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夏无事，课从子钟汉读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时有申论，随记成册。其中有相发者，有相难者，每卷得如干事，尽四十五日之力讫事。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会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记，都十七卷，署曰《后东塾读书记》，而古籍之精要者粗举；以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而分之则各成篇章，庶几并行不废云。
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捄敝也。曷言以捄敝也？清儒喜言东汉许、郑之学，至嘉、道之世，极炽而敝。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物极必反，穷而思通，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自武进庄存与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辞》，渐及群经。其为学务明微言大义，不专章句训诂之末。一门并承其绪，其外孙刘逢禄申受及长洲宋翔凤于庭复从而张之，海内风动，号为常州学派。一衍而为湖南之王闿运壬秋、四川之廖平季平，以《公羊》言礼制。又一衍而为广东之康有为长素、梁启超任公，以《春秋》言经世。此一派也。其又一派，则兼综汉、宋，不为墨守，以为清学出朱子之道问学以上窥许、郑，又谓汉儒亦明义理，力祛汉宋门户之见。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陈澧开宗于粤，义乌朱一新鼎甫、定海黄以周元[2]同桴应于浙，前唱后喁，蔚成学风。二者之为学不同，而要归于捄汉学之碎则一。陈澧晚年著《东塾读书记》二十五卷，其中卷十三《西汉》，卷十四《东汉》，卷十七《晋》，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辽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国朝》，卷二十五《通论》，凡十卷，则蒐采汉晋以后诸儒粹言至论，有目无书。独卷十三《西汉》补刊别行，而世所流传者，通行本十五卷，乃寻求群经大义及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而冠于编；学《易》不信虞翻之说；学《礼》必求礼意；次考周秦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则表章郑学、朱子，骈称并赞，以明沟通汉、宋之旨，盖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然而有不同者。亭林之纂《日知录》，旨在经世；而澧之为《读书记》，专崇讲学。亭林言经学即理学，将以实事求是，捄王学之空；而澧明汉学通宋学，欲以疏通致远砭清儒之碎。前有自述一篇，中称“读郑氏诸经注，以为郑学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读《后汉书》，以为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读朱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杨辈皆未知也。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可以觇生平宗尚之所在焉。
《无邪堂答问》五卷，义乌朱一新鼎甫撰。一新，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勋榜下进士，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以疏劾内侍李莲英，懿旨诘责，降官主事。两广总督张之洞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寻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为定院规，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仿古专家之学，分经、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诸生人赋以日记册，质疑问难，以次答焉，成就甚众。因辑录讲论之词，成《无邪堂答问》五卷。尝谓进德莫先于居敬，修业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兼学问、思辨。学问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几于诚正之博而反约；则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正大笃实。其论学术，谓“近世汉与宋分，文与学分，道与艺分。岂知圣门设教，但有本末先后之殊，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又以道、咸以来，士大夫好讲西汉《公羊》之学，流弊至于蔑古荒经，因反复论难以正其失，至论西学、耶教、新疆、铁路、吉林边防数十条，亦复洞中窍会。傍晚纳凉庭中，与诸儿论次及之，以为《答问》可配陈澧《东塾读书记》。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儿子钟书因言：“《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议闳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余告之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信如所论。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学故难求其条贯。又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心胸，未易晓其端绪；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牖启涂辙，论议尽欠雄骏，开示弥征平实。又贤圣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陈君宿学，但见戴学末流之嵬琐，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发挥，亡贬绝。朱生晚出，及见康氏今文之狂诡，更欲讽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驳难，少赞扬。此其较也。”钟书因言：“见朱先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皆极锐发。”又谓：“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又其较也。闭户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一乐。唯连日身体又剧不适，殊为美中不足耳。时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无锡钱基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