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何谓也？曰：章氏著书以明“文史通”之义云尔。《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夫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然究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见《章氏遗书》卷四《文史通义》内篇四《通横》。）朱筠尝谓人言：“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非守偏隅一曲，便号通才。”顾章氏以为朱氏言通，盖扩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则高明者驰骛于浩博难整之数而无所得；中人以下，又谓古之人必有天授神诣，非常人所可几及，而自安固陋以为当然。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说，适足为学者患！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后之学者不知用其资之所近，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尧舜之所不知不能，则求通而骛于其名之过也！古人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汉初儒者学守专经，言无旁出，推而及于当世，卓然见其本末；儒效于是见矣！元成而后，学者旁通曲究，不专一家之言，其业可谓富矣！而儒术之显，乃转不如汉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则不可以言通，古来人观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选也！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博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椎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林秀才书》。）章氏之于史学，盖有天授；独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因以推见一切文之通于史，而著书阐明其义焉尔！故题目之曰《文史通义》也。若然，章氏征文史通之义则若何？按章氏之言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昔曹子建自谓辞赋小道，而欲采庶官实录，辨时俗得失，成一家言。韩退之自谓记事提要，纂言钩玄，而正言其志，则欲求国家遗事，考贤人哲士终始，作唐一经。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见《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报黄大俞先生》。）此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章氏又曰：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郦食其请立六国之后，时势不同楚汉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所言之始末焉，然犹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志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年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人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至于传记碑碣之文，与哀诔策诰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辞，或书具官，或书某官，而不载其何官；或书某某，而不载其何名何姓；或书年月日，或书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载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为史裁，则空著其文，将以何所用也！传录者或以为无关文义，略而不书；则不知录其文将何所取也？凡此诸弊，皆是偏重文辞，不求事实之过。（见《章氏遗书》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
斯则不明乎“文史通”之义者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
盖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所至，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为最难！而工叙事者，不必即工为史之志传。记叙之文，往往比志传修饬简净，盖有意于为文也。志传不尽出于有意，故文或不甚修饬，然大体终比记事之文远胜。盖记事之文，如盆池拳石，自成结构；而志传之文如高山大川神气包举，虽咫尺而皆具无穷之势；即偶有言忽，字句疵病，皆不足以为累，此史笔与文士之分别。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识如郑樵，而讥班史于孝武前多袭迁书。然则迁书集《尚书》、《世本》、《战国策》、《楚汉牒记》，又岂为不蹈袭哉？充其所说，孔子删述六经，乃蹈袭之尤矣！岂通论乎！夫工师之为巨室，度材比于燮理阴阳。名医之制方剂，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诠次群言，亦若是焉已尔！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观郑樵所谓八例求书，则非寻常之辈所可能也！观史迁之东渐南浮，则非心知其意不能迹也！此则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抉择去取。人徒见著于书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也！既经裁取，则贵陶熔变化。人第见诵其辞者之浑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论：文劣而事庸者，无足道矣！其间有介两端之可，而不能不出于一途。有嫌两美之伤，而不能不出于割爱。佳篇而或乖于例；事足而恐徇于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显也。如以化裁而论：则古语不可入今，则当疏以达之。俚言不可杂雅，则当温以润之。辞则必称其体。语则必肖其人。质野不可以用文语，而猥鄙须删。急遽不可以为宛辞，而曲折仍见。文移须从公式，而案牍又不宜徇。骈丽不入史裁，而诏表亦岂可废。此皆中有调剂而人不知也。文至举子之《四书》义，可谓雕虫之极难者矣！法律细于蚕丝牛毛；经生老儒白首攻习，而较量于微茫秒忽之间，鲜能无憾，其故非他；命题虚实偏全，千变万化；文欲适如其题而不可增损故也。史文千变万化，岂止如《四书》命题之数：而记事记言，必欲适如其言其事而不可增损；恐左马复生，不能无遗憾也。故六经以还。著述之才，不尽于经解诸子诗赋文集，而尽于史学。凡百家之学攻取而才见优者，入于往有极意敷张，其事勿显，刊落浓辞，微文旁缀，而情状跃然；是贵得其意也。记言之法，增损无常，惟作者之所欲；然必推言者当日意中之所有，虽增千百言而不为多！苟言虽成文，而推言者当日意中所本无，虽一字之增亦造伪也。或有原文繁富而意未昭明，减省文句而意转刻露者；是又以损为增，变化多端，不可以笔墨罄也！前明信阳何景明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传，由昌黎始！杭大宗、董浦斥其病狂！夫昌黎道德文辞，并足泰山北斗；景明何所见闻，敢此妄议！杭氏斥之，是也！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左、史、班、陈家学渊源，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曰“纬六经，掇道纲，函雅故，通古今者”；《春秋》家学，递相祖述，虽沈约、魏收之徒，去之甚远；而别识心裁，时有得其仿佛。而昌黎之于史学，实无所解；即其叙事之文，亦出辞章之善，而非有“比事属辞”、“心知其意”之遗法也。其列叙古人，右屈、孟、马、扬之流，直以《太史》百三十篇，与相如、扬雄辞赋同观，以至规矩方圆如班固，卓识别裁如陈寿，而不屑一顾盼焉，安在可以言史学哉！欧阳修步趋昌黎，故《唐书》与《五代史》虽有佳篇，不越文士学究之见，其于史学，未可言也！然则推《春秋》比事属辞之教。虽谓古文由昌黎而衰，未为不可；特非信阳诸人所可议耳！盖六艺之教，通于后世有三：《春秋》流为史学，《官》、《礼》、诸《记》流为诸子论议，《诗》教流为辞章辞命。其他《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易》学亦入《官》、《礼》，而诸子家言源委自可考也。昌黎之文，本于《官》、《礼》，而尤近于孟、荀，荀出礼教，而专子尤长于《诗》。故昌黎善立言，而优于辞章；无伤其为山斗也！特不深于《春秋》未优于史学耳！噫！此殆难以与文学士言也！（见《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又《答朱少白书》、《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上朱大司马论文》。）然则章氏明文史之通义，而推究言之，未尝不知史笔与文士之异趋也！昔人论刘勰知文不知史，刘知幾知史不知文。（邵晋涵《题章氏与陈观氏论史学后》。）读章氏书，而文史可以各识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