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慶之間，主張駢體，與古文家争文章之正統者，則有阮元。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大學士，有《揅經室集》。芸臺早歲受知于孫梅，梅字松圃，號春浦，烏程人，乾隆進士，官太平府同知，有《四六叢話》。
《四六叢話·總論叙》云：“文之時義遠矣，侈言博物，積卷增長，刻意爲文，清言入妙。尚心得者遺雕僞，以爲堆垛無工；富才情者忽神思，則曰空疏近陋。各競所長，人更相笑，僕以爲‘齊既失之，楚亦未爲得也’。夫一畫開先，有奇必有偶；三統遞嬗，尚質亦尚文。剪綵爲花，色香自别，惟白受采，真宰有存。西漢之初，追蹤三古，而終軍有奇木白麟之對，兒寬攄奉觴上壽之辭，胎息微萌，儷形已具。迨乎東漢，更爲整贍，豈識其爲四六而造端歟？”《叙騷》又謂古文與四六本無二源，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與人而已。要之春浦之論，謂古文四六，初無軒輊。至其從游者，持論更切。程杲《四六叢話序》云：“俗儒執韓子‘文起八代之衰’，遂謂四六不逮古遠甚，不知國家制策表箋，有必不能廢此體者，即如柳、歐、蘇、王，文與韓埒，其集中典麗雄偉，何嘗不與古文並傳？甚矣，夏蟲不足以語冰也！”此語至芸臺而益推闡之。
《揅經室集》有《文言説》《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與友人論古文書》《四六叢話序》及《學海堂文筆策對》。《文言説》首以古人之説，立文章義界，語略如次：
許氏《説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爾雅·釋訓》主于訓蒙，“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二十條，亦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辭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横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
《文言説》篇末又云：“千古之文，莫大於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之人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大抵阮氏立論，要以六朝文筆之别爲定見，因是上引《文言》以爲依歸。實則六朝文筆之界，不盡如《學海堂文筆對》所云云，彦和《總術》一篇，概可知矣。至於尚論古昔，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自爲顛撲不破之論，然而不能以古人之已然，斷後人之必然。何則？時代遞遷，無一定不變之理故也。且文之言古，以先秦兩漢單行之古，對晉宋六代駢儷之今而言，今與古相待而成者也，必以稱古薄之，又將何稱？此則阮氏之言，固有未可通者。《文選序書後》，更進而争文統，其言云：
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人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耦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説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詰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沉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彦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所謂文者，鮮矣，合于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
芸臺《四六叢話序》又云：“考夫魏文《典論》，士衡《文賦》，摯虞析其《流别》，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制，評騭才華；豈知古調已遥，矯枉或過，莫守彦和之論，易爲真氏之宗矣。”此言亦就文統立論。
《昭明文選序》自稱于經史諸子之作，概置勿録，然賈誼《過秦》、魏文《典論》二篇，闌入《選》中，論者已有改子爲集之譏。芸臺遠紹昭明之説，《文選序書後》及《四六叢話序》云：
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説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自周以來，體格有殊，文章無異，若夫昌黎肇作，皇、李從風；歐陽自興，蘇、王繼軌，體既變而從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並升荀、孟之堂，核其叙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繆，儉腹徒襲爲空疏，此沿子史之正流，循經傳以分軌也。（《四六叢話序》）
芸臺之説，繼體昭明，簡别文體，義例至嚴。然如《文選序書後》又云：“四書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實則試場之文，亦稱經義，今謂經義爲文家正統，而黜説經講學之作以爲經派，不得稱“文”，此又進退失據者也。章實齋謂“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其言于文章之流變，所得深矣。
大抵芸臺之言，蓋有鑒於當時古文家之空疏，故起而與争文章之正統。《與友人論古文書》云：“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其鄙不與伍之意，可以想見。近代劉師培立論，大抵宗阮氏，其《論文雜記》，列舉後人之所以學韓、歐者三端云：“一以六朝以來，文體日卑，以聲色辭華相矜尚，欲矯其弊，不得不用韓文。一以兩宋鴻儒，喜言道學，而昌黎所言，適與相符，遂目爲文能載道，既宗其道，復法其文。一以宋代以降，學者習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韓、歐之文便於蹈虚也，遂群相效法，而韓、歐之文，遂爲後世古文之正宗矣。”劉氏又謂世有正名之聖人，知言之君子，其唯易“古文”之名爲雜著，此則推源阮氏之論而揚其餘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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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阮元焦循”，復圈去“焦循”。1961年講義有論焦循一節，録存於附録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