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结绳而治。书契者，盖作于黄帝之史仓颉，览鸟兽蹄迒之迹，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寖多也。故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书之体用有六：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1]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书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谓之六书。其中指事、象形二者，皆独体之文也，形声、会意二者，则合体之字也。惟会意两体皆主义，而形声则一体主义，一体主声兼义。四者，字之体也。至转注之“建类一首”，殆形制之归纳法，而假借之“依声托事”，则声义之演绎法。二者，字之所由孳乳，充类至尽，而广字之用者也。然则六书之作，权舆于文，孳乳于字。而字之孳乳，盖形声相配尽之矣。以形为经，以声为纬，而天下之物尽。以声为经，以形为纬，而天下之义备。物不能逃乎形，义弗能离于声。形归类而建部首，声各义而从某声。父之诏子，师之诏弟，若先授以部首，使知天下之共名，则明孳乳之字以类分。如知水字，则江河湖海知为水类；知木字，则桃杏梅李知为木类。授以某声，使知天下之音义，则从某声之字以音比。如娶从取声，为取女义；衷从中声，为中衣之义。察其形声相配，而字之名义，罔不了然心目间，故识一物而众物明，通一声而众声会也。然则六书之孳乳，不外形声相配，而一切文字之体用，要归六书。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也。汉兴，萧何造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自是称书学为小学也。夫六经孔、孟之书以载道，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学者当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宋儒讥训诂之学而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也。然则小学者，经学之委也，故以殿于篇。惟汉以后儒者之言小学，有言形制者，有言声韵者，有尽形声之用而言训诂者，而形制为之基。
我闻在昔，仓颉帝史，肇兴文字，鸟迹兽迒，厥名古文。继以虫鱼，古古相积。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所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不与秦文合者，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删古立隶，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作之自程邈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小学者沛人爰礼等以百数，各令记字于未央庭中。黄门侍郎蜀郡扬雄子云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惟《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通《仓颉》读者。河东张敞子高从受之，传至外孙凉州刺史魏郡杜业子夏之子曰林伯山者，为作《仓颉训纂》、《仓颉故》各一篇，具载《汉书·艺文志》。独史游《急就篇》传，凡四卷三十四章，其字略以类从，而不立门目，解散隶体，以所变章草法书之。至东汉，扶风班固孟坚续扬雄《训纂》作十三章，无复字。扬雄《训纂》终于“滂熹”二字。和帝时，郎中贾鲂又用此二字为篇目，续成《滂熹篇》，而终于“彦均”二字，合《仓颉》、《训纂》称曰《三仓》，凡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然自史游以下，咸以李斯《仓颉篇》为本。安帝之世，太尉南阁祭酒汝南许慎叔重以为汉代暴秦，承用隶体，即大篆亦将废弃，何论古文。故因当时之体，采通人之言，溯古籀之迹，作《说文解字》，其意盖《尚书》载尧以来，《史记》托始五帝之义，而以秦汉小篆为主，则荀卿子“法后王”之义，取其适于时用也，凡十四篇，合《目录》一篇，为十五篇，分五百四十部，为文九千三百五十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注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为耑，聚类群分，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后世之言小学者宗焉。北海郑玄康成注《三礼》，各引《说文》一事。献帝时，扶风曹喜仲则、颍川邯郸淳于叔、京兆韦诞仲将、河东卫觊伯儒，皆以篆法授受。而觊好古文，鸟篆草隶，无所不善。淳善仓雅虫篆许氏字指，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魏又有清河张揖稚让，作《埤仓》三卷、《古今字诂》三卷、《难字错误字》各一卷，掖庭右丞周氏，作《杂字解诂》四卷，周成作《解文字》七卷，曹侯彦作《古今字苑》十卷，蜀有太子中庶子郭显卿，作《古今字苑》十卷，具见《隋书·经籍[2]志》。方之许书，古今体用，或得或失。而吴之好《说文》者，称彭城严畯曼才焉。既晋代魏禅，卫觊之孙曰恒巨山者，善草隶书，能世其学，撰《四体书势》一卷，最为人传诵。而东莱令吕忱则表上《字林》六卷，以补许慎《说文》书所阙遗，其中有《说文》本无而增补者，有《说文》本有而字各异体者，然于许氏部叙，初无移徙。萧梁之世，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吴郡顾野王希冯者，于篆隶奇字，无所不通，乃因《说文》造《玉篇》三十卷，其部叙既有所增降损益，其文又增多于《字林》。《唐六典》载书学博士以《石经》、《说文》、《字林》教士。《字林》之学，阅晋、宋、齐、梁、陈，至唐极盛，论者以为《说文》之亚。今字书传世者，莫古于《说文》、《玉篇》，而《字林》实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者也。北朝魏符节令陈留江式法安亦依许氏《说文》为本，撰《古今文字》四十卷，大体以许氏书为主，及梅传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复重，统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随文而解，可谓有造于许氏者也。至唐肃宗时，处士富春孙强复修顾野王《玉篇》，愈多增其文，世行之《玉篇》本，盖非野王之旧，而强所修也。然许慎专为篆学，而野王杂于隶书，用世既久，故篆学愈微。野王虽曰推本许慎，而追逐世好，颇改慎旧。自强以下，固无讥焉。代宗之世，赵郡李阳冰少温独擅篆学，与秦丞相李斯齐名，时称中兴。盖唐以《说文》立博士，习之者多，而阳冰尤精也，更刊定《说文》，仍祖许慎，然颇出私意，诋诃于慎，学者恨之。其后谭小学者，宋则有洛阳郭忠恕恕先之《汗简》、《佩觿》，湖州张有谦中之《复古篇》，元则有永嘉戴侗仲达之《六书故》，兖州杨桓武子之《六书统》，饶州周伯琦伯温之《说文字原》、《六书正讹》，明则有余姚赵谦古则之《六书本义》，衢州叶秉敬敬君之《字孪》，其大旨皆不违于许氏。其间传述之功，则以南唐二徐为最。二徐者，盖广陵徐铉鼎臣、徐锴楚金兄弟。锴撰《说文系传》凡八篇四十卷，首《通释》三十卷，以许慎《说文解字》十五篇，篇析为二，凡锴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悉加“臣锴曰”、“臣锴案”字以别之，继以《部叙》二卷，《通论》三卷，《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祛妄》斥李阳冰臆说，《疑义》举《说文》偏旁所有而阙其字者，又篆体笔画相承小异者，《部叙》拟《易·序卦传》以明《说文》五百四十部先后之次，《类聚》则举字之相比为义者，如一二三四之类，《错综》则旁推六书之旨，通诸人事以尽其意，终以《系述》，则犹《史记》之《自叙》。名之曰《系传》者，盖尊许氏书若经也。铉又苦许氏书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因令锴以《切韵》谱其四声，取便检阅，而铉为锴篆之，名曰《说文解字篆韵谱》。凡五卷，小篆皆有音训，无音训者，则慎书所附之重文，注史字者籀书，注古字者古文也。所注颇为简略，盖六书之义，已具《系传》耳。《系传》书成未布而南唐亡，锴亦卒。铉入宋为太子率更，以太宗雍熙三年奉诏与句中立、葛湍、王惟恭等刊定《说文》，其字为《说文》注义序例所载而诸部不见者，悉为补录，又有经典相承，时俗要用，而《说文》不载者，亦皆增加，别题之曰新附字。其本有正体而俗书讹变者，则辨于注中，其违戾六书者，则别列卷末，或注义未备，更为补释，亦题“臣铉等案”以别之，音切则一以孙愐《唐韵》为定。以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后世所行毛晋刊本是也。自是铉之校理、锴之《系传》，胥为后世治许氏学者所宗，谓之大徐、小徐是也。郭忠恕撰《汗简》四卷，与大小徐同时，其分部分隶诸字，用古文之偏旁，而从《说文》之旧，征引古文七十一家，时薛尚功等之书未出，故钟鼎阙焉。然后之谈古文者，辗转援据，大抵从此书相贩鬻，则忠恕所编，实为诸书之根柢，未可忘所自来矣。至据三代钟鼎彝器以考古文者，盖自钱唐薛尚功用敏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始也。元、明以来，《说文》之学渐微，则语录性理间之也。不坠前型，差强人意者，惟周伯奇、戴侗、叶秉敬诸家耳，余等自郐无讥焉。独清儒武进臧礼堂和贵之著《说文引经考》，乌程严可均景文之著《说文天算考》、《说文声类》，皆有专门独到之功。阳湖孙星衍渊如考魏三体石经残字，校《仓颉篇》，皆以《说文解字》为根据。而金坛段玉裁懋堂积数十年之力，治《说文解字》，尤为有功许氏。以徐铉校本颇有更易，不若锴为不失许氏之旧，顾其中尚有为后人窜改者、漏落者、失其次者，一一考而复之，作长编，名曰《说文解字读》，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既而简练成注，仍铉校，分三十卷，大致谓：“《说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联。每部之中，次第以义相属。每字之下，兼说其古义古形古音。训释者，古义也；象某形，从某某声者，古形也；云某声，云读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经传，有引以说古义者，以转注假借分观之。如《虞书》曰‘至于岱宗，祡’，《诗》曰‘祝祭于’，说字之本义也。如《商书》曰‘无有作’，《周书》曰‘布重席’，说假借此字之义也。有引以说古形者，如《易》曰‘百穀草木麗于地’，说从草麗之意，《易》曰‘豐其屋’，说寷从宀豐之意，《易》曰‘突如其来如’，说从倒子之意是也。有引以说古音者，如奯读若《诗》‘施罟濊濊’，读若‘予违汝弼’是也。学者以其说求之，斯《说文》无不可通之处，斯经传无不可通之处矣。”自以为揆诸经义，例以许书，以字考经，以经考字，昭然若发蒙也。时元和江艮庭声者，生平服膺许氏，不为行楷者数十年，凡尺牍率皆依《说文》书之，为《说文解字考证》，既见玉裁之注，多自符合，叹服辍稿焉。故其书精实通博，非前之传《说文》者可及。惟吴县钮树玉非石作《段氏说文注订》，订其义例，邹伯奇有《读段注说文札记》，纠其牴牾，而段氏之书，终为治《说文》者所不废也。树玉著有《说文解字校记》三十卷，《说文新附考》七卷。曲阜桂未谷馥谓“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日取《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为《说文辨字义证》五十卷，然征引群书，不加断制，或有类书之讥。安邱王筠贯山著有《说文释例》二十卷，盖即许氏书而释其条例，其目曰《六书总[3]说》，曰《指事》，曰《象形》，曰《形声》，曰《亦声》，曰《一全一省》，曰《两借》，曰《以双声字为声》，曰《一字数音》，曰《形声之失》，曰《会意》，曰《转注》，曰《假借》，曰《彣[4]饰》，曰《籀文好重叠》，曰《或体》，曰《俗体》，曰《同部重文》，曰《异部重文》，曰《分别文累增字》，曰《叠文同异》，曰《体同音义异》，曰《互从》，曰《展转相从》，曰《母从子》，曰《说文与经典互易字》，曰《列文次第》，曰《列文变例》，曰《说解正例》，曰《说解变例》，曰《一曰》，曰《非字者不出于说解》，曰《同意》，曰《阙》，曰《读若直指》，曰《读若本义》，曰《读同[5]》，曰《读若引经》，曰《读若引谚》，曰《声读同字》，曰《双声叠韵》，曰《捝文》，曰《衍文》，曰《误字》，曰《补篆》，曰《删篆》，曰《迻篆》，曰《改篆》，曰《观文》，曰《纠徐》，曰《钞存》，曰《存疑》，其自《指事》至《列文变例》皆论篆籀，自《说解正例》至《双声叠韵》皆论说解，自《捝文》至末则皆臆说，而《存疑》则订许氏之误兼订段玉裁注之误，虽例目失之繁多，论说或有穿凿，然条举许氏书所称引而部分之，便于学者。惟许氏书虽明形体，而于形声训诂间亦述及，然以诠明本义为宗，群书中文字义训之不合于《说文》者，多属通假，段玉裁[6]注乃由通假以推求本字，犹未宣究，至元和朱骏声丰芑撰《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更畅发之。但骏声仅求之于同韵，而晻于双声相借，又不明旁转对转之条，粗有补苴，犹不免于专断。近儒仪征刘师培申叔撰《古本字考》，余杭章炳麟太炎撰《小学答问》，乃于许氏书本字、借字流变之迹，甄明益众。炳麟又读许氏书，叙称：“仓颉作书，依类象形，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寖多。”以为：“独体者，仓颉之文；合体者，后王之字。古文大篆虽残缺，仓颉之文，固悉在许氏书也。”于是刺取许氏书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三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比而次之，得五六千名，撰成《文始》九卷，所以明形体声类之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议。若夫囱、同语，、櫎一文，天即为颠，语本于囟，臣即为牵，义通于玄，、出、耑、壬，同种而禅，丮、巨、攵、互，连理而发，斯盖先哲之所未谕，炳麟之所独晓也。自是学者道原穷流，读刘师培《古本字考》及炳麟《小学答问》，而本字、借字之流变明；次读炳麟《文始》，而文字之流变亦明。小学之条例至炳麟益精切，而小学之境宇亦至炳麟斯恢宏焉。惟自宋儒薛尚功诸人而后，治小学者喜据三代钟鼎彝器款识以考证古文，乃云“李斯作篆，已多承误，叔重沿而不治”，至欲改易经记，独炳麟证为未然，而著意于《文始·叙例》，以为“古文自汉时所见，独孔子壁中书，更王莽、赤眉丧乱，至于建武，《史篇》亦十亡三四，《说文》徒以秦篆苴合古籀，非不欲备，势不可也。然《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才[7]三千三百字。《凡将》、《训纂》继之，纵不增倍，已轶出秦篆外。盖古籀及六国时书，骎骎复出，而班固尤好古文，作十三章，网罗成周之文及诸山川鼎彝盖众。《说文》最字九千，视秦篆三之矣。此则古籀慭遗，其梗概具在《说文》。犹有不备，《礼经》古文、《周官》故书、《三体石经》、陈仓[8]《石鼓》之伦，亦足裨补一二。自宋以降，地藏所发，真伪交糅，数器相应，足以保任不疑。即暂见一二器者，宜在盖阙，虽捃摭不具，则无伤于故训也。若乃荧眩奇字，不审词言之符，譬之瘖聋，盖何足选”。斯诚矫枉救敝之论。然殷虚甲骨文字出土清季，而考古文者别得径途，珍如球壁焉。盖殷商文字，昔人惟于三代钟鼎彝器间见之，然其数颇少。至光绪时，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有龟甲牛骨出土，上镌古文字，以其地三周环洹水，盖《史记·项羽本纪》所称“洹水南，殷虚上”者，或者遂定为殷商文字云。有估客携千余片至京师，为福山王懿荣连孙所得。会拳祸作，懿荣被杀，其所藏悉归丹徒刘鹗铁云。而洹水之虚，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亦归于鹗，都鹗先后得四千五百余片焉。然论殷虚甲骨收藏之富，莫如上虞罗振玉叔言，盖三万片云。其余散在诸家者，亦当以万计。而驻彰德之某国牧师，所藏亦且近万片。其拓墨影印成书者，有刘鹗之《铁云藏龟》十册，罗振玉之《殷虚书契前编》八卷、《后编》二卷、《殷虚书契菁华》一卷、《铁云藏龟之余》一卷。后英人哈同氏复购得刘鹗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影印《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则多出《铁云藏龟》之外。所刻文字，皆殷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又其文字之数，比三代钟鼎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古文之考证者尤大。惟事类多同，故文字亦有重复。刘鹗所印，未及编类，而罗振玉则分别部居，去其重复，选印称最精纯。此殷虚文字之影印也。其最先考释者，瑞安孙诒让仲容即《铁云藏龟》考其文字，于光绪甲辰成《契文举例》二卷。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之考释，实自此始。其后罗振玉之《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海宁王国维静庵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先后成书。而殷人文字之获考释者，且什之五六焉。此实近二十年来治文字学者之一大成功也，故特表而出之。形制明而后言声韵。
韵书始于魏晋，然生民之初，必先有声音而后有言语，有语言而后有文字。诗歌之作，应在书契以前，但求其声之叶，不求其文之工也。《尚书》非有韵之文也。夔之典乐，依永和声，其声韵之始乎？皋陶赓歌，明良康、喜起熙之词，皆韵文也。商周风、雅、颂存于今者，盖三百篇。作诗者虽未必如今人之检韵以求叶，然今人之考古音者，惟据《诗》三百及经子有韵之文足以互证。《易》彖辞如“初筮告，再三渎”之类，盖屋、沃古通也；爻辞如“需于血，出自穴”，皆在屑韵；“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皆在支韵，则古今所同也。《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求、燥同韵，与箕子《麦秀歌》相同，则古今迥异也。《礼记·曲礼》首章：“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思、辞、哉同韵。其余韵文散见于《礼经》之中者，则不可枚举矣。《仪礼》士冠礼、士婚礼之醮辞，《周官·考工记》之梓人祭侯辞、栗氏量铭，皆有韵之文也。《春秋左氏传》之筮辞童谣，舆诵谚语，亦有韵之文也。故近世考古韵者，大抵取群经有韵之文，折衷于《诗》三百，而后谛煌以上之元音，乃复显于世。既风雅寝声，下降战国，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考之屈、宋之作，其音往往与三百篇合，而三百篇所无者，则又往往与周、秦、汉、魏之歌谣诗赋合，其为上古之音何疑？而《荀子》第二十六篇曰《赋》，有《礼赋》、《知赋》、《云赋》、《蚕赋》、《箴赋》，鼎立于风、骚之间，倘亦谭先秦古音者之所取资，而为有韵文之大宗焉。至汉高皇《大风》之歌，汉武帝《秋风》之辞，以及魏武帝横槊赋诗，所用之韵，皆与今韵为近，非若先秦以上之音，诘屈聱牙也。《文选》录汉魏人诗赋及箴铭颂赞之属，其有韵之文，多于群经诸子。而史游《急就》、焦氏《易林》，全书用韵，故考证汉韵，比考证经韵尤易。惜唐人自撰《唐韵》，汉人未尝自撰《汉韵》也。郑玄注六经，许慎撰《说文》，但云音某或读若某而已。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谓之婆罗门书。自是字母传入中国。而乐安孙炎叔然作《尔雅音义》，乃创反语，而声音之道备。盖反语生于双声，双声生于字母。字母以一字贯众字之音，而等韵明；反语以二字定一字之音，而切韵出。切，即反也。两字互相切，谓之反，取反复之义，亦谓之翻，如同泰之反为大通，桑落之反为索郎是也。两字切一字，磨切而出声谓之切，德红之切东，徒红之切同是也。亦谓之纽，有正纽，有倒纽，有旁纽，不越一反。反也，切也，纽也，名异而实同。等韵之法，以若干母贯穿天下无穷之字。而切韵则以同母之字出切，以同韵之字定声也。至魏，此事大行。王肃《周易音》用反语者十余条，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叙例》。王弼注《易》，亦有反切两事，而高贵乡公不解，反以为怪异。自兹厥后，音韵锋出。曹魏左校令李登撰《声类》十卷，凡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东晋安复令吕静吕忱之弟撰《韵集》六卷，中宫、商、角、徵、羽各一卷，时音有五而声未四也。南齐汝南周颙彦伦始作《四声切韵》。梁吴兴沈约休文继之，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不悟，而独得胸襟，自谓入神之作，而韵谱成矣。初，沈约与陈郡谢朓玄晖、琅玡王[9]融元长在齐永明时，以气类相推，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永明体。独梁武帝不好焉，问周舍周颙之子曰：“何谓四声？”舍应声曰：“天子圣哲。”然帝竟不甚遵用约，而四声之说自此兴也。夫汉人课籀隶，始为字书，以通文字之学。江左竞风骚，始为韵书，以通声音之学。然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声音，既昧造字之本。倘江左之儒，知纵有平上去入四声为韵谱，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徵羽半商半徵七音为字母，亦宁为晓立韵之源？字母起自西域。后汉婆罗门书虽不传，而释藏译经字母，自晋僧伽婆罗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然以之翻胡经，而未以制国音。纽字之图，亦创沈约，见引于唐僧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者可证也。初，吴郡顾野王希冯造《玉篇》，中载古切字要法之“因烟”、“人然”、“新鲜”、“饧涎”、“迎妍”、“零连”、“清千”、“宾边”、“经坚”、“神禅”、“秦前”、“宁年”、“寅延”、“真毡”、“娉偏”、“澄陈”、“平便”、“擎虔”、“轻牵”、“称”、“丁颠”、“兴掀”、“汀天”、“精笺”、“民眠”、“声羶”、“刑贤”、“芬番”、“文”、“亭田”凡三十类，盖即沈约《纽字图》之所由本，而为后世言字母者之祖焉。乃宋儒郑樵讥“江左之儒，识四声而不识七音”，其然岂其然乎？独沈约《纽字》之图，不传于后，为可惜耳。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沈约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采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隋文帝时，陆法言偕颜之推、萧该、刘臻等八人，本沈约旨，共相撰集，是谓《切韵》，凡五卷，二百六部，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唐郭知元、关亮、薛恂、王仁煦、祝尚丘等因陆书，递有增益。玄宗之世，有孙愐者，乃以《切韵》为谬，重为刊正，别为《唐韵》。唐僧神珙或称神珙，六朝僧。然据《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引南阳释处忠撰《元和韵谱》，知此神珙元和以后人。始定三十字母。后有僧守温者益以六字。今所传牙音“见”、“溪”、“群”、“疑”，即顾野王《玉篇》载古切字要法之“经坚”、“轻牵”、“擎虔”、“迎妍”也；舌头音“端”、“透”、“定”、“泥”，即古切字要法之“丁颠”、“汀天”、“亭田”、“宁年”也；舌上音“知”、“彻”、“澄”、“娘”，即古切字要法之“真毡”、“称”、“澄陈”、“迎妍”也；重唇音“帮”、“滂”、“并”、“明”，即古切字要法之“宾边”、“娉偏”、“平便”、“民眠”也；轻唇音“非”、“敷”、“奉”、“微”，即古切字要法之“芬蕃”、非敷“文”、奉微也；齿头音“精”、“清”、“从”、“心”、“邪”，即古切字要法之“精笺”、“清千”、“秦前”、“新鲜”、“饧涎”也；正齿音“照”、“穿”、“状”、“审”、“禅”，即古切字要法之“真毡”、“称”、“澄陈”、“声羶”、“神禅”也；喉音“影”、“晓”、“喻”、“匣”，即古切字要法之“因烟”、“兴掀”、“寅延”、“刑贤”也；半舌音“来”，即古切字要法之“零连”；而半齿音“舌”，则“人然”也。设以七音相配，则牙音者角，齿音者商，舌音者徵，喉音者宫，唇音者羽，半舌音者半徵，半齿音者半商。于是三十六母全而国音定也。迨宋真宗以景德四年，诏陈彭年、邵雍等校定《切韵》五卷，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注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言，大中祥符四年书成，赐名《大宋重修广韵》，以《切韵》亦名《广韵》也。《宋史[10]·艺文志》皆载陆法言《广韵》五卷，则法言《切韵》亦兼《广韵》之名，故陈彭年等校定本增题“大宋重修”四字[11]。自是《广韵》行而《唐韵》亡。然宋初徐铉奉诏校许慎《说文》，在重修《广韵》以前，所用翻切，一从《唐韵》，是《唐韵》亡而不亡也。迨清献县纪容舒迟叟作《唐韵考》五卷，以为：“翻切之法，其上字必同母，下字必同部，谓之音和。间有用类隔之法者，亦仅假借其上字，而不假借其下字。因其翻切下一字，参互钩稽，辗转相证，犹可得其部分。”乃取《说文》所载《唐韵》，翻切排比，析归各类，乃知《唐韵》部分与《大宋重修广韵》同。盖《唐韵》之作，亦以刊正隋陆法言《切韵》。而法言《切韵》近始出土敦煌千佛洞石室，益以纪氏之《唐韵考》，而隋、唐、宋音韵变迁之迹可考也。至宋仁宗时，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太常丞直史馆郑戬等建言：“陈彭年、邵雍所定《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国子监直讲贾昌朝、王洙同加修定，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李淑为之典领，凡成书十卷，中平声四卷，上去入各二卷，共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视《重修广韵》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二字，是字如孳乳寖多，音韵亦寖多矣，盖即世所传《集[12]韵》云。世又传有夏县司马光君实《切韵指掌图》者，序称：“仁宗诏丁度、李淑增崇韵学，自许叔重而降，凡数十家，总为《集韵》。余得旨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则是《集韵》成于司马光之手也。又考之《切韵指掌图》序，司马光盖因纂《集韵》，科别清浊，成《切韵指掌图》二卷，大指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别为二十图。取同音、同母、同韵、同等四者皆同，谓之音和。取唇重唇轻、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同者，谓之类隔。是音和统三十六字母，类隔统唇齿舌等二十六母也。同归一母，则为双声。同出一韵，则为叠韵。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辨开阖以分轻重，审轻重以订虚实。言等韵者宗焉。或者以为《切韵指掌图》非司马光作。独等韵之说，自后汉与佛经俱来。然《隋书》仅有十四音之说，而不明其例。《华严》四十二字母，亦自为梵音，不隶以中国之字。而神珙之图，附载《玉篇》，仅粗举大纲，具体而微。其有成书传世者，仅光此图与《四声等子》为最古。《四声等子》，或出辽僧行均，而此图疑南宋人依托《集韵》，袭《四声等子》之所作，不必出光手笔也。然闽县孙奕景山作《示儿编》，辨“不”字作“逋骨切”，一则曰“今以司马公之《切韵》考之”，再则曰“自温公之图出而音始定”，知宋人信图为光之作，而据以为定韵之张本矣。《广韵》、《集韵》虽为敕修之书，然仁宗以还，颁学宫而遵行者，盖不为《广韵》、《集韵》而为《礼部韵略》。特《礼部韵略》有二本：其一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者，仁宗时刑部郎中知制诰丁度奉敕撰也；其一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者，南宋时衢州免解进士毛晃父子所增修也。宋初程试，用韵漫无章程，故闽士至有以“天道如何，仰之弥高”叶韵者。至仁宗敕撰此书，虽专为科举设，而字之去取，既经廷评，又付公论，故较他韵书特谨严。然收字颇狭，止九千五百九十字。著为令式，迄南宋不改。毛晃搜采典籍，依韵增附，并厘订音义字画之误，凡增订四千八百三十一字，其子居正续拾所遗，复增一千四百二字，即所谓《增韵》者是也。父子相继，用力颇勤，但不知古今文字音韵之殊，往往以古音入律诗，借声为本读，或以引汉律断唐狱少之，不古不今，殊难依据。徒以便于程试，遵用颇广，亦利禄之途则然。然而韵书规模未大变也。自金韩道昭据《广韵》、《集韵》撰《五音集韵》，始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颠倒唐、宋之字纽，而韵书一变。金王文郁增并《礼部韵略》成《平水韵略》，南宋刘渊因之，刻《淳祐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始以上下平各十五，上去各三十，入声十七，合一百七部，合并唐宋之二百六部，而韵书又一变。嘉定钱大昕曰：“后人往往以平水为刘渊。考元椠《平水韵略》卷首有河间许古序，乃知《平水韵》王文郁所撰，后题‘正大六年己丑’，则文郁书成于金哀宗时，非宋人也。刘渊刊王文郁《平水韵略》而去其序，故莱公终以刘渊所撰也。”兹从其说。至元昭武熊忠子中撰《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字纽遵韩道昭法，部分遵王文郁例，兼二家所变而用之，而韵书旧第至是尽变无遗。而其力排历来韵书之江左吴音，则尤为后来《洪武正韵》之所本。然而历来韵书之造作不经，罔有过于《洪武正韵》者也。《洪武正韵》者，盖明太祖敕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等纂修，其注释一以毛晃父子《增韵》为稿本，书成于洪武八年，而宋濂奉敕为之序。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并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于是古来相传之二百六部，并为七十有六焉。然考《隋书·经籍志》载沈约《四声》一卷，新、旧《唐书》皆不著录，是其书至唐已佚，而唐以来之《唐韵》、《广韵》、《集韵》诸韵书，皆以陆法言《切韵》为蓝本。濂序乃以陆法言以来之韵，指为沈约，殊为失据。而陆法言《切韵》序则明明载“开皇初，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公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有论难，疑处悉尽。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今《广韵》之首列同定八人，其中刘臻沛国相人，颜之推琅邪临沂人，卢思道范阳涿人，萧该兰陵人，辛德源陇西狄道人，薛道衡河东汾阴人，而陆法言则临漳人。其人有南有北，且北人多而南人少，则非惟韵不定于吴人，而序中“江左取韵”诸语，且亦明斥吴音之失，安得复指为吴音？濂在明初，号为宿学，宁知诬妄不经若此。盖明太祖既欲重造韵书，以更古人，如不诬古人以罪，则改之无名。濂亦曲学阿世，强为舞文耳。然终明之世，竟不能行于天下，则是是非之心，终有不可夺者。元、明以来，朝廷颁行学宫之韵书，盖一以南宋刘渊重刊王文郁《平水韵略》为蓝本。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亦亡，为隋、唐以来音学之又一变。而音韵名家，则专以讨论古音为功，谥《平水韵略》曰今韵，以为今古音淆，无所用之也。南宋以降，专著一书以辨明古音者，盖自武夷吴棫才老始也。考棫之著书，有《诗补音》、《楚辞释音》、《韵补》三种。其《诗补音》、《楚辞释音》，类能依据本文，互相比较，推求古读。朱子注《诗》释《骚》，有取焉。书佚不传，独传《韵补》五卷，乃牴牾百端。然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荜路之功，不可没也。厥后用吴棫《韵补》之例而搜采赅备者，则有明新都杨慎升庵之《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余》、《古音附录》四书，虽各为卷帙，而核其体例，全仿吴棫《韵补》，以今韵分部而分隶以古音之相协者，知本为一书。顾慎之读书虽多于棫，而韵学亦疏，故援据秦、汉古书颇繁富，而时时舛漏牴牾，与棫同讥。然慎撰《古音略例》一卷，取《易》、《诗》、《礼记》、《楚词》、《老》、《庄》、《荀》、《管》诸子有韵之词，标为略例。若《易》例“日昃之离”，离音罗，与歌、嗟为韵；“三岁不觌”，觌音徒谷切，与木、谷为韵；“并受其福”，福音偪，与食、汲为韵；“吾与尔靡之”，靡音磨，与和为韵；《诗》“嘒彼小星，惟参与昴[13]”，昴音旄，下文“抱衾与裯”，裯音调，“实命不犹”，犹音摇，昴、裯、犹为韵，咸于古音有据。而慎又谓“吴棫于《诗》‘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劳必叶音僚；‘我思肥泉，兹之永叹’，叹必叶他涓切。不思古韵宽缓，如字读，自可叶，何必劳唇齿，费简册”。其论亦颇足纠正吴棫之说，而视《古音丛目》四书实为胜焉。然掇拾成书，有离有合，终不如清儒昆山顾炎武宁人、婺源江永慎修诸人之能本末融贯也。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经，推究古音，始独探本真，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明连江陈第季立撰《毛诗古音考》四卷，实为首功。大旨以为古人之音，原与今异，凡今所称叶韵，皆即古人之本音，非随意改读，辗读牵就。如“母”必读“米”，“马”必读“姥”，“京”必读“疆”，“福”必读“偪”之类，历考诸篇，悉截然不紊。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词》、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颂赞，往往多与《诗》合，可以互证。于是排比经文，参以群籍，定为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以探古音之源。旁证者，他经所载以及秦、汉以下去风雅未远者，以竟古音之委，而采《易》独详者，以时世近而音声同也。钩稽参验，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征，视宋儒执今韵部分妄以通古音者，相去盖万万矣。此书卷帙无多，然欲求古韵之津梁，舍是无由也。第既撰《毛诗古音考》，复以《楚词》去风人未远，亦古音之遗，乃取屈原、宋玉所著骚赋三十八篇，韵与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推其本音，与《毛诗古音考》互相发明，成《屈宋古音义》三卷。惟每字列本证，旁证则间附字下，不另为条，与《毛诗古音考》体例小异，以前书已明故也。自陈第作《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而古音之门径始明。然创辟榛芜，犹未及研求邃密。至顾炎武乃探讨本原，推寻经传，作《音学五书》，曰《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大指持杨慎“古人韵缓，不烦改字”、陈第“古诗无叶韵”之说。《诗本音》但即本经所用之音，互相参考，每诗皆全列经文，而注音句下，与今韵合者注曰《广韵》某部，与今韵异者即注曰古音某，大抵密于陈第而疏于江永，故永作《古韵标准》，驳正炎武者颇多，然合者十九，不合者十一。南宋吴棫以来古韵叶读之谬论，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尤巨。自序谓：“潜心《广韵》，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韵以正宋韵之失，据古经以正沈约、唐韵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诚哉有味言之也。然炎武之治古音，盖一以《广韵》为依据，而《广韵》者，虽今韵之宗，其以推迹古音，犹从部次。故炎武据《广韵》二百六部，作《唐韵正》、《古音表》，始分古韵为十部。《东》《冬》《钟》《江》第一，《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第二，《鱼》《虞》《模》《侯》第三，《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14]《桓》《删》《山》《先》《仙》第四，《萧》《宵》《肴》《豪》《幽》第五，《歌》《戈》《麻》第六，《阳》《唐》第七，《耕》《清》《青[15]》第八，《蒸》《登》第九，《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第十，而《支韵》半属第二，半属第六，《尤韵》半属第二，半属第五，《麻韵》半属第六，半属第三，《庚韵》半属第七，半属第八，又入声四部，《质》《栉》《术》《物》《迄》《月》《没》《曷》《末》《黠》《》《屑》《薛》《麦》《锡》《职》《德》属第二部，兼《屋》《昔》二韵字，《屋》《浊》《铎》《陌》《昔》属第二部，兼《沃》《觉》《药》《麦》四韵字，《沃》《觉》《药》属第五部，兼《屋》《铎》《锡》三韵字，《缉》《合》《盍》《叶》《帖》《洽》《狎》《业》《乏[16]》属第十部。然江永订其于《三百篇》所用有未合者，作《古韵标准》，分十三部。第一部《东》《冬》《钟》《江》，第二部《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分《尤》韵字属焉，第三部《鱼》《虞》《模》，分《麻》韵字属焉，第四部《真》《谆》《臻》《文》《殷》《魂》《痕》，分《先》韵字属焉，第五部《元》《寒》《桓》《删》《山》《先》《仙》，第六部《萧》《宵》《肴》《豪》，第七部《歌》《戈》《麻》，分《支》韵字属焉，第八部《阳》《唐》，分《庚》韵字属焉，第九部《庚》《清》《耕》《青》，第十部《蒸》《登》，第十一部《尤》《侯》《幽》，分《虞》《萧》《肴》《宵》《豪》韵字属焉，第十二部《侵》，分《覃》《谈》《盐》韵字属焉，第十三部《覃》《谈》《盐》《添》《咸》《严》《衔》《凡》。又入声八部，第一部《屋》《沃》《烛》《觉》，第二部《质》《术》《栉》《物》《迄》，分《屑》《薛》韵字属焉，第三部《月》《曷》《末》《黠》《》《屑》《薛》，第四部《药》《铎》，分《沃》《觉》《陌》《麦》《昔》《锡》韵字属焉，第五部《麦》《昔》《锡》，第六部《职》《德》，分《麦》韵字属焉，第七部《缉》，分《合》《叶》《洽》韵字属焉，第八部《合》《盍》《叶》《帖》《业》《狎》《乏》。惟以《诗三百篇》为主，谓之《诗韵》，而以周、秦以下音之近古者附之，谓之《补韵》，视诸家界限较明。其弟子休宁戴震东原受韵学于江氏，而复古之志益锐，力辨反切始于孙炎，不始神珙，撰《声韵考》，分为七类，后作《声类表》，分九类，一平声《歌》《戈》《麻》《鱼》《虞》《模》，入声《铎》，二平声《蒸》《登》《之》《咍》，入声《职》《德》，三平声《东》《冬》《钟》《江》《尤》《侯》《幽》，入声《屋》《沃》《烛》《觉》，四平声《阳》《唐》《萧》《宵》《肴》《豪》，入声《药》，五平声《庚》《耕》《清》《青》《支》《佳》，入声《陌》《麦》《昔》《锡》，六平声《真》《臻》《谆》《文》《欣》《魂》《痕》《先》《脂》《微》《齐》《皆》《灰》，入声《质》《术》《栉》《物》《迄》《没》《屑》，七平声《元》《寒》《桓》《删》《山》《仙》，去声《祭》《泰》《夬》《废》，入声《月》《曷》《末》《黠》《》《辟》，八平声《侵》《盐》《添》，入声《缉》，九平声《覃》《谈》《咸》《衔》《严》《凡》，入声《合》《盍》《叶》《帖》《业》《洽》《狎》《乏》。而以喉一类、鼻二三四五类、舌六七类、唇八九类四音分收九类焉。至金坛段玉裁懋堂作《六书音均表》，乃分古韵为十七部，第一部《之》《咍》，第二部《萧》《宵》《肴》《豪》，第三部《尤》《幽》，第四部《侯》，第五部《鱼》《虞》《模》，第六部《蒸》《登》，第七部《侵》《盐》《帖》，第八部《覃》《谈》《咸》《衔》《严》《凡》，第九部《东》《冬》《钟》《江》，第十部《阳》《唐》，第十一部《庚》《耕》《清》《青》，第十二部《真》《臻》《先》，第十三部《谆》《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删》《山》《仙》，第十五部《脂》《微》《齐》《皆》《灰》，第十六部《支》《佳》，第十七部《歌》《戈》《麻》。入声八部，《职》《德》属第一部，《屋》《沃》《烛》《觉》属第三部，《药》《铎》属第五部，《缉》《叶》《帖》属第七部，《合》《盍》《洽》《狎》《业》《乏》属第八部，《质》《栉》《屑》属第十二部，《术》《物》《迄》《月》《末》《曷》《没》《黠》《》《薛》属第十五部，《陌》《麦》《昔》《锡》属第十六部。别《支》《佳》为一，《脂》《微》《齐》《皆》《灰》为一，《之》《咍》为一，《职》《德》者，《之》之入，《术》《物》《迄》《月》《没》《曷》《末》《黠》《》《薛》者，《脂》之入，《陌》《麦》《旨》《锡》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陈、隋有韵之文，无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删》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条贯，自以为泛滥《毛诗》，理顺节解，因其自然，足补顾炎武、江永二家部分之未备也。曲阜孔广森约自以生陈第、顾炎武之后，辨去叶音，识所指归，而据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折衷诸家，疏通证明，即《广韵》以为柢，指《毛诗》以为正，而知声者，从其偏旁而类之者也。文字虽多，类其偏旁，不过数百，苟不知推偏旁以谐众声，虽遍[17]引六经诸子之韵语，而字终不能尽也。乃即偏旁之见于《诗》者而类之，撰《诗声类》，分十八部：曰《元之属》，《耕之属》，《真之属》，《阳之属》，《东之属》，《冬之属》，《侵之属》，《蒸之属》，《谈之属》，是为阳声者九。曰《歌之属》，《支之属》，《脂之属》，《鱼之属》，《侯之属》，《幽之属》，《宵之属》，《之之属》，《合之属》，是为阴声者九。阴阳相配，可以对转。自谓“独抱遗经，研求豁悟，分阴分阳，九部之大纲，转阳转阴，五方之殊音，旁引博证，于向之不可得韵者，皆一以贯之，无牵强疑滞”也。大抵清儒治音，竺志于古，而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发明对转，孔氏尤殊胜也。若其整次五音，必本字母。旧云双声，而清之学者，多精言韵，双声罕究，虽以顾炎武之好学不倦，而稽古有余，审音或滞。江永复过信字母，奉若科律。段、孔以降，含隐不言。独嘉定钱大昕莘楣差次古今，乃知舌上古归舌头，轻唇古读重唇。扶服之为匍匐，伏牺之为庖牺，佛之如弼，繁之如鞶，敷之如布，古读轻唇如重唇之证也。中之如得，竺之为笃，陈之如田，姪之读徒结切，古音舌上归舌头之证也。然后宫商有准，八风从律，斯则清儒之治古音者。定韵莫察乎孔广森，审母莫辨乎钱大昕，而有开必先，舍顾炎武莫属，虽有损益，百世可知也。近儒余杭章炳麟太炎又以为孔广森知阴阳声相配之可以对转，而不知阴阳声同列之亦可旁转，钱大昕知古音之舌上归舌头，轻唇归重唇，而不知古音舌上《娘》母、半齿《日》母之并归舌头《泥》母，于是作《成均图》以推究孔氏未发之指，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以究明钱氏未尽之蕴，具见《国故论衡》，亦可谓潜心古音，独阐新义者也。声韵明而后言训诂。
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胡越如比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为旦暮。诂者，古今之异言；训者，谓字有意义也。训诂之书，莫古《尔雅》。《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据魏清河张揖稚让《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卷，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疑莫能明也。”谓之《尔雅》者，尔，近；雅，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语言因地域而殊，文字又随语言而异。学者举今语以释古语，引方言以证雅言，犹之殊语之互相翻译。班固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言者，诵《诗》读《书》，从周之正言，不为鲁之方言。而执礼者，诏相礼仪，亦依雅言称说，而不为俚俗也。《小雅》、《大雅》者，皆周《诗》之正言也。《大戴礼·小辨篇》：“《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故曰：“《尔雅》者，所以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凡《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十九篇。汉初，经始萌芽，《尔雅》尝立博士，故蜀郡扬雄子云《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会稽王充仲任《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今观其文，有取《山海经》者，有取《穆天子传》者，有取《管子》者，有取《尸子》者，有取《庄子》、《列子》者，有取《国语》者，有取《楚辞》者，大抵采周、秦诸子传记之名义训诂以辨异同而广见闻，宁只为解经作哉？以隶经部，实为不伦也。是盖古代训诂学之权舆。汉人解经，《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毛诗故训传》，杜林有《苍颉故》，具载《汉书·艺文志》，今其书皆不传。惟扬雄之《方言》十三卷，北海刘熙成国之《释名》八卷，厥为后来言训诂者所宗焉。然余考《汉书·艺文志》及《扬雄传》备载雄之著书，不及《方言》一字，而许慎《说文解字》引雄说，皆不见于《方言》，其义训用《方言》者，又不言扬雄，至汉末应劭撰《风俗通义》，序始称雄作，疑依托也。然据方语以释雅言，正与《尔雅·释诂》“释古今异言，通方俗殊语”之例相合。至刘熙《释名》从音求义，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而去古未远，可以推见古音古器物之遗，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魏明帝时，博士张揖继两汉经师之后，参考往籍，遍记所闻，凡万七千三百二十六字，撰《广雅》七卷，分别部居，依乎《尔雅》，凡所不载，悉著于篇。其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18]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所不采，然后周、秦、两汉古义之传于后者，可据以证得失，而其散逸不传者，亦借以窥端绪。曰《广雅》者，云广《尔雅》所未及也。斯盖并《尔雅》、《方言》、《释[19]名》三书骖驾而驷矣。后之言训诂者，胥崇为不祧之祖焉。汉、魏之世，注《尔雅》者十余家，可考见者，犍为文学注二卷、刘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孙炎注三卷，五家而已。顾晋著作郎河东郭璞[20]景纯者，独以诸家纷谬，多未详备，乃缀集异闻，荟萃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如“遂大东”称《诗》，“钊我周王”称逸《书[21]》，所见尚多古本，盖去汉未远也，注多可据，后人虽迭为补正，然宏纲大指，终不出其范畴也。自是璞注行而诸家悉废。其后宋翰林侍讲学士济阴邢昺叔明于真宗时，奉敕为璞注作疏，多掇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惟其引证《尸子·广泽篇》、《仁意篇》，则非今人所及睹，至犍为文学、樊光、李巡之注，见唐吴县陆元朗德明《经典释文》者，虽多所遗漏，然疏家之体，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例不旁搜，此不得以咎昺也。宋儒之治《尔雅》者不鲜，神宗时有山阴陆佃农师者，亦注《尔雅》，书不传。今传者，所撰《埤雅》二十卷中，《释鱼》三卷、《释兽》三卷、《释鸟》四卷、《释虫》二卷、《释马》一卷、《释木》二卷、《释草》四卷、《释天》二卷。其释诸物，大抵略于形状者详于名义，寻究偏旁，比附形声，务求其得名之所以然，又推而通贯诸经，曲证旁稽，假物理以明其义，其所援引，多今未见之书，其推阐名理，亦往往精凿。佃先以神宗召对，言及物性，因进《说鱼》、《说木》二篇，初名《物性门类》，后注《尔雅》，更撰此书，易名《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迨宋之南渡，高宗时，有莆田郑樵渔仲者撰《尔雅注》三卷，为世所重。盖南宋诸儒，大抵崇义理而疏考证，独樵以博洽傲睨一时。及其既也，乃肆作聪明，诋毛、郑，其《诗辨妄》一书，开数百年杜撰说经之捷径，为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书，乃通其所可通，阙其所不可通，驳正旧文诸条，皆极精确，于说《尔雅》家为善本。孝宗时，有歙县罗愿存斋者，撰《尔雅翼》三十二卷，中分草、木、鸟、兽、虫、鱼六类，大致与陆佃《埤雅》相类，而引据精博，体例谨严，则远在其上。其音释，则元洪焱祖作也。焱祖，字潜夫，亦歙县人。斯并于《尔雅》郭注邢疏之外，创获新解，别自名家者也。元、明之儒，于训诂学实疏，故罕以训诂成一家言者。独明宗室朱谋郁仪者，号博极群书，刺取古书文句典奥者，撰《骈雅》七卷，依《尔雅》体例，分章训释，自《释诂》、《释训》以至虫、鱼、鸟、兽，凡二十篇，务求博洽，少泛滥矣。然奇文僻[22]字，搜辑良多，撷其膏腴，于词章要不为无补也。尝见貌为汉、魏文者，取《骈雅》置案头，署其签曰“代字术”，作文毕，则检古字代入之，一举笔而文不懈入古矣。此实文家之词书，宁曰《尔雅》之支裔哉？其说以为联二为一，骈异为同，故名曰《骈雅》云。迨清兴，朴学既章，古训是式。言精研《尔雅》，厥有余姚邵晋涵二云之《尔雅正义》二十卷，休宁戴震东原之《尔雅文字考》十卷，嘉定钱坫[23]献之之《尔雅古义》二卷、《尔雅释地四篇注》一卷，栖霞郝懿行恂九之《尔雅义疏》十九卷，归安严元照[24]九能之《尔雅匡名》十九卷，仁和翟灏晴江之《尔雅补郭》二卷，临桂龙启瑞翰臣之《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盐城陈玉树惕庵之《尔雅释例》五卷，斯并补苴前哲，明发滞义，阐郭注之未备，纠邢《疏》之违牾。而循文顺理，张其幽眇，郝《疏》最优；发凡起例，观其会通，陈《释》尤胜。若其究宣《方言》，有戴震之《方言疏证》十三卷，乃依扬雄书而为之疏通证明者也。震又作《转语》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五方之言及小儿学语未清者，展转讹溷，必各如其位。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斯则晓音韵转变之友纪，而通方言之指归者矣。善哉，非耳顺者，孰能与于此乎？《转语》书佚不传。仁和杭世骏大宗乃采《十三经注疏》、《说文》、《释名》诸书，以补扬雄《方言》之遗，成《续方言》二卷。前后类次，一依《尔雅》，搜罗古义，亦裨训诂。然撮录字书，不丽今语，而不知考方言者，在求其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声音条贯，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敫然如析符之复合，斯为贵也。嘉定钱大昕莘楣知古今方音不相远，及其作《恒言录》，沾沾独取史传为征，亡由窥见声音文字之本柢。而翟灏之为《通俗篇》，虽略及训诂，亦多本唐、宋以后传记杂书，于古训藐然亡丽，间撮一二，亦溷不[25]析也。独近儒余杭章炳麟太炎能征汉、魏之训诂，而通以戴君之《转语》，略籀今语，得其理，撰《新方言》十一卷，凡《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宫》、《释器》、《释天》、《释地》、《释植物》、《释动物》，而殿以《音表》，得十一篇，方俗异语，摭拾略备。以今音证古音，参伍考验，经之对转迤转，纬之正纽旁纽，以穷声转之原。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已来一字转变，余字则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虽日不暇给，虑有遗剩，创始之业，规模已闳，所谓知化穷冥，无得而称者也。其他治《释名》之学者，则有吴县江声艮庭之撰《释名疏证》、《续释名》焉。治《广雅》之学者，则有高邮王念孙怀祖之撰《广雅疏证》焉。惟《广雅疏证》二十三卷，其第十卷为念孙子引之伯申所补，父子相嬗以成一家之言，尤为殚精竭虑。念孙谓“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调共贯”，因畅斯旨，撰《广雅疏证》一书，不限形体，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之外，无所不达，然声音文字部分之严，则一丝不乱。其或张揖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盖念孙借张揖之书以抒独得，实多揖所不及知者。念孙既持“诂训本于声音”之论，以诏其子引之曰：“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论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因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结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说经者，期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专守一家，则为何劭公之墨守而已。”故其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26]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也。引之推广庭训，遂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词》十卷，精博无比。而《经传释词》之作，则尤往古经师之所未曾有。盖经传中实字易训，虚词难释。《颜氏家训》虽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独《尔雅》、《说文》二书，解说古圣贤经传之词气，最为近古。然《说文》惟解“方”、“曰”诸特造之字，而不解“而”、“虽”等假借之字。《尔雅》所释未全，读者多误，毛、郑不免，何况其余？念孙贯通经训，尤明词气，而引之克世其学，于前人之误解者，独能旁引曲喻，以得本旨所在，使人颐解心折，叹为确不可易，而又百思不能到，使古圣贤复生见之，亦必曰“吾言固如是，沿误数千年，而今乃得明矣”。此诚不可不开之奥窔。仪征阮元芸台读其书，谓“恨不能起毛、郑、孔诸儒而共证此快论”者也。阮元早岁与邵晋涵、王念孙友，逮闻前训，征引群书，撰《经籍纂诂》百六十卷，集古今诂训之大成。钱大昕序其书曰：“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于诂训之外者也。”旨哉言乎。纂《小学志》第七。
注解：
[1] 上下，原作“二二”，据《群书考索》改。
[2] 籍，原作“籀”，误。
[3] 总，原作统，据《说文释例》改。
[4] 彣，原作“彰”。
[5] 同，原作“阙”，误。
[6] 裁，原作“裂”，误。
[7] 才，原作“财”。
[8] 陈，原作“随”，误。
[9] 王下原有“肃”字，据《南齐书·陆厥传》删。
[10] 史，原作“书”，误。
[11] 字，原作“本”，误。
[12] 集，原作“切”，据文意改。
[13] 昴，原作“昂”，误。
[14] 《寒》韵原无，据《古音表》补。
[15] 青，原作“香”，误。
[16] 乏，原作“之”，误。
[17] 遍，原作“偏”，误。
[18] 纬，原作“讳”，误。
[19] 释，原作“说”，误。
[20] 璞，原作“朴”，误。
[21] 书，原作“诗”，据《尔雅注疏》改。
[22] 僻，原作“辟”，据文意改。
[23] 坫，原作“玷”，误。
[24] 照，原作“昭”，误。
[25] ，原作“由”，误。
[26] 假，原作“段”，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