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神权观念可远溯于远古。盖一个朝代成立既久，帝室便有权威，复由权威而发生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乃基于神权思想。在民智幼稚之时，推翻神权思想所维护的王朝，必须利用另一个神权观念，而谓新王朝之建立亦由上帝所命。《诗经》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诗经·商颂·玄鸟》）
即汤之祖先——契，乃是神祇之子。汤之伐桀，在誓师之时，必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在其凯旋之时，必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尚书·汤诰》），甚至伊尹还政于太甲之时，还要说：“夏王弗克康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尚书·咸有一德》）《诗经》又云：
时维后稷……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诗经·大雅·生民》）
即周之祖先——后稷也是神祇之子，而武王伐纣亦秉承上帝之命。吾人观《尚书》所载，例如，“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尚书·泰誓上》），“惟受（纣名）罪浮于桀……天其以予乂民”（《尚书·泰誓中》），“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尚书·泰誓下》）。“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予小子……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尚书·武成》），就可知道。
这当然只是神话，然此神话乃以武力为基础，而既出于皇帝之口，世人遂深信不疑。由此可知，凡得天下的，又常得到另一种权力，即编纂历史的权，吾人试称之为编史权。史官对于皇帝难免多写好的，少写坏的，于是好的遂掩盖了坏的。亭长的刘邦，卖草鞋的刘裕，流寇的朱温，和尚的朱元璋，如果不登帝位，哪会有许多奇迹。玄武门之役，唐太宗如果失败，则唐代历史必与吾人今日所读者不同。由此可知争天下者不但争一时之富贵，且争编史的权，借此以取得永久的名誉。生则红光满室，貌则隆准龙颜，死则大雨滂沱，天亦落泪，人乎神乎，神乎人乎，完全在于成功或失败。成则为王，具有神圣的品格，败则为寇，必不脱流氓的本性，吾人观“二十五史”，可以深知此中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