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由力决定，这不但人类社会如此，神仙社会尤见其然。
神仙的力称为法力。仙位的高低由法力大小决定，生命的长短以法力大小为标准。照须菩提祖师说：“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叫作三灾，（第二回）而总称为劫。当劫运来临之时，谁法力大，谁便能逃出鬼门关。
玉帝“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第七回）即须菩提祖师所说的劫还是小劫；玉帝所历的劫乃是大劫。历无数次的大劫而不灭，可知玉帝是法力无边的。然而我们熟读了《西游记》之后，又觉得玉帝只是庸庸多后福之辈。当孙行者打到龙宫，强索兵器，打到冥府，强销死籍，龙王上表，冥王启奏，恳乞调遣天兵，收降妖孽之时，玉帝虽欲派遣神将下界擒拿，而听到太白金星提议招安，玉帝即说，“依卿所奏”。（第三回）到了孙行者嫌恶官小，逃出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之时，玉帝又欲派遣天兵，下界收伏，而听到太白金星提议再降招安圣旨，玉帝复说，“依卿所奏”。（第五回）及至孙行者扰乱蟠桃大会，玉帝派了天兵天将围攻花果山，而均打得倒拖器械，败阵而走（同上）之时，观世音菩萨请调显圣真君助力剿除，玉帝闻言，即传调兵的旨意。（第六回）后来，孙行者逃出丹炉，大乱天宫，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之时，玉帝自己又不略施法力，而乃传旨请佛老降妖。（第七回）玉帝有智慧而不用，有法力而不施乎？抑或既无智慧，又无法力乎？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尧之为君。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孔子至圣，其于尧也，如斯推崇。然据《尚书》所言，尧时洪水为灾，“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四岳荐鲧治水，尧虽知其“方命圮族”，而仍任用之。结果如何？“九载绩用弗成”。（《尚书·尧典》）到了虞舜摄政，才“殛鲧于羽山”。（《尚书·舜典》）尧之举舜也，可以说是能知人能官人矣。其实，也是四岳所荐，观尧之言：“俞，予闻，如何”，“我其试哉”。（《尚书·尧典》）可知尧不是知舜而用之，而是因四岳之荐而试用之。班固云：“四岳谓四方诸侯”，（《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亦即酋长会议。因酋长会议之荐而用鲧，老百姓多受九年之灾；因酋长会议之荐而用舜，天下为之大治。功过相抵，何以说“巍巍乎大哉”？
玉帝庸庸而能永享无极大道，（第七回）帝尧无为于上，而竟博得“巍巍乎大哉”之名，其故安在？因为他们都能知道治术。庄子有言：
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庄子》第十三篇《天道》）
由此可知庄子所谓“无为”，绝不是尸位素餐，而是如管子所说：
有道之君……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管子》第三十篇《君臣》上）
慎子亦说：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人君自任……则是代下负责蒙劳也。臣反逸矣……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慎子·民杂》）
岂但法家之思想如此，荀子说：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执业。以是悬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荀子》第十一篇《王霸》）
荀子的思想传至其徒韩非，又加以发挥，韩非说：
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韩非子》第五篇《主道》）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同上）
试以刘邦为例吧，萧何推荐韩信，以为国士无双，汉王即拜为大将。张良劝汉王不要立六国后，汉王令趣销印。陈平蹑汉王足，汉王寤，即立韩信为齐王。娄敬劝高祖入关而都之，高祖疑未决，及闻张良言，即日驾西都关中。此数者皆可以证明高祖绝不固执己见，而从善之速又可惊人。高祖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计谋耶，他绝不自作主张，而听张良之言。国政耶，他绝不自作主张，而听萧何之言。攻战耶，他绝不自作主张，而听韩信之言。这种作风在争天下之时，尚是成功的条件；在守天下之时，更不失为聪明的办法。何以故呢？韩非云：“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同上）“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韩非子》第四十八篇《八经》）天下最合算的事莫过于此。
在专制时代，人主所恃以维持地位者，在于其有威严。威严生于神秘，有了神秘，臣民对于君主犹如敬神一样，发生了畏敬之念。愚夫愚妇无不畏敬菩萨。菩萨何以有威严？因为菩萨是神秘的。菩萨何以神秘？一因菩萨绝不发言。天何言欤，四时生焉，百物生焉。不言乃所以保存神秘。倘若菩萨能够和人对话，试问吾人对这菩萨将作何种感想？人类所以与其他万物不同者，在人类能够发言。发言过多，由人类观之，必认为与我同类，而失去神秘的性质，万不得已而须发言，亦宜以少言为妙。唐太宗“善持论，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刘洎上书谏曰：‘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伏愿略兹雄辩。’”（《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此戒人主多言也。老子其犹龙乎，其所著《道德经》不过五千余言。孔子至圣也，观《论语》所载，孔子之言往往只有结论，而不说出理由。“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何以故？至圣不言，后儒言之。这便是好辩的孟子只能退居亚圣的理由；也便是《南华经》不及《道德经》奥妙的地方。二因菩萨坐在深龛之中，挂黄帐，前焚檀香，隐隐约约，看不见庐山真面目。凡人遇到平常习见之人，往往有狎昵之念，而无畏敬的情绪。拿破仑是伟大的，而最不以拿破仑为伟大者则为约瑟芬（Josephine）。她读了拿破仑寄来的情书，看见了拿破仑求爱的丑状，拿破仑不过常人而已，哪里有什么伟大。古者天子深居九重之中，并不是单单享乐而已，盖不欲百姓目击帝王的日常生活。
（汉七年）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上悦。（《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殖民地的衙署往往比其本国衙署巍峨伟大。为什么呢？不如是，不足壮威；不如是，将令士民看见总督的日常生活。
我曾到过龙虎山，会过张天师。提起张天师，谁都知道他是愚夫愚妇所认为活神仙的。然而最不相信张天师的，却是龙虎山的人民。何以故呢？他们看见了张天师出生，看见了张天师进学，看见了张天师结婚，又看见了张天师吃饭，更看见了张天师与太太吵架。一切神秘都没有了，何能引起别人畏敬的情绪。古者天子往往力足以驾御群臣，而威不足以控制阉宦，就是因为前者只见天子衮袍登场，后者常睹天子袒裼在宫中玩耍。
说到这里，离题远了。其实，不过说明“神秘”二字。玉帝不表示自己的法力，不发表自己的意见，无非要令群仙摸不着头脑，俾能保全自己的神秘。韩非所谓“不自操事”与“不自计虑”也就是玉帝不表示法力与不发表意见之意。因为施展法力，将令群仙知道自己法力之高低；有法力而不施展，仙人将莫测深浅。表示意见，将令群仙知道自己智慧之大小；有智慧而不发表，仙人亦莫测深浅。于是有法力者成为全能，有智慧者成为全知，此之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老子》第三十八章）
“人主之道，不自操事”，“使贤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要是自己操事，操得好，有谁赏你；操得不好，威严扫地。隋炀帝处处都要表示自己的才智，甚至欲与文人争名。
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炀帝大业九年）
以九五之尊而竟嫉妒文人，可谓愚蠢极矣。其最愚蠢的莫过于亲征高丽。古者天子非万不得已，绝不御驾亲征。隋炀帝亲征高丽，盖欲“轹轩唐，奄吞周汉，振古以来，一君而已”。其实，这只是愚人愚事。命将出师，败北，尚可归罪于将；御驾亲征，大败，谁负其责？太子不过储君，尚且宁可间居无事，不宜冒险建立奇功。盖如四皓所说：“太子将兵有功，即位不益；无功，则从此受祸。”（《汉书》卷四十八《张良传》）然而隋炀帝至死不悟，且说：“我自行，犹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炀帝大业九年）玉帝不肯施展法力，这便是玉帝能够永保仙界九五之尊的理由。
“人主之道，不自计虑”，“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这种作风也是聪明之至。倘若自己计虑，计虑当耶，无赏可得；计虑不当，将失去臣民的信仰。古者，贤圣之君关于用人行政，绝不表示意见，常令群臣言之。宋时，丰稷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
陛下明足以察万物之统，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应变曲当，而不可用其智。（《宋史》卷三百二十一《丰稷传》）
明而不察，智而不用，盖欲保存自己的神秘。其结果，将如韩非所言：
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韩非子》第五篇《主道》）
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尚书·尧典》）而每事绝不固执己见，“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尚书·舜典》）故能博得“巍巍乎大哉”之名。此之谓“上德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八章）亦即荀子所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荀子》第十七篇《天论》）他又说：
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夫是之谓大形。（《荀子》第十二篇《君道》）
董仲舒亦说：
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道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春秋繁露》第十八篇《离合根》）
汉武帝时，丞相田蚡“言灌夫（时为九卿）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请？’”（《汉书》卷五十二《灌夫传》）甚至太子弄兵，武帝“问丞相（刘屈氂）何为，丞相长史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反之，隋文帝则不然了。
每旦临朝，日侧不倦。杨尚希谏曰：“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隋书》卷四十六《杨尚希传》）
柳彧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上疏谏曰：
比见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纳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察臣至言，少减烦务，若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余细务，责成有司。（《隋书》卷六十二《柳彧传》）
这种察察为明，事事皆管，似是考核名实，其实有背于君人之道。韩非说：“明君不躬小事”，（《韩非子》第三十五篇《外储说右下》）又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韩非子》第四十八篇《八经》）尽己之能者自己操事；尽人之力者自己计虑；尽人之智者不自操事，不自计虑。盖如慎子所说：
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返于不赡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则乱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也。（《慎子·民杂》）
“宋仁宗朝，有劝仁宗以收揽权柄，凡事皆从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陈亮《中兴论·论执要之道》）盖“百发失一，不足不善”。（《荀子》第一篇《劝学》）而仁宗亦以为国家的政策应由大臣决定，政策之良窳应由台谏批评，人主只可依台谏之意，更迭大臣，依大臣之意，决定政策。其实，仁宗好“内降玺书”。（《宋史》卷三百十一《庞籍传》）神宗亦“多出亲批”，富弼曾有谏言。（《宋史》卷三百十三《富弼传》）钦宗“御笔数出”。（《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刘珏传》）王介以为，“崇宁大观间，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祸”。（《宋史》卷四百《王介传》）“南渡以后，此风更炽。高宗时从官皆以御笔除拜”。（《宋史》卷三百七十八《綦崇礼传》）天子既然喜下手谕，于是“百司不肯任责，事有不当上烦天听者，例多取旨。由是天子听览，每及细务”。（《宋史》卷三百八十一《晏敦复传》）宁宗“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易台谏，悉出内批”，（《宋史》卷四百《王介传》）结果乃为奸臣利用，“韩侂胄擅命，凡事取内批特旨”，（《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倪思传》，参阅卷四百七十四《韩侂胄传》）其一例也。理宗时，“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宋史》卷四百五《刘黻传》）度宗时，“内批叠降”。（同上）此皆末世天子喜自操事，喜自计虑之例也。荀子云：“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荀子》第十九篇《礼论》）此之谓也。
岂但天子不宜操事，不宜计虑，就是宰相亦以不管小事为宜。“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第四篇《贵公》）汉文帝时，陈平为丞相，上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汉书》卷四十《王陵传》）宣帝时，丙吉为丞相，“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观此两事，可知汉代宰相乃决定大政方针，纵是预算上收支多少，亦可不知。因此之故，凡喜察察为明者，虽然才优而行谨，亦常不愿委之以重任。
赵禹事太尉周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汉书》卷九十《赵禹传》）
盖察察为明之人往往不知大体，而如范纯仁所谓“知小忘大，贪近昧远”，（《宋史》卷三百十四《范纯仁传》）令其总百官，揆百事，必顾此而失彼，偾事误国，十有其九。
当然，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计虑，而能达到有功的目的，必须人主有判断之力，又有决断之心。人主没有判断之力，则他所认以为是者，也许为非；他所认以为非者，也许为是。是非不明，将如韩非所说：“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灭于越。”（《韩非子》第三十八篇《难三》）人主没有决断之心，则迟疑不决，往往失去良机。刘邦为人，哪里有什么特出之才，只因他的判断力与决断力极强，故能成就大事。他听到萧何之言，即召韩信拜为大将；他听到张良之言，即销毁六国之印；他听到陈平之言，即立韩信为齐王；他听到娄敬之言，经张良同意之后，即日车驾西都长安。盖不“即日”，则左右大臣皆山东人，他们在洛阳已经买了地皮，建了洋楼，必劝高祖不要迁都。（参阅《汉书》卷四十《张良传》）
但是这两个条件——判断力与决断心——又不是人主所皆有的。因之，人主不自操事，不自计虑，有时将给权臣或奸臣以弄权的机会。阿斗唯诸葛亮之言是听，而不发生问题，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宋神宗信任王安石，国事已经弄到一团糟。宁宗信任韩侂胄，度宗信任贾似道，整个国家都断送了。这种危险在立宪君主国不会发生，纵其有之，亦由人民负责。盖君主高拱于上，不负责任；负责任的乃是内阁总理，而谁为内阁总理，又以民选议员的多数意见为标准。多数议员若认某人为贤，该人就是贤；多数议员若认某项政策为对，该项政策就是对。方法简单，不致引起争端，而最后决定权则操于人民。所以政治发生问题，人民自己须负其责，不能归咎于君主。这就是英国王位稳固的原因。由此可知一国元首要谋地位之巩固，就不宜掌握大权，而想掌握大权者，地位必难巩固。一方掌握大权，他方又欲地位巩固，纵在古代专制国家亦不可能。刘向说过：“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何况今日的民主国。
太白金星的姑息政策
孙行者打到龙宫，强索武器，打到冥府，强销死籍，似此目无法纪，理宜派兵讨伐，就地正法，以儆效尤。而当龙王启奏，“恳乞天兵收此妖孽”，冥王上表，“伏乞调遣天兵，收降此妖”之时，玉帝欲派神将下界收伏，而太白金星竟然建议：
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箓，拘束此间。（第三回）
到了孙行者嫌恶官小，反下天宫，自称齐天大圣之时，玉帝欲遣天兵下界擒拿，而太白金星又复启奏：
如兵与他争斗，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齐天大圣。且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第四回）
玉帝领袖群仙，妖猴作乱，不加讨伐，而乃降诏招安，授以官职。这叫作姑息政策。姑息政策是唐代天子用以对付方镇的。欧阳修说：
夫所谓方镇各节度使之兵也……方镇相望于内地……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姑息政策是求苟安无事，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制政府的权威是用“力”维持的，不能依靠恩情。天子姑息臣下，也许出于恩情；而由方镇看来，必以朝廷为软弱无力。朝廷愈姑息，方镇愈跋扈，这是必然之势。玉帝两次降诏招安，孙悟空第一次觐见玉帝，既不拜伏参见，而又自称老孙，仙卿大惊失色，而玉帝却说：“孙悟空初得人身，不知朝礼，且姑恕罪。”（第四回）第二次觐见玉帝，官封齐天大圣，玉帝告诉他：“官位极矣，但切不可妄为。”孙悟空还是唱喏而退。（第四回）第一次不识朝仪，犹可说也；第二次不识朝仪，不无蔑视朝廷之意。似此枭鸱，而乃待以殊恩，开府置吏。（第四回）玉帝此举，由我们研究政治的人看来，不能不说他犯了极大的错误。政治不过“力”而已。凡倚力而取得大位者，不是用力以拘束之，就宜用术以折服之。韩信归汉之时，汉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拜为大将。（《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英布归汉之时，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盖韩信身无一卒，而英布早已为王。无一卒者，待以殊礼，信必心悦。已为王者，难免不自尊大，故宜峻其礼，令布折服。（《汉书》卷三十四《黥布传》）颜师古注曰：
高祖以布先久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礼，令布折服，既而美其帷帐，厚其饮食，多其从官，以悦其心，此权道也。
玉帝不识此中道理，以为恩情相待，可以羁维其心，岂知孙行者并不认为恩情，反而谓群仙碌碌，莫如我何，卒至大乱天宫，要求玉帝让位，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又说：“他（玉帝）不应久住在此。”（第七回）姑息政策必归失败，观此可以知道。
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一时，汉初，“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而如贾谊所说：
诸王虽名为臣，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尤以吴王濞为甚，“文帝宽不忍罚”。（《汉书》卷三十五《吴王濞传》）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序》）其宽忍不是姑息，盖准备不够，罚则生变，故乃一方宽忍，他方又依贾谊“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之言，分齐为六，分淮南为三，（《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复依贾谊“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之策，（同上）徙子代王武为梁王，而以淮阳为郡[1]。七国叛变，淮南三国无不附汉，（《汉书》卷四十四《淮南厉王长传》）而梁王又“城守睢阳，以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汉书》卷四十七《梁孝王武传》）所以周亚夫之兵一出武关，七国之乱即平。由此可知国家发生外患或内难之时，倘力不能制，必须一方宽忍，一方准备。只宽忍而不准备，国必亡；只准备而不宽忍，国必危。勾践卧薪尝胆，何曾让夫差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为国者固不宜逞一时的意气。
唐之对付方镇与汉不同。安史乱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以土地传子孙”。（《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卷五十《兵志》）一方“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以法”，（《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一）他方“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五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即朝廷对于方镇只有宽忍，而方镇对于朝廷，则不许其有任何准备。朝廷力不能制，于是姑息愈甚，“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新唐书》卷二百十《藩镇传·序》）然而贼夫贪心没有限界，“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同上）“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攻，及其甚，则起而弱王室”。（《新唐书》卷六十四《方镇表·序》）由此可知姑息政策只能苟安于一时，而结果又往往引起大乱于将来。
政治以“力”为基础，“力”又需“法”扶持之。姑息之政最初因为力不能制。到了有功而不敢赏，有罪而不敢罚，而如陆贽所说：
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恶者忧虞。（《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
则“法”亦破坏了。法纪荡然，当然是藩臣叛上，继之而发生者将校横行，又继而发生者士卒骄恣。将校横行开始于肃宗乾元元年以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2]。德宗贞元以后，“藩臣缺，必取本军所喜戴者授之”。（《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卢从史传》）朝廷既然放弃用人之权，择将校所喜戴者授以节度使之职，则野心的人不能不怡颜悦色，讨好将校。于是前此帅臣主政，而将校感其噢咻之恩，乐为之死，现在则将校擅权，而主帅之生死去留一系其手。河东诸将杀邓景山，而请任命辛云京为河东节度使，（《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肃宗宝应元年）成德军将吏诛田弘正，而请任命王廷凑为成德军节度使，（《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王廷凑传》）即其例也。
将校横行，浸假士卒也骄恣起来，因为将校欲奋取主帅的位任，不能不结士卒，以为爪牙之用，而又虑士卒之以助己者助人，患生于肘腋之间，遂不敢制以威令，只能厚其恩施。最初尚是将校收买士卒，以便实行其逐帅自立之计[3]。其次，士卒便于旧帅死时，自择新帅，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廷[4]。最后士卒又撼逐主帅，选择一位傀儡，立之为节度使[5]。各地士卒以魏博牙军最为骄悍，士卒也同主帅一样，世袭其职，父子姻党盘踞军中，成为一种封建势力，主帅稍不留意，举族有被害之虞，时人以魏府牙军比之长安天子。（《新唐书》卷二百十《罗绍威传》）汴州士卒亦甚骄恣，多逐杀主帅，以利剽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五《刘玄佐传》）主帅力不能制，或“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或屈身取媚，以求士卒的欢心，“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唐懿宗咸通三年）其欲峻法以绳骄兵者，往往不旋踵反为骄兵所杀[6]。秦汉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方镇兵变比比皆是。推原其故，姑息政策实为厉阶。朝廷畏藩臣之生事，用姑息以羁维之；藩臣惧将校之反戈，用姑息以安抚之；将校恐士卒之叛变，用姑息以取媚之。而其结果，兵愈骄，将愈悍，藩臣亦愈跋扈。
到了五代，此风更炽。五代之世，丧乱相承，七十余年之中，易代五次，朝为藩臣，暮为天子。安重荣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十八《安重荣传》）这和孙行者所说：“强者为尊该让我。”（第七回）同出一辙。兵强马壮者得为天子，而在佣兵制度之下，一般士卒均预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之谁赏赉最厚，谁就得兵强马壮。朱瑄悬金帛以诱朱全忠之兵，“诸军贪其厚利，私遁者甚众”，（《旧五代史》卷十三《朱瑄传》）其一例也。帝位用金帛买来，所以要维持帝位，不能吝惜金帛，唐庄宗不能平李嗣源之乱，就是因为不听宰相卢革之言，出内府金帛，优给将士。到了形势危急，急出钱帛，给赐诸军，而军士皆谓：“吾妻子已殍矣，用此奚为？”又说：“陛下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旧五代史》卷三十四《唐庄宗纪》）军纪如斯腐化，当然政变相承，然而吾人须知每次政变又是出于兵变啊！唐时军士只能拥立藩帅，五代军士又能拥立天子。杨光远对乱军说：“天子盖公辈贩弄之物。”（《旧五代史》卷九十七《杨光远传》）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李从珂）、周太祖（郭威）、宋太祖（赵匡胤）都是由军士拥立的，其拥立未成者尚不知几何。废立天子之权操于军士，这可以说是天下之奇观，考其原因，实不能不归咎于唐代姑息之政。
现今的人常把宽大认为姑息，又把姑息认为宽大。其实，两者完全不同。冯唐讥文帝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汉书》卷五十《冯唐传》）汲黯谓武帝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汉书》卷五十《汲黯传》）两帝皆能忍受，这是宽大。盖冯唐官不过郎中署长，汲黯虽为右内史（即京兆尹），而无迫主之势。“众辱我”而能忍受，这反可以证明天子之阔达大度。反之，臣下苟有所恃，而乃不守朝仪，或出不逊之言，则忍受不是宽大，而只是姑息。由此可知同一言也，出之于属官，语虽不敬，亦可优容，优容乃表示吾之雅量；出之于政敌，语虽可采，亦应拒绝，因为采纳之时，世人将谓吾畏政敌，而证明政敌之力在吾之上。这是政治上的秘诀。奇怪得很，后世政治家往往不明此旨，一方不肯开怀访纳，下询刍荛，使岩穴之士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他方又极力敷衍野心难驯之辈，虽然没有“王侯通爵，越禄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而软语温存，派使慰问，假之以名义，赠之以黄金，确是常见的事。刚者不敢茹，柔者不肯吐，何怪乎人们争为枭鸱，而朝廷的权威乃日渐低落。
明代初年，亦有藩国之变。结果，建文逊位，成祖入承大统。此盖建文为人既不能忍，即位伊始，即从书生齐泰、黄子澄之言，削夺周齐湘代泯诸王之地。又不能狠，在诸王之中，燕王“智勇有大略”，“屡帅诸将出征，威名大振”。（《明史》卷五《成祖纪》一）太祖崩殂之时，燕王自北平入奔丧，建文已经发表遗诏，令其无至京师了，（同上）建文元年二月燕王入觐，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监察御史劾其不敬，帝曰至亲勿问。户部侍郎卓敬密请徙南昌，以绝祸本，帝又谓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此际若能如相如奏筑，血犯秦王，朱虚行酒，追斩吕氏，抑数武士力耳。顾齐、黄不敢进言，建文亦仁柔寡断，失去大好机会，纵虎归山，建文地位已不安全。
历史上的事说得太多了，现再言归正传。玉帝对于孙行者极尽优容之能事，可谓姑息极矣。而皆不能买其欢心，反而引起孙行者的蔑视，卒至大乱天宫，若非佛老救驾，也许天上皇室早已易姓。此后孙行者皈依佛法，然他仍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第五十一回）所以每次觐见玉帝，不过唱个大喏，固然群仙不平，认为村野，而玉帝却说：“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第三十一回）反之，孙行者觐见如来，却肯低头礼拜。（第五十二回）此无他，十万天兵不能抵御，如来略施法力，就把孙行者压在五行山石匣之中。以力制力乃是政治上的原则，以恩情笼络叛徒，只是姑息，不但不能钳束其人，反将引起更严重的叛变。唐及五代的历史可为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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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帝二年，武为代王，四年徙为淮阳王，十一年又徙为梁王，淮阳为郡。景帝二年又置淮阳国，立子余为淮阳王。
[2]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乾元元年：“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3] 例如魏博节度使田永嗣将死，顾诸子弱，乃命从子悦知节度事，令诸子佐之。悦使绪主牙军，绪率数十人手刺悦，下令军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赏。”众乃共推绪为留后，诏即拜绪节度使。（《新唐书》卷二百十四《田悦田绪传》）。
[4] 例如魏博节度使田绪暴卒，子三人，季安最幼，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朝廷因授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田季安传》）
[5] 例如田布为魏博节度使，自引决，军情嚣然。史宪诚为中军都知兵马使，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大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夜为军众所害。军众害史宪诚，连声而呼曰：“得衙内都知兵马使何端公（何进滔）知留后，则三军安矣！”推而立之，朝廷因授进滔魏博节度使。（《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一《史宪诚何进滔传》）
[6] 例如陆长源为宣武军司马，初欲峻法绳骄兵，为节度使董晋所持，不克行。晋卒，长源总留后事，大言曰：“将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举军大怒，军乱，杀长源，食其肉，放火大掠。（《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一《陆长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