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奡，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救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浓；而高启、李东阳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曲则明太祖导扬高则诚《琵琶》一记，尽洗胡元古鲁兀剌之风，而易之以南词之缠绵顿挫。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则明文学者，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厌，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弹古调以洗俗响，厌庸肤而求奥衍，体制尽别，归趣无殊。此则仆师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传》者之所未及知也。顾论文者，则狃桐城家言之绪论，而极称归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以与七子相撑拄；不过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与韩柳为异，以扬六朝之颓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别有在也。
又论者以钱谦益文章为秽为杂，此亦拾桐城家之唾余，而不免求全之毁。钱氏以明代文章巨公，而冠清贰臣传之首，人品自是可议。至于极推欧阳修，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而下开归氏；又翘归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发其指；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归氏以踵欧阳而窥太史公；姚鼐遂以归氏上继唐宋八家，而为《古文辞类篹》一书；胥出钱氏之绪论，有以启其涂辙也。特其为文章，盛气缛语，错综奇偶，七子之习湔洗不尽；自与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归氏之洁适者异趣。然以视湘乡曾国藩之为文，从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扬马，复字单谊，杂厕其间，务为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者，何必不与钱氏后先同符？钱氏从王李入，而不从王李出；湘乡从姚氏入，而不从姚氏出；自出变化，以不姝暖于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然世论不敢薄湘乡，而务集谤于钱氏，多见其不知类也，此与以耳食者何以异。
至于谈诗者，则多为朱彝尊《明诗综》所囿，而以钱氏《列朝诗集》为口实。不知朱氏以《明诗综》而诋《列朝诗集》，譬如蠹生于木，还食其木。何者？《列朝诗集》，《明诗综》之底本也；何焯尝恶而揭发之。不过文人矜诞，好谤前辈耳。诗至晚明，钟谭异军别张，钱氏朱氏皆所不喜，竟陵遂为谤府。而夷考其实，钟谭之诗，蹊径别开，蕲以幽冷救七子之绚烂，而为秀峭以矫公安之容易；诗道穷而必变，亦如肥鱼大肉，餍饫之过，而不得不思菜羹也。其诗出入中晚唐郊、岛、皮、陆之间，么弦侧调，亦有渊源，避熟就生，人自少见多怪耳。要之盛唐李杜，摹拟势尽，厌故喜新，人情皆然。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何尝不与钟谭所选《唐诗归》同指？而士祯诗为秀丽疏朗，钟谭出以幽深孤峭，皆欲以偏师制胜。或诋钟谭格局未完，雕镵愈工，不知真气弥伤；然士祯缥渺取神，风华富有，亦病性情不真。而一尸亡国之大诟，一为盛世之元音，岂非所遭之时有幸不幸耶？
仆怀此久，未有以发。商务印书馆主人属为撰论。用布所蓄，以俟论定。而读《四库提要》著录明人诗文集，睹记所及，每有寻声逐响之谈，并为随事举正以著于篇。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三日，无锡钱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