河水补给，而阿克苏河水在上游灌地后，余水亦不多。现塔里木河水主要是以叶尔羌河为主体，故本地人称塔里木河为叶尔羌河，盖指河水而言也。塔里木河在阿克苏南会合诸水后，东流至沙雅南，渭干河支河自北来入之。渭干河上源为木扎提河，发源于汗腾格里山，东南流，出库木土拉为渭干河，东流有铜厂河即库车河自北来入之，复东流，在轮台境又分数枝河骈比东趋；主要有两河，一为卡阳河，下游称英气克河，一为乌卡特河，或称乌根达里雅。卡阳河东流至尉犁境入罗平洛克湖、郡克尔湖、阿克要洛斯湖。解放前，由郡克尔湖水溢出，循卡阳河旧道入孔雀河。乌卡特河自轮台某地分出，东流至尉犁县境米拉木汗，距尉犁24公里处与由西来之塔里木河会合，转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孔雀河会，南流入罗布泊。尉犁另有一大河为孔雀河，即海都河。海都河自入博斯腾湖后，复自湖溢出为孔雀河，流于库尔勒西转南，流入尉犁境，转东南流至的力帕，卡阳河水入之。又东偏南流至铁曼坡，循一支河东南流至阿拉干附近，而与塔里木河会。又南流会车尔臣河，转东流入罗布泊。而孔雀河正身为一干河，河床东至罗布泊北岸，旧地图称为孔雀海，实无水，此清末民初的情形。故当时地图在北岸绘一小海子，在南部即在若羌北绘两个湖，即喀拉布郎库尔、喀拉库顺，其原因在此。
近四十年来，渭干河水除在沙雅奇满有一支河入塔里木河外，余水止于库车草湖乡灌田即止，并不能到轮台草湖，更无余水入塔里木河。故现在卡阳河水为塔里木河水。三十年前，塔里木河在沙雅轮台间，有一支河直向东北伸展入渭干河故道，并凝集成若干小湖泊。我于1928年在轮台考察时，曾在轮台县南30公里乌斯托乎拉克庄观察溢水，当时水势浩瀚，河身宽里许，可以行舟，溢水正向北转，侵入村庄，牧民搭水阁而居。一居民告我云，近年塔里木河北转，入渭干河故道，这是北边一条河（卡阳河），南边还有一条河（乌卡特河），塔里木河还在南边，现已没有水了。又据另一人谈，约在四十年前，尉犁校堂、塔是吐克附近塔里木河有一缺口，分出若干支河东流入孔雀河；故当时不特塔里木河故道没水，而渭干河南支即乌卡特河亦为干河。在1921年，本地人在铁曼坡打坝，阻塞孔雀河水南流以后，卡阳河水、塔里木河水均东流，循库鲁克河旧道入罗布泊。故当时罗布泊在北边。若羌北之两湖，喀拉库顺、喀拉布郎库尔亦干竭无水。我在1930、1933年所见之情况如此（见《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一章），亦即二十年前世界地图所绘罗布泊之情况也。解放后生产建设兵团在轮台东南筑了一个大坝，称为塔里木大坝，堵截塔里木河水北转，迫使水入渭干河故道，又在尉犁和郡克尔一带，阻塞了卡阳河入孔雀河若干缺口，迫使卡阳河溢水南流于公路东侧，形成若干小湖泊，余水入塔里木河。而乌卡特河东流至尉犁东南米拉木汗入塔里木河故道南流，米拉木汗以西之旧塔里木河故道仍为干河。农民又在铁曼坡掘开旧堤坝，迫使孔雀河水到铁曼坡循支河东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塔里木河会合，南流至七克里克与车尔臣河会东流汇集于阿不旦附近，形成一个新海。故现在铁曼坡以东库鲁克河又成干河，而在北之罗布泊也缩小了，有逐渐干竭现象。现据航空观察孔雀河（库鲁克河）东段已无水，而罗布泊已缩小了。是现在又恢复了清末现象，形成南北两个湖。塔里木河转南流以后，由于沿途消耗，河水已弱小，南流至英柯尔、铁干里克，又凝集为若干泄水湖，较大的为巴西湖、大西海水。现兵团引泄水湖水开辟了若干农场。塔里木河水流至阿拉干时，更为细小，宽约20米左右。及与孔雀河会合南流至七克里克，又与车尔臣河会流，水仅集于七克里克东边低地阿不旦附近。而喀拉库顺现仍干竭无水，此1958年4、5月所见之情形也。
二、古代塔里木盆地中之河流
由上所述塔里木河经行地点，就其在塔里木盆地位置言之，是偏盆地北部，且只有一条河；但我们结合文献来观察，似乎南边当另有一河已消失了。《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又据《汉书·西域传》南道当道之国为鄯善、且末、精绝、衘弥、于阗、皮山、莎车。北道当道之国为疏勒、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山国、车师。既云南北两道都是波河西行，则必有南北两河随道并行。现塔里木河所经之地，如上面所述，都是在北道线上；然则南道线上所波之河，到何处去了呢？稍后北魏郦道元注《水经》，详述南北两河河流，穷源竟委，昭然若揭。但据郦注所述，校以现在塔里木河经流情况，也只有北河，没有南河，是否为道元虚构，抑另有一条河已消失了。这个问题，现以《水经注》为中心，结合考察所见，述说如下。《水经注·河水篇》云：
北河自歧沙东分南河，……又东北流分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西东北流（原作东西北流），径疏勒国南，又北东疏勒北山水合，……径疏勒城下。枝河又东径莎车国北（原作南）。又东径温宿国南，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北河又东径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河水又东径墨山国南，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
按北河当即今之克孜勒河，源于帕米尔山区东侧，东流入乌恰县境丛山中，出山口东流于喀什市南艾萨克萨乡旧城之北，东北流，至伽师与喀什噶尔河合，故克孜勒河下游，称喀什噶尔河。因帕米尔古称葱岭，故又称葱岭北河。又据《水经注》有一支河上承北河，流于疏勒国南，现克孜勒河自出山口后，分出一支河即喀什噶尔河，流于艾萨克萨乡旧城之南。我疑艾萨克萨乡之旧城，为古疏勒城，如然则流于疏勒南之喀什噶尔河，为《水经注》中之枝河也。但此河东北流至伽师即入克孜勒河，不到温宿，可能古时流长，现缩短了。喀什另有一大河为盖孜河，亦发源于葱岭，东流于喀什市区之南，东流灌溉岳普湖后即入沙注32。道元似未叙入；但徐松说雅马亚河（盖孜河上源）入克孜勒河，与现河流不同，或系河流有变化。注文又云：“北河又东径莎车国南”，南为北字之误。下文明云：“疏勒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是莎车不能在北河之北也。“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按姑墨即今之阿克苏，姑墨川亦即今之阿克苏河。现克孜勒河流至巴楚附近即已断流，无余水东流，但在古时是与阿克苏河会合后东流的。我于1929年在图木舒克发现托和沙赖古城，克孜勒河旧河床经古城之南，东北流，沿途还有古渠古道遗迹注33。《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又云：“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按赤河即今克孜勒河，克孜勒突厥语红义，凡克孜勒河所经流之地，皆作红色，沿途古城古址，均用红色土坯累砌。托和沙赖古城，即在克孜勒河北岸，是托和沙赖古城即龟兹据史德城，一曰郁头州城。而城旁之河，亦即唐之赤河，今之克孜勒河。复沿红泥滩东北行，沿途时见古河道、古渠、古大道，及道旁之烽裭，直到修理呼图克以北，方不见红泥滩。而古时之建筑物皆为白土所筑，可能已进入阿克苏河区域也。因此而知古时喀什噶尔河与阿克苏河会流之地，必在修理呼图克以南一带（详见《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63页）。会流后，据《水经注》所述仍流径龟兹国南，龟兹川水注之。龟兹即今库车，龟兹川即今渭干河。再往东，如敦薨水，即今焉耆河，下游即孔雀河。墨山国，疑在今库鲁克山中。注宾城疑在孔雀河北岸线上。楼兰城即今楼兰遗址。综上所述，是北河由疏勒经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轮台、焉耆，一直向东，沿天山及库鲁克山南麓而至罗布泊，与现在塔里木河经行之地，除东段外，几乎完全相当。北河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现塔里木河较北河故道已北移了。我在1929年春由沙雅取道大漠赴于田考察时，在塔里木河南约50公里左右，即在阿克对雅南约10公里，发现向东而行的一大干河床。河宽约200米左右，两岸高约1米，河中心洼陷，沙细色白如银，与和田河同。在干河旁还有古道，若隐若现，在道旁拾有红陶片、铜片、珠子及烽裮，可能在道旁还有守护的建筑，惜未觅得。这些遗物，经鉴定是8世纪前后，可能要早些。由是知此干河有水时，东西大道亦必沿此河而行。据引导云，如沿此干河西南行可达和田河。同时我沿阿克对雅西行入子里河干河西南行，到和田河时，在子里河南约30公里左右，其东岸有一缺口，称渡口，往东约5公里左右，又见一干河床，东偏北行，河宽与阿克对雅南之大干河相等，两岸枯胡桐及沙丘，骈比东趋，则此河必即阿克对雅南所见之干河注34。据引导云，沿此干河可以到和田河，则阿克对雅南之干河必与渡口东之干河为一河。即古塔里木河。现由渡口到托和沙赖古址，适东西成一平行线，则在古时托和沙赖南之克孜勒河，即喀什噶尔河，与阿克对雅南之干河，合渡口东之干河必联接成为一河，即古北河，而河旁之古道同时亦必为东西通行之大道，称为北道。但现河流已北移50余公里矣。由上所述，北河是一直向东流入罗布泊，但现在塔里木河的东段，东流至尉犁境内，即转南流，而孔雀河亦向东南流，海水亦有渐次移到南方趋势。如问何时塔里木河在东段与孔雀河直东流入罗布泊？何时又南流呢？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一个问题。我于1930年发现土垠台站，及孔雀河水复故道；同时在土垠中又发现西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木简，并在孔雀河沿岸采拾西汉五铢钱及铜矢镞等，是在西汉时孔雀河是有水之河，而罗布泊也在北岸。东汉时情形不知。但在安帝延光中，班勇建议屯田楼兰，是当时楼兰情形未变。至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北区发现楼兰遗址，探获文书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号注35。按咸熙为曹魏陈留王奂年号，泰始为晋武帝、永嘉为晋怀帝年号，是此地在公元265—310约四十余年之间，均属魏、晋屯戍之地。斯坦因于1906年也在此地获得一文书，为建武十四年，即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在遗址中有一文书“溉北河田一顷”之语，又有“水大波深必泛”注36等语句。日人橘瑞超氏又在此地发现有“海头”字样文书注37，综合所见，是北河东段即孔雀河下游，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为有水之河，而海水亦聚在楼兰附近。5世纪以后，此地遂不见于史册，而内地与西域交往，转移至鄯善与车师。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沮渠无讳渡流沙进据鄯善，战不胜退保东城，《水经注》称为故东城，我疑即楼兰遗址东南50公里之默得克沁。东城称故，则已荒废了。而塔里木河同孔雀河必已改变了方向，向南移动，在喀拉库顺汇为一个新湖，如清末地图所绘，及目前塔里木河南流的情形也。综上所述，是现在的塔里木河即北河，在5世纪前塔里木河孔雀河直入罗布泊，5世纪以后塔里木河孔雀河转南流，所谓南河北河在东段均已消失，而湖水亦易其方位矣。
其次，我们要谈南河的问题。上文所述《水经注》北河所入的支河，与现在的塔里木河所受之水，有两条主要河流，即叶尔羌河、和田河未有叙及，是郦道元漏遗了呢？还是另成了一条河？根据《水经注》所述，是另成了一条河，而称为南河，与北河骈比东流入罗布泊。其说云：
河水径歧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蒲犁国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河水又东与于田河合。……南河又东径于田国北，《释氏西域记》曰：“河水东流三千里，至于田屈东北流者也。”……南河又东北径扜弥国北。南河又东径精绝国北，南河又东径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
按如《水经注》所述，是塔里木河盆地南边，有一条大河东西流，称为南河，从蒲犁（塔什库尔干），经皮山（库马）、于田（和田）、衘弥（克里雅）、精绝（尼雅）、且末（车尔臣）、鄯善（若羌、密远）的北边，东流会车尔臣河，东流入牢兰海，即罗布泊。但现在与车尔臣河相会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均由北来，并非由西来，是否古时有大河从西来，穿行沙漠与北河骈行而入楼兰海呢？当然现在的地图是没有这一条完整的河流，因为两千年来，经过长期的自然变化与人为影响，在广阔的沙漠中，不可能有一完整的故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现存的断断续续河床痕迹，以及当时沿河居民的遗存，结合文献，也不难推想当时曾经有河流的存在。我于1929年在和田、叶尔羌考察时，曾就和田河的流向作了一次探查。在和田北30公里左右有一大干河，从吉牙庄和田河分出一支河，向东北流。据本地人说，此河直到旦当乌利克。在吉牙庄附近有一旧城，名阿克斯比尔，我曾著文认为这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干河曾流于其西，附近有许多重要遗址，都在干河两岸，绵延50公里都是瓦砾场；本地人也说从前和田人都沿这条河居住，因以后没水，均迁走了。如沿此干河可到旦当，再东北可到沙雅草湖，又说到罗布泊注38。又我于1930年横穿大漠到于田时，在托瓦克东约10公里左右，见一大干河床东北向注39。据引导人言，此河即是从吉牙庄分出干河的中段，直通旦当，是《汉书·西域传》称“于阗已东水皆东流”，似可相信。1929年我们曾到克里雅河考察喀拉墩古址注40，我们认为是衘弥国遗址。房址排列形势均是向东北伸展，可能是沿着古道方位修建。同时在遗址附近也有一条干河床，向东北伸展，跨克里雅河而过。再往东，还有尼雅河末流的古迹，可能是精绝国遗址。现在我们如果把旦当、哈拉墩、尼雅联结起来，划一横线，恰恰与《水经注》所说南河所经行的路线相合。如再由尼雅故址向东北方向伸展，恰到阿拉干南边。在中国旧地图上，在托和莽西绘一干河名肯时（特）车尔臣达里雅，向东北流，与由北来之克特克塔里木会；又在和尔罕东又绘一干沟直东北行，名什尔戛查普坎干沟，意味着现车尔臣河已向南移了。德国赫尔曼教授主张“南河在阿拉干南与车尔臣河会合为注宾河，附近默得克遗址（现订为梯木沁）即注宾城。”注41但我同意前说而不同意以附近遗址为注宾城。因注宾城在北河线上，注宾河必因注宾城而得名。可能当时北河即孔雀河，在注宾城有一支河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南河即车尔臣河会合东流，至默得克沁即喀拉库顺旧城入海。南河因与注宾河会流，故亦名注宾河，在默得克沁旁有一干河床自西来，斯坦因说是孔雀河最后的支河，但本地人说是叶尔羌河，皆指注宾河也。在遗址附近有许多沟渠遗迹。在楼兰遗址中，所获得文书，有“溉北河田一顷”注42之语。楼兰遗址在默得克沁北偏东相距约50公里，楼兰遗址附近之河既称为北河，则其南默得克沁当称为南河。根据上述种种迹象，南河的中段与东段存在是可以推想到的。问题在西段，南河主流即初源。根据《水经注》所述河水曾经蒲犁、皮山之北，我们必须在皮山、和田北面觅出古河床或遗址，方可征信。当然，明显的遗迹，我们未觅着，不过求之文献记录及吾人所见，亦有线索可寻。《通典》边防典于阗条注云：“（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树拔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原误海，今改）七百里入计戍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注43《通典》为唐杜佑所著，关于西域记载多引杜环《经行记》，杜环随高仙芝在西域颇久，所记必较真实。据《通典》所述，是和田北有一大河名计戍水，即葱岭南河，和田河北流入之。又按斯坦因在旦当所得之文书中，有“杰谢镇”的名称（斯坦因：《古代和阗》，第524页），另一文书有“大历三年”年号，NDC22当即杰之俗体字，杰谢与计戍为一音之转，可能计戍河因过杰谢镇而得名，犹塔里木河过塔里木牧场而得名同一例也。但杰谢镇究在何地，必须有确定的地点，方可证明计戍水之径流。据文书杰谢镇是驻扎戍兵之区，它的知镇官是一个将军名杨晋卿，故我认为玛扎他哈遗址可能即是杰谢镇所在地。遗址在和田河旁，为交通中枢，附近有山临河，旧城即在山上。城有三重，为红土坯所砌，附近烽裮甚多，可能为守望之所。旁有古道，东西行，可能是南道线上由于田到莎车之沙漠道遗迹。我在遗址中掘出乾元钱一枚，及民族文字的木简。在石壁上有颇多之汉人题名，也有用民族文字写的题名。可能是戍兵所为（《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因此我疑此地即是唐朝在于阗驻兵之地，或守捉城故址。在玛扎东岸，有一大草滩，宽广里许，向东北伸展，两岸沙山绵延一线，中显低洼，现出旧河床痕迹。我疑此草滩为南河经行之迹，东流于旦当之北，西与莎车东与哈拉墩成一平行线。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8世纪中叶，南河仍由莎车东流至玛扎他哈之南，称为计戍水，东流于旦当之北，与于田河会合，至哈拉墩东北流入罗布泊。与《通典》所述适相吻合。《通典》所记西域事止于天宝，则所述和田河入计戍河当是8世纪中叶以前事也。但计戍水是否即是指南河，《通典》解释计戍水之语，非常明确。如云：“计戍水一名首拔河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按《水经注》南河、北河均发源于葱岭，北河当为喀什噶尔河，又称为葱岭北河。南河即指叶尔羌河，虽叶尔羌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北侧，与喀什噶尔河源不同一地，但叶尔羌河发源之地亦称为葱岭，故历来地理学家如徐松辈，均以叶尔羌河为葱岭南河注44。现计戍水既即葱岭南河，则叶尔羌河流入玛扎他哈以东，和田以北者，亦当为南河，即计戍水也。因此，西段南河在8世纪中叶以前存在，是可以理解的。然则何时放弃，下文当谈这个问题。
三、河道变化
由于上面所述古代叶尔羌河和田河的东流，说明了南河的存在。但现此二河是入塔里木河，何时改变了流向转北流呢？当然河流的改道与人为的影响，及自然的变化，都是有关联的。我们从有关地区的历史及交通方面的变化，可以找到一些古河流演变的线索。据上面所述及沿线遗址，在1世纪至5世纪期间两河的存在不成问题，已见上述。但自5世纪以后，鄯善为吐谷浑人所占据，政治中心和交通线亦必南移至婼羌一带，北道亦北移经由高昌。整个罗布区域，即古楼兰地，几乎全为沙漠所占领。北道由高昌起到8世纪都还存在，而北河即塔里木河同时也是通畅的。南道则起了变化。由于鄯善沦亡，交通与河流的管理亦随之被放弃，势必影响到河流畅通。尼雅（即精绝）、且末在后汉时统属于鄯善者，至是亦被放弃而为沙漠淹没。哈拉墩（衘弥）在后汉即已并入于阗。是南河东段和中段在5世纪至8世纪初期，已全沦入沙漠。5世纪初，晋释法显从焉耆西南行，穿沙漠到于阗，说“路中无人，沙行艰难，所径之苦，人理莫比。”注45法显必是过北河，涉沙漠到南河线，沿和田河而到于阗。但为何不从鄯善沿南河到于阗，而绕道北行呢？必南河已干竭而南道已不通行也。6世纪初期，宋云由鄯善到于阗，是边山一道，时鄯善已为吐谷浑王子所据注46。至7世纪中叶，玄奘回程由于阗东返，自尼壤东行，称：“从此入流沙，风动沙流，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标帜。”东经睹货逻故国（即今安得悦）、折摩驮那故国（即今且末）、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今罗布泊）展转到达唐境注47。是当时尼雅以东已完全变为沙漠。故楼兰、且末、睹货逻均称故国，是南河东段必早已断流，而北河东段亦变易其位置矣。但南河自尼雅以西，若旦当、玛扎他哈据其出土遗物皆在8世纪前后，则南河西段水并不是完全干竭，而交通犹复继续活跃。尤其在7世纪中叶，西州收入唐代版图以后，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四镇及十六府七十二州之地，当时于阗、龟兹、疏勒、焉耆均置戍兵，设镇守使以统御之。塔里木盆地北部及西部尤其于阗、龟兹都是繁荣昌盛之地。自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于怛逻斯一役大败于大食，唐代在葱岭以西政治势力全部失掉，而葱岭以东犹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但在天宝末年，安史叛乱，西北戍兵调入中原，在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乘唐兵撤走，进攻西域诸国，陷安西、北庭。在玛扎他哈发现藏文文书，及山上城堡系为火所焚毁注48，则玛扎他哈遗址即杰谢镇，可能是吐蕃由和田河进兵攻安西时所摧毁，旦当可能不久亦被放弃。因旦当自大历建中以后，玛扎他哈自乾元以后，再无遗物出现，可证这遗址到8世纪末期即失去其生命力。9世纪初期，回鹘人西进占有北庭，9世纪中叶（公元866年，咸通七年），进取西州。新疆南部必均统属于回鹘。但与此同时回教势力亦东进，喀拉汗朝占据疏勒，沙得克不古尔汗首先信奉回教，因此与于阗佛教战争亘百年之久。《宋史》称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于阗破疏勒，得舞象一欲以为献，是在10世纪中叶，疏勒于阗战争尚未结束。十室九空，路无行人，必肇成此一地带之荒芜，叶尔羌河亦必受其影响，凝集为若干小湖泊或改道，再不复东流了。直至11世纪初期，据回教史家记载，称于瑟甫库德尔在公元1006年为于阗王，战争方告结束。在此以后，叶城以西，如叶尔羌、莎车、巴楚等地，必早已统属于喀什。由于喀什汗国人民之努力经营，而得到繁荣兴盛。尤其叶尔羌、喀什成为南疆巨镇。在拉一普所拾之无孔钱，亦必为喀什汗国所造。由于此一带之兴盛，而叶尔羌河亦必因人民之移徙，开塞启淤，导水北流，为新兴之城镇服务，遂形成了南北一线之新河流，即今之叶尔羌河也。河流前进不已，必与东流之喀什噶尔河接触是不难理解的。我于1929年赴巴楚考察时，叶尔羌河溢水与喀什噶尔旧河道相隔仅一堤坝，当喀什噶尔河断流以后，它的河床很自然为叶尔羌河所占据，东流与和田河、阿克苏河会合而成了塔里木河，即《水经注》中之北河的主流。而南河遂不见于记载矣。此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由兴起至转变之过程如此。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
自汉通西域以后，西域之情形有何变化，为吾人所论及之问题。自公元前138年，张骞奉使大月氏还，言通西域之利；武帝从之，甘心欲通大宛诸国，先之以军事，次之以政治，而汉文化亦随军事与政治以俱入。兹就《史记》、《汉书》所记，及实地考察所得，概略言之：自张骞第一次联结大月氏失败后，因乌孙与匈奴接壤，复献联乌孙以制匈奴之策。元狩中，骞复奉使乌孙，图结为昆弟，使之东迁；又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衘NCB2B（《史记索隐》：“衘NCB2B音裲弥”，按《汉纪》作“拘弥”，疑拘当作衘，衘、拘一声之转也）及诸旁国。骞还，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后岁余，骞卒；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以俱来，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此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事也；汉亦置酒泉郡以统之。然是时张骞已死，但开通西域之迹者，自张骞始也。自张骞死后，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赉操，大放博望侯时。使者既多，而外国亦厌汉币，不贵其财物；而楼兰、姑师当汉道之冲，负水担粮，迎送汉使，颇以为苦；常劫掠汉使王恢等。时匈奴日逐王盘据天山东麓，即今哈密、镇西一带，中无高山间隔，匈奴骑兵出入为寇，设楼兰与匈奴相结，即可阻汉使之通行。故汉为防御匈奴，保障通道之安全，不能不对楼兰加以注意。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平西南夷后，遣从票侯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以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汉遂得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汉通西域后，对于西域之初次军事行动也。自此以后，汉与乌孙联合，以宗女江都翁主妻乌孙王，而收夹击匈奴之效。初汉使之使安息者，安息亦发使随与俱来，观汉广大，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衘NCB2B、苏薤之属，皆随汉使东来。葱岭以东各国，均服属于汉。所谓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者此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因大宛之攻杀汉使，掠取财物，即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攻大宛。适以兵少饥疲，为郁成王所败。太初二年，复出兵攻宛，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益发戍卒十八万筑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又发天下七科谪，载裯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于是贰师得以破宛城、擒杀郁成王。汉复发使十余辈，至宛西各国。于是西域多遣使来贡献。汉遂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仑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此汉第二次出兵西域之经过也。
凡上所述，有为吾人不可不注意者，即每有一次之军事，即有一次边防之建设。例如第一次之攻楼兰，即筑亭障至玉门；第二次之伐宛，即起亭至盐泽。至亭障与军事之关系若何，记文简略。今据东西考古学者赴西北实地考察、测量之结果，知汉时国防之严密，规模之雄伟，有为吾人惊叹不置者。试思自肃州以北，北抵外蒙，西至天山之东麓，皆为寸草不生之冈峦戈壁。自敦煌以西，经龙堆咸地，达孔雀河末流而至楼兰，北穿噶顺戈壁而至哈密，亦皆为干山沙岭。时匈奴正盘踞于阿尔泰山及天山一带，游骑南下，则至肃州；出噶顺戈壁，则至敦煌；偏西，则及楼兰。时汉通西域孔道，自敦煌西行，经盐层地带而至楼兰，转西诣龟兹，为唯一之径道。宛贵人所言：“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并无大误。则汉为克服此自然之困难，防御敌人之奇袭，以保汉道之安全，为汉时军略家所必须考虑之问题。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降汉，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空无匈奴。元狩四年，汉复击匈奴，走之于幕北。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盖酒泉为西北之门户，为内地北通外蒙、西达哈密与罗布泊所必经之地。又肃州境内有二大河伸入戈壁：一为额济纳河，经张掖、酒泉，北流经毛目额济纳旗而入苏古诺尔、嘎顺诺尔，即古居延海；一为疏勒河，经玉门、安西、敦煌之北，西入哈拉湖。汉之军略家视此为天然之防御线。故汉既得酒泉为长城线之据点后，因王恢等之破楼兰王，遂立展长城线至玉门，即今之安西，李广利伐大宛，又展至敦煌以西之古玉门关，即今之西湖附近矣。我在1928年赴西北考察，始自居延海，沿额济纳河（今弱水）南行，至毛目之北，沿途烽墩林立。当时虽未作地形测量，但大概多耸立于额济纳河之西岸。每隔约5公里或15公里距离，即有墩或堡垒（参考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与甘肃考古图》）。凡堡垒附近之处，必有一小城遗址，以为居人之所。其旁高地，炭渣遍地，为当时烽火之余烬无疑；间能得少许铜矢镞。南至天仓附近之古堡中，掘拾汉木简数枚；惜无年号，不能确定其时代，但决为两汉之故物。1934年1月，复往踏勘，在居延海附近，又发见规模较大之堡垒群约80余座，包含二小城，我疑此地为居延都尉所治之地。附近车行辙迹，宛然如新；上覆浮土，约三尺许。若非目睹，难以置信。沿额济纳河旁烽墩林立，复联以双墙，自居延至天仓皆如此，疑史书所称之居延塞城即指此。此一带城址，右临深河，间以沙碛，则所以防御匈奴之马蹄者，可谓至矣。据《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则此一带堡垒及烽墩必建筑于此时，正值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岁也。故《史记·大宛传》称：“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盖以此也。1930年，柏格曼君在额济纳河古堡中，发见汉木简甚多，有太初、征和等年号。则路博德筑城之岁，与李广利伐大宛同时。则此一带塞城建筑，为护卫李广利之伐大宛，益可信矣。又斯坦因于1907年赴西北考察，在敦煌以东以西，发见古塞城遗址。据斯坦因地图，由东而西，与我所见之毛目北之塞城相接。西经金塔至玉门，沿疏勒河河床，至安西及敦煌之北，西至哈拉湖之小盐湖即巴什托乎拉克而止注49。其建筑形式，如斯坦因报告所述，与毛目北之居延塞城大致相同。斯坦因在此一带，掘拾汉简千余只，已由沙畹考释影印；复经王国维、罗振玉二氏重加考释，影印出版。其烽燧之次第，关城之方位，皆有精密之研究，无容吾人置喙。唯斯坦因氏所发现之木简，时代最古者，首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距李广利伐大宛之岁，不过数年耳。则敦煌塞之建筑亦在李广利伐大宛之时或稍后，由此亦可以确定。且据斯坦因报告：在塞城之旁，有一古道，人行足迹，交错如新。又在托呼拉克布拉克其古道上之车迹，印泥甚深注50。凡此种种，均与我在额济纳河旁所见相同，由此可证边城与古道相互之关系。而《史记·大宛传》中所称：“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益信而有征矣。至托乎拉克布拉克以西，始不见烽墩之迹；直至罗布泊北岸孔雀河末流，又见烽墩，如我所发见者。然据其文献，似建筑子宣帝设都护之后，无武帝时事。故《史记》、《汉书》所记，自伐宛之役后，“起亭至盐泽”，为追述武帝之后事也。
以上所述，皆就汉初军事行动，略为叙述。昭帝因楼兰王不恭于汉，迁其国都于伊循城。楼兰故地，汉人用为军事及运输之根据地。西域门户，遂全握于汉人之手。及宣帝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复破姑师，降日逐，匈奴远遁，西域南北两道诸国，全属于汉，此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事也。自此后，汉之于西域，主要在于政治之联系。至后汉之时，虽明、和两帝，时向天山东麓进兵，其目的在攻匈奴，非为西域。但班超运用政治手段次第收服西域诸国，使其内向。兹就宣帝以后，关于政治之设施，略述于下。
按据《汉书·西域传》所记，汉初在西域政治组织，分为二类：一为汉官，为汉朝直接所派遣者，大抵皆为汉人；一为西域汉官，皆西域人而佩带汉印绶者。请先述西域汉官。据《汉书·西域传》云：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但细查《西域传》中所录各名，实不及此数。徐松《补注》称二百四十七人，我统计，人数与之相同（详《西域各国汉官表》）。盖《汉书》列其总数而言也。例如《汉书》所举之“百长”，传记中不录；则西域各国佩汉印绶而不录列于传中者，尚有一百二十七人。至于各国国王及夫人印绶，尚不在数中，至所置官员，以“侯”、“都尉”、“将”、“当户”各官长为最普通，或各国皆具，盖专为征发士兵及粮茭之助也。亦有“特设侯”、“击车师都尉”，则因事命官，不必各国皆同。试以鄯善一国为例，“君”及“译”制，有“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击”者，如“击胡车师君”）、“左右且渠”、“译长”各官，除“辅国侯”、“译长”与各国同为普通官制外，若“鄯善都尉”、“左右且渠”则因鄯善所固有，而加印绶外；若“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则因助军而受汉朝之官号者。试查《西域传》中，设“击车师都尉”者二国：鄯善与龟兹；“击车师君”二国：鄯善与焉耆。按鄯善、焉耆，均与车师为邻。汉尝与匈奴争车师，每征邻国之兵为助。《西域传》后城长国云：
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诸国兵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此虽不言焉耆，但焉耆与危须、尉犁均为近邻，必参与是役无疑。故鄯善之“击车师都尉”及“击车师君”，疑设于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或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击车师之时。时楼兰尚未改国号，故传记中仍用楼兰国名号。以后虽不击车师，而官名仍存，故班固著录之。至龟兹之“击车师都尉”，疑设于宣帝以后。《车师传》中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时龟兹已属汉，必参与是役。则龟兹“击车师都尉”之设，当在宣帝以后。至于“却胡侯”亦疑设于汉宣帝元康间，与焉耆之“却胡侯”及龟兹、危须、焉耆、车师后王之“击胡侯”同置，皆因争车师与击匈奴而设也。由是言之，西域诸国之兵士受汉朝之调遣，统兵之军官受汉朝之命令与官号，则西域诸国之军权，完全集中于汉官之手矣；不特鄯善一国为然也。故自汉武帝伐大宛之役以后，历昭、宣、元、成，从未派遣大军至西域，皆用西域之兵也。其次则为汉派遣之汉官。在武帝时，仅置一“使者校尉”领护田卒。及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因匈奴日逐王降汉，设置都护。据《汉书·西域传》所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是都护职权专制一方，为西域诸国之军政最高首领。《西域传》又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是又兼摄屯垦事务。是不啻西域之军、政、财三大权，均集中于都护之手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
西域都护……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
据《百官表》：戊己校尉之丞、司马、候秩比六百石，则都护之丞、司马、候、千人秩禄当与相同。是都护之秩禄等于汉之郡太守。故西域都护治乌垒，立幕府。《郑吉传》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可证。汉制唯大将军有幕府；今郑吉于乌垒立幕府，是权侔大将军矣。故能征发兵马，征讨不服。而西域将、相、王、侯，亦统受其节制也。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我考证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专理车师屯田，非有朝命，不得调遣。故其权仅次于都护也。现乌垒故址，迄今尚未发现，难以考古学上之助，说明当时都护所在地之情形。但我在1930年春在孔雀河末流罗布泊北岸，发见古烽燧亭遗址，获得汉木简数十只。最早者为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年号，距设都护之岁已十一年；故此地之设烽燧亭，当为西域设都护以后事。在我所获简中，有一简上书：“右部后曲候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第三简）又一简云：“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壬子左郑左曲候（下缺）。”（同上第二简）我在《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中已解释右部后曲候屯姑墨，右部右曲候屯龟兹。然则左部左曲候屯驻何地耶？今当论及。我第二次在烽燧遗址中复发现前后兵营，及烽火台下所遗留之粮食，如胡麻之类，干结成饼状；在土台之上面为烽竿。是当时建筑，上为烽竿，而下为积谷之仓库，形迹至为显然。又在其西孔雀河北岸，有屯田沟渠、堤防遗迹及草屋聚落，可为当时在罗布泊即古楼兰故址屯田之证。汉为保护田卒起见，故在其东部设置烽燧亭以防敌寇之钞掠，且兼营护卫行旅之事；则此处必有一候官，或部校尉以统理之。故我据木简所写，疑此地为“左部左曲候”所驻者也。因在乌垒之东，故称左部，以别于乌垒西右部屯田之所也。又按左部左曲候既屯楼兰，则左部后曲候必屯交河，由我所获木简中有“交河曲仓”及“交河壁”等字样可证。及哀、平以后，中原多故，西域隔绝，楼兰屯地遂被放弃。后汉和帝永元中，复置都护，居龟兹；又置戊己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终后汉之世，楼兰故地不设官守，与前汉异也。
以上所述，汉代经营，皆就军事政治两面申述。次即述汉文明之输入。试查《史记》、《汉书》所记，自玉门关以西，皆为沙漠地带。楼兰、姑师为游牧民族，本不事田作。汉使所过，及军事行动，每因乏食绝邑，不能达到目的。故汉自通西域后，欲求军事之顺利进行，及政治势力之巩固，唯一急要，则为施行屯田政策。自李广利伐大宛后，轮台、渠犁均有田卒数百人。昭帝时，南迁楼兰于伊循城，置司马吏士，屯田积谷。自匈奴日逐王降汉后，车师、莎车亦为汉人屯田之地。其他如楼兰、龟兹、姑墨，亦无不有屯地；此皆有记载之可凭者。试思新疆南部，沙漠大半，其可耕之地，亦属有限，而均有汉人垦区，则由屯田所发生之文明，亦必影响于本地人之生活而为之改善，此理之所必然也。兹举其要者言之。
1.井渠及农作法
《汉书·李广利传》云：“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又云：“贰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法，而积食尚多。”据此，是大宛之知穿井法，由汉人所传。大宛在西域称大国，与康居、安息相接；而穿井之法，乃得之于汉人，则葱岭以东之国，更无论矣。今吐鲁番、托克逊有以坎井灌地者，斯坦因、伯希和均以为出于伊朗；王国维氏则以为此中国旧法。据孟康注《汉书·乌孙传》云：“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井名通渠，则确是井渠注51。据此，则凿井之法，出于汉人，而非出于伊朗人，可确信也。其次如开渠筑堤之法：新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故引河水灌地，为农作必要之措施。然西域人初不知之。及汉通西域，推行屯田政策，而农作之法，遂输入于西域。例如《水经注》所记楼兰筑堤之故事，及我在罗布泊孔雀河北岸所发见之柳堤及古渠，可以为证。鄯善王尉屠耆归国时，请汉遣将屯田伊循，汉为之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前往。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原为游牧民族，随逐水草，寄田仰谷旁国。尉屠耆居汉最久，必深知农作之利，故其归国欲藉汉力推行农作以开发其土地。据此，则鄯善及楼兰由游牧生活而进入农业社会矣。其次如车师、轮台亦然。车师原亦为游牧民族，汉为屯田其地，累与匈奴战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乃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以车师故地给匈奴。《汉书》称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时车师国民必已参加渠犁田作而转入农民生活，故以为安乐也。又《西域传》云：李广利征大宛还，以衘弥太子赖丹入京师。昭帝时，以赖丹为校尉，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后为龟兹贵人所杀。按校尉为田官之首领，赖丹为衘弥太子，亦可以为田官，则汉在西域屯田，不必尽为汉人，本地人亦可参加屯田工作。不特此也，《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下，唐颜师古注云：“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若师古之言可信，则汉时温宿国人且至内地营田牧生活，同化于汉人也。又如《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月氏道，上郡有龟兹县，皆因居西域国人而得名。则西域人移居内地田牧，又非仅温宿一国也。由此可见汉之屯田政策，已伸入西域各地，由于屯田而改变本地人之生活状况，又事理之所必然。至于所应用之农具及与耕作有关之什物，必与内地为一系统也。
2.陶器及漆木器
在汉通西域以前，日常之用具为何？尚乏实地之材料。就吾人在罗布泊古坟中所见，本地人所应用者，为骨器、草编品及未烧炼之泥具而已。无疑的，皆为未受汉化之土俗用品也。反之，吾人踏查其他陶片散布地，间有汉铜小件及五铢钱为证明者，其陶片多作红色与青色两种，花纹多作水波纹、绳纹及回纹，显与内地之传统纹样相同，形式亦多趋一致。无论其为车旋法或手抟法所制造，要皆为中原之作风，而与西来者迥殊。凡此种种，我在《高昌陶集》中已详加申述，在此不容再述。若轮台、库车、和田瓦砾之散布及完整之陶器，其花纹形样，皆不出于上举之范围。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坟中所出之黑陶壶，与内地所出形式纹样均同，是可证自汉通西域以后，陶工艺术之输入，极为广泛，竟遍及天山南北两路。盖西域各地因受汉朝屯田之影响，农业大为改进后，第一为人民所需用者即为陶器；盖制陶与农业有密切之关系。虽和田之约特干、莎车之图木舒克，时有彩绘及带兽形之陶器及木具，非自内地来，但以同时出土之其他物件为证，皆为隋、唐时之产品，又属佛教入新疆以后之事也。其他西域人所用陶器，均属于中原作风。楼兰最在东陲，与汉为近，其什物受汉文化之影响，更为深切，当无可疑，就吾人踏查所及，陶片分为二类：一为沙质，一为泥质。其泥质者，疑来自内地；花纹形式，均与内地相同。其沙质者，疑本地所造。盖罗布泊地多沙卤，不便作细陶；然为应用起见，故以本地沙土为质，加以烧炼，极不光平；然其式样，则属内地之作风。此项陶片，多散布于孔雀河末流北岸古渠附近之古代村落遗址间，可证其为真正民间之用品矣。唯有孔雀河末流觅得陶片二：一朱绘纠绳纹，红泥质，中含石子；一刻绳纹，表面青灰色，里刷红色，虽为手抟法所制，然制作甚精。疑直接来自内地，或出于甘肃；因泥质中均含石子，与甘肃北部及内蒙古长城附近之古陶片为一致也。其次为漆木器：我在罗布泊古坟中，得漆桶状杯二件，又在古烽燧亭遗址得漆两耳杯、漆木具之类。《史记·大宛传》称：“自大宛至安息，其地皆无漆”；则葱岭以东诸国，更无漆器，可以推知。今罗布泊古墓及遗址中，发现漆器，则必来自内地，毫无可疑。其漆两耳杯，式样又见于陕西、河南出土之陶质与铜质。故是项用具，皆为中原所普遍通行之用具。尤其遗址中之漆木具，在木板上涂生漆，而用于器物及建筑上，则汉代工艺之进化，实使人欣佩不已。而我所获之两耳杯，中无木质，完全由干漆及篫麻布作成，元时名曰脱空。其后佛教东来，和田、库车又用夹篫法以造佛像，见于《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记。虽夹篫造像始于梁简文帝，但夹篫之法，实始于汉，由汉传入西域也。至若木器，我在古坟中发见有木碗及木几之类。据我之工作经过，皆为衣冠冢所出。同时出土者，尚有漆器，则必来自中土无疑。此就我所见者为言。其他关于日常用具，除含宗教性者外，疑多受汉人影响，不及备举。且有至今尚存汉时遗制者，如食具中之裵杓是也。是皆由农业之进展，而器物遂随之输入故也。
3.钱币
农业发展促进了货物交换和货币的使用。西域诸国之钱币为何，亦可窥见其文明之所从来矣。试据《汉书·西域传》所述：安息之钱币，以银为质，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条支之钱币，文为人头，幕为骑马；罽宾、乌弋山离均同。大氏月货币，虽《汉书》无记载，但以近今出土者为例，其式样颇与安息诸国相似；皆以金银为质，中无孔，唯文幕各异耳。又观现新疆故址所散布之钱币，类皆为五铢钱，为汉时中原所通用之钱币。但据史籍载记称，龟兹国亦铸五铢钱注52。但由我发见者，其钱较小，圆廓方孔，上不铸字，散布极广，随手可拾；则为当时人民所通用之钱币无疑也。其次，高昌铸有“高昌吉利”钱，见于日人《西域考古图谱》。我亦采获其一，类皆方孔圆廓，取式于汉之五铢钱无疑。又我在莎车拾方孔钱一枚，上有西域文字，幕有一蛇；然皆近于汉之钱式，与安息、大月氏之货币非一系统。吾人虽在疏勒、莎车、高昌偶拾无孔钱，但皆为宋以后之钱币。疏勒、莎车在宋初已被回教徒所占据，则其无孔钱必为当时回教徒所通行之货币。高昌在宋、元以后，亦属于畏兀儿，其所用之银币，上铸畏兀儿文，疑亦为当时人所用。但此地以银为质，疏勒、莎车以铜为质为异耳。至于罗布泊本地用何种钱币，由今考古上之踏查，大多数皆为汉五铢钱，已详于各家考古报告中，无容再述。我在1934年，在孔雀河沿岸，曾在一地方圆不及半公里，拾五铢钱约六百余枚。其散布之广，由此可见。但此项钱币，皆为汉人所输入；楼兰本国是否铸有同样钱币，今尚无所发现，但亦不见无孔钱，是安息以西之货币，尚不达于此土也。
4.丝织品
中国以产丝著闻于世界，初见记载于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上古史》，称中国为Seres，希腊语“绢”之义。又公元前150年，托拉美（Ptolemy）《地理书》中，亦记希腊商人实到过“绢国之都”注53，此地据一般学者解释，相当于今日疏勒，为中国古时极西部之国际市场。《汉书·西域传》称疏勒有列市，亦指此地也。据此，是内地丝绢早已运至新疆之疏勒，再转运至欧洲。及汉武通西域，交通大开；汉使臣尝以财物赠予西域各国，而西域各国亦以汉财物丝绢之类为交易之媒介物。例如《后汉书·大秦传》云：“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闭汉使，不得自达。”则中国丝织品，由安息输入于罗马，益可信也。但当时贩丝之道，必经塔里木盆地，而楼兰扼其咽喉。斯坦因尝于楼兰遗址中发见一捆绢彩，为当时贩运所遗注54，或楼兰人亦作贩丝之业也。我在楼兰虽未发见绢彩，但在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绮绢彩，甚为都丽；虽黄发小儿，亦皆披服锦绣。则楼兰必早已接受汉丝织文明，毫无可疑。《大唐西域记》中，曾记和田桑蚕故事称：“于阗以国无蚕桑，向东国求婚，遂由东国女秘密运桑蚕至于阗。”此故事亦见于西藏文学中。后斯坦因在和田旦当乌利克寺院板壁上，发见一故事画，即描写此事注55。据西藏文学称：“东国指中国一地方。”如然，是于阗蚕桑，直接由内地传入。但又据Sten Konow《于阗研究》，称：“据藏文《于阗历史》，娶中国公主输入蚕桑者为尉迟舍耶（Vijaya-jaya），在公元后220年以前。”注56据其所述，是相当于东汉末季，此时汉朝无与于阗结婚之事。疑东国之君为鄯善王；盖鄯善西与于阗为邻，鄯善王尤还又为汉朝外甥，先有蚕桑，极为可能。又观斯坦因在旦当乌利克所获之故事画片，男女皆作西域人种型可证也。若然，是汉朝蚕桑传至鄯善，再由鄯善传至于阗；在传播路线上，亦复相合。故与其谓东国君指汉皇帝，不如指为鄯善王较为合理也。至今和田蚕桑业甚盛，丝绸亦甚有名，而鄯善则久已废弃矣。
5.兵器
按《汉书·西域传》婼羌条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条云：“能作兵，与婼羌同。”是鄯善、婼羌原有兵器，不过弓、矛、刀、剑，以铁为质而已。其他各国兵器，亦不出婼羌所能之范围。《史记·大宛传》云：“大宛不知铸钱（铁）器，乃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其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按大宛为西域大国，其兵器且用汉法，其他各国，可以推知。盖汉朝兵器，以铜为质，再杂以锡。《考工记》云：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刀、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矢之齐。
《考工记》为先秦人所记，载入于《周礼》中，必为可信。现罗布泊出土之遗物，如铜镜、矢镞及小铜器，颜色淡黄，中皆杂锡，可以验其然也。今婼羌、鄯善，以铁为兵，不唯不知用铜，且不知杂锡；故以本土兵器与汉兵器较利钝，则远不如也。汉兵器，以弩弓为最强；汉初十石以上弩，皆禁止出关可证。《史记·大宛传》称：“李广利伐大宛，兵弩盛设。及至宛城，宛兵迎击，汉兵射败之。”是汉之破宛，恃弩兵之力也。婼羌、鄯善，仅有弓矛之用，器不锋利。及汉通西域后，弓弩之法传至西域，西域人改进兵器，然犹不及汉。由《汉书·陈汤传》中所言，可以明其然也。
以上五者，就西域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者而言。由此五者所发生之连带影响，当更较繁复。例如由内地丝织品之输入，则服御之制，必随之变更。例如晋隆安间，法显至鄯善，称：“俗人衣服，粗与汉同。”《汉书·西域传》称“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可证也。服御既如此，则其他如由钱币及田作法之输入，而影响其权衡度量；由兵器之改进，而影响其战争之法，攻守之具；此皆可比推而知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1.大月氏故地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与《史记·大宛传》所述相同。《汉书》盖抄袭《史记》之文。《史记正义》云：“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西南。”《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云：“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张骞传》云：“（骞）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按据《汉书·西域传》，是自甘州以西，敦煌以东皆为月氏、乌孙所居。又据《西域传》乌孙条“东居故地”之语，《史记》作“东居故浑邪之地”。按浑邪分地，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杀休屠王来降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是浑邪地在今之肃州，休屠地在今之凉州；汉招乌孙居浑邪故地，是在今肃州一带，原为乌孙故地。据此，是乌孙与月氏分地，乌孙在肃州以西至敦煌，月氏在肃州以东至张掖。《后汉书·梁裏传》注：“昭武故城，在张掖西北。”丁谦云：“今高台县地。”据此是大月氏据地，以张掖为中心。《隋书·四夷传》云：“康国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按《汉书·地理志》：“昭武县属张掖郡。”与《后汉书·梁裏传》注相合。则大月氏东居肃州以东可无疑也。但乌孙与月氏何时共居，史无明文。据《匈奴传》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已灭月氏。又据《张骞传》月氏攻乌孙，昆莫尚在襁褓，及大月氏西迁，昆莫复破月氏，时昆莫必已壮年，至少当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如此，则乌孙与月氏共居敦煌、祁连之时期，当在秦、汉之际。
2.大月氏西迁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据此，是大月氏西迁，在老上单于杀月氏王时。老上在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立，则月氏西徙，必在文帝前元六年后。大月氏西迁遵何道，言人人殊。然据《西域传》乌孙条：“（乌孙）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按乌孙地即今伊犁河谷，是大月氏之西徙，先居伊犁河谷，伊犁在天山之西端，西接葱岭，南与焉耆、库车相接。乌孙西徙，由南而北，必先经过楼兰、焉耆、库车，西北至伊犁。按焉耆读若乌支，龟兹读为屈支，皆与月氏音近，或亦大月氏西迁时所建立之国家，如大夏西迁而建立吐火罗故国一例也。至乌孙后，再西徙，过大宛，时大宛居今之费尔干盆地，西至撒马尔罕留止，建康国。《隋书·四夷传》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分王，故康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唐书》同。一曰萨末犍，即今之撒马尔罕。按康国是否为大月氏之后，为另一问题。然大月氏初迁至萨末犍，则确为事实。由大宛至撒马尔罕适东西一线。张骞之使西域，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与西迁之路线适同。故《史记·大宛传》记大宛与大月氏、大夏之方位云：“（大宛）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又云：“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按张骞出使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使西域十三年返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时大夏尚在，月氏立王庭于妫水北。及至班固作《汉书·西域传》，所记大宛、大月氏方位则与《史记》异。《汉书·西域传》大宛条云：“（大宛）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又大月氏条云：“大月氏国，治监氏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按班固作《西域传》，迄于西汉之末，时大月氏已灭大夏，南徙至妫水南，居大夏之故都，《史记·大宛传》称：“大夏民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即监氏城也。《史记》举大月氏之旧地大宛西，故曰：“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汉书》举其新都，故曰：“西至安息，南至罽宾。”乃西汉之末时事也。由是言之，大月氏西迁，由伊犁河谷西至费尔干盆地，即古大宛，再西行至撒马尔罕，即萨末犍，南至巴克脱利亚，其行迹甚显然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
大夏之名，首见《山海经》及周、秦古书。而记黄帝与大夏之交通，则以《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较详。其言曰：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卷五）
按此类记载，又见于《说宛·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汉书》、《晋书·律历志》，其文略同。惟“阮裷”均作“昆仑”。王静安先生解释，“阮”与“昆”音近，“裷”为“仑”字之讹（见以下引文），是仍同述一事。则黄帝通大夏一事，既见于秦、汉诸书，则在当时必为一有力之传说，反映了战国、秦、汉人的观念。故吾人不妨本之以推求古代大夏之位置，亦古代交通史上颇有意义的问题。
自来言大夏方位者，其说不一。一说在今山西境内；《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谓叔向曰：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预注：“大夏即晋阳县。”）
《史记·晋世家》索隐曰：
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在今大夏是也。
又《史记正义》曰：
《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史记》卷三十九）
据上所述，是山西境内之大夏，由夏后氏之故墟而得名，与黄帝时之大夏国无关，暂置不论。其另一说又言在流沙之外，如《山海经·海外东经》云：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
又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卷十三）
按王静安先生作《西胡考》，称《山海经》此语为汉后人附益，是也。但葱岭西确有大夏古国，《史记·大宛传》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郭，与大宛同俗。”此必为《山海经》附益之所自出。丁谦作《穆天子传考证》，附《大夏国境考》，以《大宛传》中之大夏即黄帝时之古大夏国。其说云：
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原注：《周书·王会篇》及伊尹《四方献令》可证），传世几二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为马太国所并（原注：见《万国史纲》）。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穆天子传考证》附《剞阊NB061韩诸地皆古大夏国境考》）
如丁氏之说，是葱岭西之大夏，即古籍中所记黄帝以来之大夏国。黄帝时之大夏，乃在东方，自《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裷之阴”一语引知。但东方之国，何时迁徙至西方，丁氏未加说明。王国维氏、张星NFEC4氏乃提出新解，以葱岭西之大夏，乃由东方迁徙者；而大夏之旧址，原在和田与且末间，即《大唐西域记》中之睹货逻国。其迁徙当在秦、汉之际。王氏说云：
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禺氏NB062NB063，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禺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明非远夷。《史记·封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汉书·律历志》、《说宛·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同纪此事。“阮隃”皆作“昆仑”，“昆”之为“阮”声之近（原注：说文NB322部，阢读若昆），“仑”之为“隃”字之误也，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案子阗国姓实为尉迟，而画家之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云吐火罗人。二者皆唐人所记，是于阗与吐火罗本同族，亦吐火罗人曾居于阗之证。又今和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原注：《唐书·西域·吐谷浑传》，李靖等军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是图伦碛在且末、于阗间）今谓之塔克拉玛干碛，皆睹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唐书·西域传》云：“大夏即吐火罗”，其言信矣。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原注：《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佉勒（原注：《婆沙论》卷九，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兜佉罗（原注：《大智度论》卷二十五，见上），《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西域记》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其徙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仆所著书，记西历纪元前百五十年时，睹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之拔底延王国。是大夏之入妫水流域，前乎大月氏者仅二十年。故大夏居妫水南，而大月氏居其北。此其侵略先后之次序也。（《观堂集林》十三《西胡考下》）
至于张星NFEC4氏所说，约与王氏同，并引斯文赫定《亚洲沙漠探险记》（Dürch Asiens Westen）以证明其说。云：
西历纪元前157年，吐火罗民族居青海布隆吉尔湖畔，以后迁徙至西部土耳其斯坦，近代吐火罗斯坦之名（Tochauitan），即此族祖先所遗留者也。新疆中央大沙漠，土人称之为塔克拉马干。又余在沙漠中发现之古代城市遗迹，亦名塔克拉（Takea），塔克拉为吐火罗之转音，毫无疑义。和田附近村庄有名托赫拉（Tochla）。古代沙漠逼近城市时，居民皆迁至此村。托赫拉亦必吐火罗民族所遗留之名也。吐火罗民族在上古时代，疆宇广拓，极一时之盛。据克拉勃罗德及圣马丹二人之考证，吐火罗人为西藏种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引）
我对两先生所说吐火罗人曾占有新疆一事可以赞同。但新疆之吐火罗人由东来乎？抑由西来乎？两先生均未曾有明确之说明。晚近东西学者，对此问题研究之结果，以吐火罗文化之来源与佛教之传播有关。如此，是吐火罗人系由西来，并非东往。佛教东来，始于西汉之末，而渐盛于东汉之世。吐火罗人之入新疆，当较此为后。以理推之，或在晋、宋之间。故《魏书》始有吐呼罗之名。与中国古书所记商周时之大夏，迥然二致。《史记·大宛传》本之张骞，张骞述大夏，云：“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张骞身至大夏，其说当可据，且与近来国外学者根据古大夏钱币研究大夏之历史，其结论亦相合。是大月氏未西徙之前，大夏完全为希腊人领土之一部。大夏之徙自东方，据前引张氏所引斯文赫定语，谓在公元前150年，以此与张骞出使西域之年（在公元前138年）相较，相差不过十余年。如大夏真有在公元前150年西迁之事，张骞安有不知之理。既知之，而又安有不为武帝称述之理。据斯文赫定所谈，是妫水大夏徙自东方，未可信也。
然则，中国古书所记之大夏，究何在乎？拟仍根据古书所记地理之形势，而在昆仑与流沙之间，以求大夏之位置。
《史记·封禅书》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吕氏春秋》又称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裷之阴。而阮裷又为昆仑之对音。综此以观，信如王静安先生所云：“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直言之，大夏必距昆仑流沙不远。王先生本《史记》所述于田之南山为古昆仑山，《唐书》之图伦碛（即今之塔克拉玛干）为古流沙，故以于阗、且末之地当古大夏。但于田南山之名为昆仑，始自汉武。商、周时是否亦名昆仑，尚为问题。又今新疆盆地，因气候干燥，本不产竹。古代新疆之气候，与今无殊，则伶伦取竹于昆仑裺谷，决非在新疆境内可知。今按《山海经》记昆仑者凡三。《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帝之下都。”《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按《西山经》与《海内西经》所述多同，当同指一地。如此，则昆仑有二：一在海内，一在海外，即一在域内，一在域外是也。域外之昆仑，晚近一般学者，均指由帕米尔分支东行之喀喇昆仑山，即于田南山。此说已成定论，不复置辩。惟域内之昆仑，究在何所，尚为疑问。《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裻琳琅玕焉。”《禹贡》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下注云：“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仑山祠。”又敦煌郡广至县下注云：“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皆因山得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毕沅、郝懿行均据此指《西山经》之昆仑，为肃州南八十里之祁连山（见毕著《山海经新校注》，郝著《山海经义疏》）。郝氏又引郭璞赞云：“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製然中峙，号曰天柱。”是郭璞亦以昆仑在甘肃境内也。又按《水经注·河水篇》：“湟水又东，与裿门河合，即浩NC62B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径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裿门河又东南流径浩NC62B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卷二）按鲜谷疑即《史记·封禅书》伶伦所至之裺谷，鲜为裺字之讹，音亦通转。西平疑在今民乐附近。裺谷既属西平，则当在祁连山之北。古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据此，则是郝、毕均以甘肃之祁连山当古昆仑山，与《史记》以下诸书所称伶伦至昆仑之阴，取裺谷之竹，全相符合。或谓裺谷即《后汉书·西羌传》之允谷，《水经注》之榆谷，然亦在祁连山北也，昆仑之地位既定，次当求流沙之地。
敦煌以西及西域之大流沙有二。一在敦煌西，《汉书·西域传》所谓白龙堆沙碛是也，《新唐书》则称之为莫贺延碛。和田北之大沙碛，《唐书》称之谓图伦碛，今称塔克拉玛干者，乃后起之名，隋、唐前尚鲜称述。至先秦古书中所称之沙碛，皆指凉州以北贺兰山以东之大沙碛，今地图所称之腾格里大沙碛是也。此沙碛东南西北绵延，直抵居延海北，至外蒙边界。沙山重重，聚散随风，古书所谓流沙皆指此。《禹贡》雍州：“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删丹县下注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按此为《水经》逸文）居延县下注云：“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班氏所称古文，则先秦诸子以弱水所经之地为古流沙可知。弱水即今张掖河，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之东及北皆大沙碛，古今相同。额济纳河北流，潴为两湖，东为苏古诺尔，西为嘎顺诺尔，即古称为居延泽者。泽在流沙之中，故《禹贡》云：“余波入于流沙”也。流沙地位既定，则大夏之地位可考矣。
按《管子》、《国语》屡记齐桓公伐大夏事。如《管子·小匡篇》云：“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褀，乘桴济河，至于石沉（《国语》作石抗），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国语》文略同。又《管子·封禅篇》有“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之语，与《小匡篇》所述略同，而《史记·齐太公世家》及《封禅书》所从出。其事迹之真象如何，姑置不论，然其所述地理形势，当必有所据。春秋时之白狄，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即保德州与榆林府一带。西河即今宁夏一带。由白狄至西河，是桓公由山西北境西行，经陕西北边，至宁夏渡河，过贺兰山，即《管子》所称之卑尔山也，故云“悬车束马”。再西行，经流沙之南，西至大夏，故云“涉流沙”。倘此推论不误，再参以《吕氏春秋》“昆仑在大夏西”之语，则古时之大夏，必分布于凉州、兰州、河州一带。古时疆域广大，北与月氏接，南与空桐接。故我推测今河州（即临夏）为古大夏之中心区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河水篇》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东南，大夏水，今三岔河。”按《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旧称，如狄道、上褁、羌道，皆袭戎名以名地，则大夏之名，亦必因古大夏国而得。又查古书所记，大夏与月氏、空桐并举。例如《逸周书·王会篇》云：“禺氏褃褄，大夏兹白牛。”又《四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是大夏疆域必与月氏、空桐邻接，或相距不远。今按《史记·大宛传》，张骞称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则大月氏古时必分布于今肃州、甘州之南，祁连山一带。又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正义》引《括地志》云：“空桐在原州平阳县西百里。”即今平凉六盘山一带。大夏既与月氏、空桐邻近，则大夏古时在今河州、凉州一带，是非常有可能的。
（原载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一卷第一期，1940年11月）
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
一、大夏故地
我在1939年时，作《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言大夏故地，在甘肃河州、兰州一带，而以河州为古大夏中心区。当时唯据中国载记为言，证据不足，近年尝留心此问题。复检查东西学者所论列，益信前所考订之位置不诬。唯当时以周、秦古书所记之大夏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之大夏，是二非一，否认西徙之说，今全盘研究，对于前说，有所修正，故重论之。
《史记》、《汉书》中，所记大夏国名，为西方记录中所载Tokhara之对音，且为其略译，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据古希腊地理家斯屈拉仆氏称述：在公元前160年左右，有四民族Asioi、Pasianoi、Tokhara、Sakaraule自药杀河背后塞种地域南下，侵入巴克特里亚国家，欧洲史学家，如马尔瓜尔氏、法兰克氏，均以为攻入希腊所建立之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吐火罗，即《大唐西域记》所载于阗、且末间之睹货罗故国，且以此为根据地，向西迁徙。二人所述尽同，不过二人所述路线各异耳。马尔瓜尔氏以为吐火罗自新疆大戈壁向西方进行，越葱岭迁至巴克特里亚，与从药杀河侵入巴克特里亚之大月氏，其路径完全相异，至后世大夏始与大月氏混合为一民族云（Eransahr.p.206,f.）。法兰克氏又加订正，谓当月氏为匈奴冒顿所攻击，遁往天山之时，曾路过睹货罗故地，而睹货罗民族，亦以本地为沙漠所侵蚀，故与月氏共侵入天山北方塞种地域。后受乌孙之逼，乃于公元前160年左右，率其民族迁往西方，侵入药杀河、阿姆河二流域也（Zur kenntni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 Zentralasiens.p.24,f.）。据上述二氏论旨，对于吐火罗及大月氏迁移路线，见解虽异，但吐火罗故国之在和田东大戈壁中，以及大夏与大月氏融合而成一民族，则二氏完全相同。我对于二氏上述见解，除以大夏、大月氏融合为一民族问题，留待将来讨论外；对于以新疆于田东之大戈壁，即玄奘所述之睹货罗故国，为大夏故地，未能满意，有重新论证之必要。按睹货罗《后汉书》作兜勒（《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芉勒（《婆娑论》卷九）、兜芉罗（《大智度论》卷二十五）。《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大唐西域记》谓之睹货罗，想皆同名异译。但自《后汉书》以下，所指兜芉罗方域，皆在葱岭西，唯《大唐西域记》，指在于田东戈壁中，考其时代，而玄奘所记为迟。虽称故国，然亦不能超过汉代。然则此地民族，有由西而东来乎？抑由东而西迁乎？玄奘未加注释。仅云：有睹货罗故国，推其意不过此地曾有吐货罗民族居住耳，而李希特荷芬氏，根据此文，遂断定塔克拉玛干为大月氏本土；马尔瓜尔、法兰克二氏，复据此文以推测吐火罗人迁移次第，皆有证据不足之感。
然则和田之东，南山之北，塔克拉玛干既非吐火罗本土，则其本土应在何地？非先将其民族之根据地研究明白，则其迁徙之次序，不能明也。考查斯屈拉堡地理书中，在巴克特里亚一度略取东方领土之内，虽举Phroun及Seres而未记Tokhara。但Dionysios de Periegetes依据某种古书记载，谓塞种人背后有Tokhara、Phroun、Seres三国（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11.p.27）。老Plinius氏置Tokhara及Phroun于Attacoras西藏背后，Seres附近。按Seres为中国，Phroun为匈奴，所以吐火罗必在此近傍，是无可疑。又查托勒密（Ptolemaeos）《地理书》中记载：在相当中国黄河的博提索斯（Buatisos）河出西藏高原，而转入北方之处，以及相当南山山脉的喀斯亚（Kasia）山脉东端的塔戈尔（Thagour）山脉东麓，举出塔戈尔人之名，并于博提索斯河东岸，记有塔戈拉城名（Thagoura）。俞尔氏作塔格拉（Thagara），而Grenard氏、李希特荷芬氏则作塔戈拉（Thagura）。李希特荷芬目塔戈拉（Thagura）与其他西史上所载的吐火罗（Tokhara）是一非二，而以和田东方塔格拉玛干一地当之，托玛显克氏以为塔戈尔（Thagour），而比拟之为今之凉州，汉之武威，即阿剌伯人称之为Kudza，其名取自流过此地之大河。塔戈尔，当为大河之对音（Kritik der alteston Nachrichtenüber den Skythischen Norden 1.p.743）。Grenard氏以Thagoura为今之兰州（Mission Scientifique 11.27.Note 2.）。Hermann氏则目之为甘州（Sidenstrassen）。关于托勒密氏之Thagoura位置，在泰西学者之意见已不一致。日本白鸟库吉氏赞同李希特荷芬，以大月氏，即西史之Tokhara，而置其故地于河西注57。
按大月氏是否即吐火罗为另一问题，在此不作讨论。今就吐火罗之故地言之，托勒密《地理书》中所记之塔戈拉（Thagoura）之方位，实可注意。但东西学者所比拟之地，均未在其所在地之地形上求其方位，而仅就言语上为比拟，故不尽合。按托勒密书中记塔戈拉城，在黄河向北流处，城在其东岸。据此，是塔戈拉城，当于黄河北流东求之。按黄河自绕过阿尼马卿山，即大积石山以后，即北流，转东流会洮河后，转东北流至皋兰，再屈而东北流。按在青海境内，黄河支流向北流较大者有三，为吗楚河、大夏河、洮河。按吗楚河为黄河上源，发源于巴颜喀喇山。以东之大夏河、洮河均发源于以东之西倾山，北流入黄河。如综合托勒密《地理书》中所述之山脉，作比较研究，则地理书中之Kasia山脉，相当于新疆之南山即昆仑山。其中支向东绵延于青海境者，为巴颜喀喇山，东与甘肃西南境之西倾山相接，即中国古书所称为西裔之山也（《史记·禹本纪》集解引）。在西倾山东北，即大夏河、洮河所流贯之地，为自古西戎所居。如巴颜喀喇山东之西倾山为托勒密《地理书》中之塔戈尔山，则西侧山一带所居之民，当亦即塔戈尔人。如大夏为塔戈尔之音转，则大夏河亦必因住大夏之人而得名不难知也。试再证之古传记。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十三洲志》云：“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即导河县东南。”惟《水经注》称大夏川入洮河，现入黄河为异耳。按大夏与塔格拉为一音之转，当为一地。考《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旧称，如狄道、上褁、羌道，皆因居戎狄而得名。则大夏故城之名，亦必由居大夏之民而得名，可以推知也。大夏故城，在大夏川之旁，均在黄河北流的东边。与托勒密《地理书》所述地形，极为适合。据此，是吐火罗民族，原居今甘肃之大夏河与洮河一带，北与月氏相接，南接秦土。秦琅琊台刻辞云：“北过大夏”，可证也（参考拙著《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据上所述，是大夏即吐火罗，原居故地，以河州即导河为中心，分布于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可确信也。至大月氏则以张掖为中心，其分布地显然不同。然东西学者，多以大月氏即大夏，似仍有研究之余地，但非本篇讨论范围。
二、大夏西迁
试以大夏种类言之，大夏民族为何种类型，现虽无确切证据，然总可相信其为羌族，总称为西藏民族。以最初据地论之，洮河流域，原为大夏人民所居，我在上面已为证明。但此一带，同时又为羌民所居。例如汉代诸羌，皆在河、湟间，纵横数千里，可以为证。乃大夏西迁，羌民居之。故周、秦以前，月氏、大夏与氐羌各为领域，而汉以后，仅存氐羌之名，而无大夏。是大夏必与诸羌混合，随畜西徙，分布于南山之间，汉人不暇辨其种型，概以羌名之也。例如婼羌以《汉书·西域传》“僻在西南不当孔道”一语观之，实占据今日柴达木盆地，极为明显。但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胡来当为种族名。去胡来为吐呼罗之对音，疑皆大夏之异名也。匈奴语每于名词之首多用居字，作发语词。例如居延、居卢訾、居次等等皆是。故“去胡来”疑即匈奴人呼大夏人之名，大夏之为睹货罗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则婼羌为大夏民族所建立，极有可能。“婼”有盐字之义，故婼羌亦即盐地之羌；汉人呼西藏族，皆名之为羌，婼羌居于盐地，故称婼羌，乃汉人之命名。“婼”，颜师古音“而遮反”，疑汉人取睹货罗最后一字为名，而复注一句：“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边疆民族国王，有名无号，婼羌王名唐兜，已见《汉书·西域传》，则号去胡来王，为种族之名无可怀疑也。又按婼羌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五百人，但分布于南山山脉，直至葱岭之南，皆名为婼羌。例如《汉书·西域传》小宛国条云：“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孔道。”又戎卢国条云：“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孔道。”又渠勒国条云：“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衘弥接。”又于阗条云：“南与婼羌接。”又难兜国条云：“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按难兜在葱岭之南，巴达克山西麓。难兜既南接婼羌，是喀什弥罗国之北，毕尔提地方，亦为婼羌所居。如婼羌为睹货罗种族，是睹货罗东自柴达木盆地及敦煌之西，沿南山山脉，西出葱岭，向南漫延，至毕尔提而与大月氏为邻矣。至《汉书》所记婼羌之户口数，仅指留居柴达木盆地一部分而言。犹月氏西迁，留居南山羌，而称为小月氏，或义从胡也。其大部分则皆西徙矣。再自其西迁时之遗迹言之，《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条云：“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是睹货罗西迁时，已在和田之东，安得悦一带建立国家，与戎卢南之婼羌，正南北对直，或为一种。又于阗国，亦称南与婼羌接。按于阗据斯坦因所发现之文书，可证其为西藏种。又按于阗国姓尉迟。而画家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名画录》云：“吐火罗人。”则于阗人之为吐火罗人审矣。又于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今谓之塔克拉玛干沙碛。皆睹货罗音之变。斯文赫定在大沙碛中发现一古城名塔克拉（Takla），和田附近村落亦有名托赫拉（Tochla）者，皆由吐火罗民族所居而遗留其名号也（《亚洲沙漠探险记》）。是大夏人虽已西徙，原居地仍蒙其故号，犹婼羌王之为去胡来王也。再自其路线言之，《汉书·西域传》西夜国条云：“蒲犁、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是虽未指明为婼羌或吐火罗；但东北为和田之吐火罗，西南为毕尔提境之褅羌，则居其间者，亦必与之同族，可以推知。西夜、蒲犁均在南道上。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可证大夏人之西迁，遵南道由东而西，形迹甚为显然。至何时西迁，疑当在西汉之初，或在月氏西迁以前也。
（本文约作于1949年，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6期，194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