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之衡陽人，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瞿式耜薦于桂王，授行人，尋歸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爲船山先生，所著《船山全集》三百餘卷。有《詩譯》一卷、《夕堂永日緒論内篇》一卷、《外篇》一卷，其尚論詩文者見於此。或合《詩譯》及《夕堂永日緒論内篇》爲《薑齋詩話》。
船山之論，首言琢字之陋。明孫鑛評點《考工》《檀弓》《公》《穀》諸書，剔出殊異語以爲奇峭，船山直謂諸書亦何奇峭之有，故云“文字至琢字而陋甚，以古人文其固陋，具眼人自和哄不得”。又云：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説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由琢字更進而論琢句，船山則謂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又云：
聞之論弈者曰：“得理爲上，受勢次之，最下者著。”文之有警句，猶棋譜中所注妙著也。妙著者求活不得，欲殺無從，投隙以解困戹，拙棋之争勝負者在此。若兩俱善弈，全局皆居勝地，無可用此妙著矣。非謂句不宜工，要當如一片白地光明錦，不容有一疵纇。自始至終，合以成章，意不盡於句中，孰爲警句？孰爲不警之句者？
宋人論詩，好言句眼、詩眼，自山谷以降，二百年間，會心結意者皆在此，船山直以一笑置之，雖論詩不以反江西派得名，而自來論者，未能先之也。江西派論詩要出處，船山則斥之曰：“‘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出處耶？用意别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宋人好以情景立論，見於《瀛奎律髓》者，彰彰可考，船山則謂“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至於起承轉合，八句四柱之論，船山則云：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作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爲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蠚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間萬物之生，無有尻下出頭，枝末生根之理，不謂之不通，其可得乎？
大要船山於宋人之作，少所許可，於詩然，于文亦然。故《夕堂永日緒論》云：
學蘇明允猖狂譎躁，如健訟人强詞奪理。學曾子固如聽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緊話，扳今掉古，牽曳不休，令人不奈。學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轉折煩而精神不屬。
船山論詩，上推於《三百篇》之興觀群怨，此爲其立論一大關鍵。如云：
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於《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坐在人心，流連跌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於《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罝。陶冶風情，别有風旨，不可以典册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
“賜名大國虢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勿删，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耳之不相爲代也久矣。
興、觀、群、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爲群，《柏舟》《小弁》爲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爲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自來詩文立一派别，成一名目，即有若干鈍才，依傍門户，其派之所以得成大名，即在此若干人之影響附會，而此輩之喧争叫呶，亦往往足以舉其全派而傾之。此種風習，至明代而極盛，船山於《夕堂永日緒論》痛言之，上下千年，目光如炬，不憚辭費，迻録於次：
建立門户，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附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左太沖、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降而蕭梁宫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曆十才子，降而温、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琊、歷下，降而竟陵，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宫體盛時，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筆縱横，不屑煙花簇湊。唐初比偶，即有陳子昂、張子壽扢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墨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掇拾誇新，幾同觴令。胡元浮豔，又以矯宋爲工。蠻觸之争，要於興觀群怨，絲毫未有當也。
至其論明代作家者，其語如次：
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爲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若劉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彦昺之高華，貝廷琚之俊逸，湯義仍之靈警，絶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贍，高子業之戌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正以不懸牌開市，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豈與碌碌餘子争市易之場哉？
顧炎武，崑山人，初名絳，字寧人，居亭林鎮，因號亭林，明諸生，魯王時與同里歸莊起兵，官至兵部職方郎中，明亡，周遊四方，所至輒墾田度地，以備有事，所著《日知録》最爲精詣，其他凡數十種。有《救文格論》《論史家之誤》《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論史家追紀日月之法》《論年號地名姓名》《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等凡十數條，大旨爲史家而發也。其論文之作，見於《日知録》卷十九。又卷二十一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爲詩，可乎？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李、杜之詩，所以獨高於唐人者，以其未嘗不似，而未嘗似也。知此者可與言詩也已矣。
《日知録》卷十九首言文須有益於天下，此爲亭林論文之主旨：
文之不可絶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説，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亭林此言，爲其著眼獨高處。《與人書》曰：“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叙》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爲謝絶，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亭林此書，與前説同。
卷十九中痛論文人求古之病，文人摹仿之病。其論求古之病曰：“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尚書》《左氏》，乃剿取《史》《漢》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爲不稱。”語至切當。其論摹仿之病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況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與人書》亦云：“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胸中，便終身不脱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亭林此言，與船山之言，可以合參。蓋依傍古人，與依傍門户，其病正一途也。
“修辭立其誠”一語，爲文學批評中不可磨滅之論。蓋文學之作，多以抒寫情感；使情感而能作僞，則文辭直可投地。《日知録》文辭欺人一節，論之至切。明清之際，士人流品至雜，阮大鋮身爲匪人，《詠懷堂詩集》自比淵明，直可令人失笑，此則情辭之僞，無足置論者也。亭林云：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慚，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僞，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詞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