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笼统说明末清初—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一个重要关键。从纵的方面看，宋明道学和清代朴学正在过渡；从横的方面看，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开始接触。这其间蜕嬗演变参互错综的情形，直牵涉中国近古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全部。现在首先专就思想本身上推寻其演化的历程，然后进而探求这一次思想变动的社会根源。
（一）阳明派心学影响后来思想界的反正两方面
很明显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正是明代思想的反动，是反道学，尤其是反阳明派心学的。因此我们就从阳明学派讲起。阳明是宋明五百年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他把周程以降佛化的儒学彻底发挥，把朱学末流支离墨守训诂辞章的积习扫除净尽，单提直入，专明本心。警切是警切极了，通透是通透极了。然而其末流至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腹高心，一味以掉弄玄机为事。于是反动渐起，直到明末大乱以后，一般学者创巨痛深，把种种乱事责任推到当时的学术上，而反王学乃至反道学的气焰，遂大大腾跃起来。如顾亭林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他拿王衍、王安石比阳明，认为明末大乱是阳明的流毒。他堂堂正正的树起反王学的旗帜，而毅然以“拨乱世反诸正”相号召。这真是时代的呼声。当时反王学反道学的空气弥漫一世，我们可以再举几位学者的话作证：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朱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至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盗贼之祸亦相挺而起。（费燕峰《宏道书·圣门定旨两变序记》）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李恕谷《与方灵皋书》）
这些话说得多么激切，他们对于那种心性玄谈，竟至这样的深恶痛绝！当时的新学风，崇实黜虚，专就经史和当世实务上考究磨练，把五百年来道学家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从这一点看，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显然是前一时代的反动：在激起这个反动上，阳明学派实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阳明学派和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并不是简单的对立着。前者对于后者，除从反面把它激动外，从正面也给它不少的影响。在新时代中，有许多情形还是顺着阳明学派自然发展出来的。新时代并没有把阳明学派完全抛掉，而实在是把它“扬弃”（Aufheben）了。关于这一层，我还得具体的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后的中国思想界—或者说清代思想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务实，一是好古。这两个特征，在阳明学派中都已经孕育着了。阳明学派素以玄妙著名，怎么会务实呢？素以不读书著名，怎么会好古呢？这是一个矛盾。然而历史本来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先说务实。我常奇怪，极端玄想的阳明学说，竟和专讲实习实用的颜李学说有许多共鸣之点。如阳明说：
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答顾东桥书》）
学不离行，这和颜习斋学琴的比喻（《存学编》卷二《性理评》）简直如出一口。又如阳明这些话：
学校之中……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答顾东桥书》）
打破世儒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的虚诞习气，而各就自己才性所近以成专长；这不也正是习斋所谓“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的说法吗？这并不是断章取义，偶尔相合，试再参考陆象山的话（象山有许多话更警切，更带实用色彩，我前年所编宋儒学说讲稿中很引几条，可以参考兹不赘述），就知道陆王学说尽管是很玄妙，但其中所含实用思想的成分确乎不少。陆王学派的道学，是一种新道学。在反对当时正统派时文化八股化的道学上，他们可说是颜、李的前驱。习斋批评朱子的讲读经书道：
……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存学编》卷三《性理评》）
这话一点不错，象山曾说，“古人精神不闲用”，“平日极惜力不轻用，以留有用处”……一类的话。他们看朱子那样的苦读苦著，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他们专在切己处用力，决不泛泛去学。他们不立一定格局，运用之妙，全凭一心。他们决不是拘文牵义的书生，他们“内断疑悔，外绝牵制”（章太炎称阳明的话），最长于临机应变。阳明之平宸濠，象山之习骑射、访奇才，都显豪杰作用。下至徐存斋、何心隐，直流入权术一路（二人曾以术去严嵩）。阳明有言：“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象山论“辟土地充府库”的人，孟子所谓“民贼”者，竟然说道：“方今正在求此辈而不可得”。看他们是何等的不拘故常。他们什么手段都使用得出，只要对自己良心无愧。他们不是事功派，但是有时候比事功派的人还利害。习斋大弟子王昆绳，反道学大将毛西河，都极称赞阳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极端玄想的阳明学说中，确乎含有实用思想的成分，其玄想被亭林、习斋辈所排弃了，但其实用思想的成分，却在新时代中发荣滋长起来。阳明学说的内在矛盾，就这样子为新时代所解除，于是中国思想史又走上一个更高阶级。（本段亦可参考拙著《宋儒学说讲稿》）
再说好古。向来反对王学的，总说他专凭本心，不知读书稽古。即就上文所述看来，他那样随机应变，不拘故常，也决不会是好古的。然而我说他孕育着后来好古的学风者，这里面另有一种道理。从前象山称王荆公道：
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前两句是打破习俗，后两句是直追古人。打破习俗不一定就直追古人，然而要直追古人却必须要打破习俗。所以打破习俗往往是直追古人的第一步。阳明学派正是要“扫俗学之凡陋”，正是要“道术必为孔孟”。他敢打破宋儒的矩矱，敢反对传诵数百年的程朱本《大学》而主张恢复古本的《大学》。他看不起宋人之学，而要神会古人于千载之上的。在逻辑上—形式逻辑上—反俗学，不一定就讲古学；反宋学，不一定就讲汉学。但在事实上，在当时实际情形上，只要一反俗学，总会走到古学路上去，只要一反宋学，总会走到汉学路上去。在当时只有那条路可走，这是为一定历史条件所限定了的。阳明学派和后来的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自然绝不相类，但在反宋学一点上，他实作了后来古学运动或汉学运动的前驱。阳明已经读古本《大学》了，王学极左派—泰州学派—的焦澹园，竟以古学著名了。号称不读书的阳明学派，偏偏会和古学运动暗通消息，历史竟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本段意思未尽，可以参考下节）
综上所述，十七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一方面可以说是阳明学派的反动，一方面又可以说是从阳明学派自然发展出来的。当阳明学派还未出现以前—严格说陈白沙未出以前—学者蹈常习故，恪守朱子成说。二百五六十年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所谓一代大儒，如许鲁斋、薛敬轩辈，都不过是朱子的传话机器而已。道学至此已经是朽敝不堪了。及阳明学派出来，做了一番革新运动，可算是道学的中兴，道学的更加精炼。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新道学了，已经渗入新时代的成分了。道学的体系未破，但其内部成分却已变更。所以阳明学派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一方面把道学发展到极端，同时却也把道学送终；一方面激起下一时代的反动，同时却也替下一时代准备些反动的材料，—从道学到反道学，恰成一个辩证的发展。
（二）十六、十七世纪间的西学输入与古学复兴
十六世纪是阳明派心学正盛的时代，但到本世纪之末，思想界已渐露转变的征兆了。最可注意的，是古学复兴和西学输入。关于古学复兴和阳明学派的关系，上文已说个大概。兹再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古学复兴的情形，以见朴学运动的第一步发展。
十六、十七世纪间古学复兴的情形可从两方面观察：
（1）藏书刻书的渐盛 万历末年，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浙盛，如焦弱侯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如毛子晋和他的儿子斧季，他们家里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至于范尧卿的天一阁，创建于嘉靖年间，藏书最富。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曾读书其中，对于当时学术界实有很大贡献。其余著名的藏书家，如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千顷斋黄氏、绛云楼钱氏、丛桂堂郑氏、传是堂徐氏，都曾供梨洲的抄录搜讨。取精多，用物宏，然后得大成其学。后来清儒的博洽赅通，实有赖于这许多私家图书馆给他们准备下资粮。
（2）古字古音的研究 嘉靖以后，学者渐渐注意古字古音的研究。杨升庵最称博洽，他著有《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等书，可算是开风气之先。又如赵谦著《六书本义》，赵宦光著《六书长笺》、《说文长笺》，都是应时的产物。当时王弇州主盟文坛，提倡复古，教学者无读唐以后书。既然要读古书，摹古文，对于古字古音自不得不有相当的研究。同时归震川、钱牧斋辈，和弇州文派虽不同，但亦皆提倡古学。当时学者极注意审别字形，至刻书亦多作篆楷，用说文篆字的笔画造成楷书。如赵宦光所刻的《说文长笺》、《六书长笺》，及许宗鲁所刻的《尔雅》、《国语》、《六子》等书都是，但在这个时期，最足注意的，还是方以智和陈第二人。方氏著《通雅》，精博绝伦，对于音韵训诂上有重要贡献。（方氏思想见解及治学方法都很可注意另详他章，兹不赘。）至于陈氏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考》，罗列本证旁证，井井有条，更直接为顾亭林《音学五书》的先导。音韵训诂之学从此大兴了。
大概明朝中叶以后，学者渐渐厌弃烂熟的宋人格套（当时反宋学的倾向已甚显著，道学家如王阳明等，文学家如祝枝山等，事功家如张江陵等都是），争出手眼，自标新异。从这里表现出来的学风，本来是好奇，并不是好古。然而这两者竟联成一气了，好古竟成为好奇的一种特殊形态了。阳明门下最奇特的人物王心斋，戴有虞氏冠，穿老莱子服，也就格外显出些古气。他以古见奇，古的地方，正是他奇的地方。就在这种情势之下，从好奇转到好古，成为一时的风气了。这里我要来一段插话。当嘉靖年间，有个丰坊。他是个作伪大家，专门以古骗人。他编造的书，如：《古易世学》、《古书世学》、《鲁诗世学》、《春秋世学》、《子贡诗传》、《申培诗说》、《石经大学》、《金石遗文》……都是些假古董，荒诞得不成话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古书世学》条下说道：
是篇以今文、古文、石经列于前，而后以楷书积之，且采朝鲜倭国二本以合于古本，故曰“古书”。又以丰氏自宋迄明，世学古书；稷为正音，庆为续音，熙为集说，道生（坊原名）为考补，故曰“世学”。其序曰：正统六年，庆官京师。朝鲜使臣妫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贡。二人皆读书，能文辞，议论六经，出人意表。因以《尚书》质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传，起《神农·政典》，至《洪范》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传，起《虞书·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官本错误甚多，孔安国伪序皆非古经之旧。……
观此，坊书内容，大略可见。他著的书都是这一类。凭空臆造，信口开河，这样著述，自然没有什么价值。然而从他大批伪造古书这件事看来，可知当时人对于古书是很有兴趣了。从这样不值一提的一个妄人身上，也可以看出一点古学复兴的朕兆。（丰坊是个极怪诞的人，试看黄梨洲的《丰南里别传》叫你笑的肚子疼，本来不值一提，所以特别把他举出者，正因为他怪，借他来说明从好奇到好古的情形倒很有趣。）
十六、十七世纪间，乘着反宋学空气而来的古学复兴，大致说过了。此下我要再说当时思想界的另一个新潮流—西学输入。当时学者既厌弃习熟的宋人常套，其所以自见其奇者，一方是古学，另一方乃外国之学。就如上段所述，丰坊讲《尚书》，除借重古文本、石经本外，还伪造朝鲜本、倭国本，这已经是借重外国了。恰好这个时候西学输入。当万历年间，西洋“耶稣会”教士，（马丁·路德创新教后，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耶稣会”一派起来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力图向海外发展，往中国及美洲传教的很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阳玛诺……相继来华。他们很能迎合中国风习，在士大夫间逐渐活动起来。试看程大约《墨苑》中所载利玛窦赠文及汪廷讷酬利玛窦诗（陈援庵先生曾编《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书论此甚详，可以参考），可见利氏在当时声名甚大，有以得其一言为荣者。徐光启、李之藻尤其是崇信他们，成为当时输入西学的中心人物。他们对于当时学术影响最大者，自然要数历算学方面。那时候所行的“大统历”，循元朝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误很多。万历末年，朱载育、邢云路先后上疏，请求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论的结果，卒以徐、李二人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他们合译或分撰的书，不下百数十种，如利、徐合译的《几何原本》，及《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至可宝贵的遗产，后来清儒多治历算学，实在还是他们的影响。除历算以外，显然受西学影响的：其一是音韵。当时那班教士读中国书，多用罗马字注音（请参考陈援庵先生所编《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又北平图书馆有当时用罗马字注音的译本《中庸》等书）。金尼阁更著《西儒耳目资》一书，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为当时音韵学界别辟新路径。后来方以智著《通雅》，刘继庄著《新韵谱》，都明白承认受西人的影响。清代音韵学之盛，不能说和西学输入没有一点关系。其二是与地。利玛窦一班教士，远渡重洋，挟其广博的世界知识，使向来闭关自大的中国人士闻所未闻。异方殊俗，引起不少兴趣。如利氏的《万国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绘图立说，中国人之知有五洲万国自此始，直到清康熙时代，测绘皇舆全览图，还全赖一班教士们的力量。舆地学在清代有相当的发展，自然也是受他们的影响。其三是经世思想和治学方法。明末西学输入的结果，不仅发展了历算、舆地、音韵等几种专门学问，实在说，当时整个的思想变动也未尝不受其影响。我们知道清初学者多富于经世思想，讲求实用；他的治学方法是实事求是，着重客观的证据。我以为这与当时西学有相当的关系。利玛窦曾深叹中国人民的贫穷，一遇水旱，道有饿莩，因进言水法，以为富国足民之计（原文见徐光启序《泰西水法》文中所引），后来熊三拔著《泰西水法》，邓玉函著《远西奇器图说》，种种实用学问技艺逐渐输入。徐光启深受其影响而著卓绝千古的《农政全书》，而清初诸儒经世致用的思想，亦启发于此了。至于西人所用观察实验归纳比较种种的科学方法，其影响于明清间诸大师的治学方法者也实在不少。（李俨著《中算史论丛》中有明清之际西算输入中国年表一篇极为精详。）最显著的如王寅旭、梅定九的历算学，其他如方以智、宋长庚、顾亭林、阎百诗……在各种学问领域中所用的方法，都和科学方法相接近。关于这一层，后边还要详说，这里恕不费辞了。（关于明清间西学输入情形有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个表及《图书馆学季刊》第四卷第三四期合刊中的一篇《明清两代来华外人考略》可以参考。）
以上所述西学输入和古学复兴，大概都是在十六世纪中已经开始，嗣后继续发展，直到十七世纪后半期，遂完全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三）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社会根源
从王学到朴学，从道学到反道学，这是中国近古思想史上的大变动。这个变动虽然到十七世纪后半期—也就是明朝灭亡以后—才十分显著，但是实际上自十六世纪以降就慢慢推移着，此中消息，看上两节所述自然就明白了。倘若专就思想讲思想，则这次思想变动的由来，可算是已经说明。倘若拿一时政治现象来说明思想变动的原因，则我们只用再把明末大乱及满人入关的情形说一说也就算了事。然而思想演变不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从新兴社会科学观点看来，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上面，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生存条件上面，建立起了各种不同的感觉、幻想、观点与观念的全部上层建筑”。各时代思想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不同，实由于当时社会构成形式之不同。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变动的由来，就不能专着眼在当时思想转变的本身上，也不能仅归到一时政治现象上；我们必须从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上，从当时经济生活的基础上，找出当时思想变动的真正根源。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社会史、生活史，来研究思想史。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复杂了。
大体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封建社会演变史。虽然自东周以降，商业资本一步一步的发展，中国典型的封建制度已有相当破坏；但因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始终没有来一个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始终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所以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只是“一治一乱”的在一个后期封建社会中绕圈子，构成下面一个循环公式：
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乃是由这个循环公式一次一次的连续而成的。然而历史上没有完全重演的事情。在这个循环往复的史剧中，依然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逐渐发展。大概从秦汉到五代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自然经济还占极优越的地位，时时有恢复纯粹封建制度的倾向。自宋代以后，交换经济渐占优势，商业资本大为发展，又成一个新局面。但这个新局面的发展，又可划成两个阶段，即明朝中叶以前和明朝中叶以后。这后一个阶段，正是我们这里所要特意说明的。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动，我们可以从下列几点上去考察：
（1）货币经济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而货币的用途日益推广。兹就纳税一项而论，中国历代概用自然物，如米、麦，布、绢之类，直到明朝中叶才渐改为货币。《明史·食货志》记英宗初年定制道：
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余万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续文献通考》卷二论此事道：
田赋输银，始见于宋神宗熙宁十年……金元以来，无行之者。明洪武九年虽有听民以银准米之令，永乐时岁贡银有三十万两，亦不过任土便民，与折麻苧、香漆之属等耳。自正统（英宗年号）初，以金花银入内库，而折征之例定，自是遂以银为正赋矣。……
这都是说自英宗以后才以银为正赋，变自然物租税为货币租税，实足象征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由此而官俸、军饷，也都用货币支付，货币的需要日增，这是商业资本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2）海外贸易 自唐以后，海外贸易就逐渐发展，历史皆置市舶司长官以收其利。到明朝中叶，远则西洋，近则日本，贸易都很兴盛。政府虽严持闭关主义，而终不能禁人民之私相来往。赵翼《廿二史札记》：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私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楝，踞宁波之双屿，为之王。势家又护持之。……朱执为浙抚，访知其弊。乃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闽人骤失重利，虽士大夫亦不便也。腾谤于朝，嗾御史劾纨落职，时纨已遣卢镗击擒光头、楝等，筑寨双屿，以绝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设备矣。会被劾，遂自刭死。纨死而沿海备尽弛，楝之党汪直遂勾倭肆毒。（卷三十四嘉靖中倭寇之乱条）
当时沿海居民多因通商海外而得大利，已和海外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所以宁犯禁令，弛守备，召寇乱，而不肯断绝通商。这班“势家”“奸民”，居然能操纵舆论，进退官吏，影响国家政策，其势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葡萄牙人已据澳门，荷兰人已据台湾，西洋各国接踵而至。随海外贸易的兴盛，而西洋文化已渐渐输入了。
（3）土地兼并 自周土地制度大变动以后，土地兼并久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社会问题。明代商业资本长足发展，地主们营利益急，因此土地之兼并尤烈。当时诸王勋戚宦官乡绅都凭借封建势力，强占民田。而其尤病民者，则为庄田制度。世宗时，夏言上疏道：
各官庄田，祖宗以来未之有也。惟天顺八年，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其地原额一十顷一十三亩，初吉祥占过军民田二十四顷八十七亩，共三十五顷，立庄。今次查勘，又占过民田四十顷，见在共七十五顷。此则官闱庄田之始，而数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举此一处，其他可知。……先帝（武宗）践祚之初……共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讨之旗校，有跟随之名色，每处至三四十人。其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俱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奸用权事，朝廷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言之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架搭桥梁，擅立关隘。出给票帖，私刻官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摩不括取。而邻近地土，则辗转移筑封堆，包打界址，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利不赀……（见《续文献通考》卷六）
观此则庄田占地之广，害民之烈，可以推见。这种横暴情形，实可与农奴制时代的西欧地主互相辉映，这简直是英国地主“圈田”的办法。当时，“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廿二史札记》“明·乡官虐民之害”条）农民土地凭空送入豪强手中，有冤没处诉。浸润于商业资本中的封建地主，其兼并侵夺，格外凶恶，这原是历史上的常事。
（4）民众暴动 因贵戚宦官豪绅恶吏种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引起不断的民众暴动。李自成、张献忠集明代“流寇”之大成，这里且不必说。我们只看《廿二史札记》中“明代先后流贼”条所记，至十数起。又同书中“万历中矿税之害”条，记激起民变事，累累不绝，其最有声色者，如邓茂七之领导抗租，王朝佐之代众受刑，都可算中国农民斗争史上极壮烈的举动。本来民众暴动，历代都有，只是明朝特别多，这是很可注意的。（详细例证可参看本文所举《廿二史札记》中那两篇，兹不备述。）
以上所述表示什么呢？表示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的扩大而深入，表示封建地主受商业资本的影响而剥削加紧，表示地主和农民阶级冲突的尖锐化，而社会大变乱的将要来到。本来中国社会久为地主阶级所统治，一般“名儒”“大师”“士大夫”类皆为地主阶级的代言者。当明朝中叶，社会危机日益显著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日益动摇了。阳明学派的勃兴，把当时思想界从肤扩迂拘的正统派道学中解放出来，这已经是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初步表现。及明末，中国社会败坏已极，“流寇”外族都乘虚而起，把中国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得粉碎。于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遂大为发展，同时思想界亦崭然造成个新局面。当时一般士大夫，创巨痛深之余，深察世变，远考古人之成宪，旁搜海外之奇方，实学实行，经世致用，力图挽回地主阶级倾颓的运命。他们生当商业资本极繁荣的时代，眼界开阔，见闻广博，所以思想较为开明，然而其根本精神总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颇有深刻的认识，很想斟酌古今，为中国地主阶级立久安长治的基础。顾亭林所谓“百王之弊可以复起”，所谓“待一治于后王”，最足表现他们伟大的怀抱。亭林、梨洲、船山诸大师，都是要“拨乱世反诸正”，乘时定制，一扫两千年因循苟且的积习，而大有所为。我们说明清间—十七世纪—思想变动是由明中叶以降种种社会条件所形成，是当时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反映。这可以从诸家的著述中找出无数的证据。看以下数章自然明了，这里不必细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