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东塾读书记之论汉儒 陆贾新语 贾谊新书 董子繁[63]露 司马迁之史记 淮南子 盐铁论 刘向所序六十七篇 扬雄太玄经 扬雄 儒家与儒生 汉儒之理学
唐蔚老诒我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西汉》一卷，原十三，坊本未刻，乃新出。历举西汉之焯然名家者十二人，曰陆贾、河间献王、贾谊、董仲舒、太史公、司马相如、贾山、桓次公、著《盐铁论》。淮南子、王吉、刘子政、扬子云，而力称河间献王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为楷模。谓《淮南子》云：“有符于中，则贵是而同今。古无以听其说，则所从来者远而贵之耳。”《修务训》。此说虽亦贵是，而不重好古。然《论衡》云：“俗好高古，而称前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所造，蜜酪辛苦。”《超奇篇》。此即《淮南》所谓“从来者远而贵之”，拘儒颇有此病，病在好古而不求是也。又谓：“好言阴阳灾异，实汉儒之病。”则是汉儒之所贵，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不在“好言阴阳灾异”也。此亦陈氏论学之眼，犹之其论汉《易》之言训诂举大谊，而不喜理纳甲卦气之说也。语见卷四。
阅陆贾《新语》十二篇，开宗明义《道基第一》以为：“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仗义而行，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故制事因短而动益长，以圆制规，以矩立方。”又称：“道莫大于无为。”《无为》第四。而颂舜之无为而治。盖儒而入道，衍子思、孟轲一派，而非荀卿之纯儒也。子思《坊记》以《春秋》律《礼》，《缁衣》以《诗》、《书》明治。赵岐《孟子题辞》称：“孟子长于《诗》、《书》。”而《史记·贾本传》称：“陆生时时前称说《诗》、《书》。”其著书亦多引《诗》、《书》、《春秋》，固与荀卿之“隆礼义而杀《诗》、《书》”《儒效篇》。者不同。此其同于思、孟者一也。又《论衡·本性篇》引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谓之道。”是即子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性无有不善”之说也。此其同于思、孟者二也。然则陆贾者，其思、孟之支与流裔耶？惟按之《史记》、《汉书》，其书有不可信者。《史记·贾本传》称：“陆贾为高帝言：‘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是即贾生著论《过秦》之指。而高祖乃谓生：“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征者，即征秦、汉之所以存亡也。此《新语》之所由作，岂其语有泛设哉？今《新语》泛称道德，而无一言“著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是谓答非所问。高祖何由称善。不可信一也。又《汉书·司马迁传》称：“迁取《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新语》作《史记》。”则是陆贾《新语》与《战国策》、《楚汉春秋》同为记事之书，如《晏子春秋》、刘向《说苑》之比，其中必有“著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故史迁采以入《史记》，必其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而非托之空言。《楚汉春秋》之采入《史记》者，张守节《正义》犹引之，今佚不可见。《战国策》取九十三事，皆与今本合。独取陆贾《新语》者无征。其不可信二也。惟马总《意林》所载，皆与今本合，李善注《文选》，亦有所采，则伪造此书者，当在唐以前耳。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贾谊》五十八篇，《新唐书·艺文志》则称贾谊《新书》，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其目而亡其书，仅存五十六篇。章学诚《校雠通义》谓贾谊五十八篇收于儒家，然与法家当互见。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则是贾生不以儒征，而廷尉言生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也。文帝召以为博士者，召以为诸子百家之博士。《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64]太常博士》曰：“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者是也。然考生所著书，《过秦》则著其仁义不施，以为监戒。又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庶几于《汉志》叙儒家者流所谓“顺阴阳，明教化，游文六艺之中，留意仁义之际”者，故以隶于儒。而歆书亦称之曰：“在汉朝之儒，贾生而已。”《汉志》之著录贾谊入儒，《孝文传》十一篇同，盖皆取其宗旨，而非论其生平也。《史记》、《汉书·儒林传》称：“文帝本好刑名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则是文帝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十一篇》其所著书，注“文帝所称及诏策”，而以隶儒者，岂不以文帝除收帑及肉刑、求直言、除诽谤祠官、劝农等诏，皆尔雅温厚，有儒者气象，庶几所谓“顺阴阳，明教化，游文六艺之中，留意仁义之际”者邪？无疑于贾谊书矣。
贾谊儒而明法，董仲舒儒而通阴阳。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西京杂记》载董仲舒梦[65]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此书记刘歆所撰。而《论衡·案书篇》则曰：“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其书推本《春秋》以言天人相与之际，而往往及阴阳五行，漫滥旁衍，若亡纪极，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有与孟子相表里者。何以明其然？《孟子·万章上》称尧、舜以征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之义，犹董子《贤良策对》案《春秋》之中以明天人相与之际，一也。《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岐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又《离娄下》：“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岐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夫《滕文公下》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称之曰天子之事。《离娄下》又从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此与《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二十三》所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绌夏，新周，故宋”同指。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犹董子言以《春秋》当新王，故赵注用《公羊》素王之说。素王，谓空设一王之法。此其二也。程子曰：“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孟子之言仁义也混，如《梁惠王上》“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义骈举，而未析其所以异。而董子之言仁义也析，《仁义法第二十九》：“《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自不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对称，而勘明其所以异。要其归，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矣，而《繁露》足匡孟子所未逮，三也。孟子儒而通阴阳，董仲舒亦儒而通阴阳。《繁露》多阴阳五行之谈，虽无征于七篇，然荀子非子思、孟轲，谓其“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有《孟子》一篇，则是孟子别有其书，四也。独《深察名号第三十五》[66]谓：“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犹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号取诸瞑。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瞑为号？”斯则与孟子性善之说有异耳。
司马迁之学，出于董仲舒《春秋》，而与父谈异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谓：“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谓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五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并致其不满之词，而独推崇老氏道德，谓其兼有五家之长，而去其所短，且又特举道家之指约易操，事少功多，与儒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两两相较，以明孔不如老。此谈之学也。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汉书·叙传》。处士如盖公、《曹参传》。邓章、《袁盎传》。王生、《张释之传》。黄子、《司马迁传》。杨王孙、安丘望之[67]《后汉书·耿弇传》。等皆宗之。而迁独不然。观其下文称引董仲舒之言，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语见卷六。《史记·孔子世家》曰：“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亲当作新，则与《繁露》“绌夏，新周，故宋”之说有合。而《自序》则明引董生，以见“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亦本董子以《春秋》当新王之旨。而自明百三十篇之所为作，则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能有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斯”者，指百三十篇而言，自谓继《春秋》而攸作也。而托之于先人有言者，盖儒者善则称亲之义也。若论载笔之法，则以两语赅之，曰“厥协六经异传”，曰“整齐百家杂语”。如《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此所谓“厥协《六经》异传”也。又《五帝本纪》：“《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择其言尤雅者。”《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此所谓“整齐百家杂语”也。曰“厥协”，曰“整齐”，而观其会通，一以六经为衡。《伯夷列传》所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者也。《汉书·司马迁传赞》乃谓：“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此自述其父谈论六家要指耳，于迁何与。但不便斥老，斥老，则形父指短耳。
《扬子法言·问神篇》云：“或曰：‘淮南其多知欤？曷其杂也？’曰：‘人病以多知为杂。’”而上元梅曾亮伯言《柏枧山房集·淮南子书后》曰：“《淮南子》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此实似是而非之论。按《汉书·艺文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所存者二十一篇，盖内篇也。后汉高诱为之注解而序其书，称：“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则是立言有宗，其大较归之于道。善有元，事有会，则亦何病以多知为杂也。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则叙目也。自来无言《淮南子》伪者，然自来亦无言刘安作者。而梅氏乃称其“剽窃曼衍，与安所为文不类”，不知《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本不言安作，而出众人手笔，如《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之“出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也。《史记·吕不韦传》、《汉书·艺文志》。何必以“与安所为文不类”为嫌乎？高诱序亦言：“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正合《汉书·艺文志》序杂家者流称“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盖出于当日众人之杂议，各抒所见而作，以故列入杂家。而杂家之所以异于儒、道、名、墨诸家者，盖所由来者不同。诸家本师说传授，杂家出众议驳杂也。杂家者言，无不“剽窃曼衍”者，盖与议者不专一家、尊其所闻故也。尊其所闻，故不嫌“剽窃”，不专一家，故旁涉“曼衍”，势所必至，何必以此致讥于《淮南》乎？然《淮南》不以集众为讳，而以裁定之权，自命一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杂而犹成其家者也。
《盐铁论》者，汉始元六年，公卿贤良文学所与共议者也。桓宽辑而论纂，本末具见《汉书·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列传》赞。所论皆食货之事，而游文六艺，言必称先王，自《隋书·经籍志》皆依《汉书·艺文志》列儒家。然宋高似孙《子略》曰：“汉世近古，莫古乎议。国有大事，诏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议郎杂议，是以庙祀议，伐匈奴议，捐珠厓议，而右渠论经亦有议，皆所以谓询谋佥同。”此盖杂家之支与流裔，而与《汉志》序称“杂家者流，盖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其意有合者也。而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成一家之法者，则西汉有《盐铁论》，东汉有班固《白虎通德论》。倘以《吕氏春秋》、《淮南鸿烈》为例，当入杂家。如以《盐铁论》、《白虎通德论》游文六艺，当入儒家。则《淮南鸿烈》，其大较归之于道，何不入道家乎？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按《汉书·楚元王传》曰：“向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给事中张猛相继谮死，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疑《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盖皆《世说》中篇目，即《世说》也。传又曰：“成帝即位，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都向所序《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合《世说》八篇，《列女传》八篇，凡六十六篇，视《志》称所序六十七篇尚少一篇，不知为何？“所序”云者，明其述而不作，如传所云“依兴古事”，“采取《诗》、《书》所载”及“采传记行事”是也。《世说》今亡，《新序》、《说苑》亦残。《隋书·经籍志》载《新序》三十卷，《说苑》二十卷，合五十卷。卷即是篇，与《汉书》五十篇之数合。今传《新序》十卷，《说苑》二十卷，皆每卷一篇，则《新序》亡二十篇。然据乌程严可均景文《铁桥漫稿·书说苑后》称：“宋本《说苑》有刘向序，言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今本《说苑》计六百六十三章，视向序少一百二十一章。”是《说苑》亦非完书。余姚卢文弨抱经《群书拾补》中有《新序校补》、《说苑校补》。所录皆春秋至汉初轶事，而春秋时事尤多，大抵采百家传记可为法戒者，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相出入。两书体例相同，大指亦复相类，其所以分为两书之故，莫之能详。有一事而两书异辞者，盖采摭群书，各据所见，既莫定其孰是，宁传疑而两存，盖其慎也。高似孙《子略》谓：“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归监者，尽在此书。”固未免推崇已甚。至其推明古训，以衷之于道德仁义，庶几“游文六艺，留意仁义”，不失儒者之旨已。《列女传》存而亡其图。《别录》曰：“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初学记》卷二十五引。而《汉书》本传称“《列女传》凡八篇”者，据王回序云：“此书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等目，而各颂其义，图其状，总为卒篇。传如太史公记，颂如《诗》之四言，而图为屏风。”图今亡，独仪征阮福喜斋仿宋刻《列女传》，有晋大司马参军顾恺之图画，郝懿行妻王圆照，汪远孙妻梁瑞，陈衍妻萧管道，俱有《列女传》注本。然向所序，依兴故事，不同诸子之立意为宗。章学诚《校雠通义》曰：“《说苑》、《新序》杂举春秋时事，当互见《春秋》之篇。《世说》今不可详，本传所谓《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诸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似亦可以互见《春秋》。惟《列女传》本采《诗》、《书》所载妇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讽谏宫闱，则是史家传记之书。而《汉志》未有传记专门，亦当附次《春秋》之后，可矣。至其引风缀雅，托兴六义，又与《韩诗外传》相为出入，则互注于《诗经》部次，庶几相合。总非诸子儒家书也。”《汉志诸子篇》。《列女传》盖自《隋书·经籍志》即入杂传类云。
刘向述而不作，以依兴古事。扬雄独抒己见，以橅笵经文。《太玄》橅《易》，《法言》橅《论语》，《方言》橅《尔雅》。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刘向以之。钩深索隐，《易》学也，扬雄以之。然《易》刚柔无常，兼权进退，而扬雄为《太玄》，则偏主于柔退，其指一本老氏。《朱子语录》曰：“扬子为人思沈，会去思索，其学本似老氏，如清净渊默等语，皆是老氏意思。”此宗旨之不同也。又《太玄》虽准《易》而作，然托始高辛、太初二历而为之，故《玄》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为一首九赞，首名以节气起止，赞义以五行胜克，通七百二十九赞有奇，分主昼夜，以应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准一卦，始于《中》，准《中孚》；而终于《养》，准《颐》。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与夫二十八宿错居其间，先后之序，盖不可得而少差也。夫卦气之说，出于孟喜，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注引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是类谋》。所云卦气起《中孚》，以一卦主六日七分，六十卦主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大谊略同。此《玄》所准者也。然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论《太玄》虽扬雄拟《易》而作，然自为一书，其数并非《易》数，《易》数自一而二，二而四，四四而八，以逮于六十四，皆偶数；《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以逮于八十一，皆奇数。老子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算数如是。积算至三，则可生万。《大戴礼·易本命篇》：“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孔顨轩补注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为变之极，可引之而至于无穷，故黄钟以八十一分立数，十二律皆由此生。扬雄精算术，依《太初》以作《太玄》，与老氏之言适合。其用数则《汉书·律历志》详言之，《困学纪闻》引叶石林之言，是也。三为生物之数，《太玄》用之。五为天地中数，司马光《潜虚》用之。邵康节《皇极经世》用偶数，乃《易》之本数耳。《易》明阴阳，阴阳一奇一偶，故以二起数。程子谓先天是加一倍法。盖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节本此为推，非有他异。其于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以《太玄》非《易》之本数，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当。此用数之不同也。按《汉书·雄本传》称：“《玄》首四重也，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太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则是《太玄》推律历节候而作，其说至明。卷首所列旧图，具七十二候。顾明龙泉叶子奇撰《太玄本旨》九卷，一扫星历之说，谓《太玄》附会律历节候而强其合，不无臆见，因别为诠释。亦如《易》家之有王弼，废象数而言义理者也。
司马光《扬子序》曰：“韩文公称荀子，以为在轲、雄之间。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贤，祖六艺而师孔子。孟子好《诗》、《书》，荀子好《礼》，扬子好《易》。古今之人，所共宗仰。然扬子之书最后，监于二子而折衷于圣人，潜心以求道之极致，至于白首，然后著书，故其所得为多。孟子之文直而显，荀子之文富而丽，扬子之文简而奥。惟其简而奥也，故难知。”韩退之盛推孟，司马光独宗扬，宋儒多在韩退之门下讨生活，欧、苏、曾、王之论文，二程、张、朱之尊孟，其灿然者已。独司马光超然绝出，不同寻常。其论学不信孟子，《疑孟》有书；其文章直起直落，质实骏爽，不为描头画角，而真气贯注，王安石推其文类西汉，可谓卓然有以自立者。世人浅见寡识，论古文限于唐宋八家。而不知司马光疏疏落落，其雄骏掩韩、欧而上之。余故特表而出之云。
阅《史记·儒林列传》，取《汉书》校一过。窃谓《儒林列传》，而仲尼弟子七十七人及孟子、荀卿不与者，以其身通六艺，而不专一经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儒家者流，游文六经之中，留意仁义之际。”《论衡·超奇篇》曰：“能说一经者为儒生。”而《儒林》所列，“能说一经者为儒生”也，儒之不名家者也。班固作《汉书》，亦崇儒家而薄儒生，《扬雄传》称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以见为章句训诂之通者少也。何谓通？《艺文志·六艺略》言：“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此之谓“游文六经”，亦此之谓“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而儒生则不然，能说一经，为章句训诂。《易》之有施、孟、梁丘，《书》之有欧阳、大小夏侯，《诗》之有齐、鲁、韩、毛，《礼》之有大小戴、庆氏，《春秋公羊》之有严、颜，《史记》、《汉书》著入《儒林传》者皆是，亦称辟儒。《艺文志·诸子略》叙儒家称：“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五经乖析”者，谓其“能说一经”，而不能“游文六经”也。《六艺略》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68]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于十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亦指儒生而言。若夫儒家者流，则不专一经，不为章句训诂，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游文六经，留意仁义。其著书则录入诸子，不专经而名家；其人则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而特显以专传，若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者是也。大抵儒生不工文章，而儒家者流则无不能文者。亦称鸿儒，《论衡·超奇篇》曰“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是也。《汉书》之例，儒生入《儒林》，儒家立专传。而范晔《后汉书》以贾逵、郑玄兼通五经，立专传而互见《儒林》，亦用班《书》贾谊、董仲舒、刘向互见《儒林》之列也。
谭汉学者，多诵训诂而昧理学。不知宋儒有理学，汉儒亦有理学。而治汉儒理学，尤不可不读《春秋繁露》、《白虎通》两书。《春秋繁露》有江都凌曙晓楼注，《白虎通》有句容陈立卓人《疏证》，皆以名家。《尔雅》、《说文》只知逐字解诂，而全体大用欠分晓，但言训诂名物，未明义理。而读《春秋繁露》及《白虎通》，则以《繁露》为《春秋》之名宗，阐《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之意；《白虎通》为礼家之名宗，发礼官正百物、叙尊卑、控名而责实之指。义理征于训诂，而人伦道妙之全体大用，即见名物训诂之中，然后复由训诂名物以通义理，途径顿辟。然后进而读《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以见威仪节文，不过以征理之不可易，而知控名责实，义理之即名伦等物而见。此汉儒之理学也。汉儒以礼为理，承荀卿礼宗之绪；宋学认性即理，发孟子性善之指。汉儒蹈礼履仁，附会阴阳家言；宋学明心见性，多杂禅宗说。汉儒只于威仪事为，著实体认；而宋学则性天道奥，愈勘愈深，此其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