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学?据我看来,有文字著于竹帛叫作“文”,论彼的法式叫作“文学”。文学可分有韵无韵二种:有韵的今人称为“诗”,无韵的称为“文”。古人却和这种不同。《文心雕龙》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范晔自述《后汉书》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可见有韵在古谓之“文”,无韵在古谓之“笔”了。不过做无韵的固是用笔。做有韵的也何尝不用笔,这种分别,觉得很勉强,还不如后人分为“诗”“文”二项的好。

古时所谓文章,并非专指文学。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是把“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叫作“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叫作“章”。换句话说:文章就是“礼”“乐”。后来范围缩小,文章专指文学而言。

文学中有韵无韵二项,后者比前者多。我们现在先讨论无韵的文。在讨论文的派别之先,把文的分类讲一讲,并列表以清眉目:

我们普通讲文,大概指集部而言,那经、史、子,文非不佳,而不以文称。但上表所列文的分类中,以“传”而论,“四史”中列传已在集部以外。“本纪”“世家”和“传”是同性质的,也非集部所有,集部只有“家传”。以“论”而论,除了文人单篇的论文,也有在集部以外的。譬如,庄子《齐物论》,荀子《礼论》《乐论》,贾谊《过秦论》都是子部所有的。以“序”而论,也只单篇的,集中所已备;那联合的序,若《四库提要》,就非集部所有。至如“编年史”中《左传》《资治通鉴》之类和“名人年谱”,都是记事文,也非集部所能包了。

“传”是记述某人的一生或一事,我们所普通见到的。明人以为没曾做过史官,不应替人做“传”,我以为太拘了。史官所做,是卿相名人的“传”。那普通人的“传”,文人当然可以做的。“行述”“状”和“传”各不相同。“状”在古时只有几句考语,用以呈诸考功之官,凭之以定谥法。自唐李翱以为“状”仅凭考语不能定谥法,乃定“状”亦须叙事,就与“传”相同。“行述”须叙事,形式与“传”虽相同而用处不同。

“碑”原非为个人而作,若秦“峄山碑”是纪始皇的功绩,汉裴岑“纪功碑”是记破西域的事迹,差不多都是关于国家大事的。就以“庙碑”而论,虽为纪事,也不是纯为纪事的。只有墓上之碑,才是为个人而作。“碑”“碣”实质是一样的,只大小长短不同。唐五品以上可用“碑”,六品以下都用“碣”的。“表”和“碑”“碣”都不同,没有大小长短的区别,说到彼等的内质,“传”是纪事的,“状”是考语兼纪事的,“碑’是考语多,后附有韵的铭,间有纪事,也略而不详。宋以后“碑”和“传”只有首尾的不同了,“表”,宋后就没有“铭”;在汉时有“表记”“表颂”的不同,“表颂”是有“铭”的。汉以前没有“墓志”,西晋也很少,东晋以后才多起来。这也因汉人立碑过多,东晋下令禁碑,“墓志”藏在墓内,比较便当一些。北朝和唐并不禁碑,而墓志很流行:一、官品不及的,二、官品虽大曾经犯罪的,三、节省经费的,都以此为便:“墓志”的文章,大都敷衍交情,没有什么精彩。至很小的事,记述大都用“书事”或“记”等。

单篇论文,在西汉很少,就是《过秦论》也见《贾子新书》中的:东汉渐有短论,延笃《仁孝先后论》可算是首创。晋人好谈名理,“论说”乃出,这种论文,需含陆士衡文赋所说“精微流畅”那四字的精神。

“奏”,秦时所无,有之自汉始。汉时奏外尚有“封事”,是奏密事用的。奏,有的为国家大事,有的为个人的事,没有定规的。“议”,若西汉《石渠议》《盐铁论》《白虎通》,都是合集许多人而成的。后来,凡议典礼,大都用“议”的。

“书”,在古时已有,差不多用在私人的往还,但古人有“上书”,则和“奏记”差不多,也就是现今的“说帖”和“禀”。至如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却又和“移文”一样了。

“序”,也是古所已有,如《序卦》《书序》《诗序》都是的,刘向《别录》和《四库提要》也是这一类。后人大概自著自作,或注释古书附加一字的。古人的“题词”和“序”相同,赵岐注《孟子》,一“序”一“题词”,都用在前面。“跋”,大都在书后,体裁和序无不同之处。

纪事论议而外,尚有集部所无的,如:

(一)数典之文:

甲、官制 如《周礼》《唐六典》《明清会典》之类。

乙、仪注 《仪礼》《唐开元礼》等皆是。

丙、刑法 如《汉律》《唐律》《明律》《清律》之类。

丁、乐律 如宋《律吕正义》、清《燕乐考原》等。

戊、书目 如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王俭、阮孝绪《七录》《七志》,宋《崇文书目》,清《四库提要》之类。

(二)习艺之文:

甲、算术 如《九章算法》《圜法》之类。

乙、工程 如《周礼·考工记》,徐光启的《龙骨车》《玉衡车》之类。

丙、农事 如北魏《齐民要术》、元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之类。

丁、医书 如《素问》《灵枢》《伤寒论》《千金要方》之类。

戊、地志 如《禹贡》《周礼·职方志》《水经》《水道提纲》《乾隆府厅州县志》《方舆志略》之类。

以上各种,文都佳绝,也非集部所具的,所以我们目光不可专注在集部。

文学的分类既如上述,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文学的派别:

经典之作,原非为文,诸子皆不以文称。《汉书·贾谊传》称贾谊“善属文”,文乃出。西汉一代,贾谊、董仲舒、太史公、枚乘、邹阳、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称为“文人”,但考《汉书》所载赵充国的奏疏,都草绝千古,却又不以“文人”称,这是什么原故呢?想是西汉所称为“文人”,并非专指行文而言,必其人学问渊博,为人所推重,才可算文人的。东汉班彪著《王命论》,班固著《两都赋》,以及蔡邕、傅毅之流,是当时著称的文人。但东汉讲政治若崔实《政论》,仲长统昌言》,说经若郑康成之流,行文高出诸文人士,又不以文名了。在西汉推尊文人,大概注目在淹博有学问一点,东汉推尊的文人,有些不能明白了。东、西汉文人在当时并无派别,后人也没曾有人替他们分成派别的。

三国时曹家父子三人(操、丕、植)文名甚高。操以《诏令》名,丕以《典论》名,植以《求自试表》等称。人们所以推尊他们,还不以其文,大都是以诗推及其文的。徐幹诗不十分好,《中论》一书也不如仲长统所著而为当时所称。吴中以张昭文名为最高,我们读他所著,也无可取,或者以道德而推及其文的。陆家父子(逊、抗、凯、云、机)都以文名,而以陆机为尤,他是开晋代文学之先的——晋代潘、陆虽并称,但人之尊潘终不如陆,《抱朴子》中有赞陆语,《文中子》也极力推尊他,唐太宗御笔赞也只有陆机、王羲之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景仰了。自陆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快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东晋好谈论而无以文名者,骈文也自此产生了。南北朝时傅季友(宋人)骄体殊佳,但不能如陆机一般舒卷自如,后此任、沈约辈每况斯下了。到了徐、庾之流,去前人更远,对仗也日求精工,典故也堆叠起来,气象更是不雅淡了。至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著《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宋)、萧子良(齐)、袁翻(北魏)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景仰得很。在南北朝文家亦无派别,只北朝人好摹仿南朝,因此有推尊任的有推尊沈约的等不同。北朝至周,文化大衰,到了隋代,更是文不成文了。

陆机《平复帖》

唐初文也没有可取,但轻清之气尚存,若杨炯辈是以骈兼散的。中唐以后,文体大变,变化推张燕公、苏许公为最先,他们行文不同于庾也不同于陆,大有仿司马相如的气象。在他们以前,周时有苏绰,曾拟《大诰》,也可说是他们的滥觞。韩、柳的文,虽是别开生面,却也从燕、许出来,这是桐城派不肯说的。中唐萧颖士李华的文,已渐趋于奇。德宗以后,独孤及的行文,和韩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韩文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刘、吕也爱造词,不过不如韩、柳之甚。韩才气大,我们没见他的雕琢气;柳才小,就不能掩饰。韩之学生皇甫湜张籍,也很欢喜造词。晚唐李翱别具气度,孙樵佶屈聱牙,和韩也有不同。骈体文,唐代推李义山,渐变为后代的“四六体”,我们把他和陆机一比,真有天壤之分。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尊贾谊、太史公,把晋人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苏轼称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人们很不佩服。他所说八代,也费端详。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及晋、汉为八代,这当然不合的;有的自隋上推合北朝三代及晋、汉、秦为八代,那是更不合了。因为司马迁、贾谊是唐人所极尊的,东坡何至如此胡涂?有的自隋上推合南朝四代、北朝三代为八代,这恰是情理上所有的。

宋初承五代之乱,已无文可称;当时大都推重李义山,四六体渐盛,我们正可以说李义山是承前启后的人,以前是骈体,以后变成四六了。北宋初年,柳开得韩昌黎集读之,行文自以为学韩,考之实际,和韩全无关系,但宋代文学,他实开其源。以后穆修尹洙辈也和四六离异,习当时的平文(古文一名,当时所无),尹洙比较前人高一着。北宋文人以欧阳修三苏、曾、王为最著。欧阳本习四六,后来才走入此途,同时和他敌对,首推宋祁。祁习韩文,著有《新唐书》,但才气不如韩。他和欧阳交情最深,而论文极不合。他的长兄宋郊,习燕、许之文,和他也不同。

韩愈

明人称“唐宋八大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欧阳和韩,更格格不相入。韩喜造词,所以对于李观樊宗师的文很同情。欧阳极反对造词,所以“天地轨,万物茁,圣人发”等句,要受他的“红勒帛”。并且“黈纩塞耳,前旒蔽明”二语,见于《大戴礼》,欧阳未曾读过,就不以为然,已无论矣。三苏以东坡为最博,洵、辙不过尔尔。王介甫才高,读书多,造就也较多。曾子固读书亦多,但所作《乐记》,只以大话笼罩,比《原道)还要空泛。有人把他比刘原甫,一浮一实,拟于无伦了。宋人更称曾有经术气,更堪一笑!

南宋文调甚俗,开科举文之端。这项文东坡已有雏形,只未十分显露,后来相沿而下,为明初宋濂辈的台阁体。中间在元代虽有姚燧虞集辈尚有可观,但较诸北宋已是一落千丈。

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刘敞司马光辈谨严厚重,比欧阳高一筹,但时人终未加以青目,这也是可惜的。

明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前七子”(李梦阳等)恨台阁体;“后七子”(王世贞等)自谓学秦、汉,也很庸俗。他们学问都差于韩、苏,摹拟不像,后人因此讥他们为伪体。归有光出,和后七子中王世贞相抗敌,王到底不能不拜他的下风。归所学的是欧、曾二家,确能入其门庭,因此居伪体之上。正如孟子所说,“五谷不熟,不如荑稗”的了!

桐城派,是以归有光为鼻祖,归本为昆山人,后来因为方、姚兴自桐城,乃自为一派,称文章正宗。归讲格律、气度甚精工,传到顾亭林有《救文》一篇,讲公式禁忌甚确,规模已定。清初汪琬学归氏甚精,可算是归氏的嫡传,但桐城派不引而入之,是纯为地域上的关系了。

方苞出,步趋归有光,声势甚大,桐城之名以出。方行文甚谨严,姚姬传承他的后,才气甚高,也可与方并驾。但桐城派所称刘大櫆,殊无足取,他们竟以他是姚的先生,并且是桐城人,就凭意气收容了,因此引起“阳湖”和他对抗。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巨子。惠言本师事王灼,也是桐城派的弟子。他们嫉恶桐城派独建旗帜,所以分裂的,可惜这派传流不能如桐城派的远而多。姚姬传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为最。梅精工过于方、姚,体态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当作词曲看。曾国藩本非桐城人,因为声名煊赫,桐城派强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著。归、汪、方、姚都只能学欧、曾。曾才有些和韩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说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吴汝纶的文,并非自桐城习来,乃自曾国藩处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骈体文又直追陆机了。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

我们平心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个都不相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的气度格律,明白他们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的习气罢了。

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应用现制。

(二)亲属名称应仍《仪礼·丧服》《尔雅·丧服》之旧。(按《尔稚》无此篇,疑当为《尔雅·释亲》)

(三)不俗——忌用科举滥调。

(四)不古。

(五)不枝。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在古代文学中,诗而外,若“箴”,全是有韵的;若“铭”,虽杂些无韵,大部分是有韵的:若“诔”,若“像赞”,若“史述赞”,若“祭文”,也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那无韵的,我们可归之于文;那有韵的可归之于诗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医方歌诀”之类,也是有韵的,我们也不能不称之为诗。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诗来问我,我可以这么答道:“诗只可论体裁,不可论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韵,当然是诗。”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论,原不成诗,以形式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惟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后世有人以为赋、比、兴就在《风》《雅》《颂》之中,《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时,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此谓比、赋、兴,各有篇什。自孔子淆杂第次而毛公独旌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而失邻类。”郑康成《六艺论》也说:《风》《雅》《颂》中有赋、比、兴。《毛传》在《诗》的第一节偶有“兴也”二宁、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赋也”均添起来了。我以为《诗》中只有《风》《雅》《烦》,没有赋、比、兴。左氏说:“《彤弓》《角弓》,其实《小雅》也;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其实《大雅》也。”考毛公所附“兴也”的本义,也和赋、比、兴中的“兴”不同,只不过像乐府中的“引”“艳”二样。

“六诗”本义何在?我们除比、兴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风 《诗小序》:“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我以为风的本义,还不是如此,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

二、颂 “颂”,在《说文》就是“容”字,《说文》中“容”只有纳受的意义,这“颂”字才有形容的意义。《诗·小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我们于此可想见古人的颂是要“式歌式舞”的。

三、赋 古代的赋,原不可见,但就战国以后诸赋看来都是排列铺张的。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间供给的谓之“赋”,在收纳民赋时候,必须按件点过。赋体也和按件点过一样,因此得名了。

四、雅 这项的本义,比较的难以明白。《诗小序》说:“雅者正也。”雅何以训作正?历来学者都没有明白说出,不免引起我们的疑惑。据我看来,“雅”在《说文》就是“鸦”,“鸦”和“乌”音本相近,古人读这两字也相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雅”即“乌”。《史记·李斯传·谏逐客书》《汉书·杨恽传·报孙会宗书》均有“击缶而歌乌乌”之句,人们又都说“乌乌”秦音也,秦本周地,乌乌为秦声,也可以说乌乌为周声。又商有颂无雅,可见雅始于周、从这两方面看来,“雅”就是“乌乌”的秦声,后人因为他听歌咏的都是庙堂大事,因此说“雅”者,正也。《说文》又训“雅”为“疋”,这两字音也相近。“疋”的本义,也无可解,《说文》训’‘疋”为“足”,又说:“正,记也。”大概“疋”就是后人的“疏”,后世的“奏疏”,也就是记。《大雅》所以可说是“正”,也就因为《大雅》是记事之诗。

《诗经》

我们明白这些本义,再去推求《诗经》,可以明白了许多。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古诗有三千余篇。有人对于三千余篇,有些怀疑,以为这是虚言。据我看来,这并非是虚言。《风》《难》《颂》已有三百余篇,考他书所见逸诗,可得六百余篇;若赋、比、兴也有此数,就可得千二百篇了。《周礼》称九德六诗之歌,可见六诗以外,还有所谓九德之歌。在古代盛时,“官箴、占繇皆为诗,所以序《庭燎》称‘箴’,《沔水》称‘规’,《鹤鸣》称‘诲’,《祈父》称‘刺’,诗外更无所谓官箴,辛甲诸篇,也在三手之数”。我们以六诗为例,则九德也可得千八百篇:合之已有三千篇之数,更毋庸怀疑。至于这三千篇删而为三百篇,是孔子所删,还是孔子以前已有人删过呢?我们无从查考。不过孔子开口就说诵诗三百,恐怕在他以前,已有人把诗删过了!大概三千篇诗太复杂,其中也有诵世系以劝戒人君,若《急就章》之流,使学者厌于讽诵。至若比、赋、兴虽依情志,又复广博多华,不宜声乐,因此十五流中删取其三,到了孔子不过整齐彼的篇第不使凌乱罢了。

《诗经》只有《风》《雅》《颂》,赋不为当时所称。但是到了战国,赋就出来了。屈原、孙卿都以赋名:孙卿以《赋》《成相》分二篇题号已别;屈原《离骚》诸篇,更可称为卓立千古的赋。《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的赋是道情的,孙卿的赋是咏物的,陆贾赋不可见,大概是“纵横”之变。后世言赋者,大都本诸屈原。汉代自从贾生《惜誓》上接《楚辞》,《鸟》仿佛《卜居》,司马相如自《远游》流变而为《大人赋》,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为《七发》,其后汉武帝《悼李夫人》、班婕妤《自悼》,以及淮南、东方朔、刘向辈大都自屈、宋脱胎来的。至摹拟孙卿的,也有之,如《鹦鹉》《鹪鹤》诸赋都能时见一端的。

三百篇以后直至秦代,无诗可见。一到汉初,诗便出来了。汉高祖《大风歌》,项羽《虞兮歌》,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五言诗的始祖,当然要推《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中据《玉台新咏》指定九首是枚乘作的,可见这诗是西汉的产品。至苏武、李陵赠答之诗,有人疑是东汉时托拟的。这种五言诗多言情,是继四言诗而起的,因为四言诗至三百篇而至矣尽矣,以后继作,都不能比美,汉时虽有四言诗,若韦孟之流,才气都不及,我们总觉得很淡泊。至碑铭之类(《峄山碑》等)又是和颂一般,非言情之作,其势非变不可,而五言代出。

汉代雅已不可见,《郊祀歌》之流,和颂实相类似,四言而外,也有三言的,也有七言的。此后颂为用甚滥,碑铭称“颂”,也是很多的。

汉代文人能为赋未必能以诗名,枚乘以诗长,他的赋却也不甚著称。东汉一代,也没有卓异的诗家,若班固等,我们只能说是平凡的诗家。

继十九首而振诗风,当然要推曹孟德父子。孟德的四言,上不摹拟《诗经》,独具气魄,其他五言七言诸诗,虽不能如十九首的冲淡,但色味深厚,读之令人生快。魏文帝陈思王的诗,也各有所长,同时刘祯、王粲辈毕竟不能和他们并驾。锺嵘《诗品》评古诗十九首说是“一字千金”,我们对于曹氏父子的诗,也可以这样说他,真所谓:“其气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比金石。”

曹操

语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诗是发于性情。三国以前的诗,都从真性情流出,我们不能指出某句某字是佳,他们的好处,是无句不佳无字不佳的。曹氏父子而后,就不能如此了。

曹氏父子而后,阮籍以《咏怀诗》闻于世。他本好清谈,但所作的诗,一些也没有这种气味。《诗品》称阮诗出于《离骚》,真是探源之论,不过陈思王的诗,也出自《离骚》,阮的诗还不能如他一般痛快。

晋初左思咏史诗》《招隐诗》风格特高,与曹不同,可说是独开一派。在当时他的诗名不著,反而陆机、潘岳辈以诗称。我们平心考察:陆诗散漫,潘诗较整饬,毕竟不能及左思,他们也只可以说是作赋的能手罢了。当时所以不看重左思,也因他出身微贱,不能像潘、陆辈身居贵胄的原故。《诗品》评诗,也不免于徇俗,把左思置在陆、潘之下,可为浩叹!其他若张华的诗,《诗品》中称他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我们读他的诗意,只觉得是薄弱无力量,所谓儿女情多,也不知其何所见而云然,或者我们没曾看见他所著的全豹,那就未可臆断了。

东晋清谈过甚,他们的“清谈诗”,和宋时“理学诗”一般可厌。他们所做的诗,有时讲讲庄、老,有时谈谈佛理,像孙绰、许询辈都是如此。孙绰《天台山赋》有“大虚辽廓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等句,是前人所不肯用的。《诗品》说他们的诗,己是“风骚体尽”,的是不错。在东晋一代中无诗家可称,但刘琨《扶风歌》等篇,又是诗中佳品,以武人而能此,却也可喜。

陶渊明出,诗风一振,但他的诗终不能及古人,《诗品》评为“隐逸之诗”。他讲“田舍风味”,极自然有风致,也是独树一帜。在他以前,描写风景的诗很少,至他专以描写风景见长,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真古人所不能道。渊明以后,谢灵运和颜延之二家继他而起。谢描摹风景的诗很多,句调精练,《诗品》说他是“初出芙蓉”。颜诗不仅描风景,作品中也有雕刻气,所以推为诗家,或以颜学问淹博之故。《诗品》评颜谓为“镂金错彩”。陶诗脱口自然而出,并非揉作而成,虽有率尔之词,我们总觉得可爱。如谢诗就有十分聱牙之处,我们总可以觉得他是矫作的。小谢(谢朓)写风景很自然,和渊明不相上下,而当时学者终以小谢不及大谢,或者描写风景之诗,大家都爱工巧,所以这般评论。梁代诗家推沈约(永明体自他出),律诗已有雏形了。古诗所以变为律诗,也因谢、颜诗不可讽诵,他因此故而定句调。沈约的律诗,和唐后律诗又不相同。《隋书·经籍志》载他的《四声谱》有一卷,可见谱中所载调是很多的,并不像唐后律诗这么简单。他的四声谱,我们虽不能见,但读他的诗,比谢、颜是调和些,和陶、小谢却没有什么分别呢。

鲍照、齐江淹,也以诗名。鲍有汉人气味,以出身微贱,在当时不甚著称。江善于拟古,自己的创作却不十分高明。

南北朝中,我们只能知道南朝的作品。北朝究竟有无诗家,久已无从考得,但《木兰诗》传自北朝,何等高超,恐怕有些被淹没了呢!

梁末诗又大变,如何逊、阴铿的作品,只有一二句佳绝了。在此时,古今诗辟下一大界限,全篇好是古诗的特色,一二句好是此后的定评。隋杨素诗绝佳,和刘琨可仿佛。此时文人习于南北朝的诗风,爱用典故,并喜雕琢。杨素武人不爱雕琢,亦不能雕琢,所以诗独能过人。当时文人专着眼在一二句好处,对于杨素不甚看重。所以隋炀帝为了忌嫉“空梁落燕泥”“庭草无人随意绿”二佳句,就杀两诗人了。

唐初,律诗未出,唐太宗和魏徵的诗,和南北朝相去不远。自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出,作品渐含律诗的气味,不过当时只有五言律,并未有七言律。四杰之文很卑微,他们的诗,却有气魄。成就五言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气魄也大,虽有对仗,但不甚拘束。五言古诗到此时也已穷极,五律七古不能不产生了。唐以前七古虽有,但不完备,至唐始备全。七古初出,若李太白、崔颢的诗,都苍苍茫茫,信笔写去,无所拘忌。李诗更含复古的气昧,和同时陈子昂同一步骤。

盛唐诗家以王维孟浩然张九龄为最。张多古诗,和李、陈同有复古的倾向。王、孟诗与陶相近,作品中有古诗有律诗,以描写风景为最多,都平淡有意趣。

李、陈、张,三家都是复古诗家,三人中自然推李为才最高。他生平目空古人,自以为在古人之上,在我们看来,他的气自然盛于前人,说他是高于前人恐怕未必。王、孟两家是在古今之间,到了杜甫,才开今派的诗。

杜甫的诗,元稹说他高于李,因为杜立排律之体为李所不及的。据我看来,李诗是成线的,杜诗是成面的,杜诗可说是和“赋”有些相像,必要说杜胜于李,却仍不敢赞同。并且自杜诗开今,流于典故的堆叠,自然的气度也渐渐遗失,为功为罪,未可定论!至于杜的古诗,和古人也相去不远,只排律一体,是由他首创,“子美别开新世界”,就是这么一个世界罢!在杜以前诸诗家,除颜延之而外,没有一个以多用书为贵的,自杜以后,才非用典故,不能夸示于人。或者后人才不如古,以典故文饰,可掩了自己的短处!正如天然体态很美的女子,不要借力于脂粉,那些体态不甚美的,非藉此不可了。昌黎的诗,习杜之遗风,更爱用典故,并爱用难识的字,每况愈下了,但自然之风尚存,所以得列于诗林。

韦应物、柳宗元两家,和昌黎虽同时,而作品大不相同。他们有王、孟气味,很自然平淡的。我们竟可以说柳的文和诗截不相同。同时有元微之、白居易二家,又和别家不同。他们随便下笔,说几句民情,有《小雅》的风趣,他们所以见称也以此。

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爱讲对仗,和杜甫爱典故是一样的结合,便成宋代的诗风,“西昆体”染此风甚深,所以宋代诗话,专在这些地方留意。

宋初欧阳修、梅圣俞对于西昆体很反对,但欧阳修爱奇异的诗句,如“水泥行郭索(这句是咏蟹,“郭索”两字见扬子《太玄经》),云木叫钩辀(这句是咏鸠,“钩辀”两字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句,已不可解,他却大加赞赏,和他的论文,大相抵触的。梅圣俞的诗,开考古之源,和古人咏古的诗,又大不相同了。总之,宋人的诗,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以此病入膏育。苏轼的诗,更打破唐诗的规摸,有时用些佛典之法理,太随便了。王荆公爱讲诗律,但他的诗律,忽其大者而注重小者,竟说:“上句用汉书,下句也要用汉书的。”(按原话为:“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见《石林诗话》)自此大方气象全失;我们读宋祁“何言汉朴学(见《汉书》),反似楚技官(见《史记·吴起传》)”之句,再看王维“正法调狂象(见佛法),玄言问老龙(见《庄子》)”之句,真有天壤之判呢!有宋一代,诗话很多,无一不深中此病。惟《沧浪诗话》和众不同,他说:“诗有别才,不关学也;诗有别趣,不关理也。”此种卓见,可扫宋人的习气了。

南宋陆放翁含北宋习气也很深,惟有范石湖(范成大)、刘复村(按疑为刘后村,即刘克庄)自有气度,与众不同。黄山谷出,开江西诗派之源。黄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对仗,是他们的规律,这一派诗无足取。

洪亮吉行书七言联

元、明、清三代诗甚衰,一无足取。高青丘(明代诗人高启,号青丘子)的诗失之靡靡,七子的诗失之空门面,王渔洋、朱彝尊的诗失之典泽过浓,到了翁方纲以考据入诗,洪亮吉爱对仗,更不成诗。其间稍可人意的,要推查初白的,但也不能望古人之项背。洪亮吉最赏识“足以乌孙涂上茧,头几黄祖座中枭”二句,我们读了只作三日呕!

诗至清末,穷极矣。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向下堕落。所谓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汉、晋,所谓向下堕落就是近代的白话诗,诸君将何取何从?提倡白话诗人自以为从西洋传来,我以为中国古代也曾有过,他们如要访祖,我可请出来:唐代史思明(夷狄)的儿子史朝义,称怀王,有一天他高兴起来,也咏一首樱桃的诗:“樱桃一篮子,一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那时有人劝他,把末两句上下对调,作为“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便与“一半青、一半黄”押韵。他怫然道:“周贽是我的臣,怎能在怀王之上呢?”如在今日,照白话诗的主张,他也何妨说:“何必用韵呢?”这也可算白话诗的始祖罢。一笑!

附:文学略说

文学分三项论之: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一、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准是论文,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仪礼》虽分十七篇而互有关系);《诗》《书》,独行之文也。孔子删诗,如后世之总集,惟商初、周初诸篇偶有关系,然各篇不相接者多,与《春秋》编年者异撰,或同时并列三篇,或旷数百年而仅存一篇。自尧至秦,一千七百年中,商书残缺;夏书则于后羿、寒浞之事,一无记载。盖书本各人各作,不相系联。孔子删而集之,亦犹夫诗矣。后人文集,多独行之文;惟正史为著作之文耳。以故著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而周末诸子,说理者为后起,老、墨、庄、申、韩、孟、荀是也;惟《吕览》是独行之文编集而为著作者也。著作之盛,周末为最。顾独在诸子,史部不能与抗。至汉,《太史公》继《春秋》而作,史部始盛。此后子书,西汉有陆贾《新语》(真伪不可知)、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后人归入经部)、桓宽《盐铁论》(集当时郡国贤良商论盐铁榷沽事)、扬雄《法言》;东汉有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全书不可见)、荀悦申鉴》、徐幹《中论》。持较周秦诸子,说理固不逮,文笔亦渐逊矣。然魏文帝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幹为不朽者,盖犹视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

王充《论衡》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类。王充谓:“司马子长累积篇第,文以万数;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窈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论衡·超奇》篇)此为抑扬太过。《史记》虽袭前文,其为去取,亦甚难矣。充又数称桓君山,谓说论之徒,君山为甲。今桓谭书不可见,惟《群书治要》略载数篇,亦无甚高深处。而充称为素丞相者,盖王、桓气味相投,能破坏不能建立,此即邱光庭《兼明书》之端也(东汉人皆信阴阳五行,王充独破之,故蔡中郎得其书,秘之帐中。中郎长于碑版,能为独行之文而不能著作者)。至于三国,《典论》全书不可见。刘劭人物志》论官人之法,行文精练,汉人所不能为,《隋志》入之名家,以其书品评人物,综核名实,于名家为近也。其论英雄,谓“张良英而不雄,韩信雄而不英。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为相,雄可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而智者不归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语似突梯,而颇合当时情理。晋世重清谈,宜多著作之文;然而无有者,盖清谈务简,异于论哲学也。乐广擅清言,而不著书。《世说新语》云:“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广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故无长篇大论。其时子书有《抱朴子》等(《抱扑子》外篇论儒术,内篇论炼丹),颜之推讥之,以为“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颜氏家训》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精于小学,故有《音辞篇》;信奉释氏,故有《归心篇》。其书与今敦煌石室所出《太公家教》类似。之推,文学之士,多学问语。太公,不知何人,或为隋唐间老农。学问有深浅,故文笔异雅俗耳。李习之谓《太公家教》与《文中子》为一类,不知《文中子》夸饰礼乐,而《家教》则否,余故谓是《家训》之类也。唐人子部绝少。后理学家用禅宗语录体著书,亦入子部,其文字鄙俚,故顾亭林讥之曰:“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矣。”

史部之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皆一手所作。《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亦然。《隋书》,魏徵等撰。本纪、列传,出颜师古孔颖达手(自来经学家作史,惟孔颖达一人);《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李淳风手。《新唐书》,宋祁撰列传,欧阳修撰志,虽出两人,文笔不甚相远。《晋书》出多人之手。《旧唐书》,号称刘昫撰,昫实总裁而已。《旧五代史》,薛居正撰,恐亦非一人之作。欧阳修《新五代史》,固出一手,然见闻不广,遗漏太多。辽、金、元三史,皆杂凑而成,惟《东都事略》乃王称一人之作。《明史》本万斯同所作,但有列传,无本纪、表、志。余弟子朱逖先在北京购得稿本,体裁工整,而纸色如新,未敢决然置信。然文笔简练,殆非季野不能为。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稿》,纪、表、志、传具备,而删去万历以后列传。乾隆时重修《明史》,则又出多人之手矣。编年史如《汉纪》《后汉纪》《十六国春秋》,皆一手所作(《十六国春秋》,真伪不可知)。《通鉴》一书,周、秦、两汉为刘奉世所纂,六朝为刘恕所纂,隋唐为范祖禹所纂,虽出众手,而温公自加刊正。“臣光曰”云云,皆温公自撰,亦可称一手所成者也。大抵事出一手者为著作之文(史部、子部应分言之),反之则非著作之文。宋人称《新五代史》可方驾《史记》,《史记》安可几及?以后世史部独修者少,故特重视之耳。

《新五代史》

《左》《国》《史》《汉》中之奏议书札,皆独行之文也。西汉以前,文集未著。《楚辞》一类,为辞章之总集。汉人独行之文,皆有为而作,或为奏议,或为书札,鲜有以论为名者。其析理论事,仅延笃《仁孝先后论》一篇耳,其文能分析而未臻玄妙,徒以《解嘲》《非有先生论》之属皆是设论,非论之正,故不得不以延笃之论为论之首也。魏晋六朝,崇尚清谈。裴頠《崇有》,范缜《神灭》,斯为杰构。清谈者宗师老子,以无为贵,故裴頠作论以破其说。《弘明集》所收,多扬玄虚之旨,范缜远承公孟(太史公云:学者多言无鬼神),近宗阮瞻,昌论无鬼,谓形之于神,犹刀之于利,未闻刀去而利存,安有人亡而神在?是仍以清谈破佛法也。此种析理精微之作,唐以后不可见。近世曾涤生言古文之法,无施不可,独短于说理(方望溪有“文以载道”之言,曾氏作此说,是所见过望溪已)。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说理。古人之书,《庄子》奇诡,《孟》《荀》平易,皆能说理。韩非《解老》《喻老》,说理亦未尝不明。降格以求,犹有《崇有》《神灭》之作,何尝短于说理哉?后人为文,不由此道,故不能说理耳。然而宗派不同、门户各别,彼所谓古文,非吾所谓古文也。彼所谓古文者,上攀秦汉,下法唐宋,中间不取魏晋六朝。秦汉高文,本非说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说理。韩、柳为文,虽云根柢经、子,实则但摹相如、子云耳。持韩较柳,柳犹可以说理,韩尤非其伦矣(柳遭废黜,不能著成一书,年为之限,深可惜也)。盖理有事理、名理之别。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惟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古文家既不敢上规周秦,又不愿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说理矣。要之,文各有体。法律条文,自古至今,其体不变。汉律、唐律,如出一辙。算术说解,自《九章》而下,亦别自成派。良以非此文体,无以说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上之周秦诸子,下之魏晋六朝,舍此文体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论事之辨,固已难矣。然则古人之文,各类齐备,后世所学,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独短于说理,乃唐宋八家下逮归、方之作,独短于说理耳。

史部之文,班马最卓。后世学步,无人能及。传之于碑,文体攸殊。传钝叙事,碑兼文质。而宋人造碑,宛然列传。昌黎以二千余字作《董晋行状》,其他碑志,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渐有长者。子由作《东坡墓志》,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晦庵作《韩魏公志》,文成四万,亦不能收束。持较《史》《汉》千余字之《李斯列传》、七八千字之《项羽本纪》,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语矣。后人无作长篇之力量,则不能不学韩、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谓起伏照应之法。凡为作长篇,不易收束而设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尔)。是故即论单篇独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后世史须官修,不许私撰。学成班马,持等屠龙。惟子书无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制,岂不以屠龙之技为不足学耶?今吴江有宝带桥,绵亘半里,列洞七十,传为胡元时造;福建泉州有万安桥,长及二里,传为蔡襄所造。此皆绝技,后人更无传者。何者?师不以传之弟子,弟子亦不愿受之于师,以学而无所可用也。著作之文,每下愈况,亦犹此矣。

福建泉州万安桥

二、骈文散文各有体要。骈文、散文,各有短长。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优;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

骈散之分,实始于唐,古无是也。晋宋两代,骈已盛行。然属对自然,不尚工切。晋人作文,好为迅速。《兰亭序》醉后之作,文不加点,即其例也。昭明《文选》则以沉思翰藻为主,《兰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艳,又异翰藻,是故屏而弗录。然魏晋佳论,譬如渊海,华美精辨,各自擅场。但取华美,而弃精辨,一偏之见,岂为允当,顾《文选》所收对偶之文,犹未极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镂金错采,清顺之气,于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学如温子升辈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极。于是初唐四杰廓清之功,不可没也(颜师古作《等慈寺塔记铭》,有意为文,即不能工;杨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为当时之文,皆糅之金玉龙凤,乱之青黄朱紫,子安始革此弊)。降及中叶,李义山始专力于对仗,为宋人四六之先导。王子安落霞、孤鹜二语,本写当时眼前景物,而宋人横谓落霞,飞蛾之号以对孤鹜,乃为甚工(宋人笔记中多此语),其可笑有如此者。骈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当时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风行耳。欧阳永叔以四六得第。虽宗韩柳,不非骈体(永叔举进士,试《左氏朱之诬论》有“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语,颇以自矜)。东坡虽亦作四六,而常讥骈体。平心论之,宋人四六实有可议处也。清乾隆时,作骈体者规摹燕许,斐然可观。李申耆选《骈体文钞》(申耆,姚姬传之弟子,肄业钟山书院,反对师说,乃作是书),取《过秦论》《报任少卿书》,一切以为骈体,则何以异于桐城耶?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邹阳,纵横家也。观其上书(《邹阳》七篇,《汉志》入纵横家。《史记》,邹阳与鲁仲连同传。周孔之作不论,论汉人之作,相如、子云之文非有为而作,故特数邹阳),行文以骈。而文气之盛,异于后之四六。是故谓骈体气弱,未为笃论。宋子京《笔记》谓作史不应用骈语;刘子玄亦云:史文用骈,似箫笛杂鼙鼓、脂粉饰壮士。此谓叙事不宜用骈也。不仅宋子京、刘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无用骈语者。唐诏令皆用骈体,而欧阳永叔撰《新唐书》,一切削去,此则太过。夫诏令以骈而不可录;罪人供状,词旨鄙俚,莫此为基,何为而可录耶?后人不愿为散体者,谓散体短于说理,不知《崇有》《神灭》之作,亦非易为。若夫桐城派导源震川(尧峰亦然),阳湖略变其法,而大旨则同。震川之文,好摇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长之语。曾涤生讥之曰:“神乎、味乎?徒辞费耳。”此谓震川未脱八股气息也。至于散之讥骈,谓近俳优,此亦未当。玉溪而后,雕绘满眼,弊固然矣。若《文选》所录,固无襞积臃肿之病也。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并用,乃达神旨。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若立意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无须尔。

《文选》

骈散合一之说,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然晋人为文,如天马行空,绝无依傍,随笔写去,使人难分段落。今观容甫之文,句句锻炼,何尝有天马行空之致;容甫讥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湘绮之文,才高于汪,取法魏晋,兼宗两汉。盖深知明七子之弊,专学西汉,有所不逮;但取晋宋,又不甘心。故其文上取东汉,下取魏晋,而自成湘绮之文也。若论骈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绮乃成就耳。然湘绮列传碑版,摹拟《史记》,袭其成语,往往有失检之处。如《邹汉勋传》云:“如邹汉勋者,又何以称焉?”此袭用《史记·伯夷列传》语而有误也。夫许由、卞随、务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实,故作此问。若邹汉勋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论历代文学,当自周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初之文,厥维经典,不能论其优劣。春秋而后,始有优劣可言。春秋时文体未备,综其所作,记事、叙言多而单篇论说少。七国时文体完具,但无碑版一体。钟鼎虽与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故正式碑版,断自秦后起也(任昉文章缘起》,其书真伪不可知,所论亦未可信据)。概而论之,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六朝之后,亦有新体,如墓志,本为不许立碑者设;后世碑与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为正式文章也。又如寿序,宋以前犹未著。然论文学之盛衰,固不拘于文体之损益。

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气之盛衰,不可强为。大抵见理清、感情重,自然气盛。周秦之作,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气。论感情,亦古人重于后人。《颜氏家训》谓:“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为东郡,云:“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非独爱别离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于感情者为然。何者?爱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今以《诗经》观之,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皆可谓甚真。至于《楚辞·离骚》之忠怨,《国殇》之严杀,皆各尽其致。汉人叙战争者,如《项羽本纪》《李陵列传》,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迹之奇也,乃其文亦极描写之能事矣。此在后世文人为之,虽有意描写,亦不能几及。何也?其情不至也。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于小说。然自唐以降,小说家但能叙鬼怪,而不能叙战争攻杀。此由实情所无,想象亦有所不逮。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变,后世小说,类能道之。然人之爱情,岂仅限于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无不有爱情焉。而后世小说之能事,则尽于述男女而已。

汉人之文,后世以为高,然说理之作实寡。魏晋渐有说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今人真欲上拟周秦两汉,恐贻举鼎绝膑之诮。明七子李空同辈,高谈秦汉,其实邯郸学步耳。后七子如李沧溟文,非其至者,而诗尚佳;王凤洲文胜于沧溟,颇能叙战争及奇伟之迹,此亦由于情感激发尔。如杨椒山之事,人人愤慨,故凤洲所作行状,有声有色。顾持较《史》《汉》,犹不能及。以《史》《汉》文出无心,凤洲则有意摹拟,着力与不着力,自有间也。

抒情说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说理如《七发》之类者亦然(《七发》亦赋类)。《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启》《七命》即大有径庭。相如、子云之赋,往往用同偏旁数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觉其重。何也?有气行乎其间,自然骨力开张也。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然《两都》《两京》以及《三都》,犹粗具规模,后此则无能为之者矣。此类文字,不关情之深、理之邃,以余度之,殆与体气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今人发古墓,往往见古人尸骨大于今人,此一证也。武梁祠画像,其面貌虽不可细辨,然鼻准隆起,有如犹太、回回人,此又一证也。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又汉行征兵制,而其时歌谣,无道行军之苦者。唐代即不然,杜诗《兵车行》《石壕吏》之属可征也。由此可见,唐人之体气已不逮汉人,此又一证也。以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不特文章为然,见于道德者亦然。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情即有关于体气。体气强则情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德行亦衰。孔子曰:“仁者必有勇。”知无勇不能行仁也。《吕氏春秋·慎大览》称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史记·仲尼弟子传》云:子路性鄙,少孔子九岁,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诱之,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今观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奋袖抽剑,雄鸡之冠,与《史记》所言符合。知孔子之服子路,非仅用礼,亦能以力胜矣。后世理学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为无孔子之力故耳(澹台灭明之斩蛟,亦好勇之征也)。夫并生一时代者,体格之殊,当不甚远。孔子、墨子,时代相接。孔子之勇如此,则墨子之以自苦为极,若救宋之役,百舍重茧而不息,亦可信矣。自两汉以迄六朝,文气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世说新语》记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尔时膏梁子弟,染于游惰如此,体气之弱可知矣。有唐国势,虽不逮两汉,犹胜于六朝。故燕许大手笔,文虽骈体,气骨特健,自此一变而为韩柳之散文。宋代尚文,讳言武事,欧、曾、王、苏之作,气骨已劣于韩、柳。余常谓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曾涤生倡阴阳刚柔之说,合于东人所谓壮美、优美者。以历代之作程之: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其异于汉唐者,汉唐自然强盛,明则有勉强之处耳。明人鉴于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凡外夷入贡,表章须一律写华文,朝鲜、安南文化之国,许其称臣;南洋小国及满洲之属,则降而称奴。天使册封,不可径入其国城,须特建大桥,逾城而入;贡使之入中国者,官秩虽高,见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称大人。外夷称中国曰天朝者,即始于此。诸如此类,即可见明代国势之盛,出于勉强。国势如此,国人体气恐亦类此。其见于文事者,台阁体不足为代表,归震川闲情冷韵之作,亦不足为代表,所可代表者,为前后七子之作。彼等强学秦汉,力不足以赴之,譬如举鼎绝膑,不自觉其面红耳赤也。归震川生长昆山,王凤洲生长太仓,籍贯同隶苏州,而气味差池。震川与凤洲争名,二人皆自谓学司马子长,然凤洲专取《史记》描摹之笔及浓重之处,震川则以为《史记》佳处在闲情冷韵。盖苏州人好作冷语,震川之文,苏州人之文也。震川殆知秦汉不易学,而又不甘自谓不逮秦汉,故专摹《史记》之冷语欤?由此遂启桐城派之先河。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顾其主平淡、不主浓重则同。姚姬传学问之博,胜于方望溪,而文之气魄则更小,谋篇过六七百字者甚罕。梅伯言修饰更精,而体气尤不逮矣。曾涤生以为学梅伯言而以为末足,颇有粗枝大叶之作,体气近于阳刚。此其故关于国势、体力。清初国势之盛,乃满洲之盛,非汉族之盛。汉人慑伏于满洲淫威之下,红营兵丁大抵羸劣,营汛武职官俸薄,往往出为贾竖,自谋生活,其权力犹不如今之警察,故汉人皆以当兵为耻。夫不习戎事,则体力弱;及其为文,自然疲苶矣。曾涤生自办团练,以平洪杨之乱,国势既变,湘军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风骨遒上,得阳刚之气为多。虽继起无人,然并世有王湘绮,亦可云近于阳刚矣。湘绮与涤生路径不同,涤生自桐城入而不为八家所囿;湘绮虽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径实与七子相同,其所为诗,宛然七子作也。惟明人见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讲其他学问。昌黎云:作文宜略识字。七子不能,故虽高谈秦汉,终不能逮。湘绮可谓识字者矣,故其文优于七子也。由上所论,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国势及风俗,其彰彰可见者也。

曾国藩

文之变迁,不必依骈散为论,然综观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秦汉尚武,故为散文,骈句罕见。东汉崇儒术,渐有骈句。魏晋南朝,纯乎尚文,故骈俪盛行。唐代尚武,散体复兴(唐人散体,非始于韩柳。韩柳之前,有独孤及、梁肃、萧颖士、元结辈,其文渐趋于散。惟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渐厚耳。譬之山岭脉络,来至独孤、萧、梁,至韩柳乃结成高峰也)。宋不尚武,其文通行四六。作散文者,仅欧曾王苏数人而已(姚姬传云:论文章,虽朱子亦未为是。大抵南宋之文,为后世场屋之祖。吕东莱、陈止斋、叶水心,学问虽胜,文则不工。《东莱博议》,纯乎场屋之文。陈止斋、叶水心之作,当时所谓对策八面锋,亦仅可应试而已)。余波及于明清。桐城一派,上接秦汉、下承韩柳固不足,以继北宋之轨则有余,胜于南宋之作远矣。

唐宋以来之散文,导源于独孤及、萧颖士辈,是固然矣。然其前犹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文中子》书,虽不可信,要不失为初唐人手笔。其书述其季弟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作《五斗先生传》(见《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见。以意度之,殆拟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其可见者,《醉乡记》《负苓者传》,皆散漫而不用力,于陶氏为近,不可不推为唐代散文之发端。又马周所作章奏,摹拟贾太傅《治安策》,于散体中为有骨力。唐人视周为策士一流,不与文学之士同科,实亦散文之滥觞也。大凡文品与当时国势不符者,文虽工而人不之重。燕许庙堂之文,当时重之,而陆宣公论事明白之作,见重于后世者,当时反不推崇。萧颖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结始为谲怪,独孤及、梁肃变其本而加之厉。至昌黎始明言词必己出,凡古人已用之语,必屏弃不取,而别铸新词。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孙樵,无不皆然。风气既成,宜乎宣公奏议之不见崇矣。然造词之风,实非始于昌黎。《唐阙史》云:“左将军吐突承璀(昌黎同时人)方承恩顾,及将败之岁,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一日,晨启其户,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瘗,虽防口甚固,而娓娓有知者。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姑为我微行省闼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甥禀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词诘守卫,辄不许进。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甥驰告曰:‘醋大知之久矣,(原注: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易左军地毛曰东广坤毳则与称龙门虬户无异,以言之者无碍,闻之者立悟。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习。故樊宗师作《绛守居园池记》,而昌黎称为文从字顺也。今观其文,代东方以丙、西方以庚,亦东广坤毳之类。昌黎称之者,以其语语生造,合于己意也。盖造词为当时风尚,而昌黎则其杰出者耳。

欧阳永叔号称宗师韩柳,其实与韩柳异辙。惟以不重四六为学韩柳耳。永叔《题绛守居园池记》,诋呵樊氏,不遗余力,可知其与昌黎异趣矣。宋子京与永叔同时,皆以学昌黎为名,而子京喜造词,今《新唐书》在,人以涩体称之,可证也。夫自作单篇,未尝不可造词;作史则不当专务生造。子京之文,有盛名于时,及永叔之文行,趋之者皆崇自然;于是子京之文不复见称道。故知文品不合于时代,虽工亦不行也。

《欧阳文忠公集》

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极。北宋初年,柳河东(开)、穆伯长(修),稍为杰出。河东文实不工,伯长才力薄弱,而故为佶屈聱牙。于时王禹偁所作,实较柳穆为胜,惟才力亦薄弱耳。禹偁激赏丁谓、孙何,《宋史·丁谓传》云:谓与何同袖文谒禹偁,禹偁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三百年始有此作。二人之文,今不可见。穆伯长弟子尹师鲁(洙),文颇可观。苏子美(舜钦)亦佳,师鲁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师鲁简练,永叔摇曳为异。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昉也。苏子美仕不得志,颇效柳州之所为,永叔亟称之。此二家较柳穆王三家为胜。又永叔同时有刘原父(敞),才力宏大,司马温公文亦醇美。今人率称八家,以余论之,唐宋不止八家。唐有萧颖士、独孤及、韩愈、柳宗元、李翱五家(皇甫湜、孙樵不足数),宋则尹洙、苏舜钦、刘敞、宋祁、司马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苏门如秦观之《淮海集》、苏过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出东坡之窠臼,故不取。元结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称唐宋十七家。茅鹿门之所以定为八家者,盖韩柳以前之作,存者无多;宋初人文亦寡。六家之文,于八股为近;韩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为八家耳。

权德舆年辈高于昌黎,文亦不恶,惟少林下风度耳。明台阁体即自此出。杜牧之文为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惟粗豪太过耳。近桐城、阳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为论文之准。然则权德舆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雅健并行,二家所短。若依此选文,唐可八家(合权、杜数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苏过数之),允为文章楷则矣(雅健者,文章入门之要诀,不仅散文之须雅健,骈文亦须雅健,派别可以不论)。乾嘉间朱竹君(筠)《笥河文集》行于北方,其文亦雅而不健,似台阁一路。姚姬传笑之,以为笥河一生为文学宋景濂,永远是门外汉。是故雅而不健,不可;健而不雅,亦不可。明于雅健二字,或为独行之文,或为著作之文,各视其人之力以为取舍,庶乎可以言文。

继此复须讨论者,文章之分类是也。《文心雕龙》分为十九类,《古文辞类纂》则为十三类。今依陆士衡《文赋》为说,取其简要也。自古惟能文之士为能论文,否则皮傅之语,必无是处。士衡《文赋》,区分十类,虽有不足,然语语确切,可作准绳,其言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十类以外,传状序记,士衡所未齿列。今案:象传一项,晋人所作,有《李郃传》《管辂传》,全文今不可见。就唐人所引观之,大抵散漫,无密栗之致。行状一项,《文选》录任彦昇《竟陵文宣王行状》一篇,体裁与后世所作不类。原行状之体,本与传同,而当时所作,文多质少,语率含浑(行状上之尚书,考功司据以拟谥,李翱以为今之行状,文过其质,不可为据,始变文为质,不加藻饰)。游记一项,古人视同小说,不以入文苑。东汉初,马第伯作《封禅仪记》,偶然乘兴之笔。后则游记渐孳,士衡时尚无是也。序录一项,古人皆自著书而自为序。刘向为各家之书作序,此乃在官之作;后世为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无是也。此四项,士衡所不论,今就士衡所赋者论之:

陈谏之书陆机《文赋》

诗、赋:士衡缘情、体物二语,实作诗造赋之要。赋本古诗之流,七国时始为别子之祖。至汉,《子虚》《上林》,篇幅扩大,而《古诗十九首》仍为短章。盖体物者,铺陈其事,不厌周祥,故曰浏亮。缘情者,咏歌依违,不可直言,故曰绮靡。然赋亦有缘情之作,如班孟坚之《幽通》、张平子之《思玄》、王仲宣之《登楼》,皆偶一为之,非赋之正体也。

碑、诔:古人刻石,不以碑名。秦皇刻石,峄山、泰山、琅琊、碣石、会稽诸处,皆直称刻石,不称碑。庙之有碑,本以丽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作碑文者,东汉始盛。今汉碑存者百余通,皆属文言。往往世系之下,缀以考语;所治何学,又加考语;每历一官,辄加考语,无直叙其事者。故曰“披文以相质也”。不若是,将与行状、家传无别。魏晋不许立碑;北朝碑文,体制近于汉碑;中唐以前之碑,体制亦未变也。独孤及、梁肃始为散文,然犹不直叙也。韩昌黎作《南海神庙碑》,纯依汉碑之体;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则可,作传即不可。桐城诸贤不知此,以昌黎之碑为独创,不知本袭旧例也(昌黎犹知文体,宋以后渐不然)。宋人作碑,一如家传,惟首尾异耳。此实非碑之正体。观夫蔡中郎为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属辞可以变化;若为质言,岂有一人之事迹,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汉碑有称“诔曰”者,知碑与诔本不必分,然大体亦有区别。碑虽主于文饰,仍以事实为重。诔则但须缠绵凄怆而已。后世作诔者少,潘安仁《马汧督诔》,乃是披文相质之作。碑与诔故是同类。后世祭文,则与诔同源。

铭、箴:碑亦有铭。此所谓铭,则器物之铭也。崔子玉《座右铭》,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类,取其义,不取其文耳。张孟阳《剑阁铭》云:“敢告梁益。”是箴体也。所谓博约温润者,语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然则《剑阁铭》是铭之正轨也。箴之由来已久。官箴王阙,本以刺上,后世作箴,皆依《虞箴》为法,扬子云、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余篇。所与铭异者,有顿挫之句,以直言为极,故曰“顿挫而清壮”也。张茂先《女史箴》,笔路渐异,尚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则失其步趋者也。

颂、论:三颂而外,秦碑亦颂之类也。刻石颂德,斯之谓颂矣。惟古代之颂,用之祭祀。生人作颂,始于秦碑,及后人作碑亦称“颂曰”是也。柳子厚作《平淮西雅》,其实颂也。颂与雅,后世不甚分耳。要以优游炳蔚为贵。论者,评议臧否之作。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论不足以发表其思想,故贵乎精微朗畅也。士衡拟《过秦》作《辩亡论》,议封建作《五等论》。二者皆论政之文,故为粗枝大叶,而非论之正体。当以诸子为法,论名理不论事理,乃为精微朗畅者矣。庄荀之论,无一不合精微朗畅之旨。韩非亦有之,但不称论耳(论事之作,不以为正体,王褒《四子讲德论》作于汉代,周秦无有也)。《文选》录王褒《四子讲德论》,论事本非正体,当为士衡所不数。盖周秦而后,六朝清谈佛法诸论,合乎正轨。《崇有论》反对清谈,《神灭论》反对佛法,此亦非朗畅不能取胜。此种论,唐以后不能作。盖唐以后人只能论事理,不能论名理矣。刘梦得、柳子厚作《天论》,似乎精细,要未臻精微朗畅之地。宋儒有精微之理,而作文不能朗畅,故流为语录。

奏、说:七国时游说,多取口说而鲜上书,上书即奏也。纵横家之作,大抵放恣,苏秦、范雎是矣,即李斯《谏逐客》亦然。自汉人乃变为平彻闲雅之作,以天下统一,纵横之风替也。平则易解,雅则可登于庙堂。此种体式,自汉至唐不变。至明人奏议,辄以痛骂为能事,故焦里堂谓温柔敦厚之教至明人而尽。如杨叔山劾严嵩曰贼嵩,虽出忠愤,甚非法式。又如刘良佐、刘泽清称福王拘囚太子是无父子,不纳童氏是无夫妇。又如万历时御史献酒、色、财、气四箴,此皆乖于进言之道。自唐以来,奏议以陆宣公为最善,既平彻又闲雅,可谓正体;所不足者,微嫌繁冗耳。唐人好文,三四千言之奏,人主犹能遍览,若在后世,正恐无暇及此。曾涤生自谓学陆宣公,今观其文,类于八股,平固有之,雅则未能。甲午战后,王湘绮尝代李少荃奏事,多引《诗》《书》,摹拟汉作,雅则有余,平则不足。于是知平彻闲雅之难也。说者古人多为口说,原非命笔为文,《文心雕龙》讥评士衡,谓:“自非谲敌,则惟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不悟七国游士,纵横捭阖,肆口陈言,取快一时,确有炜晔谲诳之观,然其说必与事实相符,乃得见听。苏秦之合纵,非易事也。而六国之君听之者,固以其口辩捷给,亦为有其实学耳。《国策》言苏子去秦而归,揣摩太公阴谋之符,然后出说人主。由今观之,苏子亦不徒恃阴谋,盖明于地理耳。七国时地图难得,惟涉路远者,知舆地大势。荀子游于列国,故《议兵篇》所言地理不误,自余若孟子之贤,犹不知淮泗之不入江(《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不知淮泗不入江也)。汉兴,萧何入关,收秦图籍,故能知天下形势。否则,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惟苏秦居洛阳,必尝见地图,故每述一国境界,悉中事情,然后言其财赋之多寡,兵力之强弱,元元本本,了然无遗。其说赵肃侯也,谓“臣请以天下之地图按之。”夫以草泽匹夫,而深知国情如此,宜乎六国之君不敢不服其说矣。后世口说渐少,惟战争时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于孙权,皆所谓谲诳者。后杜牧之作《燕将录》,载诨忠为燕牧刘济使,说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说刘济子忠,皆慷慨立谈,类于苏秦。颇疑牧之所文饰,非当时实事。昌黎作《董晋行状》,述晋对李怀光语,亦口若悬河。晋服官无闻,此亦疑昌黎所文饰也。然则苏秦而后,口说可信者,惟留侯、诸葛二事。要皆炜晔谲诳,不尽出于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说为不可易也。

综上所论,知士衡所举十条,语语谛当,可作准绳。至其所未及,祭文准诔,传状准史(今人如欲作传,不必他求,只依《史》《汉》可矣。行状与传,大体相同,惟首尾为异。且行状所以议谥,明以来议谥不据行状,则行状无所用之,不作可也)。序记之属,古人所轻。官修书库,序录提要,盖非一人所能为。若私家著述,于古只有自序;他人作之,亦当提挈纲首,不可徒为肤泛。记惟游记可作,《水经注》、马第伯《封禅仪记》,皆足取法。宋人游记叙山水者,多就琐碎之处著笔,而不言大势,实无足取。余谓《文赋》十类之外,补此数条已足。姚氏《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大旨不谬。然所见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诸子、《史》、《汉》,置东汉、六朝于不论,一若文至西汉即斩焉中绝,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惊者也。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说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师承)?余所论者,似较姚氏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