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战国时代的宋国人。他的生卒年岁大概和孟子略相当而稍晚一些。他似乎也是一个从旧贵族阶级没落下来的人物，曾在他的家乡蒙那个地方当过一段管漆树的小官吏。他的生活很贫困，曾经靠打草鞋过活，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还得向朋友借米。但是他很“清高”，对于那班富贵得意人物极端嘲笑。他觉得人生如梦，好象“看破红尘”的样子。现存《庄子》一书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全身免害
道家学说，特别象庄子的学说，尽管讲得非常玄远微妙，好象超出凡尘，但归根究底，只是要“全身免害”而已。庄子并不象他表面那样洒脱自在，在他的心目中，这个社会实在是很不太平，处处会碰到危机。他认为我们简直都是“游于羿之彀中”。羿是个善射的人，“彀中”犹之乎说是射程中。游于羿的射程里边，随时都有被射中的危险。这就是说，我们好象在箭头上过日子，也正象我们平常说的“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有一次他张着弹弓，注视着一个“异鹊”，就要打去，忽然发现这个“异鹊”正在准备着去捕捉前面的一个“螳螂”，而那个“螳螂”呢，也正在捕捉更前面的一个“蝉”。这样一个螳螂在前，异鹊在后，迭相残杀，危机四伏的局面，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乎连弹弓也丢掉而走开了。把社会看成这个样子，除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有什么可干？所以老子已经是“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见《庄子·天下》篇引）。不求得什么福，只求能免祸就够了。庄子更是委曲婉转，费尽苦心，寻求全身免害的方法。例如，一次，他和弟子们到山里，看见一棵大树，长得不成材料，做什么用都不行，木匠们走过来连睬它也不睬。于是他向弟子们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棵树就因为长得不成材料，没有用，所以才能不受砍伐，长到这么大呀。随后，他们路过一个朋友家里，朋友为着款待他们，叫家人杀一只雁。可是雁有两只，一只能鸣，一只不能鸣，究竟杀哪一只呢？当然就杀了那一只不能鸣的。于是乎弟子们提出问题了：那棵树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而这只雁却是以不材致死，究竟是“材”好，还是“不材”好呢？庄子只好回答道：“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材”也“不材”，这似乎可以幸免了，然而也还靠不住。所以最后他发挥出“一龙一蛇”，“一上一下”的一段议论，这就是说，该当龙时就当龙，该当蛇时就当蛇，一屈一伸，随时变化，这才是最好的处世之道呢。事实上，庄子所谓“道”，就是一种“全身免害”之道。他明明说：
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秋水》）
看他讲“道”的妙用，全在善于屈伸而自全其身。这也可以说是杨朱一路“为我”“贵己”的思想吧。
（二）人貌而天行
尽管一龙一蛇，随时变化，深得处世的妙法，但有时候仍不免遭祸，这又怎么办呢？庄子告诉我们说：“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然人力无可施，没有办法了，那就只有认为命该如此，听其自然。生就任他生，死就任他死。把自己变成“虫臂”也好，变成“鼠肝”也好，随他去。“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即使受了刖足之刑，把自己的脚砍掉了，就好象丢掉一块土一样，心里也没有什么难过。人间哀乐全入不到心里，好象失掉了人的感觉一样。这就叫作“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因为形状是个人，所以能处在人群中；但是因为没有了人的心情，所以人间的是非善恶好象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本来是非善恶都是就人的思想行为而言的，只有人才讲到是非善恶上。假如一个人的行动竟然象刮风、下雨、鸟鸣、花开一样，全是一种自然现象，那还有什么是非善恶可言呢？这样，超脱了生死祸福，超脱了是非善恶，自由自在，游戏人间，这就是庄子的理想生活。这是一种不认真的生活态度，把生不当成生，把死不当成死，善恶是非，看得不过是那么回事。他教人象“虚舟”“飘瓦”一样。无端飞来一块瓦，打在你身上，纵使你是一个性情极褊急的人，也不至于对这瓦发脾气。一个船碰了你，你发火了，正要向那船上的人闹气，但是一看见船上并没有人，你的气也就消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虚舟”“飘瓦”都是无知之物，对这些无知之物发什么脾气呢？庄子把这样“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象自然界的无知之物一样的人，称为“人貌而天行”。形貌是个人，而他的行动却活象“天”一样。这种境界怎样做到呢？庄子不断提到一个“忘”字。“忘年”，“忘义”，“忘我”，“忘物”，生死得丧，一齐忘掉，这不就大解脱，大自在了吗？很显然，这是没落阶级在物质世界中找不到出路，而只好自己哄自己，作一种无可奈何的精神麻醉罢了。
（三）盗亦有道
庄子所代表的是没落贵族的思想，对于一切当权的统治阶级是深切痛恨的。他看当时那些“诸侯”们都是大盗窃国。他打个比喻：为着防小偷，所以把箱箧封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可是一旦大盗来了，连你的箧都拿走，还惟恐你封锁得不紧不牢呢。以此类推，世俗所讲的什么“圣智仁义”，无非是为窃国大盗作工具，没有这些，他们的国还守不住呢。如田成子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胠箧》）齐国原有一套“圣智之法”，满以为可以防止他的国家被人家窃去了。哪知道就有田成子这样的大盗，不仅窃去齐国，并且连他所用以守其国的那一套“圣智之法”也一并窃去。这样，齐国的“圣智之法”倒反而为田成子服务了。“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同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防住了小盗，却便利了大盗。“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同上）小盗有罪，而大盗当权。窃国大盗也居然讲起仁义来了，这真是对于仁义的极大讽刺。
当个大盗也不容易，正需要圣智仁义这一套。“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同上）看，从跖这个著名的大盗口中居然讲出一大套圣智仁义来！没有这一套就不能成大盗。什么是“仁”？分赃均匀。什么是义？让大伙先退。他把当时统治阶级所讲的那一套圣智仁义的丑恶本质作了无情的揭露。
（四）一切在变
庄子学说最精彩的地方，在乎他有一种“变”的哲学，一种“动”的宇宙观。他看宇宙万象都是刻刻不息地在那里流转变化。例如他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寓言》）
万物都象飞跑一样，一息不停地在变化着。每一个东西都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一个东西都作为另一个东西的种子而存在，一连串地变一个形态又一个形态。分明给我们画出一个活宇宙来。这无疑地要算一种辩证观点。把这种观点应用在社会历史上去，庄子也有许多很通达很聪明的话，如：
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天运》）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同上）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舜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秋水》）
这些话真是剔透玲珑，开明极了。他认为古今之异，犹之乎水陆舟车之不同；行古道于今世，犹之乎使猴子穿着周公的衣服。把所谓“仁义”那些大道理都只当作客店（蘧庐）一样，只能在旅途中临时暂住一下，长久住下去是不行的。“礼义法度，应时而变。”早晚市价不同，“未可以为常”。这里边一点保守泥古的气味都没有了。
可是这里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说一切都要“应时而变”，同时又要返淳还朴，回复到原始自然状态，这是不是矛盾呢？我觉得这里面是有点矛盾的。但是庄子所以这样讲，倒另有个道理。我们应该知道，庄子基本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否定一切的。这种虚无主义一方面反映了没落阶级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什么都要否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没落阶级找不到出路，对什么都没有信心。他说什么“应时而变”，无非想证明一切都不可靠，什么好，什么坏，一切都没有定准。照他讲，大小没一定，寿夭没一定，都是相对的。什么是正味、正色……也都没一定，都是相对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也，非亦一无穷也”。是非善恶都没一定，都是相对的。这样一来，也就无所谓大小、寿夭，无所谓正味、正色，无所谓是非善恶，而一切都被否定。于是乎浑浑噩噩，漆黑一团，不是正回到他所理想的那个自我麻醉的“混沌”境界了吗？可是尽管如此，他这个一切皆变的看法，毕竟带有进步性，里面闪烁着一种辩证思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