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之部
丙集叙目
《庄子·天下篇》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
刘孚京《诸子论甲》（儒家）
刘孚京《诸子论乙》（道家）
陈三立《老子注序》
章炳麟《庄子〈齐物论〉释序》
陈三立《读列子》
戴望《汪仲伊〈握奇图解〉序》
梅曾亮《淮南子书后》
右文十一家，所以辨章子学之源者也。昔南皮张之洞教学者，穷经之后，继以读子；谓“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佚文讹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然此犹浅之乎言诸子也。大抵天地间人情物理，下至猥琐纤末之事，经所不能尽者，子部无不有之；其趣妙处，较之经史，尤易引人入胜。故不读子，不知瓦砾糠粃，无非至道。不读子，不知文章变化，无可端倪也。”见《轩语》。然读子书，不可不知诸子之所自起与其宗旨以尽其流别。今录《庄子·天下篇》，所以明诸子之自起。录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所以明诸子之宗旨。而录刘孚京《诸子论》以下八家，则所以尽诸子之流别也，然而有未尽者，请得而拾其阙遗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子十家曰：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而许为可观者，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而已。然余观纵横一家，仅苏秦、张仪数人，恃其利口捷给，捭阖短长，游说王公大人，以取一时富贵，夸诞无学，固与远西之雄辩家绝殊。而杂家之学，兼儒墨，合名法，宗旨不纯，又奚名家？盖家则不杂，杂则非家，未可兼而称之也。至农家者流，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樊迟请学稼，疑汲其流，然孔子斥之曰“小人哉！”见《论语·子路第十三》。孟子时，有为并耕之说者许行，自托于神农之言，《孟子·滕文公上》。然其书不概见，则卑之无甚高论矣。宁只小说者流之媲于小道，泥于致远也。然则诸子十家，可观者惟儒、道、阴阳、法、名、墨六家而已。而儒与道德二者，尤为一切学术之所宗焉。余读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赞：“申子卑卑，施之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则是申、韩法术之学，原于道德也。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而为法术之所自出。余读《尹文子》之言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见《尹文子·大道上》。则是法术出于道，又反入于道，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也。然则申、韩之原道德，特以不同形相禅耳！申不害之学，原于道德之意，而主刑名，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其佚文曰：“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馀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见《群书治要》引《大体篇》。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相韩昭侯十五年，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子言术，而卫鞅为法。法者，人臣之所师；而术者，人主之所执。法者，赏存乎慎法，罚加乎奸令，编著之圆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课实，藏之于胸中，以偶万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详见《韩非子·定法第四十三》。故术不欲见，而法莫如显。术用在潜，而法行以信。卫鞅之书曰：“吏民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见《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此“法莫如显”之说也。又曰：“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见《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此法行以信”之说也。秦孝公善其言，用为相，变法更令，传《商君书》二十九篇，亡者五篇。顾韩非患卫鞅之无术，而又病申子未尽法；于是综法术道德，著书五十五篇。其言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原，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知，绝其能，下不能意。”见《韩非子·主道第五》。此所以明术也。又曰：“十仞之城，楼季勿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烁金百镒，盗贼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镒。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见《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此所以饬法也。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然道德者，术之所自出。而为法者，道之所不许。何以明其然？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见《道德经》第七十四章。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老子书》“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然则为法者，道之所不许。此太史公列传所为别署商君而不以同于申、韩。次之老庄之后者也。惟老庄兼综有名无名，阐道于玄；而申不害贵名之正，韩非亦言“刑名参同”龂龂焉致谨于名，斯所以异耳！《汉书·艺文志》载“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而礼者，儒之所特重。孔子论治人情礼之不可以已。见《礼记·礼运第九》。晏婴讥孔子盛容饰，繁登隆之礼，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而太史公谈亦称儒者序君臣父子之礼为不可易。见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旨》。斯皆儒家重礼之证。而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齐礼者必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见《论语·子路第十三》。“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别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见《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此名家之学所由起，而孔子所为发正名之对，荀子所以著正名之篇也。则是名家，儒之所自出也。名家本出于礼；而何以惠施言名，乃至“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见讥儒者？见《荀子·非十二子篇》。盖礼正名以昭别；而惠乱名以混同；言名同，而所以言则殊致。礼论小大之殊，而惠施则谓“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见《庄子·天下篇》，下同。小大一体也。礼叙尊卑之别，而惠施则谓“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尊卑一体也。礼别同异之嫌，而惠施则谓“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同异一体也。此其言名务僈差等，比之墨氏之兼爱上同也。故要而言之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则亦“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者矣！《荀子·天论篇》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余读老子书所以籀道之常者，兼综有名无名，去别宥而尚玄同，则曰“无名天地之始”。明同异而察名实，则曰“有名万物之母”。大抵儒征其有以正名。惠僈其等以混一。此名家之所以殊于儒也。儒者修祭祀，谨鬼神；而阴阳家者流，依于鬼神之事，好言祥。《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云：“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曰：“亦邹衍所说。”而《史记·孟子传》叙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制度，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然要其归必主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然则所谓阴阳家者，殆儒家之支与流裔耶？余读荀卿《非十二子篇》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子思倡之。孟轲和之。”则是阴阳五行之学，倡于子思、孟轲也。子思无可考。《汉书·艺文志》兵阴阳有《孟子》一篇，书虽不传；而可以证孟子之于阴阳五行有所造说。顾或者引杨倞注谓“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非也。夫五行之说，造于《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而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五常，自古无五行之说；且儒家之常言，非思、轲所创；奚有所谓“僻违”、“幽隐”、“闭约”、“无类”、“无说”、“无解”也？余观邹衍《终始大圣之篇》，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祥制度，五德转移，治各有宜，是正荀卿非子思、孟轲所称“略法先王，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也。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见《汉书·五行志》刘向传。是即《汉书·五行志》之所本，而有合于荀卿，非子思、孟轲所称“略法先王，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与邹衍《终始大圣之篇》，后先同符者也。今邹衍《终始大圣之篇》不传，独传刘向之《洪范五行》。“五行”者，殆即“五德转移”之谓。而邹衍之见诃于马迁者，曰“怪迂之变”，曰“宏大不经”。今观荀卿非思、轲所称“材剧志大，闻见杂博”，傥即“宏大”之异词耶？所谓“甚僻违无类”，“幽隐无说”，“闭约无解”，傥即“怪迂”、“不经”之异词耶？学同，故所以被诃者亦同；宁只“要其归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之足以证阴阳家言之自儒也哉？惟马迁为能明诸子学术之流变，故次邹衍以附儒家孟子之传，犹之次申不害、韩非以附道者老庄之传也。马迁之传申、韩，推其本于黄老道德，犹之传邹衍之“要其归于仁义节俭”，要以著学术之自出，见附传之用心焉。虽然，“儒与墨不同术，而马迁次墨翟以附儒家孟子、荀卿传后者曷居？”曰：“墨与儒不同术，而出自儒。”《淮南子·要略训》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欲变文而反之质。然谆复深切，陈古凯今，喜称道诗书，与儒者类。则墨者亦儒之继别为宗者矣。大抵墨氏“上同”，儒者“明分”。“上同”，斯贵兼以斥别“明分”，故等衰之有差。《墨子·兼爱下》曰：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不然曰：“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斯墨氏之“上同”也。儒者则不然。《孟子·尽心上》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子《集注》引杨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则是明爱之不能无差等，而贵“明分”也。《荀子·富国篇》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患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则是明礼之不可无等差，而贵“明分”也。此儒与墨之分也。墨子“上同”以名篇；庄子“齐物”以著论；“有见于齐”同；而所以“有见于齐”者异。何者？盖庄生欲任不齐以为大齐。而墨子则壹异义而统于同。一主放任，一为干涉。此道与墨之分也。近儒扬榷先秦诸子学者，往往称墨学足与孔老鼎足为雄。然此以论墨子当日则可，匪所语于后来也。余观先秦而后，数千祀间，汉初尚黄老；汉武礼儒者；魏晋谭老庄；唐宋宗孔孟；迭相起仆，实为孔老代兴之史，宁有墨学回翔之馀地者！而墨学中兴，不过挽近数十年间尔。自欧化之东渐，学者惭于见绌，返求之已而得一墨子焉！观其《兼爱》、《非攻》，本于《天志》，类基督之教义；而《经》、《经说》与《小取》诸篇，可以言西来之天算重光诸学，又于逻辑之指有当。由是谭欧化者忻得植基于国学焉！此晚近墨学之所为大盛，而骎驾孔子之上者也。若论其朔，则墨子者不过孔子之继别为宗者尔。孔子之为学，与老子殊。老子之明道也，究极于“玄之又玄”。见《道德经》第一章。而孔子则以“诚”为归。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老子崇道于天地万物之先，参观《道德经》二十五章、第四十二章。而孔子则体诸人伦日用之间。老子斥礼者道德仁义之失，忠信之薄；见《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而孔子则明礼起于大道之隐，所以救忠信之薄，刑仁讲让而示民之有常。见《礼记·礼运第九》。此孔子之所以别于老也！然问礼于老，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又《老庄申韩列传第三》。渊源有自。孔子“礼顺人情”，见《礼记·礼运第九》。“率性为道”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之说，奚必不本于老之“道法自然”？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辙迹显然，不容讳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其然，岂其然耶？余观周、秦学者，有相为谋而不同道者；如申、韩之原于道德，名、墨、阴阳之出自儒者，孔子之问礼于老，是也。然有同道而不相择者，如荀子之于孔子是也。荀子以从性顺情为恶，违性制情为礼，见《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矫自然而不法自然；言礼义与孔子同；而所以言礼言义驶，则与孔子异。孔子述尧舜，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而荀法后王。见《荀子·非相篇第五》。孔子道率性，而荀重师法。参观《荀子·修身篇第二》、《性恶篇第二十三》。孔子作《春秋》，明天人相与之际；见《董子·贤良对策》。而荀子《天论篇》则明于天人之分，而斥天人之不相与。孔子曰“夫礼必本于天，以人情为本。”见《礼记·礼运第九》。而荀子曰：“礼义者，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见《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要之荀子之意，率性而适自然，则失其所以为人。拂性而矫自然，乃即其所以为礼。此又荀子之所以大别于孔也！於戏！二帝三王已还，天叙天秩，既垂典常；见《书·咎繇谟第十五》。而老子之“道法自然”，孔子之“率性为道”，墨子之诵说“天志”，罔不尊自然而崇天则；迨荀子之起而悉摧拉无馀焉。可特笔也！然则荀子者，虽自谥曰“仲尼之徒”哉？殆不啻孔学之革命者耳！宁只性恶其说，与孟子立异闻哉！厥后荀子之高第弟子韩非薄仁义，厉刑禁；参观《韩非子·难》、《难势》、《五蠹》、《显学》诸篇。李斯绌诗书，陈督责见《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论者或以为惨酷少恩！自余观之，此二人者，盖笃信荀子“矫性起伪”之师说，而蕲措诸行事者也；虽所施或拂人心之同然；韩退之有言：“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众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一国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韩非、李斯者，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彼岂无所挟持而能之哉？殆笃信师说而不惑于流俗耳！余故特表而出之以谂治国故者。荀子之为学，始诵经，终读礼，綦重章句文学，诵数以贯，思索以通；见《荀子·劝学篇第一》。而汉儒穷经，《诗》之鲁、毛，《春秋》之穀梁、左氏，皆传自荀卿；《礼》大、小戴《记》文多采《荀子》书；厥为汉儒朴学之宗。而孟子受业孔子之孙子思，传《中庸》率性之道，作七篇书，明心见性，而阐性道之要；则导宋儒性学之先。其大较然也。余耽嗜子家，粗有窥记。于是辩章源流以明百家之有相自，勘比同异以明百家之何所别。谨最而次于目后，俾学者知所览观焉。
《庄子·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离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人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己，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去虚；无藏也故有馀。巍然而有馀，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辗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逐也。悲夫！
考证：
蕃息畜藏，老弱弧寡为意，皆有以养。〇新会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老弱孤寡为意’，文不可通；疑‘为意’二字，当在‘养’字下。文为‘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皆有以养为意’。”
配神明，醇天地。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醇’借为‘准’。《地官·质人》‘壹其淳制’。《释文》：‘淳音准。’是其例。《易》曰：‘易与天地准。’‘配神明，准天地’二句同意。”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〇高邮王念孙《读书杂志》曰：“郭象断‘天下多得一’为句。《释文》曰：‘得一，偏得一术。’念孙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当作一句读。下文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句法正与此同。‘一察’，谓‘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体’。下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即所谓‘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属为句，察字下属为句，文不成义矣。”德清俞樾《诸子平议》曰：“按郭读文不成义，当从王读。惟以‘一察’谓‘察其一端’，义亦未安。‘察’当读为‘际’。‘一际’犹‘一边’也。《广雅·释诂》‘际’、‘边’并训‘方’，是‘际’与‘边’同义。‘得其一际’，即‘得其一边’，正不知全体之谓‘察’、‘际’并从‘祭’声，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一际’与‘一曲’，其义相近。”
为之大过，已之大顺。〇德清俞樾《诸子平议》曰：“谨按：‘已’读为‘以’，‘顺’读为‘驯’，古字并通。以，用也。‘以之太驯’，谓‘用之大驯熟’也。”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顺’借为‘踳’。‘踳’者，‘舛’之或字，俗亦作‘僢’。‘顺’从川声。《说文》首下云：‘川象发谓之鬊’，鬊，即川也；是古字借川为鬊，明川声春声通；故‘顺’得借为‘踳’。上说‘为之大过’，谓沐雨栉风，日夜不休也。此说‘已之太踳’，谓节葬，非乐，反天下之心也。”新会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已’止也，即下文‘明之不如其已’之‘已’。‘太顺’，即太甚之意。‘为之太过，已之大甚’，言应做之事，做得太过分，应节止之事，亦节止得太过分。‘顺’、‘甚’音近，可通也。”三家不同，梁与章义相发，而说为长。
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又好学而博’为句。‘不异’为句。‘不与先王同’为句。言墨子既不苟于立异，亦不一切从同。不异者，尊天，敬鬼，尚俭，皆清庙之守所有事也。不同者，节葬，非乐，非古制本然也。”博按：“不与先王同”，当连下“毁古之礼乐”读为句。“毁古之礼乐”，所以证其“不与先王同”也。
未败墨子道。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未’借为‘非’，‘败’即‘伐’字，言己非攻伐墨子之道也。”博按：《诗·民劳》“无俾正败”，笺：“败，壤也。”《说文·攴部》：“败，毁也。”言己非毁墨子之道也；较训“伐”尤顺。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〇德清俞樾《诸子平议》曰：“按‘名山’当作‘名川’。下文曰‘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可见此文专以川言，不当言山也。《襄十一年左传》曰：‘名山名川’；是山川并得言‘名’。《吕氏春秋·有始览篇》、《淮南子·墬形篇》并云‘名川六百’。”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〇郭象曰：“为其真好重圣贤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德清俞樾《诸子平议》曰：“按‘真天下之好’，谓其真好天下也，即所谓‘墨子兼爱’也。下文曰：‘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即‘心诚求之’之‘求’。‘求之不得’，‘虽枯槁不舍’，即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也。郭注未得。”博按：“好”本有“爱”之一义。《楚辞·惜诵》“父信谗而不好”，注：“好，爱也。”然则“天下之好”，训以兼爱，义无不可。
不苟于人。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苟”者“苛”之误。《说文》言“苛之字止句”，是汉时俗书“苛”、“苟”相乱。下言“苛察”，一本作“荀”；是其例也。
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容’借为‘欲’，同从‘谷’声；东侯对转也。《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书》作‘性之颂也’。‘颂’、‘容’古今字。‘颂’借为‘欲’，故‘容’亦借为‘欲’。《荀子·正论篇》‘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宋钘语‘心之欲’之事。”
以聏合欢，以调海内情欲，置之以为主。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聏’借为‘而’。《释名》：‘饵，而也，相黏而也。’是古语训‘而’为‘黏’，其本字则当作‘暱’。‘暱’或作‘昵’，《左氏传》‘不暱’，《说文》引作‘不’。‘’，‘黏’也；相亲暱者，本有合之意。故此言‘以而合欢’，亦即‘以暱合欢’也。《说文》：‘暱，日近也。’古音‘而’如‘耐’；‘暱’亦作舌头音，同部同纽相借也。”新会梁启超《庄子天下篇释义》曰：“‘聏’字不见他书；郭嵩焘据《庄子阙误》引作‘胹’，训为‘烂也’、‘软也’。大概当是宋钘、尹文用软熟、和合、欢喜的教义，以调节海内人的情欲。‘请欲’，当读为‘情欲’，即下文‘情欲寡浅’之‘情欲’也。‘请’读为‘情’，《墨子》书中甚多；‘情’、‘请’二字，古通用甚明。宋钘、尹文即以此种情欲为学说基础，故曰‘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两家说异，而大指不违，梁说为长。
图傲乎救世之士哉。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图’当为‘啚’之误。啚即‘鄙陋’、‘鄙夷’之本字。‘啚傲’犹今言‘鄙夷’耳。”
厤物之意。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厤’，即‘巧历’之‘历数’也。‘意’者，《礼运》云‘非意之也’，注：‘意，心所无虑也。’《广雅·释训》：‘无虑，都凡也。’在心计其都凡曰‘意’。在物之都凡亦曰‘意’。‘厤物之意’者，‘陈数万物之大凡’也。”
丁子有尾。〇余杭章炳麟《庄子解故》曰：“‘丁子’盖‘顶趾’之借。‘顶趾’与‘尾’本殊体，而云‘顶趾有尾’，犹云‘白狗黑’，‘犬可以为羊’耳。”
指不至，至不绝。〇博按：《释文》引司马云：“夫指之取物，不能自至，要假物故至也。然假物由指不绝也。”据此云“假物由指不绝也”，疑《庄子》原文本作“指不至，指不绝”。今作“至不绝”者，承上“指不至”之“至”字音近而讹。
龟长于蛇。〇德清俞樾《诸子平议》曰：“按此即‘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之意。司马云：‘蛇形虽长而命不久。龟形虽短而命甚长。’则小以形言而以寿言；真为龟长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辨，特与天下之辨者为怪。此其柢也。〇德清俞樾《诸子平议》曰：“按‘与人之辨’，义不可通。盖涉下句‘天下之辨者’而衍‘之’字。‘柢’与‘氐’通。《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氐尽畔秦吏。’《正义》曰：‘氐犹略也。’‘此其柢也’，犹云‘此其略也’。上文‘卵有毛’、‘鸡三足’以下皆是。”
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〇《释文》曰：“愈贵，李云：‘自谓所慕愈贵近于道也。’”语殊费解。博按：“充一”即“主之以太一”之意，而“愈”读如《礼记·三年问》“痛甚者其愈迟”之“愈”。《释文》：“愈，差也。”《匡谬正俗》八：“愈，胜也，故痛差者言愈。”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庄子·人间世》曰：“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今惠施“厤物之意”，“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此正老子所谓“多则惑”，庄子所谓“多则扰”者也。故庄子以“充一”之说进，曰“充一尚可曰愈”者，谓惟“充一”尚可愈“多”之扰惑。老子曰：“道生一”，“贵道”则几“充一”矣！《释文》以“愈贵”断读者非也。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考证：
太史公。〇《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瓒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索隐》：“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迁虽称述其父所作，其实亦迁之词；而如淳引卫宏《仪注》称‘位在丞相上’，谬矣！按《百官表》又无其官。”《正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属仍以旧名尊而称之也。’按文‘谈为太史公’，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又曰‘迁为太史公’，观此虞喜说为长。乃书谈及迁为太史公者，皆迁自书之。《汉旧仪》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瓒之说非也。”嘉定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曰：“按太史公是官名，迁父子世居其职；卫弘汉人，其言可信。予谓‘位在丞相上’者，谓殿中班位在丞相之右，非职任尊于丞相也。虞喜谓‘朝会坐位犹居公上’，盖得之矣。子长自言‘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与《汉仪注》云‘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者正合。《史记》一书，惟《自序》前半称太史公及封禅书两称太史公，指其父；馀皆迁自称之辞。小司马、小颜以为尊其父者非矣。”
乃论六家之要指。〇嘉定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曰：“太史公自叙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并致其不满之词；而独推崇老氏道德，谓其能兼有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且又特举道家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与儒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校，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叁、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首阳为拙，柱下为工’，是亦宗黄老者。而迁独不然。《汉》本传赞谓‘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此本班彪之言，见后汉本传，而固述之。桓谭谓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曰：‘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乐，然好之者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班彪、桓谭皆误以谈之言即迁之意。观迁《自序》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〇张照等《史记考证》曰：“董份曰：‘墨者俭是矣；若名家言俭，似不可晓；盖此乃检字，因上有俭字，写者遂误耳。’解曰：‘检者法也。’又曰：‘检者束也。’下文‘苛察缴绕’，即‘检束’之意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〇博按：太史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指，独推重道家，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兼综五家者，盖习道论于黄子，尊其所学然也。然五家之中，独揭儒与道家并论。何者？盖汉承秦治，载黄老之清静，舒名法之惨礉。观太史公之赞曹相国曰：“参为曹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叁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其言可征信也。然太史公之赞申、韩，谓：“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名法原于道德，以之相捄，势所不嫌。独儒与道争长，汉兴五六十年，未有定尊。其可考见于《太史公书》者：《曹相国世家》曰：“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清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惠帝二年，萧何卒。……参代何为汉相国，……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儒林传叙》曰：“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则是儒绌而道用也！《儒林·辕固生传》称：“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则是儒不为道绌；而黄生，盖司马谈所习道论之黄子也。《魏其武安侯列传》曰：“孝景崩，即日太子立，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大尉；……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大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于是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儒林·申公传》略同。则是儒与道争长，而几以相代也！《儒林传叙》曰：“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是儒者制治之局定，而道家言乃大绌！其初文景之治刑名与道并用事；则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以知术数拜为太子家令。《汉书·晁错传》注：“张晏曰：‘术数刑名之书也。’臣瓒曰：‘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至是孝武之治，法家傅儒以决事，故张汤以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亦可以觇一代学术得失之林也！独太史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而建元为武帝之初即位，会当儒道争长未定之际；而自以习道论于黄子；故特揭儒与道并论以见得失而明指归。其言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故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其意盖亦本道论耳！黄生之道论不概见，试明以庄子之道论：《庄子·在宥》曰：“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相去远矣，不可不察。”自太史公谈论之：“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非庄子所谓“有为而累，臣者人道”者乎？“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非庄子所谓“无为而尊，主者天道”者乎？太史公以明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不如道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此天道之与人道，所为相去远，而庄生之所欲察者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〇博按：《韩非子·显学篇》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则是以墨与儒同为显学而他非所论及。然《太史公书》攟采极博。六经而后，先秦诸子：儒家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轲荀卿列传》。道家有《管晏列传》、《老子庄子列传》。法家有《商君列传》。兵家有《司马穰苴列传》、《孙武吴起列传》。纵横有《苏秦列传》、《张仪陈轸犀首列传》。其不列传而附见者：有如法家之申不害、韩非附《老庄列传》，则以刑名法术之学“原于道德之意”也。阴阳之邹衍、邹奭附《孟轲列传》，则曰“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罔不论列言行，详其事指而为之传。独墨子之显学而于《太史公书》仅两见：一附见《孟轲荀卿列传》之末，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辞之觕略甚矣。一见《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之论六家要指；六家之中，榷论儒道；其次墨者差详，而独详论其“为节用”，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因称墨者之言而极论之；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自来论墨者多訾其兼爱，而《太史公书》独论其节用，此不可晓？自序《正义》引韦昭说：“墨子之术也尚俭；后有随巢子传其术也。”信若所云，意者随巢子独传墨子尚俭之一义而不及其他；《太史公书》即本之此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墨家有《随巢子》六篇，云“墨翟弟子”；其书不传。然余读瑞安孙诒让之《墨子后语》，中有《随巢子》佚文二十一事；其言多主于明鬼，荒大不经；亦论兼爱，曰：“有疏而无绝，有后而无遗。大行之行，兼爱万物，疏而不绝；贤者欣之；不肖则怜之；贤而不欣，是贱德也！不肖不怜，是忍人也！”则可谓乎仁人之言！然而无及节用者。虽放佚多，未可论定？而随巢子之非专传墨子尚俭之一义，要可断言；而知韦昭之说，未可信也。然则太史公之称节用何说？曰：“此盖称墨子以矫世敝而发《平准》一书之指耳。”《平准》之书，迄元封元年而止；盖太史公谈之作。而太史公谈实仕建元、元封之间，目睹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土力耕不足粮饷；“萧然繁费”，而“兴利之臣自此始”；故不禁慨乎言之，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平准书》之所为作，而于论墨子先发其指也。史谈又讥儒者之“博而寡要”，而极言之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与《孔子世家》所载晏婴之讥孔子同辞；盖袭墨子非儒之篇也；并附著之于篇。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〇博按：此《韩非·主道》一篇之所本也。今按非之言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命，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有知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行而不以贤，观臣下之所因。……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知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知。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其诸太史公所谓道家之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者欤？夫道家明道德之意；而《非书》阐刑名之用；然其言相发，其道相因。故史公特发其指于《申韩传》赞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也。后世学者不明究韩非《主道》之说，徒执《解老》、《喻老》以为太史公称刑名之原道德，在是矣！不知非书之《解老》、《喻老》，只解老喻老耳！奚所当于刑名法术之学也。惟《主道篇》乃足以征“刑名参同”之出道家言耳！
刘孚京《诸子论甲》（儒家）
百家之师，皆托始于圣王。圣王道不异而法屡易。百家之述圣王也，遗其道而言其法，是以人异其宗，是非棼然，靡有所定。儒者之教，肇于唐虞，盛于周公。周公摄政，以九两系天下之民，三曰“师以贤得民”，言百家之师，皆有所贤，可以师也；四曰“儒以道得民”，殊异之言，人道之大也。人道莫大于礼；礼化质而主文，契、伯夷掌之，儒者述之，故于百家为最文。周公既佐成王，成文武之德，天下大定，则务道化，亦以直殷质之敝，救之以文，故尊用儒者，儒者遂盛。伯禽治鲁，亦率其道，故鲁多儒学。及孔子生于鲁，为儒者宗。是以百家之言，远推黄帝，依托伊尹、太公。儒者之言，近依唐虞，归于周公、孔子。
然唐虞之治，孔子之学，皆通其变，不徇于曲；而儒者多一孔，被服迂曲以自殊于人。故哀公问孔子之服，其儒服欤？孔子曰：“丘不知儒服”，盖讥之也。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引一端，推以为真。至于有汉，儒术益微，自孔子之籍不能遍睹，守一艺以之终身，己所不习，因以相诋，皆可谓“不赅不偏一曲之士”矣。
且夫儒者以礼教。礼主敬让，敬让则卑屈，故儒者常柔荏。礼别嫌明微，不可通假，故儒者常迂而不及于事。礼辨贵贱之等，别亲疏之杀，盛升降进退揖让之仪，故儒者常繁碎而寡要。至若明堂辟廱，先王所以飨帝教学士而已。诚苟至矣，何必复庙重屋之制？教苟备矣，何必外圆内方之象？而儒者滞于其名，以为二者不立，终不足以为盛治，是舍后羿之弓矢而不敢以射也。孔子之六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道甚大。若夫诂训以辨异文，记诵以识章句，皆学僮之业，非其缊也。儒者溺于其辞而不知止，钩析乱，是非蜂起；至于孝弟之经，治乱之略，或阙而不讲；是贮后稷之秕糠而以为秬秠也！其事太迂！其防太峻！自非诵《诗》、《书》之言，服章甫逢掖之服，虽孝友温恭，天下之善人，皆在所退。故儒者名为述周公、孔子，然非其徒矣！
孟、荀之徒交讥也，历世千载。荀子言礼而鄙性，苟貌于礼而已！时异势异，则不可以通，其为道也外。孟子言礼而尊性，率其性以为礼，则人皆可以为尧舜，其为道也内。故荀卿者儒者而已！孟子者，真周公、孔子之徒也。
考证：
至于有汉，儒术益微，自孔子之籍不能遍睹，守一艺以之终身，己所不习，因以相诋，皆可谓“不赅不偏一曲之士”矣！〇博按：刘氏所诃，“经生”也，非“儒者”也。大抵汉学有“经生”，有“儒者”。班固作《汉书》，崇“儒者”，而薄“经生”。所谓“经生”者，“守一艺以之终身”，事章句文学。《易》之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书》之有欧阳生、大小夏侯胜、建，《诗》之有齐辕固、鲁申公、韩婴、毛公，《礼》之有大小戴德、圣、庆氏普，《春秋公羊》之有严彭祖、颜安乐，《汉书》著入《儒林传》者皆是。亦称辟儒。《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叙儒家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是也。又《六艺略》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而传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亦指经生而言。若儒者则不专一经，不为章句训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称：“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务于通经致用。其著书则录入诸子，不专经而名家。其人则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特立专传以显之，若陆贾、刘敬、贾山、贾谊、董仲舒、公孙弘、刘向、扬雄者，是也。班固尝见意于雄《传》曰：“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所谓“通”者，通其大意而已，不为经生之章句训诂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曰：“在汉朝之儒，贾生而已。”盖重之也。言贾生之为汉朝儒者，而与伏生辈之经生攸殊也。大抵经生不工文章，而儒者文章足以名世。《汉书》之例，经生入儒林，儒者立专传。而范晔《后汉书》以贾逵、郑玄兼通五经，别立传，而互见《儒林》，乃用前汉贾谊、董仲舒、刘氏向歆互见《儒林》之例也。挽近世之谭汉学者，喜诵说经生，而务碎义逃难，苟以哗众取宠，讵知其为学者之大患，儒术之益微也！知儒者与经生之攸别，斯足以窥汉学之深矣！
陈三立《读荀子》
荀卿子之言，与孟子异者：孟子道“性善”；荀子则曰“性恶”。孟子言“必称尧舜”，荀子则曰“法后王”。然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亦曰“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曰：“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孟子亦辟为神农之言，历举文王治岐之政，而曰“如耻之，莫若师文王”。操术不同，而其所之无不同；斯皆为圣人之徒欤！
孟子之学，长于《诗》、《书》、《春秋》而颇及于礼。荀子之学，专于礼，尤好言《诗》、《书》；刘向称曰“善为《诗》、《礼》、《易》、《春秋》”。然孟子以意逆志，观大略而已。荀子则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綦重于章句文学。《孟子》书善言性道之要，为古道家之馀。《荀子》书详于法制节奏等威体国经野，儒家之统会。盖观于孟荀之言，而道家儒家之源流正变略可识矣。
《非十二子篇》于子思、孟子称为“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倞释“五行”为“仁义礼智信”。胡元仪正作木火水金土，以谓“荀卿子传经；子思、孟子传纬；故荀子尤非子思、孟子”；而引《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及《孟子》夜气平旦之气以相符征。其说近是。然尚不足为子思、孟子传纬之证也。荀子明言“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今子思、孟子书实无五行之说，而荀子凿凿称之，何耶？考子思著书二十三篇，今见《戴记》才数篇。孟子著书十一篇，今存七篇。其《孟子外书》四篇，赵岐[1]以来皆以为弗类；则元书当已亡。或其所亡佚之书，实有造说五行者，当时流传；为荀子所据欤？抑或传说失真，非之不以其实欤？又《韩诗外传》所引无子思、孟子，或《非十二子》非荀子之旧欤？不可知也？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宗之。杨倞注：“伪者为也。”《黄氏日钞》：“人为之名。”钱大昕亦谓“伪、为古通”，而引《尧典》“平秩南讹”，《史记》作“南为”，《汉书·王莽传》作“南伪”，以明“伪”即“为”之证；是也。告子曰：“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荀子“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与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奸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生于人之情性”宗之。是荀子之学，与孟子异，而实颇原于告子。然其所为说，固可无恶于天下也；其曰：“今人之性，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谊，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使人綦重礼义师法，勉然于为善。岂可非乎？孟子言性善，而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凡以性之善，充之使至于尧舜焉尔。荀子言性恶，而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凡以性之恶，化之使至于禹焉尔。孟子之道，尽性以至命，以扩充为谊。荀子之道，化性而起伪，以变化为本。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按习者为也，即荀子之所谓伪也。习相远，谓习之而后倜乎远也。犹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言“学而时习之”，言“传不习乎”，《易》言“君子以朋友讲习”，《礼》言“所习必有业”，皆为善之义也。未有以习为习恶之辞者。是孔子虽未主言性恶；而荀子所为说要，尤有合于孔子，无疑也。稽于孔子之言性，而孟、荀二子之说，可得其通也。
考证：
孟子之学，长于《诗》、《书》、《春秋》而颇及于礼。〇番禺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史记·孟子列传》云：‘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邠卿《孟子题词》云：‘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澧案：孟子引《诗》者三十，经始灵台，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哿矣富人，乃积乃仓，古公亶父，自西自东，迨天之未阴雨，永言配命两引，昼尔于茅，雨我公田，周虽旧邦，出于幽谷，戎狄是膺两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鉴不远，商之孙子，谁能执热，其何能淑？周馀黎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忧心悄悄，肆不殄厥愠。〇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内。论诗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凯风，不素餐兮。〇齐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驰’，万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无论辩之语。引《书》者十八，《汤誓》曰时日害丧，《书》曰天降下民，《书》曰汤一征，又汤始征，《书》曰徯我后两引，《太甲》曰天作孽两引，《书》曰若药不瞑眩，《书》曰葛伯仇饷，《泰誓》曰我武惟扬，《书》曰丕显哉文王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书》曰只载见瞽瞍，《秦誓》曰天视自我民视，《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官宫，《康诰》曰杀越人于货，《书》曰享多仪。论《书》者一。《武成》又有似引《书》而不言《书》曰者。如“放勋曰劳之来之”、“有攸不为臣”之类。所谓‘尤长于《诗》、《书》’者，于此可以窥见矣。孟子说《春秋》者虽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无义战，亦《春秋》之大义，故孟子亦恶战也。至曰其事、其文、其义，三者不独深明《春秋》，凡后世史学，亦包括无遗矣。孟子说礼，有明言礼者，如“礼曰诸侯耕助”云云，“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云云，是也。“诸侯失国”云云，“在国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礼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文云“子未学礼乎？三年之丧，齐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皆曰尝闻君薨，听于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适诸侯”云云，两见一引“晏子曰”。有不明言礼者，“古者棺椁无度”云云，“夏后氏五十而贵”云云，“夏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岁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牺牲既成”云云，“有布缕之征”云云。有与人论礼者。景丑曰“礼曰父召无诺”云，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齐宣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云云，与《内则》略同。其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盖礼文繁博，间或有未学者；故赵氏不以为尤长耳。”
荀子之学，专于礼，尤好言《诗》、《书》。刘向称曰“善为《诗》、《礼》、《易》、《春秋》”。〇江都汪中作《荀卿子通论》，历举诸家经师以为出荀卿子之传，固也。独《左氏春秋》及《毛诗》，舍刘向《别录》、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不引，而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未为知所先务。《穀梁》不引杨士勋《疏》，疏证尚欠分明。大小戴《礼》亦不如谢墉《荀子笺释序》所言之典核。荀子兼通《易》，置而不论，亦未为尽也。博按：刘向所校雠中《孙卿书录》称：“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独《易》之传业无闻！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行事无传。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叙：“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臂子弘。”《正义》引颜师古云：“《汉书》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误。”汉世言《易》者本之田何。而田何为子弓弟子，则是子弓，《易》家之始师矣！疑荀卿《易》学之所自出也。独传业谁何？无考者。至《汉书·楚元王传》云：“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而《鲁诗》传自申公，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则是《鲁诗》出荀子也。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孙卿。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而亨亲受业孙卿；则是《毛诗》出荀子也。《左传正义》引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铎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孙卿。卿授张苍。”则是《左氏春秋》出荀子也。《汉书·儒林传》云：“瑕丘江公受《穀梁》及《诗》于鲁申公。而鲁申公之《穀梁春秋》，亦自孙卿传之。”杨士勋《穀梁疏》云：“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传孙卿。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则是《穀梁春秋》出荀子也。此皆传授分明，凿凿可据者。亦有不言卿传，而籀诵记说，知于荀子有渊源者，则《韩诗》、大小戴《礼》是也。《韩诗》今存《外传》，其中引荀子以说《诗》者凡四十四事，而《礼》小戴记之《三年问》，全出荀子书《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而《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记·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书》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谢墉《荀子笺释序》考之綦详，则是《韩诗》、大小戴《礼》，亦未必不出荀子也。故知“善为《易》、《诗》、《礼》、《春秋》”之说信矣。然《荀子·儒效篇》诋俗儒“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又称雅儒“隆礼义，杀《诗》《书》”；大儒“统礼义”。则是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也。而谓其“尤好言《诗》、《书》”，其然，岂其然乎？
《孟子》书善言性道之要，为古道家之馀。《荀子》书详于法制节奏等威，体国经野，儒家之统会。盖观于孟、荀之言，而道家、儒家之源流正变，略可识矣。〇博按：道家宗旨，明天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儒家宗旨，明人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见《荀子·儒效篇》。孔子儒而兼道，故明天人相与之际。道家纯任天道，孔子则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务尽人道，孔子则本天道以律人。大抵修人道以希天者，《春秋》教也。本天道以律人者，《易》学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易》、《春秋》不与者；性舆天道不可得闻也。盖孔子以道自任，而以儒学传弟子。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至七十始从心所欲，不踰矩焉。而其训弟子也则不然！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雅言者《诗》、《书》执《礼》。立教者，文行忠信。性与天道，盖有不可得闻者矣。其后子思、孟轲衍其道统，则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见《礼记·中庸第三十一》。“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见《孟子·尽心下》。是“道法自然”之意也。荀卿传其儒学；则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见《荀子·劝学篇》。是《诗》、《书》执《礼》之教也。汉代经生，近承荀学。宋儒理学上衍道统。
荀子明言“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今子思、孟子书实无五行之说。〇博按：五行之说，今于思、孟书中，证据虽少。然子思作《中庸》，而《中庸》开端言“天命之谓性”，旧注：“木神则仁，火神则礼，土神则知，金神则义，水神则信。”是可见《中庸》本旨，固以五行傅会五德也。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又以仁、义、礼、智四德并举，大抵亦本诸此。夫以五行傅五德，其渊源有自。子游述所闻于孔子而非《礼运》，言“人者其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孔颖达疏：“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二气交乃生。秀，谓秀异；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智信。”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用意亦若有契。至汉世，其一派衍为张苍、公孙臣辈，以五行推世运；而吹律定姓三统文质之义起焉，则衍邹子终始之说者也。其一派传之董仲舒、翼奉辈，以五行傅道德；而澄列五性以立父子之说起焉，则承思、孟五行之学者也。今按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有《五行对篇》、《五行之义篇》。其言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气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入阴阳家。论者每多不解。岂知其为推衍董氏学乎？翼氏言《诗》五际六情，以五情分配方位。则纯为主观之心理，一变而为客观之伦理矣。夫五行之说，远本上古。《洪范》肇其绪，《二雅》承其流。是以孟子于《诗》、《书》为其专长；荀卿于《诗》、《书》在所必杀。《汉书·艺文志》兵阴阳有《孟子》一篇。
刘孚京《诸子论乙》（道家）
自唐、虞作法，禹、汤迭兴，世有所更，以至于周，承殷质之弊；于是周公制作，其文大备，而天下乃治。及成康既没，百有馀年，遭幽、厉之虐，稍稍坏乱。暴君继作，霸者承权，然尚忌周之典籍，不敢以肆。春秋之时，犹得以王命相持，以盟誓相要；及其久也，尽去其籍，乃敢淫为暴戾。礼乐之效如此！孔子作，思欲复古之治，以为因时之宜，莫便文、武、周公之道；既老而不用，乃退而修六艺；观“三易”之文而取《周易》，文王、周公之志也。《诗三百篇》，周太师之所陈，当世之俗也。辨礼乐之宜，损益四代之法，曰“吾从周”；周公之所定，当世之所用也。《书》始于尧舜，而周之书最多，不敢述上古之眇冥而详时王之迹也。《春秋》起隐公，明当世之治也。故圣人之于天下，务近而不举远。孔子曰：“吾学周礼”；“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孟子称先王，荀子法后王，二者非相反。据战国以言文、武，斯为先王矣。据三代以言文、武，斯为后王矣。此皆以文、武为法，以周公为师，孔子之志也。
老聃为柱下之史，习于帝王之故，睹三代以来制作益详，风俗益汙，不知其原，归其过于礼乐，以为乱之所从出；欲尽去之而为太古。夫夏之教忠，殷之教敬，周之教文，此非政之所强；变之所适也。变之所适，则必因而利导之。周之不能为太古，若昏之于昕，壮夫之于婴儿，然壮夫不可以哺乳，周不可以为无事。且孔子岂不知黄帝哉？以为尧舜以前不可知，虽知之无所施于今；故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若夫言而不可行，是之谓苟。悲夫！老聃乃以苟焉者为道德也！
自老聃以道德名，于是杨朱得其清净之意，设为为我之说，而列御寇、庄周之徒托焉。申不害、商君、韩非用其轻仁义去礼乐之意，而为刑名。邹衍、邹奭袭其迂怪而演终始五行之变。惠施、公孙龙师其纵恣而为坚白同异之辨。是数者，皆出于老聃；故远者称黄帝，肆者非往古，述文、武、周公之道者，靡有闻焉；故士益狂惑！正道否塞，天下不治，固妄者之所乐闻，而天下之所由乱也！李斯之焚《诗》、《书》，亦愚之之术也！
考证：
自老聃以道德名；于是杨朱得其清净之意，设为为我之说，而列御寇、庄周之徒托焉。申不害、商君、韩非用其轻仁义去礼乐之意，而为刑名。邹衍、邹奭袭其迂怪而演终始五行之变。惠施、公孙龙师其纵恣而为坚白同异之辨。是数者，皆出于老聃。〇博按：先汉以来，谭诸子者多推老子为百家之祖，虽誉刺不同而其归则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明李载贽《解老自序》曰：“尝读韩非《解老》，未尝不为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见杀于秦，安在其为善解老也？是岂无为之谓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坚强；此勇于敢，而彼勇于不敢，已方圆冰炭若矣。‘然则韩氏曷为爱之？’曰：‘顺而达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黄老之术也。’顺而达，则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顺事恕施而后四达不御，其效非可以旦夕责也。逆而能忍者，‘不见可欲’，是也；是故无政不达，而亦无心可推；无民不安，而亦无贤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简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可得；是故不忍于无欲，而忍于好杀；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于忍而忍于不忍。学者不察，遂疑其原，从而曰：‘道德之祸，其后为申韩也如此！’”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篇》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吴草庐注云：‘其流之弊，则为秦之燔《诗》、《书》以愚黔首。’程子云：‘秦之愚黔首，盖亦出于老子。’《二程遗书》卷十五。澧按：韩非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行法令。’《和民篇》。是燔《诗》、《书》始于商鞅，故其言曰：‘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国安不殆！’《垦令》。韩非亦云：‘群臣为学者可亡’，《亡征篇》。韩非之学出于老子、商鞅也。庄子亦云：‘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乃可与论议！’《钡箧篇》。惜乎庄子不见秦始皇焚书而胜、广大盗乃起也！”又云：“申不害之书已亡，惟《群书治要》采其《大体篇》，有云：‘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日本佚存丛书》评云：疏疑迹。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示人有馀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又云：‘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澧案《群书治要》采此篇，盖取其稍醇正者；然‘藏于无事，窜端匿疏’，已见其术矣。‘名者天地之纲’云云，又可见《史记》所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申子卑卑，施于名实’者也。”此言申、韩出于老子也。唐陆希声《道德经传自序》曰：“老氏之术，道以为体，名以为用，无为无不为而格于皇极者也。杨朱宗老氏之体，失于不及，以至于贵身贱物。庄周述老氏之用，失于太过，故欲绝圣弃知。申、韩失老氏之名，而弊于苛缴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于虚无放诞。”陈澧《东塾读书记》曰：“杨朱是老子弟子。见《列子·黄帝篇》及《庄子·寓言篇》，庄子云阳子居。子居，盖朱之字。故禽滑厘问杨朱云：‘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之言当矣！’《列子·杨朱篇》。老子云：‘故贵以身为天子，则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吴草庐注云：‘爱惜贵重此身，不肯以之为天下。’杨朱为我之学原于此。”此言杨朱、庄周、申、韩、王、何出于老子也。《程子遗书》曰：“老氏之言杂权诈；秦愚黔首，其术盖有所自。老子语道德而杂权诈，本末舛矣！申、韩、苏、张，皆其流之弊也。申、韩原道德之意而为刑名，后世犹或师之。苏、张得权诈之说而为横纵，其失益远！”此言申、韩、苏、张出于老子也。《朱子语录》曰：“老子之学，只要退步柔伏，不与你争，才有一毫主张计较思虑之心，这气便粗了。故曰：‘致虚极，守静笃。’又曰：‘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谷。’所谓‘谿’，所谓‘谷’，只是低下处。让尔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处，全不与尔争；他这工夫极难。常见画本老子，便是这般气象，笑嘻嘻地，便是个退步占便宜底人；虽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气象。只是他放出无状来，如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故为其学者多流于术数，如申、韩之徒。是也。其后则兵家亦祖其说，如孙、吴之类，是也。”明刘子威《严君平〈道德指归论〉序》曰：“有以柔弱胜刚强，而为兵权之谲者，取彼险武附于诈谋。有以刍狗万物，而为申、韩之刻者，绝圣去知以愚齐民。有以清净无为而为盖公之言者，慎守其常，用以宁一，则曹丞相辅汉一代之治，是也。有以谷神不死，而为神仙长年之术者，则推本柱下，原于道德，《关尹书》之类，遂为玄谈之宗。然其所述，皆老之支流，非其全体。”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后之；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吴草庐注云：‘老子大概欲与人之所见相反，而使人不可测知。孙、吴、申、韩之徒，用其权术，陷人于死而人不知。其立言不能无弊有以启之！’澧案：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始计篇》。又云：‘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九地篇》。此老子之术也。吴子则无此等语，草庐连及之耳。”此言孙、吴、申、韩出老子也。大约老子之学无所不赅，彻上彻下，亦实亦虚，学之者不得其全，遂分为数派：其得老子之玄虚一派者，为杨朱，为庄周。得老子之刻忍一派者，为刑名家，为法家。得老子之阴谋一派者，为兵家，为纵横家。昔韩退之谓：“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性之所近。”老子殆犹然乎？
陈三立《老子注序》
昔衰周之际，孔老并出，各专其道，不相为师。然孔子尝问礼于老子，而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故老子也。孔子盖数有取于老子云。
老子之书，言道言德，澹泊宁静，窅然无为。其后庄周、列御寇之徒，技衍老子，号为道家，其言益放无所统纪矣。而孔子修《春秋》，定《易》、《诗》、《书》、《礼经》，纪王政之迹，明礼乐之会，七十子相与传之，称儒宗焉。儒与道不相兼。道家言道，儒家言礼。自是徒众益竞于异同，或相奖诬以汩其真，数千年以来，混然沉浮，莫能明也。
老子虽专言道，以自然为宗；而读其辞，俨乎其若畏，慄慄乎殆而不安。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老子盖睹周末之弊，道散礼崩，政俗流亡，莫知其终，于是发愤矫厉，寓之于言，刮磨人心以冀其寤。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林放问礼之本，而曰“大哉问”。孔子周流以明用，老子养晦以观变，其志一也。故老子明其原，而孔子持其流。老子质言之以牖当时，孔子则修其词以训后世。然而礼亡于秦，汉特用老治，终孝文景之世，世被其化，其效亦既可睹矣！而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亦言道言性，言无声无臭，其旨略同于老子。老子固孔子之徒哉！盖天不一道，道不一圣，圣不一治。文质之变，各有其宜。升降之数，各有其情。同之非之，攻之因之，揭揭焉抢攘于其间，非所以顺大数，参万世，明治而善学也！
注《老子》者，隋唐所列，无虑数十家，今《四库》著录凡九家，而河上公本颇著。余单居亡聊，略以所明取而注之。或言：“河上公《章句》多不合，乃流俗人所为。”是殆然。然唐以来传之千馀岁不废，则亦不可得而废也。故仍之云。
考证：
孔子尝问礼于老子，而曰“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故老子也。〇博按：《庄子·逍遥游》陆德明《音义》曰：“彭祖，《世本》云：‘姓籛，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汉《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赋诗。”则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两语，盖老彭之赋诗。孔子讽其诗，故窃比其人也。“作”与“古”谐韵。
儒与道不相兼。道家言道，儒家言礼。自是徒众益竞于异同，或相奖诬以汩其真。〇博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韩愈《原道》，老佛并距。宋儒承之。朱子《中庸章句序》曰：“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然宋儒亦有谓老与儒表里者：秦观《淮海集》曰：“班固赞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孰谓迁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是乎？以臣观之，彼实有见而发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杨子亦曰：‘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者，道德之一偏。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故以道为本六经之教，于浑者略，于散者详，故以仁义礼为用。迁之论大道也，先黄老而后六经，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此言黄老与六经表里也。晁说之《景迂生集》曰：“伏羲、文王、周公赞《易》之后，惟老氏得《易》之变通屈伸，知柔而贵虚，务应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书之存也！”叶梦得《老子解》曰：“删《书》断自唐、虞；而《易》独及伏羲、神农、黄帝，然后知尧而上，盖有其人，六经存而不论。尝试会之以心，则其说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于此！’然后知伏羲、神农、黄帝至于尧、舜，世而相传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质诸老氏，则与《易》异者无几。”又曰：“老氏之书，其与孔子异者，皆矫世之辞；而所同者皆合于《易》。”此言老与《易》表里也。又叶梦得《老子解》曰：“《论语》‘窃比于我老彭’。后孔子者孟子。孟子之于儒，盖秋毫不以少乱也；其距杨、墨，排仪、秦，过于桀、纣；终不及老氏。乃其言尽心知性以至于命，则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后知老氏之书，孔孟所未尝废。”又《石林岩下放言》曰：“老氏论气，欲专气致柔如婴儿。孟子论气，以至大至刚、直养而无害，充塞乎天地之间。二者正相反。从老氏，则废孟子。从孟子，则废老氏。以吾观之，二说正不相反。人气散之，则与物敌而刚；专之，则反于己而柔。刚不可以胜刚，胜刚者必以柔；则专柔者，乃所以为直也。直养而无害于外，则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气；当如曾子之守约，约之至精而反于微，则直养者，乃所以为柔也。盖知道之至者，本自无二。”此言老与孟表里也。其他如邵康节以老子为知《易》之体，孟子为知《易》之用。《邵氏闻见录》。杨龟山曰：“私意去尽，然后可以应世。老子曰：‘公乃王。’”《语录》。若此之类，更不可以悉数也，故不具引焉。
章炳麟《庄子〈齐物论〉释序》
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惟庄生览圣智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谡下先生三千馀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辨。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逍遥》、《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齐物》文旨，华妙难知，魏晋以下，解者亦众，既少综核之用，乃多似象之辞。夫其所以括囊夷、惠，炊累周、召，等臭味于方外，致酸咸于儒史，旷乎未有闻焉！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
“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虽无昔人之睿，依于当仁，润色微文，亦何多让！执此大象，遂以胪言；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又多取携。夫然，义有相征，非附会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摭内以明外。法藏、澄观，阴盗而阳憎。宋世诸儒或云佛典多窃老庄，此固未明华梵殊言之理。至于法藏、澄观窃取庄义以说《华严》，其迹自不可掩。自澄观至于宗密，乃复剽剥老庄；其所引据，多是天师、道士之言，而以诬污前哲，其见下于生、肇远矣。然则拘教者以异门致衅。达观者以同出览玄。且《周髀》、《墨经》，本乎此域，解者犹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虑，而胡越同情。得意妄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述，类例同兹。《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游。”咨惟先生，其足以与此哉！
陈三立《读列子》
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于义也狭，非庄子伦比。篇中数称杨朱，既为《杨朱篇》，又终始一趣，不殊杨朱贵身任生之旨，其诸杨朱之徒为之欤？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之术之效也，而世乃以蔽之列子云。
吾又观列子《天瑞篇》：“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轮回之说，释迦之证，粲著明白。其言“运转亡已，天地密移”；复颇与泰西地动之说合。岂道无故术，言无故家，所操者约而所验者博欤？
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讬，益增窜其间，且有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又《汉志》道家称其先庄子，乃列于庄子之后，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谓“庄子要为放依其词，于庄子尤质厚少伪作。”於戏！盖未为知言尔已！
考证：
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讬，益增窜其间，且有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〇博按：《汉书·艺文志》道家：《列子》八篇。注曰：“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今传《列子书》八篇，与《汉志》载篇数合。柳宗元《辨列子》谓：“其书增窜非其实，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云云。今考第五卷《汤问篇》中并有邹衍吹律事，不止魏牟、孔穿，其不出圄寇之手无疑。顾其后高似孙《子略》遂疑列子为庄子寓言，如所称鸿蒙、云将之流，并无其人。然《尔雅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云云，则以列子与孔、墨并称，当时实有其人可知。今按《列子书》称子列子，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非圄寇自著；犹《墨子书》之称子墨子，为传墨学者所记，非墨翟自著也。其杂记列子后事，正如《庄子》记庄子死，《管子》称吴王、西施，《商子》称秦孝公耳。要之古人之著书有三：其一，春秋以前之著书，为昭代典章。如会稽章学诚称：“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文史通义·经解上》。其二，周秦之际之著书，为专门家学。如章学诚所称：“诸子之奋起，思以其学易天下；苟足显其学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而私其所出。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子之述其身后死事，《韩非书》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文史通义·言公上》。其三，秦汉以后之箸书，为私人著作。语矜己出，辞戒剿说，于是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而绳以一概。或讥文辞不类。或疑事涉身后。而不知古人一家之言，非可以后世私人之著，一例相绳。此亦挽近论古者之一蔽也！《汉书·艺文志》言：“《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大抵晚周诸子书，皆《论语》之比，不必其人所自著，而出其人既死弟子之所记，门人之所辑。譬如《论语》记孔子死，称鲁哀公，而出于孔子之手，则无理矣！然以为出于曾子、有子之门人，庸何伤乎？则亦何嫌于《列子书》哉！
谢无量《韩非叙略》
古之言政治者数家，至于法家而详。法家之学，又至韩非而大备。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盖韩非不喜阴阳，而好刑名法术之学；亲受业儒者之门，而推本于道德；既博稽众家，求其切实可施诸行事者，著书言治，故中国古代之政治学，至于韩非，大体具矣；以其晚出，所取资多也。
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合在一传，而论之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碜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盖古之名学者以道家为最先；虽起自黄帝，要至老子以来，其学为有传也。韩非虽兼综诸家之长，而尤推本道德之意；故太史公独叙申、韩于老、庄之后，亦以其所源者远欤？
《汉志》法家《韩非子》五十五篇。《隋》《唐志》二十卷，目一卷。旧有注不详名氏；惟元何犿以为李瓒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不知犿何据指为李瓒也？其篇自昔谓有缺者，然所传适符五十五篇之数；惟王伯厚言今本五十六篇，今不可考。近人于《韩非》书颇有校正其义训者，皆五十五篇，与《汉志》符也。太史公谓“申、韩原于道德之意”，而《汉志》则列《韩非》于法家，其言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礼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盖法家所由出，本以辅礼制。荀卿最长于礼，而韩非师之，又稽考黄、老刑名之言，此韩非成学之大略也。
晁公武《读书志》曰：“韩非喜刑名法家之学，作《孤愤》、《五蠢》、《说林》、《说难》十馀万言，书凡五十五篇，其极刻核无诚悃，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于是？殊不知老子之书，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及‘欲上人者必以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身后之’等言，是出于诈，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
高似孙《子略》曰：“《韩子书》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义，厉刑名，背《诗》《书》，课名实，心术词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为斯所杀，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说难》一篇，殊为切于事情者，惟其切切于求售，是以先为之说，而后说于人，亦庶几万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说之难也，固尝悲之，抑亦有所感慨而发者欤？”
《黄氏日抄》曰：“韩非尽斥尧、舜、禹、汤、孔子，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术之说，加深刻焉；至谓妻子亦害己者而不可信，盖自谓独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疏远，一旦说人之国，乃欲其主首去贵近，将谁汝容耶？送死秦狱，愚莫与比！然观其书，犹有足警后世之惑者。方是时，先王道息，处士横议，往往故为无稽寓言以相戏剧。彼其为是言者，亦未尝自谓真有是事也；后世袭取其馀而神之，流俗因信以为真；而异端之说，遂至祸天下；奈何韩非之辩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马非马，齐稷下之辩者屈焉；及乘白马之赋而籍之，不见其非白也；盖虚辞空辩，可以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于异端，有尝核其实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为燕王削棘刺之端以为猿母者，必三月齐，然后能见；知王之必不能久齐而绐之尔。王乃养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则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无以为削，此不然之物也。因囚而问之。果妄，乃杀之。’今人于异端，果尝有讯其妄者否耶？……非之辨诬若此者众，姑取节焉以告惑者。”
王世贞《韩非子书序》曰：“韩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傅之《老子传》。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绌老子，故复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为韩非子也。嗟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后，以为无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于孔明，乃孔明则自比于管子，而劝后主读韩非子之书。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浅，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辽，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实取之，是故蕞尔之蜀，与强魏角而恒踞其上。”
陈澧《东塾读书记》曰：“韩非之学，出于老子，而流为惨刻者，其意以为先用严刑，使天下不敢犯，然后可以清静而治也。至暴秦严刑之后，汉初果以黄老致刑措矣。然秦以严刑而亡，汉以清静而治，严刑者近受其祸，清静者远受其福；韩非未见及此也；彼欲其于一身先用严刑，后享清静；而不知已杀其身，已亡其国也！且秦虽严刑，而博浪之击，阑池之盗，陈胜、吴广之揭竿而起，何尝畏严刑哉？《史记·韩非传》云：‘喜刑名法术之学。’《集解》云：‘申子之书号曰术，商鞅之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李奇云：‘韩非兼行申、商之术。’见《汉书·武帝本纪》注。澧按韩非云：‘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篇》。‘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蒙之于胸中以偶万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难三篇》。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对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申子言治不踰官，虽知弗言。治不踰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定法篇》。然则韩非兼申、商之法术而更进焉者也！李斯以书对二世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雎，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又引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隶。’又引商君刑弃灰于道者。又引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又云：‘灭仁义之涂，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史记·李斯列传》。商鞅、申、韩之说至此大畅，而秦亡矣。老子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惜乎韩非之未解此也！罪当死者必死，则民畏。若不论罪之轻重而皆死，则民不犯轻罪而犯重罪矣！此陈胜、吴广所谓‘失期亦死举大计亦死’也。”自此以下两条，皆博所增入。博按：谢氏书好博采而无深识，此文亦正同病。今删其不必要者，而增入陈澧《东塾读书记》一条，陈三立《读韩非子》一条，似为后来居上。
陈三立《读韩非子》曰：“韩非贵刑名，上功实，裂仁义，绌贤才，隆主之势，排斥大臣；左右朋比，一决于法术。自秦以来千馀岁，祖非之治，时取小效。戎夷崛起盛强，尤与非术相表里；岂其世变相类，有不可得而废者欤！悲夫！非之言‘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此所以乱’，盖莫之能易也！非书又称‘父母之于子也，产子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后世溺杀所产女之习之变，战国之世，宁已有是？然吾颇疑非所征者秦俗也！”
古今论韩非者甚众，不可悉引。惟太史公似有深意。《黄氏日抄》所言亦极推其辨言正词之功，盖韩非之议论，多切于事情而核于名实，为言治者所不可废也。二陈于非引绳批根，极有微词；然贾生、晁错实明之于汉廷，而诸葛又用以治蜀。非之为书，一推本于人事，揆诸正理以究为政之要，大绌一切阴阳灾异、虚伪不实之说，殆所涉猎者广而用心者深欤！
孙诒让《墨子间诂序》
《汉志》墨子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鲁问篇》：“墨子之语魏越云：‘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今书虽残缺，然自《尚贤》至《非命》三十篇。所论略备，足以尽其指要矣。《经说》上下篇与庄周书所述惠施之论及公孙龙书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诸钜子以其说缀益之；《备城门》以下十馀篇，则又禽滑厘所受兵家之遗法；于墨学为别传。惟《修身》、《亲士》诸篇，谊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类。《当染篇》又颇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闻；皆后人以儒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
墨子之生，盖稍后于七十子，不得见孔子；然亦甚老寿，故前得与鲁阳文子、公输般相问答；而晚及见田齐太公和，又逮闻齐康公兴乐，及楚吴起之乱。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扩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而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乖戾。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荀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谬，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庄周·天下篇》之论墨氏曰：“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论欤？
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鲜，故捝误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转多沿袭未改；非精究形声通假之原，无由通其读也。旧有孟胜、乐台注，今久不传。近代镇洋毕尚书沅始为之注。藤县苏孝廉时学复刊其误，创通涂径，多所是正。余昔事雠览，旁摭众家，择善而从，于毕本外，又获见明吴宽写本、顾千里校《道藏》本，用相勘核，别为写定；复以王观察念孙、尚书引之父子、洪州倅颐煊及年丈俞编修樾、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参综考读。窃谓《非儒》以前诸篇，谊指详倬，毕、王诸家校训略备，然亦不无遗失。《经说》、《兵法》诸篇，文尤奥衍凌杂，检揽旧校，疑滞殊众；研核有年，用思略尽；谨依经谊字例为之诠释。至于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正《兵法》诸篇之讹文错简，尤私心所窃自喜，以为不缪者。辄就毕本更为增定，用遗来学。昔许叔重注《淮南王书》题曰《鸿烈间故》；间者发其疑牾，诂者正其训释。今于字义多遵许学，故遂用题署；亦以两汉经儒本说经家法笺释诸子，固后学所晞慕而不能逮者也。
考证：
《汉志》墨子书七十一篇，今存者七篇。〇博按：《墨子》七十一篇，见《汉书·艺文志》。隋以来为十五卷，目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宋亡九篇，为六十一篇，见《中兴馆阁书目》，实六十三篇，后又亡十篇，篇五十三篇，即今本也。焦竑《国史经籍考》于《墨子》十五卷外云“又三卷，乐台注”。钱曾《读书敏求记》引潜溪《诸子辩》云：“《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三篇。其书不传。”毕沅《墨子注叙》云：“又三卷一本，即《亲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应麟、陈振孙等仅见此本，有乐台注，见郑樵《通志·艺文略》。今亡。”则濂溪《诸子辩》所云“上卷七篇号曰经”者，盖指今十五卷本之第一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而言，意旧必于目下题经。按《管子》书有《经言》九篇；《韩非子·内储说上》有《经》七篇，《内储说下》有《经》七篇，《外储说右上》有《经》三篇，《外储说右》有《经》五篇，皆以经冠诸篇之首；则《墨子》书之《经》，亦当一例冠篇首。毕沅《墨子注叙》云：“今惟《亲士》、《修身》及《经上》、《经下》疑翟自著；馀篇称子墨子，则是门人小子记录所闻。”张惠言《书墨子经说解后》云：“墨氏之言，《修身》、《亲士》多善言。”然则《庄子·天下篇》称曰“墨经”者，指第一卷《亲士》、《修身》七篇，无疑也。《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注云“省墨子重”；则刘向父子《七略》，《墨子》书，墨家与兵书盖两收；而收入兵书技巧者，盖即今十五卷本自第十四卷《备城门》以下二十篇也。中亡九篇。《班志》始省兵而入墨。墨子勤生薄死，与黄老不同术；明鬼之旨，匪即游仙。乃《抱朴子》内篇《遐览》则云“变化之术，大者惟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隋书·经籍志》医方类有《墨子枕内五行记要》一卷，当即《抱朴子》所云刘君安所钞者也。《抱朴子·神仙金汋经》又载《墨子丹法》，则皆《汉书·艺文志》之所未著，而又在七十一篇之外。今观《意林》一引《随巢子》曰：“鬼神为四时八节以纪，育人，乘云雨润泽以繁长之，皆鬼神所能也，岂不谓贤于圣人！”而随巢子，墨子弟子，其书亦著目《汉书·艺文志》。意者明鬼之论，其后遂依托而为游仙变化之事耶？斯亦可以穷墨学之流变，而资谈助之异闻者也；故附著焉。
《经说》上下篇，与庄周书所述惠施之伦及公孙龙书相出入，似原出墨子。〇博按：此袭鲁胜之说，而不知其非也！《墨子》书多奥言错字，而《经》、《经说》为甚，旧无注释。独鲁胜有《墨辩注》，其叙见《晋书·隐逸传》，谓：“墨子著书，作《辩经》以正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书，以正别名显于世。”又曰：“《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实开后世言墨辩者“引说就经”之先例。然其书不传，至清儒憙治校雠之学，而仁和卢文弨、阳湖孙星衍始校《墨子》书，多所是正，镇洋毕沅乃据卢、孙二校以意折衷，所正复多于前；文义粲然，更为注解，成《墨子注》十六卷。独《经》、《经说》文字奥衍凌杂，毕沅乃据《经》上篇“读此书旁行”之一语，别为新考定经上篇，分上下两行横列附篇末，乃考见《墨辩》古本写法。然自谓“于《经》、《经说》、《大小取》诸篇不能句读，疑滞犹众。”武进张惠言著《墨子经说解》，用鲁胜“引说就经”之例，正其句读，通其指要，合为二篇，而墨辩乃有专注，后之言墨辩者宗之！其后南海邹伯奇素治西来天算重光之学，比次重差旁要诸术以解《墨子》，《经》、《经说》。具著其说于《学计一得》，转相发明！而后读者知墨辩所涵，有算术，有光学，有重学！其同县陈澧闻伯奇之说，益为推明所未备，语见《东塾读书记》。孙氏集众家说墨，下以己意，成《墨子间诂》十五卷，最称精博！至于订补《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足匡毕氏所未逮；序中所尤自喜以为不谬者！然自谓：“《经》、《经说》诸篇，未窥眇旨。《墨经》揭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名家言之宗；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土论理家亚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因见西书甚少，虑近皮傅，未敢著篇，盖其慎也！尝以书告新会梁启超而望其补谊，足为后来言墨辩者辟一新涂也！馀杭章炳麟撰《原名》、《明见》之篇，乃以欧土逻辑、印度因明诂说《墨辩》，语著《国故论衡》；而后读者知墨辩所涵，有因明，有逻辑，益惊其言之河汉无涯，附庸蔚为大国矣！长沙章士钊、绩溪胡适亦以欧土逻辑治墨辩，有所浚发。士钊有《名学他辩》、《名墨訾应考》之篇。适有《墨经新诂》之作仅于《文存》见《墨子小取篇新诂》及《论墨学》诸文。而新会梁启超年二十三，得《墨子间诂》，读而好之；特以孙氏之言，于《经》、《经说》多所校释，剳记卷端，积二十年，比而次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然鲁胜只称《经》、《经说》为辩经，题曰“墨辩”，而不即以当《庄子·天下篇》之《墨经》也。自孙氏以来，则迳题墨辩为《墨经》矣！甚非“疑以传疑”之义也！梁氏《校释》于毕沅、张惠言、孙诒让之说，持异同者盖过半，自许甚厚，而士钊与适读之，不尽谓然也！然胡适称《庄子·天下篇》所叙惠施、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为别墨，与梁启超同，盖本鲁胜之序《墨辩注》也。独章士钊明其不然！大致以为施、龙祖述墨学，说创鲁胜，前未有闻！《汉书·艺文志》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施、龙之名，隶名而不隶墨。《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文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所蔽之性适得其反；谓为师承所在，讵非谰言！今观惠、墨两家，同论一事，其义莫不相反。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凡注墨者，率谓此即惠义；而不悟两义相对，惠为立而墨为破，一立一破，未可同年而语也。何以言之？惠子之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谓无论何物，苟取量仅止于半，则虽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历万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谓所取之物，诚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决无万世取半之理。盖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又明日吾于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计日而穷于取，奚言万世！何也？尺者端之积也。端乃无序而不可分；于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馀两端而已！取其一而遗其馀，馀端凝然不动，不能，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此其所言果一义乎？抑二义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即明锐慎密如孙诒让，曾谓“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者”，于此且一致为鲁胜之说所欺，无怪乎墨学之不能大昌明也！因作《名墨訾应考》，著如上例者若干条，以证名墨两家“倍谲不同”，决非相为祖述，其辞甚辩。胡适谓“施、龙专科学之墨，而舍宗教之墨”。而士钊则以为“墨子言教言学，理原一贯。歧而二之，乃不知墨者之所言”。汉阳张纯一作《墨子间诂笺》，推明墨家教学一贯之致，而括其要于《墨辩》曰：“墨学全书，莫重于《经》与《说》，而《大取》尤为纲要，《小取》特其立辩实行之方法。盖《墨辩》异同，凡以明兼；兼明而后墨道明；天志、兼爱、节用诸义无不明本兼而别者取小兼以正别者取大皆当于《经说》求之，而《墨辩》尤重归纳。”此则拓《墨辩》之域推而大之，至于全墨者也。谨最《墨辩》诸家之要删，而以明此学之流变焉。
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惟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返之质；乐则竟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〇博按：《淮南子·主术训》称：“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虽然，六艺之论，墨与孔之所同通；而《礼》、《乐》、《春秋》，则墨与孔之所异言。何以知其然？今考《墨子》书引《诗》，与《三百篇》同；引《尚书》如《甘誓》、《仲虺之诰》、《说命》、《太誓》、《洪范》、《吕刑》，亦与百篇之书同。此与孔子同者也。其《明鬼篇》引周、燕、宋、齐诸国《春秋》，则非《鲁春秋》也。而于《礼》，则法夏绌周，又有《非乐》之篇。此与孔子异者也。《淮南子·要略训》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见于《墨子》书者；《非儒篇》引晏子曰：“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太史公采之以入《孔子世家》。然则墨子者，盖始出于孔子而后相非者欤？
墨子既不合于儒术，孟、荀、董无心、孔子鱼之伦咸排诘之。〇博按：孟子之距墨，尽人知之；而不知荀子非墨之博辩，视孟子为尤胜！盖孟子之距墨，有连称杨者，有单举墨者。单举墨者距其“节葬”。《滕文公上·墨者夷之章》之称“墨之治丧，以薄为其道也”。连称杨者距其“兼爱”。《滕文公下·予岂好辩章》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此訾“兼爱”为无父也。《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此嫌“兼爱”于执一也。而距墨子“兼爱”之一义，盖视“节葬”为加详焉。然不如荀子非墨之博辩，其言有非墨之“尚同”、“兼爱”者，如《非十二子篇》曰：“不知壹天下兼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天论篇》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非墨之“尚同”、“兼爱”也。有非墨之“节用”者：《富国篇》曰：“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夫有馀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天下之公患，生于乱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此其非墨之“节用”，累七八百言，而厪撮其要者也。有非墨之“勤生”者：《王霸篇》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则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憔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杨倞注：“墨子之说，必自劳苦矣。”此非墨之“勤生”也。有非墨之“节葬”者，特详于《礼论篇》，其言曰：“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礼者养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刻生而附死，谓之惑！”《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此非墨子之“节葬”也。有非墨子之“非乐”者，特详于《乐论篇》，其大指以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墨子曰：“乐者圣王之所非也，而儒者为之，过也。”君子以为不然。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此非墨之“非乐”也。而非“节用”见《富国篇》七八百言，《乐论》非“非乐”又且倍之。非墨之论，于诸子莫详焉。至董无心、孔子鱼之伦，语焉而不详，卑之无高论，故不具引已！
戴望《汪仲伊〈握奇图解〉序》
歙汪子仲伊以所著《握奇图解》示余，曰：“子好议论今古，盍抒子所欲言，张吾之书？”予曰：唯唯！否否！尝闻之古初矣：天地设而有阴阳；一阖一辟，一消一息；道之经而兵之精欤？古之人制陈法，所谓天衡地轴前后冲者，不以是形欤？
天不能有阳而无阴，有日而无月。地不能有山而无川。人不能有文而无武，有道而无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为光。兵辅道以为纪。道无兵道灭；兵不道兵残；兵为卫道设也。
尧、舜贵让，未尝不善陈。汤、武好仁，未尝不用战。徒揖让而不知陈，善陈者覆之；徒仁义而不用战，善战者抇之。暴秦以降，汉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兴道合。不合，则贼盗窥人国，夷狄窃王；胜则屠城破邑，杀人亿千百万；败则掠野醢人畜以为食。虽有君子，莫之能御也。事幸而得集，则号为君子者，从而登其朝，饲其谷，朝跪尧、舜之，夕见汤、武之矣。乡所谓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贯以死；从而扬之曰：“此元功重臣与伊挚、吕尚论功度德者也！”吾尝受嬴、刘以往史氏之书，皆以是观矣。於乎！是其故何也？则由于虚灵冲漠，兀坐尸嘘之徒之张目拱手而谋人家国者阶之厉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离兵而兵不卫道。贼盗夷狄，遂相率角逐，反以兵胁道灭道，不大可哀哉！
抑人有恒言，皆曰“兵农礼乐”。不知古者以兵属之礼，宗伯掌其仪，司马职其功。战斗不可空习，则四时田猎以闲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军陈行列坐作进退之法也。先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军旅之事，寓于俎豆；俎数奇，豆数偶，兵之方员锐直所以为乘承比应者，胥于是焉在！
丹徒庄棫序仲伊之书，其言粹矣，美矣！复推道与兵相辅之义以广其指；仲伊其不我非耶？
姚鼐《读〈司马法〉〈六韬〉〈孙子〉》
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惟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著。若其馀皆伪而已！
任宏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权谋”，班固出之以入“礼经”；太史公叹其闳廓深远，则其书可知矣。世所传者泛论用兵之意，其辞庸甚，不足以言礼经，亦不足言权谋也；且仅有卷三耳。
《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以商鞅形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
《庄子》载女商曰：“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然则《六弢》之文，必约于《诗》、《书》、《礼》、《乐》者也。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且云“惠、襄之间”，或云“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然其为《周史》之辞，若周任、史佚之言无疑也；非言兵，亦无预于太公也。今《六韬》徼取兵家之说，附之太公而弥鄙陋。周之权曰钧，不曰斤；其于色曰元、曰黑、曰缁，不曰乌。晋、宋、齐、梁间，布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而今《六韬》乃曰斤、曰乌。余尝谓周、秦以降，文辞高下差别颇易见。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以他书事实证之，其伪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论。此取其文展读，不终卷，而决知非古人所为矣。
盖古书亡时多在汉献、晋惠愍间，而好为伪者，东晋以后人也。唐修《隋书》，作《艺文志》，不知古书之逸，举《司马法》之类悉载之。颜师古注《汉书》，于《六韬》直以为即今书；此皆不足以言识。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惜其于此数者，未及详言之也。《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甚详，其文盖出于《司马法》，与包咸注《论语》辞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备，故以六十四井出车一乘，别以三十六井地当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合之则百井。包咸引其辞略，故第言成出车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伪者其所见书寡于为古文《尚书》者，故举此及他经史明载之《司马法》而并遗之。
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读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
考证：
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〇博按：“六弢”疑“大弢”之讹；《庄子·则阳》称“仲尼问于太史大弢”者也。说详甲集第三十四页《周史六弢》注。
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〇博按：《孙子·作战篇》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自是春秋兵制，不必以此为疑也。《汉书·刑法志》曰：“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论语》“道千乘之国”郑注引《司马法》同。一乘车，驷马，士卒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则是革车千乘，驾马千驷，有众十万，与孙子之言合。《论语》屡称千乘之国；而城濮之战，晋军七百乘，见《春秋左氏·僖二十八年传》，则晋出师七万人矣，而益以齐师、宋师、秦师，当不下十万人也。平丘之会，晋甲车四千乘，亦见《春秋左氏·昭十三年传》；则且出师四十万人矣！安得谓春秋大国，未有兴师十万者乎？
汪中《吕氏春秋序》[2]
《吕氏春秋》，世无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仁和卢学士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爰辑为一编，而属学士刻之。既成，为之序曰：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一作彽役。《善学》一作用众。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艺文志》言：“刘向校书别得《乐记》二十三篇。”今《乐记》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载在别录者，惟见于《正义》所引。按本书《适音篇》，《乐记》载之。疑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净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3]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云：“不韦书在秦火以前，故其采缀原书类亡，不能悉寻其所本。今观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汉儒[4]如许慎、应劭等，间引其文，一则直称伊尹曰，一则又称伊尹书。今考《艺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韦所本，当在是矣。又《上农》、《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则亦周、秦以前农家者流相传为后稷之说，无疑也。”两事足补汪氏所未备。博按：汪氏此文题“代毕尚书作”；而毕刻别有序，与此不同。想汪代作未用也。其有抵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子之学。甚者吴起之去西河见《观表》二篇，一事两见。惟《有始览》所谓解见某书者，于本书能观其会通尔。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见于周、汉诸书者，十不及三四。其馀则本书已亡，而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此以传于后也；其善者可以劝，其不善者可以惩焉。亦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深，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异同，已注于篇中，兹不复及；故序其著书之意以质之君子，幸正教之！
梅曾亮《淮南子书后》
《淮南子》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然自《吕氏春秋》外，存古书者莫多是书；非东汉人为之，决也。惟《天文训》所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则四分历，章帝始行之；其二十四气，亦与东汉更定者同；岂亦有后人附益者欤？孔子曰：“信而好古。”岂不以非信之难，能辨其为古者难欤？
昔柳子厚谓“《列子》书质直少伪作，庄子多本之”。夫《列子》剽《庄子》者耳；其书非《庄子》及诸子书所有者，文气皆甚卑，不类周、秦时文；而以为庄子之所从出，疏矣！朴学之士，好是古而非今，不能通知文字升降之源。不根者揽其词，昧没其终始。子厚固非二者之可伦比；其言《鹖冠子》剽贾谊赋入其书，信当矣；而顾失之于《列子》，何哉？
考证：
《淮南子》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〇博按：《汉书·艺文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也。后汉高诱为之注解而序其书，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则叙目也。自来无言《淮南子》伪者，然自来亦无言刘安作者！而梅氏乃称其“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不知《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本不言安作，而出众人手笔；如《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之出“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也，何必以“与安所为文不类”为嫌乎？高诱序亦言：“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正合《汉书·艺文志》序所偁“杂家者流，盖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出于当日众人之杂议，各抒所见而作；以故列入杂家。而杂家之所以异于儒、道、名、墨诸家者，盖所由来者不同。诸家本师说传授。杂家出众议驳杂也。杂家者言，无不“剽窃曼衍”者；盖与议者不专一家，尊其所闻故也。尊其所闻，故不嫌剽窃；不专一家，故旁涉曼衍；势所必至，何必以此致讥于《淮南》乎？此亦意过其通者矣！
注解：
[1] 岐，原误“歧”。
[2] 作者原注：代毕尚书作。
[3] 八，原作“七”。
[4] 汉儒，原作“汉书”，据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