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学派 荀子一 荀子二 子思非曾子弟子 荀子书中之孟子 辞赋家为古诗之流纵横家之别科 管子入道家 老子 老子非神仙长生家 杨朱与老庄 墨子 杨朱与墨子 儒墨之辩 名墨之倍僪不同 阴阳家一 阴阳家二 阴阳家三 阴阳家四 阴阳家五 阴阳家六 阴阳家七 商君与韩非 名家一 名家二 名家三 名家四 名家五 名家六 纵横家一 纵横家二 文章流别不同于诸子流别
道与儒不相兼，道者明道，儒家隆礼。道之大原出于天，礼之所起施于人。天人之分，即儒、道之辨。近儒张尔田尤有味乎其言之，以为：“道家宗旨，明天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法自然。’《老子》。儒者宗旨，明人者也。故其言道也，则曰：‘道者，非天人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荀子》。孔子儒而兼道，故明天人相与之际。道家纯任天道，孔子则修人道以希天。儒家务尽人道，孔子则本天道以律人。”语见所著《史微内篇》。修人道以希天者，《春秋》教也。本天道以律人者，《易》学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易》、《春秋》不与者，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其后子思、孟轲衍其道统，则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是“道法自然”之意也。荀卿传其儒学，则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荀子·劝学篇》。是《诗》、《书》执《礼》之教也。汉代经生，近承荀学。宋儒理学，上衍道统。
荀子道性恶，故重师法，重师法，则不得不劝学。而学之所以有成功者，有二道焉，曰“专”，曰“积”。唯“专”乃能“积”渐，唯“积”斯以征“专”。“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虵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此“专”之说也。“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此“积”之说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为善不积耶，安有不闻者乎？”此荀子之所为“劝”，而学之所以有成功也。若论为学之次第，则甚致谨于“义”与“数”之辨。以为：“其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此“义”与“数”之别也。而“礼”则学“数”之终，道德之极。故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此其大略云尔。
《欧阳文忠集》有《郑荀改名序》，中谓：“荀卿子独用《诗》、《书》之言。”未为知荀子也。按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万章下》。《史记·孟子列传》曰：“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陈氏此《记》，历举孟子引《诗》者三十，论《诗》者四，引《书》者十八，论《书》者一，至于诸侯之礼，则曰“吾未之闻。”卷三《孟子篇》。则是独用《诗》、《书》之言者孟子，而非荀卿子也。至荀卿子著《儒效篇》，则以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为俗儒，隆礼义杀《诗》、《书》为雅儒。其《劝学篇》则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飱黍也，不可以得之。”以视孟子之龂龂于“颂《诗》读《书》”者，不可同年而语矣。然则隆礼贵义者，荀卿之学；而颂《诗》读《书》者，孟子之学也。
阅阮元《曾子章句》、《子思子章句》而发所疑焉。窃按《汉书·艺文志》部录诸子，必谨师承，如儒家《曾子》十八篇、《宓子》十六篇之系曰孔子弟子，《李克》七篇之系曰子夏弟子，《孟子》十一篇之系曰子思弟子，皆其例也。独世称子思为曾子弟子，而《子思》二十三篇，系之曰孔子孙，而不称曾子弟子，且以次《曾子》十八篇之前。细籀二子所著书，子思称《诗》、《书》而道尽性，肇启孟子，传道统；曾子善言礼而隆威仪，毗于荀卿，为儒宗。其功夫一虚一实，其文章一华一朴，故不同也。近儒章炳麟为《征信论》曰：“宋人远迹子思之学，上隶曾参。寻《制言》、《天圆》诸篇，与子思所论述殊矣。《檀弓》记曾子呼伋。古者言质，长老呼后生，则斥其名，微生亩亦呼孔子曰丘，非师弟子之征也。《檀弓》复记子思所述，郑君曰：‘为曾子言难继，以礼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为《子思子章句》，亦曰‘师曾迪孟’，孟轲之受业，则太史公著其事矣。师曾者，何征而道是耶？”见《太炎文录》。知言哉。
荀子之学，多与孟子违，然按荀子书，明称孟子者仅三篇，其中有非孟子之所学者，有引孟子之逸文者。如《非十二子篇》非思、孟之造五行，《性恶篇》驳孟子之道性善，此非孟子之所学者也。又《性恶篇》引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杨倞注：“孟子言失本性，故恶也。”《大略篇》：“孟子三见宣王，不言，门人曰：‘曷为三遇宣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杨倞注：“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与言也。”皆为孟子《七篇》所不载，此引《孟子》之逸文者也。《韩诗外传》取《荀子·非十二子篇》而删其非子思子之语，王应麟《困学纪闻》遂谓非子思、孟子者为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此欲为荀子回护耳。然按《扬子法言·君子篇》：“或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或曰：‘荀卿非数家之书，侻也。至于子思、孟轲，佹哉。’曰：‘吾于荀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唯圣人为不异。’”则雄所见《非十二子篇》盖有非子思、孟子之语矣。
《诗》为儒者六艺之一，而赋者古诗之流。《汉志·诗赋略》区分五种，而专门名家以自树帜者，曰屈原、陆贾、孙卿。陆贾、孙卿即隶儒家，而陈氏亦谓屈原、宋玉虽诗赋家，而推究其学，则出儒家。然则诗赋家者，儒家之支与流裔。子以四教，而文冠首。圣门四科，而文学其一。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颜渊称“博我以文”，而《韩非·显学》讥切“儒以文乱法”，然则文者儒之所颛以别异于诸子，而诗赋一略，揆之六艺，则三百篇之云仍；以衡十家，亦儒者之别材。扬子云鄙薄赋以“壮夫不为”，《法言·吾子篇》。而谢仪曹诗则又谓：“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虽辞指之轩轾有异，而歧文章以别出于儒，则一指而同归。不如杜子美诗“风流儒雅是吾师”之咏宋玉为得其通。而刘勰《文心雕龙》有《诠赋篇》，亦谓“赋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亦衡文章流别者之所不可不知也。然而穷其渊源，尚未悉其流变。吾则见为辞赋家者流，盖原出诗人风雅之遗，而旁溢为战国纵横之说。纵横家者流，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家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赋者，古诗之流，而为纵横之继别。比兴讽谕，本于《诗》教。铺张扬厉，又出纵横。故曰：“赋者，铺也。”铺张扬厉，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故曰古诗之流。铺张扬厉，乃见纵横之意。余读太史公为《屈原列传》，叙原之作《离骚》，必先之曰：“娴于辞令。”又卒之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乐、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其后司马长卿之《子虚》、《上林》，与宋玉之《登徒》、《高唐》，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一脉相传。妙在疏古之气，寓于丽则，腴而奥，圆而劲，有纵横之意，无排比之迹。宋玉以女色为主，长卿以游畋为主，所以讽也。而见用意处，不在铺张扬厉，正在闲闲二冷语，此文章之体要，而辞赋之写志。然使一直说出，有何意味？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见意，于是乖体物之本矣。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以入道家，其义盖本太史公。观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指，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而传管子之相齐，则曰：“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岂非所谓“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者乎？其可征于管子书者曰：“无为之道，因也。心术者，无为而制窍。”《心术》上。亦与太史公之言相符，故《汉书·艺文志》以入道家也。自《隋唐·经籍志》始以入法家。陈氏之说误也。
道法自然，老子之指，而究其用，卒陷于大不自然。侯官严复又陵好以英哲家斯宾塞尔《群学》论衡《老子》，以为：“质之趋文，纯之入杂，由乾坤而纯，至于未既济，亦自然之势也。老氏返淳还朴之义，犹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质而强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质，老氏之术非也。何则？虽前后二者之为术不同，而其违自然，拂道纪，则一而已。故今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而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见熊氏刻《严复评老子》。正与陈氏引赵邠卿、崔寔《政论》之意相发。
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然则长生修仙以蕲不死者，固非老子之所许矣。而方士之言神仙长生者多托老子，何也？《列子·杨朱篇》载：“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乐苦，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然，速亡愈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朱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以，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此则道家之贵身任生，而一仍乎道法自然之指者也，岂长生修仙以蕲不死之谓哉？
杨朱为老学之一支，其说具见《列子·杨朱篇》，而中亦有别。“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贵身任生之指，岂非老子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者耶？至云：“从心而动，从性而游。”“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行。”则轻身肆志之意尔。而要归本于老之道法自然。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王、何之徒，益务为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则一用杨朱之术之过，而老、庄不幸蒙其名。
余观儒谨执礼，道任自然。章太炎言：“执礼者质而有科条，行亦匡饬。礼过故矜，平之以玄。玄过故荡，持之以礼。礼与玄若循环，更起用事。”先秦而降，数千年间，汉初尚黄、老，汉武礼儒者，魏、晋谈老、庄，唐宋宗孔、孟，迭为王厌，唯孔与老，宁有墨学迥翔之余地者？而墨学中兴，不过晚近数十年间尔。自欧化之东渐，学者惭于见绌，反求诸己，而得一墨子焉。观其兼爱、非攻，本于天志，类基督之教义。而《经》、《经说》、《大取》、《小取》诸篇，可以征西来之天算重光诸学，又于逻辑之指有当。由是谈欧化者忻得植其基于国学焉。此晚近墨学之所为翘然特出，而代王于久厌之后者也。然皮傅欧化，何必墨氏。杨朱为我，夫岂不可。西人自由，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犹之杨氏为我，以侵物为贱乎？吾国古哲名理，何所不孕包，独鲰生不学，乃自轻其家丘耳。
孟子以杨朱为我为充塞仁，而斥之曰无君；墨子兼爱为充塞义，而斥之曰无父。其毕生心事，在距杨、墨。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即其无君之罪案。君之为言群也，不必作君主解。然杨朱旨在存我，而以侵物为贱，以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为至人，语见《列子·杨朱篇》，则是为我，而非无君也，未尝充塞仁也。墨子兼爱，以兼相爱、交相利为言。利我之道，即存爱他。故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语详《墨子·兼爱篇》，则是兼爱，而非无父也，未尝充塞义也。杨朱为我，而尊重个人之自由，有似法兰西之民主政治。墨子兼爱，而流为极端之干涉，颇类苏俄之劳农政治。
《墨子》有《尚同篇》，庄生有《齐物论》，标题攸同，而归趣不一。庄生任不齐，以为大齐。墨子一众异，以统于同。一放任，一专制。
《孟子·墨者夷之章》，本人情以立言。然观《墨子·节葬篇》，亦自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荀子·礼论篇》则曰：“刻死而附生谓之墨。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其大指归于称情而立文。大抵儒者顺人情，故久丧以为尽哀，厚葬以为饰终。墨者上功用，故久丧以为废事，厚葬以为伤财。此儒、墨之辨也。又不仅是。吾见墨氏尚同，儒者明分。尚同，斯贵兼以斥别。明分，故等衰之有差。《墨子·兼爱下》曰：“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别士之言若此。兼士不然，曰：‘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吾身，必为其友之亲若为吾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斯墨氏之上同也。儒者则不然。《孟子·尽心下》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子《集注》引杨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则是明爱之有差等而贵明分也。《荀子·富国篇》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群而无分则争。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故无分者，天下之大患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则是明礼之不可无等差而贵明分也，此儒、墨之辨也。
自晋鲁胜序《墨辨注》谓“墨子著书作《辨经》，以正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毕沅云：“《经上下》、《说上下》四篇，有似坚白异同之辩。”《墨子》毕氏刻本孙星衍附记此语。至近代梁启超、胡适盛衍其说。独章士钊明其不然，大指以为：“施、龙祖述墨学，说创鲁胜，前未有闻。《汉书·艺文志》名、墨流别，判然不同。施、龙之名，隶名而不隶墨。《荀子·解蔽篇》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墨、惠并举，而所蔽之性，适得其反。谓为师承所在，讵非谰言。今观惠、墨两家，同论一事，其义莫不相反。如惠子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而不竭。’墨子言：‘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凡注《墨》者率谓此即惠义，而不悟两义相对，一立一破，绝未可同年而语也。且以辞序征之，以惠为立而墨为破。何以言之？惠子之文意，重在取而不在所取，以为无论何物，苟取量仅止于半，则虽尺棰已耳，可以日日取之，历万世而不竭也。墨家非之，谓所取之物，诚不必竭，而取必竭。一尺之棰，决无万世取半之理。盖今日吾取其半，明日吾取其半之半，明日吾于半之半中取其一半，可以计日而穷于取，奚言万世。何也？尺者，端之积也。端乃无序，而不可分。于尺取半，半又取半，必有一日全棰所余两端而已，取其一而遗其余，余端凝然不动。不能，即不能取也，故曰：‘非半勿，则不动，说在端。’此其所言果一义乎？抑二义乎？略加疏解，是非炳然可知，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因作《名墨訾应考》，著如上例若干条，以征名、墨两家倍僪，决非相为祖述，如鲁胜所云。然名、墨两家之倍僪不同，陈氏说已发其，以为：“墨子言‘白马，马也’，而公孙龙则云‘白马非马’。其说云：‘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曰白马非马。’墨子言：‘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而公孙龙则云：‘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视不得其所坚，拊不得其所白，见与不见离。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木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棰，是棰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皆较墨子之说更转而求深。”而要其两义相对，一立一破，岂不足以征名、墨两家之倍僪不同。所与章氏异者，特章氏言惠为立而墨为破，而征以陈氏之说，则又似墨为立而龙为破尔。要以陈氏之说近是。何者？盖墨氏作《辩经》以正名本，而名家玄异同以泯名相，此其秪也。
《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邹子始终》五十六篇，其书皆亡。独太史公《孟子荀卿列传》著其学，谓：“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加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隐括其指，在明终始。始终者，终而复始，运之无垠也。要以推明时间无垠、空间无垠。时间无垠者，“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空间无垠者，“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曰天地之际者，地道之终，天运之始也。然时间无垠，空间无垠，而人生有垠。何以竟此有垠之人生？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而已矣。此驺衍之意也。驺衍之学，推大至于无垠，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其即《大易》“知崇礼卑”，子思“极高明而道中庸”之意也夫。
驺衍之事，近本《诗》五际，而远出羲和。何以明其然？《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羲和历象授时之学，详著《尚书·尧典》。阴阳家《宋司星子韦》疑承其流。一衍而为《洪范》五行，再衍而为《齐诗》五际。《汉书·翼奉传》载奉治《齐诗》，奏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53]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孟康曰：“《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54]之政也。”云云。因历引《小雅·十月之交》、《大雅·文王》之诗，以明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无穷也。太史公称“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自来注家于《大雅》无解，疑即如翼奉封事所引《大雅·文王》之诗也。《文王》之二章曰：“亹亹文王，令闻不已。”四章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此所谓“整之于身”也。而卒章终之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所谓“施及黎庶”也。文王，则“有国”之“尚德”者也，然则阴阳五行之学，本于《诗》、《书》也。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征天人之与，故《诗》、《书》为所专长。赵岐《孟子题辞》。荀子著篇《天论》，以明天人之分，则《诗》、《书》在所必杀矣。《荀子·儒效篇》曰：“隆礼义而杀《诗》、《书》。”
荀子之学，终于读礼，而深摈阴阳五行不言。然孔子言礼，未尝不推本阴阳五行。其著于《礼运》者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本，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55]，人情以为田。”此驺衍之阴阳，所谓“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其征五行之动迭相竭，而称“五行四时十二，还相为本”云云，即驺子终始义也。
言阴阳五行，而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古之人有行之者，言其可征。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五行对》、《五行之义》、《阳尊阴卑》、《王道通三》、《天辨在人》、《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天道无二》、《基义》、《四时之副》、《人副天数》诸篇。班固《白虎通德论》有《五行》、《三纲》、《六纪》、《情性》诸篇。大抵以性情法阴阳，以视听言动喜怒哀乐法五行，配阴阳，立之名曰仁义，配五行立之名曰仁义礼智信。汉儒所谓“性与天道”者类如此。
驺衍之五德转移，一衍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再衍而为刘向之《洪范五行传》，三衍而为邵雍之《皇极经世》。传荀卿之经学，而润色以驺衍之阴阳五行者，汉儒也。阐孟子之性学，而润色以驺衍之阴阳五行者，宋学也。源远流长如此，岂非显学也哉！
太史公《孟子荀卿列传》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鄙儒小拘”之拘，法《汉书·艺文志》叙阴阳家者流，称“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舍人事而任鬼”，即太史公所谓“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也。“鄙儒小拘”，盖即斥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邹衍之“五德转移”而言。
驺衍谈天，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云云。桓宽《盐铁论·论邹篇》、王充《论衡·谈天篇》并讥其迂怪虚妄。至晚近世，吾邑薛福成庸庵乃著《大九州解》，按诸地图，核实测算，语见《庸庵文集外编》，以为驺衍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驺子从而推阐之耶？《尚书·尧典》载羲和之官仲叔四子，历象日月星辰，分宅四裔。南交则今之安南也，朔方幽都则今之黑龙江之上原也。东西至日之所出入，则更远矣。而《汉志》以为阴阳家者流出于羲和，或者大九州之说所从衍乎？
儒、墨谓天下之治，起于相爱，而韩商则以天下之治，起于相畏。韩非屡称管、商之法，《五蠹篇》。然管子不废礼义廉耻，《牧民篇》。商君务去孝弟仁，《靳令篇》。而韩非实汲商君之流，薄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特其推主道而言因循，言无为，则又同《管子·心术》、《白心》上下《内业》诸篇之指，而原道德之意。大抵韩非无教化而去仁爱，同于商君之任刑，而言因循以原道德，又似管子之心术，其大较然尔。
儒家正名以齐礼，法家稽名以准法，而名家则玄名以历物。故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鬓，卵有毛，是说之说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荀子·不苟篇》。饰词以相惇，巧譬以相移，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饰人之心，易人之意，然不然，可不可，与儒者之必正名、法家之言刑名参同者大异。顾宋王尧臣奉敕撰《崇文总目》称：“名家者流，所以辨核名实，流别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逾越。”此可以论儒、法之正名，而非所论于名家者流。墨子言“辨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则是所谓“作《辨经》以正名本”，而亦与名家者流异趋。古之言名家者，既以混于儒、法，班固《汉书·艺文志》、章学诚《校雠通义》。是也。今之言名家者，又不知以别墨，梁启超、胡适是也。
《汉书·艺文志》著录名七家，就其可考者，邓析、尹文为一派，不忘正名以施治，而推本于大道无称，则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指也。惠施、公孙龙为一派，专于玄名以历物，则老子“同出异名，玄之又玄”之意也。大抵名家为道家之支与流裔，犹之阴阳为儒家之支与流裔云尔。
儒家《论语》有《必有正名章》，《荀子》有《正名篇》，墨家《墨子》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杂家《吕氏春秋》亦有《正名篇》，而不得为名家。名家玄名实之纽以破名，诸家谨名实之核以正名，故不同也。尹文原道以言名，征名之本体。邓析正名以制法，显名之大用。而惠施、公孙龙则玄名以体道，见名之还原。
惠施、公孙龙之玄名，由于历物之意，此所同也。惟惠施就人之所见为异者而籀其同，公孙龙就人之所见为同者而析其异。大一小一，毕同毕异，惠施同于不可同者也。白马非马，坚白石离，公孙龙离所不可离者也。然则惠施之历物以同，而公孙龙之历物于离。历物同，而所以历则异。
《庄子·天下篇》叙慎到、田骈，以为“常反人，不见观”，此亦名家之支与流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慎到、田骈，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老子“正言若反”，而慎到、田骈“常反人，不见观”，即学老子。所谓“常反人，不见观”者，以不见观见，以无名明名，以不可道道常道。常道之常，即“常反人，不见观”之常，皆以绝对不变之真常为言。《韩非子·解老篇》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常道不可道，可名非常名，此之谓“正言若反”，亦此之谓“常反人，不见观”。佛法相宗非相，诸子名家无名。世儒纷纷以西洋形式逻辑为言，死著句下，那能明其理趣。
晋鲁胜《墨辩注序》谓：“名者，所以列同异，明是非。”只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学之辩经，而非所论于名家之惠施、公孙龙日以其知与人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史记·平原君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马非马辨，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56]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邹子所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亦限于儒者之正名，墨学之辩经。“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则惠施、公孙龙之所以为辩，而与儒、墨不同者也。
纵横家者流，亦名家之支与流裔，而同出于“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以此而阐之为学，则为惠施、公孙龙；以此而施之于用，则为苏秦、张仪。惠施、公孙龙，庄生称之为辩者。《天下篇》。而范睢、蔡泽，亦世所谓一切辩士。《史记·范蔡传》赞。大抵名家之出而用世也，出之以谨严，则为申、韩之刑名；流入于诡诞，则为苏、张之纵横。《汉书·艺文志》著录纵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书皆不见。世传《鬼谷》十二篇，曰《捭阖》、《反应》、《内揵》、《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而以《本经阴符》殿于后，或说即《苏秦书》。《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引阮孝绪《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程子曰：“仪、秦学于鬼谷，其术先揣摩，然后捭阖。捭阖既动，然后用钩钳。”今观《鬼谷》之书，奇变诡伟，要与《战国策》相表里始终，而其学则出于太公《阴符》，近人湘潭王闿运壬秋《湘绮楼日记》有一条谓：“符者，行人所以为信也。符有阴阳，盖记所言于符阴，言山川物产形要之说，故其书以罗数国富、指陈形势为主。唐人伪造《阴符经》，乃以为兵书，非也。”光绪六年八月十八日记。颇出臆说，而与《汉志》所称纵横家出行人之说有合。设诵《鬼谷》以籀其学，读《国策》以验诸用，而引苏、张之事，征鬼谷之书，依仿《韩非·喻老》、《韩诗外传》验之行事，深切著明之例，则于纵横家言思过半矣。
《韩非》有《难言篇》、《说难篇》，《吕氏春秋》有《顺说篇》，皆本《鬼谷书》揣摩抵巇飞箝之法。当用《大戴记·夏小正》、《管子·弟子职》裁篇别出之例，附于纵横家之末。
诸子有流别，以宗旨分也。文章有家数，以体气分也。而欲以诸子之流别，论定文家之宗旨，其论则发于会稽章学诚实斋。其大指以为：“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而文集繁，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讥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文史通义·诗教上》。而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教，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汉书·艺文志》诗赋一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攸别，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于叙录之下。《校雠通义·宗刘第二》。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文史通义·外篇·立言有本》。厥后仁和谭献复堂好持其论，而未有阐发。独仪征刘师培申叔《论文杂记》益推而衍之，以为：“古人学术，各有专门，故发为文章，亦复旨无旁出，成一家言，与诸子同。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愈李翱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如韩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书》等篇，而韩文之中，无一篇不言儒术者。欧欧阳修曾巩继之，以文载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诸儒文集多阐发心性、讨论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子厚柳宗元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如永州、柳州诸游记，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核刻深。如《桐叶封弟辨》、《晋赵盾许世子义》、《晋命赵衰守原论》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论史多诛心之论，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苏洵之文，最喜论兵，如《上韩枢密书》等篇皆是，而论古人之用兵者尤多。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苏轼之文，理多未确，惟工于博辩，层出不穷。运捭阖之词，而往复[57]卷舒，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陈同甫亮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王介甫安石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为阴阳家，王伯厚应麟之徒为杂家，而叶水心适之徒，则以法家而兼兵家。近代以还，文儒辈出。望溪方苞姬传姚鼐，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慎修江永辅之金榜，综核礼制，章疑别微。近儒治《三礼》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瑶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亦多论礼之作。考《汉志》[58]言名家出于礼官，则言礼学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段玉裁伯申王引之，考订六书，正名辨物，近儒喜治考据，分惠、戴两大派，皆从《尔雅》、《说文》入手，而诸家文集亦以说经考字之作为多。古人以字为名，名家综合名实，必以正名析词为首，故考据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魏禧昆绳王源，洞明兵法，推论古今之成败，叠陈九土之险夷，落笔千言，纵横奔肆，与老苏同。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恽敬之文，奇峭崚悍，取法半山，亦喜论法制。安吴包世臣之文，洞陈时弊，兵农刑政，酌古准今，不讳功利之谈，爰立后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侯方域之文，词源横溢。明末陈卧子等之文皆然。简斋袁枚之作，逞博矜奇，若决江河，一泻千里。俞长城诸家之文亦然。此纵横家之支派也。若夫词章之家，亦侈陈事物[59]，娴于文词，亦当溯源于纵横家，所以仲瞿王昙稚威胡天游，虽多偶文，亦属纵横家也。雍斋沈涛于庭宋翔凤之文，杂糅谶纬，靡丽瑰奇。凡治常州学派者，其文必杂以谶纬之词，故工于骈文，且以声色相矜。此阴阳家之支派也。若夫王锡阐、梅文鼎之集，亦多论天文历谱之文，然皆实用之学，与阴阳家不同。古人治历，所以授时也。王、梅之文，殆亦农家之支派欤？大绅汪缙台山罗有高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彭尺木绍升亦然。凡治佛学者，皆能发挥名理，而言语妙天下。此道家之支派也。维崧陈维崧瓯北赵翼之文，体杂俳优，涉笔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类然。此小说家之支派也。旨归既别，夫岂强同，即古[60]人所谓文章流别也。惟诗亦然。子建曹植之诗，温柔敦厚，近于儒家。渊明陶潜之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陶潜虽喜老庄，然其诗则多出于《楚辞》。若嵇康之诗，颇得道家之意。郭璞之诗，亦有道家之意。太冲左思之诗，雄健英奇，近于纵横家。鲍明远鲍照之诗亦然。若杨素之诗，则近于法家。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讽咏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诗家专集，浩如渊海，然诗格既判，诗心亦殊。少陵杜甫之诗，惓怀君父，许身稷、契。杜句云：“许身一[61]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为儒家之诗。杜句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诗文出于儒家之证。若夫朱紫阳之诗，亦儒家之诗也。太白李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后世惟辛弃疾、陈亮之词慷慨激昂，近于纵横。襄阳孟浩然之诗，逸韵大成。出于陶渊明。子瞻之诗，清言霏屑。苏诗妙善玄言，得之老佛。是为道家之诗。储光羲王维之诗，备陈穑事，寄怀旷佚，是为农家之诗。山谷黄庭坚之诗，出语深峻，开派西江。是为法家之诗。由是言之，辨章学术，诗与文同矣。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汉之文无一不言及天象者，三国之文若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作，咸多审正名法之言，与西汉殊。六朝之士，崇尚老庄，任性自然，其文多道家言。隋唐以来，诗赋取士，托物取譬，其文多小说家言。宋代之儒，正己正物，讲学相矜，其文多儒家言。明之亡也，士大夫感慨国变，多言经世，抵掌而谈，其文多纵横家言。及于近代，溺于笺注训诂，正名辨物，其文多名家言。虽集部之书，不克与诸子并列，然因集部之目录以推论其派别源流，知集部出于子部，则后儒有作，必有反集为子者。”发凡起例，推勘尽致，可谓章学诚之忠臣，斯文之钤辖。惟自我论之，诚窃以为章氏、刘氏之明文章流别，有不同于《汉志》刘《略》之《诗赋略》者。夫《汉志》刘《略》著录诗赋之明流别，固已，而明诗文流别之必以诸子为例，此则章氏之义，而非《汉志》刘《略》之例本尔。大抵《汉志》刘《略》辨章群言，不名一途。诸子九流，以宗旨分。诗赋三家，以体气分。其著录宋玉、贾谊、司马相如之隶屈原，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扬雄之隶陆贾，广川惠王越赋以下二十二家之隶孙卿，不过如钟嵘《诗品》之品裁诗人，著其源出于某人，以为体气文格之近似，而非如诸子九流之论宗旨也。试以唐宋人集为例，设文以韩愈为一家，李翱、皇甫湜、张籍（唐）、欧阳修、苏洵、轼、辙、曾巩、王安石（宋）、元好问（金）、姚燧（元），文之出韩愈者附焉。以张说为一家，萧颖士、李华、裴度、殷文昌、权德舆、元稹[62]、刘禹锡（唐）、宋庠、祁、胡宿、苏颂（宋）、张溥（明）、吴伟业、王士祯（清），文之似张说者附焉。以欧阳修为一家，虞集、柳贯（元）、宋濂、杨士奇、归有光（明）、汪琬、方苞、姚鼐（清），文之出欧阳者隶焉。以李梦阳为一家，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陈子龙（明）、胡天游（清），文之似何、李者附焉。以杜甫为一家，韩愈、孟郊（唐）、黄庭坚、陈师道（宋）、元好问（金），诗之出杜甫者隶焉。以白居易为一家，温庭筠、李商隐（唐）、杨億、刘筠（宋）、杨维桢（元），诗之宗香山者隶焉。其他词曲，胥本《汉志》刘《略》诗赋分家为例，不必如章氏之以子治集，刘氏之反集为子，而于声色格律之中，自得文章流别之意，使读之者举纲张目，穷原竟委，而得以疏通伦类，考镜家数，并知文章流别之不同于诸子流别。硁硁之愚，所为与章、刘有间者也。遂以附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