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
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谓文。请先述文之涵义。
文之含义有三：（甲）复杂 非单调之谓复杂。《易·系辞传》曰：“物相杂故曰文。”《说文·文部》：“文，错画，象交文。”是也。（乙）组织有条理之谓组织。《周礼·天官·典丝》“供其丝纩组文之物”，注：“绘画之事，青与赤谓之文。”《礼·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是也。（丙）美丽 适娱悦之谓美丽。《释名·释言语》：“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是也。综合而言：所谓文者，盖复杂而有组织，美丽而适娱悦者也。复杂，乃言之有物。组织，斯言之有序。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义既明，乃可与论文学。
文学之定义亦不一：（甲）狭义的文学 专指“美的文学”而言。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不必合义理，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梁昭明太子序《文选》：“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黼黻为悦耳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名曰文选云耳”。所谓“篇什”者《诗》雅颂十篇为一什，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由萧序上文观之，则赋耳，诗耳，骚耳，颂赞耳，箴铭耳，哀诔耳，皆韵文也。然则经姬公之籍，孔父之书非文学也，子老庄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学也，史记事之文，系年之书非文学也，惟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沉思”，“义归翰藻”，与夫诗赋骚颂之篇什者，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以“扬榷前言，抵掌多识者谓之笔；咏叹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摇会，情灵摇荡。”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有韵者文也。”持此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以事虽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乎翰藻，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夫文学限于韵文，此义盖有由来，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谓“文学”者，“著述之总称”，所包者广。六朝以下，则“文学”者，“有韵之殊名”，立界也严。其大较然也。然吾人傥必持狭义以绳文学，则所谓文学者，殆韵文之专利品耳。傥求文学之平民化，则不得不舍狭义而取广义。（乙）广义的文学“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子曰：“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不限于韵文也。孔门四科，文学子游、子夏，不闻游、夏能韵文也。《韩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商、孙、吴之书者，管商之书，法家言也，孙吴之书，兵家言也，而亦谓之文学。汉司马迁《史记·自序》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举凡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皆归于文学。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凡六略：六艺百三家，诸子百八十九家，诗赋百六家，兵书五十三家，数术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傥以狭义的文学绳之，六略之中，堪入艺文者，惟诗赋百六家耳，其六艺百三家，则萧序所谓“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也，至《国语》、《国策》与夫《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之并隶入春秋家者，则萧序所谓“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诸子、兵书、方技、术数之属，则萧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然则“文学”者，述作之总称，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表诸文章，兼发智情，其中有偏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等是也。有偏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知在启悟，情主感兴。《易》、《老》阐道而文间韵语，《左》、《史》记事而辞多诡诞，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明议是非，作俑于唐之昌黎，极盛于宋之江西，忘比兴之恉，失讽谕之义，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柁，情为帆棹，智标理悟，情通和乐，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
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复努力以求解释之。
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以求实验而证明之。
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必离我于自然，即以我为实验者之谓也。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必融我入自然，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
二、文学史
文学之义既明，请论史之为物。
《说文·史部》：“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正也。”然则史之云者，又《说文》“又，手也”持中以记事也，中者，不偏之谓。章炳麟曰：“记事之书，惟为客观之学。”夫史以传信，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文学之职志，在抒情达意，而文学史之职志，则在纪实传信。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文学史乃纪述之事，论证之事，而非描写创作之事，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科学之范畴也。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更推是论之，太史公《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于戏！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记事也。《周书·周祝》、《荀子·性恶》注：“事，业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业谓作业也。”然则记事云者，记作业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文学史云者，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
中国无文学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于唐吴兢《西斋书目》，宋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龙》、《诗品》之属，皆入焉。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中兴书目》曰：“文史者，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
自范晔《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王融、谢朓、孔稚圭不入《南齐书·文学传》，谢灵运、颜延之、鲍昭、王融、谢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约、徐陵不入《南史·文学传》，元结、韩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陈亮、叶适不入《宋史·文苑传》，宋濂、刘基、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不入《明史·文苑传》。然则入《文苑传》者，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呜呼！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盖文学史者，文学作业之记载也，所重者，在综贯百家，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在记载文学作业，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文学家之履历，虽或可藉为考证之资，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人种、环境、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种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环境及时代。”质而言之，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矣。
文学著作之日多，散无统记，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昔挚虞始作二书：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三十卷，见《晋书》本传，今其书佚不见，而体裁犹可悬揣而知，盖志如今之严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为纲，而《流别》疑如姚氏《古文辞类篹》，以文体为纲者也。尔后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宋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宋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苏天爵之《元文类》，明唐顺之之《文编》，黄宗羲之《明文海》，清严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辞类篹》，姚椿之《国朝文录》，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之《续古文辞类篹》，王闿运之《八代文选》，其差著者也。然有文学著作而无记载，以体裁分而鲜以时代断，于文章嬗变之迹，终莫得而窥见焉。则是文学作品之集，而非文学作业之史也。独严氏书仿明梅鼎祚《文纪》，起皇占迄隋，博搜毕载，是为总集家变例，然与史有别者，以所孜兀者，不在文学作业之记载，而在文学作品之集录也。此只以与文史、文苑传，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焉尔。
昔刘知幾谓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余则谓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孟子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者也。夫文学史之事，采诸诸史之文苑，文学史之文，约取诸家之文集，而义则或于文史之属有取焉。然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彩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余以为作中国文学史者，莫如义折衷于《周易》，文裁则于班马。《易·系辞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又曰：“《易》有圣人之道……以动者尚其变……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谓取义也。至司马迁作《史记》，于六艺而后，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贾生、虞卿、吕不韦诸人，情辞有连，则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详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其后班书合传，体仍司马而参以变化，一卷之中，人分首尾，两传之合，辞有断续，传名既定，规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属，王、贡之附庸也，王吉、韦贤诸人，儒林之别族也，附庸如颛臾之寄鲁，署目无闻，别族如田陈之居齐，重开标额，征文，则相如侈陈词赋，辨俗，则东方不讳谐言，盖卓识鸿裁，犹未可量以一辙矣。此尽可取裁而以为文学史之文者也。然而世之能读马、班书而通其例者鲜。读《周易》而发其义于史者尤鲜。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可谓观其会通者矣。所惜者，观会通于帝王卿相之事者为多，观会通于天下之动者少，不知以动者尚其变耳。
三、现代中国文学史
吾人何为而治文学耶？曰：“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来。盖运会所届，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此史之所以为贵。而文学史者，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何为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文学，不异话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傥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服降焉耳。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蔽，谥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蔽，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或难之曰：“子之言自论文耳。傥文学言史，舍古何述？宁不稽古，即可成史。”请晓之曰：史不稽古，岂曰我思？然史体藏往，其用知来，执古御今，柱下史称，生今反古，谥以愚贱。文学为史，义亦无殊，信而好古，只以明因，阐变方今，厥用乃神，顺应为用，史道光焉。吾书之所为题“现代”，详于民国以来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题“民国”而曰“现代”，何也？曰：维我民国，肇造日浅，而一时所推文学家者，皆早崭然露头角于让清之末年，甚者遗老自居，不愿奉民国之正朔，宁可以民国概之。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然则生今之世，言文学而必限于民国，斯亦廑矣。治国闻者，傥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