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所以导达性灵，歌咏情志者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夏、殷以上，诗多不存。姬周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风者，圣贤治道之遗化；雅，以为后世法；颂，诵德广以美之。三者诗之体也。《风》有《周南》、《召南》，有《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旧说二南者正风，十三国者变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正言其事，言王政之所由废兴，而与风之主文谲谏者殊科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有《周颂》，有《鲁颂》，有《商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作诗之法，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赋、比、兴三者与风、雅、颂并称为六义。先王以是敬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不离日用间，有福天下万世之意，《周南》也。至诚淳恪，秋毫不犯，《召南》也。君子处变，渊静自守，《邶风》也。翩翩有侠气，《齐风》也。忧思深远，《唐风》也。秋声朝气，《秦风》也。深知民情而直体之，《豳风》也。忠厚之至，《小雅》也。振刷精神，宣王《小雅》也。深远，《大雅》也。铺张事业，宣王《大雅》也。天心布声，《周颂》也。谨守礼法，《鲁颂》也。天威大声，《商颂》也。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诏群弟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卜商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乃檃括诗人本旨，为三百十一篇作序，《史记·孔子世家》云：“《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数六笙诗也。子夏作序时，六笙诗犹存。授鲁人曾申子西，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名况，年五十，始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善为《诗》、《礼》、《易》、《春秋》，而以《诗》传鲁人毛亨、齐人浮丘伯。鲁人申培公少时尝与国人穆生、白生及楚人刘交俱学《诗》于浮丘伯。交，字游，汉高祖同父少弟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兴，交为楚元王。而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浮丘伯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学。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而元王亦撰次《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元王薨，郢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而弟子为博士、二千石者十余人，居官皆有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鲁孔安国传古文《尚书》，然亦受《诗》申公，称高第弟子。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文，而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见《汉书·艺文志》，盖弟子传录之口义也。疑者则阙勿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车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悦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鲁国韦贤长孺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以异下博士江公，故称大。及许生，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宣帝世，以先帝师，甚见尊重，官丞相。传子玄成少翁。于元帝时，以太常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1]，不如一经。”盖为玄成父子言之也。玄成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由是《鲁诗》有韦氏学。东平王式翁思者，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受《诗》，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沛郡薛广德长卿、山阳张长安幼君[2]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骊驹》者，逸《诗》篇名，客欲去歌之者也。于是式言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所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坠[3]。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弟子薛广德，温雅有蕴藉，以《鲁诗》教授。楚国龚胜君宾、龚舍君倩师事焉。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数与议论，器之，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论石渠，迁御史大夫。而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字伟君，初受《鲁诗》于王扶，改学曰《许氏章句》，儒林谚曰：“殿上成群许伟君。”由是张家有许氏学，此又《鲁诗》之支与流[4]裔也。《齐诗》始于齐人辕固，固作《诗内外传》。孝景时，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首。履虽新，必贯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也。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言直，无辠[5]，乃假固利兵。下圈[6]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无如何。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菑川公孙弘，固弟子也，亦征，仄目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鲁人夏侯始昌最能传固学。始昌亦事公孙弘，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后苍，字近君，东海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而《诗》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见《汉书·艺文志》。为博士，至少府。授学同郡翼奉少君、萧望之长倩、匡衡稚珪，三人经术皆明。衡为后进，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学不仕，好律历阴阳之占。元帝初即位，诸儒荐之，征待诏宦者署，言事数验。宴见，天子敬焉。自称于天子曰：“臣闻之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7]，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悦，伤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灭亡。今陛下圣明，深怀要道，烛临万方。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以郎中为博士、谏议大夫。由是《齐诗》有翼氏学，最为后苍高第弟子者也。萧望之好学，治《齐诗》，事后苍且十年，以令诣太常受业，复事同学博士白奇，又从始昌族子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京师诸儒称述焉。宣帝闻望之名，拜为谒者，累迁至二千石，寖益任用。以言事见罪，遂见废，不得相。为太子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即元帝也。寻拜前将军，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匡衡于望之为后生，然好学，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衡射策甲科，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今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元帝即位，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为太子少傅。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遂拜丞相，封乐安侯。子咸，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由是《齐诗》有匡衡之学。衡授琅玡师丹公仲、伏理斿君、颍川满昌君都。君都为詹事，授九江张邯、琅玡皮容，皆至大官，徒众极盛。理以《诗》授成帝，为高密太傅，家世传业。而丹为哀帝大司空，以言事不合上意，策免。尚书令唐林上疏为讼直，言：“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尤为有名。由是《齐诗》有师丹、伏理之学。长安班伯少受《诗》于师丹，以妹为成帝倢伃。帝舅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晏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平陵郑宽中少君、河内张禹子文，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即通大义，又讲异同于长安许商长伯，累官侍中、光禄大夫。禁中设宴饮之会，伯言：“《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遂罢酒。此《齐诗》之学也。《韩诗》出自燕人韩婴。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指归则一。有《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见《汉书·艺文志》。只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于他书，不知果韩生原书否也。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武帝时，婴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后其孙商为博士。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氏《易》深，太傅故专传之。”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东海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顾韩生之《易》卒不传。韩生之《诗》，授之淮南贲生、河内赵子，而赵子以授同郡蔡谊。谊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卫青幕府。昭帝时，诏求能为《韩诗》者，征谊待诏，久不进见。谊上疏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窃以臣闻道于先师，自托于经术也。愿赐清闲之燕，得尽精思于前。”上召见谊说《诗》，甚悦，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进授昭帝。数岁，累拜丞相，封阳平侯，传其学于同郡食子公与琅玡王吉子阳。吉为昌邑王中尉，而王好游猎，驱驰国中，动作无节。吉引《诗》上疏谏争，甚得辅弼之义，虽不治民，国中莫不敬重焉。昌邑王败，吉以罪废。宣帝时，征起为博士、谏大夫。而食子公亦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而顺授东海髮福，丰授山阳张就，皆至大官，徒众尤盛。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韩诗》与《齐诗》、《鲁诗》三家并立学官，置博士，然齐辕固、燕韩生之师说莫详，其为《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而儒者以为鲁最为近。何者？鲁申公之学，传自荀卿，而溯之子夏，于三家为有据也。鲁国毛亨亦受学荀卿，以《毛诗》别自名家，自谓子夏所传。惟子夏序《诗》，篇义各编，遭战国至秦而《南陔》六诗亡。亨乃引序，各冠篇首，作《故训传》三十卷，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亡害，或辞用顺逆而不违，要明乎世次得失之迹，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人之本旨。故曰：“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故训传》，失守之学也。”文简而义赡，语正而道精，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二毛公《诗》用古文，鲁、齐、韩三家则用今文。《汉书·艺文志》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毛诗》二十九卷。是经文惟《毛诗》为别本，而鲁、齐、韩三家经则同一本，盖今古文殊也。惟序用子夏，则三家与《毛诗》同。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鲁颂》三十一篇之序二句，与毛序文有详略，而大旨略同。《唐书·艺文志》称《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二十二卷，是《韩诗》亦有序，其序亦称出子夏矣。顾《毛诗》不得置博士，与三家并。独河间献王修学好古，于国中立毛氏《诗》博士，以毛苌为之。苌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齐人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虢徐敖。世之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敖授九江陈侠，而侠于平帝之世，公车征说《诗》，自是《毛诗》始得列于汉廷，为置博士焉。王莽篡汉位，以陈侠为讲学大夫，授《诗》九江谢曼卿，为《诗训》。既光武中兴，立五经博士，《易》施、孟、梁丘，《书》欧阳、夏侯，《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皆用今文，独《诗》齐、鲁、韩、毛今古文并立。顾炎武言：“《后汉书·儒林传》‘《诗》齐、鲁、韩、毛’，‘毛’字为衍文。”然《毛诗》初不大显。于时《鲁诗》世家称平原高诩季回。自其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再征为博士，寻拜大司农，在朝以方正称。而《齐诗》世家称琅玡伏湛惠公，其九世祖胜传《尚书》，所谓济南伏生者也。自父理学《诗》匡衡，别自名学，传业于湛，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王莽败，仓猝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不废教授。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才堪宰相，征拜尚书，再迁大司徒，封阳都侯。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黯子恭，字叔齐，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明帝时，天子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既肃宗行飨礼，遂拜恭为三老，于《诗》学最为儒宗也。《韩诗》世家称淮阳薛汉公子，世习《韩诗》，有《薛氏章句》二十二卷，见《隋书·经籍志》。汉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光武即位，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弟子犍为杜抚叔和、京兆廉范叔度、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而抚才尤高，传汉学，定《韩诗章句》，弟子千余人，所作《诗题》，下有脱字。按《华阳国志》云：“林抚作《诗通议说》。”文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注。此鲁、齐、韩三家《诗》世家也。其他治《鲁诗》者，曰太傅南阳卓茂子康、司徒扶风鲁恭仲康及弟侍中丕叔陵、谏议大夫沛陈宣子兴、大鸿胪会稽包咸子良、骑都尉任城魏应君伯、侍御史豫章陈重景公、南顿令豫章雷义仲公、太尉汝南李咸元章、处士酂李炳子然、琅玡王傅、陈留蔡朗仲明、屯骑校尉山阳鲁峻仲严。治《齐诗》者，曰伏波将军扶风马援文渊、处士蜀郡任末叔本、广汉景鸾汉伯、大鸿胪颍川陈纪元方。治《韩诗》者，曰长沙太守汝南郅恽君章、太山都尉梁国夏恭敬国、云阳令扶风朱勃叔阳、处士会稽赵晔长君、阆中令巴郡杨仁文义、光禄勋寿春召驯伯春、武威太守安定李恂叔英、郎中豫章唐檀子产、处士山阳张匡文通、辽东属国都尉北海公沙穆文乂、处士汝南廖扶文起、车骑将军巴郡冯绲鸿卿、大将军安定梁商伯夏、司空河内杜乔叔荣、太尉弘农刘宽文饶、东海相京兆韦著休明，皆有名字载在史策。而《韩诗》极盛。赵晔受学杜抚，撰《韩诗谱》二卷、《诗神泉》一卷。又有侯苞者，作《韩诗翼要》十卷，见《隋书·经籍志》。独东海卫宏敬仲、扶风贾逵景伯，于中兴之初，学《毛诗》于谢曼卿，而逵作《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又有《毛诗杂议难》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则非笃信于毛者也。独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河南郑众仲师、汝南许慎叔重，亦稍稍治《毛诗》。然在廷诸臣，犹崇韩故，兼习鲁训。而作《毛诗传》者自扶风马融季长始也。北海郑玄康成初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既事马融，治《诗》乃一于宗毛。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而为识别，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凡二十卷，谓之曰《笺》。郑《笺》行而毛学昌，三家微矣。然郑《笺》兼用韩、鲁，以补缺拾遗于毛，与《毛传》时有异同。炎汉祚衰，三国分崩，魏有太子文学东平刘桢公幹撰《毛诗义问》十卷，秘书郎刘璠撰《毛诗义》四卷、《毛诗笺传是非》二卷，谢沈撰《毛诗注》二十卷、《毛诗释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不知于义云何。独太常东海王肃子雍灼知郑《笺》之异毛，撰《毛诗义驳》八卷、《毛诗问难》二卷、《毛诗奏事》一卷，以申毛难郑，益阐毛义，撰《毛诗注》二十卷。而司空东莱王基伯舆撰《毛诗答问》、《驳谱》合八卷，见《隋书·经籍志》。其中《毛诗驳》五卷，则申郑玄而难王肃者也。由是《毛诗》有郑玄、王肃二家之学。此魏之治《毛诗》者也。吴之治《毛诗》者，有太常卿徐整撰《毛诗谱》三卷，侍中韦[8]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诗答杂问》七卷，见《隋书·经籍志》，皆不传。独太子中庶子乌程令吴郡陆玑元恪撰《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为后人辑佚，廑存。盖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而玑去古未远，疏解犹为得真，后来之笺毛者，咸以玑书为据也。末附《四家诗源流》四篇，而《毛诗》为特详者，则宗毛之故也。蜀之治《毛诗》者无闻。而治《韩诗》者，魏有中尉河东崔琰季珪，吴有会稽都尉广陵张纮子纲，蜀有大鸿胪蜀郡杜琼伯瑜、安汉令蜀郡何随[9]季业。而杜琼著《韩诗章句》十余万言。至崔琰晚事郑玄，当亦兼习《毛故》者也。齐、鲁之《诗》，学者耗矣亡焉。晋禅魏祚，《韩诗》虽存，亦无传者。儒生研诵，独有《毛诗》，而郑、王异说，攻难互起。长沙太守孙毓撰《毛诗异同评》十卷，恢张王说。而徐州从事陈统又明郑义，作《难孙氏毛诗评》四卷。其他弘农太守河东郭璞景纯撰《毛诗拾遗》一卷，给事郎杨乂撰《毛诗辨异》三卷、《毛诗异义》二卷，具见《隋书·经籍志》，疑又毛公之补缺拾遗者也。宋、齐、梁、陈继晋而作，言《毛诗》者则宋有中散大夫徐广撰《毛诗背隐义》二卷，奉朝请孙畅之撰《毛诗引辨》一卷、《毛诗序义》七卷，金紫光禄大夫何偃撰《毛诗释》一卷，通直郎雷次宗撰《毛诗序义》二卷、《毛诗义》一卷，交州刺史阮珍之撰《毛诗序注》一卷，齐有处士刘撰《毛诗序义疏》四卷、《毛诗编次义》一卷，顾欢撰《毛诗集解叙义》一卷，梁有武帝撰《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简文帝撰《毛诗十五国风义》二十卷，桂州刺史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给事郎谢昙济撰《毛诗检漏义》二卷，处士陶弘景《毛诗序注》一卷，何胤撰《毛诗隐义》十卷，舒援撰《毛诗义疏》二十卷，具见《隋书·经籍志》，皆谨守毛公而为之笺明疏证其义尔。独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凡二十卷，谓之《业诗》，虽世所不行，然于《毛诗》极盛之后，卓然别自名家，而不欲为毛公之舆台，亦可谓畸士也。北学宗毛，无殊南朝，其著有成书者，则有魏之安丰王元延明撰《毛诗谊府》二十八卷，太常卿刘芳撰《毛诗笺音证》十卷，萧岿散骑常侍沈重撰《毛诗义疏》二十八卷。隋有太学博士景城刘炫光伯撰《毛诗述义》四十卷、《毛诗集小序》一卷，信都刘焯士元撰《毛诗义疏》二十九卷，国子助教余杭鲁世达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毛诗并注音》八卷。其间聪颖特达，曰焯、曰炫，并称二刘，笺毛疏义，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称为无双者也。所惜者，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至唐贞观十六年，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因郑玄之笺，撰定《毛诗正义》四十卷，而郑学日章，王注以熸。其书以刘焯《义疏》、刘炫《述义》为稿本，删其所繁，增其所简，而草木虫鱼则取裁陆玑之《疏》，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集毛学之大成。终唐之世，人无异辞。惟颖达《正义》之于《诗序》，引旧说云：“起‘《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公足成之。”或云：“小序是东海卫敬仲所作。”具列两说，而不为论定，盖其慎也。独成伯玙撰《毛诗指说》一卷，乃据郑《诗谱》意而定小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谓“众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鸿雁》，美宣王也’，如此之类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云尔。”虽佐证未备，而决别疑似，于说《诗》者亦足以裨参证焉。然自孔颖达而后，说《诗》者莫敢疑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端于庐陵欧阳修永叔。修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撰《毛诗本义》十六卷。其书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后断以己见。凡为说一百有四篇，统解十篇，《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于后。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述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余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虽不曲徇毛、郑，而亦未尝轻议毛、郑。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抒独得，甚者删窜《二南》，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修之门下士眉山苏辙子由乃撰《诗集传》二十卷，其说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辞，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而不取子夏之说，因惟存其发端一言，而余文悉删。然辙于毛公之说，曰“独采其可者，见于今传，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是辙于毛公之学，亦未一笔抹杀，而务持其平，犹之修之用心也。临川王安石介甫与苏辙同辈，而神宗倚畀作相，置经义局，以安石提举，修定其《新经诗义》三十卷，大指依据毛公，安石训其义，而训其辞者则其子元泽。盖亦王氏《新经》三书之一也。安石又撰《字说》二十卷，以相辅翼，与《三经》并颁学官，于是宋之学风一变。然多袭其义理，而传安石名物训诂之学者，曰山阴陆佃农师、仙游蔡卞元度。佃，安石客；卞，安石婿也。佃作《埤雅》，卞作《毛诗名物解》，大指皆以《字说》为宗。而卞之书二十卷，凡十一类，曰《释天》、《释百谷》、《释草》、《释木》、《释鸟》、《释[10]兽》、《释虫》、《释鱼》、《释马》、《杂释》、《杂解》。论者或诋其议论穿凿，征引琐碎，无裨于经义。然征引发明，有出于陆玑[11]《草木虫鱼疏》、孔颖达《正义》外者。安石之《新经诗义》不传，而卞之学出于安石，此可以考见安石《新经诗义》之一斑焉。然安石《新经诗义》于毛公尚少诃辞，而诋毛公，废《诗》序，毅然力持，昌言不忌者，其自南宋莆田郑樵渔仲始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师心自是，撰《夹漈诗传辨妄》二十六卷，大指以为：“《毛诗》自郑、毛既笺之后，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书专行，齐、鲁、韩三家遂废，致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极言《毛序》之不可偏信也。然设以听讼为喻，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于他书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徒得之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于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于旁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论者不以为允也。既朱子撰《诗集传》二十卷，而殿以《诗序辨说》，以大小序自为一编而辨其是非，盖用郑樵之说也。然考朱子注《诗》，盖两易稿，其初稿全宗小序，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小序，盖犹初稿之序。金华吕祖谦伯恭撰《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引朱子曰者，即采朱子注《诗》初稿说也。朱子与祖谦交最契，其初论《诗》亦最合，顾朱子晚年改从郑樵而自变前说，而祖谦仍坚主毛、郑。故祖谦没，朱子作《家塾读诗记》序，称“少时浅陋之说，伯恭父误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说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间，熹窃惑之。方将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盖深不平于祖谦之故见自封。然迄后攻序宗序，两家角立相争而不能以偏废，嗜祖谦书者终不绝也。祖谦书三十二卷，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翦截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蕲以阐发诗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盖宋儒《诗》学之详正，未有逾于祖谦者也。惟《公刘》以后，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焉。崇德辅广汉卿者，初从吕祖谦游，后复从朱子讲学，即世所称庆元辅氏也。顾辅氏撰《诗童子问》十卷，大指主于掊击《诗》序，羽翼《诗集传》，与祖谦说《诗》之宗序者不同。而庆元王应麟伯厚旁采诸书所引齐、鲁、韩三家《诗》逸文，撰《诗考》一卷，中采《韩诗》较夥，齐、鲁二家仅寥寥数条。盖《韩诗》最后亡，唐以来注书之家，引其说者多也。后之辑三家《诗》者，或訾应麟为未备，然古书散佚，搜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修自易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自序称：“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惟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一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文公《集传》多从《韩诗》，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尝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网罗遗佚，傅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于斯。”亦朱子《集传》之羽翼也。慈溪杨简敬仲撰《慈湖诗传》二十卷，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要与朱子无大殊。其它笺释文义，如以“聊乐我员”之“员”为姓，以“六驳”为“赤驳”之讹，以“天子葵之”之“葵”为有向日之义，间有附会穿凿。然其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征远引，曲畅其说。其考核六书，则自《说文》、《尔雅》以及史传之音注，无不悉搜；其订正训诂，则自齐、鲁、毛、韩以下以至方言杂说，无不博引，可谓折衷同异，自成一家之言者。至篇中所论，谓《左传》不可据，谓《尔雅》亦多误，谓郑康成不善作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学》之释《淇澳》为多牵合，而诋子夏为小人儒，斯又大言炎炎，而为朱子之所不敢出者。盖简之学出陆九渊，九渊固谓“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而朱子尚信经传、道问学也。然简之放言自恣，无所畏避，尚不如金华王柏鲁斋之甚也。柏之学，虽渊源于朱子，而撰《诗疑》二卷，则攻驳毛、郑不已，并本经而攻驳之；攻驳本经不已，又并本经而删削之。其以《行露》首章为乱入，据《列女传》为说，犹有所本也；以《小弁》“无逝我梁”四句为汉儒所妄补，犹曰其词与《谷风》相同，似乎移缀；以《下泉》末章为错简，谓与上三章不类，犹著其疑也。至于《召南》删《野有死麇》，《邶风》删《静女》，《鄘风》删《桑中》，《卫风》删《氓》、《有狐》，《王风》删《大车》、《丘中有麻》，《郑风》删《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箨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风》删《晨风》，《齐风》删《东方之日》，《唐风》删《绸缪》、《葛生》，《陈风》删《东门之池》、《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株林》、《泽陂》，凡三十二篇。按：书中所列之目实止三十一篇，疑传刻者脱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杂以怨诽之语，可谓不雅。予今归之《王风》，且使《小雅》粲然整洁。”其所移之篇目虽未具列，其降《雅》为《风》，已明言之矣。又曰：“《桑中》当曰《采唐》，《权舆》当曰《夏屋》，《大东》当曰《小东》。”则并篇名改之矣。顾柏亦自知诋斥圣经，或为公论所不许，乃托词于汉儒之窜入。至于谓《硕人》第二章形容庄姜之色太亵，《黄鸟》乃浅识之人所作，则更直排孔子删定之失当，不复托词于汉儒矣。此又杨简之所不敢者也。元儒金华许谦益之称受学于王柏，而于柏《诗疑》所欲删之《国风》三十二篇，则疑而未敢遽信。论者或斥谦存已放之郑声也。见兰溪吴师道正传为谦撰《诗集传名物钞》序。然谦撰《诗集传名物钞》八卷，考订名物音训，咸有依据，信足以补朱子之放阙焉。同时有安福刘瑾公瑾者，其学问渊源亦出朱子。撰《诗传通释》二十卷，发明《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惟广书皆循文演义，而瑾兼辨订故实，虽证实蹈虚不同，然义理一也。盖宋以前之说《诗》者，罔不毛、郑是宗。欧阳修、苏辙而后，别解渐生。郑樵、朱子而后，异帜高张。迄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许谦之《诗集传名物钞》、刘瑾之《诗传通释》两书其尤著者也。至仁宗行科举法，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永乐间，行在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二十卷，亦主于阐扬朱《传》，遵宪典也。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刘瑾之《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惟改其中“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又刘书以小序分隶各篇，是书则从朱子旧本合为一篇，小变其例而已。自是宋学昌而汉义绌，朱《传》行而《毛诗》废矣。然明儒《诗》学亦有宏究汉义而不宗朱《传》者。监利李先芳伯承撰《读诗私记》二卷，释义多从毛、郑，毛、郑有所难通，则参之吕祖谦《读诗记》、严粲《诗缉》。其自序曰：“文公谓小序不得《小雅》之说，一举而归之刺。马端临谓文公不得郑、卫之风，一举而归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间。”盖不专主一家，故议论宏通，绝无区分门户之见。如说《郑风·子衿》，仍从学校之义，则不取宋学；谓《国风》、《小雅》初无变、正之名，则不从汉说；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则小序与《集传》之说并存，不置可否，盖小序皆以为刺幽王，义有难通，而《集传》所云，又于古无考，故阙所疑也。虽援据不广，时有阙略，要其大纲，则与凿空臆撰者殊矣。然犹折衷汉、宋也。明宗室朱谋[12]郁仪撰《诗故》十卷，乃专以《毛诗》小序为主而考证以旧说。其曰《诗故》者，盖《汉书·艺文志》载《诗》类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毛诗故训传》，颜师古注：“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谋是书，盖用汉儒之旧名，故其说《诗》亦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诗集传》多所异同。其间自立新义者，如以《小星》为暬御入直，以《斯干》为成王营洛、周公所赋之类，似失之穿凿。然谋博极群书，学有根柢，要异乎剽窃陈言。盖自胡广等《五经大全》一出，应举穷经，久分两事。谋生长帝室，不借应举为进取，乃得以研究遗文，发挥古义也。经术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迨明之亡也，吴江陈启源长发撰《毛诗稽古编》三十卷。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经，而不载经文，但表篇目，其无所论说，则并篇目亦不载；次为《总诂》五卷，分六子目，曰《举要》，曰《考异》，曰《正字》，曰《辨物》，曰《数典》，曰《稽疑》；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编”，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但广书皆循文演义，故所驳惟训解之辞，而瑾书兼辨订故实，故所驳多考证之语。其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诸儒，喜骋虚辨，迨清儒矫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而启源实先河也。然当启源之世，亦有兼综汉、宋不主一家者，桐城钱澄之饮光、吴江朱鹤龄长孺，其尤著者也。澄之撰《田间诗学》十二卷，大旨以小序首句为主，而非有意于攻朱子《集传》。于汉、唐以来之说，亦不主于一人。所采诸儒论说，自汉唐注疏、朱子《集传》以外，凡二程子、张子、欧阳修、苏辙、王安石、杨时、范祖禹、吕祖谦、陆佃、罗愿、谢枋得、严粲、辅广、真德秀、邵忠允、季本、郝敬、黄道周、何楷二十家。其中王、杨、范、谢四家，今无传本，盖采于他书；陆、罗二家，本无《诗》注，盖草木鸟兽之名，引其《埤雅》、《尔雅翼》也。自称毛、郑、孔三家之书，录者十之二，《集传》录者十之三，诸家各本录者[13]十之四，持论颇为精核，而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言之尤详。尝语人曰：“《诗》与《尚书》、《春秋》相为表里，必考之《三礼》以详其制作，征诸《三传》以审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书纪年》、《皇王大纪》以辨其时代之异同与情事之疑信，即今舆记以考古之图经而参以平生所亲历。”亦可见其考证之切实矣。至鹤龄则与陈启源同里，尝序启源之《毛诗稽古编》，而撰《诗经通义》十二卷，则自序称“此书盖与启源商榷而成”，又称“启源《毛诗稽古编》专崇古义，此书则参停于今古之间”。盖其专主小序，而兼综汉、宋，与澄之《田间诗学》同。惟甄采较狭，于汉用毛、郑，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辙、吕祖谦、严粲，并世用陈启源，其释音明用陈第，并世用顾炎武，其凡例九条及考订郑氏《诗谱》，皆具有条理，虽参用今古，与启源之专崇古义者不同，然启源之《毛诗稽古编》屡称焉。惟启源、鹤龄与钱澄之三人者，明之遗老而非清儒也。清儒之传经者，首推长州惠氏，三世以经学著称，而发祥者惠周惕字元龙也。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及《诗说》，而《诗说》三卷最佳，其大旨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谓正雅、变雅美刺错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上为正，《民劳》以下为变；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谓天子、诸侯均得有颂，《鲁颂》非僭，大抵引据确实，树义深切，而于《毛传》、郑《笺》、朱《传》，无所专主，多自以己意考证，则又与钱澄之、朱鹤龄之兼采汉宋、折衷同异者殊科。无锡顾栋高震沧撰《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盖析《毛诗》名物为二十一类而为之释也。惟诸家之释名物者，多泛滥以炫博，而栋高此书则采录旧说，颇为谨严，又往往因以发明经义，与但征故实体同类书者有别，亦庶几抒所自得，能出新意者。然清儒说经之所为别帜于宋、元者，在能宏究汉义，辨明家法。其始也，阐扬毛、郑古文以破宋儒臆测之谈，及其既也，则又旁采今文齐、鲁、韩诸家逸文而驾之晚出毛、郑古文之上。至如惠、戴二氏，抒所得而出新义，非所贵于清儒也。休宁戴震东原之撰《毛郑诗考正》四卷、《考正郑氏诗谱》一卷、《杲溪诗经补注》二卷，金坛段玉裁懋堂之撰《毛诗故训传》三十卷、《诗经小学》一卷，江都焦循理堂之撰《毛诗补疏》五卷，嘉应李黼平绣子之撰《毛诗义》二十四卷，桐城马瑞辰元伯之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泾县胡承珙墨庄之撰《毛诗后笺》三十卷，崇明陈奂硕甫之撰《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毛诗说》一卷、《毛诗传义类》十九篇、《释毛诗音》四卷、《郑氏笺考正》一卷。而陈奂师事段玉裁，治《毛诗》、《说文》，以为郑康成习《韩诗》，兼通齐、鲁，最后治《毛诗》，笺《诗》乃在注《礼》之后，以《礼》注《诗》，非墨守一氏，《笺》中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因撰《郑氏笺考征》，而后知毛古文、郑用三家从今文之不同术也。析毛、郑之殊旨，明音义之通借，乃放[14]《尔雅》，编作《义类》，于一切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虫鱼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刬除，条例章句，糅成作疏，捃取先秦之旧说，搴择末汉之微言，置郑《笺》而疏《毛传》，署曰《诗毛氏传疏》，盖诸家之尤矜慎者矣。斯则阐扬毛、郑古文以破宋儒臆测之谈者也。它如会稽范家相蘅洲之因宋王应麟《诗考》而辑《三家诗拾遗》十卷，视应麟书为赅备矣，然犹未及侯官陈乔枞朴园也。自后嘉兴冯登府柳东撰《三家诗异文疏证》一卷，邵阳魏源撰《诗古微》十七卷，吴江迮鹤寿青厓撰《齐诗翼氏学》四卷。而陈乔枞秉其家学，以父寿祺撰《三家诗遗说考》未成，次第补缉，成《鲁诗遗说考》六卷、《齐诗遗说考》四卷、《韩诗遗说考》五卷，各述授受源流，而冠以叙录一篇。又撰《诗经四家异文考》四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盖乔枞之考据详博，与魏源之议论宏辨，言今文者骈称二难焉。晚清善化皮锡瑞鹿门撰《诗经通论》，亟称陈《考》搜采之备，魏源驳辨之快，顾有不足于魏源之好创新说，曰：“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也。”然其右今三家而抑《毛传》，实与魏源同指。斯又旁采今文齐、鲁、韩诸家逸文而欲驾之晚出毛、郑古文之上者也。此外又有连江陈第季立之《毛诗古音考》、昆山顾炎武宁人之《诗本音》、曲阜孔广森约之《诗声类》，具详《小学声韵篇》，兹不复赘。纂《诗志》第四。
注解：
[1] 满，原作“蒲”，据《汉书·韦贤传》改。
[2] 君字原脱，据《汉书·儒林传》补。
[3] 坠，当作“墬”，即“地”之古字。
[4] 与流，原作“流与”，据《汉书·艺文志》改。
[5] 辠，原作“辜”。《汉书·儒林传》作“辠”，即“罪”之古字，据改。
[6] 圈，原作“固”。据《西汉年纪》卷九改。
[7] 阳，原作“作”，据《汉书·翼奉传》改。
[8] 韦，原作“韩”，据《隋书·经籍志》改。
[9] 随，原作“隋”，据《华阳国志·后贤志》，改。
[10] 释字原脱，据《毛诗名物解》补。
[11] 玑，原作“机”，据《四库总目考证》当作“玑”。
[12] ，原作“玮”，误。
[13] 者，原作“之”，据《四库提要》“田间诗学”条改。
[14] 放，按文意当作“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