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鲁国人。他本是殷朝的后代，世为宋国的公族。自从他的远祖大司马孔父死于殇公之乱，家人流亡到鲁国，才为鲁人，姓孔氏。他的父亲叔梁纥曾做过鄹邑大夫，但早死，所以孔子幼年是孤贫的。他当过委吏（管会计）和乘田（管牛羊）等下级小吏。在政治上最得意的一个短时期是他当鲁司寇（管刑法），并且跟着鲁定公去赴夹谷之会，折服了齐国，取得些外交上的胜利。除此以外，便是带着许多学生，“周游列国”，却是始终没有得志。直到晚年才回鲁国，专门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以终。现存《论语》一书，可以说是孔子的一部言行录，是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们编的，这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主要最可靠的材料。
（一）金鸡一鸣天下晓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就他的学术思想和根本立场来说，他应当算是守旧，而不能算是开新。但是一种学术界的新风气却是从他开始了。本来，春秋以前，学在官府，各种学术为贵族所独占，一般人很难得到学习文化的机会。到了春秋时代，随着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变化，各种典章制度也都不能维持原来的样子。于是世代掌管各种专业的职官，如礼官、乐官之流，渐渐失掉了他们的旧职，所谓“官失其守”，而流散在民间。孔子并没有固定的老师（所谓“无常师”），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宏（一作苌弘。—编者注），学琴于师襄……到处访问搜求，正是向这些人学到很多东西。他把这些东西整理概括，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传授给很多学生。从此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于是乎一个学派一个学派接着出来，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这一点讲，孔子对于诸子百家的兴起，好象起了“金鸡一鸣天下晓”的作用。这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有很大的意义。后来读书人把孔子奉为大祖师，好比木匠敬鲁班，铁匠敬老君一样，也并不是偶然的。
（二）礼与正名
孔子所传授的古代学术的内容是什么呢？概括地说，就是一个“礼”字。周朝人使用这个“礼”字很广泛。试看《左传》上记载列国士大夫，每评论一件事，总好说“礼也”，或者说“非礼也”。我们现在常讲“合理”或“不合理”，“合法”或“不合法”，而他们所讲的却是“合礼”或“不合礼”。“礼”不仅是指着冠、婚、丧、祭等的各种仪节而言，而实在是当时的一种道德规范，把当时社会中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具体表现出来。当时对于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讲得很严格，也就是说把尊卑、贵贱、亲疏、厚薄，划分得很清楚。比如说：“天子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的高低有一定尺数，一看就知道是哪一个等级的堂。“天子之妃曰后，天子死曰崩，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随着身份地位的不同，对他的老婆的称呼也不同，甚至对于他们的死也不一样说法，如此等等，规定得很具体，很明确，这都叫作“礼”。一个“礼”字，把当时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关系，一切典章制度都概括了。
但是从春秋开始的社会大动乱，使一切旧制度、旧秩序都维持不住，把许多“礼”都弄得名存实亡，徒具形式，甚至大夫竟敢乱用天子的礼乐，简直闹得君不象君，臣不象臣，父不象父，子不象子，这真是古代贵族统治下的社会大危机。为着挽救这个社会危机，于是孔子出来，要把周朝的旧典整理恢复，以继承文、武、周公的大业。他时常“梦见周公”。对于周公的“制礼作乐”，他的确是“心向往之”的。当时虽然已经是“礼坏乐崩”，但周朝的旧典毕竟还存在，还没有象后来战国时代那样的彻底破坏，荡然无存；当时的周天子，虽然仅拥虚位，但在名义上毕竟还是个“天子”，不象以后七国都称起“王”来，而周天子反而降称为“东周君”和“西周君”，这个“天子”的名义也不存在了。有个名义，有个形式存在，比着连这个名义和形式都不存在，毕竟还要好些，还要比较容易地把旧典恢复挽救回来。正是在这样条件下，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张。
有一次，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假如到卫国去执政，首先要做什么事。他回答道：“必也正名乎。”他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正名”。为什么“正名”这样重要？他下边解释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关系可大了。我们常说“名正言顺”，那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怎样“正名”呢？它的具体内容正如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君要成个君，象个君，合乎君之道；臣要成个臣，象个臣，合乎臣之道；父要成个父，象个父，合乎父之道；子要成个子，象个子，合乎子之道。每一个“名”都有它一定的含义，一定的道理。我们常说，“顾名思义”。君、臣、父、子只要各按它那个“名”的含义，各按它那个“名”所指示的道理做去，自然就各得其当。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是说和自己那个“名”不相称，就是“名实不符”。孔子很重视那个“名”，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使人“顾名思义”，终于达到“名实相符”，恢复了那些“礼”，那些旧典的精神。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吧。如《春秋》上有这么一句：“天王狩于河阳。”就是说周天王到河阳那个地方去巡狩 （巡查诸侯们称职不称职的意思）了。单就这句话看来，冠冕堂皇，周天子还是赫赫威灵，蛮象个天子的样子。其实呢，这一次周天子到河阳去并不真是什么“巡狩”，而倒是晋文公把他召去的。“诸侯”竟然能召“天子”，假如据事直书“晋侯召王于河阳”，还成什么话！真叫作名不正而言不顺。现在不那样说，不管实际上如何，天子总是以巡狩的名义到河阳去的。这样，“天子”还俨然是个“天子”，总算维持住体统。尽管诸侯那样跋扈，但是名分所在，不容僭越。孔子修《春秋》，在这些地方极为严正，正是贯彻他的“正名”主义。后来有“名教”之说，什么“纲常名教”，“名教罪人”都是从孔子这种“正名”思想演变来的。
（三）仁—孔子的一个中心概念
孔子继承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是一个“礼”字，而他的一个新贡献，他所赋予“礼”的一个新意义，却在一个“仁”字。一部《论语》讲“仁”的五十八章，用“仁”字一百零五个，可见“仁”这个概念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什么是“仁”？虽然讲法很多，但是我总觉得还是孟子讲得亲切中肯，即：“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仁”就是“人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换句话说，不“仁”就是没有“人心”，就不算“人”。这样讲法好象很笼统，其实最可以表达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孔子的进步方面和保守方面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关于这一层，还需要多说明几句。
首先，孔子这个“仁”的概念可以说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因为他强调了“人”，处处讲人道所当然，讲人之所以为人，把什么问题都归结到人心和人性上，正和那种天鬼迷信，神权思想相对立。最明显的表现，如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只重视做人的道理，对于鬼神问题存而不论。不过这里好象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要“敬”鬼神，另一方面却又要“远”鬼神，对于鬼神问题并未多加考虑，鬼神究竟是有是无，还没有确定，而却大讲其丧礼和祭礼，对象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向谁行礼呢？这似乎讲不通，其实孔子已经拿人文主义的精神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明明讲“务民之义”，也就是说“尽其为人之道”。为什么要“敬鬼神”？从孔子看来，这也只是尽其为人之道，使自己心安理得，究竟有没有鬼神来接受我的“敬”，那倒不必追问。他把“敬鬼神”，把丧礼和祭礼，根本看成人的良心问题，是“崇德报功”而并不是迷信，是“人”的问题而并不是“神”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而并不是“物”的问题。例如古代有一种祭祀名叫“蜡”，连什么猫啦、虎啦都祭祀，这分明是一种拜物教的遗迹。但是孔子却说：“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礼记·郊特性》）那怕是草木鸟兽，只要使用过它，得过它的好处，就要报答它。尽管对方完全不知道，甚至根本是无知之物，我也不辜负它的好处，也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应尽之道。一片真情厚意好心肠，所以说是“仁之至，义之尽”。这里面一点原始迷信意味也没有了。又如，他的弟子宰予以为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主张缩短一下。他就诘问道：“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三年丧期未满，让你吃稻米，穿锦衣，你心里安吗？）哪知宰予竟然很直率地回答道：“安。”于是乎孔老夫子只好说：“君子之居丧也，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原来是因为吃饭也吃不下，听音乐也听不下，正常居处着心里不安，所以才不那样办。现在你既然“安”，那你就那样办吧！）宰予吃了个没趣出来了，老夫子还恨恨不已地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真是不仁啊！每一个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宰予啊，你也受过父母三年的抚养哺育吗？）按说呢，不行三年之丧似乎应该说是“非礼”，可是这里直斥为“不仁”，也就等于说，宰予没有人心，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啊！
如上所述，丧礼、祭礼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以此类推，一切礼也都是行其心之所安，自尽其为人之道。这就是以“仁”讲“礼”，以人文主义的精神讲“礼”。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离开“仁”，“礼”的真精神就失掉了。后来宋儒张横渠说：“礼义三百，威仪三千，无一事而非仁也。”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礼”都是“仁”的表现，都是从人心、人性中自然产生出来。这和孔子的讲法是很相符合的，都将“礼”归到人心、人性上，这就使“礼”得到一种新意义，从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上把“礼”的尊严重新树立起来。孔子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和恢复周朝的旧典，来挽救古代贵族统治的危机。这样，从一方面看，他以仁讲礼，高唱“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的尊严，从原始迷信、神权思想中，把人性解放出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拿古代贵族所制定的“礼”来作为一般做人的标准，把人性规格化，违犯了“礼”，违反了古代贵族所制定的“人”的规格，就是“不仁”，就是失掉“人性”，就不算“人”，这分明是以贵族性来冒称人性，极力为古代贵族统治作辩护，他的阶级本质，他的反动保守思想，从这里也显然暴露出来。
（四）封建圣人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他生当春秋末年，由旧氏族贵族所统治的初期奴隶制社会正在崩解，而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他恰成一个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起了一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作用。文化是有继承性的。古代贵族的统治经验和许多文化遗产为后来的封建主所接受，尽管精神实质已经起了变化，但是有许多地方仍然可以大体上因袭下去，供他们利用。孔子学说的历史命运正是这样的。当新兴地主最初起来和旧贵族作斗争的时候，他们本来是采用法家的学说，对孔子一派的儒家学说，认为迂阔，嘲笑攻击，一直弄到焚书坑儒。可是到了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失败，觉得极端的法家学说会引起反抗，于是才转而利用儒术。自从汉武帝以后，孔子学说一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实在历代统治阶级和儒者手里，孔子学说的精神实质已经起了很多变化，早和法家与道家的学说混搅在一起。关于这一层，在本书末章还要谈到，这里暂且不再多说。总而言之，孔子把古代贵族文化整理总结，正是孟子所谓“集大成”。在这些文化遗产里面，可以供封建地主利用的东西自然很多。他那种等级思想和宗法思想成为后来封建社会的天经地义。他那一派纲常名教的道理，那一些“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以及轻视“老农”“老圃”的言论，也成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器。因此，他本人也成了封建社会里的圣人，号称为“圣之时者也”，意思就是能随“时”而变化的圣人。
但是孔子的这种变化毕竟有一定的限度，跟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跟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毁，孔子在历史上的这种偶像地位也终于由动摇而趋于毁灭。早在“五四”时代就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后跟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跟着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孔子学说的反动性暴露得越明显，在人民的心目中，就越发没有它的地位了。尽管还有人极力阐扬“孔家哲学”，但是那只是反动的封建思想想借尸还魂，作最后挣扎，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然而从历史上考察，孔子毕竟不失为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从他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在《论语》里面就有数不清的关于立身、处事、治学的好格言。不讲别的，单看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等，这样全心全意献身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多么使人敬慕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