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约公元前370—前310年）曾经做过魏国的宰相，和庄子辩论过。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前250年）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和孔穿辩论过。这两位学者是名家的代表人物。现存有《公孙龙子》一书。《庄子·天下》篇也有关于他们的思想资料。
（一）诡辩主义的两大类型
战国时代的“名家”学说，和希腊的“智者”相似，都是所谓“诡辩派”。在这些学者中，一派以惠施为代表，讲“合同异”，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学说，一派以公孙龙为代表，讲“离坚白”，是一种绝对主义的学说。这可以说是诡辩主义的两大类型，可以把他们各色各样的诡辩说法都概括在这里面。现在我们分别讲述一下：
（1）惠施的相对主义 惠施主张“合同异”，说是“万物毕同毕异”。从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说万物都是相同的；从异的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万物都是相异的。这样，同和异就没有什么分别，都没有一定，都是相对的。把这种相对主义贯彻下去，他可以主张“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和地、山和泽的高下是相对的；可以主张“龟长于蛇”，“白狗黑”，长短、黑白都是相对的；可以主张“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主张“今日适越而昔至”，今天往越国去而昨天到了，南与北，今与昔，也都是相对的。他说：“日方中方晚，物方生方死。”太阳正在当中，也就是正在斜着；物正在生着，也就是正在死着。他看什么都是变动不居，没有一定的。
惠施这一派的诡辩学者，看到事物性质的相对方成，看到事物处在不断变化中，事物间的差别只是暂时的，因此，在他们的学说中反映了某些客观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们把事物的相对的一方面片面地夸大，从而否定了事物本身的固定性，否认了事物间的质的差别和事物间的矛盾对立，抹杀了具体事物的特点。应该知道，事物虽有相对性，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特定的限度内，每一事物都有它一定的稳定性、一定的特点以与其他事物区别。如南与北虽是相对的，但在燕与越之间，越只能是南，而燕只能是北；今与昔虽是相对的，但拿今日与昨日来讲，今日只能是今而昨日只能是昔。这些地方是固定不变的。惠施这班学者把一切都相对化，同也是异，异也是同；黑也是白，白也是黑；长短、高下……都漫无差别，没有一定，尽可以说是什么就算什么，这是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诡辩学说。
（2）公孙龙的绝对主义 公孙龙主张“离坚白”，认为石头的坚度、白色的石头本身是三回事，彼此分离不相连属的。他从以下两点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首先，他认为石头的“坚白”属性是和人的主观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论证是，眼只能看见石头的颜色，手只能感触石头的硬度；但眼看不见硬度，所以坚性对视觉说是不存在的；手摸不出白色，所以白色对触觉说是不存在的。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只有“坚”性、“白”性和一般的“石”，并没有坚而又白的具体石头，坚、白、石是彼此分离的。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从而否认了物质属性的客观实在性，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其次，他还认为坚白两种属性是脱离石体独立自存的东西。他的论证是：具有“坚白”性质的东西并不限于石头，所以“坚白”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他甚至宣称“坚白”也是脱离一切物体能独立自存的东西。他割裂了物质的属性和物体本身的联系，实际上肯定属性是脱离物质而存在的实体，又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离坚白”的诡辩。
公孙龙还有一个著名的诡辩，就是“白马非马”。他认为“马”的概念表示马的形体，“白”的概念表示马的颜色，“白马”包含着“马”和“白”两种因素，因此不能跟“马”等同起来。他还认为，当人们要“马”的时候，各种颜色的“马”都可以满足要求，但当人们要“白马”的时候，其他颜色的马就不能满足要求了，所以“白马”不是“马”。
在这种学说中，公孙龙看到“马”和“白马”两种名词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在内涵上“白马”比“马”多，在外延上“马”包括各种类型的马。因此“马”和“白马”不能混同起来。他看到“个别”和“一般”的差别，这在中国逻辑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但他夸大了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地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否认了二者之间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认为实际的白马与马也没有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他终于肯定一般的马是脱离具体特殊的白马独立存在的。这与列宁所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真理显然正相敌对。（以上所讲“坚白论”和“白马论”大部分系摘录北大哲学系所编的《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的原文，特此声明。）
公孙龙是专从概念上分析问题的。“白”是一个概念，“马”是一个概念，“白马”又是一个概念。除下白马、黄马、黑马……还有一个“一般”的马。除下白马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还有一个“一般”的白。从具体的“白马”上，分析一个抽象的“马”的概念，还分析出一个抽象的“白”的概念。而所谓“白马”者，其名之所指，既非“马”，又非“白”，亦只能自成其为“白马”。“白”与“马”各自独立，“白马”与“马”亦各自独立。在公孙龙眼里，只看见一个一个不相连属的抽象概念而已。惠施把什么都混同起来，公孙龙却把什么都割裂开。前者看什么都可以互相转化，没有一定，是相对主义的典型；后者看什么都是各自独立，不相连属，是绝对主义的典型。他们恰好各走到一个极端。
（二）名家学说的市民性
名家学说是市民思想的反映，是从商业都市中孕育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1）从名家的产地来看 我们知道名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惠施和公孙龙，一个是魏人，一个是赵人。传说中的名家首创者邓析又是春秋时代的郑人，而郑就是后来韩国的都城。这样说来，三晋实为名家的产生地。这是很有意义的。司马迁说“三晋多权变之士”，这虽是指公孙衍、张仪一流纵横家而言，但名家的产生和这些“权变之士”，实需要同样的社会条件。什么社会条件呢？就是商业发展，都市繁荣，有见闻广博、头脑复杂的大批市民。《吕氏春秋·上农》篇有一段话：“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段话除开它里面所含重本轻末即重农轻商的意味我们不管外，倒可以用来说明纵横家的起源，而尤其是可用来说明名家的起源。这两家虽然一则向“诈”的方面发展（纵横家），一则向“巧法令”的方面发展（名家），但其“好智”同，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同。他们都是以“舍本而事末”的市民为基础，以三晋为其大本营。这实在不是偶然的。
就拿名家最初的策源地郑国来说，当春秋时代，那就是商业最发展的地方。试看《左传》上所载许多郑国商人的故事，如弦高犒师啦，子产拒绝韩宣子向商人去索玉环，郑商人谋出晋智莹于楚啦，都足见郑国商人特别活跃。在这样一个商业中心地，人们的头脑不会象农民那样单纯，自然很容易出现一些新鲜事物。名家的诡辩，是当时一种新学说，正是“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结晶品。象邓析这样的人，教民争讼，简直把郑国的执政者搞得没有办法，真不愧为“好智”，“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代表人物。名家托始于他，实在是有道理的。战国时代，商业更发达了。大梁、邯郸都是当时极为繁盛的商业都会，恰好成为惠施、公孙龙一班名家人物活动的地盘。除三晋外，还有擅东海鱼盐之利的齐国，自春秋以来，一向开风气之先，为各种新鲜事物的产生地。战国中叶，齐国的稷下成为全中国学术最灿烂的地方。其中名家人物如田巴之流是不少的。
（2）从名家学说的抽象性和破坏性来看 对于事物的属性或概念作抽象的分析，这是名家学说的一个特征。最显著的如上文所讲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学说，完全是在抽象的概念里绕圈子。公孙龙并且单有一篇讲“指物”，认为“物莫非指”。什么是“指”？就是每一个名词所指的概念。“物莫非指”者，也就是说每一个名词是一个概念。譬如说“马”是一个概念，“白”是一个概念，“白马”也是一个概念。这不仅公孙龙，一般说来，名家都是重视这个“概念”、重视这个“名词”的，所以荀子批评他们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解蔽》篇）司马谈也批评他们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都是攻击名家专在名词上诡辩而不合于实情。他们重在“物”，名家重在“指”。他们重在认识具体的事物，名家重在分析抽象的概念。
我以为这种抽象性的学说，是都市的产物，是市民思想的反映。在农村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尺布只是一尺布，一斗米只是一斗米，映射在人们眼中的全是这些具体的个别的事物，所以抽象的思想是不容易发生的。但是在都市中，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情形就不同了。在市场上，货币起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把一切商品都抽象化了。一尺布不是一尺布，一斗米也不是一斗米，它们间性质的差异完全失掉而都由若干数量的货币来代表。因此，从市民中间就很容易孕育出抽象性的学说。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正是市民思想的代表，所以他们特别长于抽象的分析。各家学说在这一方面很受他们的影响。
名家学说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的破坏性。不管“合同异”也好，“离坚白”也好，乃至什么“鸡三足”“卵有毛”“白狗黑”“犬可以为羊”……总而言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一反大家向来的说法。这对于传统的思想信仰显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在这里，什么传统的是非善恶的标准都被他们一脚踢开了。所以荀子批评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非十二子》篇）他们管什么“先王”，什么“礼义”呢。好“怪”，好“琦”，也可以说是新兴的市民思想反对旧思想传统的反映。
（3）从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来看 名家不单是玩弄诡辩，也不单是破坏传统的思想信仰，他们还自有一套社会政治思想。虽然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理论大都失传，但是从他们仅传的几段轶事中，亦可以略窥他们主张的大概，兹简述如下：
一曰泛爱。《庄子·天下》篇述惠施所讲的十事，其最后的一条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自然是很明显主张“泛爱”。就连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也和这种思想有关系。当公孙龙和孔穿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举出一个故事道：楚王出去打猎，把弓失掉了，楚王不让去找，说是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找呢。孔子听说了，就批评道：楚王很仁义，但是还不彻底。只需说“人”丢了弓，还是“人”得到它就对了，何必加上个“楚”字？照这样说，孔子既然可以把“楚人”和“人”区别开，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把“白马”和“马”区别开呢？原来公孙龙“异白马于所谓马”，等于“异楚人于所谓人”。单讲“白马非马”，你只感觉到它的名学上的意味，可是一推论下去，说是爱“楚人”不算爱“人”，这就牵涉到伦理道德方面，显然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泛爱思想。
二曰偃兵。“偃兵”就是停止战争的意思，是一种反战或“非攻”的思想。由“泛爱”而主张“偃兵”，也是很自然的。《吕氏春秋》里面有公孙龙讲偃兵的两段故事，一是游说燕昭王，一是游说赵惠文王，可见公孙龙是到处作反战运动的。惠施为着避免战争而不惜牺牲自己“去尊”的主张，可见他对于反战运动也很热心（事详下段）。
三曰去尊。惠施有一种“去尊”的学说，很可注意。《吕氏春秋·爱类》篇载：“匡章谓惠子曰：公子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倒也？”下边是惠施回答的话，大概是说“王齐王”可以避免战争，救民之死，所以就牺牲了自己“去尊”的学说。这和名家“泛爱”“偃兵”的主张显然很有关系。至于“去尊”是怎样讲法，这一学说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并没有解释。但据匡章的话看来，既然“去尊”，就不应该“王齐王”，不应该尊齐王为王，“去尊”和“王齐王”互相冲突，那末，也许“去尊”就是不要尊奉谁为“王”，就是不要“王”的意思。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格外值得重视了。
四曰制法。名家并不单是“诡辞以乱法”，他们自己也还要制法。如为名家所托始的邓析，就是一方面“巧法令”，钻郑国现行法的空子，把他们捣乱得没办法，同时，他自己却另制一套法，后来也被郑国采用了，虽然他自身被杀。据《吕氏春秋》记载，惠施也曾给魏国制过法。法成了，叫人民看，叫惠王看，叫翟翦看，都说好。但是翟翦认为好是好，却是不可用。为什么呢？他说：譬如举大木的，大家前呼后应，唱着哟嗬哟嗬的调子，这个调子对于举大木是很好的。难道说没有更好听的“郑卫之音”吗？可是“郑卫之音”对于举大木的并不如哟嗬哟嗬这个调子合适。照这看起来，惠施所制的法一定是很漂亮，很动人，所以谁看见都说好。但是从翟翦批评他好而不可用这一点来看，也许他制的法，在当时可能行不通，有一点“唱高调”的意味。虽然是一种新法，然而和当时法家如商鞅一班人所制定的新法恐怕又有些不同吧。
五曰正名。这并不是儒家正名分的意思，而是所谓“名以正形，形以正名”，是一种综核名实的主张。在《公孙龙子》里面，明说是“疾名实之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可知名家以“正名实”为一种政治手段。但是名家的正名实和法家又自不同。法家注重的是循名以责实，而名家却是要因实以制名。上述的引文里，一则曰“欲推是辩”，再则曰“慎其所谓”，可知名家功夫全用在辨析名词上。辨析名词的实际用处在厘定法令。如邓析、惠施都曾以巧于辨析名词而制成漂亮的新法典。假使这些法典能够保存下来的话，我们从那里面也许可以看见名家正在政治上应用的许多琦辞妙义，也许还有些“非常异义可怪论”吧。
从以上所述，可知名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有许多地方可以和墨家相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名家和墨家有根本不能混同的地方：其一，名家没有墨家那样会党式的组织；其二，名家没有墨家那样刑徒般的生活；其三，两家虽都有浓厚的名学兴趣，但是名家是违反常识的，如离坚白，合同异，墨家是合于常识的，如合坚白，离同异，彼此恰恰相反；其四，名家自有来源，他们托始于邓析，并没有奉墨翟为始祖，所以庄子、荀子都把惠施和墨子分别论述，没有把他们列成一家。大概名家很带些商人气息，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上层；墨家和手工业者都有关系，可以说代表着市民中的下层。他们虽然都反映些市民思想，但是又各自具有显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