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殂，遗诏敕后主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蜀志》卷二《先主传》章武三年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此言也，是教后主如何修身，不是教后主如何治国。换言之，是教后主如何做人，不是教后主如何做一国元首。人主所恃以治理天下者，不是道德，而是法律。韩非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虽不恃赏罚，而有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第五十篇《显学》）
何况“君臣非有骨肉之亲”，（《韩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弑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韩非子》第七篇《二柄》。《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亦云“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刘项相争之际，豪英之士曾比较他们两人的性格。王陵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五年）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汉书》卷四十《陈平传》）郦食其说：“汉王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材皆乐为之用。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材怨之，而莫为之用。”（《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两人性格如此，一则享有四海，一则不能保其首领。由此可知人主所恃者为刑赏，而非仁义。要是欲行小善，借以取得天下，更是痴人梦想。
作者不是反对道德，道德是无人反对的。作者所不敢同意的，乃是人主治理国务，不依法律，而依道德之说。道德是律己的，法律是律人的。人主对己，固然要以道德自勉，对人却不能单用道德勉励。颜回屡空，一箪食，一瓢饮，衣褞袍，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道德行为。人主对己，固然应该一箪食，一瓢饮，对人却不能不希望大众都有玉粒珍馐；对己，固然应该衣褞裙，对人却不能不希望大众都有美服华裙；对己，固然应该居陋巷，对人却不能不希望大众都有高屋崇宇。管子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第一篇《牧民》）
天天希望大众同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衣褞袍，居陋巷，是以圣人之所难，而望众人为之。倘若自己衣则哔叽，食则鱼翅，住则洋楼，行则汽车，而乃要求大众忍受苦痛，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则不谈道德还可，一言道德，只有引起大众反感。
我研究汉宋学说，以为汉学所注意的，是治国平天下之术，而非修身齐家之道；宋学所注意的，是修身齐家之道，而非治国平天下之术。汉学注意治平，并未忘记修齐之道；宋学注意修齐，而却忘记治平之术。降至明代，为人主者乃更进一步，要求人民修身齐家，以供他们治国平天下之用。政有不理，则曰非我之罪也。有治平之权，而不负治平之责，则连宋学都没有念通了。修齐之说创自儒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究其实，武帝并未实行孔孟主义，更未曾重用儒生。当时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故曾下诏征求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封五年诏）儒生不过董仲舒（治《春秋》，位至丞相）、公孙弘（学《春秋》杂说，位至丞相）、倪宽（治《尚书》，位至御史大夫）三人，而三人又皆“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道德是用劝诫之言，劝人为善，诫人为恶。但是劝诫之言只可与上智者语，不可与下愚者言。上智者寡而下愚者多，所以道德观念常至于穷，于是宗教方面就济之以天堂地狱之说，政治方面又济之以刑赏。刑所以吓人，赏所以诱人。诱之以名利，赏其为善；吓之以刑狱，罚其为恶。赏是人人所爱的，刑是人人所畏的。这个爱畏情绪便是政治能够施行的心理条件。人主蔑视这个心理条件，一切作为必至徒劳无功。反之，人主若能利用人类爱畏之情，诱之以所爱，吓之以所畏，必能驱使干部推行政令，又能驱使人民奉行政令。管子说：“明主之治也，悬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无奸者，非以爱主也，欲以爱爵禄而避罚也。”（《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说：“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为爵禄以劝之；立民所恶，以禁其邪，故为刑罚以畏之。”（同上）“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仁义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第三十二篇《外储说左上》）“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励以名”。（《淮南子》卷二十一《要略》）风俗如斯，而建设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者不是三晋，而是秦。何以故呢？商鞅变法，知顺秦民之性，用严刑以威民，立重赏以励民。刑赏者人主之二柄也。韩非说：“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第七篇《二柄》）孔子为鲁大司寇，摄行相事，必杀少正卯，而毁三孙之城，何曾专讲仁义惠爱。“世之学者说人主，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韩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弑臣》）这是治国的道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此系做人的道理，二者应有区别。
说到这里，阅者将提出抗议，以为文不对题。但是，阅者须知本书不是以文艺的眼光，批评《西游记》；也不是以考证的方法，研究《西游记》；而是借用《西游记》的情节，借题发挥，说明政治的道理。唐僧西行取经，其功业之伟大不在汉高祖、唐太宗之下，而百灵下界，一路遇到妖魔，其成功的艰难比之汉高祖、唐太宗之与敌人搏斗，似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古成大功立大业者无不克服无数次的艰难，而这艰难又常是阻碍了成功之路，不能逃避而只有克服。“哪方有火？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哪方有经？西方有经。有经处有火，无经处无火”，这确实是“进退两难”了。而唐僧仍说：“我只欲往有经处去。”（第五十九回）即欲往有火处去。雄心勃勃，而又不避危险，这是古来立大功成大业者必须的条件。秦末，陈涉起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沛县父老共帅子弟，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此大事，愿更立可者’。萧（萧何）、曹（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成，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高祖乃立为沛公”。（《汉书》卷一上《高祖纪》秦二世元年）高祖有取天下的雄心，而又不惜孤注一掷。萧、曹文吏，虽有兴邦佐国之才，而畏首畏尾，不敢冒险，只能因人成事。唐僧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其有取经的雄心，谁都不能否认。然要实现雄心，必须克服艰难，这个艰难是现实的，而非念念多心经，（第十九回）就可了事。换言之，须有具体的实力，绝非抽象的观念所能解决。佛门弟子本以慈悲为怀。唐僧敬重三宝，富贵不能动其心，威武不能屈其志，只因有了好“善”之心，却延搁了许多前程。韩非说：“好恶见，则下有因，而人主惑矣。”（《韩非子》第三十四篇《外储说右上》）妖魔“因”唐僧向善之心，遂设圈套，使唐僧坠入其中，而不之觉。“尸魔三戏唐三藏”，（第二十七回）孙行者谓其“一心向善”，故有此灾。（第三十二回）银角大王说：“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不可恶取。若要倚势吃他，闻也不得一闻，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第三十三回）红孩儿说：“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在我善中生机，断然拿了。”（第四十回）对这妖精圈套，孙行者劝告唐僧：“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收起，待过了此岛，再发慈悲吧！”（同上）姹女求阳之时，孙行者又警告唐僧：“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药医。”（第八十回）一路遇到魔障，而均为“善”所迷，中了妖精圈套。商鞅说：“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商子》第十四篇《修权》）韩非说：“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智去旧，臣乃自备。”（《韩非子》第五篇《主道》）昔者，燕王子哙好名，欲为尧舜，而以子之为贤，让之以国，遂致齐师来伐，兵败身死。此人主好名，人臣饰贤以要其君之例也。汉代取士有选举之制，所谓选举是乡举里选，采毁誉于众多之论。但是一般民众哪里有评判的能力，因之核论乡党人物，就有待于当地的名流，汝南月旦可以视为一例。（《后汉书》卷九十八《许劭传》）凡人能够得到名流赏识，无不身价十倍，如登龙门。（《后汉书》卷九十七《李膺传》）一般士子遂矫饰其行，以邀名流青睐。至其末造，沽名钓誉乃成风俗。举一例说：
许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后汉书》卷一百六《许荆传》）
既自污以显弟，复剖陈以自显，一举而兄弟皆贵，盗名窃位于兹为甚。此亦朝廷尚贤之过也。所以韩非又说：“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韩非子》第六篇《有度》）妖魔之于唐僧，固曾多方诱之，而皆不能动其心，最后诱之以善，唐僧果然坠入圈套。此即韩非所谓“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韩非子》第七篇《二柄》）之意。
更进一步观之，古来政治上成功的人往往不讲小节，有时他的行为且与“善”字相反。贾谊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节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大人者不求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贾子新书》卷一《益壤》）齐桓公多内宠而霸，宋襄公行仁义而亡，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楚汉相争之际，项羽大破汉军于彭城，汉王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夏侯婴）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参阅卷九十五《夏侯婴传》及《汉书》卷四十一《夏侯婴传》）这固然是“为天下者不顾家”，然而拨下两儿乃欲减轻载量，以便自己逃命，其忍心害理，完全为私，而非为公。诸吕作乱，太尉周勃之功最伟，而文帝即位之日，即夜拜宋昌（由代国带来的亲信）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借以牵制太尉周勃。俄而又徙周勃为丞相。不久，又免丞相勃，遣就国，（《汉书》卷四《文帝纪》、卷四十《周勃传》）盖国有威可震王之臣，非国家之福。七国之乱，周亚夫之功最大，其结果如何。景帝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遂乘其子买甲楯以为葬器之时，逮亚夫入狱。此际狱吏与亚夫之对话，真是无理极了。
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亚夫不食，五日呕血而死。（《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
至于武帝之杀钩弋夫人（赵婕妤），更出于深谋远虑。
钩弋夫人之子弗陵（昭帝），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顷之，帝闲居，问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武帝后元元年）
即东汉母后临朝之祸，武帝早已看到，故欲立其子，先去其母，其忍心害理是为公而非为私。政治上的是非与伦理上的善恶有时未必一致。父仇不共戴天，而禹乃佐舜治水。兄弟应该友爱，而周公竟杀管、蔡。徒“善”不足以为政，小善只足以误国。孙行者“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吃尽千辛万苦”，（第二十七回）积了许多经验，而后劝告唐僧收起善心。取经尚且如此，何况治国平天下！
莲花洞二魔念起咒语就可使唤山神土地
鲍宣对汉哀帝说：“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人君固不能用官爵以市恩，用官爵以位置自己的私人，而人臣得到官爵之后，也不必感恩戴德，而效阉宦宫妾之忠。荀子说：“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荀子》第十二篇《君道》）孟子云：“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所谓易位乃放逐旧君，迎立新君之意。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第二十七篇《大略》）君而不君，则为天下万民起见，自应牺牲一人以利万民，牺牲一姓以利天下。汤武革命，后人称之为贤圣。孟子周游列国，说诸侯以王道，王道者代周天子而王天下之道也。目中哪里有什么正统观念？
官阶虽有高低之别，官吏的地位都是独立的，其执行职务都是根据法律的。我们知道下属必须奉行上司的命令。其实，下属奉行命令，不是因为命令出之于上司，而是因为上司依法发布命令；命令的内容又无违法之处，而可以视为国家的命令。倘令上司不依法发布命令，或依法发布了，而命令的内容有违法之处，则下属没有奉行的义务。“在英国，法律不许人们借口于命令而做不法之事。任谁都没有服从不法命令的义务。所以一个士兵依将帅的命令，向无辜群众开枪，而致引起死伤者，该士兵实犯了杀人的罪。总之，凡依别人命令而做不法之事，皆不能以之为辩解的理由，纵令受命的人有服从发令的人的义务。”[1]即英国法律承认每个官吏有其独立的人格，并希望每个官吏不盲从上司的命令。盖唯如此，而后国基才能巩固。在军队中，纵令将官阵亡了，校官阵亡了，而兵士亦能独立作战。在政府中，纵令内阁总理突然死了，各部部长也突然都死了，而一般文官亦能继续执行其职务。这比之独裁国家，独裁者一旦死亡，全国就陷入瘫痪之境者，当然不同。吾国刑法第二十一条云：“依所属上级公务员命令之职务上行为，不罚。但明知命令违法者，不在此限。”这也是希望官吏有独立的人格，不要以服从为尽忠，服从而违法，还须受刑法上的制裁。
不幸得很，古来为人君者无不要求其臣听命，而为人臣者也往往忘记自己是国家的官吏，并非一人一姓的仆妾，以听命为尽忠，一则听命，二亦听命，措置乖方亦听命，诏令违法亦听命。听命成为习惯，于是又进一步，不问发命令的人是否有权发命令，只要有人发命令，就奉行唯谨，不敢反抗。这种听命的作风射入国人的脑中，国人遂谓神仙社会也是一样。只要念着咒，烧了符，即“发了文书，烧了文檄”，（第四十五回）要风，风伯放风；要云，云童布云；要雷，雷将鸣雷；要雨，龙王行雨。风云雷雨“四部神祇”只知奉行命令，不问谁发命令。（同上）我们再看莲花洞二魔金角大王及银角大王，念动咒语，就得拘唤土地在他洞里，一日一个轮流当值，“念起遣山咒法”，山神就把三座大山压住孙行者。难怪孙行者仰面朝天，高声大叫道：“苍天苍天，我也曾遍访明师，传授长生秘诀，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第三十三回）此无他，泾河龙王“行雨差了时辰，少些点数”，就遭杀于人曹之手。（第十回）听命者为忠诚，不听命者处死刑。在这种作风之下，谁人敢审查命令，当然奉命唯谨，不问发命令的是否有发命令的权；命令之发布是否依法定程序为之；命令的内容是否没有违反法律之处。
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可得为孝乎？”（《孝经》第十五章《谏诤》）
而荀子亦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第二十九篇《子道》）且引孔子之言：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忠乎？”孔子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为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
子不以听命为孝，臣不以听命为忠贞，吾国先哲固已明言之矣。
后世人主往往不明此中道理，不希望群臣有独立的人格，以为我既授你以官禄，你就要服从我的命令，命令的形式和实质有否违法，你们不得过问，这是最危险的事。盖群臣非依法律服从命令，乃因官爵服从命令，服从与官爵成为连带关系，其结果也，今日人主授我以官爵，我固须对之服从，明日僭主甚至于敌国授我以官爵，我亦须对之服从了。西汉之世，公卿百官所服从的是法律，虽以皇帝之尊，苟其命令有违法之处，百官亦无奉行的义务。汉景帝时，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岂但违法而已，命令若不合理，百官亦须抗争。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伐羌，欲用屯田政策，“贫破其众”，上奏陈情，天子不许；充国再上奏陈请，天子又不许；充国复上奏陈请，上于是报充国曰：“今听将军，将军计善。”（《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赵普为宋之开国元勋，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罚，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唯有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听命的将相，而后国基才能巩固，要是个个大臣都如汉哀帝时鲍宣所言：“以苟容曲从为贤，以供默尸禄为智。”（《汉书》卷七十二《鲍宣传》）则政治必无革新的希望。唐德宗时，陆贽有言：“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本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于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观德宗之作风，则其受惑于卢，绝非偶然。
天子要求公卿听命，公卿要求百官听命，百官也强迫庶民听命。上自天子，下至百官，皆以自己之言为是，不许下属怀疑。“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状》）“子思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同上）上暗下谄，遇到敌国外患，往往不攻自破。盖听命绝不是忠诚，而是阿谀。阿谀的人不识世间有廉耻事，国家兴亡，他们“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梁书》卷十七《马仙琕传》）晋高祖石敬瑭殂，少帝即位，契丹年年伐晋，天福十二年契丹入主东京，百官易素服纱帽，迎契丹主，伏路侧请罪……民皆惊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楼，遣通事谕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这是一幅绝妙的官民对照图。百官平日听命惯了，而听命的原因则为保存官爵。所以契丹主“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五后晋齐王三年）他们就移其听命于晋者，以听命于契丹。反之百姓没有官爵，他们不能借官爵而食租税，反而须出租税以养其上。所以他们对于异族虽然不能积极地作革命运动，而尚能消极地不与契丹合作。“农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得到土地，而不能得到人民，中原萧条，十室九空，“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契丹主之言，见《辽史》卷四《太宗纪》大同元年）而“东方群盗大起”，竟令契丹主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六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遂放弃其建国于中原之意，不能不急急北归。由此可知平日惯于听命的人早已失掉了独立的意志，而无独立的人格，表面上似是忠诚，实际上最不足恃，其愿受敌人指挥，无异于山神、土地之服从恶魔咒语。
山神、土地犹如人世的乡官一样，地位甚低。他们与天上仙官不同，没有一定禄俸，只能就地享受人间香火。（第十五回落伽山山神之言）孙行者念动咒语所唤出的山神、土地大率是年老（第五十回、第七十二回及第八十一回）而衣冠不整。（第四十回）年老而居下位，表示其无法力。衣冠不整，在大仙犹可说是不修边幅，赤脚大仙即其例也。（第五回，既云赤脚当然是不穿袜子）在小神，不过表示“少香没纸，血食全无”。（第四十回）以如斯之禄俸何能任用神通广大的神祇？以如斯之神祇，而委以守土之责，一旦遇到妖精之有大能力者，当然惧其欺凌，退避三舍，（第七十二回及第七十九回）纵欲“启奏上天，奈何神职微小，不能见得玉帝”。（第四十三回）在这种情况之下，听到妖魔念起咒语，何能不奉命唯谨。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地方官的素质。兹只举汉唐两代为例言之。西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至于乡官如三老啬夫游徼固然官秩甚卑，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卫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公非刘氏言）儒生学士所以愿意屈就胥吏之职，乃有两种原因：一是胥吏能够直接向天子言事。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取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顾炎武《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
这与山神、土地不能启奏上天者不同。二是胥吏有拔擢的机会。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文献通考》卷三十五《吏道》引苏轼言）
因此之故，贤士大夫不但不以屈身于胥吏为辱，且多借径于胥吏以发身。武帝讨伐匈奴，师出三十余年，征发无度，“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而国内晏然无事，即因贤士大夫愿先为郡县胥吏，而地方行政甚见健全故也。唐太宗虽然知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县令甚是亲民要职”，（《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贞观三年）而对其人选却不甚注意，有如马周所说：“今朝廷独重内官，刺史县令颇轻其选。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方始外出。边远之处，用人更轻。”（同上，贞观十一年）同时士君子也不乐外任。唐代定俸之初，京官虽有岁禄，外官则否，（《新唐书》卷五十五《食货志》五）贞观中始颁外官之禄，然犹降京官一等。（同上）唐人云：“俸薄者无愿人去，禄厚者终日争先。”（《唐会要》卷六十九《刺史》上，大中六年十二月）外官的禄低于京官，这是唐代士大夫不愿外任的一个原因。其次，西汉时，公卿多出胥吏。唐代初年，内官如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亦得参知政事，成为宰相之职，而外官如都督、刺史者，其品虽高，却不易入参朝政。玄宗曾选京官有才望者以补刺史，而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
倪若水开元初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过州，若水饯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八《倪若水传》）
外官地位低于内职，这是唐代士大夫不愿外任的第二原因。士大夫不愿外任，因之“外任多是贬累之人”。（《唐会要》卷六十八《刺史》上，长安四年李峤之言）韦嗣立说：“京官有犯罪，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同上，景龙三年）至于荒远地区，人选更为猥滥。卢怀慎说：“内外官有赇饷狼藉，劓剥蒸人，虽坐流黜，复还为牧守，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六《卢怀慎传》）平时既不注意地方官的人选，宜乎安史作乱，“禄山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吾人读唐代历史，又可了解二魔何以能够使唤山神、土地了。
文人所描写的小说必不能离开现实社会。吾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既以听命为尽忠矣，而外官人，除西汉外，纵以牧守之尊，亦不注意，至于乡官更见猥杂。在这种政风之下，文人所描写的山神、土地遂表现为老耄无能之辈或卑鄙龌龊之徒。他们平日惯于听命，一旦遇到妖魔念起咒语，而误认为天子纶音，奉命唯谨，可以说是势之必然，无足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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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E. Hearn,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 p. 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