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爱其子女，一半由于生理上的本能，一半由于经济上的必要。在生产力幼稚的社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增加了一个消费者，所以爱惜子女的感情很弱。在生产力进步的社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增加了一个生产者，所以爱惜子女的感情很强。
经济愈进步，生产规模常常不断地扩张，这个时候，多生一个儿子，就是多增加一个劳动力，因此，打胎杀儿不但视为不道德，并且视为不经济。只唯女儿，因为她们少时不能够做工，到了长大能够做工的时候，而又须嫁给别人，所以视为“赔钱货”，而为父母所遗弃。
家庭经济愈需要劳动力，多生儿子，就可以增加家庭的财富，这个时候不但没有杀儿的风俗，并且不能产儿的妇女又被世人蔑视。中国古代以“无子”为“七出”理由之一，其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人口以农民为最多。农民平时受了赋税的压迫，而政府对于米价问题，又不讲求政策，不问岁之凶丰，对于农民均极不利。宋仁宗时李觏有言：
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以一岁之中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不得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或旬时，而用度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农之粜也，或阖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足以足食。而坐贾常规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末所以兼恣也。（《李直讲文集·卷十六·富国策第六》）
所以农村之内往往因为过度贫穷，而发生人口过剩的现象。这个过剩的人口能够逃出农村，跑到都市讨生活么？中国都市是消费都市，不是生产都市，没有工厂，当然不需要劳动者。但是中国的都市何以没有工厂？原来工厂的发达是由于机器的发明，而机器的发明则有其物质的条件。中国因为农村不断的破坏，而有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劳动力的过剩对于中国的工业，固然是有利的，然而中国劳动力的过剩太过厉害，因此，遂阻害了技术的改良，而使机器没有发明的机会。因为社会上既然有了廉价的劳动力，则生产者雇用人工，比之采用机器，实在便宜许多。何况发明一个机器，又足以剥夺人工，而使无数劳动者失去职业呢。中国古代政府不但不奖励机器的发明，并且又用严刑峻法，禁止人民发明机器，《礼记·王制》所谓“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其原因即在于此。技术既然不能改良，中国的工业当然不能发达。更进一步观之，中国人口以农民占大多数，而中国农民的生计又很悲惨，这个现象由消费力方面说，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又是有害的。一方因为劳动力的过剩，致机器没有发明的机会，同时又因为消费力的微弱，致生产品无处发售，其结果，遂使中国工业数千年来，均在同一的规模上反复着。不能由家内手工业变为工厂工业，这便是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农村既然感觉人口过剩，而又没有排泄的地方，于是农民因为生活关系，就有减少人口的必要。但是他们怎样减少人口呢？制欲么，不能；用医药的方法么？没有。那么，当然只有待儿女生了之后，再把儿女杀死而已。这样，就发生了溺儿的风俗。在这个时候，他们溺死哪一种儿女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儿是本家传种的工具，而女儿不过供给别家传种，所以他们所溺死的，大半是“赔钱货”的女儿。家家都把女儿溺死，于是中国社会遂发生了一种性的缺陷，即男儿太多，女儿太少。
男儿太多，女儿太少，到了男女成年之后，当然有一部分的男人觅不到老婆。对女人的需要超过于女人的供给，固然可以提高新娘的价格，而使人们生产女儿。但是她们是人类，不是货物，货物可以自由生产，人类则当待于自然的增殖，既然不能用人为的方法，把她制造出来，而制造之后，又当经过一定年龄之后，才有“使用价值”，所以新娘的价格提高之后，觅不到老婆的人更不容易觅到老婆。
中国人把结婚看做“人生大事”，所谓“大事”并不是指“伟大的事”，是指“花大钱的事”。结婚花钱，固然是社会上一切阶级共通的现象，不过上层阶级结婚花钱，不是因为娶妻而花钱，乃是因为请客而花钱。反之下层阶级结婚，不但请客要花钱，并且娶妻也要花钱。换言之，下层阶级的结婚大约是“买卖婚姻”。而新娘的价格则比例于年龄的大小。因此，农家常常购买比较便宜的“半制品”，以做童养媳，等到年龄大了，而后结婚。
结婚要花大钱，其结果，中国人在经济上若是落伍者，在性欲上就沦为失败者。食色是人类的天性，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已经可使人们铤而走险，如果色的问题再不能解决，而其结果将更不堪设想。
就普通的情形说，结婚的人大约是善良的。他们有妻子之累，不能不致力于生产事业，他们有家庭的爱情，不能不安分守法，他们是国家的良民。反之，没有结婚的人，因为没有家累，可以游手好闲。如果他们单单游手好闲，也不过表示他们个人没有出息而已。然而事实并不这样简单，人类都有奢望，他们天天看见别人食前方丈，侍妾数十人，他们能够不动心么？然而他们的行动比较自由，不怕犯法累及妻子。心理上既然没有牵挂，物质上也没有负累，所以他们很容易变成国家的暴民。
他们变成暴民之后，不但“饥荒”可以解决，便是“色荒”也可以解决。看吧！小霸王周通不是因为做了山上大王，竟然有同桃花村刘小姐订婚的资格么？倘若周通未曾落草，他们哪里能够“撇下二十两银子，一匹红绵为定礼”（《水浒传》第四回）？纵令周通能够拿出二十两银子和一匹红绵，又哪里能够和地主家里的小姐订婚？这一段姻缘虽然给鲁智深破坏，然而周通有资格娶乡绅的小姐做老婆，我们仍不能否认。
下层阶级既然有“色”的饥饿，所以他们又以禁欲生活为难能可贵的事，而视为最高的道德行为。这种道德观念在上层阶级，是很缺乏的。因为他们对于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视为日常便饭，不以为意。司马相如拐带人家女儿而私逃，后世士大夫竟然称之为风流的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下层阶级，则司马相如不能入“绿林”，亦难不能入“士林”。花蝴蝶不见容于七侠五义，就是因为他不能牺牲色欲。下层阶级这样重视禁欲生活，所以周通虽然看上了刘小姐，尚须经过“定礼”的手续，而后才来完婚。周通能够上梁山泊与诸好汉为伍，就是因为他好色而不淫，知道“色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