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讲中国思想的人，往往把明、清间一班大儒，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算入清儒之列。其实这一班人，以学术思想论，决然该算入宋、明时代的一个段落中。虽然他们也懂得考据，然而考据毕竟和人的思想无关；况且他们的考据，也多带主观的色彩，算不得纯正的考据。宋、明的学风衰息，而另开出一种清代的学风，一定要到乾、嘉时代的考据，然后可以入数。而这时代的人，却是比较的缺乏思想的。不但说不到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对于政治，也比较的不感兴趣，所以我说，清代是政治思想消沉的时期。
但是乾隆中叶以后，朝政不肃，吏治败坏，表面看似富强，实则民穷财尽，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形，已经完全暴露。深识远见之士，每多引为深忧。到嘉庆之世，教匪起于西北，艇盗扰于东南，五口通商之役，霹雳一声，《南京条约》，竟是城下之盟，更其不必说了。所以到此时代，而政治思想，遂逐渐发皇。
这时代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举一个最大的思想家做代表，那便是龚自珍。他的思想，最重要之点有二：（1）他知道经济上的不平等，即人们的互相剥削——经济上的剥削，是致乱的根源。他卓绝的思想，见之于其大著《平均篇》。本来以民穷财尽为致乱的根源，历代的政治家多有此思想。但是龚氏有与他人截然不同的一点。他人所谓贫，只是物质上的不足，而龚氏却看穿其为心理上的不平。历代承平数世之后，经济上总要蹙然感觉其不足。在他人，总以为这是政治不良，或者风俗日趋于奢侈所致，在龚氏，则看穿了这是社会安定日久、兼并进行日亟所致。所以在他人看了，这只是一个政治上、道德上的问题，在龚氏看了，则成为社会问题。此种卓识，真是无人能及。至于社会问题，应该用政治之力来解决，至少政治应该加以干涉，这是中国人通有的思想，龚氏自然也在所不免的。（2）他总觉得当时的政治，太无生气；就是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应付时局。这种思想，也是当时政治家所通有的，但龚氏言之，特别深切著明，其所作的《著议》，几乎全是表见此等思想。将经济上的不平等，看作政治上的根本问题，这种思想，从前的人是少有的。至于嫌政府的软弱无力，不足以应付时局，则是从前的人极普通的思想。康有为屡次上书，请求清德宗变法；他所以锲而不舍，是因为他认为“专制君主，有雷霆万钧之力”。但是专制君主，究竟有没有这个力量呢？这就是开明专制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了。关于这一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如此的：
中国的政治，是一个能静而不能动的政治。——就是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够更求进步。其所以然，是由于：（A）治者阶级的利益，在于多发财，少做事；（B）才智之士，多升入治者阶级中，或则与之相依附；其少数则伏匿不出，退出于政治之外，所以没有做事的人。君主所处的地位，是迫使他的利益和国家一致的，但亦只能做到监督治者阶级，使其虐民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些话，从前已经屡次说过了。因此之故，中国政治，乃成为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做官的人，并不求其有什么本领；试看学校科举，所养所取之士，都是学非所用可知。因此，中国的官吏，都只能奉行故事；要他积极办事，兴利除弊，是办不到的。要救此项弊窦，非将政治机构大加改革不可。用旧话说起来，就是将官制和选举两件事，加以根本改革。若其不然，则无论有怎样英明的君主，励精图治，其所得的效果，总是很小的。因为你在朝廷上，无论议论得如何精详；对于奉行的官吏，无论催促得如何紧密；一出国门，就没有这回事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竟不奉行。所以中国君主的力量，在实际上是很小的。即他所能整顿的范围，极其有限。所以希望专制君主，以雷霆万钧之力来改革，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他并无此力，开明专制的路，所以始终走不通，其大原因——也可说是其真原因，实在于此。
此等道理，在今日说起来，极易明白，但在当日，是无人能明白的——这是时代使然，并怪不得他们——所以所希望的，尽是些镜花水月。我们试举两事为证：当清末，主张改革的人，大多数赞成（1）废科举，或改革科举；（2）裁胥吏，代之以士人。只此两端，便见到他们对于政治败坏的根源，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从前的科举，只是士人进身的一条路。大多数应科举的人，都是希望做官的。你取之以言，他便以此为专业，而从事学习。所以不论你用什么东西——诗赋、经义、策论——取士，总有人会做的。而且总有做得很好的人。大多数人，也总还做得能够合格。至于说到实际应用，无论会做哪一种文字的人，都是一样的无用——诗赋八股，固然无用，就策论也是一样——所以从前的人，如苏轼，对于王安石的改革学校贡举，他简直以为是不相干的事。至于胥吏，从来论治的人，几于无不加以攻击。我却要替胥吏呼冤。攻击胥吏的人，无非以为（1）他们的办事，只会照例，只求无过；所以件件事在法律上无可指摘，而皆不切于实际；而万事遂堕坏于冥漠之中。（2）而且他们还要作弊。殊不知切于事实与否，乃法律本身的问题，非奉行法律的人的问题，天下事至于人不能以善意自动为善，而要靠法律去督责，自然是只求形式。既然只求形式，自不能切合于实际，就使定法时力顾实际，而实际的情形，是到处不同的，法律势不能为一事立一条，其势只能总括的说一个大概，于是更欲求其切于实际而不可得。然而既有法律，是不能不奉行的。倘使对于件件事情，都要求其泛应曲当，势非释法而不用不可。释法而不用，天下就要大乱了。为什么呢？我们对于某事，所以知其可为，对于某事，所以知其不可为，既已知之，就可以放胆去做，而不至陷于刑辟，就是因为法律全国统一，而且比较的有永久性，不朝更夕改之故。倘使在这地方合法的，换一处地方，就变为不合法；在这一个官手里，许为合法的，换了一个官，就可指为不合法；那就真无所措手足了。然则法律怎好不保持统一呢？保持法律统一者谁乎？那胥吏确有大力。从前有个老官僚，曾对我说：“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门做的。”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官，该按照法律办的事情多著呢，哪里懂得这许多？——姑无论从前的官，并没有专门的智识技能，就算做官的人都受过相当的教育，然而一个官所管的事情，总是很多的，件件事都该有缜密的手续，一个人哪里能懂得许多？所以做官的人，总只懂得一个大概；至于件件事情，都按照法律手续，缜密的去办，总是另有人负其责的。这是中外之所同。在中国从前，负其责者谁呢？那就是幕友和胥吏。幕友，大概是师徒相传的。师徒之间，自成一系统。胥吏则大致是世袭的。他们对于所办的事情，都经过一定期间的学习和长时间的练习。所以办起事来，循规蹈矩，丝毫不得差错。一切例行公事，有他们，就都办理得妥妥帖帖了。——无他们，却是决不妥帖的。须知天下事，非例行的，固然要紧，例行的实在更要紧。凡例行的事，大概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万不能一日停顿。然则中国从前的胥吏幕友，实在是良好的公务员。他们固然只会办例行公事，然而非例行公事，本非公务员之职。他们有时诚然也要作弊，然而没有良好的监督制度，世界上有哪一种人，能保其不作弊的呢？所以中国从前政治上的弊病，在于官之无能，除例行公事之外，并不会办；而且还不能监督办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和办例行公事的公务员——幕友胥吏，是毫不相干的。至于幕友胥吏的制度，也不能说他毫无弊病。那便是学习的秘密而不公开，以致他们结成徒党，官吏无法撤换他。然而这是没有良好的公务员制度所致，和当公务员的人，也是毫不相干的。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内忧外患，既已不可收拾了，到底谁出来支持危局呢？在咸同之间，出来削平大乱，而且主持了外交几十年的，就是所谓湘淮军一系的人物。湘淮军一系的人物，领袖是曾国藩，那是无疑的。曾国藩确是有相当政治思想的人。他的思想，表见在他所作的一篇《原才》里；这是他未任事时的著作。到出而任事之后，他的所以自誓者，为“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确实，他亦颇能实践其所言。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他这种精神，可以说，还是从理学里来的。这也可说是业经衰落的理学，神龙掉尾，最后一次的表演。居然能有此成绩，那也算是理学的光荣了。然而理学家立心虽纯，操守虽正，对于事实的认识，总嫌不足。其中才力大的，如曾国藩等，不过对于时事，略有认识；无才力而拘谨的人，就再不能担当事务了。实际上，湘淮军中人物，主持内政外交最久的，是李鸿章。他只是能应付实际事务的人，说不上什么思想。
五洲万国，光怪陆离的现象，日呈于目，自然总有能感受之而组织成一种政治思想的。此等思想家是谁呢？第一个就要数到康有为。康有为的思想，在中国，可以说是兼承汉、宋二学之流的。因为他对宋学，深造有得，所以有一种彻底改革的精神。因为他对于汉学，也有相当的修养，又适承道、咸以后，今文家喜欢讲什么微言大义，这是颇足以打破社会上传统的思想，而与以革命的勇气的；所以他能把传自中国和观察外国所得，再加以理想化，而组成一个系统。他最高的思想，表见在他所著的《大同书》里。这是要想把种界、国界、家族制度等，一齐打破的。他所以信此境之必可致，是由于进化的观念。他进化的观念，则表见于其春秋三世之说。大同是他究极的目的，和眼前的政治无关。说到眼前的政治，则他在戊戌变法以前，是主张用雷厉风行的手段，一新天下的耳目，而改变人民的思想的。政变以后，亡命海外，对于政俗二者，都观察得深了，乃一变而为渐进主义。只看他戊戌变法时，上疏请剪发易服，后来却自悔其误，就可知道；他所以坚决主张立宪，反对革命，其原因也在于此。康有为到晚年，对于时局，认识有些不清楚了。他坚决反对对德宣战，甚而至于参与复辟，就是其证据。但他的议论，有一点可以注意的，便是他对于政俗二者，分别得很清楚。他对于政，固然主张改变，然其牵涉到俗的一部分，即主张审慎。至于社会上的事，则主张取放任主义，不加干涉。社会亦如自然物然，有其一定的法则，不是我们要他怎样，就可以怎样的。这在现今，已经是很明白的道理。然在现今，仍有许多人的举动议论，似乎是昧于此理的。那末，他们自以为新，其实思想不免陈旧。像康有为这般被目为陈旧的人，其思想，反有合于新科学了。康有为是颇顽固的，他的世界知识，得之于经验的或者很多，得之于学问的，实在很少，他的见解，怎会有合于新科学呢？那只好说是“真理是具存于天壤的，不论你从哪一方面去观察，总可以有所得”的了。
说戊戌维新的，总以康、梁并称。梁启超，论其魄力的伟大，识力的深沉，都比不上康有为；可是他也有一种长处，那便是疏通知远。他于学问，其实是无所心得的。却是他感觉很锐敏，接触著一种学问，就能去研究；研究了，总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还能引用来批评现实；说得来无不明白易解，娓娓动听。他的情感，亦是很热烈的，还能刺激人，使之兴奋，所以他对于中国的政治，可以说其影响实比康有为为大。尤其是《时务报》和《新民丛报》，在当时，真是风靡全国的。后来严复写信给熊纯如说“任公笔下，真有魔力”。把从甲午以后到民国，约二十年间，风气转变的功罪，都归之于他。在启超，真可以当之而无愧。但是你要问我：“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是如何？”那我是回答不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并无独到的、固定的政治思想——甚而至于可以说是一切思想，而只是善于了解他人，介绍他人——惟其无独到，所以不固定；也惟其不固定，所以无独到了。然而他对于实际的影响，其势力之雄，功绩之大，自是不可埋没。
我们若将先秦的事比况，则康有为的性质，是近于儒家、阴阳家的；梁启超的性质，是近于杂家、纵横家的；严复、章炳麟的性质，却近于道家和法家。严复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译斯密雅丹的《原富》，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他对于自然的演变，看得最明白；而也最尊重这种力量，凡事都不主张强为。最注意的，是非铜匠而修理铜盘，在凸出处打一下，凸出处没有平，别的地方，倒又凹凸不平起来了。这是近乎道家的。他又深知政治和社会不同。“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所以主张现在该有魏武帝、诸葛孔明一流人，才可以致治，他的意见，都表见在民国初年写给熊纯如的若干封信里，语重心长，我们现在，每一披览，还深叹他切于事实。大抵法家的长处，就在对于事实观察的深刻清晰。所以不会滥引一种和现状不合的学说来，强欲施行。譬如治病，别的医生往往悬想某种治法，可以收某种功效，而对于病人，却没有诊察精细。法家是无此弊的，所以这一种人，实为决定政策时所不可少。章炳麟，在近代人物中，也是富于此等性质的。只看当立宪之论风起云涌之时，他独对于代议政体，深致疑虑，就可以见得了。
于此，以我浅薄的见解，颇致慨于现代的论政者，更无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其人。现代的政治学家，对于书本上的知识，是比前人进步了。单是译译书，介绍介绍新学说，那原无所不可，然而他们偏要议论实际的政治，朝闻一说，夕即欲见诸施行。真有“子路有问，未之能行，惟恐有闻”的气概。然而天下事，有如此容易的么？听见一种办法，书本上说得如何如何好，施行起来，可以有如何如何的效验，我们照样施行，就一定可以得这效验的么？人不是铁，学到了打铁的方法来打铁，只要你真正学过，是没有不见效的。因为铁是无生命的，根本上无甚变化；驾驭那一块铁的手段，决不至于不能驾驭这一块铁。种树就难说些了，养马更难说了，何况治人呢？且如民治主义，岂不是很好的，然而在中国，要推行民治主义，到底目前的急务，在于限制政府的权力，还在于摧抑豪强。用民政策，从前难道没人说过，没人试行过？为什么不能见效？我们现在要行，我们所行的，和昔人同异如何？联邦的组织，怎么不想施之于蒙藏，反想施之于内地？要形成政党，宋朝是最好不过的时代。因为新旧两党，一个是代表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一个是代表人民所要求于国家的。倘使当时的新旧党，能互认敌党的主张，使有发表政见的余地，加以相当的采纳，以节制自己举动的过度，宪政的规模，早已确立起来了。现在人议论宋朝史事的很多，连这都没有见到，还算能引用学理，以批评史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