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字曉嵐，晚號石雲，獻縣人，乾隆進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後官至協辦大學士，任《四庫全書》總纂，校訂整理，一生精力，悉注於此，年八十二卒，有《紀文達公遺集》。曉嵐論析詩文源流正僞，語極精，今見於《四庫全書提要》，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紀氏者。
曉嵐對於文學批評之貢獻，最大者在其對於此科，獨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累累如貫珠，其語見於嘉慶丙辰、壬戌兩科《會試策問》，節録於次：
齊、梁綺靡，去李、杜遠甚，而杜甫以陰鏗比李白，又自稱“頗學陰何”，其故何也？蘇、黄爲元大宗，元好問《論詩絶句》指爲“滄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於美刺無關，而論者謂之上乘；元、白諷諭，源出變雅，有益勸懲，而論者謂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歟否歟？《擊壤》流爲濂洛風雅，是不入詩格者也，然據理而談，亦無以難之；《昌穀集》流爲《鐵崖樂府》，是破壞詩律者也，然嗜奇者衆，亦不廢之，何以救其弊歟？北地、信陽以摹擬漢唐，流爲膚濫，然因此禁學漢唐，是盡古人之規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意”，流爲纖佻，然因此惡生新意，是錮天下之性靈也，又何以酌其中歟？（《嘉慶丙辰會試策問》）
問屈、宋以前，無以文章名世者，枚、馬以後，詞賦始多，《典論》以後，論文始盛，至唐、宋而門户分，異同競矣。齊、梁、陳、隋，韓愈以爲“衆作等蟬噪”；杜甫則云：“頗學陰何苦用心。”李白觸忤權幸，杜甫憂國忠君，而朱子謂“李、杜祇是酒人”。韓愈《平淮西碑》，李商隱推之甚力，而姚鉉撰《唐文粹》，乃黜韓而仍録段文昌作。元稹多綺羅脂粉之詞，固矣；白居易詩如十首《秦吟》，近正聲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詆之。蘇、黄爲宋代巨擘，而魏泰《東軒筆録》詆黄爲“當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元好問《論詩絶句》亦曰：“只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横流却是誰？”凡此作者論者，皆非淺學，其牴牾必有故焉，多士潛心文藝久矣，其持平以對。（《嘉慶壬戌會試策問》）
以文學批評史策士，在當時自屬創格，故壬戌三場會試，四千人中除一卷外，於此條無置答者。其他曉嵐以文學史發問者尚多，不更贅述。
歷代以還，文學上之轉變，曉嵐以兩語蔽之，曰“風尚”，曰“氣運”，見於《愛鼎堂文集序》。首謂“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爲《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爲《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論及風尚，則有趨風尚、變風尚之不同，其言如次：
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沈。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鬬巧争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頽敝之習，亦不願黨同伐異，啓門户之争，孑然獨立，自爲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爲一途焉。
鍾嶸《詩品》論後代詩人，出於《小雅》《國風》《楚詞》三派，曉嵐則謂流别所自，正變遞乘，不出兩途：
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漢遺音，沿波于屈宋者爲六朝綺語。上下二千餘年，刻骨鏤心，千匯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末流所至，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秘騁妍，弊極於《玉臺》《香奩》諸集，左右齗齗，更相笑也。余謂西河卜子，傳《詩》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師遞有增加，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於繪畫横陳，不誠已甚歟！（《雲林詩鈔序》）
曉嵐論文章流變，語已見前，至論後人學古，亦謂不出擬議、變化兩途。《鶴街詩稿序》云：“從擬議之説最著者無過青丘，仿漢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丘之體裁如何，則莫能答也。從變化之説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實則後人之作，不變體裁，無以制勝，宋人之詞，元人之曲，皆能千古，而其詩卒不能與唐人抗衡者，體裁爲之也。曉嵐窺破此難，故云：“古人爲詩，似難尚易，今人爲詩，似易實難。”又自稱年將八十，瑟縮不敢作一語，“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撝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皆識力過人處。
清初晚唐、宋詩二派，中分天下，推演遞嬗，迄未能定。紀氏之論，于晚唐一派，頗多見諒，如《書韓致堯集後》云：“詩至五代，駸駸乎入詞曲矣，然必一切繩以開寶之格，則由是以上，將執漢魏以繩開寶，執詩騷以繩漢魏，而《三百》以下，且無詩矣，豈通論哉！”又如《書八唐人集後》云：“二馮《才調集》海内風行，雖自偏鋒，要亦精詣，其苦心不可没也，第主張太過，欲舉一切而廢之，是其病耳。”至其對於江西派，則議論略别，故當時有人謂其詆諆江西者，其論黄、陳二家之語如次：
涪翁五言古體，大抵有四病，曰腐，曰率，曰雜，曰澀，求其完篇，十不得一，要之力開窔奥，亦實有洞心而駴目者，别擇觀之，未嘗無益也。
涪翁五言古律，皆多不成語，殆長吉所謂“强回筆端作短調”耶？五六言絶，大抵皆粗莽不成詩。
涪翁七言絶，佳者往往斷絶孤迥，骨韻天拔，如側徑峭厓，風泉泠泠然；粗莽支離，十居七八，又作平調率無謂。人固有所不能耳。（以上《書黄山谷集後》）
平心而論，其（後山）五言古劖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椏，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爲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溱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絶則純爲少陵遣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率絶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後山集鈔序》）
綜論明代詩人者，以牧齋之《列朝詩集》爲最完密，然牧齋之論，能見其大而不能無所偏，竹垞、漁洋皆從而議其後，牧齋無以難之也。紀氏《遺集》論明代時文者，如《壬戌會試録序》《積精逸先生經義序》，論明詩者如《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冶亭詩介序》等，皆得其源流所在，而《愛鼎堂遺集序》，持論尤爲簡盡，附録於次：
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爲大宗，由三楊以逮茶陵，未違古格。然日久相沿，群以庸濫腐廓，爲臺閣之體。於是乎北地、信陽出焉，太倉、歷下又出焉，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詰屈聱牙爲高古，以抄撮餖飣爲博奥，餘波四溢，滄海横流。歸太僕齗齗争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么弦側調，僞體日增，而汎濫不可收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