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地主阶级自救运动很紧张的时代，是经世致用思想极兴盛的时代。当时那班大师各本其对于中国社会中历史的认识，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审时度势，深思远览，所以为中国地主阶级定久安长治的大计者，实非一般浅智短见的陋儒所能想象得到。他们的言论，足资我们深省，给我们许多很有意义的暗示。兹提出几要项分三节论述之。
（一）黄梨洲及其他大师的重民思想
清初关于政治思想的著述，其最卓异，最受近人推崇者，当数梨洲的《明夷待访录》。清末的启蒙思想家多把这书作为民权运动的宣传品。《原君》《原臣》《原法》等篇，几为每个青年学生所必读，其最精采的话如：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原君》）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原臣》）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同上）
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屏藩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为之法乎？（《原法》）
他极力揭发三代以后君主的罪恶，直然想不承认其为君。他说那班君主都是自私自利，不尽其为君的职分。他们所立的法，亦只是君主一人的法，而与天下无干。他看一姓的兴亡不算什么大事。他认君臣的关系是可变的。这些思想，大体亦本于孟子，而发挥得格外透辟尽致。近代民权政治的原则“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梨洲都还说不到，只有“民享”，总算慨乎其言之了。这种思想，我以为只可称为“重民思想”，径称为“民权思想”似乎还不大妥当。《孟子》如此，伪《泰誓》如此，邓牧的《君道》《吏道》诸篇如此，直到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仍是如此。他们反对暴君尊重民意则有之。但无论如何，总没有想到民众自己支配政权。民权思想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应乎近代工商业者—第三等级—的需要而出现的。在一个充满封建势力的农业社会中，只能产生重民思想，却不会产生民权思想。关于这一层，拙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中讲孟子的一章，及《吊民伐罪与民权思想》一文（见去年清华所出《政治学报》第一期）可以参考，本章下面第三节亦还要提及，这里没有详说的必要。还有应该注意的，这种重民思想在当时很流行，除梨洲外，如船山、亭林诸大师都有些很开明的言论（如亭林讲“天子一位”和梨洲如出一口，船山的言论请看下一节）。尤其痛快的是唐甄。兹将其《潜书》中痛骂君主重视民生的言论摘录几段，以与梨洲相对照：
自秦以来，凡是帝王者皆贼也。……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颖阳，光武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当其屠城阳之时，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当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为之臣也。（《室语》）
悲哉！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妇子，皆其羊豕也！处平世之时，刑狱冻饿，多不得毕命。当兴兵革命之时，积尸如山，血流成河，千里无人烟，四海少户口，岂不悲哉！岂不悲哉！（《止杀》）
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尧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每诵斯言，心堕体战。为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内交哄，国无良将，虽有良将，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势也，非其亡之根也。当是之时，兵残政虐，重以天灾，民无所逃命，群盗得资之以为乱。马世奇曰：“治献贼易，治闯贼难。盖人心畏献而附闯也。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再苦于宋一鹤之兵，又苦于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贼知人心所苦，所至辄以剿兵安民为辞，愚民被惑，望风降附。而贼又散财赈饥以结其心，遂趋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州县以从贼者众也。”施邦耀曰：“今日盗寇所至，百姓非降则逃，良由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胜得一良将；去一贪吏，胜斩一贼帅”，二子之言，见乱本矣。当是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恒患无兵。京师之守，以一卒而当数陴。李自成虽尝败散，数十万之众，旬日立致。是故陕民之谣曰：“挨肩膊，等闯王，闯王来，三年不上粮”。民之归之也如是。盖四海困穷之时，君为仇敌，贼为父母矣。四海困穷，未有不亡者。（《明鉴》）
他骂历代君主比梨洲更痛快。尤其是述明末“流寇”情形，真是一段绝好的史料。谁想到李闯王当时那样受民众欢迎呢！他写当时统治者失人心的情状，真是惊心动魄，给当时统治者一个绝大的教训。观此则诸大师重民思想的背景亦可以想见了。
（二）王船山及其他大师的民族思想
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当时汉人反对极烈。一般明朝遗老如亭林、梨洲、船山等，对于满清仇恨尤深，所以他们的著述中充满了民族思想。船山在诸老中，持节最艰苦，民族思想亦最强烈，我们可以就拿他的言论作代表。他著有《黄书》，可以说彻首彻尾的是一种民族主义。即其他著述，字里行间，亦处处可见这种精神之流露。他看得民族高于一切，保全自己民族比什么天德王道都要紧。他说：
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黄书·后序》）
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黄书·原极》）
这些话何等痛切！他看一姓的兴亡轻，而看民族的盛衰重。宁可失位于贼臣，不可卖国于异族。不能自保其种族，便什么道德仁义都不配讲了。任何乱臣贼子，都没有卖种族的罪恶大。因此他对于那班拑制臣民以自弱其种族的君主，深恶痛绝，尤其是“孤秦”和“陋宋”。他说：
迄于孤秦，家法沦坠。胶胶然固天下于挛握，顾盼骛猜，恐强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剪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贰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长亭邑者不能嚢寸金，欲以凝固鸿业，长久一姓，而偾败旋趾。由此言之，詹詹凿陋，未尝迥轸神区，而援立灵族，岂不左与？……
宋以藩臣，暴兴鼎祚，意表所授，不寐而惊。赵普斗筲菲姿，负乘铉器，贡谋苟且，肘枕生猜。于是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而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于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枞佚文吏，拘法牵执。一传而弱，再传而靡。赵保吉之去来，刘六符之恫喝，玩在廷于偶线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缯岁益。偷息视肉，崇以将阶，推毂建牙，遗风澌灭。狄青以枢副之任，稍自掀举，苟异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迹，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犹祖前谋。蕲循仅存于货酒，岳氏遽殒于风波。挠楝触藩，莫斯为甚。……卒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于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澌丧残剐，以溃无穷之防。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黄书·古仪》）
秦始开专制之局，宋一意削弱中国，故皆为船山所痛恶，尤其是宋，太不争气了，太败坏自己民族了。所以船山疾首痛心的，连篇累牍，加以痛骂。此处所引，还不过一小段，他每论到有关华夷大防的地方，都不胜其悲愤激昂，呼天抢地而不能自已。他认华夷大防是天经地义，绝对不容混乱。他说：
山禽趾疏，泽禽趾幂，乘禽力横，耕禽力纵，水耕宜南，霜耕宜北。是非忍于其泮散而使析其大宗也，亦势之不能相救而绝其祸也。是故圣人审物之皆然，而自畛其类，尸天下而为之君长。区其灵冥，湔其疑似，乘其蛊坏，峻其墉廓，所以绝其祸而使之相救……夫人之于物，阴阳均也，食息均也，而不能绝乎物。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所以然者何也？人不自畛以绝物，则天维裂矣。华夏不自畛以绝夷狄，则地维裂矣。天地制人以畛，人不能自畛以绝其党，则人维裂矣。是故三维者，三极之大司也。（《黄书·原极》）
这不显然是说华夷大防乃天造地设的吗？他又说：
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之防也。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早，所以定人极而保人之生，因乎天地。（《读通鉴论》卷十四）
这段话讲华夷大防更显明更干脆了。他甚至说：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者也。（《读通鉴论》卷四）
这些话说得何等毒辣！他直然把夷狄当异类看待，什么道德仁义对他们都不适用了。他对于勤远略亦相当的赞成，他想藉武力以宣扬文化。他说：
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所可废，且抑以纾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
虽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雍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卬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骞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戾駤冥顽不可响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逢其欲，亦未念及牂牁之可辟在内地也。然因是而贵筑昆明，垂及于今而为冠带之国。此岂武帝张骞之意计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滨，滨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读通鉴论》卷三）
他要把中国附近风土相类的小民族统列入中国的版图，使同化于中国。这乃是从自固族类的民族主义，转而为向外发展的大中华主义，亦可见船山民族思想的极端强烈了。
（三）明清间诸大师政治思想的根本分析
看上两节所述，可知诸大师政治思想中很有些开明的自由的倾向。但他们毕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毕竟没有超越士大夫统治的思想，他们的开明实有一定限度。我们试就几位主要大师加以分析：
首先说最开明的黄梨洲。他们不仅反对暴君特别强烈，并且也想到立一种法度根本的把君权加以限制。但看他是怎样的限制君权呢？他想出的办法：一个是丞相制度，一个是学校制度。他在《置相》深论没有丞相的弊病，其大旨可分为三项：其一是君主骄恣。他说：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亦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天子已经是高高在上了，若再没有丞相，则更无可敬礼之人。于是奴视百官，刍狗万民，天下之大，只供其一人的恣意妄为，事情安得不坏。其二是传贤意绝。他说：
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之乎。
这一层意思极精奥。君位世袭，既成定局。幸而还有宰相负国家重任，即使遇不肖君主，亦因政权别有所寄，不致大肆其恶于天下。君传子而相选贤，子袭其位而相行其政，则传贤之意犹有存者。若并宰相而不立，则没有人与君共负天下重任，而政权尽私于一姓了。其三是宫奴窃权。他说：
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官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官奴者，见宰相之政事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官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
君主不任宰相而一人独裁，哪里能管得了这许多事，故其势不得不假乎于宫奴。于是君主独裁政治，变而为宫奴政治，而全国人都成为奴隶的奴隶。这是君主专制政体必然的毒害，梨洲所言也算极痛切了。没有宰相的害既是这样大，所以梨洲提出一种丞相制度，使丞相负政治上的责任，以限制君权。他的办法是：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这样办法，天子与大臣直接晤对，所有政治分开讨论，宰相与天子共同负责，态度光明，手续便捷，一扫政出宫闱墨暗阴私的积弊！这就算是以相权限制君权。当时作这种主张的不止梨洲，如王船山、唐甄……都是主张加重相权的，这也可以想见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倾向。然而这种倾向表示什么意义呢？作这种主张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我以为丞相是士大夫的领袖，丞相政治是一种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种变相的贵族政治，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意识的表现。试看梨洲说：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乏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之间，而小儒遂依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衰绖之哀，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意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疑，宁使其次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置相》）
在这一段话中，反对君主独裁专制自不用说，但很明显的，他的反对论据是建立在典型的等级制度之上的。他极力发挥“天子一位”之义（顾亭林《日知录》中亦曾发此论），把天子列于卿大夫之间，不视天子“过高”，以致“截然无等”。自天子以下，公侯、伯……一层一层的形成一种宝塔式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天子只是贵族中的最大者，只是贵族的头脑，其地位并非高不可攀。春秋以前的贵族政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战国以后，国家权力，日益集中。旧时代庞大的贵族层，逐渐崩坏。于是乎庶民以外，只剩个高高在上的皇帝。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势位隔绝，而专制政体的毒焰乃日益炽烈。固然秦汉以后的士大夫统治未尝不是贵族政治的变相，但比起典型的贵族政治总差一点。明朝专制最厉害，自大臣至小百姓，全是皇帝的奴仆。一任其践踏凌辱，连汉、宋时代优礼大臣之风亦邈不可睹了。梨洲及船山、唐甄诸大师主张加重相权以限制若权，乃是要提高士大夫地位，充实其统治的力量，吸取贵族政治的精髓，以挽救君主专制的极弊。这只是地主阶级的一种应时方策，和近代民主政治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关于丞相制度姑且说到此处，我们再试看梨洲的学校制度。他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学校》）
东汉大学生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共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同上）
学校不过是一种教育机关，历代君相，每把它看作粉饰太平之具。但梨洲却别有会心，乃大大推重学校的政治作用。他不仅要在其中培养人才，不仅要在其中出大政行大礼，而且还要主持公是公非，成为一种清议机关，对政府施行一种监察权。他是主张学生干政的。他对于汉、宋的太学生政治活动，不仅不视为“衰世之事”，并且直称为“三代遗风”，这真是大胆的议论。然而这些话还算平稳，实在说，《学校》中还有许多更激烈的话，比《原君》《原臣》等篇的自由色彩更为鲜明。那简直是学校高于一切，简直可称为学治主义。假使说梨洲理想中的丞相可算是内阁总理，那末他所主张的学校就可算是议会，这不宛然具备了近代政治的形态吗？然而我们须要知道，梨洲的学校是士大夫集团，他是要以士大夫集团的力量监督政府的。士大夫是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由士大夫所掌握的政治，终归是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政治。本来梨洲也明明说过：
夫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兵制二》）
君子（士大夫）劳心而治人，小人（小百姓）劳力而治于人，显明的对立着。在这样等级社会中，会有民权政治之可言吗？不管梨洲说得多么漂亮，他总是没有超越了士大夫统治的理想。丞相是士大夫，学校中所教养的也都是士大夫。他以为只要把政权公开给士大夫，不由君主及其左右近习恣意妄为，政治就清明了。这只可谓之绅权政治，而不可谓之民权政治。绅权政治是由贵族政治脱化而来，当时诸大师都抱此理想，而梨洲所言最带急进色彩，可算是当时绅权论者的左翼。但是无论怎样左，他也没有左到民权主义。
再说王船山。他虽然痛骂孤秦陋宋那班视天下为一姓私产的君主，虽然为清末启蒙思想家所借重，但其封建色彩，绅士气味，实较梨洲更为浓厚。如云：
天下之大防二：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别而先王强为之别也。……君子之与小人，所生异种。异种者，其质异也。质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自有巧拙焉。特所产殊类，所尚殊尚，而不可乱。乱则人理悖，贫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于滥，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呜呼！小人之乱君子，无殊于夷狄之乱华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类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街巧而以贼人。拙者，农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尝轻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迟，恶之甚，辨之严矣。汉等力田于孝弟以取士，而礼教陵迟。故曰三代以下无盛治。夫以农圃乱君子而弊且如此，况商贾乎！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亟者也。乃其气恒与夷狄而相取，其质恒于夷狄而相得，故夷狄兴而商贾贵。许衡者，窃附于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为商，可以养廉。呜呼！日狎于金帛货贿盈虚子母之筹量，则耳为之聩，目为之荧，心为之奔，气为之满。衡之于小人也，尤其巧而贼者也，而能溷厕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度大防二，而其归一也，一者何也？义利之分也。中于利之乡，长于利之涂，父兄乏所熏，肌肤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动气随，魂交神往，沈没于利之中，终不可移而之于华夏君子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类，防之不可不严也。（《读通鉴论》卷十四）
“君子”是士大夫，“小人”是农工商贾。船山于“君子”“小人”间严加区画，如夷夏大防之不可乱。他看“小人”与“君子”截然异类，沉没于利欲中简直不可救药，这种人只能受治于“君子”，而决不可使他们参与政权。这是何等强烈的阶级意识。从此可知历来儒者不管他们怎样反对暴君，体贴民隐，终不过是为统治者说法，终不过是士大夫们对于统治术所表示的意见，或歌功颂德，或指斥讪谤，总之只是他们的家内事而已。若一旦真有“小人”起而问政，他们将决绝的加以膺惩。因为“小人”而参与“君子”之事，是破坏天下大防，是和他们的天经地义绝不相容的。牧人无论怎样爱其牛羊，能许牛羊参与他自己的事吗？谈诸大师民权思想的最要注意这一层。船山《俟解》中论陈白沙、庄定山过江的一段故事颇可玩味。那故事大概是说，白沙、定山同船过江，船中有无赖少年知为两先生，乃故意纵谈淫媟，以狎侮之。定山怒不可遏，而白沙则从容自然，若未闻其语者。船山以为他们的态度都不对，一个“隘”，一个“不恭”。到底怎样才对呢？船山以为事到这里，已经没办法了，怎样都是不对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应当坐那个船。他归咎他们道：
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秉周礼也。白沙已入词林，定山已官主事矣，渡江当独觅一舟；而乘买渡之艇，使恶少得交臂而坐，遂无以处之于后，此非简略之过欤？
士大夫自有身分，一和“小人”混在一处，就算失体，终至无以自处。至根本的办法只有以礼自持。礼的妙用，能于不知不觉间免去许多纠纷。不徒行是礼，不和一般“小人”同坐一个船也是礼。能守着这些礼，还何至发生白沙、定山所遇那一类事。圣人制礼的神妙真不可测呀！从这种地方，我们最容易看出船山的士大夫色彩。
再说顾亭林。他的政治思想，具见于《日知录》及《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篇。《郡县论》共分九篇，是讨论封建郡县问题最深切最有条贯的大文章。他说：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度，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与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郡县论》）
封建变而为郡县，是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的一个枢纽。所以后世儒者梦想三代之治的，总企图恢复封建制度。但有些认识时代变迁的学者，却以为郡县不可废，而封建不可复。亭林于此另有一种意见。他认定封建变而为郡县，是时代趋势所不得不然，封建不自秦而废，秦亦不以废封建而亡。他更根据过去封建制度之不得不变，而推定郡县制度之又不得不变。这真是很卓越的历史眼光。他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并根据这个原则而提出罢监司设世官……等办法。更详述其说道：
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是职者，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遗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缴，曰啬夫之属，备设之无裁。其人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为县令者，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不职者流，贪以败官者杀。夫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郡县论》）
这种办法，无非使县令与所治地方化成一体。一为某处县令，则与此地发生不可离的关系。自己终身以及子孙的祸福荣辱，都与所治地方息息相通。其权重，其任久，其意专，其情切。比那班五日京兆，惟以簿书期会、苟免谴罚为事的，自然容易收为治的实效了。县令也能世袭，但是有条件的世袭。一则必须贤县令，积德累功许多年，经过即真，封父母，玺书劳问，进阶益禄，种种褒奖者，然后得传其子若弟，不像从前的封建诸侯，一例可以世袭。再者袭位之人，其初亦只能为试令，必须自己积累功德，然后官位得保持下去；不像从前的封建诸侯，无论其子孙的贤不肖，总可以永传而不替。自己不贤，不能传位于其子；其子不贤，亦不能长袭其父位。寓传贤于传子，即郡县而为封建，亭林这样办法真算想得妙绝了。当时大师如陆桴亭、李恕谷也都主张郡县久任，其说具见《思辨录》《平书订》，与亭林所论旨趣略同。他们所以这样主张，大概都因鉴于明末的土崩瓦解，地方上太无自卫能力，一任“流寇”外族的蹂躏。他的意思只是要充实地方上的自卫力量。亭林已经明白说出来了：
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困窌。……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从缔交之拒……（《郡县论》五）
今之州县，官无定守，民无定奉，是以常有盗贼戎狄之祸。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郡县论》四）
典型的封建制度，已无恢复之望了。为防止“不虞之变”起见，只有采取封建遗意，使地方权力强大，足以自卫，即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正是当时地主阶级所需要的一种自救方策。但亭林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方策犹不止此。他不仅要加强地方官的权力，并且要加强豪家大姓的权力。他很明了当时政权是建筑在豪家大姓之上，他很明了豪家大姓是当时国家的柱石。他有一篇《裴村记》，论此最为深切。其后半篇说：
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寄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来，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及至河东，闯贼李自成所以长驱而下三晋之故，慨然伤之。或言曰：“崇祯之末，辅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贼入西安，天子临朝而叹。建泰对言：‘臣郡当贼冲，臣请率宗人乡里，出财百万，为国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师，亲饯之正阳门楼，举累朝所传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赐之。未出京师，平阳太原相继陷，建泰不知所为。师次真定，而贼己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于王铎、张浚之下。而上之人，无权以与之，无法以联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区区宰辅之虚名，而系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这段话读起来，真使人惊心动魄，他当创巨痛深之后，深感社会失去中坚组织的危险，故重守令，重氏族，皆所以救其弊。他最卓绝的地方，在认识社会势力，不仅注意政治的表面，而知道抓住其社会基础。此之谓“识治本”，“达治体”。为东方式老封建帝国的君主策治安者，大概没有比这再深切的了。他深思远览，“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寄其意于士大夫”。其留连往复，一唱三叹的神情，给我们无限的暗示。
从以上所述黄、顾、王诸大师看来，可知他们虽然有些较开明较自由的思想，但总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上说话，总不免士大夫的气息，和近代的民权思想决不能混视。梨洲主废金银，船山反对驿传，习斋谓宫刑亦当恢复。这些反动主张，表示他们终未脱去落后的封建性的农业社会的意识。从这种意识上，决不能发生民权思想。固然他们也有替工商辩护的话，如梨洲说：
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优倡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是的，儒家从来并没有说不要工商。但他们所要的工商有一定的限度，超越这限度的，尽可在奇技淫巧奢靡无用的名义下将其禁止，这毕竟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关于这一层，我们最好拿李恕谷的一段话作个对照。他订正王昆绳《平书》中“末亦不可轻”之说道：
末不可轻，昆绳为财货起见也。然商实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趋利如骛矣。苟有利焉，虽轻之而亦趋也。岂忧商贾之少而无乎？夫商，有利亦有害，懋迁有无，以流通天下，此利也。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必淫靡，此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来，固不可行于今日。然即乡里交易，比省通融，尽可豫乐，何事远贩。如今天下出产最少者，无如北直。然有米，有面，有鱼，有肉，有酒，有蔬，有果，有布，有绢，亦有绸，有材木柜箱棹椅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毕婚丧者？乃必吴越闽广之纱缎、珠翠、绫锦、象箸、漆器、燕窠、橘荔。东洋西戎之货，万里远鬻，倾囊充陈，导靡长奢，则皆商为之也。然则贵布粟，贱淫技，重农民，抑商贾，以隆教养，先王之良法远虑，不可不考行也。（《平书订·财用下》）
这才算儒家轻末政策最正宗的解释。纯粹自然经济，当孔孟时代即已办不到，所以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工商有相当的地位。但他们肯让工商业自由发展吗？果然如此，则他们所代表的将不是封建地主，而是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我们须知纯粹自然经济那只是封建社会最原始的情况，当封建社会全盛期以后，工商业也就逐渐发展了。如行会制度，大家都承认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制度。但倘没有工商业能够有行会吗？所以工商业的兴起，正是封建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即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征象。只要不超越一定的限度，封建地主对于工商业并不一定要反对；恰恰相反，他还要利用工商业，保护工商业，更进而统制工商业，他何尝把工商业一笔抹杀呢。工商业是腐蚀封建社会的微菌，然而这种腐蚀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说封建地主一定要反对工商业，和一见工商业发展就说不是封建社会，这都是不明了工商业和封建社会之辩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