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蔡元培先生
传略（上）a
（1919年8月）
其家世及其幼年时代
蔡氏以明季自诸暨迁山阴，其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为商。孑民之祖名嘉谟，字佳木，为某典经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为钱庄经理，以长厚称，家中人至以“爱无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贤而能。以民国纪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八）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生孑民。方孑民丧父时，仅十一岁。有一兄，十三岁。又有一弟，九岁。其父素宽于处友，有贷必应，欠者不忍索，故殁后几无积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孤者，周氏不肯承认。质衣饰，克勤克俭，抚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依赖”勉之。常自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预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偾事。”故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
孑民有叔父，名铭恩，字茗珊，以禀膳生乡试中式。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十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孑民自十三岁以后，受业于同县王子庄君。王君名懋盬，亦以工制艺名，而好谈明季掌故，尤服膺刘蕺山先生，自号其斋曰仰蕺山房。故孑民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汤药，曾刲臂和药以进。（孑民有叔父曰纯山，曾因母病而刲臂，家中传说其母得延寿十二年，故孑民仿为之。其后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坚又刲臂以进，卒无效。）居母丧，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所阻，于夜深人静后，忽挟枕席赴棺侧，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乃设床于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丧既除而未葬，其兄为之订婚，孑民闻之痛哭，要求取消，自以为大不孝。其拘迂之举动，类此者甚多。
旧学时代
孑民以十七岁补诸生，自此不治举子业，专治小学、经学，为骈体文。偶于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盖其好奇而淡于禄利如此。然己丑、庚寅乡会试联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补编修，在孑民亦自以为出于意外云。
孑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
孑民之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其治史，则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不能为战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据。盖其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于旧学时代，已见其端矣。
孑民二十四岁，被聘为上虞县志局总纂。因所定条例为分纂所反对，即辞职。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时代
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其乡人因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是时绍兴绅士徐君方经营一中学校，名曰绍兴中西学堂。徐君自为堂董，而荐孑民为监督。校中有英、法两外国语，然无关于思想。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教员中稍旧者，日与辩论，孑民常右新派。旧者恨之，诉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谕送学堂，属孑民恭书而悬诸礼堂。孑民愤而辞职。
孑民为中西学堂监督时，丧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纷集。孑民提出条件，曰：（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条为可骇。后一年，始访得江西黄尔轩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书画，且孝于亲（曾因父病刲臂）。乃请江西叶祖芗君媒介，始订婚焉。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庚子、辛丑之间，孑民与童亦韩君至临安县，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未成。
辛丑，膺澄衷学堂总理刘君之请，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学开特班，招生二十余人，皆能为古文辞者，拟授以经世之学，而拔其尤，保送经济特科。以江西赵从蕃君为管理，而孑民为教授。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由教授评改。孑民又教诸生以读和文之法，使自译和文书，亦为之改定云。是时，孑民于日记及课文评语中，多提倡民权之说。学生中最为孑民所赏识者：邵闻泰、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诸君，其次则谢沈（无量）、李同（叔同）、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
是年之冬，蒋观云君与乌目山僧发起女学校，孑民与陈梦坡君、林少泉君赞成之。罗迦陵女士任每月经费之一部。建设后，名曰爱国女学校，由蒋君管理。及蒋君赴日本，由孑民管理之。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钟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孑民及吴、章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周而遍）。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圆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材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画，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而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方孑民尽力于爱国学社时，其兄鉴清亦在上海，甚危之。与戚友商议，务使孑民离上海。然孑民对于学社，方兴高采烈，计无所出。及其决计脱离学社，于是由沈乙斋君从容劝其游学。孑民言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然费安从出。沈谓：“吾当为君筹之。”其后告以汤、张、刘、徐等，均每月贷款若干，可以成行。于是探行程于陈敬如君，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有青岛之行。
当孑民任南洋公学教员时，曾于暑假中游历日本。到东京未久，适吴稚晖君以陆军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冲突，由日警强迫上船。是时，陆仲芬君等将伴送至长崎。相与议曰：“万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则甚危，谁可偕去？”孑民以在日本无甚要事，且津、京均旧游地，则曰：“我偕去。”于是偕吴君归国。或疑孑民曾在日本留学者，误也。
张园之演说会，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是时邹蔚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曾于《苏报》中揭《释仇满》一文，谓“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从前坊间所印之《黄帝魂》曾选之）。当时注意者甚鲜。及辛亥革命，则成为舆论矣。
孑民到青岛不及一月，而上海《苏报》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为游学之说，不过诱孑民离上海耳。今上海已无事，无游学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贷款之议。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电，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岛，而为外交、报馆译日文以自给。
孑民在青岛，不及三月，由日文译德国科培氏《哲学要领》一册，售稿于商务印书馆。其时无参考书，又心绪不甚宁，所译人名多诘屈。而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宇。常欲于再版时修正之。
运动革命时代
孑民既自青岛回，中国教育会新得一会员，为甘肃陈竞全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来沪，小有积蓄，必欲办一日报。乃由孑民与王小徐君、汪允宗君等组织之。陈君任印刷费及房费，而办报者皆尽义务，推王君为编辑。以是时俄事方亟，故名曰《俄事警闻》。不直接谈革命，而常译述俄国虚无党历史以间接鼓吹之。每日有论说两篇，一文言，一白话，其题均曰告某某，如告学生、告军人之类。此报于日俄战争后，改名《警钟》。其编辑，由王君而嬗于孑民，又嬗于汪允宗、林少泉、刘申叔诸君。自王君去后，均不免直接谈革命，历数年之久，卒被封禁云。
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尔时中国人持此主义者，已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财以供其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益为人所姗笑。孑民尝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苛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对于此辈而发也。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段囗书b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余、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孑民既却《警钟》编辑之任，则又为爱国女学校校长。其时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注重化学。然此等教授法，其成效亦未易速就。其后，遂由中国教育会中他会员主持，渐改为普通中学校矣。
游学时代
孑民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适绍兴新设学务公所，延为总理。丙午春，遂回里任事。未久，以所延干事受人反对，后又以筹款设师范班，受人反对，遂辞职。
是时清政府议派编检出洋留学，孑民遂进京销假，请留学欧洲。无何，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本。孑民不愿。而译学馆自杨笃生君出京后，尚未得适当之国文教员，章一山君延孑民任之，兼授西洋史。教授数月，颇受学生欢迎。
丁未，孙慕韩君任驻德公使，允每月助孑民以学费三十两。又商务印书馆亦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孑民于是偕孙君赴柏林。
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又由孙君介绍，以国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币百马克。）第二年，迁居来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此四年中，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一册。
《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学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孑民始拈出之。
孑民在来比锡时，闻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氏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其友寿孝天君，谓：“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蔬食而特饪，未见便宜。（是时尚未觅得蔬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孑民复致函，谓：“戒杀者，非论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论理学绳之也。”
教育总长时代
辛亥武昌起义，孑民受柏林同学之招，赴柏林助为鼓吹。未几，回国，于同盟、光复两会间，颇尽调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是时，陆费伯鸿君方主任商务印书馆之《教育杂志》，曾语孑民，谓：“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然孑民意以为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 谓：“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义证明之，谓：“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孙中山既辞总统职，欲派员迎袁项城来南京就职，其资格须同盟会会员而又现任阁员者，以孑民为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遂往迎。及北京兵变，知袁氏决无南来之望，乃承认其在北京就总统职。孑民有宣言，见当时北京各报。
唐少川君在北京拟南北混合内阁名单，仍以教育总长属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荐范静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时适在南京，闻讯，即行，并言决不承认。而外间不知因由者，且谓中山怪孑民不能迎袁来南，故褫其职。于是唐君仍商于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认矣。混合内阁中，总理已入同盟会，其他阁员，则自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会员也。同盟会员主用内阁制，以为事事皆当取决于国务院；而非同盟会员，主用总统制，以为事事须承旨于总统。于是最当冲之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孑民愤然，谓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乃邀王亮畴、宋遁初、王儒堂三君密议，谓宜辞职，尽由彼等组织一纯粹非同盟会之内阁，均赞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赞成。其后，唐君辞职，孑民等虽备受挽留，决不反顾。人或疑其何以固执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约，且孑民为倡议人，决无唐去而独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当时各报均载之。
孑民在教育总长任，于普遍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又改大学之八科为七科，以经科并入文科，谓《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无庸别为一科。又以大学为研究学理之机关，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云。
第二游学时代
民国元年夏，孑民既辞职，秋，遂偕眷属再赴德国，仍至来比锡，仍在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电，以宋案促归国，遂归。奔走调停，亦无效果，卒有赣宁之战。是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述》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
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
大学校长时代
五年秋，孑民在法，得教育部电，促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遂于冬间回国。六年一月，始任事于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故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理，毫无兴会。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乃于第一日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之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从前大学预科，自为组织，不求与本科第一年相衔接。于是第一步，解散独立组织，使分隶各科。第二步，改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课程，通盘计画，不使复重。
理科之门类既未全，设备亦甚单简，教室、实验室又无可扩张。而工科所设之门，与北洋大学全同。同为国立大学，京、津相去又近，无取重设。于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学，以工科归并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归并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经费，供扩张理科之用。
旧有商科，毫无设备，而讲授普通商业学。于是第一步，并入法科，为商业学门。第二步，则并商业门亦截止，而议由教育部别设完备之商科大学。
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议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文理科必须并设也。（比较元年之见解，又进一层。）又现行之专门学校四年制，于适当时期截止。因日本并设各科大学与专门两种，流弊已见，我国不必蹈其覆辙也。在校务讨论会通过，教育部则承认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掋。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渴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适教员中有自美国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
以上皆孑民长北京大学博采众议励行革新之荦荦大端也。
国史馆停办后，仿各国例，附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孑民所规画者，分设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通史先从长编及辞典入手。长编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两部。政治史，先编记事本末及书志，以时代为次，分期任编，凡各书有异同者，悉依原文采录之，如马骕绎史之例。俟长编竣事，乃付专门史学家，以一手修之为通史，而长编则亦将印行以备考也。文明史长编，分科学、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部，分部任编，亦将俟编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编定之。辞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杂史，以次及于各书，分书辑录，一见、再见，见第几卷第几叶，皆记之。每一书辑录竟，则先整理之为本书检目。俟各书辑录俱竣，乃编为辞典云。两年以来，所征集之材料及纂辑之稿，已粲然可观矣。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其往复之函，具见各报，国人自有公评也。
言行杂录
（已分见各节，补记数条于下）
孑民最不赞成中国合食之法，而亦不赞成西洋菜。以为烹饪之法，中国最为进步，惟改合食为分食可矣。于管理爱国女学校时，于办绍兴学务公所时，于长教育部时，皆提倡之。于北京大学，特备西洋食具，宴外宾时，均用中国酒菜。
孑民最不喜坐轿，以为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也。人力车较为经济矣，然目视其伛偻喘汗之状，实大不忍。故有船则乘船，有公车则乘公车。彼以为脚踏车及摩托车，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则马车。以两人一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较轿为经济。能不竭马力，亦尚留爱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车，则先问需钱若干，到则付之，从不与之计较也。
孑民于应用文，极端赞成用国语。对于美术文，则以为新旧体均有美学上价值。新文学，如西洋之建筑、雕刻、图画，随科学、哲学而进化；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
孑民对于欧战之观察，谓国民实力，不外科学、美术之结果。又谓此战为强权论与互助论之竞争。同盟方面，代表强权论。协约方面，代表互助论。最后之胜利，必归互助论。曾于浙江教育会、北京政学会演说之，时为五年之冬，两方胜负未决也。
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反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曾于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之。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曾于《勤工俭学传》序，及天安门演说时畅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时，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鹤卿。及孑民治小学，慕古人名字相关之习，且以“鹤卿”二字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号曰寉庼。及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曰民友。至《警钟》时代，则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中字，而号曰孑民，以至于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则因彼尝为麦鼎华君序《伦理学》，谓：“四书五经，不合教科书体裁。”适为张南皮所见，既不满麦书，而谓蔡序尤谬妄。商务印书馆恐所印书题蔡元培名，或为政府所反对，商请改署，故孑民于所译包尔生《伦理学原理》及所编《中国伦理学史》，皆假其妻黄女士之名而署蔡振云。
近时蒋梦麟博士于到北京时，对于北京大学学生演说，讲到蔡先生的精神，谓：“（一）温良恭俭让，蔡先生具中国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腊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来最好之精神。蔡先生这精神，是那里来的呢？是从学问来的。”闻者均以为确当。
（据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传略（下）c
（1935年9月25日）
民国八年，青岛外交问题，激起空前之罢学风潮，首起于北京大学，次及于北京各校。五月四日，北大及北京各校学生有执旗示威举动，旗书“誓死争青岛”“诛卖国贼曹、章、陆”等字样，并殴伤章宗样，焚毁曹汝霖住宅。学生被捕者三十余人。北京十四校校长向警厅保释，先生以北大校长至愿一人抵罪，均未允。五月九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历述伤人、焚宅等事，且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等语。先生颇愤懑，遂于五月九日上午八时出走天津，留递辞呈两件，一致总统徐世昌，一致教育总长傅增湘，表明辞职之意，措词极为坚决。并在北京各报发表启事，云：“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己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先生出京后，国人对上述启事颇多误解，而于“杀君马”一语尤甚。有谓先生当段祺瑞内阁时代，有某种印刷物为段所忌；又谓先生主北大时，取学术自由主义，容纳新旧学派，为旧派所嫉；又谓学潮爆发时，政府有解散大学、罢免校长之主张，而一般旧官僚以此次学期为北大倡导新学派之结果，咸集矢于先生；尚有望文生义者，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道旁儿”指各校学生。实则先生以为非自身离京不足以弥平学潮。外传云云，均非事实。
先生离京数月，学潮方始平息。政府及北大教职员、学生挽留函电叠至。彼时，先生在杭州，与北来友人商定程序。先请蒋梦麟氏北上，继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九月返校。
九年十一月，教育部派先生往欧美考察教育，与罗钧任氏同行，罗氏考察司法。先至巴黎，法国教育部表示对于吾国学者之钦崇，特授先生荣誉学位，典礼极隆重。旋赴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德、英等国。
黄仲玉夫人于先生抵巴黎次日在北京逝世，先生在瑞士撰祭文云。
先生在欧洲各国考察毕，于十年七月赴美国，接受纽约大学哲学博士荣誉学位。旋遍游美国各大城市，为北京大学建筑图书馆向华侨募捐。是年十月，教育部电请过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归国。
十一年，彭允彝氏长教育，时罗钧任氏忽以金佛郎案被逮，比开释，彭氏再请拘捕，罗氏又入狱，引起先生及蒋梦麟、邵飘萍诸氏之不平，先生遂发表宣言，表示与彭允彝不能合作。悄然出京，住天津颇久。宣言原文如下：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未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画）。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先生以黄夫人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状况不能不续娶，其择偶条件：（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先生之助者。先生属意爱国女学旧同学周峻（养浩）女士。周女士在先生主持爱国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诸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且素有出国志愿。先生当托徐仲可夫人介绍（徐夫人前任爱国女学舍监，与养浩夫人善），得夫人同意，遂于十二年七月十日在苏州举行婚礼。婚后，先生、夫人携同女公子威廉、公子柏龄同往比利时，夫人及女公子进不鲁塞美术学校研究美术；公子入比国劳动大学研究工艺。
十三年春，夫人及女公子感于比利时研究艺术之不宜，改往法国。夫人进巴黎美专，女公子入里昂美专，公子仍留比学工。先生则往来于比法两国间，照料夫人、女公子、公子学业；并襄助李石曾、吴稚晖诸氏办理里昂中法大学及华法教育事宜。
十三年秋，先生赴伦敦，与陈剑翛、黄建中、潘绍棠诸氏为退回庚子赔款之运动。旋得教育部电请赴荷兰、瑞典出席民族学会，该会专研讨哥伦布未发见新大陆前的美洲民族问题，先生撰有论文一篇，由谢寿康氏译为法文送会。与会时，遇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教授，但教授为先生留学来比锡大学时之同学，劝先生往汉堡大学研究（汉堡民族博物馆材料极丰富），先生遂于十四年偕夫人赴德，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
先生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电促返国。是时，先生尚未辞去北大校长。抵沪，适平、津交通断绝，无法北上，乃留沪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该会系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组织。浙江省科学院筹备处成立，推先生兼任正主任。是年冬，先生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赴宁波出席会议。时北洋军阀在浙又占优势，分会委员分途暂避，先生与马寅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往福州。
先生在福州及厦门两阅月，由集美学校借捕鱼船送至温州，又换船至宁波，再由宁波到杭州，参加浙江政治分会。国民政府成立，遂进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试办江苏、浙江、北平三大学区。同年，先生又与李石曾、张静江诸氏提议设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浙江研究院，通过。由大学院呈准先设中央研究院，先生以大学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十七年五月，先生在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集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人员、大学校长及专家七十余人，会期亘两星期，议案四百余事，凡教育上重要问题，多得适当之解决。是年，政府改组，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先生不愿兼任部长，并辞去所兼任之监察院长及司法部长，辞函中有“去志早决，义无返顾”等语。先生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先生自辞去大学院长、监察院长、司法部长、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对国事仍异常关怀。二十年冬，与张溥泉诸氏赴粤，代表中央接洽和议，当邀同粤方代表孙哲生诸氏来沪，作进一步协商，结果颇圆满。二十一年，受教育部委托，整理中央大学。迭次中央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均出席发表意见。其他有关文化学术之重要设施，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故宫博物院、北平及上海图书馆、伦敦艺术展览会等，靡不参与。而于中央研究院，尤殚思竭虑，力图进展。二十四年九月，罗致全国学者，组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并举行第一次、第二次会议，规画推进学术研究工作颇详。
先生“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颇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先生曾言：“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南来以后，烦杂更倍往昔。先生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发表启事，声明三事：（一）辞去兼职；（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抄录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代，谨为左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之。
（一）辞去兼职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穷。’治学治事，非专不可。余自民元以来，每于专职以外，复兼其他教育文化事业之董事及委员等，积累既久，其数可惊。‘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款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以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爰次第辞去，略如左方；其所不及，以此类推。
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
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南通学院校董
北平孔德学校校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长
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
中华慈幼协会会员
中国经济统计社社员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
国际问题研究会会员
音乐艺文社社员
大同乐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
杭州农工银行监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二）停止接受写件
余不工书，而索书者纷至，除拨冗写发者外，尚积存数百件。方拟排日还债，而后者又接踵而至，将永无清偿之一日。今决定停收写件，俟积纸写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绍职业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然现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绍者，几乎无日无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无穷。遇有一新设之机关或机关之长官更迭时，则往往同时、同处接到我多数之介绍函，其效力遂等于零。在我费无谓之光阴，在被介绍者耗无谓之旅费，在受函者亦甚费无谓之计较与答复，三方损失，何苦而为之！近日政府有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社会有职业指导所，各报亦有“自我职业介绍”及“谋事者鉴”等栏；且现在各国失业调查及救济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个人棉力，汔可小休。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谨启”
二十五年冬，先生忽卧病，濒危者再，卒以诊治得宜，调养经年，渐告痊可。此后身体转弱，时愈时发。
“八·一三”沪战后，先生忧怀国事，每欲驰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旋迁往九龙柯士甸道新寓。又拟转入内地，襄理大计。笔者是年秋过港，先生犹殷殷以昆明相晤为期，言犹在耳！但以高年远行，不堪劳瘁，均未果行。同年，先生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撰《会歌》一首，云：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蔡元培拟作，用《满江红》词调，凡有。处皆押韵之字”
先生于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九龙寓所失足仆地，伤及内部，虽经输血手术，终以年高体弱，回天乏术，延至五日晨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岁。遗夫人周养浩女士，子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威廉（二十八年去世）、睟盎。先生得病经过，有如王云五氏所述：
“蔡先生年来息影香港，深居简出；去岁迁往九龙新寓后，更少来港。今年废历新正初四日，先生偕夫人、公子等来港访谈，旋偕往香港仔午膳，顺游浅水湾等处，游兴甚浓，精神亦健。本月（三月）三日，先生在寓失足仆地，初以为无碍，旋竟吐血一口，家人悲慌，即召医诊治。惟因时值星期假日，故所延西医朱惠康至午始到，并为加延马利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会同诊察，认为先生年事已高，宜防意外，故即商定过海入养和医院，悉心诊疗。途中由朱医生及蔡夫人侍伴。入院后，详为诊察，脉搏如常，似无大碍，乃为注射止血剂及葡萄糖针。本人于蔡先生赴院前及入院后，均往探望，见精神尚佳，无何异状。四日晨十一时再往医院探望，闻蔡夫人言，未续吐血；医师亦谓如不转变，或可出险。时蔡先生正睡着，故未与谈，即行辞出。
讵至午后二时，即接蔡夫人电话，谓先生病势转危，本人急往探视，知从肛门排血甚多，精神骤衰，且不甚清醒。急为先后延请李祖佑、李树芬及外籍医师惠金生、郭克等四医生，会同朱医生诊治，均认系胃瘤出血，恐难救治。初，各医均主施行输血手术营救，惟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输血反应甚大，不能抵抗，故非至万不得已时，不愿施行；至是，以先生病势沉重，气息仅存，故不得已决定实行输血；惟时已深夜，原已验定之输血人遍觅不得，当时侍奉左右之蔡先生胞侄太冲及内侄周新，自愿输血，经赶往香港大学实验室检验，蔡君之血同型，乃即返院施行手术。在输血前，蔡先生己入极危险之状态，惠医生己断定无救；惟郭医生仍努力输血施救。输血后，经过良好，先生精神亦转佳。本人至今晨（即五日晨）四时始辞出。当以输血收效甚速，故定今日（五日）再行二次输血。今晨八时，接医院电话，知蔡先生又转危，本人即赶往医院，一面通知商务印书馆在职工中征求输血者，一面赶请医生急救。乃至九时四十五分，愿输血者数人赶至，未及施行手术，而先生己撒手长逝，痛哉！”
（高平叔记）
（据高平叔编著《蔡孑民先生传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3月出版）
a 此篇是蔡元培应北大新潮社的要求，为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撰写的。原定自己口述，由内弟黄世晖笔录。但由于“五四运动”后，蔡元培离京南下，于是自己动笔撰写，完稿后寄给黄世晖，嘱他核实若干史料，转交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付印时，此篇标题为《蔡孑民》，题下署“都昌黄世晖记”。
b 《蔡元培全集》释为“段云书”。——编者注
c 1935年8月，蔡元培向高平叔口述了他“五四”以后的经历，高平叔记了一份大纲。此篇是高平叔根据这份大纲并补充了1935年9月以后的内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