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法同盟成立后之欧洲政局
俄法同盟之效果
俄法同盟成立，表面上似德意志丧失外交优势，而欧洲之均势恢复。实则此同盟之效果不如当时一般所想像之实在。同盟成立后，德意志实际仍得在欧洲维持其霸权；德皇威廉于此正能显其操纵时局之巧妙手段。德皇一方面曲意联络俄法，一方面将此两国之活动势力引向欧洲以外发展。对于法国，则利其与意英在非洲竞争势力；对于俄国，则怂恿其侵略远东。俄法两国如此的分散其力于海外活动，自然在欧洲无力与德国为敌。
法俄两国之政治家，于此恰中德皇之计。尤其在法国，从1894年以来，有热衷殖民政策而敌视英国之哈罗托（Hanotaux）主持外交，倾向于对德妥协。俄政府则视对法同盟为一种维持现状之结合，而其视线却集于远东，加有德国之协助。1895年有俄、法、德三国共同干涉辽东半岛割让之举，似表示德国与俄法同盟之合作。如是则俄法同盟在欧洲并未足以影响德帝国之地位。毕士马克退职后，威廉二世不能防止俄法之同盟，然而他的外交手腕固足以致此同盟无害于德国的势力。
19世纪末年政局之变化
至于19世纪末年，欧洲国际关系渐见变化，其结果摇动德意志之优越的地位，而新树欧洲均势之局面。尤其从1898年以至1907年之时期中，欧洲外交上经过一番大革命，根本的改变国际政局。19世纪末年以后，一方面，英德势力之冲突日益明显；而在他方面，法国有新人物出掌外交，在对外关系上新采一种独立的态度。英国为抵制德意志计，放弃其所谓“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之地位，转而与法俄弃怨修好。其结果有所谓三国协商（Triple Entente）之成立，以与三国同盟对抗。
我们可以将此时期中外交变动之情形分为四部说明：（一）英德势力之竞争；（二）法兰西之新外交政策；（三）英法协商之成立；（四）《英俄协约》之缔结。
第二节 英德之竞争
英德关系
德帝国成立以后，德意志外交成功之要件，不仅在防止俄法联合之危险，而且要保持英国之友谊。英德两国民在历史上向少敌视之传习，他们对于德意志之统一表同情。19世纪后半期主持英国政策之人物如维多利亚后，沙利斯倍里侯等，均带亲德倾向。英国在此时期中继续抱持其对俄对法之敌视态度，容易与德国立于亲善关系。
英德利益之冲突
迄于19世纪末年，英国对德关系经过了一番大变迁。英国在三四十年间继续与德维持亲交之后，卒看清此新进气锐之德意志帝国实为它的最危险的敌国。
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它的领地遍于世界，它的势力在海上。英国多年在海上采行所谓“两国标准”（Two-power standard）之计划；它全恃海军以防护它们的地位。英国国民决计要维持海军优势，而将凡敢对于它的海上权力挑战者视为仇敌。
德意志海军政策
19世纪末年以来，德意志政府新采之海军政策，适启英国之恐慌。继毕士马克主持德帝国命运之新人物，其思想已不似前者之专在维持大陆霸权，而其视线且远注于海外。他们不以在欧洲维持强大的海军自足，他们且欲进而将德国造成大海军国，广布殖民地及商场于世界。大海军建设之运动倡于有名的逖耳毕仔（Tirpitz）将军及德皇威廉自身。1898年在帝国议会有第一次海军建设大计划之提出；1900年继续有第二次海军大扩张案。
此项惊人的大计划，登时影响到外国。但在德意志邻国中未有如英国之深感危迫者。此项海军计划完成之日，英帝国之受德国侵逼，远甚于其受法国的侵逼。
德意志之近东活动
德国海军政策之外，再有一影响英德关系之事，是即德国之近东活动。在毕士马克时代，德意志声言对于近东无利益关系。实则当时此新帝国方锐意从事于巩固其在中欧之地位，无余力经营近东。但德意志人究非无抱东方发展之思想者。此项思想在毕士马克之后代渐有势力，而成为德意志对外政策活动之主要部分。威廉二世实为此项政策之主动者，而躬自执行之。
在19世纪后期，英国因为埃及占领之事，因为阿美尼亚、库列特问题干涉之态度，日益与土耳其疏隔，而丧失其在土帝国之势力；而在他方面，则德国利用此时机对土耳其表示好意，以博得其信任。德皇于1898年访问土皇于君士坦丁堡，且巡游各名城，自居为土帝国之保护者，而公然宣言他是土皇及30,000万回教徒之友人。德皇此举原在扶植德国势力于土帝国，而他成功。德皇此次游土结果，得有土皇之允许，取得八各达铁路（The Bagdad Railway）建设之权利。八各达铁路落在德国之手，德国将支配欧亚交通一条最便捷之路线，无论在商业上或在军事上，均于德国有莫大之利益。英国在埃及印度之地位，将因此受侵逼。
南非事件
德意志关于南非洲事件对英之态度，亦足使英国不安心。在19世纪最末20年间，德意志方热衷于非洲殖民发展事业，自所谓大德意志主义者视之，南非洲正好为德意志民族之新邦土，因之对于南非共和国之抵抗英国，公然表同情，而且暗中鼓励之。尤其在“哲姆孙侵袭”（Jameson's raid）事件失败之后，德皇对南非共和国总统克律革（Krüger）致送贺电，更伤英国感情。在南非战争开始以前，南非总统克律革属望于德皇之援助。说者谓当时德政府自顾海军力不足，不敢与英开衅，否则在南非事件中，德国或将积极干涉，亦未可知。
英国对外政策变动之必要
由上所述情势观之，可知在19世纪末年，德意志之世界政策，在在与英国利益冲突，英德亲交之维持，势不可能。英国政治家渐渐看出英帝国将来之危险不来自旧敌之俄法两国，而将来自新与之德意志。德意志势力增长之速，为前代所罕见，行将与英国争雄于世界。“光荣孤立”已不是英国安稳之政策，而为保全英国地位，有采一新外交政策之必要。而此新政策之指导者为英国政界新起的人物，其中尤以故英皇爱德华七世于组成对德的新团结为最有力。
第三节 法兰西之新外交政策
法国外交上新人物
在19世纪末年，法国外交政策上表现有一种新精神，代表此精神者为有名的政治家德格赛（Delcassé）。德格赛于1898年入掌外交，时恰在英法间有名的华修达（Fashoda）事件发生之前。德格赛虽不及防止此不幸的危机之发生，然而他的新外交方针，足使此事件以后英法两国关系上不再有危机发生，而且两国关系从此进于亲善方向。
在哈罗托主持外交之时代，德意志可以操纵时局，实际减削俄法同盟之效用。及至德格赛于1898年6月执权，法兰西之外交乃寄托于一个最有卓见的政治家之手。德格赛看清了法兰西在外交上所以无力量之原因，而看出法兰西政策如何革新之方法。德格赛在对外政策上执定有两个方针：第一是法兰西发展之全力当集中于它的自然的势力范围，即西部地中海；第二是法兰西外交行动之独立，当依与意国及英国之妥协以树立之。他从1898年就外交总长之职，以至1904年为摩洛哥事件退职，七年之间，继续主持法国外交，根本的变更了法国对外关系，影响欧洲政局全体。
法意之妥协
德格赛就职以后，首即从事于对意妥协。法意之间自1881年因突尼斯问题失和，迄于1896年，继续互相敌视。在此时期中，意大利政治上最有势力者为克利斯毕（Crispi）；他是排法而亲德之人，在他握权之时期，意大利废弃对法商约，引起两国关税战争，而加以其他许多小事件，激动两国国民恶感。
但意大利人在此项排法政策之下，渐感不利，而适在1896年，意大利派赴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之远征军惨遭败北，克利斯毕随即去职。法意妥协从此有实现之可能。德格赛入掌外交，随即开始对意谈判，在1898年协定《法意通商条约》，以调和两国经济的利益。德格赛且进而给此妥协以更确定的政治性质。在1900年，1901年，1902年之三年中，法意两国外交家依换文及会谈，完成两国政治的妥协。法国约定不干涉意大利在托里波里（Tripoli）之行动；意大利在此方面得有行动之自由；意大利则对法国保障，决不妨害法国在摩洛哥之政策。意大利声明，就意大利自身说，三国同盟完全是防御的性质；无论如何，意大利决不能为侵略法国之工具。
意法妥协之效果
法意妥协成立，既使法兰西在西部地中海之地位臻于安全，亦且有助于法国在欧洲外交独立之恢复。法意之不和，向为法国外交上一个弱点，同时即为德国外交上一个强点。意大利对法恶感，实为德国外交所以挟持法兰西之具；此恶感一旦消灭，德国不复能操纵于其间。
对英接近
德格赛于意法妥协成功后，从事于其新外交政策之第二步。而此举则同样的成功，且有更重要的效果。假若法兰西未有对英妥协，则法意妥协之价值有限，而且不能望其安固；法国在摩洛哥之发展纵非不可能，当亦甚困难，而德意志在大陆之优势将不可破。德格赛在1898年华修达之危机中，竭力镇抚法兰西对英之敌忾心；他深信法国如欲恢复其在欧洲之地位，必须取得英国之友谊。幸而在英国方面，亦有新人物主持外交；沙利斯倍里（1900年卸外务大臣职）之后继者兰斯顿（Lansdowne）及英国新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901年即位），皆能悟解德意志世界政策之对于英国的危险，而看出有英法妥协之必要者。其结果则有1904年之英法协商。依此协定，法兰西与英国相互承认其在非洲北岸之势力范围，使法国得着自由在地中海西部发展必要的保障。
对西班牙妥协
法国在非洲之地位，在英法协商后数月，又依其与西班牙（1904年9月）之协定而更加巩固；依此协定，法西两国在摩洛哥之势力范围相互划定。
德格赛成就此等协定，为法兰西取得外交之独立地位。法国对意对英之争斗告终，可以免于受德国的挟持。他从此可望将法兰西的政策由被动变为主动。德格赛之新外交，实根本的转移了欧洲全盘政局。
第四节 英法协商
英法关系
在19世纪末期以后，英法两国虽有妥协之必要，但其前途究有重大的困难。在19世纪下半期，法国政治家锐意从事于殖民政策；法国势力之发展，在非洲，在远东，均与英国利益冲突。在此时期中，英法之相敌视几不让于德法。尤其在非洲埃及方面两国之竞争，有以增长两国国民的恶感。
埃及问题
关于埃及问题之争执，可说是英法关系的致命伤。法兰西对于埃及之注意，久成国民的传习。从法人雷奢（Lesseps）开通苏彝士运河（1869年）以后，法兰西与埃及之关系更为密切；自法人视之，埃及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他方面，则英国以为埃及为对印度交通之孔道，于英帝国有重大的利益。在1875年，英国政府从埃及太守收买得运河股份约半部，一跃而在运河公司占重大的势力，增进了英国在埃及之地位。在1876年埃及财政破产，引起国际共管，英法两国共同监督埃及财政，而成所谓两重监督（Dual control）之局面。
外国干涉的影响，在埃及促起有一种国民运动；1882年埃及不平分子集合于一军官阿拉比-拍奢（Arabi Pasha）之下从事叛乱，出以虐杀外人之形式。6月中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有虐杀欧洲人之举。英国舰队炮击此城，而派水兵上岸，恢复秩序。法国政府不肯使法舰队参加此项炮击之举。其结果则英国单独出兵打平叛军，从此埃及在英军占领之下，实际落于英国一国之手。英国初意犹作临时的占领，久之遂长此占领下去。英法两重监督废去，而代以英国之单独治理。法国觉得它的势力范围被英国夺去，始终不甘心，不肯承认英国之地位，两国恶感因此加深。英法殖民的竞争，民族的敌视，日益激烈，最后至于1898年之华修达事件几酿成战事。
华修达事件
华修达事件可说是英法殖民政策冲突之顶点。华修达是非洲尼罗河（The Nile）上流之要塞，属于苏丹区域。1898年9月侵略苏丹之吉青纳（Kitchener）将军统率的英军，与法国军官玛商（Marchand）由法领西阿非利加率领前进之法国远征队相遇于此。法国远征队在英军之先占领华修达，英军认为法国侵犯英国势力范围，而法国则不认英国在此地域有何权利。法军不肯退，双方相持不下，一时似几无妥协之可能。
幸而英法之军官均取持重态度，而德格赛时新掌法国外交，能以调和之精神与英谈判。其结果卒以法国让步，承认英国权利，撤退华修达之法国远征队了事。法国舆论愤法国计划之失败，对英国更增恶感。
英法接近运动
在如此的情状之下，英法两国欲如德格赛所愿，互相妥协，其困难可以想见。此时英法两政府所须应付之困难有两层：其一为一般的，即在消除英法两国间之多年的敌视；其他为特殊的，即在解决两国之各项争端。第一项困难比较尚易于应付。外交家之努力，于此得着商业的关系及意法妥协之助。英国新皇爱德华七世之自身的活动，有助于两国关系之改善。1903年，爱德华七世亲游巴黎，备受欢迎，激发两国国民的好感。随后，法总统鲁倍（Loubet）答访英皇于伦敦。华修达事件以来之恶感消除，而英法两国一般关系进于亲善之途径。
至于争端之解决，则需要外交家的手腕。在鲁倍总统访问英皇之时，德格赛随行，在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兰斯顿开始谈判。由此而开之英法谈判，在伦敦巴黎两方面进行，继续至八个月之久，而卒成1904年4月8日之协定，是即所谓英法协商。
英法协定之内容
1904年之《英法协定》，以三件特殊条约组成，而由英国外务大臣兰斯顿与法国驻英大使康盘（Paul Cambon）在伦敦签字。
第一件条约关于埃及与摩洛哥，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之地位，而约定不再要求英国限期撤兵，不妨害英国之行动自由。英国则承认法国对于摩洛哥之特殊权利，而约定不妨害其行动自由。两国约定对于其宣言的条款之执行，相互为外交的援助。
第二件条约协定纽芬兰（Newfoundland）海岸之渔业权及西阿非利加方面境界之改正。第三件条约划定英法两国在暹罗之势力范围。
英法协商之价值
如此成立之英法协商，尚不是一个同盟，而是解决许多具体的悬案之协定。从此两国立于友谊关系，然尚未有结成同盟之契约。然而此协商之于英法两国，究有较之解决争端更重大的意义。此为英法国民的争斗之最后的总协定，而为新对德团结之中心。
不过英法协商成立后，欧洲政局中尚有一个因素，有以继续维持德国在欧洲大陆之优势者，即英俄之敌视。在此两国互相敌视之期中，英法之新友谊很难望发生实际的效果。所以外交革新之次一步，即在促成英俄之妥协。
第五节 英俄协约
英俄关系
在19世纪中，英俄两国之相敌视，由来既久，而其形势之险恶有时且过于英德之竞争。英俄膨胀政策引起它们在世界各方面之利益冲突：近东、中东（波斯、阿富汗）、远东。在近东、中东，英国之敌视俄国，大半因为顾虑其通印度之要道；俄国之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危及英国与其东方领土之交通。俄国之在波斯、阿富汗边境之活动，且直接侵逼印度之安全。近东侵略本为俄国传习的政策；在19世纪后半期，因为近东政策之挫折，俄国乃转而侵略中东，因之英俄在此方面之冲突一时最为激烈。在远东则英俄之冲突从19世纪末年渐显著，而其原因主为商业的利益。尤其从庚子拳匪事件后，俄国占据满洲，危及英国在东亚大陆之商业的优势，两国在此方面立于敌视的地位。为抵制俄国势力，英政府至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同盟（1902年）。
日英同盟成立，俄国对英恶感更甚。在日俄战争中，有种种事件引起两国的争论；尤其1904年10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之炮击英国渔船事件（Dogger Bank Case），惹动两国恶感，几于激起战祸。
英俄关系之变动
由上述情事观之，可知迄于20世纪初年，英俄利益之冲突如何重大；两者之妥协似几无实现之可能。加以俄皇之专制政治久见恶于自由主义的英人，更为两国政府接近之阻力。
然而英俄关系最险恶之时，亦即两国关系变动之起点。日俄战争结果，俄国在远东之势力大受挫折，英国在此方面不须再与俄为敌。而在近东方面，则以德国之在土耳其占优势及其八各达铁路计划之开始，英俄两国势力同受打击，它们已不必互相敌视，反而有共同抵制德国的野心之必要。如是在英俄利益最冲突之三个方面，惟有中东一方面之关系可为将来发生冲突之原因，此则有待于两国政府之特别协定，以为新协商之基础。
英俄协约之缔结
英俄两国政治家渐感两国妥协之必要。日俄战争结局后，两国新闻随即采友好的论调。而两国外交当局如英之古雷（Grey），俄之伊斯洼斯基（Isvolsky），久已表示他们促成协商之决心。1906年之阿耳吉西拉斯（Algeciras）会议，给英俄两国以一合作共商之好机会。而实在构成此协商之外交的协定，则由英国驻俄大使当谈判之任，而在1907年8月31日签字于圣彼得堡。
《英俄协约》之内容
《英俄协约》亦如英法协商然，不过是解决两国之争端，而未立有同盟之契约。1907年之《英俄协约》，共为三件。第一件关于波斯：将此国划为三区域，东南定为英国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而其中间定为中立区域，英俄在此区域享有均等机会。第二件关于阿富汗：俄国承认阿富汗立于它的势力范围外，而约定俄国对于此邦之一切外交关系当经由英政府。英国则声明不变更此邦之政治地位或干涉其内政。第三件关于西藏：英俄承认中国对于西藏之宗主权，而相约尊重西藏之领土保全。它们非经由中国政府，不对于西藏为何种谈判。它们相约不派代表驻拉萨，不在西藏索取特殊权利。
《英俄协约》之价值
1907年《英俄协约》，不仅给两国在中东方面一个暂时的妥协，消弭争端；且其最重要之处，尚在其为两国外交冲突之总解决，为英法协商之补充，构成欧洲外交革新之最后的一步。此协约之局部的效果如何，又当别论，而其在政治上之一般的成功则不可否认。
三国协商
所谓三国协商（Triple Entente）之名词易启误会。实则在1914年以前，英、俄、法三国之间并未有一个单独的条约拘束它们。不过法俄既成同盟，而英法协商之后，继以英俄协商，此三国乃自成一种外交的团结，与三国同盟对峙。此团结成立，国际政局大变。1907年之欧洲，已不似1898年时代的欧洲之可任德国支配。三国协商成立后，德意志帝国失其外交的优势，欧洲均势一时恢复。雄心勃勃之德国是否甘居于此新国际政局之下是一极有兴味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