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至元，文章迁变，昭然可征者，约有三焉。
唐之兴也，文章承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贞元元和之际，韩愈、柳宗元出，倡为先秦之古文；一时才杰如李观、李翱、皇甫湜等应之，遂能破骈俪而为散体，洗涂泽而崇质素，上踵孟、荀、马、班，下启欧、苏、曾、王，盖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韩愈厌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而其所以为变，由文体骈散之不同。方骈体大盛之世，刘宋范晔增损东汉一代，成《后汉书》，自谓无惭良直。而编字不只，捶句必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初唐袭南朝之余，《晋书》作者，并擅雕饰，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琢彼轻薄之句，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刘知幾著讥于《史通》，非虐谑也。及古文之既兴，而韩愈则以文为诗。至苏轼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天生一枝健笔，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门下客有江西黄庭坚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遂开江西诗派。诗势之成倾泻，亦由文体之已解散。六朝之骈文，一变而为唐宋之古文，又一转而为宋元之语录及平话小说，文之破整为散则然也。唐之律诗绝句，一变而为宋之词，又一转而为元之剧曲，诗之破整为散则然也。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滥觞于诗人，而拓宇于文境者也。然而骈体之盛，不嫌赋媲于诗；及其古文之兴，则又赋同于文。试观徐庾诸赋，多类诗句；而王勃《春思赋》，则直七字之长歌耳。此骈体之盛，赋媲于诗也。若欧阳修之《秋声赋》，苏轼之《前、后赤壁赋》，则又体势略同于散文；盖宋袭韩柳之古文而归于质，重散之世也。由骈趋散，由华反质，其迁变者一也。
六朝之文，托风采，散郁陶；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翕会，性灵摇荡，其文主于抒情，其义归乎翰藻，楚艳汉侈，一往不返。迄于唐代，韩愈以《原道》倡为古文，由情入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而李翱更以创义造言不相师阐发师说。正义明道，排斥佛老。欧曾继之，以文载道。而程朱诸儒变本加厉，明心见性，出入儒释，极力以求道体之所在，而不屑屑于文；以为徒雕琢其辞，亦末乎云尔。于是真德秀辑录《文章正宗》以模楷斯文，理在则然。盖以立意为宗，而义不归于翰藻者也。诗则汉魏以前，五言简古，不过写景抒情，一切细事猥语，皆著不得。即李白诗酒轶荡，怀奇负气，亦不屑意世故。独杜甫抒所欲言，杂以叙事，纬以议论，意到笔随，以尽天下之情事，逢原而泛应，而归之忠君爱国。至苏轼妙善玄言，济以旷世之逸气高情，驱驾万象，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及邵雍《击壤集》出，语不嫌俚，境务造悟，而以后元明之讲学家言诗者宗焉。独朱熹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而命意托兴，必以经史事理，播之吟咏；岂徒苟为彬彬琅琅而已，仍是文以载道之旨。由情入理，由奥趋显，其迁变者二也。
六朝之文，义归翰藻，而辞尚焉，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及韩愈古文之以单行易排偶，由奥趋显，由简入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而所以充其体，运其词者，则有养气之说焉。其说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世称韩潮苏海，亦状其气之盛，辞之沛尔。苏辙道扬其指，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万言上书，数见不鲜；尚气纵横，下笔不能自休。秦汉之文，辞简理足，风气未开；后世文明日进，理欲其显，故格变而平；事繁于昔，故语演而长；此亦天演自然之理。诗则杜甫，唐称诗圣，运古于律，纵横挥斥，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而五七言古之宏杰奔放，尤所不论。宋贤继之，才气所溢，遂成倾泻。词之兴也，本称诗余，以悠扬婉丽为宗；而苏轼一洗绮罗芗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高瞻远瞩，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谐，自是横放杰出，曲子内缚不住者；比之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弃疾才气俊迈，好为豪壮语，即法苏轼，为南宋词家大宗。由辞尚气，由敛趋肆，其迁变者三也。
虽然，近古文学之破整为散，由敛趋肆；特为社会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论于朝廷功令。唐以诗赋取士，宋元以经义取士，皆俪体也，遂为近代取士模楷。然则近古而后，社会士夫，即厌俪体之极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俪体之末运，而欣之以禄利。顾禄利既得，则又遁而之他，酣嬉颠倒而不厌；朝廷之禄利，岂足以易士夫之好尚？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