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儒治《詩》三百五篇，以經生而論文學作品，其言往往不中窾要。宋人論《詩》，往往自出見地，今記其説於次。
自歐陽修著《詩本義》，其言已不盡遵毛，然時機尚早，故其攻擊《毛序》，不若後人之甚，永叔之言，大抵崇《序》而不盡遵《序》。論及毛、鄭，則往往以其與《詩序》違合，定其是非；毛、鄭相違，則往往申毛而絀鄭。又嘗慨然於《三家詩》之散佚，而不知鄭之間用三家以糾毛。至於持論，或就文義以求經義，此則文人論《詩》之見，不必與經生合者，其論《詩序》之言如次：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詩本義》卷十四）
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説《詩》義，與今《序》義多同，故後儒異説爲《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爲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爲信！疑此二篇之《序》，爲講師以己説汩之。不然，安得謬論之如此也！（《詩本義》卷一）
蘇轍作《詩傳》，始去《小序》，止留序首一句，其言曰：“《東漢·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書·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説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以爲此孔子之舊也。”至紹興間而有程大昌、王質、鄭樵之説。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縣人，紹興二十年進士，有《詩論》。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有《詩總聞》。樵字漁仲，莆田人，紹興中，以薦召對，授右迪功郎，有《詩辨妄》，論《詩》之作，亦間見《通志》。大昌《詩論》亦不主《序》，論《序》有古《序》、宏《序》之分，又謂古《序》非一人之作，其言是矣，然必謂“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説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詩論》十三）其説未爲定論，蓋其時三家《詩》説已亡，輯佚之事未盛，所謂事無兩造之詞，則獄有偏聽之惑是也。
程氏立論，謂《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其言云：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詩論》一）
程氏謂《南》、《雅》、《頌》爲樂詩，而諸國爲徒詩，後世不從其説。獨論《鼓鐘》“以雅以南”之南，爲二南之詩，季札觀樂象箾南籥之南，爲《二南》之舞，確爲創獲。其論《風》《雅》無正變，則其説尤爲得當：
四者——（指《風》《小雅》《大雅》及《頌》）——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説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詩論》四）
王質著《詩總聞》，宋人稱爲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紀昀則謂其論穿鑿固多，而懸解亦不少。王質謂南爲樂歌名，故於《詩》爲《南》《風》《雅》《頌》之分，與大昌合。其言《風》《雅》《頌》者如次：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荂》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爲詠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侑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詩總聞》卷九）
鄭樵之説見《詩辨妄》。其書已佚，周孚嘗舉漁仲之論，加以駁正，名其書曰《非詩辨妄》，鄭説反賴是稍存梗概。其他見於《通志》者，如云：
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説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説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説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説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没無聞！（《通志樂略》）
《通志·昆蟲草木略·序》又申其説云：
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質正于大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説《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漁仲認定《詩》三百五篇所重，不在義理，故推求《詩》旨，敢於立論。《將仲子》一篇，舊説以爲刺莊公，漁仲則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于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説者又從而巧爲之説以實其事，誤亦甚矣”。（見朱子《詩序辯説》）至是而排斥《詩序》，遂成定論，其後朱子遂有《詩集傳》之作。
朱子《詩序辯説》云：
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説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説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説孤行，則其牴牾之跡，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
《詩集傳》推求詩旨，往往突過前人，震懾聾俗，雖間有沿襲舊説，未及是正，而於正變大小之説，未下論定者，然其立論之勇，不易幾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