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之部
乙集叙目
龚自珍《六经正名》
章学诚《经解》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
胡培翚《诂经文钞序》
陈寿褀《经郛条例》
蒙文通《议蜀学》
右文八家，所以辨章经学之源流者也。诚窃以为通经之法，要在明经传之别，通今古之殊。兹录龚自珍《六经正名》、章学诚《经解》，所以考经传之沿革。录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赵坦《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所以明今古文家法之殊及其流变。而终之以胡培翚《诂经文钞序》、陈寿祺《经郛条例》、蒙文通《议蜀学》三篇，盖叙述清儒治经之法，而蕲于开设户牖，启示涂辙者也。其为得失可得而言：大抵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汉。东汉名物解故之谭，熄于魏晋。汉魏诂经而成注。隋唐笺注以撰疏。汉学谨于诂而训有不顺。宋儒顺于训而诂或未核。诂者所以通古今之言，训者所以籀章句之指。诂者古言也；古今异言，以今言解古言，使人易知也。训者顺也；圣人发言为经，语有缓急；顺以为解，勿乖其指也。二者交济，莫可一阙。诂而不训，其失则拘而流于琐；汉儒是也。训而不诂，其弊也臆而失之疏；宋儒是也。然赵岐注孟，章别其指，顺文为释，同于口义，亦未详诂。诂而不训，弊起末汉。宋儒扬之；极明中叶，王阳明起，六经注我；学派既成，师心空谭，比于无征不信矣！清初当阳明之学极盛；独昆山顾炎武竺志六经，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言理学者，乃堕于禅学而不自知！”故持论悉本朱子说；而诃阳明甚峻，至引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比况。见《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其持论见《日知录》者可覆按也。自是之后，王学稍衰！而当湖陆陇其著绩循吏；安溪李光地持枢中朝；皆高名雅望，学宗朱子。挟登高之呼，为儒林之宗；而朱子之学于是大昌也！夫朱子之学之所为不同于阳明者；盖阳明只尊德性；而朱子兼道问学也。朱子尝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云：“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见《语类》卷一百二十七。“自晋以来，却改变得不同；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见《语类》卷六十七。“作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惟看注疏而忘经。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注，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盖如此则读书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长矣！”见《记解经》。“学者苟不先涉汉魏诸儒之名物训诂，则亦何以用力于此！”见《语孟集义序》。推奖汉儒甚至，而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之论，盖体其旨而发。然则玩索朱学之功深，而渐竟其委于汉儒名物训诂之说，此又必至之势，自然之符也！同时萧山毛奇龄、太原阎若璩稍晚出，皆不慊朱子之注经而有所论说。然若璩以《古文尚书疏证》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伪，《朱子语录》已发其覆；特证佐未具，俟若璩出而搜集，加以论定焉尔。奇龄才气自负，说经长辨驳，尤与宋儒凿枘，而雄辨足以济之；著《四书改错》一书，于朱子盛气攻辨，语或过当！然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说经，实奇龄开其先路！厥后元和惠栋自乃祖周惕、父士奇三世传经，其学必求之《十三经注疏》暨《方言》、《释名》、《释文》诸书，而一衷于许慎《说文》以洗宋、元来庸熟之陋。见王昶《春融堂文集·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大昕墓志铭》。竺信汉学，谓：“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见《九经古义》述首。休宁戴震于清儒最为绝出，视惠栋稍后，而其学出自婺源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然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震传而衍之，乃至摈落一切，诵说汉学，以许慎《说文解字》书为宗，遂尽通《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尝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见《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学者遵为典则；而东汉许、郑之学于是臻极盛焉！嘉、道以后，学者又由许、郑之学，溯洄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以距马、郑，《诗》宗齐、鲁、韩以正毛、郑，《春秋》宗公、穀以难左氏传，发端于武进庄存与、刘逢禄，极倡于仁和龚自珍、邵阳魏源，乃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号曰西汉今文之学；述伏、董伏生、董仲舒。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然则清学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方始建国，有钜儒起，循朱子之“道问学”，以救王学“尊德性”之空，而其既也，又发西汉今文十四博士之微言大义，以矫东汉名物训诂之碎。于是今古之争，不闻于唐宋而极哗于挽清！古学先盛于皖南，江永、戴震为之先师。今学再振于常州，庄存与、刘申受导其前路。风气所鼓，寖淫季末。宝应有刘台拱、宝楠、恭冕，仪征有刘文淇、毓崧、寿曾、师培，并称扬州二刘家，父子祖孙，世禅其学；而仪征刘氏四世以《左氏》名家。德清有俞樾，瑞安有孙诒让，余杭有章炳麟，并通经学古；而炳麟师俞樾，亦问业诒让，明习周礼，善声音训诂之学，亦喜言《左氏春秋》，卓然当代古学大师矣！由是浙江称古学之渊薮，而江南之扬州亚焉！湘潭王闿运治今文经学，有盛名于同光间。而善化皮锡瑞稍晚出，亦治今文学。而今学昌于湖南！既，王闿运讲学蜀中，其弟子有井研廖平能大其学。而今学衍于四川！南海康有为能敷说公羊“改制”以言变法；禅其弟子。新会梁启超益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而今学极盛于粤东！由是湘、蜀以迤岭南萃今学之秀杰；而常州之声光熸焉！斯其大较然矣！谨拾诵览之所记，匡八家于未逮。最其大指，附于目后。
龚自珍《六经正名》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睹《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
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三家，《礼》分庆、戴，《春秋》又有邹、夹，汉世总今古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善夫刘子政氏之序“六艺”为九种，有苦心焉！斟酌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不敢以《论语》夷于记，夷于群书也；不以《孝经》还之记，还之群书也；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虽为经之贰，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经之名。向与固可谓博学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诗》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与固岂非则古昔、崇退让之君子哉！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以为尊圣，怪哉非所闻！非所闻，然且犹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舆氏之灵，其弗享是矣！
问：“子政以《论语》、《孝经》为经之贰，《论语》、《孝经》则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经》者，曾子以后支流苗裔之书，平易泛滥无大疵，无闳意眇恉，如置之二戴所录中，与《坊记》、《缁衣》、《孔子闲居》、《曾子天圆》比，非《中庸》、《祭义》、《礼运》之伦也。本朝立博士，向与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则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堕，此弗可动矣！”
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台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台之鬼，配食昊天上帝者也！
考证：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〇博按：《说文·糸部》：“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则经者，国家之法典，编箸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孔子未生之所先有，然整齐异传以编为《六经》，则自孔子始。何以明其然？《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春秋左氏·庄二十二年传》：“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引《观》六四爻辞。《僖十五年传》：“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暌》。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引《归妹》上六爻词。《二十五年传》：“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公用享于天子。”即《大有》九三爻词。《宣二年传》：“晋师救郑。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引《师》初六爻词。《襄九年传》：“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按《春秋》《公羊》、《穀梁》。传，载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孔子世家》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五岁，而《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传，载齐崔武子娶棠姜，遇《困》之《大过》。陈文子曰：“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宫，不见其妻凶！’”引《周易·困》六三爻词。昭公二年，孔子年十二岁；而《春秋左氏·昭二年传》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太史，见《易象》。此孔子未生先有《易》之证也。《史记·夏本纪》叙启作《甘誓》；太康失位，昆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中康作《胤征》。《殷本纪》叙汤作《帝诰》、《汤征》、《汤誓》、《夏社》、《汤诰》；伊尹作《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太甲训》；义伯、仲伯作《典宝》；中作《诰》；咎单作《明居》、《沃丁》；伊陟作《咸艾》，作《太戊》，作《原命》，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祖己作《高宗肜日》及训。《周本纪》叙古公作《五官有司》；武王作《泰誓》、《牧誓》、《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周公作《大诰》、《微子之命》、《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佚》；成王作《归禾》、《多方》、《周官》，作《贿息慎之命》；召公、毕公作《顾命》；康王作《康诰》、《毕命》；穆王作《臩命》、《甫刑》。《齐太公世家》叙武王与太公作此《太誓》。《鲁周公世家》叙周公佐武王，作《牧誓》，作《大诰》；成王作《馈禾》；周公作《嘉禾》、《多士》、《毋逸》、《周官》、《周本纪》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立政》；伯禽作《肹誓》《尚书》作《粊誓》。《燕召公世家》叙周公摄政当国，召公疑之，作《君奭》。其中有见今文《尚书》二十九篇者十九，即《夏书》之《甘誓》，《商书》之《汤誓》、《盘庚》、《高宗彤日》，《周书》之《太誓》、《牧誓》、《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毋逸》、《君奭》、《多方》、《顾命》、《康王之诰》、《周本纪》云：“康王即位，偏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作《康诰》。”亦云《康诰》，不云《康王之诰》。《甫刑》十九篇，是也。有其文已佚，而著目百篇之序者二十九；即《夏书》之《五子之歌》、《胤征》，《商书》之《帝诰》、《汤征》、《夏社》、《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太甲训》、《典宝》、《仲虺之诰》、仲虺，《殷本纪》作中。《明居》、《沃丁》、《咸》、咸，《殷本纪》作咸艾。《伊陟》、《原命》，《周书》之《武成》、《分器》、《微子之命》、《归禾》、归禾，《鲁世家》作馈禾。《嘉禾》、《周官》、《立政》、《贿息慎之命》、《毕命》、《臩命》二十九篇，是也。有《尚书》佚其篇，而《史记》存其文者，如《殷本纪》载《汤诰》之辞，是也。有百篇无其目，而《史记》著其作者，如《殷本纪》之著《伊陟》作《大戊》，《周本纪》之著《古公》作《五官有司》，皆不见百篇叙，是也。然亦有《史记》载其文其事，略与今文二十九篇同而不著曰“作”者，如《五帝本纪》之采《尧典》；《夏本纪》之采《禹贡》、《皋陶谟》；《殷本纪》叙西伯代饥国，灭之。《周本纪》作耆。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云云，即《西伯戡黎》之文，而不同《百篇叙》称“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鲁周公世家》叙武王有疾，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即《金縢》之文，而不同《百篇叙》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宋微子世家》叙微子度纣终不可谏，乃问于太师、少师曰云云，即《微子》之文；又叙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曰云云，即《洪范》之文；而不同《百篇叙》称“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武王以箕子归，作《洪范》。”《秦本纪》叙缪公封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而不同《百篇叙》云“作《秦誓》”。盖史公明称曰“作”者，知是圣帝明佐吁谟定命之所自作；而不称“作”者，或以为出古史之记事记言也。稽其述作，皆在孔子之前数百年。此孔子未生先有《书》之证也。《周语》载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引《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此在《春秋》以前者也。《春秋》之世，列国会盟聘享，君卿大夫赋诗言志，著见《春秋左氏传》者二十五；而在襄公二十一年以前者，得十四事。如秦伯享晋公子重耳；重耳赋《河水》，秦伯赋《六月》，见僖二十三年。卫宁俞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见文四年。晋先蔑奔秦，荀林父为赋《板》之三章，见文七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见文十三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赋《绿衣》之卒章；见成九年。穆叔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肄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鸣》之三；见襄四年。范宣子执戎子驹支；戎子赋《青蝇》；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又卫侯饮孙蒯酒，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见襄十四年。穆叔如晋，见中行献子，赋《圻父》；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见襄十六年。季武子如晋，晋侯享之；范宣子赋《黍苗》；季武子赋《六月》；穆叔会范宣子于柯，赋《载驰》之四章，见襄十九年。而《襄二十年传》载季武子如宋报聘，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则在孔子生之前一年矣。此孔子未生先有《诗》之证也。《尚书·尧典》载舜咨伯夷，典朕三礼，命夔典乐。《礼记·文王世子》曰：“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庄子·天下篇》载：“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而《史记·秦本纪》亦载由余观秦；秦缪公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云云。此又孔子未生先有《诗》、《书》、《礼》、《乐》之证也。《楚语》载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晋语》载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按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卒于鲁宣公十六年，前孔子之生三十八年。晋悼公在位十五年，卒于鲁襄公十五年，前孔子之生六年。而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二年，孔子年十二岁，而晋韩起聘鲁，见《鲁春秋》，语著《春秋左氏传》。《礼记·坊记》载子引《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夷齐”。此孔子未生先有《春秋》之证也。然则《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者，先孔子而有其名，而整齐异传以编次成书者，盖孔子之所致力也。《庄子》书两言经，皆以孔子之故。一见《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释文》：“十二经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加六纬也。”一见《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老子曰：“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然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者，特“先王之陈迹”，而孔子有事于“治”耳。《史记·孔子世家》叙之綦详；其言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于《礼》曰“追迹三代”；于《书》曰“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于《诗》曰“古者《诗》三千馀篇”；于《春秋》曰“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所以著《六经》之为“先王之陈迹”也。于《书传》曰“序”，曰“编次其事”，于《礼》曰“观夏、殷所损益”，曰“从周”；于《乐》曰“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于《诗》曰“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于《易》曰“《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于《春秋》曰“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曰“笔则笔，削则削”；所以著孔子之“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也。然则六经之有，先于孔子之生；而六经之编，则成孔子之手。史公大书特书曰：“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明王道，成六艺”，明六艺之成自孔子；不得孔子，虽有礼乐散在方策，不可得而述也。于是官府之典，一变而为专家之学。《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随所闻见，辩释考论，或为之传，或为之记。何谓传？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曰：“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如《易》之有《系辞传》，皮锡瑞《易经通论》曰：“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孔子手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文为《易大传》，是其明证也。《仪礼·丧服第十一》之有《子夏传》；《春秋》之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是也。何谓记？《说文》言部：“记，疋也。”段玉裁《注》：“疋，今字作疏，谓分疏而识之也。”如《礼》之有《大戴记》、《小戴记》；是也。张华《博物志》曰：“圣人著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此如释家以佛所说为经，禅师所释为律论也。迨汉以后诸儒解释圣经贤传之书，则或曰注：如《易》之题王弼《注》、韩康伯《注》；《周礼》、《仪礼》、《礼记》之题郑玄《注》；《春秋左氏传》之题杜预《注》；《孝经》之题唐元宗明皇帝《御注》；《尔雅》之郭璞《注》；《孟子》之赵岐《注》；是也。或曰传：如《书》之题孔氏《传》；《诗》之毛公《传》；是也。或曰笺：如《诗》之郑玄《笺》；是也。或曰学：如《春秋公羊传》之题何休《学》；是也。或曰集解：如《春秋穀梁传》之题范宁《集解》。《论语》之何晏《集解》；是也。后人通谓之注。然《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诸家经解，无称注者。或曰传：如《易》之有《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尚书》之有《传》四十一篇；《诗》之有《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周官经》之有《周官传》四篇；《孝经》之有《杂传》四篇；是也。或曰故，曰解故，曰故训传。师古曰：“故者通其指意。”《尚书》之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诗经》之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等皆是。然则西京之书多称故，而东汉以后才称注也。唐以后辩释经注之书，则谓之疏。注以释经，疏以辩注。如《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之孔颖达《疏》；《周礼》、《仪礼》之贾公彦《疏》；《春秋公羊传》之徐彦《疏》；《穀梁传》之杨士勋《疏》；《孝经》、《论语》、《尔雅》之邢昺《疏》；孟子之孙奭《疏》；是也。或亦曰正义，有是正其义之意；则有如《易》之篇首题“孔颖达奉敕撰《正义》”焉。
有经，有传，有记。〇详见前条。
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〇博按：《庄子》书有十二经、六经之名。《天道篇》称“孔子翻十二经以说”。《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十二经者，谓六经与六纬也。汉亡《乐经》，武帝建平元年，初置五经博士；乃以《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五经之名始定。至后汉有七经之目，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穀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敬分掌。”此十经之说也。唐以《周礼》、《仪礼》、《春秋公羊》、《穀梁》分而习之，并《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为九经，列于学官。然开成间，刻石国子学，则又有《孝经》、《论语》、《尔雅》，是为十二经也。至宋儒进《孟子》以配《论语》，而十三经之名以立。所谓十四经者，先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也。
章学诚《经解》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网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没，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至于官师皆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翻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而附之于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
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子》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
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于《礼》，《左氏》、《公》、《穀》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书，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名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可以意僭之矣。盖自官师之分也，官有政，贱者必不敢强干之，以有据也。师有教，不肖者辄敢纷纷以自命，以无据也。孟子时，以杨墨为异端矣。杨氏无书。墨翟之书，初不名经；虽有“经篇”、“经说”，未名全书为“经”。而庄子乃云“苦获、邓陵之属，皆诵墨经”，则其徒自相崇奉而称经矣。东汉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经，佛经皆中国翻译，竺书无经字。其后华言绎受，附会称经，则亦文饰之辞矣。《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称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元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韩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则名教既殊，又何妨于经其所经，非吾所谓经乎！
若夫国家制度，本为经制。李悝《法经》，后世律令之所权舆。唐人以律设科。明祖颁示大诰，师儒讲习以为功令，是即《易》取经纶之意。国家训典，臣民尊奉为经，义不背于古也。
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地界言经，取经纪之意也；是以地理之书，多以经名。《汉志》有《山海经》，《隋志》乃有《水经》，后代州郡地理多称图经，义皆本于经界，书亦自存掌故，不与著述同科，其于六艺之文，固无嫌也。
至于术数诸家，均出圣门制作。周公经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传；及其官司失守，而道散品亡，则有习其说者相与讲贯而授受，亦犹孔门传习之出于不得已也。然其口耳之学，不能历久而不差，则著于竹帛以授之其人，亦其理也，是以至战国而羲、农、黄帝之书一时杂出焉，其书皆称古圣，如天文之《甘石星经》，方技之《灵素》、《难经》，其类实繁，则犹匠祭鲁班，兵祭蚩尤，不必著书者之果为圣人，而习是术者奉为依归，则亦不得不尊以为经言者也。又如《汉志》以后杂出春秋、战国时书，若师旷《禽经》、伯乐《相马之经》，其类亦繁，不过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托古人以鸣高，亦犹儒者之传梅氏《尚书》，与子夏之《诗大序》也。
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于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
盖即数者论之：异教之经，如六国之各王其国，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窃而据也。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术艺之经，则各有其徒相与守之，固无虞其越畔也。至谐戏而亦以经名，此赵佗之所谓妄窃帝号，聊以自娱，不妨谐戏置之。六经之道，如日中天，岂以是为病哉！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
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
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兒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韩元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东京，未或有闻焉！其文章述作，则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
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於戏！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宏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其后郑学大行，骎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书》亡夏侯、欧阳，《诗》亡齐、鲁、韩，《春秋》亡邹、夹；公羊、穀梁半亡半存，亦成绝学。谶纬盛，经术卑，儒用绌。晏、肃、预、谧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后。东晋梅赜《伪古文书》遂乘机窜入，并马、郑亦归于沦佚。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音声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道光商横摄提格之岁，源既叙武进刘申甫先生遗书，略陈群经家法。兹乃推广遍集两汉《儒林传》、《艺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学第一，梁丘学第二，孟喜氏学第三，孟氏学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费氏学第五；其流为荀氏卦气之学，郑玄爻辰之学，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变之学。斯为《易》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尚书》今文列于博士者，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学。有孔安国古文四十余篇之学；东汉初刘歆、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又别创古文之学，其篇次与今文同；而孔安国佚十六篇并无师说，此皆不列于博士者。及东晋伪古文及《伪孔传》出，唐代列于学校；而伏、欧之今文，马、郑之古文，同时并亡。予据《大传》残编，加以《史记》、《汉书》、诸子所征引，共成《书古微》。斯《尚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诗》则汉初皆习齐辕固生、鲁申公、韩婴三家；惟《毛诗》别为古文。郑康成初年习《韩诗》，及笺《诗》改从毛，于是齐、鲁、韩次第佚亡，今惟存毛《传》。及宋朱子、王应麟始略采三家《诗》残文而未得条纪；明何楷本朝范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辑，始获三家诗十之七八；而余发挥之成《诗古微》。此诗今古文大概也。小学以《说文》为大宗，历代罕究。国朝顾炎武始明音学，而段、王二氏发明《说文》、《广雅》。惟转注之说尚有疏舛，予特为发明之。此小学家之大概也。《礼经》则褅袷之义，王肃与郑玄抗衡。郑主纬书感生五帝之说，肃主人帝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输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郑玄《周礼》注计口出泉，至宋遂启王安石新法之祸。惟宋朱子纂《仪礼经传通解》，分家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祭礼，合《三礼》为一书，集三代古礼之大成，又欲采后世制度因革损益以择其可行，国朝《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实成其志。此则古今《三礼》之大概也。今采史志所载各家立案于前，而后随人疏证，略施断制于后；俾承学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览而群经群儒灿然如处一堂。识大识小，学无常师，以为后之君子，亦将有乐于斯乎！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
考证：
宋朱子纂《仪礼经传通解》，分家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祭礼，合《三礼》为一书，集三代古礼之大成，又欲采后世制度因革损益以择其可行，国朝《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实成其志。〇博按：让清礼书之大著作有三：曰《读礼通考》；曰《五礼通考》；曰《礼书通故》。先是昆山徐乾学于康熙间，以赞善居母忧，请鄞县万斯同纂《读礼通考》，凡百二十卷，自国卹及家礼，十四经之笺疏，廿一史之志传，汉、唐、宋诸儒之文集说部，无或遗者；为言丧礼最详备之书。至乾隆时，无锡秦蕙田以经学名儒官礼部侍郎；考古今礼制因革，以为：“礼自秦火后，汉儒抱残守缺，厪存什一。朱子尝有志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礼，尽汉晋以下诸儒之说，考订辨正，以为当代之典；而所撰《仪礼经传通解》，体例未备。丧祭礼又续自勉斋黄氏、信斋杨氏，未为完书。”乃本昆山徐氏《读礼通考》义例，按吉、凶、军、宾、嘉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辑排纂，有《五礼通考》之作，凡二百六十二卷；其中先儒聚讼之说，一一疏通解驳，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违当代之法，可以坐言起行。湘乡曾国藩极称其书，以为“三礼之外，得此而四”；然亦有讥其多援引而少断制者。德清俞樾序《礼书通故》，论及秦氏《通考》，以为：“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不如《礼书通故》之有断制。”《礼书通故》，定海黄以周作也；凡百卷，列五十目，囊括大典，博征古说，盖与秦氏《通考》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论定之矣；然秦氏非不能论定也。方秦氏著书之日，同县顾栋高致书论之，即以为“援引多而断制少，如礼书总账簿”。而秦氏答书，则曰：“援引者，断制之所从出也。断制者，援引之归宿也，苟不援引，何从断制？善援引者，正即援引而成断制，非两事也；古云议礼如聚讼。如欲听讼，由堂上而观堂下，必使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而后正于五罚。若不听其辞，穷其变态，得其真情，而遽以已意断之；吾未见其明允也。”然则秦氏非不能断制也，盖慎之也！读秦氏《通考》者，此重公案，不可不知！
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〇博按：经学之分今古先汉无是也；而今古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宋洪适《隶释》著录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刻太学门外《石经》一千九百馀残字内《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盖仓颉之古文，史籀之大篆，世所传三代鼎彝、歧阳石鼓及许慎《说文》所载古文籀文是也。隶书，汉世通俗宜民之书，故谓之今文。而颉文籀篆，盖三代之书，而汉代之所不行，斯谓之古文矣。惟六经之今文书，《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例不明著，以世人之所诵识，其为今文，不待言也；至古文书，则以其殊异今文，故特表而出之；如《易》之有中古文《易经》。《书》之有《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叙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礼》之有《礼古经》五十六卷；叙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春秋》之有《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之有《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之有《孝经古孔氏》一篇，是也。然所谓今古文者，特文字之殊古今耳，无预于学派也。考汉儒治经，有读《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者；《汉书·儒林传》叙“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是也。则亦有校今文经以古文；可考见者始刘向。《本传》称：“向受《穀梁春秋》，大明习，及歆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说者谓父子异学，向今文而歆古文也。然向校经不废古文。《艺文志》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而《尚书》则“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后汉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见《后汉书·儒林传》。而其注《论语》，则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见何晏《论语集解序》。此以古文经校今文者也。惟古文之经，先汉已有；而古文之学，后汉乃名。班固作《汉书》，特著“古文经”、“古经”于《艺文志》；如所称“尚书古文经”、“礼古经”者，以见六经之有古文；而不于《儒林传》叙古文学，如《后汉书·儒林传》称“费直传《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古文学”者，所以明经有古文之不涉于学。盖学之名家，自有树义，而不在古文不古文。如树义有违；则《易》施、孟、梁丘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同用今文，而不嫌各自名家。傥篇简可信；则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尚书》而无嫌；刘向受穀梁《今文》，而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以中古文校《尚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亦无所违害。刘歆与五经博士议论建立《左氏春秋》及古文《尚书》；诸博士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见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亦不闻以古文而排难之也。《儒林传》叙《易》费氏于施、孟、梁丘、京之后，《诗》毛公于齐、鲁、韩三家之后，《春秋》左氏于公羊、穀梁之后，皆晚出。不因古文。至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特言乎文字之古，篇简之多耳；宁如欧阳、大小夏侯例，而特笔著之曰“由是《尚书》有孔氏古文之学”，盖古文《尚书》，所以题号其书，而非学派之名。乃《后汉书·儒林传》则曰：“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古文学。”而“《尚书》古文学”之名始立。又曰：“卫宏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由是《毛诗》名古学矣！又《郑兴传》曰：“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由是《左氏》、《周官》名古学矣！许慎撰《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古今言之。然《今尚书》夏侯、欧阳之于《古尚书》，《今诗》韩、鲁之于《古毛诗》，《今礼》戴之于《古周礼》，虽不并立而未闻排难也。独《左氏》、《公羊》相攻如仇；而今古说之争，实惟二家为烈！极盛东京而肇端先汉。《汉书·儒林传》称：“房凤明经通达，擢光禄卿，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惟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是为《左氏》肇畔之始。《后汉书·范升陈元传》叙：“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升起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及《左氏春秋》不可立三十一事。陈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指为大尤，小辩破言，小言破道。’书奏。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馀上。帝卒立《左氏》学。”《贾逵传》云：“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馀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蔡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寃抑积久，莫肯分明！’书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乙通。”《儒林传》曰：“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又称：“何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馀条，妙得《公羊》本意。”“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郑玄传》云：“玄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然则古学之明，其枢机在《左氏》，其障碍在《公羊》。按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事扶风马融；兼通今古，无所适莫。注《鲁论》考之《齐古》。而笺《毛诗》则兼用齐、鲁、韩三家，其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至编注《周官》、《小戴礼》、《小戴礼记》通为三礼，则尤囊括网罗，意在宏通。盖《周官》，古文学也。《小戴礼》，今文学也。至《小戴礼记》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朝义》、《丧服》、《四制》、《问丧》、《祭义》、《祭统》诸篇，皆《小戴礼》十七篇之传，为今文说。而《玉藻》为古《周礼》说，《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祭法》为古《国语》说，皆古文说。则今古学糅者也。杜子春、郑兴众父子、贾逵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以博士只立今文也。郑众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后汉书·卢植传》曰：“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盖据《周官》以发难四十九篇中之非古文说也。独郑玄和同今古文两家说，疏通证明，其驳许慎《五经异义》力破今古之樊，匪若许氏之敦崇古学，视为不祧也；独箴《左氏》之膏肓，发《公羊》之墨守，义无所反顾；亦以古学之明，其枢机在《左氏》；其障碍在《公羊》也。然则玄明古学之功，于是为大！宜《后汉书》本传特笔著之；然玄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未若何休之《公羊》墨守！独余读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其中亦有引《礼古经》之逸篇所谓《逸礼》者：如《庄三十一年传注》：“礼：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帷。士帘。礼：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疏》云：“皆是礼说也。”《昭二十五年传注》：“礼：天子诸侯台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疏》云：“礼说文。”然按之《礼》十七篇、《记》四十九篇皆不见，盖《礼古经》之逸篇所称《逸礼》者也。且有用《左传》说者：如《襄十一年》秦人伐晋，注：“为楚救郑。”《疏》云：“为楚救郑之义出《左传》矣。”《定八年》盗窃宝玉大弓注：“此皆鲁始封之锡。”《疏》云：“《左传·定四年》具有其文也。”则亦兼采古说而不纯墨守矣；余读《前汉书》著今古之文，而当日今古文之书，可以相校互读，孔安国、刘向之事可证已。《后汉书》别今古之学，而当日今古学之说，匪无互采兼搜；郑玄、何休之书具在焉。或者谓：“今文之学在微言大义。古文之学在名物训诂。名物训诂，不免琐碎。微言大义，足持纲要。”此又不然。余读《汉书·艺文志》：《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今文先师何尝不重故训？而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之书》，以“分文析字，繁言碎辞”为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学者之大患；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壤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注引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馀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而《儒林传》信都秦恭延君，按“延君”二字之形，讹为“近君”。则传今《尚书》小夏侯之学者。小夏侯师事夏侯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夏侯胜讥其破碎。事见《夏侯胜传》。然则今文之末流，固未免讥于细碎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斯实足以矫“碎义逃难，便辞巧说”之患，斩断一切葛藤，何尝不持纲要？而郑玄注《仪礼》，发凡数十事。如《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士，质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馀诸篇注皆有之，而聘礼注最多。斯实足以籀明大例，通其伦类。是则古文之大师，固亦能持其纲要也。要之“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贵于善读书者，固无间于今古也！或者以《公羊》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托改制以言变法，张三世以说进化，近儒康有为、梁启超之伦是也。然挽清之季，章炳麟专攻《左氏》而无害于言革命；谓：“贾逵言‘《左氏》义深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辞耳。若夫称国弒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语见《春秋左氏传读》序。宁只《左氏》！《周官》亦号古学，而孙诒让撰《周礼政要》一书，乃据《周礼》以言欧治。其大指谓：“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法典也；而其所为政教者，务博议而广学，以暨通道路，严追胥，化土物卝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四海之大，亡不受职之民，亡不造学之士，不学而亡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以自通于上，于以致纯太平之治若操券，固寰宇之通理，放诸四海而皆准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验也。”抑不仅此；且均田分民，可以明苏俄之共产；寓兵于农，可以言瑞士之民兵。庄存与《周官记》足备参证。以言经世，其中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宁只今《春秋》公羊说哉！夫然，义有相征，非傅会而云也。不意世儒谭经，纷纭今古，张皇眇说，托于先汉；此则庸人无事之自扰，经生后起之拘虚耳。宁必有当于先汉之所云为乎？余故特因魏氏之文，征班、范之书，而发鄙旨之所存，祛时俗之蔽惑，治国闻者或有取焉。
江藩《南北朝经术流派论》[1]
南北朝经术流派，见于《北史·儒林传序》者甚详；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学者不可不知。尝试论之：王弼，名士也，非经师也，而注《易》。杜预，名将也，亦非经师也，而作《春秋左传集解》。非经师，则学无所授，信心而谈，拨弃旧诂，竞标新说，何足称专门之业！若传《古文尚书》之孔安国，则真经师矣！使果为真孔氏，虽康成亦应低首，而无如其伪也！今习《古文尚书》，是率天下而伪也；乌乎可！然而揆其所始，厥由东晋。
方晋氏之渡江而东也，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会王敦之难，不果行。盖郑《易》之废，实始于此。故张璠所集二十二家，仅依向秀之本；而谢万等各注《系辞》以续王弼之书，玄风大畅，古义遂湮！陆澄贻王俭书云：“《易》自商瞿之后，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后乃有王弼之说。”王济云：“弼所误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是郑氏之不可废，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犹幸河北学者专习《郑易》，故其书至唐犹存；陆氏《释文》、李氏《集解》间述一二；而《王注》传习既久，终不能夺，竟至失传；岂不深可惜哉！然晋时郑《易》虽废，而《尚书》犹兼习郑、孔，《春秋》犹兼服、杜；其后乃废郑、服而专用孔、杜。《释文》云：“江左中兴，梅颐奏上《孔传》，学徒遂盛。后范宁变为今文集注，俗间或取《舜典篇》以续孔氏。”夫范宁固号为能遵守郑学者；而古文《孔传》则梅颐之徒伪撰以难郑氏者；乃笃信不疑，且为之集注。是表章《孔传》，偏自遵守郑学者为之倡始；异哉！而一时趋尚，亦于此可卜矣！然刘宋之时，郑氏犹未废绝；故裴骃《史记集解》兼采郑、孔两家，无所偏主。《释文》又云：“近惟崇尚《古文》，马、郑、王注遂废。”《释文》之作，在于陈末，而曰“近”；则崇孔废郑，实在齐梁之后矣，其《春秋》服氏之废，不知始于何时？裴骃注《史记》引《服解》颇多。梁、陈间，未有习《服氏春秋》者。李延寿曰：“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是预之子孙多贵显，故其学且流入北方；宜服氏之不能与争！崔灵恩申服难杜。虞僧诞申杜难服，莫能相胜。而小刘规杜过至三百馀事，则公论不可诬也！
夫江左儒风，渊源典午，专尚浮华，务析名理，其去繁就简，理固宜然。若谓经籍英华，尽在于是，是以汉学为糟粕也；盖已隐隐开驾空立说之端矣！按《隋·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寖微。”于《书》云：“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惟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惟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寖微。”是梁、陈间非不言郑学，但甚微耳。其谓左氏惟传《服义》者，指北朝也。独惜隋氏起北方，混一区夏，而《易》、《书》、《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捐北学之精实，甚至以姚方兴之舜典窜入《孔传》，于伪之中又有伪焉！唐贞观中，奉诏撰《五经正义》，因循不革。按康成闻服虔解《左传》，多与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学即郑学，行郑、服，则学出于一。行王、杜伪孔，则学分为三；故有两经之疏，同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学者茫然不知真是之归。此宋学所以乘间而起也！
要之儒林之卓绝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礼服与康成并称，号为雷郑。释慧远遁迹沙门，周续之事之，作《诗序义》，独得毛、郑微旨。庾蔚之《丧服要记》，载在《通典》，最为详核。何承天《礼论》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续成一百五十卷。崔灵恩《三礼义宗》，说礼之总龟也；其以浑盖为一，在僧一行前，可谓卓识！或谓其书当于桂阳、零陵间求之。嗜古之士，曷留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经，非其彰彰者乎？北则刘献之、徐遵明蔚为名儒；刘焯、刘炫后来之秀；至如释《论语》八寸策为八十宗，撰《孝经·闺门章》，目为古文，虽有小疵，无伤大体。且卢广以北人而光价江南。沈重以南人而腾芳河朔，杰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然而有憾者：晋永嘉以后，施雠、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尚存乎？欧阳、夏侯之《书》亡矣，马融不尚存乎？《齐诗》久亡，《鲁诗》不至江左，不有《韩诗》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犹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犹有贾逵。《礼记》有卢植，与郑氏同师。若此之类，南人既未暇及，北学亦寂寂无闻，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惟恐失之。经术之不逮汉，又奚足怪！
义疏之学，自为一派，惟六朝为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肃之之《礼记》，其尤著者。《易》则褚仲都，《书》则费甝、二刘、顾彪，《诗》与《春秋》则刘炫，《礼》则黄庆、李孟悊，《礼记》则皇侃、熊安生、贺玚。凡所发明，俱有可观。其确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来释经之通例；非其蔽也。惟自二刘、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为郑氏《书》、《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正义》，不能改用郑、服；殆亦以前无所承，难于倡造故欤？
六朝经学之书，散佚略尽，惟《经典释文》巍然独存。前此止作音，惟陆氏兼释经义；前此止音经，惟陆氏兼音注；体例独别于诸家而能集诸家之成，故为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义》最为精博，虽以王为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马、郑、刘表、荀爽、虞翻、陆绩、王肃、董遇、姚信、王廙、干宝、蜀才、黄颖旁及《九家易》、张瑶《集解》，萃十数家于两卷之中，视李鼎祚尤简而赅；窥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虚，故博征古训以弥缝之。馀如《书》之马融，《诗》之韩婴，亦存其概。不幸生于南国，故郑、服之学，不得赖以流传。然音训之详，无逾于此；非徐爰、沈重、戚衮、王元规辈所可同年而语矣！皇侃《论语义疏》虽非正经，亦经解之类。窃谓何晏本清谈之祖，而《论语集解》，独能存汉学之什一，其体例谨严，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为之疏，制度名物，略而不讲，惟以清言取胜，似欲补平叔所未及者，与所作《礼记疏》大相迳庭；只以秘笈流传，罕而见珍，故不以清谈废云！崔灵恩《三礼义宗》，王伯厚、周草窗俱征引及之，则宋末尚存；今去宋世不过四百馀年，故以为不应遽佚。两汉传业，各有专家；故《三史》作《儒林传》分经叙述，于授受源流，载之特详。魏晋以降，稍涣散矣。盖经术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纪载有所未详。要其师友渊源，初未尝绝；读《北史》所叙，居然有两汉之遗风焉！
考证：
南北朝经术流派，见于《北史·儒林传序》者甚详。〇博按：六朝与南北朝同代而异题。历言之曰六朝，谓魏、晋、宋、齐、梁、陈，据君统言之也。横说之曰南北朝，南朝谓宋、齐、梁、陈，北朝谓魏、齐、周、隋。据李延寿《南北史》言之也。而考南北朝经术之流派者，莫审于《北史·儒林传序》。谓：“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然按之晋、宋、齐、梁、陈、魏、齐、周、隋诸书及《南北史》诸儒本传，亦有不尽见然者。何以见其然？《隋书·经籍志》云：“《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晋扬州刺史顾夷等撰。”今其书虽亡，而既称曰“等”，则与王为难者不只顾夷一人可知。《南史·陆澄传》载澄与王俭书云：“王弼注《易》，玄学所宗。今若弘儒，郑不可废。”俭答云：“《易》体微远，实贯群籍；岂据小王，便为赅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则是江左《周易》亦有不好王辅嗣者也。又《北史·儒林传序》云：“河南及青、齐之间，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则是王辅嗣《周易》不仅行于江左；而河南及青、齐之间，亦不讲郑玄所注《易》也。《隋书·经籍志》于《易》称“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则是江左兼行郑玄《易》也。《儒林传序》又云：“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批注。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按《隋书·经籍志》有《尚书义疏》十卷，梁国子助教费甝撰；乃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奏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也。则孔安国《尚书》亦行于河洛矣。《儒林传序》又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又云：“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后更兼讲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李业兴子崇祖传》云：“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则是河外亦有习杜氏《左传》而难服者也。《南史·儒林王元规传》云：“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则是江左诸儒，亦有以贾、服难杜者也。《隋书·儒林传》于《易》则称河南及青、齐间多主王辅嗣所注；于《春秋》则称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与《北史》同，然则服、郑行于河北，不行于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实在江左之先，且较江左为甚，固无可疑者。厥后隋氏自北并南，而北学转微，南学转盛；岂非洛中都会之地，服习王、杜已久故耶？延寿又云：“《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然江左业遵于《毛诗》之外，别标《业诗》，具著《隋志》。而议礼家于王肃之义，参用亦多，错见诸传。则所谓“并主”、“同遵”，亦未尽然，然则延寿之言，亦第言其概尔。
六朝经学之书散佚略尽。〇博按：六朝人经注之采入《十三经》者；则有魏何晏之《集解论语》，魏王弼、晋韩康伯之注《易》，杜预之集解《春秋左氏传》，郭璞之注《尔雅》，范宁之集解《穀梁》，斯皆彰灼在人耳目者。若守一家之注而诠解之，且旁引诸说而证明之，所谓“义疏之学”，梁陈以下作者多人；而孔颖达、贾公彦，至唐集其大成，撰定《五经正义》，著所本出，皆自六朝，如《尚书》疏伪孔、《诗》疏毛郑之本刘焯、刘炫，《仪礼》疏郑之本黄庆、李孟悊；《礼记》疏郑之本皇侃、熊安生，《春秋左传》疏杜之本刘炫、沈文阿，具见叙中。则是孔、贾之疏不废，而刘焯、刘炫、黄庆、李孟悊、熊安生及皇侃、沈文阿南北诸儒之义，亦未遽以坠也。其他书亡而遗说可考：如庾蔚之《丧服要记》，杜佑载入《通典》。太叔求《诗谱注本》，欧阳公得诸绛州。刘瓛《易义》，张皋文辑入《别录》。刘炫《规杜》，邵氏瑛为之《持平》。陆绩之《周易注》，庾蔚之《礼论钞》，崔灵恩之《三礼义宗》三书，马国翰辑入《玉函山房丛书》，各得三卷。卢文弨校刻《大戴记注》，出北周卢辩凡十三卷，差为完本，然十五篇无注，亦非全帙。其全帙存者，惟吴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晋杜预之《春秋释例》十五卷，梁皇侃之《论语义疏》十卷，隋陆德明之《经典释文》三十卷而已。
皇侃《论语义疏》虽非正经，亦经解之类。窃谓何晏本清谈之祖，而《论语集解》独能存汉学之什一，其体例谨严，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为之疏，制度名物，略而不讲，惟以清言取胜，似欲补平叔所未及者，与所作《礼记疏》大相迳庭；只以秘笈流传，罕而见珍，故不以清谈废云！〇博按：何晏本清谈之祖；而其集解《论语》，亦同王弼《易注》附以玄谈。如解《公冶长》“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谓：“性者，人之所受以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闻也。”解《卫灵公》“一以贯之”，谓：“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特是何氏间涉玄谈，而皇侃《义疏》殆有甚焉！《何解》附会《老》、《易》，而《皇疏》采及佛氏。如《先进》“未知生，焉知死”，《皇疏》：“外教无三世义。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此用佛氏语释经。盖佛经为内典，故孔说为外教也。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其书在中国久佚；今所传本，乃清乾隆时由日本流入。其中亦有可疑者：一，今世所传《皇疏》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不同。如《述而》“子行三军则谁与”。《释文》云：“谁与，皇音馀。”今本《皇疏》云：“若行三军，必当与己，己有勇故也；故问则谁与之。”此则读“与”字上声。“又子温而厉。”《释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咸与《释文》不合。一，皇侃深于礼学；而《论语疏》乃略于礼制。如《八佾》“褅自既灌而往者”；《皇疏》云：“五年之中，别作二大祭：一名褅，一名袷。而先儒论之不同。今不具说。”《颜渊》有若对曰：“盍彻乎。”《皇疏》云：“以《周礼·载师》论之，则畿内用夏之贡法，其中有轻重。轻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复具言。”藉曰《皇疏》可信，如此之类，则又何说？
两汉传业，各有专家；故三史作《儒林传》分经叙述，于授受源流，载之特详。魏晋以降，稍涣散矣。盖经术既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纪载有所未详。要其师友渊源，初未尝绝；读《北史》所叙，居然有两汉之遗风焉！〇博按：两汉传业，各有专家；而南北朝大师传经，则博通而不必专。李延寿《北史·儒林传》之叙经学授受源流颇详。而《南史》不叙。其散见列传，犹有可考者；如刘瓛、司马筠、司马业父子之传《三礼》，何胤、孔佥、孔元素之传《三礼》，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张及、王元规之传《三礼》，周宏正、张讥、陆元朗、朱孟博之传《老》、《易》。此南朝经学授受源流之可考者也。《北史·儒林传》叙述经学授受源流，断自徐遵明、刘献之。自魏末徐遵明讲郑玄所注《周易》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其后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书》则自徐遵明讲郑康成所注以传授浮阳李周仁及渤海张文敬、李铉、河间权会。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重，诸生多兼通之。通《毛诗》者多出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虔、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后能言《诗》者多出二刘之门。《三礼》并出徐遵明之门。徐传业于李铉、祖儁、田元凤、冯伟、纪显教、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后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彫、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皆徐遵明弟子也。按遵明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游燕赵，师事张吾贵。而吾贵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刘兰受《春秋左氏传》。刘兰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此由遵明而上推也。刘献之善《春秋》、《毛诗》，曾受业于渤海程玄，与孙惠蔚同师。惠蔚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此由献之而上推也。此北朝经学授受源流之可考者也。惟经学授受之在北朝，与汉儒略异。盖汉儒贵专经；而北朝则多兼通；一也。汉儒诵说师法，而北朝则喜自标新谛，不为墨守；二也。如《北史·儒林·刘献之传》云：“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所标宗旨，颇异旧义。”则是刘献之自标新谛，不守师说也。《张吾贵传》云：“吾贵先未多学，乃从郦诠受《礼》，牛天祐受《易》。诠、祐粗为开发而已；吾贵览读一遍，便即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曾在夏学聚徒千数而不讲传。生徒窃云：‘张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说。’吾贵闻之，谓曰：‘吾今夏讲才罢，便当说《传》。君等来日皆当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贵诣刘兰；兰遂为讲《传》，三旬之中，吾贵兼读杜、服，隐括两家，异同悉举。诸生后集，便为讲之，义理无穷，皆多新异；兰仍伏听，学者以此奇之。而辩能饰非，好为诡说。”则是张吾贵自标新谛，不循师说也。《徐遵明传》云：“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乃私谓友人曰：‘张生名高而无检格，凡所讲说，不惬吾心，请更从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一年，复欲去之。猛略谓遵明曰：‘君年少从师，每不终业。如此用意，终恐无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师所在矣，正在如此。’乃诣平原唐迁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院，凡经六年；讲学于外二十馀年，见郑玄《论语序》曰：‘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其僻也皆如此；献之、吾贵又甚焉。”则是徐遵明不循师说，好标新谛，与献之、吾贵同也。又如陈奇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注《论语》，传外生常矫之，其义多异郑玄，亦见《儒林》本传。则是陈奇亦标新谛也。北学如此，南学何论！《南史·何佟之传》曰：“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庄子曰：“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南儒之无师自通者，比比是也；宁只一何佟之哉！此南北朝经学授受源流之大较也。
赵坦《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
五经之有传，有注，有笺，有解，由来旧矣。梁陈而下，义疏迭出。至唐贞观中，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盖欲崇儒术，息异议也。于是成《易正义》十四卷，《书正义》二十卷，《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既成，表上之。迨宋朱子谓：“孔氏《正义》，《诗》、《礼》为上，《春秋》次之，《书》、《易》为下。”夫同出一时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欤？曰：“《正义》者，就传注而为疏义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本之义疏亦异，则得失，于是乎著。”
孔氏于《易》，舍九家而从王氏弼及韩氏康伯；于义疏则采褚仲都。弼之注《易》，仅取刚柔乘应之说。韩氏之注《系传》，亦复空诠无补。孔氏拘牵注义，顺文敷衍；其于马、郑、荀、虞诸家之古法，间或援引，辄以为非；又或取以补辅嗣之阙漏；不能疏通明晰，故最浅薄不足数。
《书》则宗东晋梅赜所上之《伪孔传》，而删取二刘之《正义》焉。《孔传》本不足观，颖达曲为回护；于是马、郑之注仅供参证，而司马迁《五帝本纪》中之真古文，不一引取。弃周鼎而宝康瓠，孔氏之谓矣。
《诗》则独宗毛、郑，卷首先列《郑谱》，颇得纲领。其于训诂、名物、制度、典礼，更一一诠解精确。训诂则本之《尔雅》，参以舍人樊光、李巡、孙叔然诸家之古注；而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次焉。制度典礼则引据群经，益之以王肃之难，王基之驳，孙毓之评，崔灵恩之集注，佐之以郑氏之《易注》、《书注》，贾、服之《左传注》，若《郑志》，若《驳五经异义》，若《箴膏肓》，诸书咸萃焉。以故闳博渊深，几无与抗；虽曰蓝本二刘，而其采掇之精，固可谓独具卓识已！
《礼》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本；引证则本诸《周礼》、《仪礼》，旁通曲达，靡不周悉。《记》云：“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故孔子于服制，分辨尤晰。若郑氏之《丧服变除》，卢子幹之《礼记解诂》，阮谌之《三礼图》，射氏之《音义隐》，莫不援引；故奥衍精通，舆《诗》并善。
《左传》宗杜氏：于义疏则本刘光伯。杜氏之精义，皆从贾、服窃来，其浅处正复不少。孔氏惟杜之从，所引释例之属，又杜氏一家之学，亦奚贵焉！虽有刘光伯之规杜，理精词辨，足以摧折武库；孔氏概置评驳，不复遵用。故《左传正义》虽大旨可观，其失亦见。
“然则将如何而尽善耶？”曰：“《易》则宗《郑注》而以李鼎祚所集之古注，及群书中所引之古注，足与《郑注》相发明者附益之；次则取《左传》中筮法都为一编附焉，所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汉《易》梗概，于斯可复。《书》则采马、郑注，而益以《史记》中之以训诂代经文者；其他汉《石经》及《说文》及颜师古诸家之说，亦复搜讨靡遗，而后殚心诠解，庶复真古文之旧观。《左传》则采贾、服注；于土地名则取裴秀客、京相璠；其一二古文散见《说文》及群书者取以参考，庶《左传》之古字古言，存什一于千百，而《春秋》亦赖以明；然后博稽载籍，为之疏释，俾贾、服之学复显于世。不远驾颖达上耶？要之辟汉儒之阃奥，作孔氏之功臣，非好学深思之士，未克臻此！然则《五经正义》，有得无失，岂易言哉！”
考证：
迨宋朱子谓：“孔氏《正义》，《诗》、《礼》为上，《春秋》次之，《书》、《易》为下。”夫同出一时一人之手，而有得有失，何欤？〇博按：《旧唐书·孔颖达传》云：“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五经者，《易》、《书》、《诗》、《礼记》及《春秋左传》也。箴孔氏之失者：曰“彼此互异”；曰“曲狥注文”；曰“杂引谶纬”。如同一七庙也，《书·咸有一德》之“七世之庙”，则申孔而难郑，以为“天子立七庙，王者常礼，非独周人始有”；而《礼记·王制》之“天子七庙”，则又申郑之意，谓“天子立七庙，唯谓周也，玄说为长”。“祭感生帝之谓谛”，郑说也；《礼疏》是郑而非王肃；《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郑，主“人帝为始祖所自出之帝”。两说叁错，将安适从？它如毛、郑注《诗》，互有同异；孔氏既不能申毛以折郑，又不能据郑以评毛，此之为“义”，果孰为“正”？其显然攻郑，若“东方未明”疏之辩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斥郑减昼五刻以裨夜为妄说，不可强为之辞；如此之类，百无一二。至于注文乖违，曲相牵就，其蔽也党！纬书诡妄，好为傅引，其失也诬！斯皆孔氏之所百喙不能自解者。特是书题孔氏，撰非一人。《易》有马嘉运、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书》有王德韶、李子云等对共诠叙。《诗》有王德韶、齐威等对共讨论，辩详得失。《礼记》则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张权等对共量定。《春秋左传》则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对共叁定。其姓名具见孔氏《五经正义序》，所谓“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虽开卷署“孔颖达奉勅撰”，其实非出一手；独以孔氏称者，徒以总纂专其名耳。按《新唐书·儒学孔颖达传》明言“习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旧唐书·孔颖达传》云：“明《左氏传》、郑氏《尚书》。”而正义用《书孔氏》、《春秋杜氏》；即此可知不出独裁，与素所传习者不同。厥后马嘉运以共事之人而有异议，驳正其失。有诏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左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亦见《新唐书·儒学》本传，则是再经更修，益非孔氏书之旧。而赵氏以为同出一时一人之手，误矣。
胡培翚《诂经文钞序》
经学莫盛于汉。自文帝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其后增立五经博士，传业寖广，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可谓盛矣！然诸儒讲论六艺之文章鲜传焉；以无裒集之者故也。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群经义疏之学，盛于六朝。皇、熊、沈、刘之伦，著录繁夥。至唐孔冲远修订《五经正义》，贾、元、徐、杨诸家赓续有作，遂遍诸经；百川洄注，潴为渊海；信经学之极轨也！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逮至元明，讲章时文之习胜，率多高心空腹，束书不观，而经术日衰矣。
我国家重熙累洽，列圣相承，尊经重学，颁御纂钦定之书于天下；而又广开四库，搜罗秘逸，两举鸿博，一举经学，天下之士，靡然向风。二百年来，专门名家者，于《易》则有半农、定宇惠氏父子惠士奇、惠栋、皋闻张氏张惠言、理堂焦氏焦循。于《书》有艮庭江氏江声、西庄王氏王鸣盛、渊如孙氏孙星衍。于《诗》有长发陈氏陈启源。于《春秋》有复初顾氏顾栋高。于《公羊》有顨轩孔氏孔广森。于《礼》有稷若张氏张尔岐、慎修江氏江永、易畴程氏程瑶田、次仲凌氏凌廷堪。于《尔雅》、《说文》音韵有亭林顾氏顾炎武、东原戴氏戴震、二云邵氏邵晋涵、懋堂段氏段玉裁、石臞王氏王念孙。于诸经，言天文则勿庵梅氏梅文鼎，言地理则东樵胡氏胡渭、百诗阎氏阎若璩，言金石文字则竹汀钱氏钱大昕。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
一曰“辨群经之伪”。如胡氏胡渭之《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各图非《易》《书》本有。王氏王懋竑之《白田杂著》辨《周易本义》前九图非朱子所作。阎氏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氏惠栋《古文尚书考》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孔传》为梅赜伪托。毛氏毛奇龄《诗传诗说驳议》辨子贡传申培说为丰坊伪撰。是也。
一曰“存古籍之真”。如《易》《经》二篇，《传》十篇，本自别行。王弼作注，始分《传》附《经》。朱子《本义》复古十二篇。而明时修《大全》用程《传》本，以《本义》附之；后坊刻去程《传》，专存《本义》，仍用程《传》本，而朱子书亦失其旧。自御纂《周易折中》改从古本，学者始见真面目。惠氏惠栋《周易本义辨证》详言之。又如竹君朱氏朱筠之倡刊《说文》始一终亥之本。通志堂纳兰性德、抱经堂卢文弨之校刊《经典释文》全书。是也。
一曰“发明微学”。惠氏惠栋之《易汉学》、《周易述》。张氏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江氏江声之《尚书集注音疏》。孙氏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王氏王念孙之《广雅疏证》。段氏段玉裁之《说文注》。黄梨洲黄宗羲、梅勿庵之本《周髀》言天文。邵二云之重疏《尔雅》。焦理堂之重疏《孟子》。是也。博按：陈奂之《诗毛氏传疏》，孙诒让之《周礼正义》，作者之《仪礼正义》，陈立之《公羊义疏》、钟文烝之《穀梁补注》，郝懿行之《尔雅义疏》，皆有所发明，徒以后出不之及，兹故为补之于此。
一曰“广求遗说”。余氏余萧客之《古经解钩沈》。任氏任大椿之《小学钩沈》。张氏张惠言之《周易郑氏义》、《周易荀氏九家义》。孙氏孙星衍之《尚书马郑注》。邵氏邵晋涵之《韩诗内传考》。洪氏洪亮吉之辑郑、贾、服诸家说为《左传诂》。臧氏臧镛堂之辑《仪礼·丧服》马、王《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是也。博按：《书》有陈乔枞之《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诗》有陈寿祺之《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之《四家诗遗文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迮鹤寿之《齐诗翼氏学》；《左传》有李贻德之《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皆后出为作者所未见，兹补录之。
一曰“驳正旧解”。江氏江永之《深衣考误》，辨深衣非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乡党图考》辨治朝本无屋无堂。顾亭林《左传杜解补正》、顾复初《春秋大事表》皆纠杜注谅暗短丧之谬。戴东原《声韵考》以转注为互训，历指前人解释之误。是也。
一曰“创通大义”。顾氏顾炎武之《音学五书》分十部，江氏江永之《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氏段玉裁之《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尚书王引之之《经传释词》标举一百六十字以明经传中语词非实义。凌教授凌廷堪之《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以言礼之节文等杀。焦理堂之《易通释》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以《易》解《易》，触类求通而悟旁通、相错、时行之三义。是也。博按：成蓉镜之《周易释爻例》，俞樾之《易穷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魏源之《书古微》、《诗古微》，庄存与之《周官记》，邵懿辰之《礼经通论》，刘逢禄之《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柳兴恩之《穀梁大义述》，许桂林之《穀梁释例》，刘师培之《左传例略》，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陈玉澍之《尔雅释例》，皆能创通大义，徒以后出为作者所未见，故不及。
凡此皆本朝经学之卓卓者。其他闭户研求，以其所得笔之于书，不可殚述。盖惟上有稽古同天之圣人，而后下之服习者众，彬彬乎超轶前代也！诸儒所注群经，成书具在；而其散见于文集者，或与友朋辨论经义，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经，句诠字释，关涉大义者，别为文发之；又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裒而辑之，诚通经之轨辙已！然而诸儒著述，散在人间，为类甚繁，非博闻多识好学深思之君子，未易揽其全，集其成也！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馀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先世培风阁藏书最审，而其万卷斋所得秘本尤多，于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凡《易》八卷，《书》八卷，《诗》八卷[2]，《春秋》八卷，《周礼》十卷，《仪礼》五卷，《礼记》五卷，《三礼总义》十卷，《论语》、《孟子》附《群经义》共五卷，《尔雅》一卷，《说文》一卷，《音韵》一卷，总七十卷；《续钞》又已积二十卷；其文多钞自诸家集中；而解经之书，有分段笺释，自成篇章，亦同录入。寻其义例[3]，宗主汉儒，惟取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培翠曩岁在都，追陪讲论，饫闻大旨；今获睹是书之成，奉命作序，自惭肤末，无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经学之盛，与是书所以嘉惠艺林之意，揭之于篇，以谂来者。
陈寿褀《经郛条例》
《经郛》荟萃经说，本末兼赅，源流具备，阐许、郑之闳眇，补孔、贾之阙遗，上自周秦，下迄隋唐，网罗众家，理大物博。汉魏以前之籍，搜采尤勤，凡涉经义，不遗一字。其大端有十：一曰“探原本”。以经解经，厥义最古，如《三传》、《礼记》所引《易》、《书》、《诗》，《尔雅》所释《诂》、《言》、《训》，是也。二曰“钩微言”。奥训眇辞，注家阙略，如《说文》所解，《广雅》所释，是也。三曰“综大义”。发明指归，会通典礼，如荀子之论礼乐，董子之论《春秋》史志，《通典》之历议礼议服议，是也。四曰“存古礼”。三代遗制，周人能言，如《左氏传》之称《礼经》，《小戴记》之载《杂说》，是也。五曰“存汉学”。两京家法，殊涂同归，载籍既湮，旧闻廑见，如《史记》载《尚书》多古文说，《白虎通》引《经》多今文说，《汉书·五行志》多《三传》先师之说，《五经异义》多石渠议奏之说，是也。六曰“证传注”。古人解经，必无虚造，间出异同，皆有依据，如《毛传》之合于雅诂，郑笺之涉于鲁、韩，是也。七曰“通互诠”。一家之说，或前后参错而互相发明，如《郑志》之通诸注差互，《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之别《三传》短长，是也。八曰“辩剿说”。晋代注家，每摭拾前人而不言所自，如《伪孔尚书传》之本于王肃，杜预《左传注》之本于服虔，郭璞《尔雅注》之本于樊孙，是也。九曰“正谬解”。大道多歧，习非胜是。实事求是，择焉必精，如《易》之象数明，则辅嗣之玄宗可退；《书》之训诂核，则仲真之《伪传》可排；是也。十曰“广异文”。古籀篆隶，易时递变，众家授受，传本不同，如《说文》之古文，《玉篇》之异字，汉碑之异体，《经典释文》之异本，是也。统诸十端，囊括古今，诚六艺之潭奥，众论之苑囿！今仍厘为条例如左，览者详之。
一以经注经，此为汉学之先河。六艺指归，具见《尔雅》。博文明事，首推《孟子》。《坊》、《表》二记，动引《诗》、《书》。《燕》、《聘》诸义，本诠《仪礼》。《春秋左氏传》，说经尤夥；元亨利贞之辩，黄裳元吉之解，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卷耳》能官人，则《大戴记》、《逸周书》具之。《虞书》数舜功，则四凶十六相详之。岂独王应麟所举《外传》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其言有功圣学，在汉儒训诂之前哉！今并辑录以资讨源。
一经中援经，有不标经名，实据经义者。如《礼记·檀弓》“仲遂卒于垂”云云，即据《春秋·宣八年》之文。《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至“归格于祖祢用特”，即据《尚书·尧典》之文。《文王世子》“庶子之正于公族”以下，即据《周官》诸子、司士、甸人诸职之文。《燕义》篇首亦引《周官·庶子》之文。《郊特牲》“乡人裼”云云，即据《论语》“乡人傩”之文。“大罗氏”云云，即据《周官·罗氏》之文。《郊特牲·冠义》以下，即据《仪礼·士冠礼》之文。《内则》“凡食齐视春时”以下，即据《周官》食医、庖人之文。此类必由经传洽熟，乃能左右逢源。《逸周书》中如《职方解》，《大戴礼记》中如《哀公问》、《曾子大孝》、《诸侯衅庙》、《朝事》、《投壶》、《本命》诸篇，有与《周官》、《小戴记》相出入者，宜皆详录。至乃孤章断句，文字异同，或其本传习各殊，如《公羊》文十二年《传》引“惟善竫言”云云，《礼记·缁衣》引《周田》“观文王之德”，是也。或其词檃括相就；如《左氏》隐六年、庄四年《传》并引《尚书》有“恶之易也”四字，僖十三年、三十三年，昭二十年《传》并引《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语，是也。举此见例，他经可推。
一经中援经证事，本非释经。然如《左氏》隐元年《传》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大雅·既醉》郑《笺》即转引此《传》为说；则左氏最先得经意矣！此类义在探原，亦宜详录。
一经中引经，如《礼·坊记》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檀弓》同。郑注：“《高宗》名篇在《尚书》。”《丧服四制》引《书》曰：“高宗谅闇，三年不言。”《论语》同。下云“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则此语当在《高宗之训》，而非《无逸》所称。《左氏传》引《夏书》曰“维彼陶唐”至“乃灭而亡”，贾、服、孙、杜皆解为夏桀之时，《夏书》止于《胤征》，当仲康世，则此语当在百篇之外，而非《尚书》所有。此类归之逸经，附每经后。
一所采群经，皆取其援引他经者。至于一篇之内，前后相承，数卷之间，异同互见，义具本书，无庸赘录，如《三传》之释《春秋》凡例，是也。惟《礼记》为七十子之徒，各述所闻，辞非一家，事有万族，义类繁博，错综纷拏，为之条分栉比，则不独会通本书，且参校古制，愈于后仓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礼。又春秋时，周礼在鲁，左氏鲁人而善于礼，《传》中援礼最详，所称“先王之制”“先王之令”，皆是物也，是故发凡起例，咸周公之礼经，三聘五朝，乃文襄之霸制，盖非好学深思，不能心知其意。今于此二书，特广条绪，异乎他经，剖纤析微，实有裨于礼学。
一《春秋》三传事迹，它书所载，多相出入。明薛虞畿有《春秋别典》，国朝陈厚耀有《春秋战国异词》，今不重采。
一《说文解字》引经之例：有用正训与次训不相蒙者，如《口篇》“啴[4]”字，引《诗》“啴啴骆马”，义为“喘息”，与“喜也”之训隔。《齿篇》“”字，引《春秋传》“皙”，义为“齿相值”，与“啮也”之训隔，是也。有用次训与正训不相蒙者；如《人篇》“假”字，引《虞书》曰“假于上下”，义为“至”，不与“上非真”之训相属。《土篇》“垐”字重文“堲”，引《虞书》曰“龙，朕堲谗说殄行”，义为“疾恶”，不与上“以土增大道上”之训相属。是也。有字止一训，引经为假借者；如“”训“人姓”，《商书》借为“无有作”。“哼”训“口气”，《诗》借为“大车啍啍”。“蹡”训“行皃”，《诗》借为“管磬蹡蹡”。是也。至若“”训“艸木相附，丽土而生”，引《易》“百谷草木于地”，与本义合。《易释文》云：“草木丽，《说文》作”，是唐以前《说文》如此。《玉篇》引《易》同《说文》，是顾野王尚见汉《易》有作“”字者。“寷”训“大屋也”，引《易》“寷其屋”，与本义合。《释文》云：“丰其屋，《说文》作寷”，是唐以前《说文》如此。《广雅》：“寷，大也。”是张揖尚见汉《易》有作“寷”字者。则不必执古文《易》之本字不为“”为“寷”也。“”训“至也”，读若“挚”同，一曰“《虞书》雉”，与郑君《尚书注》“挚之言至”合。“炪”训“火光”当依《类篇》所引，光上增不字，引《商书》曰“予亦炪谋”，与《经》“予若观火”义相应。“”训“迮也”，引《周书》“常常任”；“迮”为迫近之义，“常”为近侍之官，与扬雄、胡广《侍中箴》合。“詷”训“共也”，引《周书》“在后之詷”，与马融本《尚书》合，与《礼记》注“詷之言同”亦合。则不必执古文《尚书》之本字不为“”为“炪”为“”为“詷”也。此类循文考义，务在求是，不可苟同，亦不可立异。
一《说文》引经，因文散举，虽繁简错综，皆可寻其条理。故有上下数文辄随字类系者，如《示篇》“祡”字，引《虞书》；下文“禷”字，即释“类于上帝”。《玉篇》“瑗”字，引《尔雅》；下文“环”字，即举“肉好若一谓之环”。“瑁”字引《周礼》；上文珽、瓛、玚字即并举玉人之文。是也。有一句数字，辄随字类系者，如《玉篇》“玕”引《禹贡》“球琳琅玕”，上文即载“琅”字。《牛篇》“”引《春秋传》“牻”，上文即载“牻”字。《口篇》“唸”引《诗》“民之方唸”，下文即载“”字。是也。又有不箸经名，实用经语者，如《示篇》“祠”字注“仲春之月”云云，用《月令》文。“”字注“地反物为”，用《左氏传》文。是也。有不箸经名，实系经字者，《潜研堂答问》尝举异文“塙”、“”、“”、“捊”、“扴”、“戬”等三百馀字，有合有违，宜别择之，此外尚多，当更搜采。有引某说，即系经说者，如《卜篇》“贞”字，引京房说，即京《易章句》释“贞”字之义。《篇》“”字引徐巡说，即释《尚书》“宽而栗”之义。《篇》“隉”字引徐巡说，即释《秦誓》“邦之柳隍”之义。巡受《古文尚书》。《心篇》引博士说，即三家《尚书》说《洪范》之文。《五经异义》可证。《水篇》“溺”、“湿”、“汶”字，引桑钦说，即释《禹贡》之文。钦受《古文尚书》。《黹篇》“黻”字引卫宏说，即宏《古文尚书训旨》释《皋陶谟》“黼黻”之文。《玉篇》“玭”字引宋宏说，即释《禹贡》“玭珠”之文。宏从孙登少传《欧阳尚书》，见《后汉书》登传，然则宏亦为今文之学者欤。《篇》“”字引欧阳乔说，乔高义同，形声近。即《欧阳尚书章句》释《牧誓》“如豺如离”之文。据《史记·周本纪》引《牧誓》可证。 《木篇》“檹”字引贾侍中说，似侍中《四家诗同异》中说“檹桐梓漆”之文。《牛篇》“牺”字引贾侍中说，似《古文尚书训》中说《微子》“牺牲牷”之文。《酉篇》“酏”字引贾侍中说，[5]似《周官解诂》中释酒正之文。《亚篇》引贾侍中说，似《左氏传解诂》中释文六年《传》“为亚卿焉”之文。《辵篇》“造”引谭长说，亦释《礼记·王制》造士之文。其馀称贾侍中说者或非经解，贵审别择，庶无误收。
一《说文》引经，有散见于它字读法中者，但须节录其句。如《竹篇》“莩”读若《春秋》“鲁公子彄”。《言篇》“誃”读若《论语》“誃予之足”之类。至于“”读若《春秋传》曰“辅”，“辵”读若《公羊传》曰“辵阶而走”，“”读若《虞书》曰“三苗”之，“”读若《诗》“大犹”，即用本字为音，与全书之例不合，近儒以为传写淆讹。案此或“读若”下脱一比音之字。“之”二字则衍耳。传写者未必改注中易识之“窜”、“秩”、“”、“”也。又如“繻”既“需”声，又言“读若《易》‘繻有衣’”，则“读若”二字为衍也。又如引《书》“栞”读若刊，“圉”读若驿，而今本《尚书》即为刊字驿字。引《春秋》“嵒”读若聂，而今本《春秋》即为聂字。此类或由后人改易，相沿至今。或古文今文，传授异本。
一《说文》引经之字，重文者，有古文、籀文、篆文或字诸体；并附载。
一小学之书，《说文》、《广雅》最与《尔雅》相辅，诂训名物，敷证极博，辄依部居，逐字甄采。《玉篇》以下颇经窜乱，必择明引经句者录之。旁至汉魏碑铭，《释藏》音义，文字异同，靡不搜讨。
一汉儒传注，有古学今学之分，必先考其家法，然后异同可辩。郑司农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又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其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郑志》：“炅模问《坊记》注以《燕燕》为定姜之诗？答云：‘为记注时，执就卢君，先师亦然。后得《毛公传》，而为《诗注》，更从毛本。’”故郑君注《礼》，《易》用京氏，《诗》用韩、鲁，《公羊春秋》用颜氏。此其证也。典午以后，家法遂亡。河洛之间，尚遵古学。迄于唐初，得失参半。今自见存两汉传注以下，唐人义疏以前，及诸散佚古注，凡释此经而引彼经者，并采；所以博存异义，补缀阙遗。
一群经佚注，近多编辑成书，并雅材好博，收拾阙遗。今所纂经说，系取诸诸家章句之外。凡诸佚注，不尽复录，然采获浩博，篇牍牵连，即莫不贯串其中，阙漏亦鲜矣！
一《经典释文》所采诸本异字，诸家异读，并录。
一伪书如《家语》、《孔丛子》之类亦采者，如谳狱之当具两造。
一周秦诸子，未遭燔经。汉儒先师，荀卿最近。贾傅、董生绝学如线，淮南、刘向杂家博收。《论衡》以下，条绪可寻。讫于《家训》，辨难颇核。它如弘景药录，多通雅诂。甄鸾算术，专释五经。今并肴核百家，溯洄六学。例诸介纯夏，广征尸子之大名；槐檀柞楢，旁援邹书之改火。
一史部起《史记》迄《唐书》，稽讨志传，钩提疏议。二京经业，可一字而千金。五代儒林，孰重南而轻北？至于《通典》之淹贯《礼》说，《水经注》之研核地理，阐助经义，是为闳博。
一子注史注有涉经义者，并采以资证明。其为训释本书，使文义易晓者，稍择最要，附缀每条。
一逸纬及唐以前逸子、逸史、别史、传记有涉经义者，悉采。
一六朝以前通人纂箸，史传而外，文集间存，苟于经术有裨，不废采求散佚。
一采书悉仍原文，宁详毋略，每书必标每卷每篇以明所征。有据善本订误者，附注其下。
一卷首仿《经典释文》之法，为序录若干卷，以稽家法，考废兴。
一总经编纂之例，凡宏章钜典，众论如林，及闳说眇旨，综括经解，皆提纲挈领，不宜破碎；取刘向《别录》之法，为通论若干卷；取班固《白虎通义》、杜佑《通典》之法，为目若干条。
一分经编纂之例，逐条排比，离析章句，各依汉儒家法。其古学今学，焯然可知者，循其义类，按次缀辑。有所阙疑，以类附当篇末。
一编纂之例，每条先揭本经篇名，次录所采之书。《易》上下经题某卦，《书》、《诗》、《仪礼》、《礼记》、《尔雅》题某篇，《周礼》题某职，《春秋三传》题某公某年，《论语》、《孝经》、《孟子》题某章。文字异者，悉标经句以便循省。其为传注证明者，并列传注本文于章句下。
蒙文通《议蜀学》
清代经术之明，称轶前世！乾嘉之间，家研许、郑氏书，博名物，穷训诂，造述之宏，不可遍计而周数也！迄乎近世，特识之士，始喟然慨清儒之无成，独赞古音之学，实能于散漫繁惑之中，明其统理，斯为足尚，则清学之穷矣！
夫清儒述论，每喜以小辩相高，不务守大体；碎辞害义，野言乱德，究历数，穷地望，卑卑于文字章句之末，于一经之大纲宏旨或昧焉！虽矜言师法，又未能明于条贯，晓其义例，求其能若惠氏惠士奇、惠栋、张氏张惠言之于《易》，孔氏孔广森、庄氏庄存与之于《春秋》，金氏金榜、凌氏凌廷堪之于《礼》者，殆不可数数觏！则清学之敝为不可讳也！
道穷则变，逮其晚季。而浮丽之论张，儒者侈谈百家之言，于孔氏之术稍疏。经术至是，虽欲不改弦而更张之，诚不可得！井研廖先生廖平崛起斯时，乃一屏碎末支离之学不屑究，发愤于《春秋》，遂得悟于礼制。《今古学考》成，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若示诸掌，汉师家法，秩然不紊。盖其识卓，其断审，视刘宋以下游谈而不知其要者，固倜乎其有辨也！故其书初出，论者比之亭林顾氏顾炎武之于古音，潜邱阎氏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为三大发明。于是廖氏之学，自为一宗，立异前哲，岸然以独树而自雄也。盖三百年间之经术，其本在小学，其要在声韵，其详在名物，其道最适于《诗》、《书》，其源则导自顾氏者也。廖氏之学，其要在《礼经》，其精在《春秋》，不循昔贤之旧轨，其于顾氏固各张其帜以相抗者也。世之儒者，竞言许、郑氏学，然徒守《说文》《礼》注耳。廖氏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学说，今古家法，厘然不乱，此独非许、郑之学乎？今古之学既明，则孙、黄、胡、曹之礼书为可废。此左庵先生《周礼古注集疏》之所由作也。然不有乾嘉诸儒之披荆榛，寻旧诂，以导乎先路，则虽有廖氏无所致其功。惟廖氏之学既明，则后之学者可以出幽谷，迁乔木。于择术诚不可不审也！
寻廖氏之学，则能推知后郑之殊乎贾、马，而贾、马之别乎刘歆，刘歆之别乎董、伏、二戴，汉儒说经分合同异之故，可得而言。左庵先生其最也！斯岂乾嘉老硕所及知乎！左庵四世专《左氏》之学，及既入蜀，朝夕与廖氏讨校，专究心于《白虎通义》、《五经义异》之书，北游燕、晋，晚成《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曰：“二书之成，古学庶有根底，不可以动摇也！”左庵之于廖氏，傥所谓尽弃其学而学焉者耶！其尊推廖氏也，曰：“贯彻汉师经例；自魏晋以来，未之有也！”则海内最知廖氏学者，宜莫过于左庵。今世纷纷言今古学，而左庵《礼疏》全帙未显，则古学可得而言乎！廖氏欲作《王制义证》，康更生欲作《孔子会典》，又皆不成，则经学可得而言乎！昧者不察，乃拘牵于文字异同之故以立论，斯亦游谈梦呓已耳！岂足道哉！
廖氏既成《今古学考》，遂欲集多士之力，述《十八经注疏》，以成蜀学。夫伊、洛当道丧学绝之后，犹能明洙泗之道，绍孟学之统，以诏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杂谩之学，以与朔、洛并驱。自顾氏以迄于今，其道已敝！吴越巨儒复已悔其大失，则蜀中之士，独不思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乎！是则承学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择者也！然吾之所以钦夫廖氏，匪曰《礼经》焉尔！而尤乐其论《春秋》。《三传》异同，为学者所难明，由来旧矣！廖氏匡何、范、杜、服之注，以阐传义，复推公、穀之文，孰有先师之故义，孰为后师所演说，本之于经以折中《三传》之违异。盖自五家并驰以来，言《春秋》，固未有盛于此日者也！汉儒窘于师法，是谓知传而不知经。宋儒于传犹有所未喻，则经于何有！清儒之高者，或能发明汉师之说，是谓知注。下者视六艺，犹《说文》、《汉书》已尔，何足道哉！惟先生本注以通传，则执传以匡注，由传以明经，则依经以诀传。左庵谓廖氏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吾谓廖氏之说礼，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至其考论《春秋》，秦汉而下，无其偶也！七十子丧而大道乖。穀梁属传，当尸子、孝公之世；盖自子夏之殁，徒人各安其意以离其真，而《春秋》晦！先生起数千载之下，独探其微绪，中其本义，不眩惑乎三家之言。谓廖氏之言《春秋》，仅次游、夏而已可也！则亦司马、北宫之徒乎！六国而后，未易比拟！呜呼！亦已伟矣！近者先生方论《诗》、《易》于锦城，阐其六变之说，盖其道益以幼眇难知。而愚方滞隃中，尚未得闻其指要，不敢论，以俟面聆天人六译之绪者赞而辨之！
考证：
廖氏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学说，今古家法，厘然不乱，此独非许、郑之学乎？〇博按：汉学经生有专家，有通学。《诗》之有毛公传，《春秋公羊》之有何休学，专家之学也。至许慎则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而郑玄自称“博稽六艺”，通学也。大抵西京多专家，后汉喜通学，而许、郑则通学之桀。其著书可考见者：《后汉书·儒林传》曰：“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夫《说文》集诂训之大成，既为清儒古文学者所宗，而《异义》明今古之异学，亦为清儒今文学者所宝。《异义》，许慎所撰，郑玄有驳，隋唐《经籍志》箸录十卷，宋时已佚。近人编辑，有秉水王复本，阳湖庄葆琛本，嘉定钱大昕本，曲阜孔广森本，闽县陈寿祺本；而陈本上中下三卷，最晚出，有条理，疏证亦极精核。井研廖平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学说，《今古学考》成，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汉师家法，秩然不紊，而《五经异义》之学蔚为大观，《异义》之有廖氏，犹《说文》之有段玉裁也。《后汉书·郑玄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传于后者，有《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番禺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释文》引此郑君注经之法，不独《诗笺》为然！《周礼序》云：‘二郑，同宗之大儒，今赞而辨之。’赞即表明也；辨即下己意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何平叔《论语集解序》云：‘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尚书注》虽已佚；焦理堂辑《禹贡注》而释之云：‘郑注一本于班氏《地理志》，间有不合者，必别据《地说》等书，明言所以易之之义。’然则郑君注《周礼》、《仪礼》、《论语》、《尚书》，皆与笺《诗》之物无异。有宗主，亦有不同；此郑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学，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兼其所长，无偏无弊。”阐明郑学，可谓深究流别者矣！
注解：
[1] 作者原注：此文博据《十三经注疏》、《晋书》、《南北史》稍加改订。
[2] “《诗》八卷”原脱，据《诂经文钞》补。
[3] 例，原作“调”，据文意改。
[4] 啴，原作“禅”，据《说文解字》改。
[5] “似《古文尚书训》中说《微子》‘牺牲牷’之文。《酉篇》‘酏’字引贾侍中说”原脱，据《经郛》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