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文體薄弱，宋興而後，柳開始致力於古文。 [1] 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少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又改名改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嘗著《應責》一篇云：“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柳開雖有志於復古，然其影響所及則甚微。及楊億代興，天下靡然從風。石介作《怪説》，謂“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不知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斯時楊億之説，盛行可知矣。楊億之後，穆修、尹師魯，及蘇舜欽兄弟致力古文，皆視歐陽修爲略前。穆修有《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述如經。能崒然聳唐德于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歟。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嘉祐間官至參知政事，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晚號六一居士，殁謚文忠。其子發等《先公事迹》云：“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僻澀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公伻圖，禹操畚鍤，傅説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之説。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誕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永叔知貢舉事，爲北宋文風轉移之一大關鍵，其門下士如曾鞏、蘇氏兄弟等，皆爲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之人物。
永叔之文淵源於韓愈，少時家漢東，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于州南大姓李氏，見其言深厚而雄博，舉進士及第後，與尹師魯等學爲古文，而韓文遂行於世。修《記舊本韓文後》曰：“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于一時，而師法于千萬世，韓愈之文没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逾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
古文家好言道，永叔亦言道，然細味之，其言與前人異。《六一題跋》斥柳子厚甚至，其《讀李翱文》一篇，更揚習之而抑昌黎，至云：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此其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此篇所述，蓋有感於時事而發，然修言道與文之關係，實較韓愈爲刻切，爲深入。《答吴充秀才書》曰：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與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
永叔又有《與樂秀才書》，其言與《答吴充書》髣髴，大旨謂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故其敦勉後學，大率皆以學道爲言，而不亟亟于學文，此其與韓愈不同處。
永叔論詩之説，見於文集及《六一詩話》《筆説》所載，有《論李白杜甫詩優劣》一條云：
“落日欲没峴山西，倒著接 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争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横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强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
此節認定杜甫天才不及李白，而一節精强，亦自過之。又修自稱所爲《廬山高》及《琵琶引》，嘗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杜甫不可及，李白可及。”其自負如此，語見《苕溪漁隱叢話》。 [2]
修與尹師魯、石曼卿、蘇舜欽、梅堯臣爲友，而與梅交最久，文章許與，尤見深切，其稱聖俞之詩者，見於《書梅聖俞稿後》，及《梅聖俞詩集序》，至《六一詩話》中，尤往往見之：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書梅聖俞稿後》）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詩話》與司馬光《續詩話》，及劉攽《中山詩話》，在北宋詩話中，稱爲最古，雖《四庫總目提要》稱其體兼説部，然亦有深切入細之論，如所載梅聖俞論詩一條云：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續詩話》司馬光作，自序云：“《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其論杜甫一則，尤得理解，録之於次：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劉攽字貢父，新喻人，元祐中中書舍人，在熙寧、元祐間，以博洽名一世，所著《中山詩話》，于歐陽永叔之説，頗多異同。如云：“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 [3]
北宋文人，曾、王、二蘇皆出歐公門下，而論文之説，最有當于歐公者，獨爲曾鞏。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上歐陽學士第一書》云：“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絜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温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爲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踳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其言于永叔之文，得其深致。
子固論文，言“理當無二”。所謂理者，謂道理之理，與朱子之説近，而與東坡之説大異，其言云：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言，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雖其文數萬，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説，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故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捨不當于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説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王子直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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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此數語作：“范仲淹作《尹師魯集序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於古。’”
[2] 1933年講義云：“此説出《石林詩話》，未可盡信，《苕溪漁隱叢話》嘗駁正之。”
[3] 1933年講義下云：“此於歐陽之李、杜優劣説有微詞。又曰：‘歐陽永叔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初遂成堆”爲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激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毋似之乎？’此則于其論詩處未不滿。又云：‘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形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滿，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其言亦切當。貢父又云：‘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辭平易，自是奇作。’宋詩重理重意，此言其先驅也。”