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卫洛拉公会后之国际政局
康宁与英国外交
英国外交当局变更，影响及于外交政策，1822年康宁（Canning）继加斯列里之后掌英国外交，他全然脱弃维也纳会议时代的旧式外交主义，而执一新方针。他的政策与梅特涅全然相反，并且他的人物手腕也能在欧洲外交舞台上与梅特涅抗衡。
外交界加入这一个新势力，可说是欧洲国际政治之转机。他对于欧洲外交问题所取的态度，较之英国政府以前之态度，更为积极明确；他不单是如前任当局之反对干涉主义，说《维也纳条约》所给与的保障，是领土的，而不是政治的，所以于列强不生干涉革命维持内政组织之义务；他并且主张对于干涉他国政治之举，有加以阻止之权利，换句话说，即以干涉对待干涉。
卫洛拉公会后之英国态度
在芮巴赫公会中，列强中之西欧两国，即英国与法国，不肯赞同神圣同盟的政策，但是它们尚未有持积极反抗之态度。至于卫洛拉公会的结果，则法国虽仍卷入干涉政治漩涡中，一时追随俄奥之政策；而英国则决然对于神圣同盟之主张，立于反对地位。
列强同盟破坏之起点
在卫洛拉公会中，英国对于列强干涉西班牙革命之政策，提出抗议，已表现列强同盟内部分裂之象。迨至西班牙殖民地问题及东方问题之争端发生，列强政策分歧，不复能实行神圣同盟之干涉主义。列强同盟，自此实行破裂。
第二节 西班牙殖民地问题
殖民地之叛乱
从1810年以后，美洲之西班牙殖民地叛离母国，西班牙本国已无征服殖民地之能力。维也纳会议后，菲地兰七世复西班牙王位，方见好于俄皇亚历山大，得其保护；对于殖民地之叛离，亚历山大主依据神圣同盟之主义，实行干涉。菲地兰七世受俄国公使之指使，曾正式向神圣同盟求助（1817年中），请以武力征服叛地。其后俄皇亦向列强提议（1818年1月）取共同手段，对付叛离之殖民地。
英俄利益冲突
英国关于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之政策，恰与俄皇相反。英国百年以来与西班牙争海外殖民地势力，正利有西班牙殖民地之分立。英国惟恐殖民地独立事业之不成功，决不肯赞同俄皇及梅特涅武力干涉的政策。故它对于菲地兰之请求，俄皇之提议，当然拒绝。在卫洛拉公会中，西班牙内政干涉虽决定，而关于西班牙殖民地干涉问题，卒无成议，亦大半由于英国反对态度之强硬；盖对于殖民地干涉之举，英国态度已不是消极的不赞同，并且有积极的起而阻止之势。
康宁对付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之手段
法政府受卫洛拉公会之命，进兵西班牙，英政府虽然抗议，但不积极阻止。法国在西班牙之战争，可说适有助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成功。当法军越西班牙境之时，康宁即宣言（1823年3月31日通牒）西班牙殖民地之独立已成事实，但对于它们的独立之正式承认，则须视外部情势与新成立的各国家之内政进行如何而定。此即是说法兰西如长据西班牙国境，或干涉到美洲殖民地，英国即将决然与殖民地开始交涉，置之于英国保护之下。在1823年中期，法军已占有西班牙全境，法国旧党政府提议由神圣同盟召集公会，处决西班牙殖民地问题。此议不单是招英国反对，并且惊动北美合众国，启其疑惧之念。康宁利用此机会，邀请华盛顿政府（1823年8月3日）与英国政府同时对于法国提议之干涉计划，表示猛烈之反抗。康宁之意见，大有以激励美国政府，致有所谓孟罗主义之宣言（1823年12月2日）。同时英国政府自行发一通牒，倡言如果西班牙谋用武力征服殖民地，而得有外援，或对于通商行使禁制，它即承认新国家之独立。随后（10月17日），英国政府派遣领事于西班牙殖民地各重要城市，为最后承认独立之先声。
孟罗主义之宣言
所谓孟罗主义宣言，见于美国总统孟罗（Monroe）1823年12月2日致国会之教书中。孟罗主义原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宣言不许欧洲再以美洲土地为殖民地；第二部分宣言反对欧洲将它们的政治制度移植于美洲，压制已经独立的国民。惟有第二部分，系对西班牙殖民地而发。孟罗主义代表美国建国的外交精神，确立美国国民政策，其最近的效果，即在给神圣同盟之干涉主义一个大打击，而脱西班牙殖民地于受外国武力压伏之危险。
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承认
英美共同反抗之表示，足令法国政府之提议挫退。康宁在此时地位益强，态度益坚决，对于西班牙王提出在巴黎开会处分美洲殖民地问题之议（1823年12月26日），不单是表示拒绝，并且正式宣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承认既成的事实。他于1824年1月30日之通牒，声明英国与南美殖民地通商发达，有任命领事保护之必要，且此等殖民地急需与欧洲结政治关系，不如西班牙自行宣布它们的独立。墨西哥共和党之制胜（1824年7月），法军之决定久驻西班牙（12月10日条约），更有以促康宁之决心，并给他以说服英国国王及保守党政治家之口实。1825年1月1日康宁乃通告驻伦敦的各国公使，说他将派外交代表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正式承认此等殖民地为独立国家，与之订立通商条约。同年2月2日，英国与阿根廷联邦订立修好通商条约，承认其完全独立。有此一举，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事业予以完成，而神圣同盟之权威受第一次根本的大打击。此可说是代表新势力之康宁，战胜梅特涅代表的旧势力，换句话说，就是非干涉主义战胜干涉主义。
第三节 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之意义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列强间方告平和，而所谓东方问题，又发生于欧洲政治上，不久即为国际竞争之焦点。简单言之，东方问题，就是土耳其帝国之命运决定问题。此问题可分为两层：（一）土耳其帝国当保全，抑当瓜分？（二）对于在土耳其帝国治下之领土及基督教人民当如何处分？对于此两问题，欧洲旧式的外交家初只留意第一个，至于第二个问题则出乎他们意外由渐而起。塞尔维亚人及希腊人曾以之提出于维也纳公会，但被拒绝。1821年至1827年之希腊事件，实开东方问题之大争端，同时亦为神圣同盟、梅特涅干涉政策之一个试金石。
俄国之东方政策
在18世纪中，俄罗斯帝国之膨胀政策，直接与土耳其势力冲突。自《库恰克-开拉齐条约》（Treaty of Kutschuk-Kainardji，1774年7月15日）订立以来，俄国势力确立于东方，步步的压迫土耳其帝国。在前两世纪中，俄土所订条约，未有如此次《库恰克-开拉齐条约》之关系重大，效果深远者。依此条约，俄国领土，扩张到黑海沿岸；俄国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常任大使，设立希腊教教堂，受俄国保护；俄国退还所占土耳其领土（如达溜白诸省Danubian principalities），但土耳其政府承认改良此等地方内政，保障基督教自由。俄国公法家政治家根据此等规定，主张俄国干涉土耳其帝国内政之权利。《库恰克-开拉齐条约》在俄土关系史上、欧洲外交史上，是一个大关键，俄国近东发展之出发点在此，东方问题中之许多争端亦伏于此。
在18世纪后期，土耳其帝国已完全趋于衰势，《库恰克-开拉齐条约》缔结以后，俄国对土侵略，进行不息。1792年有《雅西条约》（Treaty of Jassy，土耳其承认俄国领有克里米亚）；1812年有《蒲加雷斯特和约》（Treaty of Bucharest，俄国获得倍沙拉比亚，土耳其承认塞尔维亚人之自治）；皆是继承《库恰克-开拉齐条约》之精神，代表俄国近东政策之趋势者。
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皇帝，几无不以侵略土耳其帝国，在近东发展为职志。亚历山大一世即继承祖先遗志，抱灭土政策之人。1812年对土战争之半途中止，为欲移其力以对付拿破仑。一旦法国势力打倒，他的视线又集于东方。俄国当时已经依克里米亚支配黑海；由高加索侵逼小亚细亚；达溜白河口亦受俄国之控制。俄国对于摩尔达维洼纳恰两州（即今之罗马尼亚国）及塞尔维亚所行使之保护权，常给俄国以干涉土耳其内政之新口实。对于土耳其帝国内之耶教人民与斯拉夫人种，俄国自任为他们的天然的保护者。土耳其领内革命分子，尤其是塞尔维亚及希腊民党首领，常受亚历山大之庇护，以俄国领土为革命之策源地。1821年首举义旗之希腊革命党首领伊普雪来的便是曾任俄皇之副官者。
奥英两国之态度
奥大利对于近东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奥政府目睹俄国之控制达溜白河口，已示惊疑，对于俄国势力之节节前进，势将促成土耳其帝国之分裂，当然不能坐视。维也纳会议以后，梅特涅监视近东政局极为注意，他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常给土政府以忠告，使其毋使俄国有干涉之口实。至于英国之反对俄国近东政策，态度较奥国更为坚决。从小辟德（Younger Pitt）以来，英国有一派政治家看清英国与近东事情之密切关系，认定英国利益不免因土耳其帝国之分裂，俄国之支配君士坦丁堡而受侵害。自英政府视之，土耳其帝国之维持于英国为生死问题。加斯列里掌外交之时，常向君士坦丁堡政府揭破俄皇之对土秘密计划。英国之占领伊阿连群岛（Ionian Islands）正便于英国监视近东政局之变动，取临机应变之手段。亚历山大一世亦明白奥英两国之态度，故他对于近东事件，颇持慎重态度，不敢轻易对土决裂，致启国际大战祸。希腊事件所以起初未立即惹起俄国干涉，酿成国际战争者，即因俄皇态度未定之故。
希腊革命
从1814年以后，土耳其帝国陷于纷扰动乱的状态。人民之叛乱，将帅之抗命，外患之侵逼，相继不绝。而第一个大危机，发生于希腊人之叛乱。1821年3月6日伊普雪来的由俄境侵入土领摩尔达维州举事，虽然失败，然而革命运动，蔓延到土耳其全国各部希腊人社会；尤其是在现今之希腊国本土，革命之气势极盛，能维持其势力抵抗土耳其政府。希腊革命已不是一个局部的动乱，而实成了东方问题之中心，影响于欧洲政局。
希腊革命是维也纳会议后第一个代表民族运动的革命事业，根本的摇动梅特涅的权力及其所拥护之主义。俄皇亚历山大因受梅特涅的影响，起初对于希腊人之举事，不肯赞助，当时俄国正助奥国干涉意大利西班牙之革命，原则上亦不容对于希腊革命取一个矛盾的态度。梅特涅厌恶革命，主张干涉，然而亦不能以施于意大利西班牙之手段，施于土耳其，盖恐因此致列强同盟破裂；他固深知俄皇对于土耳其有野心，暗中利用土耳其治下人民之革命运动者。梅特涅的政策，在劝俄皇守中立，任土耳其独自对付希腊叛民。亚历山大一时从梅特涅之说，其他列强亦然。及见希腊人坚忍不拔，始终抵抗土耳其政府，欧洲各国民对于希腊革命，翕然表同情，热心赞助。在人民舆论倾向希腊之时，政府态度亦生变动。
英俄对希腊问题之外交活动
希腊革命受英国政治家康宁的外交政策之赐不小。康宁虽是继承英国外交传习，主张维持土耳其帝国领土保全之人，然对于希腊革命究表同情，因之，英国渐思脱弃中立的地位。首先发意承认希腊人为交战团体者（1823年2月），即是康宁。亚历山大原为希腊人所倚为后援之人，始终未有决定明白的态度。及见英国对于希腊事件，开始活动，恐因此英国在近东增殖势力，他乃于1824年提议将希腊分为三部（摩利亚Morea、东希腊及西希腊East and West Hellas），对于土皇纳贡，但完全自治。亚历山大之用意，在以此推翻土耳其政府在希腊之主权，而代以俄国之势力，质言之，即将叛离之希腊邦土置于俄国保护之下。此项计划，当然为康宁所反对，即使梅特涅亦不赞成。
及俄皇亚历山大死（1825年12月），俄国对希腊政策大起变动。继任之尼古拉斯一世（Nicolas I），绝无过去的束缚，与梅特涅的政策完全无关系；他的唯一之目的，在将俄政府在国内国外的地位增强，对于希腊革命，渐思超脱亚历山大之政治上感情上的关系，而新取一个独立的态度。尼古拉斯不愿英国专有希腊的保护权；在他即位以前，已对希腊革命军表示同情。康宁即利用俄国新帝之政治倾向，派惠灵吞将军赴俄与尼古拉斯交涉（1826年2月），其结果则英、俄两国协商成立，依两国全权签字之议定书（1826年4月4日），英国对于土耳其与希腊出任调停，而俄国为英国后援。调停之条件当为希腊之取得自治权而对土皇进贡。（但此项议定书迟至翌年4月始正式通告土耳其政府，土政府置之不理，英俄则坚持原议。）维持土耳其领土保全与解放希腊之两个目的几是不两立的。英国此时之地位颇难；它一方面要邀同俄国来助成希腊自由运动，同时又须防止俄国依对土战争之手段以达此目的。
希腊独立与神圣同盟之破坏
英俄对希腊问题之协商成立，梅特涅的政策完全推翻。梅特涅自己亦说英俄两国之此项协定，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划一界线”。神圣同盟根本打破；干涉主义此后诚或可由各国单独行使，但不复能为欧洲国际社会之支配的原则。当1826年列强决定在伦敦开会解决希腊问题之时，梅特涅已自觉其势力全失，他对于奥国大使之训令，以维持1822～1823年之主义为目的，而全然为俄国所摈斥，因其违背1826年4月4日的英俄议定书之原则。此后的欧洲公会不再受正统主义、干涉主义之束缚；此等主义，原系以前特洛白、芮巴赫、卫洛拉各公会之特征，此时则皆成过去的精神。即如法国原在反动党教会之支配下，亦认定援助基督教的希腊人，为对于回教的土耳其人之一种神圣的战争，决然脱离梅特涅的势力，加入反对派的同盟。
英、俄、法三国以上述之英俄议定书为基础，缔结《伦敦协约》（1827年7月6日）。惟有普鲁士依然忠于奥国，与之共行动。列强调停提出于希腊与土耳其政府，而后者拒绝之，其结果卒有拉洼黎洛之海战（Battle of Navarino，1827年10月20日）。在此一战，英、俄、法三国海军合力破灭土耳其舰队，希腊之独立于此确定。
拉洼黎洛海战后，土耳其与英、俄、法三国断绝国交，宣告神圣战争（1827年12月20日）；但真正在陆上与土耳其作战者惟有俄国。（在海战以后，英法仍守中立。）俄国于1828年4月26日正式对土宣战。1829年在保加利一役，完全决定战局，土耳其政府目击俄军直逼君士坦丁堡之危险，迫而求和，于是订有《亚得里亚罗堡和约》（Peace of Adrianople，1828年9月14日）。依《亚得里亚罗堡和约》土耳其除承认希腊之自治外，尚承认对俄赔款，破毁在罗马尼亚之要塞，许一切国家船舶自由通行鞑靼雷斯海峡。俄国因此条约，在东方之势力更增大。
英、俄、法三国之干涉，完成希腊之独立。（1830年2月3日英、法、俄三国代表签定之《伦敦议定书》，正式宣告希腊为独立君主国，受英、俄、法三国之保障。）此时事势，恰与1820年之事相反。1820年系俄、奥、普三国干涉意大利内乱，为君主出力，而英法不加入；兹则反之，而英法两国干涉土耳其之事，以援助革命，奥普则反对干涉；俄国两次皆行其干涉，但前次为君主出力，此次则为人民出力。希腊独立是民族运动的曙光，亦是欧洲新旧政治交替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