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保耳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译文）
我跟席勒亲密的来往和通信，是多半集中在1794年到1797年的中间（时席勒年三十五至三十八岁——译者），以前我们彼此还不十分认识，此后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多，因此我们的通信也少下去。刚才我说的这一段期间，无疑的，却是席勒的精神进展上顶有意义的一段，自席勒发表《堂喀洛斯》（Don Darlos，作于1787年，时席勒二十八岁——译者）后，无期间的戏剧著作的停歇，现在是告一段落了，以《瓦伦石坦》（Wallenstein，成于1799年，时席勒年四十岁——译者）为始，他好像预感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似的，写下了不少的同样名贵的杰作。这时是他的一个转换期，在一个人精神生活的体验上总算少有的。那生就的、创造的、诗人气氛的天才，是冲决而出了，把从前所有遏止他在一个运用思想，以观念世界为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才能的限制，统统打破了，在思想上所必需的纯粹而清晰的形式，是自这次旧战中渐次完成了。这一次是很幸运的转机，不能不说是由于席勒性格上的坚毅和他工作上的勤勉；他常是用这种勤勉以不同的方法以应付某一件事体的。这里便见出，他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质素，而纳入艺术的纯而不杂的规律里去的。正因为如此，他需要一个创作家的奔放，同时，还需要一个批评家的严肃。这在他是十分确实的，所以在他缺乏前者的时候，他就时刻陷在疑惑里，简直有点胆怯，从事于诗呢？还是从事于哲学呢？拿不定主意，对于他那诗人职责也很没有自信，却也是在上面我说的这一个期间，在他的生活上才有所决定了。本来，所有那即使在小小的诗篇制作而感困难者，却都作了他最后胜利中臻于圆熟之境的助力了。
是在1794年的春天，他刚从他的故乡作了一个旅行回来，要再卜居于耶那（jena）。他所得的那一场大病，几乎坏掉了他的整个健康，实在说来，他此后并未恢复，加以这次旅行的劳顿，遂使他一切工作都不能继续起来，但他竭力支持，还在勤苦着，时时作作这，又时时作作那。那同歌德的定交，也给了他不少的鼓舞。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什么是他应当从事的，什么是他能够从事而最有成功的希望的。他已经除了《关于人类之美育通信》（开始作于1793年——译者）外，没开始什么工作。诗是自1790年（时席勒三十一岁）就没动笔。历史的兴趣是淡了，反而对哲学的研究热起来，在这时，他意识间总在计划着《玛耳特赛》（Malteser）和《瓦伦石坦》这两个剧本，只是当时的环境，却像离他决然去着手的时机，还有着一条鸿沟，我为了和席勒接近些，我也在耶那找了房子，住了几个星期。我们天天见两回面，特别是在晚上，我们往往谈到夜深，平淡的感触，我们也谈。这种谈话就作了此后我们通信的张本，从那里就可以看得出，他一步一步地要走向他那最后的，也就是最伟大的创作之途了。
在这谈话和通信中，也露透着比在作品中更直接、更完全的一种伟大精神的活动来的。他的作品，只是他之所以为他的一部分而已。在那活泼新鲜的表现之中，他那精神，纯洁而圆满地流动着。一种人所不能模仿，也不能强求，甚而人能为人所想像的意味，是为同时代的人所感觉到了，并且还流传下来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和性格所具有的那种潜在而像有魔力的效应，常是在后起的思潮中，一代一代的，一民族一民族的，更有力地，更广阔了的再汹涌下去。在郑重其事的写作里，这种活泼的真实性也许要受了限制了，这时就只能像山涧的溪水，略作潺湲之音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进展，老是比写在书里的早着许多，所以凡有所创造或完成，却也只有在这时而未显的，但却是顶重要的时期里才最能有所影响。在这里，自要一个人略去观察，就可以见出一世纪的伟人是如何开思想上的风气的；统他一生的精神，即为的是将律则符合于现象，超有穷以达无穷。这也是我常为纪念席勒而想到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恐怕再没有别人，能以他的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证实这个观念的了。
席勒的诗人的天才，在他第一部作品里就已经看得出了；我们且不管那形式的缺乏，以及在成熟的艺术家看来的粗疏，只消看在《强盗》（Die Rauber）和《费斯可》（Fiesko）中，却就是表现出一种坚毅的、伟大的、天赋的魄力了。已经透露出在他所有种种哲学的、历史的著作中所时而迸发的，以及在通信中所更提明的，对于诗的是一如对于他自己那精神之根源的向往了。那里已经显示着一种男性的威力和净化的纯洁了，这是很久以来为德意志民族所自傲而且是荣誉所系的。可是这个诗人的天才，是把他的思想太往高处和深处紧缩了，于是，遂成为一种独特的理智表现而出，和其余的许多根本的东西分离了，他有的这些，却也自为一个整体。在这之中，有席勒的特别的个性在。他对于作品要求先有深刻的思想，次纳入一种严格的精神的统一性之中，最后还有两方面，一是合于牢固的艺术形式，一是须使每个作品里的取材并不是随便的，乃是从他自己的个性里发出来的一种扩大的观念的整体，这是席勒在作品里顶表现个性的一点。从这出发，席勒为使他的作品更作得伟大和高超，总是先把他那与其诗人天才相关连的理智成分，经过相当的时间，而弄到清晰和明确的地步上去的。他这种特色，就可以解释人们对他的作品之责难的所在了，人们说在他的作品里是没有艺术之神的用武之地的，在他则所谓天才之得天独厚者，实在只是精神界之有意识的活动而已，但我们却觉得，却只有席勒那种真实的、理智的伟大性，才使他的制作当得起这种责难。
如果我把他的件件作品拿来，以印证上面所说的真实，我以为是多余的。现在我却是作一个演进的研究，从我之发现他有这种特性，特别是从我与他之来往，又从我记忆的他的谈话，以及按时代前后的他的作品的比较，看看他的精神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对于读者或者是更有趣些的吧。
各个观察席勒的人所特别感到的，都是这样：所谓思想是一个人之生命的根本成分者，在席勒是比在别人更其有着高一层的和含蓄了的意义了。精神的活动好像永离不开他，有时还经他身体方面的不适的打击，思想可以使他起死回生，思想并不使他疲劳。这大半可以见之于他的谈话，席勒好像生就这样了的。他从不找一种特殊的材料作为话题，他却是任其自然，想到什么说什么，可是自这偶然的话题中，他总把话导之于一个更普泛的观点上去，人往往在他那小小的对话中，见出那是有为精神界所鼓舞的讨论的中心在的，他把他的思想，常当作已为一般人所认可的定论看，而为谈话时所援引着，可是这个刚被思索，他心目的观念就又活动了，于是，他思想上永无休歇。他的谈话，是异于海尔德（Herder）的。再没有比海尔德话说得更漂亮的了，只要一个人在交际上是不太窘的，总可以听到那好好的辞令，被称赞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长处的，很利于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思想、表现能力、温柔之态和高雅之致，是属于一个人的内在的精神的，说话时正不过此中消息之流露而已，因此，谈话总是在一种虽自己好像不能预知谈到什么归宿之中，而有一种打不断的清晰的所在，似乎半明半暗的吧，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而认识那种确定的思路。不过倘若话中的材料是故意的创造的话，自然人所得的就不是如此了。只会反对什么的话，人也不能指望在其中有所得的，那只是有一种阻止的用处罢了。自言自语，人未始不可以听，然而这就失掉了彼此谈话的意义，席勒的话，美丽是不算美丽的，可是他的精神，永远是在锐利和确定下，达到一种新的思想上的收获，这种努力常是在他进行着的，而浮动于处理他那话题的充分自由之中。因此他常是把相关的事实运用着，也因此他的谈话总是那么富于词藻，而这词藻实在却是即刻发生出来的。然而那种自由却一点不破坏他探讨的历程。席勒常是紧抓着一个线索，那是一直维持到终极的，只要那谈话不被偶然的事件所扰乱，总不能轻易放松了达到那个终极。
所以席勒的谈话，常是在思想的领域上得到新土地，也因为如此，在他的精神活动上，常是有一种努力着的独特之见。他的信也是的。他所见到的，总是说一不二的。平淡的讲演，他顶多延长到天黑，这种家常的谈话，却可以彻夜。白日他工作，或者有固定的研究，他的精神同时就可以在工作和研究中得到开展了。可是那种纯以知识为目的的研究，以信赖它的人看去是有无穷魔力，而不至于太拘守于一隅的，但他却还不以此为满足。知识对于他，还只是原料而已，精神的能力才是他宝贵的，在原料中他是要多看出些什么来的，并不是就作为工作的凭借而已。
只因为他是求精神之较高的努力的，他特别注意从深处创造了，小的地方常为他所不喜而忽略。然而也是奇怪的吧，就是他常从极小的部分的材料中，似乎不能使他得什么东西的，他却获了许多方面的见识，当人去仔细考察的时候，这也往往越达到了最有真知灼识的实际了，人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因为那并不是有别面的途径可寻故。在德意志国境他也是见了一部分，并未到过瑞士，可是在他的《退尔》（Teil）一剧（作于1804年，时年四十五岁一译者）中，却已经有着最活泼的描写了。谁要曾在莱茵瀑布旁立过一次的，一定在那一刹那间会无意地忆起《潜水者》（Des Taucher，作于1798年，是一民歌体的诗——译者）中最美的那一笔，那是活绘出这个激动着的水流的，其壮观真可以吞噬了观者的眼帘；然而这也是并没有身历其境的张本。席勒从经验中所得到的，他只消看一眼，以后就可以作为描写他生疏的地方之用了，因此，他不轻视听讲中的研究工作，每是在一种偶尔的取用之资里，他会坚牢的印入他的深思，而他那时刻在活跃的幻想力，永远在生动地工作于任何时地所搜集的材料上，以补足了这种十分间接了的了解之缺陷。
同样的情形，他可以采取着希腊文学的精神，纵然他看的只是译本。他觉得一点也不费事，他就也来翻译，可是他却没译完，他要保存那原译的价值，因为他是太喜欢那一字一字的拉丁文的句法了。这样，他只译出了那一场，就是鸠律披策斯的《泰提斯的结婚》（Hochzeit der Thetis）。我承认，我每在重读时，是有无穷的愉悦的。那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交代了，乃是传达一类属之诗于另一类属，幻想力所得自原文的活跃，是更繁复了，所以表现出一种纯粹的诗的效应来。关于这，人们只能归之于一般的幻想力与感觉的能力，那是一个诗人和他那观念的内容所分不开了的，由他的创造中，总是把那鼓舞的气息吹送给读者的。古昔的精神，便影子似的，着了可使诗人耀眼的服饰而显现了。但是在作品的每一笔中。却都有一种原始性的状态很了然地存在着，而且是这样纯粹了的，因之可使人自始至终，便对于古昔很神往。我现在并不是在说席勒的翻译强，我只是说席勒之深入于希腊精神，这尤其是表现于此后的两件作品上而已。《依比库司之鸽》（Kraniche des Ibyks）与《胜利之宴》（Siesfest）（皆作于1798年——译者），其带有的古色古香是这么纯粹而且亲切，人甚而是不敢期之于近代的作家，说真的，也是那么美丽，又那么充有活力。这诗人是把古代的精华吸取而变为自己的了，他在其中鼓荡着自由思想，于是产生一种新的，而在各部分却是他自己的气息的诗篇了。这两篇东西有其绝然相反的对照。那《依比库司之鸽》可称为一个完全的史诗；所有这诗之内在的价值，都是在打动人类心坎的艺术家之表现力的威权和迸发的观念与思想上。一种不可见的，只由于精神所创造的诗的威权，在实际上表现一种稍纵即逝的力的，是根本的属于一种观念世界的，却也就是席勒所活动于其中的。在他造成一个民歌的形式的前八年，他的意思是已经有了，这是清清楚楚地表现于《艺术家》（Kunstler，作于1789年，时席勒年三十——译者）；这首诗里的
幸运之神歌队声，
凶手逍遥无人惩，
歌声之中死者影。
即这个观念论，就也有完完全全的古风；古代文学对他是很有使他的作品蒙上纯一与强烈的色彩之作用的。所以，那个整个故事是自他那里一涌而出了，特别是倭伊门尼顿（Eumeniden）之出现和歌唱，所受的影响，尤为显然。伊斯启里斯（Aschylus）那有名的《和歌》，是简直织有近代诗的韵脚与用字的形式的了，但一点也不失其静穆伟大之美。席勒的《胜利之宴》却是抒情的，又是客观的意味的，在这里，那诗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胸臆加上了，并不只是古代的观念情感了。可是在其他的方面，这诗有点荷马意味，也像别的诗那么单纯。只是在大体上有一种更高的更独特的精神，为古代诗人所不及，而且正是因此得到它的伟大的优美性。运用古代诗里的一段，而赋以更高的意义，这在席勒早期诗里也这样作过，而且不少。我只引在《艺术家》里形容死的一句吧：“必然的归宿之柔和的逼近呵。”令人忆起荷马的佳句“柔和的射击”来，然而他把“射击”改为“逼近”，一转手之间，意思就更温婉和深刻了。
对人类精神活动能力的信赖，由诗人的描绘而夸大起来，是充分表现在《哥伦布》一诗的顶端题句上了，那是完完全全代表着席勒的独特的个性，而吟咏在诗里的。信任这种为人类所不可见的，却即存在于人类间的能力，以及在这种壮美的、幽深而真切的景象，内在的神秘的处所之中却有一种一致性，现在实与神秘为一性情所统摄，于是那原始的、永恒的主体之真实与反映，因以可能，这就是席勒的观念体系。同时又有一种坚持力，他用这以应付各个理智上的课题，非到彻底解决，决不放松。在《塔利亚》杂志（Thalia，本为剧神，此为席勒所创办的一种文艺杂志——译者）中拉裴尔给尤律斯的信上说的“当哥伦布在没经过的海上，毅然走入一个不可测的赌局”，这句勇敢而美丽的话，就已经透着他上面这种信念了。
从内容与形式上看来，席勒的哲学的概念，不过是他那整个的精神活动的副本罢了。二者在同一的轨道里活动，而且走向同一的目标，只是那活动着的精神常有更多的材料，而在他身上运行着的思考能力，却又永远不休歇的使那流动的精神增高而已。他统摄了这一切的终点；便是以人类的天赋之总和的表现，凭人类分辨能力的和谐一致性，而达到人类的绝对自由里去，在我看，二者是一而不是二的，只是一个求变化与材料的，一个乃是求一致与形式的，在这里已经表现出那是由自由意志的和谐性，而追求一种超乎一切目的的根源的了。在知与意志中间毫不受限制的施行着的理性，对于直观和感觉是分别地处理着，而并不使二者的范围互相逾越的。正相反的，却有一种情形，感觉自自己的独特的本质里，而入于自己所选择的轨道上，成为某一种状态而出，在这状态之中，直观凭了种种不同的规则，采取了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有路可寻的，乃是由忽然的一下，而豁然贯通，其中根于感觉和直观的这两种性质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是为那互相作为根据的现象所扫除了，于是对于人，就有在那现象之中而存在的一幅图画出来，不是给的现象，而是给的方向，这个呢，我们便叫作是审美的。因为它所处理的材料是成自感官的，并非借助于概念，所以可以当作有独立性的自由在。
在《论妩媚与庄严》（Anmut und Würde）及《关于人类美育通信》里，这个意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但我很疑惑，这个带了内容繁复的概念的和成自稀有美妙的讲演的论文，现在人人要读的，是不是要颇有考虑余地的保存下去。实在说来，这两篇东西，特别是那通信，不是没有毛病的，席勒为巩固自己的立场起见，就走入了一个比较严格而抽象的路了，因此，倘若把他讨论的对象，以为可以应用无阻地试一试，就办不到的，甚而只求概念中的推论没错，也仍还不成。然而关于美的概念，关于创作与行为中之审美的成分，也即是一般艺术之基础，以及关于艺术本身，那却是把最重要的问题都包括了，这是已经到了不可更易的地步了。在这整个范围里，那种非从枝节的原则立好不能解答的问题，是没有的。这不只是因为概念的处理和划分清晰所致。却是由于在那论文里一种稀有的长处，就是在它那整个范围里，在它那完全的内容里，把所有可以生出的枝节都已交代好了。总起来看，在那论文里的意见是并不分割和破碎的，倘若让我用一个比方，则不是像多面镜样的，一面映着一样的光彩和色泽，这特别是在《论妩媚与庄严》的后半，分别情感与行为有许多类属的时候尤其看得出了。
从没有把这些材料处理得这么晓畅，这么完全，这么清楚的。这些材料是没有完的，不只是概念之整理，而且还有美学的以及伦理的教育的问题。艺术与诗是直接诉之于人类的最高贵的素质的，艺术与诗是开始提醒了人类，在超乎一切有限性之上，而另有一种住于人间的素质的存在的。艺术与诗都是建于崇高处，直为崇高而生。确定二者之追求崇高，同时对凡属琐屑猥俗之见，凡非发自纯洁本源之感，皆排除之，这是席勒所永远俛着的独特的聪明里的，就好像在他根源的倾向之中给了他一种真正的生活的指针似的。因此，他所首先而且严格要求于一个诗人本身的，并不只是好像分离着的作用的天才与智能了，却是因他的天职之崇高而所允许的他那整个性情之流露，他不只是昙花一现的刹那的存在了，乃是成为性格了的一种升腾。“在他要触到那美妙的事物以前，首先而且最是当务之急的，便是把自己的个性先作到最纯洁的地步，而且把庄严的人性也要净化到极处吧。”这一段是采自《关于毕尔格诗歌》（Uber Burgers Gedichte，此文作于1791年，时席勒年三十二——译者）的，席勒把对那有理由而受反对这种意见的诗人之不公平的责难也一口道出了。无疑的，这批评是太苛。因为，只要语言之差不多的一致的状况是允许我们在德国有这个时代的诗的话（这是系之于一切诗的作用的条件），那么，毕尔格的各种幻想就确乎唤起诗意，而毕尔格的各种情绪也确乎抓住一种在他是完全适合的真实与深刻了。席勒在他后来的通信里，也已经承认，在那批评里，提出的理想只能适用于特殊的情形了的。所以在他这一般的要求之中，是什么东西也没留给了我们，却只是可借以见出席勒自己的个性的与人格的表露罢了。他这种要求，再没有比碰到是施之于他自身时那么严格的了。人对于他可以确实地这样说，从很远处而俯就流俗，或与庸常为邻，在他是永不会的，而那高超而可贵的见地，却是常充满了他的思潮，而且在他的情感、生活里，也往往带了出来，至于对理想的憧憬与努力，更是常鼓舞于他的诗里，以及小品里，有着同样的活泼新鲜之态的了。因此，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有人所谓的“弱而无力”，或者“平淡无奇”。此外确实地还得加上，就是我已经说过的，他那种精神能力常是用着相同的紧张而在工作。至于说在一种消遣的意味下面把精神放松一下，那他是好像不懂得的。从这些地方可以给出席勒的个性，而在他的诗与哲学论文中却是不容易见到的。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些小地方纵然表现了，人们会是为别的兴致的放过，只有现在他这责难，倘若我们加以注意的话，就见是直触到他的个性的根本了，因而他那性格的高尚的统一性，遂明明白白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他对于他早期作品之严格的批判，也在这《关于毕尔格诗歌》的文中，而十分强烈的表示着了，而在他死的前二年，为他的诗集预序的文中，说得更为显然。在这里所损伤了他的伟大而细腻的感觉的，也就是人们所称为他的生活的第二期，很明显地表现于《堂喀洛斯》，以后却未曾犯了的，也只是不合于他这诗人的个性和人格罢了。他那高洁的，以人的性格与生活的见地为出发，费全力而努力着的意味，在那部作品里，却也同样表现着了。在他所损伤了的，只需要一种艺术家的修正就行了，这种修正是对误会“艺术的真”的观念而言，是对不知把部分统一于全体的必要性，因而有一种不相属的不清晰的鉴赏力而言。同时，材料的选择，当然亦受影响。在《堂喀洛斯》里，席勒像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光景。还有，在这里，是有他泛世界性的立场和国家之感的冲突，以及他那得自经验的概念和并无概念而只有有限制的经验之认识的交战。很显然的，这命运是悬之于民族的与智识的裁判之手，以及观念的境界之消退，并在这极大的政治兴趣之中，是又不掩那夹杂着爆发的、热狂的、无邪的、又有点报复意味的爱的色彩的。就是这样，这些成分，还有那时时要向高处飞腾的原动力，在包围着我们诗人。可是选择呢，还是听凭了他以前早已养成的性格。这并且还见之于他表现的形式，他把散文放弃了，那是在他写《瓦伦石坦》初稿时所采取的，重新回到散文来，他于是发现他以前的错，这发现对他便有着永久的用处了。那在《马克斯》（Max）与《泰克拉》（Thekla）中间的第一场，原先是早写的，硬没有用散文写，一写却就是用的韵文了。
像我上面说过的，诗是在全人类的努力之下要达一种高超而严肃的境界的，凡狭小偏枯之见，都可借时消除了的。但是深中于德国人士之心的，却是忽略这种抑此扬彼的看法，只以为诗是生活中的一种开开玩笑的装饰，要不，只是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直接的道德的效用和教训而已。诗从席勒那手里才又救出来，自然，席勒是由个人出发的，可是他却是运用了他身上的德意志民族性，而从语言的本源上，窥见了那隐藏的本义，又会重新恢复了去应用的人。在这里是有精神演进的意义的，所谓精神演进就是世界历史中的观念的一方面，和什么事实，什么行动相对待了的，现在在这精神演进中，开始有一个新尺度了，这新尺度便是由个人的特别幸运而获得了的，但看去虽似乎超过于一民族的精神阶段的，其实它还是借助于民族精神，是并不意识地，由一人的个性而显现罢了，但结果却仍是归入民族精神的巨流里去。现在，艺术及一切审美的效用，是得着正确的看法了，实在再没有别的新兴的国家，有像德国这样的成绩的了，并不是诗人自夸，确乎是永久可以视为伟大而煊赫的一种收获了。德意志民族性之里面的真正的倾向是在他们的伟大的深入性上，因此他们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奥秘，因此他们的事业都是带上了观念的，又加之以感情的色彩，总之，全和这深入性相关，在这地方，德国不同于其他的任何新兴民族，而在这里深入性的概念的决定上，倒是宁近于希腊的。他们追求诗与哲学，并不求二者之分，却在求其合，只要他们在努力于哲学，也不管是纯粹的，是应用的，对于那不能舍弃的影响也许常有误解和强解，但那激动永远是保持下去，而总有新的心得。就看在前一世纪之后半，那宏伟的精神，便是不能否认的。因诗与哲学的性质之故，二者是居一切精神活动的中心的，只有这二者是可以连结所有的部分的结果合而为一，只有从这二者出发，才有在一切之中的统一性及启发性的流露，也只有这二者，才代表了人类是怎么样的，而一切其余的学术与事业，人们却都可以完全从这二者分割而出，那至多不过见出人类的所有物及所适应而已，但没有二者，则人类聪明的爝火即息，一切博大周深的知识亦将陷于支离，而且对于一己，对于民族，对于人类之重视，必遭阻止，自后人类将弱而无力，惟二者之出，则所有大自然，全人类，所欲解决之课题，悉变为可能。可是，什么对于“真”与形象的研究，什么对于“美”的歌咏，倘若不知道所有那些可变的性质并不是散处的对象，乃是公开于精神界的一种纯粹的目的物的，则“真”与“美”仍是空名。席勒的使命，却就是直接从事于诗于哲学，凭他的理智的运用的独到性，而把握并且表现二者根源和本质的。所以，上面我说的这种看法就自然降到他身上了。
在席勒最惯好抱了的一个意见是，凡淳朴粗糙的自然人（这是席勒的名词），可以先经过艺术的陶冶，次被上理性的文化的。用散文的，或者诗的，他说了好多遍。据他说，大抵文明之始，由游牧而为农业，人们是爱把幻想力驰骋于带有宗教味的视如慈母样的大地的。他坚持神话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代表人们的欲望，倘若传说的痕迹是靠得住的话，那么那个掌农业的女神德默特（Demeter），是这些神中的要脚，作她胸中还有人的与神的感觉的结合，这不是奇异而可深长思之的现象么？席勒很久想把亚提克（Attika）受外族侵入而生的初期文明，用史诗表彰一下。《爱劳厄西斯之宴》（Eleusische Fest）即是这个未实行计划的一部。
如果席勒再体会一下印度文学的，他一定比由希腊文学，更知道诗与哲学的联系的。在印度的早期诗，一般地讲，是更其庄严、虔诚，带有宗教味，视希腊文学有过之，只是没受外来影响，却更自由些罢了。但其塑造性因此而失。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可惋惜的，却也是令人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可称赞的，就是席勒对于人类的演进过程以为可见之于语言，说了不止一次了，据他的意见，在语言中可见人性是二重的，不过不是分开的，乃是消融于一种象征里去。语言把哲学的与诗的作用结合于精确的理解上，在字的方面有比喻，在读音的方面有音乐性。同时，语言表现出一种到达无限性的历程，就是语言的符号可以激动起到事业活动去的力量，而这种事业活动乃是无止境的，而且由它所立下的目标前进，由越过更大的，再更大的，而至于无穷。因此，语言便是席勒观念范围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对象了。据他说语言是属于氏族、种族的，不是属于个人，在人类还没仔细意识到它时，已经可以用它作为工具了，虽然不晓得它贯彻于生活中的意义。因此，不能漫无条件的把它作为教育的工具。人类也常有并非原来创造的意味的影响及于语言，这是当然的，所以语言之有其最高的诗与音乐的性质，乃是在初期，这时人民可以用特别的飞腾的幻想力，造成之，运用之。经时既久，语言渐渐失却这种形成的光景了，至少那进展在我们是不易见了，于是成了课题似的，似为悬案了。倘若人向那没有文化的民族，带了研究自然事物的虚心，去看一看奇怪有趣的语言的构造，想一想那往往是在长久黑暗中而忽然有所发明的现象的，人却一定可以见出，语言是与人类同时并存，而在语言发生之前可说没有人类所特有的事情可想，并且在语言初有时，情形又是十分和平，有打算，但不为深的或柔弱的印象所囿，社会之野蛮化是以后的事情，于是相反相争，激烈的忧患，才杂然而起了。不过在我们看，至少如在《美学通信》中所包括的自然状态，是难以用这样看法的，而且多年还没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出自人类的天性，什么是出自语言的性质，又如何结合，如何消融为一等等。
喜欢从事于抽象的概念的思索，把一切有限的置之于一个大的系统，于是终于连结于无限，这在席勒都丝毫不是受外面的影响而然，却是发自他自己个性的。他这种精神之自由的活泼的充分发展，是在他生活中之第二期与第三期的，倘若我们把早期的三个悲剧作为第一期，把他的最后的一剧自《瓦伦石坦》始为第四期。我在这篇论文里，已经说到过《堂喀洛斯》了。在《塔利亚》杂志中所有的《哲学信》（Plilosoplische Briefe），同年作的《退休》（Resignation）就见他在热切之早年的哲学的理性的飞跃之中，是有一种极显著的特色的，可以视作他那成套的哲学讨论的开端。但是那进展是曾有一度的停滞的，自《论妩媚与庄严》出，可以说在席勒的思想上又划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的缘故，当然是归之于康德哲学的钻研。那两篇东西，我们不能只视为诗人发表的己见而已了，却是当看作那是他遗留给我们中的最贵重的宝物才对。那些通信，是有不少令人觉得心旷神怡之笔的。也不能说是那一派的东西，却只是渊源于一种辽远的，动人的精神罢了。在《退休》中，他那独特的个性，是充分表现在那用简单而直接的话所说出的宏伟深奥的道理中了，带了不可测度的形容，还有那适合于道出勇敢的主张，和自发的创造的见地的语言。他的大部思路，人可以热情的而在活动着的性情之呼声视之，可是那热情却是纳入考虑中了，那表现也是深思及经验的结果了。
康德担起了一件最大的工作，而且完成了，这工作便是表现每一种哲学的理性考索是要有赖于个人的。他给哲学的进行找着了一种道路，为任何国家的哲学家所必经的。他把疆界量好了，他把地弄平了，把一切不可靠的虚构给毁了，这种工作的完成，也就是新的基础的成立，在这种新基础之上，使哲学的分析，以及早日易使人迷眩之体系相遇，他把哲学这个字的真义，更又恢复到人类思想的深处，所有各大思想家所指明的，他都最完全地吸取了来，而统一起来，矛盾之点，悉行消除，深刻与锐利的辩证：恐怕再没有更超过的了，可是并不失却分寸；单这样还不能得真理呵，那哲学的天才就另有办法，即将无远弗届的观念组织成的线索，依其各方向，而尽情地伸张，之后则各集合于观念之统一性之下，要知道不是这样，任何哲学系统是不会成功的。人们所在康德的著作里可以发现的情绪和感觉，席勒是早已注意到了，就是哲学的事业是要求两种性质合而为一的，即思想与感觉是。人不从一个人之精神所指向的道路去看一个人，人也可以从他的环境去认识一人的天才的特出。无论在性格上，或者知识的范围上，决不能都令人无所容心，总有在他的圈里，为他所吸引的东西，而在他的理智中的独立的原则当然占上风，于是他那独特的个性就可以光明四射了，像天上的星辰似的，材料却供给了为所普照的旷野，在这里，便是被一种巨大的观念所导引的想像力是已。幻想力的伟大与有力也就是康德在思想上所有的深刻与锐利了。直到今日，所得之于康德哲学的是多是少，以及日后又如何，这不是我想问及的；只是康德给予他的国家的荣誉，康德所给予玄学的思想与用处，倘若人愿意规定的话，却是不可动摇的了。关于这，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他所破坏的，从没再建起来过；第二，他所建起来的，从没有毁坏过；第三，最要紧的，他所创的改革，在全哲学史上找不出相似的来过。所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出，当时虽因为我们连薄弱的考索的哲学也是缺如而无大影响，可是以后却与德意志精神长存了。因为他不是教人以哲学或哲学的思考，也不是宣传什么发明，却只是点燃自行研究的火把的，所以他引起了不少的间接的受他启发的系统和派别，而且他那精神之充分自由的特色，也表现于唤醒哲学界都走向独立创造的道路上去的一点。
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多半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时代里不能，而且永远不能解释完全的一件事，谁可以解释像歌德那样突然出现，他的作品的前后期都是同样伟大，同样代表天才的圆满与深刻的么？然而他还是建立了诗坛的新时代，创造了诗的新面目，给出了语言的形式，为本国的思想精神作下了一切后起的推动力的，这有多么奇怪呢！天才，永远是新的，永远是给人规则的，他所有的自他一生存就有了，但他的根源，却不能从他的前辈中预测，天才一出，他自己就有自己的方向。在起初困窘的情形中，康德对于哲学尚无所适从，他也找不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他到底是要感谢古代哲学呢，还是近代呢，这是不好说的，他自己却就有锐利的批评力了，在这方面煊赫起来，而和后来的新时代的精神相接。在他更是奇怪的，他领导着他那一世纪的一切进展，而自属于当日事事中之最活跃的部分。那时，是他跟前的任何人，都是把哲学冷冷地放在人类胸怀的深处，而理不着的光景，再没有别人把哲学用之于这么繁复，这么广大，又这么有结果的处所的了。这在一切著作里，在在给了那著作以全然特出的引人入胜的优长。
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席勒眼前，能熟视无睹。他是时时为事所鼓舞的，对于诗，更是生就了的使命，全生是在诗里头，可是此外，他根性上却是更喜欢结合一点更高的东西，因而有种学术吸引他，这便是必然的了，而能抓住对象的根本和究竟这一点，也是他的性格。忽然间，有一年没被人注意间，时与地都合适，席勒就正在那个处所，一种热狂袭到席勒身上了，即在回忆中亦仍是可喜的一幕便出现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是康德之对于席勒的。席勒所发表的创作是更多端的了，而在别的活动，也格外有了起色。他找到了新哲学中适合于他性格的部分，整个的系统，他没走进去，可是他紧抓住美的原理与伦理法则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那种自然的、人本的感觉，以及纯粹的性格，是作了他的哲学的预先的地步了，这时，那从前一般流行的学说是又代替了新的正确的观点了，而壮美又为人所轻。席勒则不以这种学说为然，依他的思路看，却以为只是一半由于人的感觉能力受了损伤，一半是由于人没充分的注意，所以依人类中由美的原则所立下的自由活动的一致性才不能和理智的统一性一并实现。这时席勒在《论妩媚与庄严》中，才首先公然提及康德的名字，可是他把康德认为是自己的反对者了。
这是席勒的一种根性，就是当他碰到一种伟大的思潮的时候，他决不是打入那个思潮的圈内，却是生出一种受此思潮的绝大影响而独自创造的东西来；人对于这简直要疑惑，也不知道还是赞美这思潮的伟大好呢？还是赞美那性格之深厚和焕发好呢？真无所适从。不隶属于另外的任何个性，这是各个有伟大的精神能力的人的特色，各种强烈的性情（全然相反的个性自然是看作另一整体），去各式各样的看透，去称誉，但从这称誉的直观中而创造一种新能力，以利用于自己所决定所指向的目标，任何不属，这是席勒特殊的性格所具有的。但是这种关系也是发生于相近的精神才行，他们的不同是会在某一更高的点上相同了的，有一半在乎这一点上的确实的理智上的认识，还有一半是缘于性格；可见对于事情的兴味的背后，是还有人的问题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是有其分别与独特可言，而其理想的合一的地点何在，在无限之中而有所决定的一事，也才于以可能。这正是席勒与康德对立的情形。席勒并不是取自康德；即在《论妩媚与庄严》及《美学通信》中所贯彻的观念，也是在认识康德哲学之前的著作中就有着萌芽，后来也不过是把他自个的精神中之内在的、原始的底蕴加以表露罢了。不错，自从他有了康德哲学之后，他的哲学就划了一个新期，但康德所给予他的，乃是帮助和启发。就是没有那强大的不同的刺激，就是没有康德，席勒自己也会发挥他那独特的观念的。惟关于形式的自由，却似乎从康德而得。
我方才所谓形式，并不是指的风格，在历史的、哲学的、诗的各方面的风格，席勒还是自己创造的。在他的著作里，曾有论到语言应当如何成其为表现的一段，其见地是已达到很高的地步了的。谁要评论到风格，不是从已有了思想再找定式去论（那永远论不对，因为既有形式可言，则形式之完成已得故），而是从每一时每一刻要在表现中即有独立的风格去论，他一定要赞成席勒的风格的。因为他是在能达出他那独创的性格的烙印之外，同时还给了使一般人在各自的情形里都得到风格的法则。
我这里说的席勒的风格，还指着他那诗里多少有种隐藏意味的特色，这就是其中常致力于完成几个哲学的观念的一事。他那诗里有观念是不错的，并不是只饰以诗味的花样便足了，因此，这样诗在诗的全体里便另备了一格，读者之得到那些观念的时候，那些观念是仿佛求一种鸿沟的彼岸，并没有理解上的桥梁似的，至于席勒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观念者，只是借助于诗人的想像力的飞跃而已，席勒哲学诗就是这种情形。当席勒写诗的时候，他就是写他自己所感到的，不过，为使人取信起见，首先当然是用不受限制的形式写了，其次却即用他那具有的特别能力了，便是使想出的观念能够纯粹入于诗的表现，而把他的材料又送到无穷无限的范围里去，在这范围中，他却不是作之于理解，而是凭借诗的力量和认识的总和，席勒在任何地方声言，世间并没有真正的教训诗，只是像他那样的是可能的，就是只道出他自己的观念。在这里，他似乎是指的《逍遥》（Spaziergang，作于1795年，时年三十六——译者），在这首诗里，他是超出于描绘自然的景物了，多半却是驰骋的幻想力和一般的感觉。此外，几首比这早一些的诗，《希腊之神》（Die Gotter Griechlands），《艺术家》，还有这晚近的在哲学的路上被启发的一些观念的写作，都是这一类。这也是无怪的，在一个诗人的进展上，他的哲学观念之获得，当然得由幻想力和感觉。
席勒的历史学的工作，我们可以看作是他生活中一件偶然的事，而且是由外界的情形所唤起的。当然，由于历史学之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可以使人有用武之地，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席勒在他精神的特性上是被吸引于哲学，当然也就被吸引于历史了。我为了还有几句相关的话要说，所以把这一点放在这儿。像席勒这样的人，由他的性格的关系，是要求经过观念而用观念以得到感觉材料之自由的统一性与权威性的，所以决不能回到那有许多范围的丰富的复杂性上去，因此，他的永远的工作便是把由幻想力所制就的材料铸入一种有必然性的形式之中，而且他也必定有极大的愿望去找这种形式。在这里，因为要表现出来就当然要形式，而这种形式当然也不外是既有的材料中之所有的真实了。史家的才能是近于哲学与诗的，倘若二者都没有点根苗，而要向史这方面问津，在成就上就颇有点可疑了。这不特是关于历史的写作为然，关历史的研究亦然，席勒颇以为，一个史家自要对于史料在其来源上有了确实的可靠的研究以后，就可以组织为历史了，即此为止，也就是很完全的了，纵然那表现方面全然是误解也不妨。事实对于史家，犹之乎一个人的面孔对于塑像者，照抄而已。至于如何是那有机的机构，如何是那形势所代表的精神的意义，则在那简单的成堆的事实之中，自有其一个活的统一性，以这为中心，它自个就在那儿显示着，表现着。不可避免的，是在事实与叙述中间，往往夹杂着史家的史观，关于这，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可是只要史料是确实的搜集，和确实的认识的，则他那哲学的，与诗的重要的见地也就已经在作出了。因为在这里，那真理与精神界是在一种充分神秘味的联系下，而存在着了。在事实的搜集中，在来原的研究中，以及由此而得推论等，席勒都作的非常正确，非常小心。在他执笔写诗的时候，他不忽略他的历史的或者体验的学问，因为这些也为他写诗所需故，倘若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时而致败的话，那一点也不能是因为他努力的不勤，却是由于缺乏方法，身体不适等等以及其他偶然的事件。零星的不确，人不能遽认为一般的大端之不符的。自然，在他这种研究中，整个的印象的把握，是特别出色的，为的是和诗的工作相近故，也是由于这种爱好，他才致力于史；这见之于他与恪尔诺（Chlristian Gottfiel Korner，1756—1831，与席勒通信集出版于1847年——译者）的通信。在这里他才说是历史的工作只是一个次要的目的。要不的话，在他晚年不会对历史的兴趣全然消失。在1802年的秋天，是我最后见他的一天，他还告我，用一种极其热情的意味，说他可以实现一部罗马史的计划，那是要期之于晚年的，只要诗的创作的热狂是离开他时。实在说来，还没有别的历史发作有这么伟大的戏剧性的，尤其特别的，是因为席勒乃是凭观念而去得古代的和现代的巨大的世界史之关键的，而细力处则又注意到了这一个城市的地方性。我们可以忆起歌德说的那个妙语，就是罗马城的历史乃是异乎世界上任何别的城的。“在别的城，人总是由外向内去懂得，罗马城，人却得由内向外来体会，它给我们留下许多东西，但却又自我们这儿带了不少东西走。”
天才所施展的是用他全副的才智致力于他天性所近的东西的。这样的创造是有两点，对于各个才智特出的人都有着重要的决定的意味：一是天才必有所专注，因为每一类的事情之中仍有不少的花样；二是天才必有精神的自由，在专注之外有其凭理智的观点而具有的一般的概观的能力。在这种才智的边沿及其有此种才智可能性的关系之中，也常有发展不得于此的人，则可以发展于彼，人人是有各样不同的才智的，被埋没了也是常事。席勒，人人是以为诗人的，在这里我觉得有提明的必要，就是所谓诗人者，却须是他的整个的精神方向，也即是从他的哲学的意味的方向上说才有意义。倘若只标明他的诗人天才的话，倒似乎他并没走入诗人的轨道。一个伟大的精神的性格的描写，往往带出那特有理智力所观照的事事物物的根本来。我在这里并不是希望每个读者都有这种观点，只是席勒，如他自己所观察的，他的特性是极清楚而确然不疑的，在大体上是可以看作如此的罢了。我在这里却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不把席勒的历史的、哲学的活动看作只是多方面的精神现象了，也不是他在瞎摸之中，为的是找他的正当出路了，却是，二者都是发自他那合一的、深刻的、丰盛的、有力的惟一源头，而用诗意来发挥了而已。犹之乎在身体里，各种材料是归到它适合的部分而被吸取，在席勒，诗乃是内在的结合于思想。它自直观与感觉，流露而出。从这里，他有他创造的想像力，这想像力乃是把炽热、深刻、强大三者融而为一，可说在新旧诗人中，尚无其俦。思想与描写，观察与感觉，在他总是交织着的，在那成功的作品中，都是穿插得宜，决不失之一偏的。人不能以把精神看为是有时静，有时动，可以分，可以离的互相逾越，互相影响的东西。在精神里所有的，是只有活动，在精神里所把握的，是只有统一，只是在发挥上有其不同的方向罢了，那只是由于不同的甚或相反的推动的力量的作用罢了。每一时刻的思想，负荷着铸就的精神的总体，在一种小小的思想中而代表整个理智的活力的现象，是使席勒非常感到的，即此一端。也就是由他那真正结合于他身上的活力而然。在《歌唱之力》（Macht des Gesanges）一诗里，最美丽的一页是表示出了“天崩地裂中的大风雨”（ein Regenstrom aus Feleenrissen），足透此中消息。所以在他邻近的，诗也好像没看在眼里，乃是一种高的境界，在这里头，他是超过了他的一切零零碎碎的各别的活动而上之，连诗的天才也超过了，却是最有力，最有威仪的一种境界，凡为血肉之躯，无不为之震撼了的，单称为自由是不够的，只可称为全然特出的超越一切的能力。
以诗人看，他之为诗人是如此了，即他的诗的外形论，也是有着他加倍的生命力的。所有是艺术家的、诗人的，都有这种自由飞扬的性格，可是诗人或艺术家也并不是不劳而获，就有他们的幸运的。他们还需要工作，只是这种工作完全出之他们的性之所近罢了，而这在席勒，因为他的特性的关系，却更增加了这工作的繁难性。他的目标，悬的很高，因为一切诗的目的，他算看清楚了，诗的不同的道路，他也估量得极其确实了，而精神能力的整个效应，倘若这种表现是能够企及最高的自由的选举的话，他观察得也非常透彻了。他自己也认识在他那伟大性格中的理想，而这理想在他是永在升腾，而决没加以压抑的，同时，他由于他自己那充分光明的建树，他是彻头彻尾属于观念的、感伤的、婉抒的诗人一派的，所以他提高他的个性时也是就这一方面才有意义可言了。他努力于他自己的性之所近的工作，有时也努力于别的，他因而不只是一个创造家了，而且是一个裁判者，为的是要求从诗的效应而影响于思想范围的探索。这是可十分赞赏的，就是那为诗人所不知的，也不能解释的，永远在前进的天然能力，是使任何东西不能在他眼前落空，在这里，犹之乎在别处，他的性格是整个的活动着的。再没有别人是他那样钻入感觉材料之绝对自由的，是他那样钻入在直观与幻想力之下的完全的而脱离观念的独立的机构的了，而他之如此作，一点也不是由于理论的观念而为之。他所创造的，毋宁是源于在他所常有的内在的有力的压迫。所有别的感伤诗人所遇到的，只要他们是感伤诗人，在他们诗里总是很少有可塑性，总是很少有感官的印象，而在他也没作了例外。但也许，在更高的等级里看，他是属于淳朴、直致的一派，而不是走入伤感婉抒的一派。他自己所具的性格是引他到高的观念上去的，在这种观念之中，那伤感的分别是已经消除，因为已无所谓派了。倘若他有这种特权可以称为诗人天才中之最伟大的话，那么，他就是在那观念之中，他已经把那理想的建造的感官材料之绝对的自由的要求，作出来了。
那种只是激动的、痛苦的、单纯的写作着的诗，简言之，即只是自直观与感觉而成的，在席勒也不是没有，有片断，也有整篇。我只举《理想》（Die Ideale，作于1795年——译者）《女孩的悲哀》（Des M?dehens，Klage）、《溪水旁的少年》（Jungling am Bach）、《泰克拉》、《鬼声》、《致艾玛》、《期待》（Die Erwartung）等，就够了，这都是只给出感觉印象的再现罢了，在这些诗里，人可以看出来，席勒的理智的特性，只是一种轻轻的反映中而已。那充分表现了诗人的天才的，是在《钟之歌》（Das Lied von der Gocke，作于1795年——译者）其中音调之抑扬，描写之极度生动，直把万象之一切意义，和盘托出，凡人类社会之生活遭遇，皆参透之，而若由人人之肺腑，一涌而出然，但皆托之象征的永远的钟声，此钟声乃以种种不同之姿态而继续达此诗境，一无休歇。再没有一种语言里，我是见到这样的诗了，那是在这么狭小的一个形势之中，而达出那么宽广的意境，那一切人类的深的情感是在里头了，而且完全是一种抒情诗的意味道出了那带了严重性的人生了，又表现出似乎通过一种自然的划时代的史诗之那么亲切了，诗人的直观性，是由之而增了，而那像从远处来的森罗万象中的幻想力，是与真实的被描写的对象，直接相应了，但二者却又像平行样的，达到同一的终点。
倘若人们明白，我在这里说席勒之无休歇的精神活动，以及他那诗人的天才与一种强大的力量之紧密的结合，那是在他的思想范围以内吸收种种事物的，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人们一定可以理解我先前所说的在他的诗的进展上所批评着的段落之意义了。任何伟大的诗的杰作，需要性情的流露，但当席勒从耶那而返的时候，却久已在这方面失却了。有一部分的理由，是他在计划《瓦伦石坦》，那是他久想动手的，但迄未著之于笔。以材料而论，是在他的环境下可谓太有刺激性的了，以他的创作而论，则多少有点羞涩的感觉，为的是怕在完成之前，预备的太不充分了。谁要是懂诗的人，一定可以见出，这是诗中的一篇巨制；以席勒之结构的能力，是把这材料丰盛的内容，只挤入三个段落。已足惊人。再则席勒对于适用于舞台的要求，也业已提高，所以在他偶尔的停笔之时，便越参考于正确的批评，并不忘一字一句，都使其不苟。在一切艺术制作里头，都需要对于已经知道确实了的实例的信赖。席勒在这里却没注意。他的早年的作品，不足证明他的才智，所以他现在进展到的才可作为批评的依据呢。《堂喀洛斯》是藉外面的环境而咏出一个长期间的过程的，他在第一次去把握时，他总觉得那作品的统一性与热力，是不值得费许多事的。所以席勒在起首的时候，打算改一个新花样，一切束缚不要，于是那悲剧便成为舞台上所从来没遇到过的东西了。这时也正是席勒的精神倾注在哲学的时候，他那活动着的哲学观念也正趋于清晰与确定了。在他选择《堂喀洛斯》为悲剧的对象时，人可以从他的信上看得出，他没有离开那种内在的以观念为事的冲动，这是全然充满了席勒式的天才的脑中的，虽然不如在后来的作品中更能代表出那出自这种来源的痕迹，无论在形式上，在内容上。他这内在的观念的冲动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已经接触了康德哲学，之后他在《论妖媚与庄严》文中也开始说明白了，即他在这篇论文之中所代表的以及作为席勒之内在的工作的体系的，是在他转入另一个范围之前，必需先交代清楚的。这在他是不可能的，在他精神里留下一些不清楚或者不确定的来，他反正是不忘记要求清楚和确定了；因此，那作为他的整个理智活动的基础观念，是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原素，在他是视为和他的诗的创作有不解缘的；自要变为他的观察与思想的对象了，他便一定非把它作为一个目标，要很纯粹的织就他可有一种永久的坚持性，这是席勒一切作品的特色，所以在他是不安定的，倘若他那从内在的性格所作出的工作《关于人类美育通讯》一日不完，在这期间，他一点别的事不想。这就是只要一为他所吸收的，他便非作得有结果及完全不可。
在刚才我说的这一个时期中，可注意的是，席勒关于剧本的制作都极其迟钝，关于哲学的研究的兴趣，却渐渐高起来。在他归到耶那的第一年，他忙着完成了《美育通讯》和历史的著作之后，他的诗只表现于小小的抒情诗与记事体里，而他的哲学的教养使他在《论诗的直抒与婉致》里却表现了幻想力之最轻易与明畅的形式。最后他开始《瓦伦石坦》。这在席勒便像在一个轻快的，然而也是所专有的晚年的诗的全盛时代里了，再后便一无阻遏。他的伟大而美丽的死，是使我们极其痛苦的。但却是在一种极有活力的，更要精富力强的状态之下的，不过终于，他是死了。
在那种回光返照的期间，席勒重去写剧的，却也是和歌德的交往之始的时期，在他确乎是得着强有力而且有意义的合作的原动力了。那种彼此的影响，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所有的，真正极其巨大，而且可令人惊异。他俩都觉得从他们的责任上受了鼓励，以更强的，更有了勇气的，各回到自己的路上来，他俩都看清楚了这是在一种如何的不同的道路之下，而目的仍是不二。谁也不把别个引入自己的道路，谁也不把别个使其为自己追随者。像在他俩作品里一样，是在他俩的友谊里，见出精神的活动是与性格的不同不能分来，而且前者为后者所鼓舞，一直到现在，可说还没有这样的模范，在德意志的名字里这么叫响的。此外再多说什么，是多余了，而且会失却了正当的观察的。席勒与歌德在通信里是已经说得明白而公开了，对于他们这种关系，也说得十分伟大而且亲切了，因此也再没有人更愿意作词费之举了。
在通信里，我记得有一段，席勒似乎对他的诗的写作这职业不大信任，在恪尔诺作的传记里，也有类似的话。我在这纪念文字的开端，也已经提起，在对于人类的脑筋与胸有所信赖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一时的感情的，也不会误认自己生而其有的才能是史诗的，而不是剧诗的。再没有人是像席勒对于一己之不好的脾气之驱除，这么清楚而意识的决定的了，对于一己之努力与成功是看得这么正确而不受限制的加以评价的了，再没有人对于以自己的天性所当求当寻，认识得如此明白的了，更再没有人像他那样痛恨不晓得自己性之所近而彷徨不定的了。他的命运，无疑是剧诗。想像力之锐，把一切可以纳入于一点，从事之迅速，使作品有极大的效应于读者，以及在逼真之中，而驰骋其高度的才华的开展，加之结合于在观念中的壮美的消融，这都在在表现席勒所特有的性格，以歌德的观察看，这种诗是要在近代占一个位置的。因为那是把全体的作用集中于一个目标，不像顺着一条线，却像顺着一个平面而在开展，其得力处就在像在思想中，于一定的“时间”的束缚下，这当然不像在“空间”之中更有多的直观可以活动的。当席勒有时怀疑这种诗人的天才时，他就最惶惶于高处的理想了；在那欲远到目标之中，也越表现出那深度的内在的向往之疑惑来。
外面环境的影响所及于席勒的事业之转变，我是不想说的。确实的是，大部分散文式的作品，是由《塔利亚》杂志，或者《海伦》月刊（Die Horen），诗是由当时的纪念册之类所需而成的。在1796年他所作的，却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了，从前没有过。这种不注意的由诗而哲学，又由散文而韵文的情形，就是像我上面所说的。这不过是那种在他自己所负荷的伟大的使命，在他还没有走完他的路程罢了，他的性格的吸收和反应还没有圆满罢了，这却都是对他的创作的预备所必需的；这时他只有走入那种工作，看来好像只扰乱他的，却正是在他的事业之中的。真可惊异的，就是这种副业，并且占了正位，而且那种为工作所必需的严格性，却导入美丽的自由里去，自要那幸运的观念是呈现于精神界的时候；此外，外来的影响的痕迹，到了他的作品里，却也化为乌有。对于应酬诗，人自然不能求全责备的。
所有他晚年在剧诗里所出色的表现着的，都是第一流的小心而正确的有理解的努力了，由于这种努力以追求一种艺术体的整个之后又有一种对于对象之深刻的处理；涉及的乃是伟大的丰富的世界性的环境，结合的乃是极其高超的意想；最终则将一切平淡的散文单调一扫而尽，而纳入一种纯粹的诗意的飞扬的表现，思想，结构之中。在一切观点上是，诗能作到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了，用一种生动的诗的形式把材料充分统整了，而且这是就诗的一种极高的意义的性质而言的。在他的信里，有许多地方，他表示，他是注意诗的全体，他以为在他是一种进步，他不喜欢那种只注意小处，因为这只是对于部分的偏爱。在《艺术家》一诗里，他已很清楚的而且很美丽的说出艺术品之最高的要求了，这在他还是早年。至于他之知道如此处理剧的材料，碰巧又是在这方面的顶难的，便是他的写《瓦伦石坦》。把一切细微末节纳入这无边的包罗万象的事件之中，是要破坏了真实性的，可是由于诗人的权威也竟把这作好了，所有那书中勇敢的英雄所要担承的冒险，越山爬岭，以及王国的政治情势，战争之歌，德意志的现状，军队之呼求，这种种缘故，对于观者要诗意的，而且要直观地表现出来的，他也都作到了。当一个诗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材料有所要求时，往往易于把那对象之活跃的，感觉的第二世界，搀入于一个悲剧之中，而喧宾夺主，只有莎士比亚是例外。
在《瓦伦石坦》之后的作品，见出席勒是同样的方式写作的了。实在的，他是生就为这样一个诗人，他要就理想的人类而歌咏着，而且有许多世界，都是按他的幻想力创造的，把一切现象的变化多端置于其中，又消融于艺术形式的统一性之内，所以他的悲剧，并不是只是模仿的再现的小巧，却是由于一种内在的，青年气的，永远在新鲜的声响里而生就了似的，却又有带了的正确的真知灼见，在高超的要求里的艺术性之中表现而出，我不想说得再深了下去。他的最后的悲剧是体会了现世的阅历很久的；它对于后代，是在安静地期待着。许久这剧会上演，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已获了地位。这诗人不是把新的真理置之于空虚的，也不是在搜集事实。他是在他那一类里有所影响，一如他是在他那一类里有所创作。他领导了所有时代的幻想力，幻想力因以提高，因以建造，他又把这作到形势的地步；在这之中，他装饰了他的对象；他创造的脚色，是把人类的理想增丰富了，而在他所有作品中不失其是他自己的特性的反映。这样鼓舞的，这样如画的，席勒许久以来，在提高与生动之中，盛大地影响于他的国家了。
他在走完了他的精神的长途而辞世了，可是那精神的长途却是永久的。他的目标早是这样定的，他永远不能达到终点，因而他的精神的活动永无需乎休歇；他永有那种快乐，那种热狂，甚而在他最后的信里还说要写成一首不模仿的田园诗的计划，以表示诗人的创作的快乐。他的生命结束于他常向往的目标之前，他的生命一日在，他是一日完全的、不停的、从事于观念的，幻想力的活动的。再没有别人是当得起这句话的真实了：“他放弃了尘世的挂怀了，他是自窄狭的，氲氤的生活之中，而逃入理想的王国。”他只生活在高的观念里，而被围绕在光明里，这是人类可以引入自己的，而且能由自己得之的。谁要是这样离开世界了，我们要称赞那是幸福。此外，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1936年8月28日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