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天行道”，为梁山泊的口号。这个天道观念不但含义复杂，而且性近玄学，我现在只研究政治上的天道观念，由此说明梁山泊终是草寇集团，没有得到天下的希望。
原始社会都是血统团体，而以氏族为基础，到了血统团体进化为地域国家之时，血统关系尚未完全脱掉。这个时代，最大的氏族可以统治别的氏族，而其族长则上升为国家的元首。例如黄帝，他是有熊氏的族长，而有熊氏又是当时最强的氏族，所以黄帝同时又为中国的元首；其他如青阳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都是当时最大的氏族。氏族乃集合许多家族而成，在家族之内，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同样，由氏族演进为国家之时，元首也须慈爱其臣民。家长要管束其子弟，必须立身以正，足为子弟的模范。子弟服从，一家就可统一，而有相当的威力，而能压服氏族。氏族既已压服，又可利用氏族的威力，征服别的氏族，而组织国家。这就是《尚书·尧典》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根据。
这种思想虽然发生于血缘团体之内，但是血缘团体变成地域国家之后，中国人仍用这个观念来解释国家。就是他们仍把国家视为家族的扩大，仍把政治看做家政的扩大，君主为臣民的父母，臣民为君主的赤子，君主与臣民的关系无异于家长与子弟的关系，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君主亦须慈爱其臣民，所谓“仁政”就是由此而产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由此而产生的。
但是国家和家族又有不同之点，在家族之内，父子关系是自然的，父是父，子是子，任谁都不能变更。反之，在国家之内，君民关系却不像父子关系那样的自然，于是又发生了谁是君、谁是民的问题。
人类总喜欢用自己周围的现象，扩充之以观察万物，古代中国人不但用家族现象观察国家，且用家族现象观察宇宙。家有家长，家长须慈爱其子弟，国有元首，元首亦须慈爱其臣民，同样，宇宙之内，亦有一个主宰，而能慈爱万物。这个宇宙的主宰，中国人称之为天，日月照临，风行雨施，这就是天的慈爱。天是宇宙的主宰，人类社会不过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社会也受天的支配，这种天道思想由来甚久，《尚书》之中有不少的“天命”、“上帝”、“神后”之言。而把这种观念组织为一个有系统的学问者则为汉儒董仲舒。在秦汉时代，法家思想最见流行，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思想也见用于政治之上。法家主张法治，希望人主“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但是法由人主制定，“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这样，要束缚人主于法律之内实非易事。儒家主张人治，希望人主任贤使能，使“贤者居位，能者在职”。但是决定谁是贤能的权力又属于人主，“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法不能拘束君主，人不能掣肘君主，君主不受任何拘束，即君主的权力乃如汉顺帝所说：“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主既有如斯权力，而法治与人又莫能匡救，在民主思想尚未发生以前，学者只有求助于“天”，于是董仲舒就应用阴阳家的学说，把天放在人主之上，使人主见到天象，有所警惕。他主张：“春秋之治，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同时又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复说：“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夏秋冬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自董仲舒之后，吾国政治并不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也未受儒家学说的支配。真正控制中国政治的，乃是董仲舒所代表的阴阳学说，吾人观二十四史之五行志即可知之。
但是苍苍者天，不能直接统治人民，必须授命于一人，令他代天统治，这个人就是天子，天子为天的儿子，代天统治人类。但是天是慈爱的，所以天子必须体天之德，同家长爱其子弟一样，爱其赤子；否则天命不佑，天必夺其帝位，以另给别人。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孟子·万章章句上》）
但是天不能言，何由知道谁人能够体天之德呢？“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凡人能够得到百姓的欢迎，都可以视为受命于天，而为天子，所以在上文所引万章与孟子的对话，又继以下列文句：
“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与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同上）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泰誓下》），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因受百姓反抗，而致失去天下的不知多少，匹夫因受百姓欢迎而能得到天下的又不知多少，所以聪明的人常能体天之意，施惠于民。不过人民二字尚觉空泛，“人绝对不容易得到全民的欢迎”，但是至少必须得到最有势力的人的欢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巨室（土地贵族）最有势力。那么，秦汉以来，哪一种人最有势力呢？中国本来是个农业国，秦汉以来，又是个官僚国，而中国所以成为官僚国，又由于农业国的生产条件而来。何以说呢？中国经济乃是闭锁的自然的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经济最容易产生割据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又不许割据局面的存在。因为中国农业的基础是筑在水利经济之上，这个水利经济只有集合各地，共同协力，而后才能成功。如果各地割据，只能在河流的一部分，建筑坚固的堤防，而不顾到全流域，那么在上流或下流还是要溃决的。汉明帝时尚有“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之诏。兼以农业依靠水利，齐桓公会诸侯于阳谷，以“无障谷”为盟约之一。所谓无障谷是谓“无障断川谷，专水利也”。水利的独占亦可破坏中国的农业。由于这个必要，遂成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国家要预防割据局面的复兴，不能不打倒土地贵族；既然打倒了土地贵族，自然不能不利用士大夫阶级，以组织官僚国家。这样，士大夫阶级就代替了土地贵族，而取得统治权。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因为中国是官僚国，所以士人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农民也有很大的势力，谁能够得到士农的欢迎，谁便可得天之助，而为天子。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士农的欢迎呢？于此，我们又须研究他们两者的生活状况。
士人就是知识阶级，他们利用知识，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又利用知识，以取得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他们维持生活的方法，或做师而取得一定的束脩，或做官而取得一定的禄俸。若就普通的情形来说，士人都想做官。这种士人阶级产生于春秋末季（在此以前，不是没有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生活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土地的收入；他们做官非依靠于知识，乃依靠于门阀，所以他们与知识阶级不同）。然在当时，士人阶级的人数尚少，他们做官容易，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门人未曾以“仕”为问题，而孔子亦不大言“仕”。到了战国时代，士人阶级已觉过剩，由是就发生了生存竞争，而令士人注意到“仕”的问题，所以在《孟子》里面，孟子门人喜欢问“仕”，而孟子且以“仕”为君子的职务。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亦不足吊乎？”“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岂但以“仕”为君子的职务，且又以“仕”为君子谋生的方法。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由此可知士人必仕，而仕的目的，好听的说，在于行道，不好听的说，在于救贫。士人的生活既然依靠于仕，所以圣主贤君要得到士人的欢迎，必须大开仕路，使人人可用自己的才智，得到相当的地位。
农民的生活怎样？他们耕田，他们固然希望政府“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如其不能，也希望政府不来过度剥削。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所以明君在位，必须“不违农民”、“薄其税敛”，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君主能够这样待遇农民，农民亦必讴歌盛德，而愿为之氓。
总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他对于士人能够尊贤使能，对于农民能够薄其税敛，必可得到士农的欢迎，而成为天子。在吾国历史上，最能实行这个政策的，一是汉高祖，他于十一年下诏求贤，诏曰：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十二年十一月过鲁，又以太牢祀孔子。明太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他于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表示崇奉儒家之意，同年九月亦下诏求贤，诏曰：
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汉高祖入关之时，致力收罗人心。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执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汉兴，在财政极度困难之际，还是“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十二年以后，又改为三十而税一。明太祖于至正十六年，攻下应天，他的作风有似于汉高祖入关之时。
太祖入城，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民乃大喜过望。
同时，又能安抚农民，凡得到一地，即免该地田赋。这种免租对于人心乃有极大作用，“奚我后，后来其苏”，各地人民希望免租，而希望明军来临，乃是理之必然。
聪明哉明太祖，对于士人尊孔招贤，对于农民，减租免税，士农阶级当然讴歌盛德，希望明太祖成功。明太祖不过濠州和尚，而又做过流丐，他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举事，附郭子兴之下，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明太祖才渐渐自树一帜，然既出身于和尚，当然可使士人怀疑，所以必须尊孔招贤，使士人知道自己已经弃释归儒，而安其心。他又因为做过流丐，很容易使人误会自己为盗匪，所以每次攻城略地，先则安民，次则减税，以表明自己和流寇不同。他能够得到天下，是应该的。
梁山泊虽然标榜“替天行道”，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常常与天道背驰。他们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水浒传》第三十九回）。这种举动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数年，除流氓降将之外，又未曾用过一个士人，至对付近邻的农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泊过来借粮，准备抵抗（《水浒传》第四十六回）。试问这样行动何能收揽民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恶是怀。”梁山泊不能“施惠于民，当然民不怀德，民不怀德，当然皇天不佑”。这是梁山泊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