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纪传本于春秋 二十四史之体例增损 史笔有二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三国志 四史文章 晋书与晋略 梁书 魏书与西魏书 新唐书与五代 史附南唐书 金史 明史与明史稿 二十四史补志十四家补表七家 赵翼廿二史劄记远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4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两书 资治通鉴与文献通考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史学家与史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 现代史学之趋势 竹书纪年
汉刘氏向、歆父子叙录群书为《七略》，无四部之名，而《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悉以隶《春秋》。唐刘知幾《史通》论史六家，而统以二体，曰：“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盖《春秋》编年之体，《史记》纪传之祖也。而会稽章学诚实斋扬榷文史，撰论《通义》，独深有会于刘氏向、歆之意，而推原纪传本于《春秋》，盖纪编年以包举大端，《春秋》之经也；传列人以委曲细事，丘明之传也。一辨章流别，一考镜源流，谊各有当，不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也。
太史公综合古今，发凡起例，创为百三十篇。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谱年爵，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国故朝章，网罗一编，显隐必该，洪纤靡遗。历代作史者遂不出其范围，《汉书》以下二十三史，可考而知也。然而时移事易，体例增损，固亦有之。阳湖赵翼云崧撰《二十二史劄记》，勘比诸史，较其异同，条为五事，而参以鄙意，颇有可得而论者焉。其一曰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太史公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楚义帝立自项氏，政非己出，不为立纪。项羽则宰制天下，封诸侯王，莫敢不听命，自当入本纪。《汉书》改为列传，则以断代为史，当王者贵。惟《周本纪》、《秦本纪》，自其先世为侯伯皆入之，颇失裁断。然不如是，则先后参差，不得不为变例。魏收作《魏书》，遂承用其例焉。《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则仿《尚书》、《世纪》之名，而视太史公为典切矣。《三国志》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太史公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而宫闱琐屑，仍立后传，似得体要。《宋史·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其二曰世家。太史公《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太史公用之以记王侯诸国。刘知幾《史通·世家篇》曰：“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然孔子以一布衣，栖皇终老，未尝开国承家，而亦列之世家者，太史公见义于赞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殁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岂不以孔子开来继往，以六艺世其家，胜于天下君王开国承家，以爵土世其家邪？而宋儒王安石《读孔子世家》乃讥之曰：“进退无所据”，“自乱其例”。太史公所为致叹于“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汉书》则有列传而无世家，虽爵土弗替之王侯，亦以入列传。然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一体改列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如世家之次其世系。其体世家，其名列传，斯则进退无所据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此本纪之变体，而非世家之本然也。其三曰表。太史公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与纪传相为出入。纪传之所有者，则综以挈其纲；纪传之所无者，则该以拾其遗。作史体要，莫大于是。《汉书》因之，作七表，以《太史公书·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王，皆本太史公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则补太史公之所无。至《古今人物表》，则殊非宜。盖以汉为书，而表综古今，不知限断，刘知幾讥之，宜也。见《史通·表历第七》。《后汉书》、《三国志》、《宋》、《齐》、《梁》、《陈》、《魏》、《齐》、《周》、《隋》诸《书》及《南北史》皆无表，《旧唐书》亦无表，《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以增旧书之所无。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按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谱之于表，其实一也。《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而表之多者，《辽史》为最，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功名卓著者既为列传，此外无功过者，则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其姓氏，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则附书。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为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以省笔墨。故《辽史》列传不多，《辽史》列传四十六卷。而一代之事迹赅焉，此作史良法也。《金史》有《宗室》、《交聘》二表。《交聘表》数宋人三失，而惜不知守险，不能自强，而切中事机，卓然有良史之风。《元史》有《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而《明史》五表，则仍诸史之旧有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诸史之新例者一，曰《七卿》。盖明太祖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督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其四曰书志。八书乃太史公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宋儒郑樵作《通志》，开宗明义，以为“书契以来，惟司马迁《史记》，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志。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盖归狱于班书之断代，无以观其会通也。然其中亦自有别。固之断汉为书者，惟本纪、列传耳。至表则有《古今人物》，所载自秦而往，不言汉事。而志之《礼乐》、《刑法》、《食货》、《郊祀》、《五行》、《地理》、《沟洫》诸篇，尤皆上溯邃古，下迄当代，何尝断汉为书而不观其会通耶？盖人物可以间世而一出，不碍断代列传，而典章必有所因而制作，何能置前不论也。至于志《艺文》，则增损刘《略》，删七为六，通著六艺诸子，皆非汉人著述，更何得谓之断汉为书？《隋书·经籍志》虽变六略而为四部，然兼录古今载籍，则与班同，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藏也。唐宋《经籍》、《艺文》诸志因之。独《明史·艺文》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厘次成志，此则断代著录之创例耳，而班《书》不然。然则班《书》断代，只限纪传，而非所论于十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不知何所取义？史公传《龟策》，以三代圣王重卜筮也。然且为《史通》所疑。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若东汉而后，图谶之学，直是妖言，篝火狐鸣，帛书牛腹，自昔觊觎非分者，莫不造为符命以摇惑人心。沈休文乃欲以挽力征逐鹿之风，何异扬汤而止沸也。《南齐书》亦分《祥瑞》于《五行》之外，萧子显特欲侈其先世受命，以掩其篡夺之迹耳，休文至此胡为乎？《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唐》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著述以明人为断，斯为特例，盖长州尤侗之所草创也。侗有《明艺文志》五卷别行。然考其初载，亦有自来。《北史·宋隐传》载：“族裔世景从孙孝王为北平王文学，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见闻，成三十卷。”而《史通·书志篇》则云：“《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者。习兹楷模，庶免讥嫌。”岂《明史·艺文志》者著录群籍，限断当代之例所自昉乎？其五曰列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所以诂经，非以叙人物也。而叙人物以为传，则自太史公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41]一朝所有人物传之，故不必尽拘太史公旧名也。《汉书》省《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人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秦时人，与汉何涉？《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独《儒林传》最为后世所称，五经分类叙次，各先载班《书》所记之源流，而后以东汉习经者著为传，以征师法渊源之所自。列传则《卓茂传》叙当时与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五人，《来历传》叙同谏废太子者祋讽、刘玮[42]、薛皓、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朱伥、第五颉、曹成、李尤、张敬、龚调、孔显、徐崇、乐闱[43]、郑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传，而其事可传，又不忍没其姓氏，故立一人传，而同事者用类叙法，尽附见于此一人传内，其例盖仿于《三国志》。《三国志·仓慈传》后，历叙吴瓘、任燠、颜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类叙之；《王粲传》后，历叙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及阮籍、嵇康等，以其皆文士而类叙之。历官行事，随事附见，以省人人立传之烦，亦见其简而该也。《三国志》传目有减无增，《方术》则改为《方伎》，《方伎传》内，如华陀则叙其治一证，即效一证；管辂则序其占一事，即验一事，独于《朱建平传》总叙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总叙各人之征验于后，盖仿太史公《扁鹊等传》而变通其意者也。《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伎》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而叙次则多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此者甚多。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与《后汉》、《三国》之类叙，俱为作史良法。但《后汉》、《三国》于类聚者，多在本传后方缀履历，此则正在本传叙事中，而忽以带叙者履历入之。此则同而有不同者。其大兵刑，辄以始末备之一传，余文互见。端绪秩然，不克尚友孟坚，固已抗手蔚宗。《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倖》为《倖臣》，亦名异而实同。其敌国者亦附卷末，而类叙传孟坚意，带叙用休文法。《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南史》则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隐士》，《宦者》为《阉宦》，亦名异而实同。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皆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同前史，其安禄山则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以别出于《儒林》，又有《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亦多同前史，惟改《良吏》为《能吏》，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而以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铺叙，徒滋繁冗。《金史》则详叙一人以为主，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旁见侧出，以类相从，有纲有纪，最得史法。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同前史，惟《阉党》、《流贼》及《土司》三传，则前史之所无。盖貂党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可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靡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制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而其编纂之得当，如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各附以小传；如同事者别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而已。
史笔有二：有解偶为散以疏其气者，纪传则有司马迁之《史记》，陈寿之《三国志》，萧子显之《南齐书》，姚察之《梁书》，姚思廉之《陈书》，李延寿之《南北史》，宋祁等之《唐书》，欧阳修之《五代史》，托克托等之《宋史》、《辽史》、《金史》，宋濂等之《元史》，张廷玉等之《明史》；编年则有司马光之《通鉴》；记言则有《战国策》，此一体也。有寓偶于散以植其骨者，纪传则有班固之《汉书》，范晔之《后汉书》，房乔等之《晋书》，沈约之《宋书》，魏收之《魏书》，李百药之《北齐书》，令狐德芬之《周书》，魏徵等之《隋书》，刘昫等之《旧唐书》；编年则有左氏之《春秋传》；记言则有《国语》，此又一体也。大抵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散，而其枢机之转，只看《国语》、《国策》二书便见。昔年李续川与余论文章，问《国语》、《国策》之异同？余告之曰：“《国语》、《国策》，记言体同，而文章攸殊。《国语》寓偶于散，以植其骨，《左传》之枝流也；《国策》解偶为散，以振其气，迁史之前茅也。”续川赞其了当。
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而《史记》、《汉书》不可不全部读，以其四通六辟，运而无所积，一为史学之开山，一为经部之枝流；一为子家之要删，一为文章之大宗。何以言之？史家二体，编年、纪传，《史记》则以纪传革编年之体，《汉书》又以纪传为断代之祖。故曰史学之开山。《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汉书·律历志》及《艺文志》之《六艺略》又《儒林列传》，则群经之叙录也。《史记·五帝》、《夏》、《殷》、《周》诸本纪、《三代世表》，与《尚书》相表里，《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管蔡》、《陈杞》、《卫康叔》、《宋微子》、《晋》、《楚》、《越王句践》、《郑》十二世家，与《春秋左传》相表里。《礼书》、《乐书》，与《礼记》相表里。至《汉书·地理志》，推表山川，则《尚书·禹贡》之传，《五行志》征应五事，又《尚书·洪范》之传，而《礼乐志》为《戴礼》之支裔，《百官志》又《周官》之继别，故曰经部之枝流。《史记》列传管、晏、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商君、孟轲、驺衍、淳于髡、慎到、荀卿诸子，即叙次其生平，又推论其著书，于书即为叙录，于人遂为列传，而《太史公自序》要指六家，《汉书·艺文志》亦略诸子，纂言钩玄，若网之有纲。故曰子部之要删。《史记》积健为雄，疏纵而奇，以为唐宋八家行散之祢。《汉书》植骨以偶，密栗而整，以开魏晋六朝骈体之风。文章变化，不出二途。故曰文章之大宗也。读一书抵千百书。
余于二十四史，《史记》外喜读陈寿《三国志》，以其工描写而别出机杼。史公笔意诙诡，寻常人物，亦描写不寻常，如《游侠》、《滑稽》、《货殖列传》是也。陈寿辞旨雅澹，极不寻常人物，而能描写其寻常，如袁绍、公孙瓒、诸葛亮等传是也。而明人归有光《震川文集》中之《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44]》，只以寻常笔墨，写寻常细碎，却自风神疏澹，别饶意趣。姚惜抱每谓：“归震川之文，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余谓史公能于不要紧之题，说要紧之话；陈寿乃于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各具一付本领。而震川只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话，后来人穷老尽气，尽自赶不上也。
三儿钟英问四史文章，孰为优劣？余告之曰：“马、迁短长相生，而出以雄肆。班、范奇偶错综，而求为雅练。陈寿《三国》，雄肆不如太史公，雅练又逊《前》、《后汉》，而清微淡远，妙造自然。柳子厚得其清简，而化以奥峭，其品峻。欧阳永叔似其淡远，而出以荡逸，其神暇。此中低昂，非汝钝根人所能会。”
唐太宗以何法盛等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命房乔等重加撰次，分类纂辑，以成《晋书》，借功众手，指归不一，详略失当。加之半出词臣，言多骈俪，不合史裁，诃讥者众。刘知幾《史通·杂说》则诋之曰：“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所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取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而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尤相讥切，以为：“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宏奖风流，以资谈柄，是直裨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至道光间，荆溪周济止庵撰《晋略》一书，举《晋书》中之繁芜浮诞，及义所未安，言之不顺者，悉汰之，文省而事增，什七折衷，依于司马光《通鉴》；事以类附，例以义起，为本纪六，表五，列传三，十六国传十一，汇传七，宗室、笃行、清谈、任达、良吏、文学、隐逸。序目一，计六十六篇。事即前史，言成一家。其诸论赞中，于攻取防守地势，必反复曲折，确有指归，俾览者得所依据。自言“此书为一生精力所萃，实亦一生志略所寓也。”则以寓平生经世之学，借史事发挥之，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
南朝四书，《宋》、《齐》、《梁》、《陈》，其文章当以《梁书》称首，而为八家古文之前茅。赵翼《廿二史劄记》每极称之，以为：“行文自出炉锤，直欲远追马、班。盖以时争尚骈俪，即叙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净，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所论精卓不磨。
北朝四书，《魏》、《齐》、《周》、《隋》，独《魏书》最被谤议，号称秽史，《北齐书》收本传具著其迹。独《四库全书总目》为之辨正，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不甚远于是非，其辞甚备。而余读《北齐书》收本传曰“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寻所云“修史诸人”，收实总其成。而仁和谭献《复堂日记》则云：“阅《魏书·恩幸传》首列王睿，其子椿即收之姑夫，而传称：‘魏抚兄子收，情同己子。’乃不以旧恩曲回史笔。直道如此，犹蒙秽称。”此一事为《总目》所未及，足为古人雪谤。然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宣文时，故凡涉齐神武在魏朝事，必曲为回护。而欲以齐继魏为正统，故自孝武后，即以东魏孝敬帝继之，而孝武西迁后诸帝，不复作纪。按齐神武起兵讨尔朱氏，废节闵，会朝臣议，佥谓孝文不可无后，故立孝武，天下共以为主已三年，寻与神武不协，乃走关中，依宇文泰。神武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见为帝，是为东魏。而孝武为西魏，是则魏统之所系。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废帝、恭帝继之，皆魏之正统也。魏澹作《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自是正论，惜其书不传。故西魏文帝等纪年纪事，转见于《周书·文帝即宇文泰纪》内，在《周书》为赘悬，在《魏书》为阙漏。让清嘉庆间，南康谢启昆蕴山乃撰《西魏书》，以续《魏书》，为纪一，表三，考四，传十二，载记一，凡二十四卷。著其兴衰治乱，详于因革损益。卷帙不广，条目悉具。编年纪月以经之，旁行斜上以纬之。辑北朝之遗闻，补《魏书》所未逮。其考纪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订大统之版图，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厘代都之门望，较《官氏[45]》而尤详焉。其为《封爵》、《大事》诸表也，则于魏收所未备者，取法于迁、固而加核焉。特以周、隋两朝人物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余人，《周书》列传，非西魏臣者十无一二，势难废《周书》而改为西魏，其为列传，以宇文受禅为断，而下仕周、隋者，即不为立传，虽尉迟迥、独孤信之伦，勋业烂然，亦严立限断，听其入于《周书》。然《封爵表》载其爵秩大事，《异域表》载其勋略，《百官表》载其所为柱国大将军之官，以与列传互为补苴，但录其事，不载其人，以为方纽效绩于荆襄，究非魏之勋旧。而如尉迟建功于庸蜀，自属周之臣子也。他如孝武谋去彊臣，非为失德，而《周书》攸纪，横谓斛斯椿为群小，王思政为谄佞，皆是曲笔，岂为谠言？今一洗之，概从其实，斯尤明直道之公而以征良史之笔焉。
《新唐书》本纪、志、表题欧阳修撰，列传题宋祁撰。论者无不右欧阳而议宋氏，其实皆一孔之士，不足与论古。独谭献《复堂日记》谓：“《唐书》文体宏远，亦云史才。好用新字，更改旧文，多可笑吲。如‘师老’为‘师耄’，‘不可忍’为‘叵可忍’，‘不敢动’为‘不可摇’，直儿童语。宋祁亦雅才，何以有此弊？究其师法，殆退之作佣耳。宋与欧阳，皆崇信退之，乃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其弟子余杭章炳麟太炎遂申其意曰：“退之石刻，转益瑰怒。而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辞，欧阳永叔得其势。”《天放楼文言序》。辞尤明析。而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尤力为子京张目，以为：“《新唐书》实远过《旧唐书》。子京之文，虽未追踪班、马，亦足陵跨六代。宋人多讥之，贵远忽近之见耳。范、陈而后，自欧《五代》、李《北史》与《隋书》外，未有及《新唐书》者。然欧《五代》过求简严，多所刊略。《新唐书》则无此失，虽用字间有生窜，此学古而未纯熟，然亦不至轧茁以为古。刘刘昫撰《旧唐书》。薛薛居正撰《旧五代史》。以下诸史，文词冗沓，正当以此救之。未有不简奥而可为古文者。欧《五代史》疏漏诚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论。即如钱大昕《养新录》讥‘契丹立晋’之文，谓袭《春秋》‘卫人立晋’而误。不知欧意，谓晋恃契丹以立国，甚其辞以丑敬瑭耳。《晋纪》徐徐无党注甚明。曾谓欧公不悟《春秋》之晋为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来历求杜诗，而杜诗反晦，汉学家亦往往有此。陈寿《三国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旨存焉。史之芜，自沈约、魏收始。故《新五代史》为足贵。特其词旨甚明，而无微显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远，要亦时代为之。至近世之史，乃长编耳。”此为得实之论。其后马令、陆游《南唐书》，皆有意仿欧《五代》，而马令雅赡，陆游简洁，又以不同。然陆《书》后出，说者多以为马所不及。而谭献《复堂日记》独以为：“陆游《南唐书》简而失之略，不如马令书详赡雅令，独持正统之说为陋。徐氏于中原，岂有君臣之义哉？此则不如陆《书》，而有类族辨物之义，亦远胜陆之合传不伦。惟其前后序赞，辄冠以呜呼。欧《五代》创为此体，已有讥议，顾乃扬其波呼？”其论颇极核也。
元修《宋》、《辽》、《金》三史，论者所不贵，然余谓文章放笔为直干，赡而得老，约而能肆，得太史公之意者，二十四史中，当以《金史》为最。不为宋子京之轧茁为古，亦异欧《五代》之摇曳弄姿，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尤佳，以取材元好问手笔者为多也。自宋而后，由退之而学史公者，得二人焉：曰欧阳修，曰元好问。欧阳南士力薄，故为萧闲，摹退之之韵，以得史公之逸。元氏北人气厚，力能健举，学退之之肆，以得史公之劲。降而让清姚姬传摹史公，取径欧阳，故纾徐为妍，而多弱笔。曾湘乡学退之，不由遗山，斯矫怒作势，而有冗词。亦文章得失之林也。
《金史》简老，《明史》赡该，于近代史皆称良笔。而《明史》即以王鸿绪《明史稿》为蓝本，乾隆四年，大学士[46]张廷玉等成书表进，中有云“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者也。鸿绪《明史列传稿》二百八十卷，别出为书，实出鄞县万斯同季野手笔。斯同世娴明故，萃毕生精力为之，世有博综之目，而论者谓馆臣轻于改窜，不免点铁之讥，然余读汪由敦《松泉文集》中有《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曰：“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精力，后来何能追躅万一？若存诋诽之见，非愚则妄。但就其中如韩林儿四人为一传，张士诚四人为一传，似耑以卷帙[47]多寡而定，非别有义例也。去冬高安先生朱轼谓韩林儿、郭子兴不应同传。退而思之，太祖曾用龙凤年号，似不必为讳。且用龙凤年号，称宋后，亦何损于太祖得天下之正。今议其不当用，可也；以为不足存而删之，则事之非义者当概删耶？似非所以传信也。昨因重费商量，谬擬群雄混合之说，亦因王本韩、郭与徐寿辉、陈友谅同传，亦无不可，与张士诚、方国珍诸人同传，虽曰调停，实仍旧贯。今若以韩林儿与群雄同列，而子兴独为一传，或与高安意允协。盖滁阳封王立庙，原与林儿不同，亦有义例，非敢模棱也。”按今《明史》，郭子兴、韩林儿同传，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同传，不同王稿，亦不用汪议。盖以郭、韩为太祖之所事，陈、张四人为太祖之所敌，亦各从其类也。揆之事例，实为允治。汪氏书又曰：“杨宪艰险小人，王本以官爵列《李善长傅》后，然人实不伦。应否别附，均裁定。”又曰：“王稿视《名山藏》、《明书》诸本，不啻远胜。明邓元锡撰《明书》四十五卷，清初傅维鳞撰《明书》一百七十一卷，《名山藏》不知何人所作。今若无所据依，信笔增损，则其行文疵谬颇少，读至终篇，一无可议。然但略改文法，益足形其浅陋。惟有考证事实，或有脱落互异及前后倒乱之处，补其不逮，庶为王氏功臣。但稗官野史，脞说丛谈，无足征信，而《实录》编年系月，事迹厘然，虽是非褒贬，不足为凭，而一人之出处，及所建之言，所任之事，首尾具在，明白无疑。故查《实录》以改原文，视臆断较有把握。外间推崇王本太过，遂谓不可增损。今即以行文而论，《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弇州逞才使气，抑扬轩轾之间，往往过情，平心观之自见。且私书不妨装点，而乃据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后，此类甚多”云云。据此，则知当日馆臣窜改王稿，原极矜慎，而匡正其失，亦非故为索瘢之论。至嘉庆间，礼亲王昭梿为《啸廷续录》，中有论《明史稿》一条曰：“向闻王横云《明史稿》笔法精善，有胜于馆臣改录者。近日读之，其大端与《明史》无甚出入，其不及使馆定者，有数端焉。惠宗逊国，事本在疑似之间。今王本力断为无，凡涉逊国之事，皆为删削，不及史臣留《程济》一传以存疑。永乐以藩臣夺国，今古大变。王本于燕多恕辞，是以成败论人，殊非直笔。然则吴濞、刘安辈亦足褒耶？不及史臣厚责之为愈。至于李廷机与沈、沈一贯，毕自严与陈新甲同传，未免鸾枭并栖，殊无分析，不如史臣之分传也。周延儒温体仁二相为削国脉之人，乃不入《奸臣》，而以顾秉谦辈龌龊当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谬戾处，不可胜纪，史臣皆为改正。盖首创者难工，继述者易善也。惟《三王福、唐、桂三王。本纪》，较史本为详。至于奏牍多于辞令，奇迹罕于庸行，则二史病处正同，殊有愧于龙门，惟视《宋》、《元》二史为差胜也。”论颇持平。又推本《春秋》诛心之律，以为：“王尚书鸿绪左袒廉王，康熙之子。以谋夺嫡。读《明史稿》，于永乐篡逆，及姚广孝、茹瑺诸传，每多恕辞，而于惠帝，则指责无完肤。盖其心有所阴蓄，不觉流露于书。故古人不使奸人著史以此。王司徒允之言，未可厚非也。”则尤辞严而义正矣。
昔刘知幾撰《史通》，述史有六家，而归于二体。然编年之体，只具人事得失，而纪传攸作，兼详典章因革。若其举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袭替，而丝联绳贯以为之表，罗一代之兵刑礼乐、文物制度，而原始要终以为之志，此则纪传之所独，而为编年有未逮也。独怪后之为纪传者，马、班而还，徒萃精于纪传，如陈寿、李延寿书，皆无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书，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无表。《旧唐书》、《五代史》亦如之。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详略失宜，读史者病焉。至宋熊方、钱文子乃有补志、补表之作。爰及前清，踵出者众，网罗放矢，开卷厘然。上海姚文枬尝仿《史》、《汉·叙传》之体，叙录其书，然而未尽。辄为补其阙遗，著目于左。
西汉郡国、兵制，孟坚附入《刑法志》。京师卫士，见于《百官表》。不立兵制，非疏阙也。录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搜采本书，使散者必萃，虽云借抒胸臆，于史学亦有功矣。
宋以前十七史，自《史记》、《汉书》外，惟《新唐书》有表，余盖阙如。录万斯同《补历代史表》五十九卷[48]。娲皇之石，厥功伟哉。
史之无表，自后汉始。录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盖补表之筚路蓝缕矣。然海昏、不其、寿亭各条，《四库全书总目》纠之。后有作者，削其瑕疵，摭其未备，以成一书，抑亦熊氏之功臣也。录钱大昭《后汉书补表》八卷。
艺文有志，昉于班《书》，所以辨章学术。而隋唐宋明，亦有著录。或称经籍，名异实同。而《后汉书》以下，多阙不为者。嘉定钱氏，史学世家，考镜群籍，补其放阙。继起有作，亦复不鲜。录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补三国艺文志》四卷，姚振宗《补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一卷、《考》十卷，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四卷，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二卷，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倪璠《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
郝冀公《续后汉书》，有《职官录》，然杂《史记》前后《汉书》、《晋书》之文，纪载冗沓，未可据为三国典要。况《班书·百官表》实承《史记·将相大臣年表》之例。后世史臣，但为之志，失初意矣。录洪孙《三国职官表》三卷。
兵之有志，始于《新唐书》。自是乐清钱氏文子遂起而补《汉书》之阙。越数百年，乃复有钱氏者，起而补《晋书》之阙，若有渊源者然。录钱仪吉《补晋兵制》一卷。
崔鸿作《十六国春秋》，并为《年表》，今久佚矣。录张庭硕《十六国年表》一卷，以太史公《十二诸侯》、《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例之，虽补入《晋书》可也。
自汉以来，言地理者宗班《志》。司马彪《续汉书·志》，差可继武。嗣后群雄纠纷，疆域割裂，志之也愈难，而志之疏且阙也弥甚。然为其所难，正当于群雄纠纷时见之。有能究心于此而为其所难，岂不可珍也哉！录洪亮吉《三国疆域志》二卷、《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
今《隋书》十志，乃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史通·古今正史篇》可证，则谓《梁书》无《地理志》不可也。然《晋书》有《地理志》，而洪亮吉《东晋》一种，史学家珍之，况梁固未有专志乎？录洪孙《补梁疆域志》八卷。
尝怪司马彪志《舆服》，沈约、萧子显志《符瑞》、《祥瑞》，而《食货》、《兵刑》之大阙焉。轻重颠倒，莫此为甚。《后汉》、《南齐》，未有为之补辑者，录郝懿行《宋书刑法志》一卷、《食货志》一卷。
李延寿《南北史》无表、志。录汪士铎《南北史补志》十四卷。然沈约、萧子显、魏收及唐之史臣，既各为之志矣，虽阙有间，则志固可以缓补，而表则不可不补者也。录周嘉猷《南北史表》六卷。
魏收作《魏书》，立《官氏志》。托克托修《金史》，立《部族表》。有元起自北方，宜同斯例，而史臣阙焉，是安可以不补？录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三卷。
凡补志十四家，成书八十八卷，补表七家，成书九十卷，斯诚稽古之渊薮，而为史家之别录也。
读史当知史例史意。刘知幾《史通》明史例，章学诚《文史通义》籀史意，而赵翼《廿二史劄记》每一史融贯全书，而类族辨物，出以互勘，极《春秋》属辞比事之能事，史例史意，互发交明，远胜钱大昕《廿二[49]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琐碎考证。钱氏《考异》、王氏《商榷》，咸主考证，而有不同。谭献《复堂日记》谓：“钱氏《考异》，体例尤严。论著述，则钱托体高；论启发，则王为功多。”诚哉是言。
读史尤贵贯串。编年之史，莫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纪事则有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皆贯串群史之书。掌故则《三通》并称。然郑樵《通志》，惟《二十略》为精义独辟，余皆杂钞史文，故应不如《通典》之义蕴宏深。杜佑《通典》通经义以贯史实，与章学诚《文史通义》推史义以穷经学，疏通致远，则《书》教也，皆振古奇作。而论典制详赡，莫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宜与司马《通鉴》同读。《通鉴》编年系月，以通贯历代之事实；《通考》博学详说，以通贯历代之典章。《通鉴》为二十四史纪传之总会，《通考》为二十四史书志之总会，相为经纬，可改称为二通也。
读史尤当知地理。而太仓陆桴亭世仪每教人“欲知地理，须是熟看《通鉴》，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一一按图细阅。天下虽大，其大形势所在，亦不过数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守东南者，必以长江上流荆、襄为险。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理会。其或因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则又留心审视，以证吾平日书传之所得，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个成局”。然而托之空言，未及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吾乡顾祖禹景范为《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中《历代州域形势》九卷，《南北直隶十三省封域山川险要》一百十四卷，《川渎异同》六卷，《天文分野》一卷，而开方绘图以冠于编，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征引浩博，考证详明，于山川形势险易、古今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得其要领。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征之于方舆。《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之。其后清高宗敕撰《通鉴辑览》，而地理之志，多采其说焉。此真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然有开必先，未尝无所本。宋儒王应麟为《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其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厄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旁征博引，有本有末，虽不及《读史方舆纪要》之博该，而规模粗具，叙列朝分据战攻，陈古监今，倘为顾氏之大辂椎轮焉。
有史学家，有史家。史家记事述言，次第其文，左丘明、太史公是也。史学家发凡起例，籀明其义，刘知幾、章学诚是也。刘知幾作《史通》，章学诚纂《文史通义》，千载相望，骈称绝学。然而有不同者。刘知幾别出经生，而自成史家。章学诚综该经学，而贯以史例。刘知幾著书言史法，章学诚发凡籀史意。刘知幾议馆局撰修之制，章学诚明一家著述之法。其大较然也。
章学诚尝以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其间独推刘知幾、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明古人大体。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为一家之学，上探《尚书》、《春秋》，下该迁《史》班《书》，甄别名实，品藻流别，约为科律，为《文史通义》一书。窃尝隐括其意，以明史法，必备三书，具三物，历二程，参二法，而后可以成家。就类例言，当备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纪传》，仿律令典礼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而要其原本于六经。六经皆史也，后世袭用而莫之废者，惟《春秋》、《诗》、《礼》三家之流别耳。《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获麟绝笔以还，后学鲜能全识古人之大体，必积久而后渐推以著也。马《史》班《书》以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祖谦《文鉴》、苏氏天爵《文类》，乃演《风诗》之绪焉。并取括代为书，互相资证，无空言也。就组织言，当具三物，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夫史之为道，文士雅言，与胥吏案牍皆不可用，然舍是二者，则无以为史。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必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故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以夫子“义则窃取”之言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一家之学所以可贵也。就程序言，当历二程。由比类而著述。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之裁定。其事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就述作言，当参二法。一曰文集而参纪传之法，二曰纪传而参本末之法。史之纪传，事不复出，蕲于互见。如《史记》、《汉书》，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曰事具《高纪》。如此者多。匪惟纪传为然。古人之文，一集之中，亦无重复。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刘梦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与仕，与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事无重复，文相牝牡，此之所略，彼之所详。此文集而参纪传之法者也。特是纪传苦于篇分，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司马光《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纪事本末之作，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穷变通久，以复于《尚书》之因事裁篇，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而诸史有作，人有同功一体，传以类聚群分。以人为经，以事为纬，《金史》、《明史》，厥例尤夥。盖承袁氏《本末》之体，而会其意者也。此纪传而参本末之法者也。逊清作者，代不乏人。文集而参纪传之法者，余姚邵廷宷念鲁《思复堂文集》是也。纪传而参本末之法者，邵阳魏源默深《元史稿》是也。邵氏之集，章学诚之所及见者也。《思复堂文》，多为明人传记，以存一代掌故，与四明全氏祖望《鲒埼亭集》同指，而全氏著书尝排诋之。然论文章，则不如思复堂远甚。盖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蔓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不知古人文集，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为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魏氏之史，章学诚之所未及见也。其书大体以《开国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历治水功臣》等名，为列传标题，然后以一人为主，而与之有关者，胥以类叙入，每篇之首，先提纲挈领，为之叙述，以清眉目，原始要终，主从分明。是则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神明其意，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山。章学诚别出心裁，而语欠融贯，为条其凡如此。
一生问：“现代史学之趋势若何？”余告之曰：现代治国史者不外两派：大抵言史例史意者一派，绍明章学诚之绪论，如张尔田、何炳松，是也。一派考证上古，以疑经者疑史，扬康有为之唾余，顾颉刚为此中健者。张尔田著《史微》，顾颉刚著《古史考》，皆为后生所喜诵说。然而语多凿空，意图骋臆。独严复每劝人读宋元明史，以为“吾侪今日思想风俗政治，直接间接，可于宋元明史籀其因果律”。顾独无为之者。不过宋元明事证确凿，时代相接，不如上古荒渺之便于凿空、史例史意之可骋臆谈耳。
丁生学贤来，谈上古史，涉《竹书纪年》。余告之曰：君子治学，总须不囿于风气，而卒为风气所囿者，俗学也。即以上古史而论，《竹书纪年》岂可为典要，而世论偏疑太史公而信《纪年》，又或执以难《尚书》，此真大惑不解。第一，世所传《竹书纪年》，不必即出西晋人所见。第二，作者原书，必出西晋忿世疾俗士，所谓“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以寄其慨。《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按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略，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申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云云。世传《纪年》起自黄帝，而不止记夏以来，至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则又今本之所无。盖今本《纪年》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商、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则是夏年不多于殷也。又云：“禹立四十五年[50]，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帝启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六年，伯益薨，祠[51]之。”则是益不干启位，亦无启杀之之事也。既与《晋书》所称大异，而黄伯思《东观余论》历引杜预以为驳难，谓：“预云《纪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录之。预云《纪年》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而此皆有诸国。预云《纪年》特记晋国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是二者又与《纪年》异矣。及观其纪岁星事，有杜征南洞晓阴阳之语，即此可征世所传《纪年》，匪西晋人所云《汲冢书》明也。”作者必出当日畸士，如嵇康之辈，目睹曹魏、司马氏借禅让以行篡弑，意有所郁结不得摅，托古讽今，故为谬异其说。陈寿《魏志·文帝丕传》叙受汉禅，“乃为坛于繁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王粲传》附嵇康，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山涛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菲薄汤、武。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所不容。”而《纪年》云：“益干启位，启杀之。”又云：“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与孟轲称说不同。此真所谓“非汤、武而薄周、孔，会显世教之不容”者也。特干忌讳，故托出汲冢，以避世罔耳。在作者别识心裁，特以发慨。而必据为典要，以疑《尚书》，则甚矣人之好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