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长委任状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1917年1月9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予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任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过,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之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余见欧人购物者,每至店肆,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薄物细故,犹恳挚如此,况学术传习之大端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任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

一曰改良讲义。诸君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其详细节目,由教师口授,后学者自行笔记,并随时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

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备教员与学生之参考。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据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并参阅1917年4月《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

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

(1920年10月)

各国的国旗,虽然也有采用天象、动物、王冠等等图案,但是用色彩作符号的占多数。法国三色旗,说是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的符号,是最彰明较著的。我国国旗用五色,说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这一类。我们现在所定的校旗,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圈。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各种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几色化成的。我们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种主要色化成的。现在通行三色印刷术,就是应用这个原理。科学界的关系,也是如是。世界事物,虽然复杂,总可以用科学说明他们;科学的名目,虽然也很复杂,总可以用三类包举他们。那三类呢?第一,是现象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等等。第二,是发生的科学,如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等。第三,是系统的科学,如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等。我们现在用红、蓝、黄三色,作这三类科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白是七色的总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总和了。我们又都知道,有一种哲学,把种种自然科学的公例贯串起来,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学。我们又都知道,有几派哲学,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精神科学,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统统贯串起来,如英国斯宾塞尔氏的综合哲学,法国孔德氏的实证哲学,就是。这种哲学,可以算是科学的总和。我们现在用总和七色的白来表示他。

但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与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但看法国当实证哲学盛行以后,还有别格逊的玄学,很受欢迎,就可算最显的例证了。玄学的对象,叔本华叫他作“没有理解的意志”,斯宾塞尔叫他作“不可知”,哈特曼叫他作“无意识”。道家叫作“玄”;释家叫作“涅槃”。总之,不能用科学的概念证明,全要用玄学的直觉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们用没有颜色的黑来代表他。

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

国立北京大学校旗

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儿,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就一人经历说,研究科学的时间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再次之。

这就是国立北京大学校旗所以用这几种色,而这几种色所占面积又不相同的缘故。

(据1920年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a

(1917年1月)

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殷鉴不远,即在日本。特我国此制行之未久,其弊尚未著耳。今改图尚无何等困难,爰参合现代之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制而改编大学制如下。

(一)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

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以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各择适宜之地点,一也。

(二) 大学均分为三级:1.预科一年,2.本科三年,3.研究科二年,凡六年。

以上所述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校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吴校长、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汤校长、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洪校长一致赞同,即于同月三十日由各校长公呈教育部请核准。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开会议,列席者总次长、参事、专门司司长、北洋大学校长,及具呈各校长。第一条无异议。于第二条,则多以预科一年之期为太短,又有以研究科之名为不必设者。乃再付校务讨论会复议。二月五日校务讨论会开会议决:大学均分为二级,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凡六年。复于三月五日在教育部会议一次,无异议,乃由教育部于三月十四日发指令曰:“改编大学制年限办法,经本部迭次开会讨论,应定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云云。此改制案成立之历史也。

如上所述,则农工医等专门学校,均当为改组大学之准备。而设备既需经费,教员尚待养成,非再历数年不能进行。而北京大学则适有改革之机会,于是由评议会议决而实行者如下。

(一)文理两科之扩张 大学号有五科,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然为经费所限,暑假后仅能每科增设一门,即史学门及地质学门是也。

(二)法科独立之预备 北京大学各科以法科为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具有独立的法科大学之资格。惟现在尚为新旧章并行之时,独立之预算案,尚未有机会可以提出,故暂从缓议,惟于暑假后先移设于预科校舍,以为独立之试验。

(三)商科之归并 商科依部令宜设银行、保险等专门,而北京大学现有之商科,则不设专门,而授普通商业,实不足以副商科之名,而又无扩张之经费。故于五月十五日呈请教育部,略谓:“本校自本学年始设商科,因经费不敷,不能按部定规程分设银行学、保险学等门,而讲授普通商业学、颇有名实不副之失。现值各科改组之期,拟仿美日等国大学法科兼设商业学之例,即以现有商科改为商业学,而隶于法科。俟钧部筹有的款创立商科大学时,再将法科之商业专门定期截止” 云云。旋即二十三日奉教育部指令曰:“该校请将现有商科改为商业学门,隶于法科一节,尚属可行,应即照准”云云。

(四)工科之截止 北京大学之工科,仅设土木工门及采矿冶金门。北洋大学亦国立大学也,设在天津,去北京甚近,其工科所设之门,与北京大学同,且皆用英语教授,设备仪器,延聘教员,彼此重复,而受教之学生,合两校之工科计之,不及千人,纳之一校,犹病其寡,徒糜国家之款,以为增设他门之障碍而已。故与教育部及北洋大学商议,以本校预科毕业生之愿入工科者,送入北洋大学,而本校则俟已有之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工科。(其北洋大学之法科,亦以毕业之预科生送入本校法科,俟其原有之法科生毕业后,即停办法科,而以其费供扩张工科之用。)

(五)预科之改革 大学预科由旧制之高等学堂嬗蜕而来。所以停办高等学堂,而于大学中自设预科者,因各省所立高等学堂程度不齐,咨送大学后,种种困难也。不意以五年来经验,预科一部、二部等编制及年限,亦尚未尽善。举一部为例,既兼为文法商三科预备,于是文科所必须预备,而为法商科所不必设者,或法商科所必须预备,而为文科所不必设者,不得不一切课之。多费学生之时间及心力于非要之课,而重要之课,反为所妨。此一弊也。预科既不直隶各科,含有半独立性质;一切课程,并不与本科衔接,而与本科竞胜:取本科第一年应授之课,而于预科之第三年授之,使学生入本科后,以第一年之课程为无聊,遂挫折其对于学问上之兴趣。且以六年之久,而所受之课,实不过五年有奇,宁不可惜。此二弊也。此亦促进大学改制之一原因。改制以后,预科既减为二年,而又分隶于各科,则前举二弊可去。或有以外国语程度太低为言者,不知新章预科,止用一种外国语,即中学所已习者。习外国语积六年之久,而尚不能读参考书,有是理乎?

大学改制,有种种不得已之原因,如上所述,惟未经宣布。又新旧两章,同时并行,易滋回惑。故外间颇多误会,如前数日《北京日报》之法律、冶金并入北洋大学之说,其实毫无影响,又八月三日、四日之《晨钟报》揭载余以智君之《北京大学改制商榷》,其对于本校之热诚,深可感佩,惟所举事实,均有传闻之误。即如引蔡元培氏之言,谓“文科一科,可以包法商等科而言也,理科一科,可以包医工等科而言也”。询之蔡君,并不如是。蔡君不过谓法商各科之学理,必原于文科;医、农、工各科之学理,必原于理科耳。若如余君所引之言,则蔡君第主张设文理二科足矣,何必再为法、医、农、工、商各为独立大学之提议乎?其他类此者尚多,故述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以告研究大学制者。如承据此等正榷之事实,而加以针砭,则固本校同人之所欢迎也。

八月五日 北京大学启

(据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演说

(1918年10月14日)

凡事皆有术而后有学。外国之新闻学,起于新闻发展以后。我国自有新闻以来,不过数十年,则至今日而始从事于新闻学,固无足怪。我国第一新闻,是为《申报》。盖以前虽有所谓邸抄若京报,是不过辑录成文,非如新闻之有采访、有评论也。故言新闻自《申报》始。《申报》为西人所创设,实以外国之新闻为模范。其后乃有《沪报》《新闻报》等。戊戌以后,始有《中外日报》《时报》《苏报》等。十五年前,鄙人在爱国学社办事时,与《苏报》颇有关系。其后亦尝从事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等。其时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藉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即其他《新闻报》《申报》等,虽专营新闻业,而其规模亦尚小。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仅北京一隅,闻有八十余种。自然淘汰之结果,其能持续至今者,较十余年前之规模大不同矣。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

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无不相关。外国新闻,多有特辟科学、美术、音乐、戏曲等栏者,固非专家不能下笔。即普通纪事,如旅行、探险、营业、犯罪、政闻、战报等,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之关系。至于记述辩论,则论理学及文学亦所兼资者也。根据是等科学,而应用于新闻界特别之经验,是以有新闻学。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是为吾人第一目的。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是为吾人第二目的,想到会诸君均所赞成也。

抑鄙人对于我国新闻界尚有一种特别之感想。乘今日集会之机会,报告于诸君,即新闻中常有猥亵之纪闻若广告是也。闻英国新闻,虽治疗霉毒之广告,亦所绝无。其他各国,虽疾病之名词,无所谓忌讳,而春药之揭贴,冶游之指南,则绝对无之。新闻自有品格也。吾国新闻,于正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之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或且附印小报,特辟花国新闻等栏;且广收妓寮之广告。此不特新闻家自毁其品格,而其贻害于社会之罪,尤不可恕。诸君既研究新闻学,必皆与新闻界有直接或间接之关系,幸有以纠正之。

(据191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致辞

(1918年10月22日)

今日为画法研究会第二次始业式,人数视前增加,是极好的现象。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模,外国画始自写实。《芥子园画谱》,逐步分析,乃示人以临模之阶。此其故,与文学、哲学、道德有同样之关系。吾国人重文学,文学起初之造句,必倚傍前人,入后方可变化,不必拘拟。吾国人重哲学,哲学亦因历史之关系,其初以前贤之思想为思想,往往为其成见所囿,日后渐次发展,始于已有之思想,加入特别感触,方成新思想。吾国人重道德,而道德自模范人物入手。三者如是,美术上遂亦不能独异。西洋则自然科学昌明,培根曰:人不必读有字书,当读自然书。希腊哲学家言物类原始,皆托于自然科学。亚里斯多德随亚力山大王东征,即留心博物学。德国著名文学家鞠台喜研究动植物,发见植物千变万殊,皆从叶发生。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意大利文学复古时代,人物画后加以山水,识者谓之中国派;即法国路易十世时,有罗科科派,金碧辉煌,说者谓参用我国画法。又法国画家有摩耐者,其名画写白黑二人,惟取二色映带,他画亦多此类,近于吾国画派。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后诸君均宜注意。此予之希望者一也。

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美虽由于天才,术则必资练习。故入会后当认定主意,誓以终身不舍。兴到即来,时过情迁,皆当痛戒。诸吾持之以恒,始不负自己入斯会之本意。此予之希望者二也。

除此以外,余欲报告者三事:(一)花卉画导师陈师曾先生辞职,本会今后拟别请导师,俟决定后再行发表。(二)画会会所急求扩充,俟觅得相当地点,再行迁徙,与各会联络一起。(三)上学年所拟向收藏家借画办法,本年拟实行,拟请冯汉叔先生筹之。

(据1918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1918年11月10日)

北京大学之设立,既二十年于兹,向者自规程而外,别无何等印刷品流布于人间。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藉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顾《日刊》篇幅无多,且半为本校通告所占,不能载长篇学说,于是有《月刊》之计划。

以吾校设备之不完全,教员之忙于授课,而且或于授课以外兼任别种机关之职务,则夫《月刊》取材之难,可以想见。然而吾校必发行《月刊》者,有三要点焉:

一曰尽吾校同人力所能尽之责任。 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虽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具,而外界学会、工场之属,无可取资,求有所新发明,其难固倍蓰于欧美学者。然十六七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其所凭藉,有以逾于吾人乎?即吾国周秦学者,其所凭藉,有以逾于吾人乎?苟吾人不以此自馁,利用此简单之设备,短少之时间,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之新义,可以贡献于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使无月刊以发表之,则将并此少许之贡献而靳而不与,吾人之愧歉当何如耶?

二曰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 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才生知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媛媛〔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于是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于比较;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所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系。有《月刊》以网罗各方面之学说,庶学者读之,而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而且对于同校之教员及学生,皆有交换知识之机会,而不至于隔阂矣。

三曰释校外学者之怀疑。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治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六朝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闻吾校之伦理学用欧美学说,则以为废弃国粹,而不知哲学门中,于周秦诸子,宋元道学,固亦为专精之研究也;闻吾校延聘讲师,讲佛学相宗,则以为提倡佛教,而不知此不过印度哲学之一支,藉以资心理学、论理学之印证,而初无与于宗教,并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则也。论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则深以为怪。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以上三者,皆吾校所以发行《月刊》之本意也。至《月刊》之内容,是否能副此希望,则在吾校同人之自勉,而静俟读者之批判而已。

(据1919年1月《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

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开学日演说词

(1922年10月2日)

今天是本校第二十五年开学日。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这个宗旨的说明,旧学生当然屡次听过,新学生也许在印刷品上看到,不用多讲了。现在我把学校给学生研究学问的机会略说一说。

研究学问,要有基础。预科就是确定基础的时代。我们为改良预科起见,特组织一个预科委员会。不但课程有点改变,就是管理上也特别注意;把宿舍划出一部分让给新生,给他们便于自修自治。本校没有力量建筑广大的宿舍,使全体学生都住在宿舍里,实是一件憾事。但本年已添设了第四宿舍,并为女生设一宿舍,其余只可逐渐设法了。

为研究学问计,最要的是实验室。在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勉强腾出几万元,增设物理、化学、地质各系的仪器标本,并修理实验室、陈列室,现在第二院已有与前不同之状。

为研究学问计,最普遍的是图书馆。近年虽陆续增购新书,但为数尚属有限;虽有建筑适宜图书馆的计画,而至今尚不能实现。美洲各处的北大同学会,募捐甚力,时有报告,载诸《日刊》。若在国内同样进行,必有成功的一日。

年来大家对于体育都很注意。不过由学生自组的体育会,成绩还不很昭著。从今年上半年起,渐改由学校组织。现分为学生军与体操两部。学生军一部,已请富有军事智识的蒋百里先生担任导师;体操一部拟请由美洲新回来之周思忠先生担任。无论那系学生,此两部中必须认定一部,作为必修的工课;均需用心练习,不能敷衍了事。

科学的研究,固是本校的主旨;而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本校原有书法、画法、音乐等研究会,但因过于放任,成绩还不很好。今年改由学校组织,分作两部:一、音乐传习所,请萧友梅先生主持。二、造形美术研究会。拟请钱稻孙先生主持。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与美术展览会,以引起同学审美的兴味。

为毕业生再求进步计,更设研究所。现在己设立者为国学门,一年以来,校勘《太平御览》,已将竣。把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清代内阁档案,渐渐整理出来。其较有价值的,已在《日刊》宣布。又承罗叔蕴、王静庵两先生允任导师。对于古物学,将积极进行,保存搜集,都是现在必要的任务。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三种研究所,我们也要预备起来。

至于研究学问,当然要有专门教员的指导。本校又新聘教员几位,当为诸生介绍。又适值本校名誉博士芮恩施先生来京,本日允到校演说,尤是同人所欢迎的。

(据1922年10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

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1921年5月12日)

今日与诸君聚会,甚为欢乐,更感激诸君厚意。此次出来的时候,本想在英国多住几天,因为英国教育与别国不同,苏格兰与英格兰又不同。爱丁堡风景著名,大学校更著名,地方清静,气候温和,旅费比较的节省,所以中国留学生在此处很多。从前吾在德国时,就知道此地有学生会,似名苏学会,曾见过两次的会报,是用胶板印的。大约在清季,或民国初年间。今日来此,仍有学生会,更有学术研究会。风景既佳,学校又好,大家联合起来,安心求学,比较在伦敦、柏林、巴黎更佳。所以吾在仓促间,必要到此一游。但是今日又须到丹麦,不能久住。且喜得与诸君聚会,又看过大学校、美术专门、博物馆、古堡、旧皇宫等地,更蒙诸君郑重的招待,何等欣幸!兹奉临别数语,望大家注意。

今日会中有学术研究会,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中国羡慕外人的,第一次是见其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吾们的好。以后又见其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止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于是要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是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出洋留学生,日多一日,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了。然而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学法律,预备作法官,或当律师。学医学,预备行医。只从狭义做去,不问深的理由。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回去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譬如吃饭的时候,问小儿饭从那里来的?最浅的答语是说出在饭桶里,进一步,说是出在锅子里,再进一步,说是出在谷仓里,必要知道探原到农田上,才是能造饭的,不是专吃现成饭的人了。求学亦然,要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

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运动、吃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方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烟酒、赌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当求高尚的消遣。西洋科学愈发达,美术也愈进步。有房屋更求美观,有雕刻更求精细。一块美石不制桌面,而刻石像,一块坚木不作用器,而制玩物,究竟有何用意?有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更设美术学校、音乐学校等,既有文法书,更要文学。所建设的美术馆、博物馆,费多少金钱,收买物品,雇人管理,外人岂愚?实则别有用心。过劳则思游息,无高尚消遣则思烟酒、赌博,此系情之自然。所以提倡美术,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

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从前功利论,以为人必先知有相当权利,而后肯尽义务。近来学者,多不以为然。罗素佩服老子“为而不有”一语。他的学说,重在减少占有的冲动,扩展创造的冲动,就是与功利论相反的。但这种减少与扩展的主义,可用科学证明。这种习惯,止有美术能养成他。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美术的效用,岂不很大么?中国美术早已卓著,不过好久没人注意,不能尽量发展。现在博物馆还未设立,岂不可惜。所以在外国的时候,既然有很好的机会,就当随处注意。不但课余可时往博物馆赏览,就是路旁校侧,处处都有美术的表现。不仅对于自己精神有利益,就是回国以后,对于提倡美术,也多有补助。若是此时失去机会,以后就懊悔也晚了。

我知道在爱丁堡的同学对于国内的政治是很注意的。中国现在的政治,可云坏极了,一切大权皆在督军掌握,督军并无何等智慧,不过相互为敌,借养兵之名,去攫金钱就是了。譬如说有一万兵的,其实不过数千,将这空饷运入私囊。仅为金钱之计,实无军队可言,更无威武可怕。惟真正民意,为力最大。凡所喜的,都可实现,凡所恶的,都可铲除。前清因失民意而亡,袁氏因失民意而殁。安福兵力很强,又有外人帮助,但因民意反对,终归溃败。现在人心又恨怨督军,都提倡“废督”。大概督军不久也必消灭。但是最重要问题:督军消灭后,又将何以处之?从前执政都想中央集权,实则中国之大,断没有少数人能集权而治的。现在极要的,是从“地方自治”入手。在各地方设高等教育机关,使人民多受教育,自然各方面事务都有适当的人来担任。希望诸君专心求学,学成可以效力于地方,这是救国最好的方法。目前国内政治问题,暂可不必分心。

我想诸君必又很注意于国内学生的情形。曾记得革命以前,在上海、天津、以至日本留学界,都有学生做革命的运动。民国成立以后,学生却没有什么重要的表示。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于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此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所以对于中国学生将来,实有莫大的希望。

再者,诸君在国外有数十同国的学生,时相晤聚,甚为难得。无论所学科目不同,所居地位不同,或所操言语不同,要之大家须彼此爱护。有从国外来,不能说国语的,国内来的同学,可以帮助他们。互相亲爱,互相原谅。这也是很祷祝的一件事。

(于世秀记)

(据1921年8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

在北京大学平民夜校开学日的演说

(1920年1月18日)

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惟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牌,写著“学堂重地,闲人免入”,以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牌已竟取去了。

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二十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从前京师大学堂里面的听差,不过赚几个钱,喊几声大人老爷;现在北京大学替听差的开个校役夜班,他们晚上不当差的时候,也可以随便的求点学问。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

“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旁人都不能够,这便算不得平等。现在大学生分其权利,开办这个平民夜校,于是平民也能到大学去受教育了。大学生为什么要办这个平民夜校呢?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了学问,看见旁的兄弟还没有学问,自己心中很难过。好像自己饱了,看见许多的兄弟姊妹都还饿着,自己心中就很难过一样。“一个人不但愁着肚子饿,而且怕脑子饿。”大学生看见许多弟弟妹妹的肚子饿,固然难过,他们看见你们的脑子饿,也是很难过的。因为人没有学问,不认识字,是很苦的一件事,甚至有写封信还要请人去写。要是自己会写,还受这种苦吗?我们有手而不能用,有目而不能见,我们心中一定很难过;我们的脑子饿了,看个电影也不能懂得,又何尝不是一样的苦呢?譬如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现在又到大学,仿佛已经吃的很多。要是看见旁人没有学问,没有知识,常常受“脑饿”的痛苦,他们自己一定很难过,很不爽快——因为不平,所以愿为大家尽力,开办这个平民夜校。大学生一方面既有这种好意思,住在大学附近的人家,也把他的子弟送去求学,现在竟有四百多人,仿佛肚子饿了要去求食一样。这种意思,实在好极,也算不负了办平民夜校的热心。

办平民夜校的,固然要热心;我对于夜校的学生同家长,还有两层希望:

一、教职员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们,我们进去一两天后,觉得没有什么新奇,于是就不去了。要是这样,仿佛也对不起教员的一番热心。

二、住在大学附近的,才有这种特别权利,那些住得较远的,不能享着这种权利的,你们应该觉得很难过,把你们所已知的传达给他们——你们的亲戚或朋友——使他们的子弟也入他们附近的平民夜校去求学。

这都是很要紧的。这也是我所望于办平民夜校的,与你们的。

(据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

北京大学民国十四年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题词

(1925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哲学在我国古书本名为道学。今日哲学者,希腊语斐罗梭斐之译文。其原义为爱智。故哲学家不忌怀疑而忌武断,不妨有所不知,而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愿以孔子之言,与哲学系诸同学共勉之。因题诸民国十四年哲学系级友会纪念刊。

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

《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序

(1929年11月20日)

北京大学,到现在有三十一年的历史了。这三十一年内,名称改了几次;内容与外延的广狭,改了几次;学风改了几次。到了第三十一年,在党治之下,值教育部新改大学条例,又值北大的名称与关系屡次改变,而终于恢复。自此以后,又将有一时期可以专心致志于按部就班的进展,而不致轻易摇动。但我以为北大同人,若要维持不易动摇的状态,至少应注意两点:

(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要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不凭借何等地位,而自能崭然露头角。

(二)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 从前,在腐败政府之下,服务社会者又不可多得,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大学,不得不事事引为己任。若就求学的目的说起来,牺牲未免太多,然在责无旁贷的时期,即亦无可如何。今则政府均属同志,勉为其难;宣传党义、运动民众等事,又已有党部负了专责。我们正好乘党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时候,多做点预备的工夫,就是多做点学术上的预备。若此刻早已分心他事,荒弃学业,他日重任加身,始发不学无术的悔恨,就无及了。所以应守分工的例,不想包办一切,而专治学术。

若全校同人均能了解这两点,则北大的进步,将无限量。否则抱万能之愿,而无一得之擅,前途就可想而知。愿这次参与北大三十一周年纪念诸君,要深切的注意。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蔡元培

(据1929年《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1934年1月1日)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画,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的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据1934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

a “大学改制之议”发端于1917年1月27日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本文是蔡校长会上提出的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