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詩論，好言宗派，而宗派之説，有時不能盡合，如空同、大復皆出西涯門下，而其後論詩，顯相違忤者是。西涯之門，又有楊慎，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嘉靖中以議大禮杖謫永昌，嘉靖三十八年卒。升庵博洽，爲明代第一，詩文雜著至一百餘種。《四庫全書提要》稱“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户，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于何、李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禄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
《列朝詩集·楊慎小傳》云：“用修垂髫賦《黄葉》詩，爲茶陵文正公所知，登第又出門下，詩文衣缽，實出指授。及北地哆言復古，力排茶陵，海内爲之風靡，用修乃沈酣六朝，攬采晚唐，創爲淵博靡麗之詞，其意欲壓倒李何，爲茶陵别張壁壘，不與角勝口舌間也。援據博則舛誤良多，摹仿慣則瑕疵互見，竄改古人，假託往籍，英雄欺人，亦時有之。”竄改假託之病，於升庵論中時時見之，牧齋此論，不可不知。
升庵論文著文尚體要之説，其言云：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説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觀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閲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予謂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瞶，……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
升庵于明代理學家多所不滿，理學家自謂其文爲布帛菽粟，升庵則嘲其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理學家好稱宋人，升庵則並宋人而斥之曰：
今世學者失之陋，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説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録；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棅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顔、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説誤之也。
升庵之詩，由六朝入，故言《選》詩，語多精到，與後來李攀龍等不同。《升庵詩話》論庾信詩云：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絶，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强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馮班《古今樂府論》云：“沈佺期《盧家少婦》，今人以爲律詩。唐樂府亦用律詩，唐人李義山有轉韻律詩，白樂天、杜牧之集中所載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則古、律之分，今人亦不能全别矣。”其言于古人律詩，言之至辯，蓋唐人之律，與後人之律不盡同故也。升庵之説，認定唐人五言律詩出於六朝，故取六朝儷篇，輯爲一編，題曰《五言律祖》。自序云：“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於漢京。‘遊女’《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宜，是儷律本於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尾，創自唐人乎？”升庵又有《寄張禺山》一書，録梁簡文《春情曲》、後魏温子昇《擣衣》、陳後主《聽筝》、隋王無功《北山》諸詩，識云：“此四首聲調相類，七言律之濫觴也。往年欲選七言律爲一集，而以此先之，老倦不能，聊書以呈下覽。”此意與其編《五言律祖》之意同，皆欲於五七言律，爲探本窮源之作也。
升庵于老杜詩，不甚許可，其意見于《答劉嵩陽書》，而於《升庵詩話》暢言之，亦卓識敢言之士也：
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實自朱始。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答劉嵩陽書》）
七律自初唐至開元，名家如太白、浩然、韋、儲，集中不過數首，惟少陵獨多至二百首，其雄壯鏗鏘，過於一時，而古意亦少衰矣。譬之後世，舉業時文盛而古文衰廢，自然之理。（《升庵詩話》）
方虚谷謂“文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律”，《升庵詩話》則謂“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絶句又詩之精者”，《詩話》于晚唐絶句，推列極多，其言亦自有簡擇，如云：
學詩者動輒言唐詩，便以爲好，不思唐人有極惡劣者，如薛逢、戎昱，乃盛唐之晚唐。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下者，望羅、杜又不及矣。其詩如“一個禰衡容不得”，又“一領青衫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説；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餓貓窺鼠穴，饑犬舐魚砧”；又如“莫將閑話當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又如“水牛浮鼻渡，沙鳥點頭行”；此類皆下浄優人口中語，而宋人方采以爲詩法，入《全唐詩話》。
升庵論詩大抵排斥宋人，如云：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
宋人論詩云：“今人論詩往往要出處，‘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此語似高而實卑也，何以言之？聖人之心如化工，然後矢口成文，吐辭爲經。自聖人以下，必須則古昔，稱先王矣。若以無出處之語，皆可爲詩，則凡道聽塗説，街談巷語，酗徒之駡坐，里媼之駡雞，皆詩也，亦何必讀書哉？
此語針對朱晦庵之言而發，晦庵不以批評名家，然“即目所見”，“羌無故實”，其語出自仲偉，固非晦庵一人之言也。至於街談巷語，原不必爲詩，亦不必非詩。“睅其目，皤其腹，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之句，流傳千古；至若滄浪之歌，尤詩家之恒言，無待引證。持升庵此語與王叔武、李空同相較，其長短固可知矣。
升庵論明代之詩，語見《詩話》，自言得之于唐元薦：
弘治中文明中天，古學焕日；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爲赤幟，而和之者多失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稱白眉，而識者皆以爲旁門。至李、何二子一出，變而學杜，壯乎偉矣，然正變雲擾而剽襲雷同，比興漸微而風騷稍遠。唐子應德，箴其偏焉。嘉靖初稍稍厭棄，更爲六朝之調，初唐之體，蔚乎盛矣，而纖豔不逞，闡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食。陳子約之，議其後焉。
有明一代論詞之作，殊不多見，《升庵詞品》于兩宋諸家，擇尤摘録，于明人中獨具隻眼。《詞品》列舉《蝶戀花》《滿庭芳》《鷓鴣天》《菩薩蠻》諸調，言其得名所由，偶然疏忽，在所不免，至其論詞韻者，如云：
沈約之韻，未必悉合聲律，而今詩人守之如金科玉條。此無他，今之詩學李、杜，李、杜學六朝，往往用沈韻，故相襲不能革也。若作填詞，自可通變。如朋字與蒸同押，打字與等同押，卦字畫字與怪壞同押，中是鴃舌之病，豈可以爲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然予觀宋人填詞，亦已有開先者，蓋真見在人心目，有不約而同者，俗見之膠固，豈能眯豪傑之目哉？
宋人詞韻，與詩韻本相出入，升庵之説是也。其後更衍爲毛奇齡之説，一若全部詞韻，處處皆可通轉，此又變本加厲之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