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来，桐城姚鼐《古文辞类篹》一书，时贤诟病，几等不足齿之伧！然余以为《姚篹》之病在取径太狭，既不如《曾钞》（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博涉经子；而择言偏洁，又不如《李钞》（李兆洛《骈体文钞》）之足有才藻；规模未宏，自是所短！至分类必溯其原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辙，近儒章炳麟曰：“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见《菿汉微言》。）后之续者，有遵义黎庶昌、长沙王先谦两家。然黎氏之书，上采经史，品藻次第，一准绳其师曾国藩之言，要为《曾钞》之别子，而非绳武于《姚篹》也。惟王氏之辑，志在续姚，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家，论其得失，区别义类，悉遵姚氏，斯可以窥见文章之流变，而觇当世得失之林焉！
一、解题及其篹例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古文辞类篹》者，盖桐城姚鼐分类篹辑古之文辞而为总集之一，篹之为言论篹也，盖本《汉书·艺文志序》论语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一言；姚氏《序目》称“以所闻见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篹》”者是也。盖编次之际，姚氏曾以所闻见详经论说而不为苟然；如《序目》考论文体十三类之起原，及诸篇之注按，是也；故依《汉志》题“篹”，师古注：“篹与撰同”；或题曰“纂”者讹也。（姚氏之非题“纂”，本滁州李承渊校刊《古文辞类篹后序》，而详加以考证。）
惟总集之作，导源《诗》、《书》。《诗三百》，周诗之总集也。《书》百篇，周以前文之总集也。考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见刘知幾《史通·六家篇》。）厥为文之第一部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义礼，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见《史记·孔子世家》。）厥为诗之第一部总集。惟《诗》者，风、雅、颂以类分。而《书》则虞、夏、商、周以代次。盖《诗》者，开后世总集类编之先河。而《书》则为后世总集代次之权舆者也。然《诗》、《书》二者，崇入经部，不以隶集。
《晋书·挚虞传》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之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论者胥推为总集之祖！其书逸不传；而体裁犹可悬想而知；盖《志》如《书》之按代次？而《流别》疑如《诗》之依类分者也？特后之辑者，鲜有按代。独明梅鼎祚之《文纪》、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起皇古迄隋，以时先后为次；是为总集家变例。而自梁太子《昭明文选》以下，亡虑分类者为多。古文辞类篹者，盖古文辞辑而论篹之按类者也；故题曰“类篹”。然总集之分类不一：《昭明文选》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三十七类。而姚氏斥其“分体碎杂，立名可笑”；而以后来编集之相仍者为陋，故不之采，其类篹定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十三类；而文之体类始明。盖以体势分也，此一法也。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分古今文为“放胆”、“小心”二种。后来曾国藩本姚氏阴阳之说，（见《续篹·姚姬传复鲁絜非书》。）而衍之为《古文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或者暗觑谢氏之筋节而之《姚说》？张其旗鼓，谓为前人所未发！自今观之：“气势”、“趣味”，“放胆”文也。“识度”、“情韵”，“小心”文也。（此采予弟孙卿之说，见《文章举隅序》。）此以神理分也，盖又一法也。至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则以作用分，曰“辞令”，曰“议论”，曰“叙事”，而殿之以诗歌一体。后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析体十一而综以三门：曰“著作”，即真氏之议论；曰“告语”，即真氏之辞令；而所谓“记载”者，则真氏之“叙事”也，盖异名而同用者尔？此又一法也。三者之中，厥以分体势者为夥。然总集分体之可考见者，莫古于《文选》三十七类。明而未融，姚氏不取；要为有见！今按其中如“骚”、“七”之别类，“诏”、“册”、“令”、“教”之分四类，“表”、“上书”、“弹事”之分三类，“启”、“笺”、“奏记”、“书”之分四类，“颂”、“赞”、“符命”之分三类，“序”、“史论”、“史述赞”之分三类，（史论、史述赞皆史，汉纪传后论赞要为序跋之类。）“诔”、“哀”、“吊文”、“祭文”之分四类，及“碑文”、“墓志”之别为二，如此之类，皆全不知体要；而因名立类，每类之文，或廑一两篇。姚氏所谓“立名碎杂”者也。至《七发》诸篇不并入“骚”而别题“七”；策秀才诸问不题“策问”而题曰“文”；班、范前后《汉书·纪传赞》不并入“史论”而别题“史述赞”；哀永逝诸文不并入“诔”或“吊文”而别题“哀”；如此之类，杜撰题目，展卷茫然，不得其解。姚氏所谓“立名可笑”者也。
姚氏以《文选》之“序”、“史论”、“史述赞”并入“序跋”；“表”、“上书”、“弹事”并入“奏议”；“启”、“笺”、“奏记”、“书”并入“书说”；“诏”、“册”、“令”、“教”、“文”、“檄”并入“诏令”；“赋”、“骚”、“七”、“对问”、“设论”、“辞”、“连珠”并入“辞赋”；“诔”、“哀”、“吊文”、“祭文”并入“哀祭”；“碑文”、“墓志”并为“碑志”；“箴”、“铭”并为“箴铭”；“颂”、“赞”、“符命”并为“颂赞”；实较昭明为简当！而别增“传”与“状”为一类；“赠序”、“杂记”昭明所无，以拾其遗；篹古文辞，要为明其伦类！顾挽近以来，或以昭明总集之眉目而相震惊；又捶桐城已死之虎，寻响捕风，崇《萧选》而薄《姚篹》，以为不足与斯文；尚得为知其类也乎！或者又以《篹》不采《诗》为姚病！然韵散殊体，《诗》、《书》别经，自古已然，奚独以为《姚篹》病！余昔读《四库全书提要》撰录总集，论文论理，发其殊途；而于篹例；阙然未有论列；因泝源《诗》、《书》而为《姚篹》疏通证明，发其大凡于此。
二、《古文辞类篹》之本子
此《篹》当为姚氏未及论定之书。而通常习见者三本：一嘉庆季年姚氏门人兴县康绍镛巡抚粤东得武进李兆洛所藏刊本，而李氏任雠校焉。一道光五年江宁吴启昌刊本；姚氏弟子管同、梅曾亮、刘钦任雠校焉。“康刻”据乾隆中叶姚氏主讲扬州梅花书院钉本。而“吴刻”则据姚氏晚年主讲钟山书院所授本，与“康刻”本互有异同。盖“康刻”入方苞、刘大櫆之文；而授“吴本”无云，“以姚命”增入焉。意者姚氏亦知方、刘之不逮古作者；而阿好乡人之私，卒有不自克也耶？“康刻”有圈点而“吴刻”祛圈点者。据云“姚氏晚年嫌‘圈点，近时艺’，未及刊落”故以授吴而命去之也。然姚氏少子曰雉，藏父晚年订稿本，字里行间，圈点狼藉，又与“吴刻”之无圈点者不同；卒未闻末命刊去。可知姚氏此书毕生论篹，而未以为惬。“康刻”固早年手笔，“吴刻”亦不为定本矣！昔贤之竺老于学而不倦勤有如是者！迄光绪之世，滁州李承渊好姚氏书，参据康、吴两刻，而见《史记》、前后《汉书》、《文选》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宋元以后，康熙以前各家专集旧椠，有关姚氏《篹》录之文者，随时校勘字句，用朱墨笔注上下方；其圈点则过自“雉本”，而得之雉乡人兰陵逸叟转录者也。既，博考群书，正其句读，矻矻二十年，勒为定本，世传滁州李氏“求要堂刊本”是也，殆视康、吴两刻后来居上矣！“吴刻”之祛圈点，云“本姚意”，然事无佐证，而圈点之于《姚篹》，实有不可祛者。考姚氏《答徐季疋书》称“圈点启发人意，愈解说”。及篹此书，圈点评注，厘订再三。桂林吕璜者，自宜兴吴德旋而私淑诸姚氏者也。尝称吴氏诰以读《姚篹》之法，曰：“《古文辞类篹》，启发后人，全在圈点。有连圈多而题下只一圈两圈者；有全无连圈而题下乃三圈者；正须从此领其妙处。末学不解此旨，好贪连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则于文思过半矣！”语见《初月楼古文绪论》。而吴与姚氏同时交好，其言当有所本。今以吴氏之说，籀诵康、李两刻，而窥其圈点用意之所存，诚有在寻常笔墨蹊径之外者！知吴氏之言，不尽诬也！
挽近以来，徐州徐树铮尤喜谈姚氏之学，加墨此《篹》，且集上元梅曾亮、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诸家批点，旁考诸集评识，标于“康刻”眉间，而折中以己意，最为精审！桐城文章老宿马其昶、姚永概诸人，序而刻焉；所谓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篹》是也。则又于康、吴、李三刻之外，别成一家矣！
三、《古文辞类篹》之前因后果
巴陵吴敏树曰：“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已也。”（见王氏《续篹·吴与篠岑论文派书》。）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参观王氏《续篹例略》、曾涤生《欧阳生文集序》。）挽近或以古典文学少桐城，未为知桐城也！不知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自康熙朝，侍郎方苞以古文鸣海内，上接明之归有光；而有光之所以见重后世者，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言之綦详；谓：“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原文见王氏《续篹》。）今考明自洪武而还，运当开国，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杨士奇文章特优，一时制诰碑版，出其手者为多！仁宗雅好欧阳修文，而士奇文得其仿佛，典则稳称，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所谓台阁体，是也！庙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间，茶陵李东阳出入元明，沿流唐代，擅声馆阁，推一代文宗，而门下士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异军突起，乃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为文故作艰深，钩章棘句，至不可句读，持是以号于天下，而唐宋之文扫地以尽！既北地、信阳之派转相摹拟，流弊渐深，论者乃稍稍复理唐宋之坠绪以相撑拄！盖宋元以来，文以平正典雅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王、季之起，文以沈博伟丽为宗，其极渐流于虚骄，虚骄之极，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两派迭为胜负，盖皆理势之必然！至嘉靖之际，历城李攀龙、太仓王世贞踵起，更衍何、李之绪论，谓：“文自西京，诗至天宝而下，俱无足观！”而世贞才尤高，地望尤显，声华意气，笼盖四海。独归氏绍述欧、曾，矫以清真，至诋世贞为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洄以溯秦汉，而不为钩章棘句者，归氏之力也！
苞敩归氏而衍其旨，力崇雅澹而排涂饰，倡义法；谓：“自南宋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无一雅洁者。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故曰：“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后之所以浸不厌人意而别出阳湖派、湘乡派者以此；然初之能风靡一世而莫之京者亦以此！其乡人刘大櫆继之，遗风遂畅。姚氏尝受古文法于刘氏，然自以所得为文，不尽用刘氏法。刘氏为文学庄子，尤喜摹昌黎，而气不足以举其辞！其篇法之洁，不如方氏；而意度之舂容，又视姚为逊。论者胥称三家，而刘氏有蜂腰之讥也！顾当刘氏之世，吾常州堠山钱氏有伯坰字鲁思者，尝亲受业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其友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州部士夫，素胜俪语，而张氏辞赋能追司马相如、杨雄之所为，撰《七十家赋钞》，尤藉藉人口，厥后乃多治古文者。于是常州有桐城之学！此则著于阳湖陆祁孙《七家文钞序》者，可考按也！（文见王氏《续篹》。）然在桐城士夫，方欲螟蛉我常州人而诏之曰“似我似我”。讵知州滨具区而处，山水明丽，风土所会，绮体为近；虽有大力者莫之能回！士之学为文章者，莫不取径汉魏六朝；晚乃效韩愈、欧阳修为古文，（恽敬《张皋文墓志铭》曰：“少为辞赋，尝拟司马相如、扬雄之言；及壮为古文，效韩氏愈、欧阳氏修。”文见王氏《续篹》。）其能者，实能属辞瑰伟，声情健茂；以视桐城之上承归氏，“修辞虽极雅洁，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者，（曾国藩曰：“方溪修辞极雅洁，无一俚语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华丽非常字。”见薛福成《论文集要·曾文正公论文上》。）颇亦足救声味稀淡之病，学者稍稍好之。于是附庸蔚为大国，而有阳湖派之目！迨李兆洛起，则尤盛扬其波，篹录《骈体文钞》以与姚氏此《篹》作旗鼓之当，而崇汉魏六朝为不祧之祖；至谓学古人之文舍是末由！泾县包世臣作《李氏傅》，所谓“时论方崇归、方，薄骈体而扬散行；而先生则谓‘唐宋传作，无不导源汉魏；汉魏之骈体，即唐宋散行之祖’”者也！虽然，李氏自为文之“澂然而清”、“秩然有序”，则固揆之陆氏序《七家文钞》所称“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殊途而合辙者。顾王氏续篹，取恽敬、张惠言而不收李氏文者；倘谓恽、张之源出桐城，陆氏序明著之；而李氏《骈体文钞》之于姚氏此《篹》有违指也耶？抑何暖暖姝姝一先生之言而不自广也！
自李钞骈体，开设户牖，而阳湖古文之学，乃别出于桐城，然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而桐城派三字，始于题自姚氏，姚氏以前，罔有也！新安程晋芳、历城周永年与姚氏欢好，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见姚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文载王氏《续篹》。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只称周书昌语，而近来兴化李详论桐城派，以为程语斥曾非是。然姚序并称程、周，语意甚明，曾特遗程耳，不必李之为是而曾之为非也。特以姚序为准，而附辨其说于此。）隐若以姚氏承方、刘而相推肩斯文之统。姚氏亦曰：“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见《吴定金先生榜墓志铭》。）一时之言文章者，翕然归服焉！然姚氏不敢以自承，其与王惕甫书，但自居于宋穆伯长、柳仲涂一流，为扬徽之首涂，声闻过情，姚氏若有歉然！徒以乾嘉诸老，姚氏最老寿，从容论说，深造而自有得。其文为世所称诵者，词旨渊雅，夐绝尘表。
姚氏既死，而门弟子播天下者，称述其术，竺好而不厌。上元有管同、梅曾亮，桐城有方东树、姚莹，四人者称高第弟子；而梅曾亮名最高！然梅氏之文，浸淫六朝，（见梅氏《管异之文集书后》，载王氏《续篹》。）意度萧闲，而辞句矜练，于阳湖诸老为近，而与姚氏不同。（吴敏树《记钞本震川文后》曰：“梅先生为余言：‘归氏学自桐城方灵皋氏，后姚姬传氏得之。’梅先生盖亲受学于姚氏，而其为文之道亦各异。”见王氏《续篹》。）顾同时憙宗姚氏者，群尊梅氏为魁，如孔门之有若焉！姚氏之薪火，于是为烈！复有朱琦、龙启瑞、王拯、曾国藩、冯志沂、邵懿辰之徒，相与附丽。于是桐城古文之学大张！
诸人者，既一时通儒硕望；而曾氏为《欧阳生文集序》，复条其流衍，亟推姚氏，至列之《圣哲画像记》，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氏于咸同之际，勋名莫二，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而姚氏之名益尊，昭昭然若揭日月！独吴敏树《与书欧阳篠岑》，以曾氏《欧阳生文集序》称引相及，力自剖别，谓：“非素喜姚氏者。时论称刘姚之学，习于名而未稽其实；譬之江西诗派，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而心折者在归、方；谓：“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几欲下。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自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原文载王氏《续篹》。）顾曾氏则以为“姚氏突过归、方，吴氏比之吕居仁，讥评少过！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其文为世称诵者，皆义精词俊，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然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谢为才弱矣！而其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论文亦多诣极之语，有古人所未尝言，姚氏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者！惟极称海峰，不免阿私所好，要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见曾氏《复吴南屏两书》，载王氏《续篹》。）斯为平情之论！然吴氏非素喜姚；而文之意境闲眇，神逸而韵流，乃与姚为不期之似！（王氏《续篹例略》曰：“南屏沉思孤往，其适于道也；与姚氏无乎不合。”）曾氏论文从姚入而不必从姚出；其自为文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杨、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异军特起于桐城之外而自树一派，可名之曰湘乡派。（王氏《续篹例略》曰：“曾文正公亟许姬传。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其尤倬倬者，则有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亦如姚氏之四大弟子。薛氏致力事功，未遑殚精学问；而雄直之气，无忝于师门。（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曰：“叔耘辞毕醇雅有法度，不规规于桐城论文，而气息与子固、颖滨为近。”）黎氏入官虽早，然治文字颇劬，其持论大指以为“桐城宗派之说，流俗相沿以隃百岁，其敝至于浅弱不振；为有识者所讥！然本朝之文，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词始雅洯。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亡可偏废。”（见黎氏《续古文辞类篹序》。）于是上赓《姚篹》以阐扬师法而救桐城之敝。此于湘乡之学，特究阃奥；如桐城之有《姚篹》，阳湖之有《李钞》矣！张氏于曾门四子才最高；而吴老寿，至清季犹存，屹然海内文伯；而独心折张氏，以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公得杨、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弱薄，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解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见吴氏《与姚仲实论文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二人者，造诣不同，而祢曾则一。桐城已在祧列，而桐城之再盛，要以其县人马其昶为后劲！其昶少小耽文章，尝请古文义法于吴氏。吴氏则戒作宋元人语曰：“是宜多读周、秦、两汉时古书。”此湘乡之师法；而非桐城家言也！又言：今天下宿乎文者，无过张廉卿。子往问焉，吾为之介。赋诗一篇，谐庄杂出，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见马氏《书张廉卿先生手札后》。）此特一时谑戏之言，而不必以为定论！顾马氏则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而义无所让，有《抱润轩集》。义宁陈三立跋其目曰：“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盖吴氏闳湘乡之师法；而马氏袭桐城之家风，故不同也。侯宫林纾特与马氏友善，又自称“文章见赏吴氏”（见林氏《赠马通伯序》。），依桐城之末光，清季之言文章者宗焉！顾其文气矜为隆，殆甚吴氏；匪马氏之体气闲适，上追姚氏者可比！马氏妻弟曰姚永概者，姚氏之从孙也，擅其家学，有《慎宜轩文集》，其为文章，遣言措意，切近的当，而自澹荡有致，可谓“聿修厥德，无忝尔祖”者！（林氏《慎宜轩文集序》曰：“叔节慎宜轩文，气专而寂，澹宕而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此与马氏皆足以殿桐城之后劲者矣！顾并马、姚之世，有生桐城之乡而不为桐城之文者，陈澹然也！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家言，自命能为太史公，下笔不自休，其至者权奇动宕，恣肆自喜。马、姚二氏于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见陈衍《送陈剑剑潭南归序》。）故以附于桐城之末。
世之毁誉桐城者，徒为尚口之争，罕有条贯之纪！独念桐城者，让清一代文学之中坚也，不有所述，监观何从！近儒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叙以短论，特用以为汉学之衬笔。语言而不详；以其于文学非专治也！余搜篹近代文学史料十余年，差有采猎，而董理未遑，谨篹桐城始末，以补梁氏书之阙！亦文章得失之林也！宁只以供读《姚篹》者之参考也哉！
四、《古文辞类篹》之读法
读书之法，贵能观其会通。而欲观其会通，必先分部互勘，非然，则以笼统为会通矣！余前论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尝拟《姚篹》之读法有二：
第一，分体分类读 学文之道，首在辨体。姚氏此篹，分十三体，《王续》因之。而其文章之得失，不可不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宁都魏禧论苏明允《上田枢密书》，“首句‘天之所以与我者岂偶然哉’，便已无体！书以道情，开口一句挺然便出议论，直作论耳！书虽文，要与面谈相似”（见张潮辑《日录论文》。），此实不易之论。虽老泉复起，不能以自解也！姚氏亦称“韩退之《伯夷颂》，似太史公论赞，非颂体”；而以入论辩类。至曾国藩论文章之美，分阳刚与阴柔，曰：“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辩、词赋、奏议、哀祭、传志、叙记宜喷薄。序跋、诏令、书牍、典志、杂记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见《求阙斋日记》。）亦各有所宜也。此外如曾氏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云：“志墓之文，惧千百年后，谷迁陵改，见者不知谁氏之墓，故刻石以文告之；语气须是对不知谁何之人说话；此文少乖，似哀诔文序。”（见薛福成《论文集要·曾文正公论文上》。）须于此等处细意看，乃知一体有一体之格。然言文学而一以体格为主，似不免太落迹象，拘于形式而忽于内容；必以内容之分类辅之，而加以观察，则文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若论文学之内容，不外三事：一曰记事；二曰说理；三曰表情。试以姚篹十三类为喻：曰“传状”、“碑志”、“杂记”，文体之适于记事者也。曰“论辩”、“序跋”、“奏议”、“箴铭”，文体之宜于说理者也。曰“书说”、“赠序”、“诏令”、“颂赞”、“词赋”、“哀祭”，文体之用以表情者也。然传状有系论赞以昭监戒；杂记或出议论以发慨叹；则记事也而说理表情寓焉。论辩著陈事由以立断案；序跋次第篇藉以见作意；则说理也而记事不废焉。奏议贵乎责难；赠序志于劝善；则表情也而说理丽焉。颂赞必系行实；哀诔首详履历；则表情也而记事先焉。大抵记事欲其实，不欲其夸。说理欲其显，不欲其奥。抒情欲其真，不欲其饰。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表情妙托兴。“赋”、“比”、“兴”者，《诗》“六义”之三。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赋直而兴微。比显而隐。比之与兴，虽同是托外物；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似阔而味长。人知诗之有赋、比、兴；而不知一切文学之不外于赋、比、兴。所谓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表情妙托兴者，特就其大概言之尔！若细论之，则一体文学自有一体文学之赋、比、兴。试以《姚篹》所录者为例：赋者如事直陈，则有如秦始皇《泰山刻文》，班孟坚《封燕然山铭》，韩退之《曹成王碑》，苏子瞻《表忠观碑》，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记》，记事文之出于赋者也。贾生《过秦论》，韩退之《原道》、《原性》、《师说》，柳子厚《封建论》，李习之《行己箴》，张子《西铭》，说理文之出于赋者也。司马子长《报任安书》，刘子政《极谏外家封事》，韩退之《送董邵南序》，柳子厚《寄京兆许孟容书》、《与萧翰林俛书》，表情文之出于赋者也。比者以彼喻此，则有如韩退之《毛颖传》，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苏明允《木假山记》，记事文之出于比者也。韩退之《守戒杂说》，苏明允《乐论》，说理文之出于比者也。韩退之《应科目时与人书》、《送杨少尹序》，表情文之出于比者也。兴者托物兴辞，则有如韩退之《圬者王承福传》、《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山水诸记》，记事文之出于兴者也。扬子云《酒箴》，张梦阳《剑阁铭》，欧阳永叔《集古录自序》，说理文之出于兴者也。杨子幼《报孙会宗书》，韩退之《送孟东野序》，表情文之出于兴者也。即此可知一体文学有一体之赋、比、兴；固不限于记事宜于赋，说理贵用比，抒情妙托兴矣！明乎赋、比、兴之分类；而后言文学始造微也！
第二，分代分人读 文章一代有一代之风尚，一人有一人之面目。孟子论诵《诗》读《书》，必推及于知人论世。然不分代分人看，亦无以知人论世也。读《姚篹》、《王续》二书，既分类看以明文之因体而殊；尤不可不分代看以知文之代殊。而一代之中，风尚攸同；然作者性情不能无异，尤必分人看以体认各家面目。朱子云：“学文学诗，须看得一家文字熟，向后看他人亦易知。”（见《语录》。）姚氏亦云：“凡学诗文，且当就此一家用功良久，尽其能，真有所得，然后舍而之他。不然，未有不失于孟浪者！”（见方东树《昭味詹言引》。）曾国藩曰：“初学揣摩古人文，惟须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见《日记》。）斯皆经验有得之谈。而读一家之文，能先检读《二十四史》本传以为知人论世之资，则体认亲切而益有味矣！今按《姚篹》、《王续》所录自晚周以下作者：凡晚周二十六人，曰楚莫敖、子华、赵良、陈轸、苏秦、苏代、苏厉、张仪、淳于髡、范雎、虞卿、乐毅、周、孙臣、鲁仲连、触詟、冯忌、蔡泽、中旗、信陵君、魏加、汗明、黄歇、屈原、宋玉、庄辛、景差。凡秦三人，曰秦始皇、李斯、陈余。凡前汉三十八人，曰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贾山、贾生、晁错、邹阳、枚乘、太史公谈、东方曼倩、司马长卿、董子、淮南王安、淮南小山、严安、主父偃、吾丘子赣、司马子长、路长君、张子高、魏弱翁、赵翁孙、庶子王孙、杨子幼、萧长倩、贾君房、刘子政、匡稚圭、侯应、谷子云、耿育、贾让、扬子云、刘子骏。凡东汉七人，曰汉光武帝、班孟坚、傅武仲、张平子、崔子玉、王子山、诸葛孔明。凡魏一人，曰王仲宣。凡晋六人，曰张梦阳、张茂先、潘安仁、袁彦伯、刘伯伦、陶渊明。凡宋一人，曰鲍明远。凡唐四人，曰元次山、韩退之、柳子厚、李习之。凡宋八人，曰欧阳永叔、曾子固、苏明允、苏子瞻、苏子由、王介甫、张子、晁无咎。凡明一人，曰归熙甫。凡清四十一人，曰方灵皋、刘才甫（以上《姚篹》）、姚南青、朱梅崖、彭秋士、彭尺木、罗台山、姚姬传、鲁絜非、吴殿麟、秦小岘、恽子居、王悔生、张皋文、陆祁孙、陈硕士、姚石甫、邓湘皋、周星叔、吕月沧、刘孟涂、姚春木、毛生甫、吴仲伦、管异之、梅伯言、方植之、张石州、朱伯韩、冯鲁川、曾涤笙、吴子序、龙翰臣、彭子穆、王定甫、邵位西、鲁通甫、戴存庄、孙子余、管小异、吴南屏（以上《王篹》），都一百三十六家；而桐城派之所自衍者，厥惟四家，曰司马迁（子长）、韩愈（退之）、欧阳修（永叔）、归有光（熙甫）。盖司马迁之文所以卓绝千古，自成一家者，徒以叙事之中有唱叹而已。一推其原，盖本于《诗三百》，所谓“言之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是也。《国风》而后，屈原得之。《楚辞》而后，太史公得之。香草美人，灵均借以抒幽愤；《刺客》、《滑稽》，史迁假以发牢骚；其所以抒发者不同，而所抒发之者则一。《太史公自序》称：“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意。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然则《太史百三十篇》，其文则《史记》也；其情则《诗》、《骚》也。以其情出于《诗》、《骚》，故有唱叹；因有唱叹，故有不尽之意；因有不尽之意，故有神韵。后世得此神韵而发之于卓荦为杰者，韩愈也。其次才力稍逊，而蓄之以纡徐之妍者，欧阳修、归有光也。世称“唐宋八家”，韩、柳弁首；而后学所宗，端在韩愈。然按愈《答尉迟生书》称：“所谓文者，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书载《姚篹》）其自为文，安雅而奇崛。厥后李翱（习之）学其安雅，庶几“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者乎！皇甫湜似其奇崛，倘云“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者乎！是皇甫湜、李翱皆有韩愈之一体。其衍李翱之“优游”一体者，至则为欧阳修（永叔）之神逸；不至则为曾巩（子固）、苏辙（子由）之清谨。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则为王安石（介甫）之峻奥，不至则为苏洵（明允）、苏轼（子瞻）之奔放。而欧阳修深远矣！兴化刘熙载曰：“太史公，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端乃觇入妙。”又曰：“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参以活笔。欧文往往似此。”（见《文概》。）魏禧曰：“欧文之妙：只是说而不说，说而又说，是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史迁加以超忽不羁，故其文特雄。”（见张潮辑《日录论文》。）此欧阳修之出司马迁可征者也；方苞曰：“震川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事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故能取法欧、曾而少更其形貌耳！”（见方氏《书震川文集后》。）姚鼐亦言：“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却自风神疏淡，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此归有光之出司马迁可征者也。昔贤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也。倘以桐城派为衡，曰韩愈、欧阳修、归有光，庶几桐城之“三宗”也。所谓“一祖”者，惟司马迁足当其人耳！
第三，分学读 或者谓：“姚氏此《篹》文章虽美，聊无裨于学术者。”不知文章学术，本是两事。文章贵美，学术崇真。文章之美在情韵；而学术之真在智识；即不学，奚损于文章之美！况国人之“文以载道”，昔贤早垂明训；文章之事，亦未必绝无当于学。姑拟分学读一法以广其意。谓予不信，请陈其目：
（甲）通论
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欧阳永叔《唐书·艺文志序》、曾涤生《圣哲画像记》、曾涤生《致刘孟容书》、刘才甫《息争》
（乙）道家文学
归熙甫《张雄字说》（论老之知雄守雌）、梅伯言《韩非论》（论非之不善用老）、姚姬传《庄子章义序》、梅伯言《书〈庄子〉后》、柳子厚《辨〈列子〉》、柳子厚《辨〈文子〉》、柳子厚《辨〈鹖冠子〉》、梅伯言《〈淮南子〉书后》、姚姬传《扬雄大元目录序》、吴仲伦《书〈抱朴子〉后》
（以上道家诸子考论）
屈原《远游》、司马长卿《大人赋》、张平子《思玄赋》、吴南屏《新修吕仙亭记》
（以上道家之游仙文学）
刘伯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苏子瞻《前赤壁赋》、苏子瞻《后赤壁赋》、苏子瞻《方山子传》、苏子瞻《超然台记》、苏子由《武昌九曲亭记》、归熙甫《筠溪翁传》、归熙甫《畏垒亭记》、刘才甫《樵髯传》（以上消摇游生活）、潘安仁《秋兴赋》、潘安仁《笙赋》、苏子瞻《游桓山记》（以上及时行乐）、扬子云《解嘲》、张茂先《鹪鹩赋》（以上知足不辱）
（以上道家之人生哲学）
（丙）儒家文学
王介甫《读〈孔子世家〉》、韩退之《送王秀才埙序》（说孔、庄、孟、荀之渊源）、欧阳永叔《郑荀改名序》（辨荀、老之异）、韩退之《读〈荀子〉》、曾子固《新序目录序》、方植之《书言后》、姚姬传《仪郑堂记》（论汉学）、姚姬传《赠钱献之序》（论汉以后儒学之变迁）、曾涤生《送唐先生南归序》（论汉以后儒学之变迁）、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吴南屏《书〈文中子说〉后》、朱梅崖《道南讲授序》（论宋五子）、吴殿麟《重建紫阳书院记》（论朱学）、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序》（论朱之可通于王）、曾涤生《书〈学案小识〉后》（论陆王、颜李之蔽）、姚姬传《复蒋松如书》（论汉宋之得失）、邓湘皋《〈船山遗书〉序》（论汉宋之会通）、曾涤生《〈朱慎甫遗书〉序》（论清代汉学之末流）、曾涤生《复贺耦耕中丞书》（论清儒学风之极敝）
（以上历代儒学考论）
董仲舒《对贤良策三篇》、刘子政《条灾异封事》、刘子政《上星孛奏》（以上论天人相与之际）、韩退之《原性》、李习之《复性书》、王介甫《原过》、张子《西铭》、曾涤生《答刘孟蓉书》（论学以复性）、曾涤生《送刘淑云南归序》（论尽性践形）、曾涤生《复陈虎臣书》（论主静。以上论尽性）、崔子玉《座右铭》、韩退之《游言行好恶知名五箴》、李习之《行巴箴》、王悔生《座右箴》、曾涤生《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朱伯韩《名实说》（以上论修身）、恽子居《先贤仲子立石文》（论春秋君父之义）、欧阳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孝）、王介甫《临川王君墓志铭》（孝）、归熙甫《归氏二孝子传》、刘才甫《胡孝子传》、朱梅崖《兰陔爱日图记》（孝）、姚姬传《萧孝子祠堂碑文》、姚姬传《赠文林郎镇安县知县婺源黄君墓志铭》（孝）、朱伯韩《北堂侍膳图记》（孝）、梅伯言《艾方来家传》、曾涤生《诰封光禄大夫曾府君墓志铭》（孝）、曾涤生《台洲墓表》（孝）、吴南屏《许孝子传》、管异之《孝史序》、韩退之《讳辨》、韩退之《复仇议》、柳子厚《驳〈复仇议〉》、王介甫《复仇解》、苏明允《族谱引》（论亲亲之原于孝）、梅伯言《家谱约书》、彭子穆《读〈蔡仲之命〉》（论周公之处兄弟）、姚姬传《亡弟君俞权厝铭》（弟）、吴南屏《亡弟云松事状》（弟）、姚姬传《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权厝铭》（义夫。以上伦理观念）、龙翰臣《宋伯姬论》、宋玉《神女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两赋描写女子之发乎情，止乎礼义，皆儒家伦理也）、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疏》、欧阳永叔《泷冈阡表》、欧阳永叔《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王介甫《曾公夫人万年太君王氏墓志铭》、王介甫《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归熙甫《魏节妇传》、归熙甫《王烈妇传》、归熙甫《魏节妇传》、归熙甫《先妣事略》、方灵皋《二贞妇传》、方灵皋《书孝妇魏氏诗后》、朱梅崖《黄贞女传》、彭尺木《曾孝女传》、姚姬传《张贞女传》、姚姬传《记萧山汪氏两节妇事》、姚姬传《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吴殿麟《王节母传》、张臯文《先妣事略》、姚石甫《来孝女传》、邓湘皋《黄虎痴继室陈氏墓志铭》、梅伯言《鲍母谢孺人家传》、梅伯言《朱孺人墓志铭》、梅伯言《倪孺人墓志铭》、梅伯言《书杨氏婢》、曾涤生《欧阳氏姑妇节孝家传》、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曾涤生《丁烈妇墓表》（以上伦理妇女观念）
（以上儒家之人生哲学）
曾子固《宜黄县学记》、曾子固《筠州县学记》、王介甫《慈溪县学记》、曾涤生《江宁府学记》、曾涤生《送吕介存南游序》（以上论古代教学之法）、梅伯言《书〈后汉书〉后》、梅伯言《书复社人姓氏后》（以上论教学之敝）、韩退之《进学解》、曾子固《墨池记》、吴子序《城南书舍图序》（以上论自学之法）
（以上儒家之教学法）
韩退之《处州孔子庙碑》、欧阳永叔《襄州穀城县夫子庙碑记》、苏子由《东轩记》（论颜子之乐）、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韩退之《施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胡先生墓表》、欧阳永叔《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欧阳永叔《连处士墓表》、王介甫《王深甫墓志铭》、姚姬传《朱竹君先生传》、罗台山《邓先生墓表》、张皋文《祭金先生文》、恽子居《张皋文墓志铭》、邓湘皋《例授修职郎岁贡生候选训导邹君墓志铭》、梅伯言《户部郎中汤君墓志铭》、梅伯言《国子监学正刘君墓表》、曾涤生《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涤生《仁和邵君墓志铭》、曾涤生《唐确慎公墓志铭》、曾涤生《苗先麓墓志铭》、曾涤生《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君墓志铭》、曾涤生《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曾涤生《邓湘皋先生墓表》、曾涤生《祭汤海秋文》
（以上儒家之学者人格）
（丁）墨家文学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管异之《读〈晏子春秋〉》
（戊）法家文学
苏子瞻《韩非论》（排道、法）、李斯《论督责书》、苏子瞻《论始皇扶苏》（论秦法治之敝）、萧长倩《入粟赎罪议》
（己）兵家文学
姚姬传《读〈司马法〉〈六韬〉》、姚姬传《读〈孙子〉》、苏明允《孙武》
（以上兵家考论）
晁错《言兵事书》、晁错《论守边备塞书》、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赵翁孙《屯田奏》、苏明允《论项籍》、苏明允《论御将》、苏子瞻《练军实》、苏子瞻《论勇敢》、苏子瞻《论战守》、苏子瞻《策断中》、《策断下》
（以上兵家权谋论）
（庚）农家文学
晁错《论贵粟疏》、贾生《论积贮疏》
（以上古农家言）
贾让《治河议》、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曾子固《序越州鉴湖图》
（以上水利）
韩退之《潮州祭神文》、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
（以上荒政）
柳子厚《种树郭橐驼传》、归熙甫《归府君墓志铭》、归熙甫《守耕说》、曾涤生《大界墓表》
（以上农家生活）
（辛）纵横家文学
柳子厚《辨〈鬼谷子〉》、刘子政《战国策序》、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
（以上纵横家考论）
苏季子《说燕文侯》、苏季子《说赵肃侯》、苏季子《说韩昭侯》、苏季子《说魏襄王》、苏季子《说齐宣王》、苏季子《说齐闵王》、苏代《约燕昭王》（以上言纵）、范雎《说秦昭王》、张仪《说魏哀王》、张仪《说楚怀王》、张仪《说韩襄王》、黄歇《说秦昭王》（以上言横）
（以上纵横之策）
此文之涉于诸子九流者也。其涉于小学者则有：
曾涤生《钞朱子小学书后》、曾涤生《复李眉生书》（论古文家用字之法）、曾涤生《与朱仲我书》（论转注）
其涉于经说者则有：
刘子骏《移让太常博士书》（西汉今古文之争）、苏明允《易论》、张皋文《丁小疋郑氏易注后序》、姚姬传《复休宁程南书》（论易之图书。以上易）、苏明允《书论》、王介甫《书义序》、姚姬传《辨〈逸周书〉》（以上书）、苏明允《诗论》、王介甫《诗义序》、梅伯言《书毛郑异同考》（以上诗）、王介甫《周礼义序》、姚南青《复某公书》（论周礼非刘歆伪窜）、韩退之《读仪礼》、曾涤生《书仪礼释官后》、刘子骏《毁庙议》、韩退之《礼袷议》、苏子瞻《圜丘合祭六议劄子》、姚姬传《复孔约论禘祭书》、韩退之《改葬服议》、吴殿麟《答金理函书》（论殇服）、曾涤生《复刘霞仙中丞书》、曾涤生《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以上论礼）、苏明允《乐论》、归熙甫《二石说》（以上论乐）、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年表序》（序《春秋左传》传授之源流）、姚姬传《左传补注序》、管异之《读三传》、龙翰臣《春秋王不称天辨》、龙翰臣《君氏卒》、龙翰臣《及晋处父盟》、龙翰臣《逆妇姜于齐》、龙翰臣《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龙翰臣《论外臣书归书入例》（以上论《春秋》）、柳子厚《〈论语〉辨》、曾涤生《〈孟子〉要略序跋》（以上论《论》、《孟》）
其涉于论史者则有：
姚姬传《书〈货殖传〉后》、恽子居《读〈货殖列传〉》、恽子居《读〈张耳陈余列传〉》、毛生甫《练伯颖〈后汉书公卿表〉序》、梅伯言《十经斋文表序》（论《后汉书》儒林、文苑分传）、恽子居《书〈三国志〉后》、鲁通甫《正统论》、周星叔《书苏文忠〈正统论〉后》、周星叔《再书〈正统论〉后》、苏明允《族谱后录》、曾涤生《〈衡阳彭氏谱〉序》（以上论史例、史意，附族谱）、恽子居《三代因革论》、苏明允《申法》、苏明允《田制》、苏子由《元祜会计录序》、苏子由《会计录民赋序》（以上历代经制因革）、韩退之《对禹问》、苏子由《商论》、柳子厚《封建论》、苏子瞻《论周平王》、司马子长《六国表序》、苏明允《论六国》、苏子由《六国论》、周星叔《赵孝成王论》、苏子瞻《战国任侠》、贾生《过秦论》、苏子瞻《始皇论》、鲁通甫《秦论》、严安言《世务书》（论周秦之得失）、司马子长《秦楚之际月表序》、恽子居《西楚都彭城论》、苏子由《汉文帝论》、贾生《陈政事疏》、贾生《论封建子弟疏》、司马子长《汉兴以来诸侯年序表》、司马子长《高祖功臣侯年表序》、班孟坚《汉诸侯王表序》、东方曼倩《答客难》（论士处势之异古今）、苏子由《三国论》、周星叔《书苏文定〈隋论〉后》、苏子由《唐论》、欧阳永叔《五代职方考序》、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苏子瞻《上皇帝书》（以上论历代事势推迁）
其涉于论文者，则有：
姚姬传《复鲁絜非书》（论文之阴阳）、曾涤生《送周荇农南归序》（论文之奇偶）、梅伯言《书〈管异之文集〉后》（论文之骈散）、曾涤生《〈湖南文徵〉序》（论文有情、理之分）、曾涤生《〈经史百家简编〉序》（论章句、校雠、评点三学。以上通论）、韩退之《答李翊书》、韩退之《答刘正夫书》、韩退之《答尉迟生书》、韩退之《与冯宿论文书》、苏明允《仲兄文甫说》、朱梅崖《又答李磻玉书》、梅伯言《〈舒伯鲁集〉序》、梅伯言《答朱丹木书》、梅伯言《答吴子序书》、管异之《〈方植之文集〉序》、曾涤生《复陈右铭太守书》（以上论学古文之法）、韩退之《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退之《贞曜先生墓志铭》、李习之《祭韩侍郎文》、欧阳永叔《梅圣俞墓志铭》、苏明允《上欧阳内韩书》、苏子瞻《祭欧阳文忠公文》、王介甫《祭欧阳文忠公文》（以上论唐宋文学家）、曾涤生《书〈归震川文集〉后》、吴南屏《〈归震川文别钞〉序》、吴南屏《记钞本震川文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王梅生《祭海峰先生文》、陆祁孙《〈七家文钞〉序》、曾涤生《〈欧阳文集〉序》、吴南屏《与篠岑论文派书》、曾涤生《复吴南屏书》、邵位西《赠陈艺叔序》（以上论桐城文）
由吾之法，可知姚、王篹辑之文，亦未必无当于学也，“文以载道”，古人自是如此。而今之学者，又或诟病；欺逝者之不作，肆笔舌以自豪？何稗文章，徒长浇薄！呜呼！余欲无言！
余蚤承家学，服诵《萧选》，导以韩、柳，自以为壮彩烈词，风骨无惭于古；而揆之桐城义法，则或少乖！然性情之所偏至，不为意也！独于姚氏此篹，虽病其规模少隘，然窃以为有典有则，总集之类此者鲜！钻研不厌；而不欲轻附时贤，作应声之骂。昔孔文举论盛孝章云：“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吾于姚氏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