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七篇，序《诗书》，述仲尼。（《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扩充之功。（朱熹《论孟精义·自序》）揆叙民物，本之性善；所以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指务，王制拂邪之隐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赵岐《孟子篇》叙）练撰为篇，发其指意。
【解题及隶经始末】古之贤圣，有所造述，大都系氏以子而为题目；如《汉书·艺文志》载儒家有《晏子》、《曾子》、《孟子》；道家有《鬻子》、《管子》、《庄子》、《列子》；法家有《李子》、《申子》、《慎子》、《韩子》之属，是也。《孟子》者，盖孟轲所作之书。孟，氏也。（焦循《孟子正义》曰“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孙”，则与鲁同姓。后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称姓。）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自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成编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其书列于诸子，遭秦火得不焚灭。（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灭。”则是秦人焚书不及诸子也。《论衡·书解篇》“秦虽无道不燔诸子”。又《正说篇》“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与赵岐说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咸入儒家。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学石刻《十二经》，亦有《论语》而无《孟子》，至宋仁宗嘉祐六年，刻《篆正二体石经》，中有《孟子》。《孟子》隶经自此始！（按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中有杭州府学宋高宗御书《石经》残本，不及《嘉祐石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有“宋高宗书《孟子》”一条亦不及《嘉祐石经》，叶昌炽《语石》中有“石经”一则称“宋《嘉祐石经》但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合《孝经》为七”然读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中有《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七言古一诗题下云“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易》、《孟子》七经，《玉海》等书。述汴《石经》，不言有《孟子》。表章亚圣，自此刻始，是足补史志之阙”则是孟子之有石经盖断自宋嘉祐始矣。）然欧阳修撰《唐书·艺文志》，仍以《孟子》入诸子儒家，一仍汉隋《书志》之旧，而不之改也！厥后，高宗南渡，御书《石经》，绳其祖武，不遗《孟子》，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乃以《论》、《孟》同入经类，其说曰：“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自是《孟子》乃翘然别出于诸子，而与《论语》并崇为经焉！
【《孟子》之作者】说者不一：有以为孟子自作者，汉儒相传之古说也；有以为弟子共记者，唐人后起然疑之说也。按孟子自作之说，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后，作《孟子》七篇。”此先汉古说，明云“七篇为孟子自作”也。其后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以儒道游于诸侯，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孟轲游于诸侯，所言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困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皆以为孟子所自撰，与《史记》同。至宋儒撰《孟子正义》引唐林慎思《续孟子书》二卷，以为：“《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韩愈《答张籍书》亦云：“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自是唐人乃有以为“弟子共记”，而不出孟子之自撰者矣！然余读林慎思《续孟子·序》称：“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其说亦与赵岐之称“论集所与高弟弟子难疑答问”者无殊指；盖弟子先撰记所闻，而孟子因论集其书也。《朱子语类》曰：“《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然《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又若以为弟子记，与韩愈如出一吻者，弟子以问？朱子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王应麟《困学纪闻》）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为孟子自作，韩昌黎故乱其说；然莫妙于朱子曰：‘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说。’余亦有一证，《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此其驳韩愈之说是矣！顾余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无恙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鲁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后人追为之，明矣。”而若璩则从而为之解曰“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则有当分别论者，何以言之？盖书中有王而加谥者，曰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先孟子而卒者也。有王而不谥者，事皆系齐，疑曰“湣王”。后孟子而亡者也。至滕亡于孟子未卒之前，则孟子及见文公之死而称其谥，亦无足怪！独鲁平公卒于孟子之后，邹穆公无考；傥穆公之卒，亦如鲁平之在孟子后？吾意孟子所记，必俱如湣王之公而不谥。厥后门人淆误是惧，乃援滕文公之例，就其可知者，一体加谥以为识别焉耳？（考证详后。）然则以时君之皆举谥，而证《孟子》之非自作者，固未为知言也！或者谓“书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此又不然！按“鲁平公将出”章，“乐正子入见”赵岐注：“乐正，姓；子，通称；孟子弟子也。”（《梁惠王》下）然则子者，自如赵岐所云“男子之通称”；不必弟子之于师。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孟子曰：“子诚齐人也。”此则孟子自称其门人曰“子”之证一矣。孟子去齐，有欲为王留行者，客自称曰“弟子”，而应之曰“我明语子”，此则孟子自称其门人曰“子”之证二矣。如此之类，难以悉数；何得以此证孟子之非自作哉！
【《史记》之孟子】按《史记·孔子世家》叙生卒出处最悉；而《孟子列传》阙焉勿详。就其可考者言之：《六国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大书曰：“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章）此与《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年大书“孔子相”，皆特笔，史公所矜重者！其见于《魏世家》者，曰：“三十五年，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年事与《六国表》同。是年齐宣王七年，周显王三十三年，太史公因《秦记》，采《世本》、《战国策》，著所闻为表，其年系当无大误。既一年，惠王卒，子襄王立；（《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表》亦与《世家》同。又十一年，而齐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立之六年，宋君偃为王。（《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章）是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又二年而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又二年，当周赧王元年，鲁平公始立；而哙及子之皆乱死。《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巿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巿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巿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巿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梁惠王》下“齐人伐燕”两章，《公孙丑》下“沈同以其私问曰”章、“燕人畔”章）年事与《六国表》同。又二年，为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楚将屈丐；而《楚世家》：“怀王十六年，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厥为秦楚构兵之始。（《告子》下“宋将之楚”章）此诸国事皆与孟子相涉者。自魏惠王三十五年，至是凡二十四年；当孟子初至梁，梁惠王谓之曰“叟”，度其年当长于惠王。惠王以魏文侯二十五年生，生三十而即位；即位三十五年，年六十五矣。孟子又长于惠王，其游梁殆且七十也。（桐城吴汝纶《孟子考证》）《史记·孟子列传》称“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是适梁在游齐之后；而《孟子》书先梁后齐者，此盖篇章之次，而非游历之次也。赵岐注：“孟子冀得行道，故仕于齐，不用而去，乃适于梁。建篇先梁，欲以仁义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从，然后道齐也。”（见《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章。）其言可谓明且核矣！然《史记》“梁惠王不果所言”之后，别无下文；而苏辙《古史列传》则曰“先事齐宣王，后见梁惠襄，又事齐湣”则是孟子见梁惠王之前，先游齐，见宣王；而孟子见梁襄王之后，复去齐仕湣王。兹以《史记》载伐燕一事，与孟子互证之，其言可信，盖伐燕事在湣王十年也。《荀子·王霸篇》谓“齐闵北足败燕”，其以败燕属齐闵，与《史记》合。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王不称谥，盖谓湣王。湣王走死，在伐燕之后三十年，非孟子所及见。盖孟子及见齐宣王梁惠王襄王之卒，故并称谥；而不及湣王之死，故但称王；可断言也。然则《梁惠王》下“齐人伐燕”两章之称“宣王问曰”，“宣王曰”；盖承前十章之“齐宣王问曰”“孟子谓齐宣王曰”而误衍一“宣”字（《朱子语类》谓“湣王后来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改为宣王”其言迂曲不可信。）耳！“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公孙丑》下）凡不系谥者，皆谓湣王。据《史记·六国表》及《田敬仲完世家》，湣王六年，宋自立为王；十年，伐燕；三十八年，灭宋。而《战国策·宋策》载：“宋康王之时，有雀生。史占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是滕最早为宋所灭，当在“宋自立为王”之初；而滕文公问事齐事楚、问齐人筑薛，尚不以宋为患，则又远在“宋自立为王”之前，意者当在孟子游齐适梁之前耶？然则孟子及见滕文公之卒而称其谥，殆可断言！然滕于《六国表》无考。而《六国表》载鲁平公元年，则当齐湣王十年伐燕之岁，而“孟子见梁惠王”之后二十二年也。明年，秦楚始构兵，计其时孟子年当九十余矣；而遇宋于石丘，折之曰“秦楚何说以利”；（《告子》下“宋之楚”章）嘅鲁侯之不遇，解之曰“行止非人所能”；浩然之气，老当益壮！其前后略可考信于《史记》者如此。惟司马温公作《通鉴》，乃舍《史记》不之信，而从《竹书纪年》，以魏襄王在位之十六年，归之惠王为后改元；若曰：“《纪年》魏史出汲冢，所书魏事，必得其真，故从焉。”其后阎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以折其说曰：“不然！《纪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卫公孙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虏，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即一徙都如此！尚谓其生卒年月尽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记》以信《孟子》也！”温公舍《史记》而信《纪年》，傎矣！至纪齐年，则又并无依据，夺湣益威，以伐燕归之宣，以求合于《孟子》；于是齐梁二国年系并失，而《孟子》事始末，无征不信，末由考见矣！余故采桐城吴氏之说，本史迁传信之记，疏通证明，折衷诸家，论世者傥有取焉！
【《孟子》之本子】考《孟子》书之最古者，当推西汉《河间献王本》，《汉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是也。然则《孟子》初本为古文矣！惟未著篇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孟子》十一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作书中外十一篇”，是为十一篇本；惟中外篇目不详。赵岐《孟子篇》叙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所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立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至《题辞》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记也。”然后知世所传《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为中或曰内；余《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四篇为外也。惟赵岐删其《外篇》，存其《内篇》，著《孟子章句》；是为七篇本。自后传《孟子》者，壹以赵岐《章句》七篇为本；而外书以久废阁致亡！其佚文称引见于汉以前书者；《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见宣王而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韩诗外传》曰：“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谓之经，变为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又曰：“孟子说齐宣王而不说，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说公之君，公之君不说；意者其未知善之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诚无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鱼马犹知善之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电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惊天下，而不能使聋者卒有闻；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见。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齐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夫子苟贤，居鲁而鲁国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贤，削何有也！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艺，冬至必雕，吾亦时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曰：“‘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言。”《史记·淮南王安传》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刘向《说苑》曰：“孟子曰：‘人皆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又曰：“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杨子法言·修身篇》曰：“《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应劭《风俗通·正失篇》引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梁武帝《答臣下神灭论》引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萧子良《与孔中丞书》引孟子曰：“君王无好智。君王无好勇。勇智之过，生平祸患所遵；正当仁义为本！”今七篇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书》者耶？然赵岐疑其“依放而记”，不为章句，则亦卑之无甚高论！惟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而赵岐之注《孟子》，独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汉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四库提要·孟子正义》）则亦不必为赵岐病矣！惟赵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指，间作韵语，谓之《章指》；《题辞》所谓“章别其指”；《文选注》所引赵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后，《正义》出，尽删《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语散入《正义》，明国子监刊《十三经》承用此本，后世遂不复见赵岐元本矣！考《崇文总目》载陆善经注《孟子》七卷，称“善经删去赵岐《章指》，与其注之緐重者复为七篇”。（见《文献通考》。）是删去《章指》，始于善经，《正义》盖用善经本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虽题“宋孙奭撰”字样；而朱熹《语类》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卷首载孙奭《序》一篇，全录《音义序》，仅添三四语耳！其浅妄不学如此！”先是孙奭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间，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成《孟子音义》二卷；就经文及注为之音释。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然亦时就《章句》有所证明，存其异同，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略相似；盖以补陆氏之阙，（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而匪以为《正义》。至《正义》则凭臆立说，不惟背经背注，且与《音义》亦时睹攸违；岂有出奭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以故不为士林所重。朱熹融会诸家之说，撰《孟子集注》七卷，于义理时有发明，而训诂章指则采赵注为多。其可考见者，书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从赵注学于孟子之说，季孙子叔疑不从二弟子之说，余皆从之；书中字义，惟“折枝”训“按摩”之类不取赵注，余亦多取之。盖赵注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者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清儒治经，迈冠往古！阮元仿宋板《十三经》重刻于豫章，而《孟子》之《赵氏章指》，遂复系于章末之旧；焦循因之，撰《孟子正义》十四卷，荟萃清儒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疏明赵注：傥赵氏之说，或有然疑，不惜驳破以衷一是；至诸家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它经，兼存备录，以俟参考。可谓孟子之忠臣，赵注之诤友矣！然《孟子》今本，有卒不能复赵岐之旧者！赵岐《题辞》谓“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按孙奭《音义》标《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孙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离娄》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万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尽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为二百五十九章；而以《章指》计之，《尽心》下篇止得三十八章，则共为二百五十八章，较《题辞》所云少三章。又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孙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离娄》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万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尽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六字，较《题辞》所云多五百四十一字。则是今本《孟子》之字多而章少，有不同于赵岐者也！然旧书古简，脱漏居多，唐宋后之本，应减于汉，否亦不能加多。今兹剩字，得毋有后人所羼入者乎？
【《孟子》之读法】读法一如《论语》，每次作一意求之；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久而久之，必自有会。姑以鄙意，拟为读法：
第一，明其立言 孟子曰“我知言”，然则读孟子之书，何可不知孟子之言！《孟子》一书，游文六艺之中，留意《诗》、《书》之际，敦教化，明人伦，此与《论语》同者也。然而有不同者；《论语》气平，《孟子》气激。《论语》辞约而意尽，《孟子》气盛而言宜。《论语》之发语用噫，《孟子》之发语用恶。《论语》正言庄论，多法语之言；《孟子》比物托兴，喜巽与之辞。《论语》短章多，长章少；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四子侍坐言志》、《季氏将伐颛臾》两章最长。《孟子》长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前后数章最短。此修辞之不同也。《论语》只言性，而《孟子》直道性善。《论语》只言仁，而《孟子》兼明仁义。《论语》只言志，而《孟子》深论养气。此树义之不同也。孔子之称弟子以名，孟子之称弟子曰子。孔子弟子自称名，孟子弟子如万章、咸丘蒙有自称吾者。孔子弟子称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称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问仁者七，问孝者三，问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问皆不及此，此酬对之不同也。至衡政持论，详于法制，体国经野，具有规模；则与《论语》又有不同者！盖《论语》之论政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尚王而未言制；而《孟子》则明王道而言制之所宜。治地莫善于助，仁政必始经界，班爵制禄，敷言秩如，盖《论语》二十篇之所未有！徒以井田封建，所言殊于《周礼》，知于古未必有征；特《孟子》托古改制之乌托邦尔！
第二，籀其性理 “孟子道性善”，世人之所知也；而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者，则或世人之所未知。其一“孟子道性善”之方法。“孟子道性善”之方法有二：一以“故”言性。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离娄下》）朱熹注：“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此孟子以“故”言性之说也；〔此其说可以法兰西学者古惺（Coucin一七九二——一八六七）之论心理学明之。古氏以为“哲学必自事实始。此事实乃供给哲学以入思辨之境涯之机会者也。心理学不过为入形而上学之桥梁。形而上学乃最优之科学也，科学之科学也。科学之对象为实体乃至不变化永久之实在也，而其研究之方法则依观察，而观察之工夫则不能有何等之科学，故可谓吾人乃观察精神之事实而穷究其所以蕲到达绝对之原理。心理学之方法乃充此职役者也。易言以明之，即以后天之方法得认先天之原理者也”语见北京大学出版《西洋伦理学史》〕“孺子入井”，（《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敬兄敬乡人”，（《吿子》上“孟季子问公都子曰”章）皆孟子之所谓“故”也。二以“情”证性。孟子好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言性，皆“情”也；“情”之为言，“性之感”也。《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论衡·初禀篇》曰：“情接于物而然者也。”盖“生之谓性”；而“情”则性之发。“性”不可见，而“情”可见，故以情证性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方法也。其二孟子道性善之界说。孟子道性善，只限于人，而物非所论。其《告子》“杞柳杯棬”一章，论人性之不同于植物；“生之谓性”一章，论人性之不同于动物；“性犹湍水”一章，论人性之不同于无生物，故尝见意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一章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盖人之性善，而物之性不必皆善；人之性可率，而物之性不必可率。此孟子之所为“明”所谓“察”，不可不察也。其它曰“存心”，所以继性之善也。《易·系辞传》曰：“继之者善也，存之者性也。”而孟子则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告子》下）曰“养气”，所以涵情之发也。虽然，孟子之所谓“气”者，何也？曰“情之冲动”是也。（《公孙丑》上“气体之充也”赵岐注：“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情之为言，性之感也。德之哲家康德曰：“世界无制限纯粹之善，惟具‘善意志’而已。‘何谓善意志？’曰：‘为理性之故而从理性之意志，是已。为义务之故而行义务之意志，是已。此乃不为感情所驱使，而率由理性之命令之意志也，非可由感情欲望而决定者也。傥以悲悯之情，而为施予之慈，是则情感之驱迫而然，不得为道德之行为也！必绝情祛欲而后可以言道德。’”则是谓情感与理性不相容也。夫人之激发于情感，并心一决，固有莫之为而为，沛然莫之能御者，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使不“配义与道”，人欲之横流，厥祸有酷于洪水！虽然，孟子不云乎！“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则是理性可以养感性也。又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则是感性可以配理性也。（《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是理性与情感非不相容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情之善，征于情之发；而康德则以情为不善，非绝情祛欲，不足以言道德。清儒戴震有言曰“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悉无憾，是谓理”；（《戴东原集·与某书》）其康德之谓乎！戴震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天下治。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孟子字义疏证》）孟子“集义”之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而已。要之“浩然之气”之为“至大至刚”，此尽人之所同；而“配义与道”之“以直养”，则孟子之所独矣！余故特表而出之。
第三，考其辩诸子 孟子好辩，而辩诸子之见孟子书者；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滕文公》上）有墨者夷之，（《滕文公》上）宋。（《告子》下 按《庄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钘、尹文子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有为纵横之术者景春。（《滕文公》下“赵岐注：景春，孟子时人，为纵横之术者”）有《史记·滑稽列传》之淳于髠曰（《离娄》上《告子》下）有《史记·货殖列传》之白圭曰：（《告子》下）乘间抵巇，辞气铿訇，此其指名者也！其不指名者，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孟子“距杨墨”，（《滕文公》下）杨朱，老子弟子，距杨朱，即距道家矣！“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朱注以为“孙膑、吴起、苏秦、张仪、李悝、商鞅之类”，则兵家、纵横家、农家皆距之矣！“省刑罚”，（《梁惠王》上）可以距法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告子》上）可以距名家。“天时不如地利”，（《公孙丑》下）可以距阴阳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杂家。“齐东野人之语，非君子之言”，（《万章》上）可以距小说家。而距兵家为甚！其可考见者，如《公孙丑》上“天时不如地利”章，《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告子》上“鲁欲使慎子为将军”章，《尽心》下“不仁哉梁惠王”章，“春秋无义战”章，“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人曰我善为阵”章，皆距兵家言也！一纵一横，论者莫当，此亦《论语》之所罕见！盖孔子以攻异端为害，而孟子以辟异端自任；此孟子之所为不同于孔子。而杨墨者，尤孟子之所力距！然孟子之言仁义，盖即兼权杨墨之说，何者？“义”从我羊，谊取“善我”；非即“杨氏为我”之指乎？“仁”从人二，训为“人偶”；非即“墨子兼爱”之义乎？盖孟子之所为“距杨墨”者，恶其“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尽心》上）然则自孟子之言推之：徒“仁”而不制“义”，则舍己而以徇人，人情之所难能也！（按《庄子·天下篇》曰“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徒“义”而不体“仁”，则背群而私利己，人道或几乎息矣。徒“义”而不体“仁”者，杨氏之“为我”也！徒“仁”而不制“义”者，墨子之“兼爱”也！为蔽不同，“执一”则钧！孟子“执中”，故交讥焉。特是孟子言仁义，而距杨墨者，谓其“充塞仁义”也。然老庄绝仁弃义，而孟子不置一辞者，何哉？於戏！孟子不云乎：“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朱熹集注：“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而王弼《老子注》曰“仁义礼知不能独用，必资道以用之”，与孟子如出一吻。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者，道之一端。老庄之学，抱一而体玄，故以道为本；孔孟之教，明体而达用，故以仁义为言，而要其归曰“志于道”：此孔子之所以窃比老彭，而孟子之于老庄所为存而不论也欤？
右论三事，聊当举隅；虽指要或有未尽，而宏纲亦庶无遗，引端竟委，俟诸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